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流派的形成基于地域、风格、艺术思想、师承等前提条件。而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艺术风格、艺术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地域影响。因此,大多数绘画流派首先是基于地域的划分,然后才是风格、艺术思想等的差异。

徐州的地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一般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鲜明的地域性,二是文化外观与内涵上的特殊性,三是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四是文化特征基本稳定。综观徐州地域文化,上述特征兼而有之。

徐州是东西南北五省通衢要道,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是淮海地区的中心。它地处平原,紧邻黄河,四季分明,是传统农业的主产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山水资源,不仅使之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也促进了文化和经济的交融。推究文化渊源,徐州远古文明就是土著的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它与孔孟故里为邻,颇受儒家文以载道、中庸和谐思想的影响。故徐州文化包容性很强,具有雄秀兼备的特质。

徐州是上古时期的“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堪称史学家、哲学家的彭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贡献非常大。他同时也是堪与舜齐名的政治家、卓有功勋的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创造了集多种文化于一体的彭祖文化。而彭祖文化只是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大彭国只是古徐国区域的一座城邑。古徐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历时一千六百余年。古徐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徐文化,形成了淳朴仁义的徐国民风。徐州还因其丰富而独特的两汉艺术资源而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人文资源厚重的徐州,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诸如一代霸王项羽的戏马台,一诺千金、生死不渝的季子挂剑台,重情重义的关盼盼的燕子楼,与徐州太守苏东坡有关的苏堤、云龙山放鹤亭、云龙湖等等。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客居徐州多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历史悠久的徐州,民间艺术的土壤格外深厚而肥沃。这里有耀眼的“汉代三绝”,有稚拙而生动的剪纸艺术和泥塑玩具,有美轮美奂的糖人供和吹糖人,有渔鼓、扬琴、梆子、柳琴等民间戏曲,还有徐文化、彭祖文化、楚汉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等特色文化。

徐州绘画艺术由五千年前的古陶彩绘起步,历经各个朝代的层层演进,创作力量愈加强大,至现代出现了李可染、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王肇民、朱丹、朱德群等书画界八大家。同时,徐州汉画像石作为一种富有特质的美术作品,包含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元素,已成为徐州一张传承千年的文化历史“名片”。

“彭城画派”的构建

近几年来,中国画坛掀起了“画派”打造热。就江苏而言,新金陵画派、新吴门画派、太湖画派等可以说业已成形。徐州在江苏“吴韵汉风”中占有半壁江山,构建“彭城画派”可谓适逢其时。

一是“彭城画派”现象不容忽视。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杂志执行副主编徐沛君在评述“彭城画派”现象时说,徐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的艺术家,走出这么多的艺术家,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徐州处在南北交接地带,向南是吴文化,向北是齐鲁文化,向西与中原文化有联系。这样一来,徐州文化就具有了一种兼容并包的特征。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说,凡是处于不同文化交接的地方,文学和艺术都比较活跃。徐州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徐州艺术家本身接触的教育都是兼容并包的,视野是宽广的。“兼容并包”与“视野广阔”正是“彭城画派”艺术风格形成的基因。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著名画家高云指出:“徐州能出这么多画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我认为,徐州是交通枢纽地区。文化的交融使徐州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大气的人文环境。培树‘彭城画派’是有根据的——它所拥有的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众多的艺术家,为‘彭城画派’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今天徐州提出构建‘彭城画派’,正当其时。”

二是“彭城画派”群星璀璨。按照美术界一致认可的观点,要有资格被称为“画派”,起码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性、有标杆式领军人物、前后相承的艺术思想或艺术主张、在相同或相近的艺术思想基础上形成风格相近的画风。对照上述条件,构建“彭城画派”是名正言顺的。

当代工笔画家喻继高先生说,界定“彭城画派”应看其是否有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是否有一批追随者。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里程碑的一代宗师李可染先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彭城画派”领军人物。李可染是地地道道的徐州人。他的故居就在离彭城书院百米之外的广大巷。他是中国杰出的国画大师,其别具一格的笔墨特征几乎成为中国美术史中的一座丰碑。他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画教学和创作,后来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以造化为师,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神,屡下江南,万里写生,探索“光”与“墨”的变幻,将水墨画艺术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李可染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精神对当代徐州画家影响巨大。很多当代徐州画家称自己的绘画风格、语言、构图等或多或少曾受到李可染的影响。

一个画派的形成不能只有领军人物。当代徐州优秀画家可谓群星璀璨,风格一脉相承。近百年间,徐州籍书画大家群体令人刮目相看。除李可染、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王肇民、朱丹、朱德群等在中国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卓有贡献外,当代活跃在书画界的徐州籍艺术名家也数不胜数,如现居北京的张立辰、程大利、李小可、王为政等,现居南京的尉天池、喻继高、赵绪成、贺成、李畹、徐培晨等,还有在陕西的江文湛、在安徽的郭公达、在浙江的马世晓、在湖北的朱振庚等。而依然生活在徐州本土的书画家同样功底深厚,近年来佳作迭出。

