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心灵史,常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其气质禀赋、艺术禀性全从此中来。中国书法曾经承担了中国艺术的形而上精神,而当下书家最大的危机是人文精神的丧失。如果没有完备的学养和出类拔萃的人格力量,书家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境界是难以达到终极境界的。

在当下,中国书法价值观对于传统书法的传承与创造、对于外来艺术的借鉴与融合,对书法多元审美特征的认识、阐释和描述,通常是综合的、交叉的。具体说来,书法所生存的当下时态与现实语境及其包蕴的当代精神,都召唤着一整套新价值观与之磨合、重建与衔接。当代书坛呼唤现代人文关怀,呼唤文化品格的铸造,呼唤重塑当代书法的价值观念和书法人文精神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书法,不仅是思想与形式的结合,重要的是一种通过书法的创作反映出的文化取向,进而弘扬中华文化、彰显当代书法人文精神。

一、中国书法价值观的提出

提出中国书法价值观的动因何在?近年来,中国元素、中国学派等一系列“中国概念”不断产生,从服饰到家具、从电影到歌剧、从设计到建筑……一股中国风吹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中国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国运昌盛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的普遍认同,也显示出建立当代文化价值体系的迫切要求。

中国书法价值观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的关于书法的认识或看法。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将中国书法价值观的诉求作为一种文化战略和身份认同,已经在国家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当下现实中成为新的目标。为此,中国书法价值观建构在以下的论述基础上:一是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将当代书法置之于整个大时代氛围中进行;二是必须保持辽阔的视野,以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形成我们自己的时代风格;三是必须以切实的眼光和实际的行为,投身于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大书法”实践之中。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

中国书法价值观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结,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观、价值观,应该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应该说,中国书法价值观概念的提出,触碰到了看似繁荣多元的书法评论界一直很少集中讨论的价值框架、评判标准问题。中国书法价值观概念提示出的另一层蕴意,则是面对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过程中西方思潮涌动的复杂现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和地域文化差异互动加剧的今日,提出中国书法的“中国化”立场,牵涉到我们如何认识书法发展背后文化语境的生成。中国书法价值观的提出,是对书法历史精神的总结和提炼。

在此时代背景下,当代书法不仅要体现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还要完美地展示当代书法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这就需要一批自担使命、锐意创新的书家,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包容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以书法自信、书法自觉创造适应当代人类社会文化需求的书法作品。李一先生认为,“重新认识书法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重要作用,重新认识书法与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重新认识书法与书写者个体、与受众群体、与社会、与国家乃至与世界的关系。当代的中国,物质世界已基本西化了,精神世界西化的痕迹也非常明显,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文化特色已相当模糊。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应该使中国文化的特色更为鲜明,使中国艺术更具有原创性,使中国在世界上更具有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提高更为重要”(《书法:文化自觉与担当》)。书法既通向中国文化核心,又在构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蔡元培书《得句寄书》联

二、中国书法价值观指向下当代书法人文精神缺失的反思

书法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形态,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和时代情绪资源所构成的文化场景中。由于每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参照物各不相同,决定了书法所处的关系是具体的、动态的、暂时的,其性状特征及其对它的认识也会随之不断发生变化。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时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各种压力的挤压,人愈发变得浮躁不安,这使得当代人对书法文化传统已经没有耐心细细咀嚼、消化,只侧重于技法的训练,忽略甚至漠视文化学养的增强与灌溉。吕金光先生说:“造成当代书法精神尴尬窘境的根源就在于由于古典文化语境的彻底摧毁,以及转型期带来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心存浮躁,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理念的追寻,将书法引向了平面化、技术化,遂使书法失去了文化精神之语言。由于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心态浮躁和商品化功利性意识的渗透,名与利成为当代书家创作的根本动力。其创作水平每况愈下,大有今不如昔之感觉。”(《人文精神与当代书法》)

