《动止持福帖》又称《至性帖》,行书尺牍十五行,蓑衣裱,因经割裂而或有缺字所以文句有不甚通顺处。帖后有元人何谦光跋,称之为“笔底龙蛇飞动,纨素间虽颜筋柳骨未有能出其右者。”虽系赞美之辞而实不得要领,反不如《书史会要》所评:“作斜弩之笔,一字皆成横欹之势。”笔法颇类其父,注重结态造势,以险求夷,欹侧生姿。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较之老米书笔笔压纸、笔笔离纸的沉着痛快,小米书没有那般笔势凌厉,而是笔画柔和,结体收敛,显得有些紧迫、局促。

鉴藏印记:元代“郭氏秘玩之印”(朱 文)、“审定真迹”(朱文),明代“孙琦 之印”、“翰墨林书画章”(朱文)等。

历代著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大 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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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友仁皇恐顿首再拜,

宗丞学士至性坐右。即日伏惟

节抑顺变序之迁,

动止持福,不胜驰情之深。自

承庐

同封茔次,既未经百日,

义不敢遣人

上问。忽承

来过张罗之苍,复奉

手况,具审即。远在郊外。友仁

例不讲人事,无由诣

见,

伏纸弟深思跂而已。谨奉手启上

复。不宣.友仁皇恐顿首再拜

宗丞学士至性坐右

米友仁(1074-1153)米芾长子。一名尹仁,小名寅哥、鳌儿,黄庭坚戏称他为“虎儿”,并赠古印和诗:“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故字元晖,晚号懒拙老人。原籍襄阳(今属湖北)人,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其父称大、小米。

早年即以擅长书画知名,徽宗宣和四年(1122)应选入掌书学。南渡后,官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高宗赵构曾命他鉴定法书。但对鉴别书画“往往有一时附会迎合上意者”。善行书,人谓其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家子弟,自有一种风格。他和其父米芾,均为收藏家、鉴赏家。

其山水画,如《云山深意图》,墨钩细云,满纸浮动,山势拖迤逦,隐现出没,林木萧疏,屋宇虚旷,烘锁点染,有风雨云烟之势。自题《潇湘奇观图》长卷中说:“夜雨欲霁,晓烟既泮,则其状类此,余盖戏为潇湘,写千变万化不可名神奇之趣。”明董其昌曾携此图往游洞庭湖,惊叹米友仁的写生本领,说:“舟次斜阳,篷底一望空阔,长天云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戏也。”传世作品有《潇湘奇观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云山得意图》卷,藏上海博物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为司马光亲自书写的原本。 这本作品约 29 行,460 多个字,记录了西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的事件。 卷背有陈谢状5行,24字,亦是司马光手笔。司马光为人行事都很严谨,黄庭坚谓:“余尝观温公《资冶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初(1038)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仁宗末(1036),迁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英宗时(1046-1067),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以所撰《通志》八卷进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王安石得政,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迫使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哲宗即位,元佑初(1086)拜尚忆左朴射兼门下侍郎 ,遂废新法,恢夏旧制,是为“元佑更化”。年六十八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光所著《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光自云编此书“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宗整。此外尚著有《稽古录》、《涑水纪闻》等,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局部)

纵33.8厘米,横130 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 2 3 4 5 6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原名徐寿康,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曾留学法国学习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将西方绘画元素带入中国传统绘画,注重光影、造型,强调描绘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写竹法

1 4 3 29画梅法


8 7 610 9枇杷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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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曾与严子陵是同学,有过同床共寝的渊源,严老夫子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腿杆子搁在皇上的小肚子上鼾然大睡。高士的脚丫子气味想来未必如同他的精神修养那般高贵,刘秀却终于忍受了,为了治国平天下他或者不得不如此,即使是同床异梦,这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姿态是不能不摆的。作为九五之尊的帝王也不得不接受文化人开始自我觉醒的现实。一部分文人再不愿仿效那类投靠君主或诸侯的。

纵横家及充当被圈养的门客,已经萌发了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强烈愿望。岩上之士清高的架子也是非摆不可的,哪怕皇上也未必请得动的。史书的记载,民间的流传,使严夫子的古怪行径遗范千秋。这种对文人高士的尊崇与颂扬,这种价值观被当时以及后世认同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独特的社会现象。

诸葛孔明本可为这类故事写上一章续篇,但经不起刘玄德三顾茅庐的诚意,终于使他放下了原来端得还可以的架子,心肠一软便为这知遇之恩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许这正是这类高士情怀另一途径的体现。不过,这与那种借修身为名,沽名钓誉的不耻之徒的所谓“终南捷径”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孔明持身正大,出世原是真的,有济世之才也是被证明了的,所以到头来也还是让人钦佩。

12013年作 何处无芳草 镜心

魏晋文人从个人价值观的觉醒进而有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明确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为了他的桃花源式的田园梦想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弃官而去,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让世代文人去思索传唱。竹林七贤的嗜酒仗气看似消极遁世的生活方式竟令天下文人趋之若骛,其实却包涵着对世俗社会更深的蔑视,借此维护着文化人更为敏感的人格尊严。嵇康的一简《与山巨源绝交书》将这种精神推到了极至,“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私意堪其所不乐”。为了他的志愿不但官不肯做,与荐他为官的山涛也绝了交:”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不理解他心境者当然难成知交。嵇康最终为他 ”越名教任自然” 的人格追求,为保全自己的精神领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绝非常人以为只是喝喝酒,翻翻青白眼那么轻易的,他是以生命向社会向历史提出了人格精神的价值追问。“形神在我而道德成”, 他企望追求的是那种超越自然形质,高度纯净的精神美。