三是“彭城画派”画家的艺术风格相似。他们汲取艺术养分的根须都深深扎在养育了他们的故土徐州,血脉里永远奔涌着“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样豪放的汁液。故而,他们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取向:豪放、热烈、粗犷、写意。而这一风格源于徐州地域文化和汉代艺术的滋养,更源于徐州精神。李可染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公认的伟大存在,可谓“彭城画派”的领袖。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徐州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而作为回馈,其又为徐州书画提供了精神支撑。他那句“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几可作为所有“彭城画派”画家的座右铭乃至精神财富。书画家、艺术评论学者梅墨生说:“(他们)都曾经生长于徐州古地,都曾经被徐州的山山水水养育过。他们的骨脉血缘里都或多或少地被赋予了一种徐州精神。所谓‘徐州精神’就是一种拼搏的、不屈不挠的、富于激情的奋斗精神。”画家赵绪成认为,“彭城画派”实际上是向世人展示徐州精神、大汉精神。这种气魄、这种胆量、这种灵魂,应该在当下的艺术创作、艺术活动中突显出来,激励更多的画家创作出能够传世的作品。

1《五牛图》 李可染作

“彭城画派”的传承与发展

近几年来,“汉风墨韵——李可染暨‘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彭城画派”作品赴韩展等呈现出徐州美术两千余年的文化积淀,展现出“彭城画派”的坚守与创新,引起了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但在当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常态下,“彭城画派”正面临打造与培育、传承与发展的现实问题。

绘画流派的构建与打造是文化精神再提升、再提炼、再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精神旗帜、培树领军人物、整合发展团队的过程,更是发现、培育、整合、传播、实现价值的过程。而且,这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举措。它既是挖掘、发现与整合徐州文化艺术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与方式,也是创造徐州文化符号、文化品牌,提高徐州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它还是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的需要。只有站在世界文明大视野中整合徐州文化传统与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使“彭城画派”的内涵更丰富,发展的步伐更具民族性、更加国际化。

赵绪成认为:“把李可染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精神作为‘彭城画派’的灵魂,应该要把这种思想观念亮出来。”李可染既尊重传统又尊重时代,既尊重中国也尊重西方。继承传统,不只是技法传承,还有精神传承,而且主要是精神传承。当代徐州画家贵在不遗余力地对李可染精神、风格、品格及徐州本土的文化传统等进行继承与发扬,特别要关注、表现当代徐州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在生活与创作中不断遵道贵德、提升境界、大胆创新。

培育“彭城画派”,一是要重视徐州地域文化的传承及其对“彭城画派”的影响。应重点开展汉画像石、徐州八大家、徐州美术史、徐州艺校四个个案研究及徐州区域文化,特别是楚汉道教乃至儒家文化对绘画艺术理念、审美心理结构及审美文化取向的影响的研究。二要重视整合徐州文化艺术资源。要摆脱那种为画派而画派的形式主义,更不能把画派当成一种标签。要在挖掘其独立理念精神及传统上下功夫,逐步形成寻找发现与挖掘放大徐州文化艺术资源的长效机制,适时建立集政府力量与民智于一体的“彭城画派”发展基金。三要正视市场在价值形成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要积极发挥徐州艺术品市场和徐州画廊协会在培育“彭城画派”中应有的作用,促进艺术金融产业发展壮大和绘画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彭城画派”正破壳而出,但愿徐州当代艺术家们能将豪放而热烈的徐州精神大力传扬出去。

宋代书法的高峰是以“宋四家”为代表的,苏、黄、米、蔡可谓各领风骚,由他们所倡导的“尚意”书风更是对其后近千年的书坛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对于“宋四家”的人物归属,时至今日仍是一桩公案,其焦点在于蔡襄与蔡京之争。或谓“宋四家”中原本为蔡京,因其人品低劣,遭人恶之,遂易为蔡襄,且蔡襄年辈较高,自然不应列于末位。此论在明清时影响极大,今人启功亦如是说。反驳者则列举蔡襄于北宋中叶时的书坛重要地位及杰出成就,认为其水准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胜于蔡京。其实,造成这种争议的唯一原因在于提出“宋四家”称谓的始作俑者语焉不详,没有进一步说明。面对年代相近的两位蔡姓书家,后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审美标准,各种揣测与争议便应运而生了。

蔡京在徽宗朝书名极盛,《宣和书谱》中甚至称其书比蔡襄书法“飘逸过之”。在蔡京的政治全盛期,“蔡体”曾风靡一时,连尚书省书吏所写的“敕”字也效仿其体,这样的影响力恐怕连精擅书画的赵佶和落拓癫狂的米南宫也难以望其项背了。蔡氏书风能达到天下翕然学之的境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蔡京乐于此道,早年曾与苏轼相约习书,后又转益多师,用力于“二王”及沈传师,其书得徽宗激赏,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其次,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所谓上行下效;再次,他婉丽秀逸的书风属于雅俗共赏的类型,较为符合世人的审美标准,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实用性。