对当代书法人文精神缺失的反思,引发了我们对当代书法文脉如何传承的思考。如今的书家越来越多,文化则越来越少;文人越来越少,离大师越来越远。一些书家急于“功成名就”,误读与肢解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性,在创作中不能臻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之境。失去精神的滋养,当代书家就难以产生崇高的艺术意境。中国人历来讲“技道两进”“技进乎道”,这是书法进入哲学层面的本质要求。纵观书法史,历代大家都不仅仅是“专家”,他们同时也是“杂家”。书法是整个文化体系中一个小小的分支,需要其他文化的涵养和支撑。中国书法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虽然有着各自的艺术特性和艺术要求,但彼此又有着相通性和共同性。某一门类的艺术创作常常能从另一类艺术创作中得到启发。如赵子昂《秀石疏林图卷》题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苏轼不只是开创了豪放派词风的著名文学家,他在琴学方面的修养也是很深的,他对古琴情有独钟,家里收藏有多张著名的“雷琴”,专门撰写了《家藏雷琴》。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书法艺术的喜好,是作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塑造自身儒雅风范的方式和手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是“文”与“艺”的双生子,它最后拼的是文化与学养。书法的技法与形式只是书法美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完备的学养和出类拔萃的人格力量,是难以达到以意境美为终极目标的境界的。如果我们只重视形态(艺的表现)而忽视内在品格的修养,显然会失去另一大精神支撑——文化内蕴,书法会沦落到只重形式的表象层次。相反地,如果我们只有“词”的美而无“翰”的美,那会变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书法也只能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书写活动而已,失去了“艺”的技术诉求,同样“文”的诉求也成为无根之木了。

“技进乎道”,提升当代书法的文化内涵,需要当代书家具有开阔的艺术视野,重视全面的传统文化知识与修养,将书法置放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之下;立足中国文化立场的关于书法的认识或看法,是将历史意识、个人情感与时代审美有机结合,并以时代精神为统领,突出创造的价值与意义,是对传统审美意识形态的消解与重构,对人文精神的重新阐释。唯其如此,当代书法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境界才会有大的提升。

2陈独秀书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三、文心与风骨:当代书法人文价值内涵与精神重塑

中国书法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形态。如同“汝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一样,一个书家的字外功夫决定他的书法境界的高低。文化学养对一个书家来说至关重要,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就是对中国书法的一种误读。书法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艺术的载体。“文以载道”,因为书法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以涵养和学问作为基础,体现了文化人的气质、风度、学识、性灵,弥漫着浓厚的书卷气。

当代书家缺少崇高的艺术境界,缺少艺术学养,缺少深厚的人文底蕴是其文化素养的薄弱及人文精神的消解。技法固然相当重要,但技法却不是书法的唯一,而重要的是书家学识修养积累及精神境界的凸现。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即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而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治理别人。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古代书家学习书法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而现在的人学习书法是为了获取名利。中国书法在本质上重人重文,那么,继承和弘扬中国书法就不可忽略其深蕴的“文”“人”“书”的性质,即一是“文”学的修养,二是高尚的“人”格,三是书家的技法。中国书法包括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这四要素。可见,前贤书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性质正是中国书法人文精神的主要所在,而且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制高点。

当代书法变得浮浅、表面,没有内在思想性。当代的书法人文精神必须经历一个重构自身话语体系的过程,最为关键的一环是重建书法价值观体系,进行书法审美价值思维模式的转变。书法不能脱离历史文化传统的根基,应保持着宽广深厚的人文关怀,需要我们以美学的目光审视书法,以客观、科学的立场研究书法,以个体生命的情怀感悟书法,洞察书法现象背后的艺术形态。寻找当代书法风骨的灵魂,找到久违的人文精神,需要当代书法进行人文精神的重塑。中国书法推崇“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先器识,后文艺”“先道德,而后文学”,这种重视伦理的思想对于书家的人格塑造和书法创作都起了巨大的榜样作用。书家的文心与风骨决定着书法审美品格的重新塑造。当代书法的发展核心是重建书法现代人文精神,以中国书法价值观视野,提升书家的文化品格和人生境界。只有在这样的观照和理解中,我们才能不断提升文化品格和精神境界,把思考的角度向纵深推进。书法在这样的意义下便完成了对于个体生命的观照和文化担当。

台静农先生有传统的中国文士的气节与风骨。字如其人,他的书艺完全脱俗而至大雅,这取决于其人格的崇高。蔡元培先生于抗战期间在香港病殁,许多年间备受冷落,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原北京大学校长几乎被世人遗忘。幸得北大校友集资重修了蔡墓,以告慰蔡先生的在天之灵。原来的墓碑是由叶恭绰先生题写,新墓落成时,千字碑志乃出自台静农先生的手笔,字字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情志,倾注了他对老校长的一份敬爱和满腔深情。