美术史上大名鼎鼎的王羲之、顾恺之等皆比一时人物,玄思清谈,在《世说新语》中不时可觅到他们的踪迹。精致化,对精神气质追求的极端重视造成对书法绘画的深层次品味,一时间,“形神论”、“意象说”这些中国文化独特的美学标准的提出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切终于铸成了我们后人所称道的“魏晋风骨”,几乎成了世代文化评判的最高典范。邓以蛰在《画理探微》中有过这样的判断:“汉画人物虽静犹动,六朝之人物虽动犹静,此最显著之区别。盖汉取生动,六朝取神耳。”确实,如果以魏晋作为精神源头,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并最终成为最为独特的东方文化精神体系而在中华大地上回旋荡漾了十几个世纪。就绘画领域而言,文人绘画就是这种精神追求的另一种表达语言,是这种精神释放的衍生物。

2风流不在谈锋胜 镜心(片) 设色纸本

“自此以后,哲学向美学更进一步的渗入,当推中唐以后的禅宗哲学和明中叶以后与王阳明心学相联系的自然人性论。但这两者都离不开魏晋玄学所已经奠定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来看,可以说魏晋玄学是有着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意义的。”李泽厚在他的中国美学史上如是说。我们翻开中国美术史,尤其是文人画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彼此相伴而生的脉络。魏晋风范孕育了文人绘画这枝东方文化奇葩,此后的历史上每一次精神波澜都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人绘画大师,无论从王维到苏轼,还是从元四家到明清大家,他们的作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精神追求的烙印。

当我们的眼光转而投向今天的中国画坛,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与古人完全不同的造型能力和无所不能、五花八门的制作技巧,但繁复华丽的表层却无法掩饰文化精神的单一苍白,难以抵挡古代大师们的寥寥数笔。我们不禁要问:现代人的精神渴望能否在传统文化精神里找到家园?难道尚存的几许情怀只够做一番令人黯然神伤淡淡的历史回顾?

当人们欢呼雀跃地高举双手迎接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刻,也许不该忘记,十几亿人口的偌大一个中华民族面对自己独特的曾经辉煌过的文化,留给未来历史的难道只是一声叹息?

3人物小品 镜心 设色纸本

中国画,相对西方舶来画种而言,这个以国名名之的绘画艺术理所当然是以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体系为旨归的。尽管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对画家的绘画才能,笔墨技巧也有了极高的要求,但其精神内涵和美学标准却一直与传统文化血脉相通。传统画论中称其为 “文之余也” 或 ”文之极也”。”余”也好,”极” 也罢,都在强调文化修养乃是中国画的根基所在。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沉湖似乎是不祥之兆,陈寅恪先生悲哀地认为他的死是在祭这种文化:“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种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种文化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痛苦亦愈深。”以其史学家的眼光预见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学的衰落。后虽有章太炎等著名学者奔走讲学,终未能力挽狂澜,无法改变 ”国学”不振的局面。这意味着对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滋养的国画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它的走向没落的命运就此已被判定了。

幸运的是中国的新式教育并没忘记给国画以应有的位置。几乎所有的艺术院校都开没了中国画专业,与油画、版画等量齐观地成为一个绘画专业,这种平等相待使国画又不幸地沦为仅仅是一个绘画品种的境地。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诸君正迷恋于用西方素描来进行中国画的改造。应当说西方的所谓科学的造型训练方式的效果确实立竿见影,明显提高了国画再现客观对象的能力,这种认识被迅速普及,成为美术教育的新正统观被社会、被政府甚至大部分美术教育家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大加肯定。平心而论,部分艺术家进行任何形式的探索与研究都有益而无害,但过分的社会功利因素及权力意识的参与便偏离了这种本意而爆发为一场文化灾害。

于是,在全国各美术院校的努力培养下,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受过西方式造型审美训练的专业美术工作者涌入社会,而作为中国画家所必备的传统文化素养却备受轻视甚至被批判,数十年来终于造成了中国画教育及创新的极度文化贫血,诸多后生学子对民族文化漠视、无知、隔膜麻木、甚至怀有敌意,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了代人受过的革命对象,培养出来的浩浩荡荡被阉割了中国文化情结的美术大军往往成了中国画自身的刀斧手和掘墓人,这倒是那些呕心沥血用西方科学改造中国画的前辈们始料未及的,他们曾天真地以为惟此能期望中国画振兴,眼下的局面与他们的初衷却大相径庭。

在今天,诸多艺术院校的中国画专业已名存实亡,而水墨画正当其称。认为只要有了造型能力什么画都能画,中西画种的区别似乎只在工具材料的转换,可悲的是这种观念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于是,部分院校中国画专业被取消,笼统地被归为绘画专业,正是这种西方化教育观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最合乎逻辑的结局,他们是实在不明白中国画的学习和研究有建立完整的中国文化架构的必要性。

目前,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书写方块字,中国文化的惯性尚有其社会遗韵,社会上还有部分画家借中国画的程式笔墨为傍身之技,笔墨在他们手上已成为形式躯壳,若非以作画为业则与赤裸裸的小商人全无二致。科班出身与江湖画手纵有层次上的千差万别,但在中国文化及精神风骨上的缺失却又殊途同归,都被抽去了中国画的灵魂,没有了文化脊梁的支撑,以此观之真可谓有笔墨等于零,没有笔墨亦等于零。