1蔡京《节夫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后世在提及蔡京书艺时,或因其人品低劣而少有精论,但根据蔡氏父子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学书经历。蔡京自称为蔡襄族弟,对蔡襄书甚为推崇,自谓早年曾学其书。蔡京之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亦云:“鲁公(蔡京)始同叔父文正公(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未几弃去,学沈传师,……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又道蔡京为翰林时,赠人之书扇被尚未登帝位的赵佶以二万钱买去,多年后仍藏于御府云云。这段文字详尽地记述了蔡京的学书历程及自成一家后受到徽宗推重的情景,言语间虽有炫耀之嫌,但应不属妄谈。由此可知,蔡京学书先后辗转多家,终皈依“二王”正脉,且尤重逸少书。今观其书,诚如所言。

由宋迄今,千余年矣。与蔡京同时代的苏、黄纵遭党禁之祸,仍有数十件墨宝被后代视若拱璧,传至今日。而当年红极一时的蔡京,其境遇却在身后每况愈下,书名一落千丈,除少数附着于他人作品上的题跋外,墨迹仅有两通信札传世,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节夫帖》纵32.3厘米、横42.3厘米,纸本,无纪年。此作在面貌上极似米芾,结体纵长,以增加撇捺的长度来调节造型的伸缩变化,字势左低右高。用墨温润饱满,几无飞白。用笔提按明快,尤其注重一画间的强弱对比,在气息上显得细腻婉转、俊雅多姿。铺锋处含蓄古厚,颇有米芾“刷字”之态。蔡京长米芾四岁,二人有交游,或许由于身份地位的悬殊,米芾对蔡书曾大为称颂。蔡氏虽极自负,但米书之高妙他不会不知,受其影响亦属常理,只是在口头上未必承认罢了,这也是在他父子的记述中未提米氏之故。苏轼评米字:“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可惜在蔡书中却难寻这种气魄与艺术感染力,他作品中更多流露出的是理性的气质,其小心翼翼的行笔似乎在刻意营造平和宁谧的气氛,沉着有余而痛快不足。即便是出现在信札末尾最常见的“再拜”二字,仍是那么拘泥凝重,笔势虽放,却丝毫不见轻松挥洒,因笔速的缓慢,力道也稍显不足。尽管这种写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点画的质量,不易出现败笔,可他所欠缺的正是直抒胸臆的超脱和率意恣肆的神来之笔。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跻身一流大家的行列。蔡京为官三起三落,若非苦心经营,岂能立于宦海数十载?只是这种刻意与机心体现于书作之中,往往会起到一些反作用。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元丰年间历官中书舍人,权知开封府,助章惇行新法。徽宗朝崇宁元年(1102年)拜相,后封鲁国公,独揽大权,为“六贼”之首。靖康元年(1126年),贬儋州,道死潭州。

中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艺术形式,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性格、心理、气质,以其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在弘扬民族精神、彰显人文气质、传递价值观念、表达思想情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世界画苑中独具体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独放异彩。而这一切正是通过写意与写实的有机结合,使绘画作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来实现的。

1沈周 《夜游波静图》

写意或者写实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语言、一种技法或一种画风。有的人甚至将写意与写实完全对立起来看待,抑或认为写意才是中国画的本质。

那么,究竟写意的根本含义是什么?使用了写意的技法就一定能实现真正的写意吗?写实在中国画中是何地位?以写实的形式能否达到写意的效果?写意与写实在中国画创作中是相互排斥的还是兼容的?这些都是需要中国画家认真思考和在绘画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画产生于原始美术向古典美术发展的过渡时期,到宋代达到了写实巅峰,之后开始分化:一部分向原始美术靠拢,向抽象画演变;一部分向写意文人画演变,类似于西方印象派绘画。中国文人画之所以在北宋后期兴盛起来,至元代渐趋成熟,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画坛的中坚力量,是因为当时的文官都能诗文、工书法,许多文人画家都强调绘画的文学性,将绘画作为一种自我消遣、自我表现的工具,强调主观感受在笔墨上的流露,即在“笔情墨趣”之中披露自己的心境。因此他们的表现对象,多选择一些适合乘兴挥写,并且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事物(如松、竹、梅、兰等),在技法上注重追求笔墨形式本身的感人力量和作品的天然意趣。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绘画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的发展,使表现技法更丰富多彩、更富浪漫精神,表现内容更加多样,意境更为广阔,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园地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见,文人画的实质是文人通过作品来抒发情怀,不在乎画面的真实度和准确度,也不在乎是否客观表现了自然物象,只在乎是否抒发了想抒发的情感,因而得到了许多文人的心理认可。故此,文人画在宋代之后成为了中国画的主流。