重读书、重学问、重艺术的全面修养,重字外功夫,是中国文人书家的优良传统。但随着文人的消失,这种形而上的精神消失了。这种精神实际上是继承一种风骨。陈独秀对书法有独到见解,曾当面评沈尹默书法“其俗在骨”,沈不以为忤,后推荐陈做北大文学科长。陈独秀晚年,贫病交加,依旧醉心于学术研究。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有东汉隶书拓本《武荣碑》时,以诗代简“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割爱以遂其愿。陈独秀晚年所著《小学识字教本》送审时,陈立夫以为书名不妥,要其改书名。陈独秀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退回去,此书至死未出。陈独秀身上所体现出的文人风骨是当代书家为人和为文时最需要秉持的宝贵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书法价值观的形成与当代书法的外在环境与内在理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国书法价值观以充分地表达切合中国书法核心价值及其独特形态的各种视角、观点和看法,来推动中国书法事业和文化建设向着更合乎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行进。

书法承载着高贵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价值,在中国书法价值观视野之下,当代书法应以书法自信和文化自觉,将中国艺术传统主线中清雅自得的魏晋风度、圆熟大气的汉唐气象和独抒性灵的文人情怀等精华部分,与当下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实生活恰切地、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使书法既承接千年传统的气脉,又能积淀转化为当代文化的重要表达方式,并为世界文化所理解、认同、欣赏和吸纳。只有如此,中国书法才能以独立的姿态自强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在中国书法价值观视野之下,当代书法的发展核心是重建书法现代人文精神。首先要认识自己文化的基因,保持中国文化特性,深入寻找书法思想的根,才能适时地开拓当代书法的新局面。其次是将历史意识、个人情感与时代审美有机结合,并以时代精神为统领。最后是当代书法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意识,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以西方现代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开放意识。追求书法的文化性与诗意性品质,围绕着书法传统与时代精神这一轴心而在设定的路径上自由延伸,积极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书法以书法创作为标志,以高品位、高格调来净化当代书坛的风气,输出当代中国的书法价值观,同时把中国书法核心价值观融入书法的创作之中。因此,在文化开放的全球化形势下,要把中国书法融入世界,必须具备书法人文精神传承的内在个性,而不仅仅是外在形式,还要对传统书法进行重新阐释与弘扬。它不仅是一种创作行为,更是一种文化思辨,它关注的是中国书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书法“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

上古时代,祖先们用智慧创造了文字。文字在使用过程中融入了人文情怀,使书法艺术得以生发。书法以文字为载体,而不断地美化文字。汉文字的产生固然以实用为目的,然而文字是文化之分子,书法艺术自然依赖文化得以生存。文字传承了文化,诠释了文化的内涵;书法则美化了文字,光大了文化的魅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书法艺术以其丰厚的人文性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书法艺术的广泛普及和创作思想的不断进步,书法艺术已趋于中国文化之主流,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使其在视觉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

书法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市场经济的簇拥下,逐渐走上了发展的轨道。旧时的那种一轮明月、四壁清风、案上青灯、手中黄卷的书斋生活已经在新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撞击下逐渐式微,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当代书法作品中士气的逐渐消散。当“笔墨当随时代”与“书法源于文化”之间出现裂痕时,书法已不再作为读书之余书斋内的艺术,而演变为走入社会众目睽睽的炫技艺术。于是书法产业的热点呈现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在高校,书法研究院、书法文化研究所接踵而出;在地方,书法家协会、书画院、考级中心等艺术机构匾额矗立;在街头,书法学校、书法培训班等蜂拥而起。其后书法城、书法乡、兰亭小学等横空而出,各种书法展览从天而降。书法产业的局面之大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书法艺术眼下确实是够火够热了!

然而古往今来人们对于事物的关注多是趋炎,在热烈的气氛中向来缺少冷静的思考。当然,思考的目的是推动书法事业的发展,所有的发展现象要经得起思考。思考的结果不是要求当代的“书法热”降温,更不是要强调当今的书法创作恢复到旧时的模式和姿态,而是在书法产业发展壮大的今天,我们要呼唤出一种精神,一种遥接古今、承载道统的书法精神。书法精神在当代不是彻底断绝了,而是寂寞了,尤其在书法艺术与经济浪潮紧密结合的今天,已经寂寞到了几乎不能再寂寞的程度了!

那么,书法精神究竟是什么精神?为何如此地寂寞?