有些朋友将中国画的复兴寄希望于未来,天真地认为待国富强之时自能唤醒中国人的文化自尊,自己也曾对抱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强烈自信。但恕我短视,从眼下的现实状况分析似乎难以见到这种希望,社会文化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精英的重新分工或分流,国学领域不再成为精英人物的聚集地,更不可能有大量一流人才来进行中国画的研究,所谓“大气向雕虫”的历史现实绝对难以重演。闻一多先生曾描述他们那代知识分子在向西方求索真理的同时尚有“唐贤读破三千卷,勒马回缰作旧诗”的文化依恋,这种文化底蕴在当代精英们身上恐怕是不复存在了。

画坛倒也并不寂寞,各类 ”大师” 呼风唤雨,大多却是媒体与商家炮制的产品,炒作包装,司空见惯,我们不会再有“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不满。若以中国文化的真正高度而论,大概只能发出“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的感叹。新时代的精英们已经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向自己的文化传统道一声“拜拜”了。

4斩尽妖邪 镜心 设色纸本

文人脾气

文人也有脾气,不过他们所取的方式多少让世人觉得有些怪异,不及泼妇骂街或莽汉操刀那么让人一目了然。虽说不免迂回曲折,其实总想发得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大文人则更是显示得天经地义,为文化精神所掩,往往就有了意味深长的含义,让人见识他们的情操与气概。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把诗句写得如此高贵典雅、幽深纯净的屈原,料不到脾气来会那么激烈,竟一头扎进汨罗江中,弄得历代文人惋惜崇敬之外让中国人民陪他吃了两千多年的糯米粽子。大概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洁白而不识权变的心灵方才可能写出这般晶莹绝美的诗歌来。今日浮现于我们脑际三闾大夫的形象也是很有脾气的明代画家陈老莲笔下《屈子行吟图》。图中屈子那清瘦、高古、倔强的神采确实能使我们把他和“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执著精神联系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屈原的投江大家大致还能明了其间的原委。

子陵先生的行为有点超过常人的认知。拜为谏议大夫,却“并不称谢,亦不辞行,挥袖自去”。大撒高士脾气。好在光武帝也算大度,念旧,索性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故曰:“狂奴故态,不足计较”。令人费解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人生态度为何会在中国历史和民间得到如此普遍的认同及推崇?把个严子陵弄得是流芳百世。他这解气发得着实有趣味。

到得魏晋,虽说战乱频仍,可有脾气的文人反倒愈发地多了起来。脾气最怪的莫过于“竹林七贤士”中的嵇康了。他对官场的绝决态度最终导致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能他卓尔不群的才华和不识抬举的人生态度都是他致祸的因素,他招祸于“小过”

,听起来不值,颇让有雄心大志的人觉得有“轻于鸿毛”的味道,在我倒分外钦服他这悠人雅士的本色,为了个人精神的自尊竟能从容赴死,可谓优雅至极、高贵至极、凄美至极。“形神在我而道德成”, 将人格艺术化,将精神之美看得至高无上,中国历史惟魏晋有之。所谓 “魏晋风骨’’正是见之于这种风采。“君子失时不失象”, 惟其如此,才有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般韶秀清玄的诗风。嵇康的脾气恐怕非当下 “时贤” 们所言“逃避现实,无病呻吟”的浅见便能得以了断的。

5诗酒多情似故人 镜心 设色纸本

魏晋间还出过一个五柳先生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 可以算得上平淡至极的他也少不了有些孤高的脾气:虽一度为彭泽令,却不乐为五斗米折腰,赋《归去来兮辞》而自解归,遂不复出仕。弄了个自动离职,下岗了。还大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兴叹,把官场视为牢笼,真不知道该由谁来可怜谁了?史书上说他“少有高趣”,“独超众类”。那芸芸众生们的眼界自然情有可原。他自己也曾著传自况:”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 他是老天生就的懒散优雅、旷达自然,也不是寻常凡夫俗子们能解得通透。

魏晋人的臭脾气影响了十几个世纪,后世的文人也免不了要传染上些坏毛病。苏东坡身处官场却看什么都不顺眼,弄得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文人臭脾气很有些遗传的基因,世代文人似乎总有几个要染上这种毛病,连与文化沾边的书画家也在所难免。比如唐、五代间有个名跻才子行列的贯休和尚便有这样的逸闻:荆州中书令向他请书法,他却勃然大怒:“此事须登坛而授,安可草草而会!”在官吏面前,他架子大得可以,颇有 ”臭老九” 翘尾巴的意思。贯休和尚浙江兰溪人,钱俶称越王,他亦曾投书志贺,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很赞颂了越王的文治武功,不料钱俶做在大喜之余并不知足,令其将“十四州”改“四十州”, 休答:“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佘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即日裹衣钵,拂袖而去。马屁也不是随便拍的。他的《公子行》中有句:“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倒也有些“民为贵,君为轻”的意思,所谓“沙门不敬王者”, 天王老子也未必在他眼里,反正是一身臭脾气,怪道他画的罗汉们都是一副骇世惊俗的模样。6