2八大山人 《安晚帖》册页

写意画从严格意义上讲应具有高水平的意象表达能力,而并非随便来几下笔墨,让人感觉到处于所谓的“似与不似之间”就行。正因为其笔墨要求高,学术标准高,因而在中国画领域,真正的写意画应属顶尖学科范畴。当今中国画坛之所以像齐白石、黄宾虹、八大山人这样的大师不多,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潜心从事写意画技法研究的画家。

很多人在看我的水墨雪山画作品的时候,粗看感觉太写实,甚至认为是画照片,但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些画是以写意手法达到了写实境界、在水墨幻化中实现了形似与神似的结合。这个时候,大家往往是赞美我所创造的雪山绘画技法很好、很有表现力,却忽视了在技法背后有关中国画的写意与写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笔墨随物,使自然精神化,在笔情墨趣中抒发画家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心灵感悟,是写意的要义所在

不少国画家(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国画家)都很重视笔墨,有的画家甚至说“我只对笔墨效果感兴趣”“我只玩笔墨,画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笔墨情趣”。说这话的,有的还是“大名家”。他们明曰“坚守笔墨传统”,实则奉行教条主义,以所谓“写意精神”的名义误导了一大批人。笔墨传统要不要坚守?要!但关键在于如何坚守。古人已在绘画实践中反复提炼形成了各种皴法。它们是古人根据自然研究笔墨,使自然精神化的产物,是写意创作的重要基础。但我们万万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用皴法。我认为,应当“笔墨随物”。

所谓“皴法”,是指表现山石和树皮等物象纹理特征的用笔用墨方法。古人创造了很多皴法,如表现山石的皴法主要有披麻皴、雨点皴(含“芝麻皴”“豆瓣皴”)、卷云皴、解索皴、牛毛皴、荷叶皴、铁线皴、雨淋墙头皴、大小斧劈皴、鬼脸皴、拖泥带水皴、折带皴、马牙皴等。表现树身表皮的皴法,有鳞皴、绳皴、交叉麻皮皴、点擦横皴等等。这些皴法乃历代画家根据不同山石的地质结构外形、各种树木的表皮形态创造出的物象表现语言。但后人却将其列为程式。有的画家不管这种皴法是否符合客观物象,拿来便用。无论画黄山、画青城、画峨眉,还是画珠峰,抑或画三峡,使用的都是一种皴法,画出的当然都是同样的味道。试想,如果五代董源不去体察感悟江南自然山川,怎么会有“披麻皴”的出现,又怎么可能开创出南方山水画派?范宽不去华山、终南山亲身体验关中山水,也不会出现以“雨点皴”为主要语汇的雄秀浑然之全景式山水画。因此,对于皴法的运用,科学的态度应该是皴以物定、创新发展。

二,应物象形,使心灵物化,在以形写形、以貌传神中用笔墨彰显画家对自然物象的理解,展示画家对真、善、美的歌颂,是写实的关键所在

中国绘画的写实性不同于西方绘画的写实性。虽然中国画在写实性方面到宋代时就已登峰造极,但由于绘画工具的差异,中国画的写实并不像西方绘画那样完全从点线面和透视以及光学、色彩学等方面追求视觉之真、形状之真、物象之真。我们在中国画中所看到的栩栩如生的效果也并非像西方传统绘画那样完全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通过对自然状貌的高度概括,采取“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方式实现“以形传神”,从而达到真实表现自然神韵的目的。可见,中国画的写实,其实是包含了画家由自然物象而生发的真实情感,是画家将其对自然的理解通过笔墨把物象还原出来的过程,这就是心灵物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画的写实观本身就包含了以抒发画家情感为内核的写意之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中国画的写意性来源于“写生”和“写实”,没有自然的精神化就谈不上心灵的物化;第二,中国画的写实性是“形神兼备”的基础,没有心灵的物化,就无法实现应物象形、以貌传神。