书法精神是独立的文化精神,勤奋读书、广泛博取,在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建立。书法精神是书法创作的第一要义,要求创作者必须具有独立的文化品格。有了独立的文化品格,才会有自由发挥的艺术灵性,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艺术与自然的合一,即“同自然之妙有”(《书谱》)。

然而,当今书法产业的沸腾、高温多来源于外力的烘托,书法创作者几乎是以左依右靠的方式生存。如当代的书法教学目的都是尽快培养出有成就的子弟,明知书法是经年累月的修养、水到渠成的艺术,却硬要打快拳,这种拔苗助长似的教学方式不仅在社会上的书法培训班,连个别高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依赖于学生的业绩来招生和壮大教学机构,最终把书法作为单一的技能训练来传播。古时,三十年未必能写好字,而现在三年就可打造出一个书法家。就拿各地的书法家协会来说吧,有相当一部分的协会领导是在职的官员。之所以聘请官员为主席团成员,确实有点以“拉大旗作虎皮”的方式来壮大协会门面,目的是让协会有面子,便于开展工作,这尚可理解。但协会在权势的照护下,为官员们的书法大造声势,这种相互依赖的结果不但为腐败开辟了新途径,也助长了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浮光幻影。

书法是艺术创作,在经济社会,艺术品的价值愈发凸显。作品可以作为商品流通,但作品成为商品不是书法创作的目的,甚至和书法创作无关。如果为了金钱而创作,慢慢会使作品充满低俗的铜臭气,书法创作者也将成为江湖墨客。

在书法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修养心性是当代书法创作者必须重视的问题。当代书法创作缺少的是理性的反思,有了反思书法创作才有高度,有了高度自然会有取舍,才能不落入俗套。孙过庭《书谱》说“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在众说纷纭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书法产业中的形形色色,我们应从书法事业发展的热潮中冷静下来,知道什么是不能缺少的,什么是不屑一顾的。书法精神应该是书法创作者终生恪守的大道。恪守书法精神的创作者可能在名利场上会失落,并且错过了应该充当的社会角色。但在炙热的风潮中,他们耐得住寂寞,他们的内心是清凉的,他们对书法史和文化史的观察是清晰的、洞彻的。

艺术思考须要从多角度进行,心境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是真实的,历史对于艺术家的筛选也是公平的。否则,就不会有“人亡业显”与“身谢道衰”了。对于以书法为毕生追求的人来说,必然要经过“不是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的漫长过程。即便如此,我们也为修炼者鼓掌、喝彩。同时,我们坚信书法事业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书法精神都不会丧失,犹如“不废江河万古流”而承传不息。

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是延伸当代书法审美消费价值的导向,大众审美意识的提升使审美接受成为一种心理需求。这个过程对于个人人格是一种塑造,人们在积极的审美接受活动中接受书法美的熏陶,并伴随审美意识的提升,推动主体的实践需求,丰富创作的内在空间。可以说,在当代,人们对于书法审美的接受是积极主动的。以审美主体主观愿望为出发点,积极主动地去接受各种书风的变幻,而不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改变审美主体的行为。这种审美主动可以使审美主体对自己喜爱的书风情有独钟,并且很快进入审美状态。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呈现美感的方式。当今书法展览的盛行为大众审美主动性的展开提供广阔的空间。譬如我们观看某次大型书法展览,展厅内各种作品挂得满满当当,无论是书体还是形式都可谓丰富多彩、万卉殊态,那么,作为一个审美主体因为这个契机去参观书法展,就连那些平时审美主体断然不会积极主动去寻找来进行阅读的作品,也会进入大众的审美视界。或许正是由于某次的审美活动使其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开阔自我眼界,提升自我辨析的能力,同时增加自我的审美阅历,使审美进程不断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所展开的一系列审美接受心理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在审美愉悦中进行的审美消费。黑格尔在《美学》中将艺术的目的规定为:“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和情欲,使它们再活跃起来,把心填满;使一切有教养的或是无教养的人都能深切感到凡是人在内心最深处和最隐秘处所能体验和创造的东西,凡是可以感动和激发人心的最深处无数潜在力量的东西,凡是心灵中可以满足情感和观照的那些重要的高尚的思想和观念……最后还要使想象在制造形象的悠闲自得的游戏中来去自如,在赏心悦目的观照和情绪中尽情欢乐。”艺术通过一种反映现实又近乎幻象的方式,促进审美主体的情感因子引起一种内在的激动和愉悦,这就是艺术审美的巨大魅力。