与他相类的像宋代的梁楷,秉性也不一般。梁楷为宋画院待诏,今日我们都见过他画的《李白行吟图》、《泼墨仙人》、《六祖斫竹图》等作品,大多笔墨豪放,简极而生神。据载其山水、花鸟、人物及道释鬼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故得宋宁宗钦赐佩金带的“荣遇”, 但其个性狂放不羁,不受约束,竟然不受,将金带挂子院中不辞而别,故人称“梁疯子”。古今中外风格鲜明的画家几乎多少在个性上都有些特立独行,人与画合,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气息,无论形式上如何修饰都无法掩盖的。八大山人朱耷、青藤老人徐渭,他们脾气的乖张载于美术史,画界中人可谓尽人皆知,就连白石老人也有“别人骂我、我也骂人”的时候。记得曾见过弘一法师的一个书展,他的字应该说内敛到了极点,没有一丝的狂放张扬,让人看了如入净土,通身清静。不料就中发现竟有这样的文句:“聋人也唱胡笳曲, 不知深浅与高低。”李叔同是懂音律的,书法美术皆有很深的修为,以此作比,可能也碰上了什么不顺眼的事。若让那些故作风雅的大人先生们,那些喜充内行却又往往不知所云,做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行径来的各类媒体见到这种文辞不知会作何想?相传为蔡文姬所作的《胡笳十八拍》幽怨高古,也是聋子唱得的?胸存见地,却以高雅豁达的境界发些委婉曲折的小脾气,让人很可以品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们饱受政治磨难,别说有脾气,能不自轻贱,持身正大,人格不为磨灭者实无几人,历史学家陈寅恪当为楷模,史学家的眼光自能穿透时代、洞悉古今,在那种氛围下不为强权所屈,泰然自若为明末秦淮名妓柳如是作传,著《柳如是别传》。人谓其 ”别有深素焉”,想必他确有独到境界。章士钊为其挚友,作诗赞曰:“闲为才女量身世,不与时贤论短长。”活脱道出了一个史学大家不愿与正值招摇的无行文人计较,不趋时流,冷眼阅世的心态,当为文人鉴。心存高远,尽阅古今,不津津于荣利,“懒”与计较,“懒”得好,最得受用便是一个“懒”字,不怕你有脾气。

1于右任为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身居国民政府要职,且热衷于收藏魏晋六朝碑版,书法以此为契机,化碑做草,提倡标准草书。然而,其做书理念核心则是围绕“自然”,以下这段话可时常读阅,体会其中三昧,另附于明诠先生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

一切须顺乎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是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你看,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一不美。一个人的字,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观的。

2大风起兮云飞扬 ——于右任书法的意义

至清末民初,碑帖合流融合发展,成为日渐明显的一个转折点,于右任就是居于这个转折点的代表书家之一。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以字行,号骚心、大风、剥果、髯翁等,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1903年癸卯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后移居台湾。于右任先生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当然,他一生致力于碑学书法研习,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广“标准草书”,成就卓著,因此,更是现代书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书法大家。

清代乾嘉以来,考据之学大兴,碑学崛起,蔚成风气。而至道咸时期,致力于碑学的书家们已不仅局限于先秦篆隶书体的考证研磨,而更以魏晋六朝墓志造像为取法对象,并熔铸篆隶笔法迟涩浑朴拙厚凝重的特点,引入楷、行、草书体的研习与创造。或刻意刀凿之痕,方劲峻利,棱角兀然;或追求金石漫漶之象,逆行顿挫,苍茫浑朴。自邓石如、何绍基至赵之谦、沈曾植等,逐渐形成了与标榜“书卷气”的帖学书风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技法体系——追求金石气息的碑学技法。事物发展的规律往往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技法意义上看,碑帖之疆界既然是人为所致,也就必然地人为来打破。至民国,三原于右任出,碑帖之融合由此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氏之后,固然仍有以碑帖之界画地为牢者,但非碑非帖或亦碑亦帖的书法探求日益成为主流。于右任书法的根本意义,也正在于此。

于右任早年取法赵孟頫,温文清雅,自言“肥而舒”。及长,亦或时风导引,亦或阅历识见使然,遂移情于碑版,朝夕摩挲,如痴如醉。尝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又有诗赞《广武将军碑》:“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增以广武真三绝。”不仅朝夕手摩心追,且事业奔波之余,广为搜罗志石,先后购置三百余方珍贵碑石墓志,传为佳话。今天我们在西安碑林一、二碑廊所见的大部分珍品,即是于右任先生当年所搜求捐献。于右任先生的部分楷书作品如《邹容墓志》、《茹欲可墓志》等,即明显带有《张猛龙》及元氏墓志的风格特点,足见其于此用功之勤。于右任先生虽然长期浸淫北碑,但与前代碑派书家不同的是,他却形成了非碑非帖又亦碑亦帖的独特审美特点,这就是:用笔的腴润简直,结体的扁宕松阔,点画的劲健坦荡,整体气韵的磊落真率自然大方。包安吴所标榜的“逆势”、“顿挫”之法,后世历代习碑者均奉为碑派圭臬和度人金针,竟被于右任如此轻松地颠覆涤荡。因此说,于右任是有清以来碑帖融合最为成功的典范,一代书风的开拓者。他的成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成因,这三个方面也昭示了其书法审美价值的历史意义。

3其一,独特的习书方法和书学观念。他曾反复申述他的这种独特方法和主张——“学书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写字无死笔,……一有死笔,就不可医治了”;“临是临别人的,写是写自己的;临是收集材料,写是吸收消化。”这些看似寻常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学书者仍不失指导意义,甚至是一种棒喝。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楷体,也不易见到一般习碑者往往难以避免的生硬呆板的“棱角”,下笔简直,行笔率意,结体磊落坦荡,人们斤斤计较的藏露之法他似乎全然不顾,他所要的是碑的风韵而不是碑的刻痕,何故?刻痕皆“死笔”也。在他看来,“无死笔实为书法中之无上要义。”所以他的书法简直率真从容磊落,如此举重若轻的取法,与以描摹碑石之刻痕为能事的迂腐之辈,不啻天壤之别。当我们细细端详他笔下的点画形迹,那种爽直痛快,那种满不在乎,实在不像是一笔一划地写,倒更像是抓起毛笔饱蘸浓墨直接往宣纸上“摔”。那种由此而生成的大气、生气直击观者的精神与灵魂。“取法古人”人人皆懂而无疑义,“不拘泥古人”人人都自以为是,却未必能有几人懂得其真正的意义,何以如此?其一,“取法古人”有标准而“不拘泥古人”没有标准;其二,“取法古人”只需要灵气和勤奋,而“不拘泥古人”则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识见和勇气。因此,如果我们只从于右任的字里看出简直和痛快,则是看问题简单化、表面化了。