3陈道复 《竹石菊花图》

三,写意与写实相生相伴,共存于画家的创作态度和价值取向之中

我为什么要把写意与写实放在原则性的高度来进行理论探讨呢?因为对这两者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到中国画的创作和发展方向。如果我们仅仅把写意与写实放在技法层面或语言层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写意”的技法未必就能“写意”,写实的语言也未必不能“写意”。画家的笔墨技巧或语言图式能否真正抒发胸臆、能否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光芒和价值追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才是写意和写实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写意和写实并不在于外在的语言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技法、形成了什么样的画风,而在于画家是否通过特定的语言、恰当的技法,透过自然物象表达出了诸如对天地、对环境、对社会、对人生的心灵感悟等所要表达的情感,并且与观画者形成了共鸣,形成了从视觉到心灵的冲击。画家描绘的是什么、述说的是什么、颂扬的是什么,不仅画家本人知道,而且能跃然纸上,让人心领神会,这才是中国画应当追求的重要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过程既包含了画家对自然物象观照、体验的过程,也包含了画家以物寄情、抒怀畅神的过程。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法自然,意在笔先。笔随意动,墨由情出”,实际上就表明了写意与写实在中国画中的共融性。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形神兼备、震撼人心的传世之作。无论是董源、巨然,还是范宽、赵孟頫、李唐,乃至八大山人、张大千,他们或创造性地用技法语言生动刻画自然,或通过提炼自然物象的质感和结构展示笔墨精神,使写意与写实和谐统一于绘画作品中。这与一些文人画家所提倡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重在玩笔墨趣味”比较起来,显然更值得推崇。画家该作何种取舍,是重写意,还是重写实,抑或两者并重?关键看画家的创作态度和价值取向。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本出自具体的语言环境,却在国画界引起了阵阵波浪,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不少国画家缺乏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别人说什么便是什么,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这也是影响中国画艺术向前发展的致命弱点。

纵横驰骤——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一名增植,字子培。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南昌知府等,曾主讲两湖学院。任学政时,大力推广教育,设立“存古学堂”,并参加强学会,赞助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后,仍坚持“忠清”立场,张勋复辟时被尊为“学部尚书”,事败后寓居上海。沈曾植学问渊博,他的书法在当时尤负盛名,被尊为一代草书大家。

1沈曾植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书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书法,幼学包世臣、邓石如,以碑学为基础,植根于魏、唐且能融汇众长。沈氏有着渊博的学问,能博采诸家,超拔当世,一扫时人尊碑泥古、不敢创新的风气,在行、草方面开创了一种“生”“拙”“不稳”的奇变、险绝之美,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实力派大家。沈曾植擅写章草,他的章草糅以汉隶、魏碑笔意,笔墨刚斫,屈曲古奥,以拙重为工,以生涩为妙,结构行笔具有一种不对称美。当时的书坛盛行碑学,书法家大都以篆隶为正宗,写草书者较少,擅长草书的人则更少。沈氏独辟蹊径,以碑意入章草,开前人未见之风。为人所熟知和看重的章草大家王蘧常等,都是沈曾植的学生辈。

据王蘧常先生回忆:“先生(沈曾植)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曾云‘作字须胆大’,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甚至笔管卧倒于纸上,厚如玉版宣亦常被打去一大片。他作书主转指,转指时最用力,要求笔笔送到。此种侧管转指之法,人所难学,如果笔力不够,笔势自转不过来,一转就偏锋。”大凡书家作书为求笔力沉着、笔势开张,都以运腕、运肘出之,而沈曾植的笔力充实于指端,更具灵变之致,所以笔锋才能随心所欲地“盘旋飞舞”。

2沈曾植在当时书名很盛,他与康有为、翁同龢、李瑞清、吴昌硕、王国维等名流均有交往,其中与康有为的友谊尤深。康有为初次上书倡言变法失败后,闭门撰写《广艺舟双楫》,即为沈的建议。有人请康有为写碑,康则以钦佩的口气,谦虚地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可惜沈氏的书风偏于古奥,曲高和寡,虽离现代不甚久远,却已渐为时人淡忘。但随着“书法热”向深度、广度发展,沈曾植的书艺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2004年上海朵云轩拍卖沈曾植行书七言联(147厘米×39厘米),估价1.5万元至2.2万元,成交价4.51万元。同年中国嘉德拍卖其行书四屏(143.5厘米×39.5厘米×4),估价2万元至3万元,成交价9.9万元。近年来,沈氏书法价位呈现上升的趋势。(附图为沈曾植书法作品)

清代初期,画坛名家辈出,各个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了摹古的趋势。临仿宋元各家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被称为“四王”。其中的王翚精于山水,受董其昌、王时敏等人的影响,研摹古画达到了乱真的境地。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乌目山人、清晖主人、剑门樵客等,江苏常熟人。他初拜画家张珂为师,潜心研习山水画;后受王鉴赏识,被收为弟子。之后,在王鉴的举荐下,他又师从王时敏。在清初画坛上,王翚居于主流地位,从者众多。因常熟有虞山,故以他为首的一派画家被称为“虞山派”。其影响一直延续至近现代。