从接受到消费,审美接受过程呈现出灵活多变的转化过程,在这个审美过程中会激起审美主体的愉悦心理,获得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快乐。一方面,从历时性上说,通过欣赏书家作品,欣赏者与作品之间构建起一种精神沟通的渠道,人们可以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形式语言而揣测创作主体的人格特征、审美趣好、审美理想,同时与创作主体贴得越近越能体会到作品内部的信息,最终达到心理共鸣。另一方面,从共时性上说,每个当代书法家创作作品并不是将其藏之秘箧,而是想方设法迅速进入审美消费渠道。因此,审美主体要了解当代人的内心所思以及对书法的认识、评价,此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才有可能得以释放。当代大众这种审美消费心理同时也迎合了时代的审美风尚,成为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通过观察当代书坛,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欣赏者以及创作者的审美接受心理是积极主动的,并且能在这审美接受过程中灵活地进行审美调节。很多年轻的书法家在几次全国性大赛中连连折桂,其作品每次呈现在大众面前的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创新突破,故其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令人回味。但是,在当代书法审美接受和调节过程中也出现误区。在展览之风盛行的书坛,书法的效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从“自娱”的文人雅士生活习惯转变为“娱人”的充满炫技一争高下的竞争行为。故也有很多青年书法家创作的作品往往呈现出多变状态,书坛流行哪种风气、哪种风格更易获奖或者入展,那么其书写风格就往哪个方向靠近,美其名曰“多面手”。还有热衷于书法创作的外在形式,譬如对作品进行染色、拼接、裁剪、做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书法家自身审美意识是很活跃的,然而这种活跃并不是从自身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而出现的审美调节,而是在时代风气裹挟下显示出消极跟风的负面调节。随着人们关注的重点都投向国展、兰亭奖、单项奖,他们时刻以展览最终结果来当作审美风尚从而指导或者规范自己的审美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时空感觉、艺术节奏、书法语言符号兴趣日益趋同,此时审美心理的转变渗入了狭隘的物质功利价值因素,调节是为此而流动的,而如果书法家的审美方向没有沿着这条路走,没有以展览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审美意识,就反证了审美意识调节的失败。这样,往往促使书法创作的审美意识的脆弱、多疑,不能确定一个目标来追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曾说:“人们是以一定的认知结构来认识和把握外界事物的。认知结构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一种认知结构一旦形成就造成一种认知心理图式,遇到外界新事物就用这种图式去同化它,把它纳入现成的图式去解释,但当这种图式无法同化外界事物时,认知机制就设法调节自己的认知结构,而形成新的认知图式。”这段文字中皮亚杰描述的“同化”和“调节”与审美接受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恰如符契,当今大众对书法艺术的审美接受过程就是在“同化”与“调节”中不断前进。在这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创作主体时刻要保持内心的清醒,不能僵化,更不能盲从。只有如此,审美意识才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更新自我的思维,提升自我审美境界。

审美调节的本意是通过外在各种信息反馈或者内在自我对艺术的思索来调整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克服与自我内心审美理想的偏差,在这个层面上言说,当代书坛一些盲从的审美接受心理理应得到进一步修正,从而达到书法审美理想的实现。

曾纡《致久直知县》尺牍也叫做《草履帖》,文字共八行,凡59字,纸本,作品整体纵33.8厘米、横45.8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通篇大草,释文为:“纡以道中雨淖,狼狈之甚。欲烦左右置草履,以济兵卒。漫纳一公文去。幸留念。今晚恐不可行,来日相见。纡再拜,久直知县七哥,借一二十人来相接,尤幸。”

曾纡此帖用笔沉酣,行笔迅捷,开合变化很大。第一字,自称,“纡”字谨小,接下来的字变得宽博,“道中雨淖狼狈之”七个字一气呵成,中锋用笔已至笔肚。运笔如此老到,非修养深厚之人难为也。笔致肥厚如苏子瞻,字体紧结,少空乏之气,用墨丰赡,气格雄迈,因情事急迫,书写随意挥洒,天真流露,实为“无意于佳乃佳”的精品之作。

林语堂先生论书法时说,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它生存下来了,并且也同样千变万化,不可胜数。迅捷稳健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模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

1曾纡这幅尺牍的主要特点在于笔墨的动态变化,起笔,转折,顿挫,逸笔草草,润燥有度,率性中见沉着。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说:“中国文字的发展,由模写形象里的‘文’,到滋乳浸多的‘字’,象形的成分减少了,代替它的是抽象的点线笔画所构成的字体,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表现书者对形象的感情,书法自己的意境就像音乐艺术从大自然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音乐’,来发展这音乐相互和谐的律动。”

北宋之初,统治阶层在思想领域为维护其统治,以理学教化天下,在文化上呈现出广袤富足但又陈陈相因的时代特点。理学是继孔孟之后的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教化旨意,人的个性、天性被全面束缚,人的自然属性被社会属性替代,要求文人艺事要“以道为文”“名教之乐”,艺术已经沦为统治者的护法罩。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一直绵延至帝王统治的覆灭。