其二,中年以来,他以其深厚的功力而“胆大妄为”,致力“碑楷行书化”和“行草书北碑化”的探求。于右任曾反复说过这样的观点:“一切须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是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在他笔下,碑体楷书的行书化和行草书的北碑化,就是他这种“自然观”的直接反映和成功结果。“迁就美观”无疑就是忠实于碑体楷书的方整端严和帖学行书的流美飘逸。怎样不迁就?又怎样不违自然?无非就是保持碑版刻石书迹笔法书写的“自然”和保持行书结构与书写书势的碑体用笔个性的“自然”。这是至今令我们深思的两个“化”,完成这“两化”,则不仅需要他“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力,还需要他卓越不凡高屋建瓴的艺术识见,更需要他诗人的骚心文韵浪漫情怀和特殊经历所养就的胸中丘壑磅礴豪气。

其三,标准草书的倡导与实践。于右任倾其大半生的心血致力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与推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帐”,这是他中年直到老年最大的使命和心愿。1927年始广泛搜集和研究历代草书的帖本、笔法与理论,193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出版《草书月刊》,提出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个标准来改革草书。他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于右任把对标准草书研究推广与国计民生联系起来,足见其“书以载道”的宏伟愿望和书法艺术社会担当的责任和使命,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努力实现“易识、易写、标准、美丽”这样的标准和归宿。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和担当,也许与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视觉艺术审美追求实在不能简单地对接,但也十分有趣,不管他的这一意愿与草书艺术审美之间如何乖谬,但正是这一基本主张和理念,使他从传承两千年的草书圭臬中逃离出来,从完备进而封闭的帖学统系草书笔法的束缚中冲决出来,从有清以来碑帖藩篱对峙中实现了自然而然的融合与超越,从而打破了“碑不能草”的神话。也因此实现了草书艺术的“美丽”——坦荡磊落腴润酣畅。而这“美丽”并非以历史上某家某派“正统”的草书范式为旨归,而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的世俗要求为标准和前提。所以,不管于右任“标准草书”这一主张在艺术理念上有何缺失,但“于体草书”在书法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开拓意义是不朽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艺术探索在跋涉途中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尤其是行草书的“随机性”特点更使其创作过程中的“成功率”遭遇到心态、情绪、材料、工具及当时环境等诸多因素瞬息万变的挑战,不可能件件都是精品。特别是于氏书名日隆,官高位尊,应酬之作过多过滥,甚至学生代笔的情形也在所难免,这些都是我们在充分肯定其书法艺术的创造性高度与书法史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注意的。

教与学,老师只能给你指出一条正路。他自己走过的路,给你参考,让人不至走弯路。

1现在学画,老师把自己的知识告诉你,这只能是一半之功。你要把学到的这一半结合生活,验证它,运用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才称学到。

根基往往在瞬息中体现出来。能做暴风雨中的雄鹰者,完全靠平时磨炼出来的坚实本领。

学画要注意两点:

第一是循序渐进;第二是笔墨运用。

没有笔墨就不成中国画。没有笔就无骨法;没有墨就无神韵。当水果还没有成熟时,尽管给太阳晒,用火烤,甚至涂上颜色,其实仍是生的。学习亦如此,应该老老实实。由生到熟是个必然过程。

不学则已,愈学愈难,知难就能提高,因有追求才觉难,觉易乃落后之兆。

2画中必带生(生就是追有求),不宜过熟。从生到熟,又从熟到生,是一个钻研提高的过程。若全熟则会变成庸(即烂熟)。“熟中带生”,说的是对自己不满足而追求着新的东西。

画家要四知:知天,知地,知人,知时。

凭理性作画难得其生,凭感性作画则难得其理;要凭感性而兼理性,此方能活。

“业精于勤”。手要勤,脑也要勤。学问学问,就是多学多问。要学会“问”。古人说“百思不如一问”。要问人,也要自问。自问自知。唐人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3用笔 用墨 用色

画应快则快,应慢则慢,慢而不滞,快而不飘。线条之虚实处理,用笔之干湿,粗细、疏密、顿挫、转折、轻重必须相宜,否则书面平均,刻板。

俗云:“快工不巧,快饭不饱。”画画不能贪快,快则易草率,过慢则易板滞。

高剑父先生言:“画画用笔,易放难收。”正如下山,如从山顶向山下跑,便无法收住了,一般应该宁慢勿书快。

中国画要讲究笔墨,无笔何能成画。

中国画家一向强调“人”和“笔”,毋使“笔”用“人”,画法与书法用笔道理相通。

执笔欲紧,运笔欲活。

作画要练会悬肘,否则无法伸展作巨画。

学画之初,一定要把食指虚拳之执笔方法练成习惯;久而久之,自然能紧而灵活。

用笔应悟之于心而运于手,一笔之尖高低起伏,快慢顿挫,虚实粗细,心手相应地表达出不同质感量感的东西来。

用笔时心不厌精,手不忌熟,熟者熟练,而不是烂熟。俗语云:熟能生巧即是此理。

运笔锋正晚易藏,锋偏易露。用笔要讲藏锋。若锋芒毕露则易轻薄,而难于沉重;但锋也勿全藏,全藏难显精神,应以有锋处露其精神,藏锋处含其趣味。用笔慢是取其含蓄,快则取其奇巧。应竖应斜,随物而定。顾恺之曰:“若画轻物,宜利其笔,若重物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应做到乍徐还疾,无往弗收。总而言之,用笔离不开“精”“神”“气”“力”四字。用笔忌霸忌恶,忌锋芒毕露,一览无余。