1王翚山水画以仿古为主。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王翚《仿董源山水图》(见上图),为绢本墨笔,纵154厘米、横59厘米。画家在画面左上角自题:“宿雨初收,晓烟未泮。岁次丙寅闰月望后三日。仿北苑笔为岸翁先生。琹水王翚。”题款下钤有“王翚之印”“石谷子”两方印章。此画创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当时王翚54岁,正处于创作的鼎盛时期,画技趋于成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用笔纤细有法度,形成了固定的风格。《仿董源山水图》是王翚为朋友专门所作,用墨细致,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此画近景中的山冈、林壑、小桥、河流布局井然有序。中景处,几座楼阁、村舍若隐若现,在树木的环绕下,显得格外宁静。山泉顺沟壑而下,形成飞瀑,蔚为壮观。远处层峦叠嶂,主峰高耸,林木葱郁,一丘一壑都显得清秀超逸、气味隽雅。整幅作品显现出一种幽深壮阔、远岚轻烟的典雅意境。近观此作,树木林立,枝干劲挺,村舍屋宇错落,“小桥流水人家”,一派“宿雨初收,晓烟未泮”的江南山村景致。从构图上看,画家将远近、高低景物遥摄一图,使画面山峦起伏、苍郁浑厚。远岫、丛林、江渚、村舍皆随河流之势分布,疏密得当,既不拥挤,也不显得孤单零落。画面中,高远、深远、平远的景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笔墨的整洁、明润彰显出一种秀雅之气,让观赏者有身临其境、心旷神怡之感。整幅作品用笔细秀繁密,墨色浓重苍劲,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展现出无限的生机,在意境上又给人以江南山水所特有的幽深旷远、苍秀朦胧之感。

江南自古山河锦绣,草丰木茂,湖泊密布。《仿董源山水图》蕴含着浓厚的江南优雅意境,深得“董北苑”的笔意。画家运用了董源的“矶头法”,将山头分化为许多馒头状的小丘。这正是江南浅山丘陵的特点,不同于北方粗犷的荒石山,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使得水墨淋漓的山村景色充满了浓郁的乡野情调。

王翚精于研摹古画。他所追摹的历代画家,自梁、唐、五代、宋、元至明、清多达四十余人,可谓集古往之大成。“清六家”中年龄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王时敏对王翚运笔设色之源流、构思匠心之精妙都十分欣赏。王翚自己也曾说过:“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同属“清六家”的花鸟画家恽寿平,与王翚同拜王时敏门下,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受王时敏、王鉴的影响,恽寿平起初研习山水画,后来欣赏到王翚大量的山水画后,觉得自己遥不可及,于是另辟蹊径,开始学习花鸟画,并成为一代花鸟画大师。他曾感叹道:“此道让兄独步,格耻为天下第二手。”王翚中年时期深交的画学师友周亮工,更是盛赞王翚为“百年以来,第一人也”。

8月5至7日,河南省书协举办的2016年首届书法培训班在郑州开课,河南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谢安钧出席开班仪式,来自全省各地的80多名书法爱好者参加了这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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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书法家协会高度重视书法培训工作,2014年至今,先后举办各种书法培训活动20余次,尤其是2016年,省书协组织书法创作精英,先后五次奔赴全省各地,免费为当地的书法爱好者培训,受到了基层书法爱好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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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书法爱好者,河南省书协培训中心乔迁郑州市唐人街文化中心。乔迁后的培训中心,综合厅400多平方米,可以进行书法培训,也可以作为专业书画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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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71992949492465学员们的上课环境,相当舒适。

  综合厅内冬有暖气,夏有空调,这次来参加培训的学员都表示学习环境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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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2811262950151谢安钧老师与学员们交流

  在本次培训班开班仪式上,河南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谢安钧致辞,谢安钧指出,办培训班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广大书法爱好者投师无门的现状,让本省优秀的书法创作高手授课,当面教授技法,重点解决临帖、创作中遇到的问题。谢安钧希望学员们能够把握有限的时间,学会正确的习书方法,改变观念,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书法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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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辉老师进行现场示范讲解

672713079450419989姜宝平老师现场示范

431165269899769487张利安老师讲授中

922159629400653634娄红卫老师与学员交流

  本次培训班有河南优秀书家耿自礼、姜保平、张利安、娄红卫、薛明辉等进行辅导。老师们根据学员们各自实际书评,因材施教,现场示范,手把手辅导。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短短三天的时间,知道了怎样临帖,怎样用笔,改正了不少习气,觉得受益匪浅。

129851968248174820耿自礼与学员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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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班的学员来自河南全省各地,年龄最大的70多岁,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几岁。

河南省书协每年年终,会针对各期学员举办教育成果展,获奖入展者可以作为加入河南省书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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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中国近代著名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

严复7岁开始上学,11岁起拜本省宿儒黄宗彝为师。不幸的是,严复14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断了经济来源,只好由母亲陈氏支撑门户。从此严复再也无力从师,母子二人只好茕茕相对,在织机前燃灯课读。恰在这时,船政大臣沈葆桢(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在附近的马江创办海军船政学堂,严复前往应试,试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当时严复刚刚丧父,沉痛至极,见此题目,遂振笔疾书,成数百言以进,沈葆桢读后大为赞赏。名列第一,翌年入堂肄业。卒业大考时,严复又名列第一。