而曾纡这件《致久直知县》尺牍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朴素剖白,无约束、无华饰、无卖弄、无做作、无谄媚,有“薄周、孔,任自然”的魏晋风骨。中国书法的规矩体制不是为了让书者循规蹈矩,而是为让书者在天圆地方间恣意挥洒,正如东汉蔡邕所说的“书者,散也”的至理真言一样。

曾纡(1073-1135),字公衮,一字公卷,号空青居士,南丰(今属江西)人。他是北宋宰相曾布的第四子,以诗词文章闻名当世。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曾布为二后山陵使,辟曾纡为从事,复除太仆寺主簿。崇宁二年(1103年)入元祐党籍,编管永州,会赦,移和州,又会赦,复承奉郎,监潭州南岳庙。历通判镇江府,知楚州,知秀州,提举京畿常平,改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罢归,主管南京鸿庆宫,屏居湖州。建炎三年(1129年)直显谟阁,四年,复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移两浙路。绍兴二年(1132年)知抚州;三年,除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四年,除司农少卿,改福建路提点刑狱;五年,进直宝文阁,诏赍曾布《三朝正论》手书赴阙,中道除知信州,寻移衢州,未之官卒,年六十三。其生前著有《南游记旧》,善于词章,曾被《宋词通论》辑入第三章普通人物篇。

1《桃源仙境图》

仇英作 绢本设色,纵175厘米,横66.7厘米,现藏于天津市博物馆

仇英(16世纪),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江苏太仓人,主要活动于明嘉靖年间。他出身低微,“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拜于周臣门下。由于其天资不凡,深得理法,人物、山水、走兽、界画,无所不精,在画坛声誉卓著。在“明四家”中,文、沈、唐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士大夫,唯仇英是匠人出身,既不擅诗,又不能文,也不工书,独以笔墨丹青取胜。

2局部1

由于仇英广泛与文人墨客交往,他的审美情趣也不断受文人画家的影响。所作山水画大多与人物活动相结合,内容多为表现文人休闲生活,诸如读书、弹琴、赏泉、论画等,整个山水都围绕着人物来营造意境。《桃源仙境图》和《玉洞仙源图》被合称为“双美图”,是仇英的两幅传世名作。

东晋隐士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描写了人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成为后世画家热衷描绘的题材。仇英的《桃源仙境图》即取材于此,描绘了文人理想中的隐居之乐。全画以竖幅高远布局,分三层叠进,层层之间白云萦绕。前景处,文人雅士抚琴弹奏,神情超逸。人物之后,苍松、清泉、云海、青山,绚烂至极。

3局部2

此图为重彩大青绿山水。仇英的青绿山水以“院体”笔法取“气”,以文人画的墨法取“韵”,以青绿着色取“丽”。在他的画中多以细劲的

“院体”笔法勾皴,强调用笔的骨力,并以文人画追求墨韵的擦染方法,把山的阴阳向背交待清楚。着青绿色时,以不伤墨色为主旨,尽量保留水墨气韵,有一种清雅之气。

文人画在元代成为画坛主流,并延续至明代,青绿山水却逐渐衰微,而仇英则是明代青绿山水的复兴者。

民国时期,政界、文化界、书画界各类人物的书法作品百花齐放,蔚为大观。有人将这一时期的书法分成四种:书家字、画家字、学者字、名人字。笔者根据作者身份,将其分为三类:政坛人物书法、文坛人物书法、艺坛人物书法,书者均堪为那个时代的名流。本编则是以他们的出生年月先后为序,介绍民国人士及其书法作品,或可从中一窥究竟。

朴茂多姿——王闿运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初名开运,字纫秋,一字壬秋,50岁以后改名闿运,字壬甫,亦作壬父。为晚清著名辞章学家。咸丰七年(1857年)中举后,以文学游食于名公巨卿之间,曾为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历任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育才学堂主讲。曾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述颇丰,有《王壬秋诗钞》《王湘绮先生全集》等。

1王闿运行书七言联

王闿运有“少负奇才”之誉。年轻时,在长沙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谷、尤汝霖结兰林诗社,摈弃俗学,专力于古。其诗取潘、陆、谢、鲍,文则推源汉魏,号称“湘中五子”。据称,平湖张金镛督学湖南,科试录遗才,得闿运卷,拍案叫绝:“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急延见,称勉之,且曰:“湖岳英灵,郁久必发,其在天乎!”