古人说:用笔宁有犀气,毋有霸气、市气、俗气。

用笔有气有韵,千变万化,是从各种素养得来的。

用笔全神贯注,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意奋则笔纵。古人云:用智 不分,乃形于神。

画之先,必深思熟虑,做到胸有成竹,然后下笔,即所谓意在笔先才能一气呵成。犹如在江心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应当机立断,不能犹豫。古人云:犹豫者,事之贼也。

用笔第一要“准”,第二要“活”。准则轻重快慢浓淡大小得其质,得其形;活则得其气、得其神。

用墨足以表达人之素养志趣。古人云:“人品不高,笔墨无法。”笔墨是直接写人内心感情的东西。

用墨应设法露其光彩,墨过干枯则无气韵,过湿则无纹理。总之要掌握它就得下工夫。

用墨无气则浑黑一团,是谓之死墨。活墨则有气有光彩,死墨无气无光彩。

古人用墨方法有二,一种是多次积成谓之积墨;一种是一遍画成。积墨过多易伤气韵,要能薄中见厚。一遍过的虽易得气韵,但有时难得浑厚。

初入手者,宜先用淡墨,以其可改可救,但有把握后,则不拘于此。

画中空白之处,须格外小心,一错难改。成语云 “墨悲丝染”,你们应好好领悟。

画山水须以整体为重,以势为主,着色亦然。大自然变化无常,不以整体取势,则支离破碎,不成画矣。此乃用色之总纲领。古人云:“色有色气。”

山水画之着色,除金碧青绿山水外,须以清淡为主,不可过重,过重则不空灵,且容易以色凝墨。昔人云:“世人皆以着色为易,其实极难,如重入炉火,再见火候,火候稍差,前功尽弃。”

色与墨,相得益彰。要色不凝默,应保留墨之光彩气韵,显出笔之精神。

一画之成,要色调统一,像音乐一样,如果音乐调子不协调,则杂乱无章矣。

画之落墨,从局部开始,须胸有成竹,条条有理。而着色相反,以整体为先,逐步深入,求其细部变化。渐显层次,丰富起来,使色墨相得益彰,符合整体之精神。

着色之法,不能心急,要有步骤,应浓就应淡,一遍多遍,须细心考虑而后下手,要求色调薄中见厚。4

初着色,宁淡勿浓,淡者可加,而过浓则无可补救。

着色要有用笔,方见色之气韵。

着色之法,有渲染之分,有不见笔痕,有可留笔痕。染也有干染湿染之别,湿染笔痕模糊,一般用于第一遍取大效果,后用干染。

染完一遍色,俟干后仔细观察一遍,然后再染。套色之法,取其薄中见厚。古人画绢,也有在背后套色者。

中国画设色分重彩和淡彩二类。但不管重彩还是淡彩,必须以墨为主。特别是重彩之青绿,其色厚,易掩笔墨之气,用之更应注意。

青绿山水分大青绿和小青绿二种 。大青绿 之画。用笔宜浓且重,线条宜少;笔沉浓重,使之色墨对比强烈,线条少使青绿突出。

5重彩难在气韵,淡彩难于浑厚。

石青、石绿、朱砂均是矿物质颜色,只有厚薄之分,并无浓淡之别,故用起来较难(如石绿按微粒结构大小分为头绿、二绿、三绿、四绿等等,微粒越细,其色越淡。当然还要由其本质的色决定,故选料是已初步分开头、二、三绿。越粗越难用,胶多则滞,胶少则易脱落)。

青绿之色,不可和粉,因铅粉中有铅,与青绿起化学变化,同时也无透明感 ,也不宜用桃胶。

青绿不能和藤黄,和藤黄一定发黑。

藤黄是一种树胶,有嫩黄、老黄二种。老黄易枯,嫩黄则新鲜耐久。藤黄不能泡水,泡水则退胶,干后成渣滓矣。

藤黄和花青成嫩绿。再和墨成老绿和汁绿,老绿用于山水中之夹叶,易与墨协调。

山水画中,黄紫二色宜少用,一般黄以赭石代之,古云:黄与紫,等于死。

用粉不宜太厚,如以薄之纸或强绢作画,则有时于背面衬托可矣。

着完一遍青绿之后,候干,可用水渲一遍,防止染第二遍时颜色变重。

画青绿宜用纹细之纸,纹太粗不宜用,古人则多用绢。

6临摹

临画必须忠实于原作,但要以悟为先导,着重于原作之精神,不要依样画葫芦,拘泥于点画之间;但同时又须与原作面貌相符,吸收它的精华,控制于规矩法度之中。

观察贵精,临摹贵似,以神为主切忌谨毛失貎。

临易失形,但易得神,摹易得形而易失神;临收获多,易巩固,摹虽有收获,而易于忘记。

临画运笔宜比原作慢,不错不漏。

黎雄才论语写生

画树先从枯树入手,树为四枝,这是画树的原则,画时先从大处着眼,先抓住树的整体特征(即树的精神),一般来说,大中枝不宜活省略,小枝看情况要进行概括提炼,至于树梢则可以大胆舍去。树干、大、中、小枝的比例要求基本准确,取材时要健康的,不是畸形丑陋的。