1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1877年留学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归国后,历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复旦公学校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年5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朝士林风气大变,思想界西风劲吹,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变法,呼吁大行西学。严复所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号召国人救亡图存。戊戌变法后,他先后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论著,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成为一代启蒙大师。毛泽东赞誉他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2严复的书法是学者之书,结藻清英、超脱畦町,具有恂恂儒雅的书卷气,富于强烈的理性色彩。其小字宗晋唐,时楷时行,应规入矩,却不为绳约,深得颜真卿《小字本麻姑仙坛记》及《黄庭经》遗绪。行草书主要取法二王、颜真卿及苏东坡,于《兰亭序》《怀仁集圣教序》《寒食帖》等心追手摹。为避免学王不善,“流入轻隽,则近俗”,他有意识地融入了章草的笔法,点画肥重,尤似颜真卿与苏东坡。笔势收敛多于舒张,含蓄多于直露,笔短意长,风味隽永,起始处喜出锋芒,即使是逆入存锋之起笔也稍具锋芒,劲拔清越、神采焕发。结体承袭二王、颜苏,火候纯熟,一因字形,随势生发,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丰富微妙的变化。章法布局强调字形大小、宽窄、长短、斜正的对比,上下避让,左右顾盼,处处周密。虽字字独立,少作牵连,仍一气贯注,痛痒相关,疏朗而不松散。《中国美术家大辞典》评其字“风神飘萧,力入纸而气凌虚”。

严复虽不以书法名世,但他的墨迹大都斐然可观,向为国人所推崇,近些年尤为人们所关注。2003年12月其行书七言联(128厘米×30厘米)上拍于上海国拍,估价人民币1万元至1.2万元,成交价2.31万元。(附图为严复书法作品)

汪国风从中央美术学院回到天津,雄心勃勃地想把天津的美术搞上去,他的想法与秦征不谋而合。在宣传部的支持下,他们搞起了从来没有过的美术专业创作研究班,由秦征带队,汪国风做教练,挑选八九个天津青年画家骨干,我也在其中。创作班主要解决对绘画语言的认识问题,解决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当时面临的局面是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国人看腻了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欲求沐浴新风。

1图一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秦征带领我们来到了河北省易县狼牙山的画猫村体验生活。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区,我们更加强调在普通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形象,主张用脚和心体验生活。“脚”就是不辞辛苦,多走路、多观察,“心”就是用心灵去感受生活。我们白天把感受到的事物记下来,晚上再一起讨论,学习和生活的气氛十分融洽,汪国风老师甚至不让我们叫他老师,要直呼其名“国风”。我后来的作品《山地》(见附图一)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经常看到光膀子的老农在地里干活,他们把地里的石头捡出去,就是这一刹那很有造型意味,这个脊梁深深地感染着我,但如何能有一个典型的环境作为背景衬托出人物来,并具有表现语言,一直是个问题。

在汪国风老师的启发下,我对山上用石块垒起来的石坝有了特别的认识,知道了有的石坝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的石坝则是人民公社的产物。于是我选择了小规模的遗迹,上面长满了苔草,石缝已经模糊不清,石头也变成黑色,既有历史的沧桑感,又有语言的表现力。用石坝围起来的贫脊的土地只有表面一层土,每年的春天水土流失后又露出了底下的石头,山上放着的羊也会使石块滚入其中,所以农民年年都捡出土中的石块,再铺上从山下挑上来的新土。我们的农民们,祖祖辈辈就是在与这种艰苦环境抗争中生存的,那个农民的脊梁也正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形象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开始我还是想用写意画表现,但面对着现实生活的感受,我深感笔墨的局限,故而改用工笔,但工笔往往容易画得很具体、很清楚,仍然难以表达这种悲壮的情境。后来在北京看了一个新疆壁画临摹展,那些画都脱落得只剩墙皮了,但那个墙皮却存在着一种浑然的抽象美,我立即联想到了自己的《山地》,灵感即现。我闭上眼睛,画面顿时浮现在了眼前……就这样画!我把人与地和石坝处理得浑然一体,那种雄浑之气顿时出来了!我把画拿到学校给老师看。他们的第一眼印象是油画,再仔细一看,还是国画,因为那里的语言都是纯粹的中国传统的笔墨。这张画在天津市“第三届青年美展”上获得了一等奖。展出时,我的老同学张明骥看到后,半晌没说话,我请他批评,他肯定地说:“就这样画!”