王闿运的书法初学欧体,后专攻北碑,这使得他的字端庄俊秀中又颇有灵动之清韵。符铸云:“湘绮书,笔重墨凝,朴茂多姿,盖从北魏中出,虽为文章所掩,然极堪宝玩也。”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不少王的精作,其中有行书十言联,书体魏碑,端肃有度。当时的人都以得到王氏一纸为荣,一时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茶陵谭延闿兄弟曾投身王氏门下,所住书斋均请王闿运亲笔书写,曰“止义斋”。王氏书法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亦有所见,一般作品多在万元上下。《书画拍卖集成》(1995—2002)刊出其两件作品,一件是楷书《杜若乐》,估价人民币6万元至9万元,成交价为4.4万元。另一件是行书《元夕词》镜心,作于1910年,估价4000元至6000元,成交价为1.54万元。

宣统年间,王闿运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礼学馆顾问,加翰林院侍讲衔。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又谋设国史馆,王氏门人夏寿田、杨度向袁推荐王为馆长(一说为清史馆馆长)。王不顾年逾八旬的老迈之身到京就职。后袁又设参政院,王又以“宿儒”身份名列其中。袁世凯对这位“耆年硕德”老前辈礼敬有加,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他为时人诟病,有“湘水才人老失身”之讥。因此,他郁郁而终,病逝于湘潭故里。有关于此,楚仁先生撰文说:“其实此中缘由一言难尽,由门生弟子等人的劝行以及两子代功,代懿名利思想作怪,掺杂其中,使得其晚节玷污,可恨可叹也。其实王闿运对于袁世凯亦是不怀多大好感的。他曾拟联云‘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如此痛骂袁世凯袁大总统不是东西,时人为之大快,传诵四方”

那天在某城市的大街上,看到一家“有所怀馄饨馆”,招牌六个大字全是草书,同行诸友无人能识前面五字,勉强认出最后一字是个“馆”。笔者告诉他们这个饭馆叫“有所怀”,是卖“馄饨”的。大家生气了,说:“门口挂这狗爬字,谁都不认识,分明是不想让人家进这个门!”骂得很有道理。

这家店主不聪明,店名用这谁也不认识的草书字体来写,严重脱离群众,生意你想能好吗?所以该“骂”。写这字的人不分场合,在平头百姓吃饭的场所卖弄草书,够迂腐的,同样该“骂”。所以说“骂”得有道理。

书法是个好东西,可是得看你怎么“用”它。就像这草书,你觉得自己写得不错,那就写给爱好草书的同行欣赏好了,何必拿来做店招呢?俗话说“见哪人说哪话,到哪山唱哪歌”,这叫入乡随俗,同群众打成一片。书法家写草书不考虑“对象”,跟大众“过不去”,明显就迂腐了。

草书其实是一种基本“死亡”了的书体,这些年书法家协会为了自己的展览“五体皆备”,这才复活了草书书体。说起来这草书十分可怜,从古至今很少有人用它,生命力脆弱至极,欲其“起死”却是实难“回生”。为什么呢?因为群众不认识它,社会不使用它,国家不提倡它,成了典型的老古董。少部分人在小圈子里玩玩草书那是个人的爱好,但不可贸然拿到公众场合,像那家馄饨馆一样碰壁“挨骂”。

清末况周颐在《餐樱庑随笔》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苏州江艮庭工篆籀,兼习医术,此人“每为人治疾,辄以篆字书药方,药肆人以不识故,往往致舛误”。药铺伙计不识他的篆书,抓错了药,江先生不因此反省自己写字犯毛病,反而“恚甚”,大声嚷道:“彼既开药肆,乌可不识篆隶耶!”你说这人多么迂腐可笑!清末民初的章太炎也喜欢用篆书开药方、写便条。一次他差仆人上街买肉,仆人拿着他写的条子跑遍了苏州城却空手而归,说:“您写的东西人家都说没有。”原来篆书“肉”字像楷体“月”字,卖肉的看了都摇头说:“俺这里没有您要的‘月’。”

草书较之篆书更其生僻,基本上无人能识,因此在公开使用时,一定要深思熟虑,当用则用,不当用则坚决不用。如今有一些书法人,学了几个草书字体后就乱用起来,甚至在一些广告中,在某些电视剧的片名中,也开始出现极其生僻的草书字体。读者不认识这些字,只得胡乱猜测。与其让读者“费猜想”,何不干脆用大众化的行书楷书隶书呢?