先取其势,后取其质。大势既准,则质易求矣。画树要表现出树的年龄、性格、姿态、背向、生长土壤的瘦肥程度等。

树的重心尤其要特别注意,由大到小是画树的大原则,即干至枝至梢是必然之理(但有例外,则必有原因,如裂开或瘿或伤者),树顶受阳光叶子较多,靠树干处叶子总是稀疏的。

画树多是笔笔见笔,无皴擦点染可藏。

画树一般都宜用浓墨,中远景的树有必要的话亦可用浓墨。这是因为树与其他物象对比起来是较浓重的。此亦即古人敢用淡墨画山焦墨点苔之理也。

穿插有致,此画树的要诀,切忌根顶俱齐,在同一画面中有十棵树以下的要务求变化,不使雷同。

老树如老人,纹理多而清楚。城市中的树经人为修剪者多,故不能极其自然之态,但仍可以画。画树要 如画人一样,严格要求。

春树枝软摇曳,不可点墨叶,以草绿着之枝头,以示嫩芽。古人画树有用藤黄入墨,使其色润泽,一般矛条细枝,不用双勾,但与双勾合处(即与树干交接处)不能截然分开,合处着色要浓,可染淡墨。古人云:“山水不问树。”即自然中树种类多,而又缩小千百倍,故不能说明什么树之意。

树无一寸直,故用笔要多转折,以表老干,如以缩一百倍而言,一寸即一丈也。

画树要苍健老硬而有姿态。平原肥沃而土厚者之树少露根,石壁悬崖之树露根的较多。

一般画树之四时有:

春英——叶细而花繁;

夏荫——叶密而茂盛;

秋毛——叶疏而飘零;

冬骨——只有树枝,但亦有因地而异。

树与山石有密切联系,山的丰茂华滋之态,有赖于树木来体现。

枯树难工,简而有致,繁而不乱。

深山密林之中,间有枯树,这是自然之理。树亦多直干参天,以其密而迫使向上,吸取阳光。

画树从头画起,直到树梢,这是取其生长之理,亦取其势。画枝以顺手为宜。此入手之法,当理解之后则不论。

画树要注意特点,树类很多,东南西北,生长规律 各异,春夏秋冬,风晴雨露,时而不同,须不断观察,不断研究。

大凡树之枝,一般都是向上生的,下垂者乃死枝也。

山与石,用笔之处,其顿挫转折,应从真实中来,一笔有阴、阳、背、向,皴法只是帮助分明层次,丰富变化而已。至于用笔的方圆,应从对象中来,有方多圆少,有圆多方少,纵横离合,变化无穷。

“石无十步真。越追的细致越不似,实凭大感觉。故画石浑沦包破碎之语,总而言之,得其神,取其势,“山形面面移,石无十步真”,即此理也。

石之皴法要参互而用,浓笔要分明利落,使其层次更清楚,淡笔多而不乱,纹理有一定规律,并做到笔简而不觉其简。

山静水活,须领会其趣。

时代变,事物变,艺术家的思想也应该变。但无论如何变,还是从生活和传统基础上来的,否则变不出新的东西来。

能像而后才能不像,未有先不像而后能像者。

画山水必立意为先,至于意境的追求,则需各种修养作基础。

山水也有其生命和精神面貌,因此必须注意观察,吸取其健康而最美的典型。

画山水要动脑筋,深入观察对象之结构,表达大自然无穷之美。平时多积累素材,更多地在观察中去认识其不同之处,故须心摹手追,深入其理。

山水大物也,咫尺之中写千里之景,故以取势为主,即重视大处。但大不忘其细,即先从大处着眼,然后深入细致。大宜远看得之,大,可得神取势,近是难得其神和势。注意大要全面,无一叶障目之碍,无失貌之病。不忘其细,即在注意大之后就要近处求之,要明察秋毫,深入其理;细能取质,深其筋骨,不忘其形,追其深度。在大的情况下必要以细为基础,写细时勿忘以大包含,这才能得其全体。

写生方法有二字,一曰“活”,二曰“准”。“活”则物我皆活,能活则灵,灵就能变;活无定法,法从对象而生。物有常理,而动静变化则无常,出之于笔乃真神妙。所谓神妙即熟极而生,随手捡来,便是功夫到处。“准”一般来说不离其形,准则重规,目力准则下笔才准;形与神要合一,若只求形似,则非画也。

古人说神,其实就是认识通透一切,想办法把对象更提高一步,而有自己的精气神在,画面活现之意。

看山要形象化,把它看成人那样,山之四时季节,像人那样各有不同。春山如笑,有欣欣向荣之感。只有多理解,才能画得透。

在实质问题未解决,基本东西未明其理之前,夸张处理是不可能的,硬是要干,结果则是自欺欺人。

写生一般分为三种:

境界比较大的(场面大、东西多),构图要求完整的,应用多些时间经营。不宜贪多写全,贪多则容易概念。

作为素材用的写生要有一个中心点,宜多写多积累,以备不时之需。

当时间不足时,宜多作速写,记其最精华、最动人、最有用之处。

写生一方面是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的表现力,即按各种对象去寻求不同的表现方法。这也是创造的过程。

没有具备境界的小景,可偶作素材之用,不要硬凑成一幅景。

创作用的素材,收集应尽量具体、充足。

素材收集可分为三种:

局部素材,不很完整,而收集时对组织结构须力求明确。

整体性的素材,包括有一定场面气氛和色彩的。

备用素材,虽跟眼下创作的关系不很密切,但为了万一之需,可收集备用。

1秋意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深如怨,白鸟无言定自愁。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春)新来懒上楼。(辛弃疾鹧鸪天)

2重阳

点点楼前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苏轼 西江月)

3春恨

鸳鸯浦。春涨一江花雨,隔岸数声初过橹,晚风生碧树。舟子相呼相语,载取暮愁归去。寒食江村芳草路,愁来无着处。(秦湛 谒金门)

4秋别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5 6多情自古杨(扬)州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 雨霖铃)

7冬景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周邦彦 少年游)

89晓行

霁霞散 晓月犹明 疏木挂残星 山迳人稀 翠萝深处 啼鸟两三声 霜(重)华重逼云袭冷 心共马蹄轻 十里青山一溪流水 都做许多情(林少瞻 少年游)

10秋日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绿杨堤畔闹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仲殊 南柯子)

11上元

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隐晴空。玉皇端拱彤云上,人物嬉游陆海中。星转斗,驾逥龙。五侯池馆醉春风。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向子諲 鹧鸪天)

12 13梅花

见梅惊笑,问经年何处,收香藏白。似语如愁,却问我、何苦尘红久客。观里栽桃,坛边种杏,到处成疏隔。

14千林无伴,淡然独傲霜雪。且与管领春回,孤标争肯接、雄蜂雌蝶。岂是无情,知受了、多少凄凉风月。寄驿人遥,和羹心在,漫使芳尘歇。东风寂寞,可人谁为攀折。(朱敦儒 念奴娇)

15 16对梅花怀人

漠漠江皋 迢迢驿路 天教为传春信 万木丛边 百花头上 不管雪风飞紧 寻交访旧 惟翠竹寒松相认

17 18不意牵诗动兴 何心衬妆添晕 孤标最堪冷落 不许蝶亲蜂近直自从来洁白 个中清韵 侭做重闻塞管也何害香消粉痕尽 待到和羹 才明底蕴 (刘方叔天香)

19咏雪

云垂幕。阴风惨淡天花落。天花落。千林琼玖,满空莺鹤。征车渺渺穿花薄。路迷迷路增离索。增离索。梦溪山水,碧湘楼阁。(朱熹 忆秦娥)

20宋人特工于词曲,苏、欧、秦、黄其最著者。唯王半山为之,风骨棱棱,脱去艳冶,态虽秀,铁面严冷,不得以教坏人家男女相嘲也 戊辰十月望书竟 其昌21 22

1我们敬爱的朱总理虽无书法家之名,但他的书法不逊色正牌军,而是遒劲有力、笔画豪劲!他的书法,犹他的个性,耿直;他的书法,不拖泥带水,干净利落,如他的为官,清正廉洁,不沾不污;他的书法,如他的吏治,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下图,《朱镕基致邵永平手札》:

21994年2月22 日朱镕基为自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时题词。

31994年6月25日庆贺联通公司成立时,朱镕基的题字:

41989年8月,朱镕基为上海与大阪结成友好城市15周年举办的书法交流题写了“清正廉明”,还写上“录以自勉”。此书苍劲雄浑,大气磅礴,具大巧若拙之妙。目前流传最广,如下:

51990年元旦朱镕基为《农民日报》创刊10周年题字。

61996年6月甘肃天水,朱镕基视察天水放牛村,该村靠果品种植发家致富,并有了初步的成效,朱镕基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题词“今日天水黄土峪,明朝陇右江南绿”,同时题写了“放牛村”三个字。

71997年7月,朱镕基为甘肃天水羲皇故里天水题字,内容是:羲皇故都。此书隽永成熟,笔法圆润精当,风格古朴清新,颇具魏碑之碑帖神韵。

81997年9月,朱镕基为何梁何利基金题题字,内容是:高谊可风,功在当代,泽破永远。

91997年12月27日朱镕基为湖北气门厂题字。

102000年4月朱镕基到苏皖“检查粮仓”,关心粮食安全问题,期间的4月15日,朱镕基去了淮安,瞻仰了周恩来纪念馆和故居并题字,内容为:无限怀念周总理。此书严谨厚重,大气隽永。

112001年4月7日朱镕基诗作《重访湘西有感》以及他鲜有的手碑!内容是: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荡荡何日现,葱笼不见梦难圆。

122001年4月,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内容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帐。此书刚劲有力,严谨厚重。其“不做假帐”轰动一时,振聋发聩。

132002年2月,朱镕基为山西平遥古城题字,内容是:平遥县衙。此书稚巧简洁,古朴清秀。

142002年4月朱镕基为海南“南湾猴岛”题字,为朱镕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会期间题写。

152002年5月胡雪岩故居朱镕基的题词,大意为:胡雪岩故居见雕樑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拼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16 18 172003年9月5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中国MBA发展论坛组委会收到朱镕基8月22日亲笔题写的信。在信中,朱镕基“衷心预祝论坛举办成功。”

192003年12月朱镕基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题字。

202004年4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20周年,朱镕基的题字。内容大意:应运而生,顺势而上,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目标高远,志在攀登,清华风范,世界之窗,廿年耕耘,桃李芬芳,管理英才,期成栋梁,诚信为本,廉洁自赏,但求实效,不事空谈,殚精竭虑,完美是盼,建院兴国,实所至望。

212004年4月朱镕基为陈云诞辰100周年题字:革命元勋,见过功臣,经济奇才,理财能手。

222006年8月5日朱镕基为云南腾冲和顺古镇题字:和顺和谐23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