事实上我还是想画个农村的女孩子,在三峡时就想画一个有个性的农村姑娘,起名“野菊花”之类的。以前农村的插队生活也使我对农村女孩子有着真切的感受,我想画一个单眼皮的纯正中国村姑的形象。为此我又三上太行山,经过大量的素材搜集,逐渐使形象清晰了起来,把这个姑娘置于柿子树林中,悠然走过,境界全出。姑娘的眼神若有所思,放在胸前的手有一点宗教感,题目借用了古诗“苏武牧羊十九秋”里的“十九秋”。我以为十分恰当,它点出了过去所经历的十八九个春秋,也揭示出对未来的惆怅和期待,给观赏者留下了命运的不可知性。这张作品历经周折,为了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田园般的境界,光“豆腐块”大小的草稿就有上百张,“巴掌大”的草图也得有几十张,八开大的也得有十几张。在不断试验各种构图方案后,终于接近了心中所想的意境,但过了一些日子,我仍然感觉存在着遗憾,而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又几乎每张画都是在这种带着求全责备的遗憾中完成的。过后再回头看看成品,又真不知是怎么画出来的。那是因为创作时所投入的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心中的期待远高于手头的水平,那种境界也可以讲是通神的。对《山地》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为此我又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重新起大稿,人物造型也更加舒展、大气,但再没有时间把它完成了。

2图二

同年,《美术》杂志主编夏硕琦先生慧眼识珠,把《十九秋》(见附图二)以出血彩页发表在了《美术》杂志上,并让我写了创作谈。远在美国的陈丹青见到了这本杂志,写来话语十分恳切的信,他夸赞之后讲到“坚持下去,必有大为”,最后又加了一句“如果辫子再粗一些就更好了”。他的来信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虽然我认准了这条路并坚定地走着,但毕竟当时对我作品的待遇并不是很公平的,人们的兴趣也不在这个方面,多少有些冷落,所以我十分感谢陈丹青的鼓励。

1984年《十九秋》与《山地》又双双入选了“全国美展”,但由于两张作品同时参展,评委各有所爱,因此票数分散了,什么奖也未能获得,只进京参加了“优秀作品展”。

二是印从书出。

书家如果要找到一种碑帖,正好可以验证自己,无疑是件极其美妙之事,吴昌硕有《石鼓文》,齐白石则依傍《祀三公山碑》。对于齐白石来说,《祀三公山碑》是一座“桥梁”,齐氏借此将书印风格统一起来,集聪明和狡狯于一身。印风走向简化,表面上看起来只有横竖数刀,却做到了默契统一。缪篆体式适合印面需要,间架取新莽嘉量,《天发神谶碑》为刀法之渊薮,融合化为自家法度。观齐氏平生所作,确实有不守规矩、胆魄过人的一面,但也不免信马由缰、自以为是,笔法草率随意,过于荒疏,有些作品甚至很油气。篆书的一些不足影响了印章的格调。

齐白石曾对门生罗祥止说:“从前我同陈师曾论印,谈得最投机,我们两人的见解完全相同,一句话概括,初学刻印,应该先讲篆法,次讲章法,再次讲刀法。篆法是刻印的根本,根本不明,章法、刀法就不能准确,即使刻得能够稍合规矩,品格仍是算不得高的。”重视篆法不假,但他实践的是自己的思路。“吾人欲致力刻印,首宜临摹古代文字,然后弃去帖本,自行书写。帖本所有者,固能一挥而就,帖本所无者,亦须信手写出,如此用功,始能挥洒自如,不然必为帖本所限矣。”

齐白石强调对碑帖和工具书上的篆字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摄其精神,来加以改造独创。因为他未曾于《说文》和小学方面下过功夫,更未上溯商周金文,有时甚至以僻字、俗字入印,故常不合于“六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齐白石篆书实际上是一种“六分半书”。

1老苹有子

2一息尚存书要读

3邵元冲

4平园眼福

这种创造精神固然有可取的一面,但篆书的隶化、楷化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印面中常出现反字和错字。错字必须改正。出现反字,不管无意或有意,也要引起关注。“老苹有子”“一息尚存书要读”“邵元冲”“名余曰溥”等印,各有一个反字。“有”和“书”等反字不影响视觉效果,“邵元冲”作为姓名印则很不应该,“曰”字反写,篆法已错。甚至于像“平园眼福”中“园”字有意简省(前文“沙园”一印中未简省),从艺术的严谨性来说,篆法如此处理难免随意性过大。

5名余曰溥

6人长寿

7人长寿

8月白山庄

齐白石所刻的一些印文内容相同而形制有差别的印章,通过对比,可以理解所谓的“不稳定性”。最典型的如“人长寿”,巨印堪称经典,此处所选两方则相对小气憋屈,尤其是篆法耸肩过甚,极不自然。再如此处“大匠之门”印,与前两方相比,根本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月白山庄”中“月”字篆法处理显得很突兀,缺少“风前月下清吟”和“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样的画龙点睛作用,高下立判。很多时候,技法处理上的惯性会迫使印人摈弃做出进一步的反复推敲。齐印以刀法风格为主导,有些运刀习惯极难改变,如“半聋楼”中“楼”字斜笔行刀,有鼠尾之弊,一下子把整个印面破坏了。

9大匠之门

10半聋楼

作品良莠不齐,高低反差极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个人偏好与篆刻本身固有属性之间存在冲突,属于必然性;印文内容和字数多少直接影响到篆法搭配的最终效果,属于偶然性。

1文徵明细楷落花诗卷

日本二玄社版

沈周老年丧子赋得《落花诗》十首以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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