草书与篆、隶、楷、行等书体不同,从来就是极其“小众”的东西,由于它的写法极其简约,不经专门训练几乎无人能识,所以从来就不曾“大众化”。用汉末赵壹《非草书》中的话说,它不过是“技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很明显,草书之难以普及,早在它产生之初就已命中注定。

伴随着对草书的不当使用,往往更多的是负面传说。唐初武将王君廓是个粗人,任职幽州都督,朝廷派很有文化的李玄道(李世民手下“十八学士”之一)任幽州长史,监督他的工作。一次王都督入朝,李长史写了封信请他带给自己的外甥房玄龄(宰相)。王都督偷拆此信,想看看信上写了些啥,结果全是草书,他一个字都不认得,于是怀疑李长史防备自己,在向朝廷告密。左思右想之后,王都督“惧而奔叛”突厥,半道上被抓回来。李长史因为这事也倒了霉,被流放州。《旧唐书》作者针对此事大发感慨道:“夫草书之衅,乃至是邪!”

草书难以识读,要想在“大众”层面“起死回生”,无疑是相当困难的。普通百姓接受不了它,书法人又何必强人所难?

西泠印社是中国篆刻艺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为海内外历史最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金石篆刻学术团体,它在广大印人及篆刻爱好者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百余年来,不断有人以“西泠印社”四字为题材进行篆刻创作,其中不乏名家高手的精品之作。

熟悉西泠印社的人对图一所示的篆刻作品一定不会陌生。这方由已故西泠印人韩登安先生创作的“西泠印社”,风格典雅、气息舒朗、品味大方,堪称“西泠印社”同题篆刻作品中的佼佼者,如今已和吴昌硕先生题写的“西泠印社”四字一道,成为了这家百年名社的标识之一。

1韩登安先生的这方作品创作于1963年,是西泠印社60周年纪念大会的命题之作。当时,为了纪念印社成立60周年,不仅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纪念会和历代金石家书画印作品展、社员作品展以及张鲁庵捐献文物展等活动,还面向社员开展了“西泠印社”同题篆刻创作活动。马公愚、方介堪、唐醉石、方去疾、韩登安、吴朴堂、罗叔子、童雪鸿、朱醉竹、吴振平、叶潞渊、高式熊、刘江等大批印社老社员都积极参与,创作出了一批风格多样的“西泠印社”同题精品印作。

2图二

3图三

朱醉竹的印作(见图二)和方介堪的印作(见图三)走的都是圆朱文路线,因而线条婉转流畅、气质娴雅文静,颇有谦谦君子的风范。相比之下,朱醉竹的作品更显灵动,由于将“西”“泠”“印”三字的尾笔皆处理成往右下方绵延出捺,使一字一字宛若天外飞仙,齐齐向左上方腾飞而去。当然,如作品的巧思仅限于此,则又会令整个印面文字无根无基、飘忽不定。朱醉竹的高妙在于仅用了“社”字左下方的逆势一撇,就仿佛用了一根牵引着风筝的细线,将整个印面的飞升之势牵拉在手,顿令此作飘而不浮,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方介堪的作品章法布局虽比较中规中矩,然线条细而不柔、富有弹力,从气质上似更为接近西泠印社的内在精神。

4图四

5图五

罗叔子的印作(见图四)也是细朱文,但却并非圆朱文的流利婉转,而是汲取了汉金文及汉砖文字之参差错落、开合变化之趣,可谓借古开今,另辟新径;在章法布局上取斜角呼应,“西”与“社”的笔势皆横平竖直,“泠”与“印”字则颇有斜笔,两个小小的三角形更是相映成趣;而“印”字左半边的斜欹、“泠”字“三点水”与界格的并笔,使印面变得更加耐人寻味。韩登安也有一方细朱文印作(见图五),呈现的又是另一番有别于圆朱文的风格,整体笔画横平竖直,间或又偶有如“印”上半部和“泠”字右上“人”字笔画的变化,再加之残破的边框处理,使作品呈现出古朴、严谨的面貌,传统的“浙派”篆刻风格非常明显。

6图六

7图七

8图八

童雪鸿、吴振平、高式熊的印作(见图六、图七、图八)皆取法于秦印,文字古朴、界格分明,古风悠悠。其中,童雪鸿和吴振平的印作虽一阴一阳、一大一小,但在本质上仍颇有相通之处,不仅章法多有相似,所用文字也皆为大篆,因而又略带古玺遗风,风格都近似战国末期的秦印。而高式熊的印作呈现的则是初汉秦印的风格,文字更趋严整,为了避免整饬后的文字在笔画上容易产生的雷同感,此作将“印“字的下半部最后一笔刻意收短,果然令印面鲜活了不少,大师的手笔在此细节中可见一斑。

9图九

10图十

马公愚的印作(见图九)和方去疾的印作(见图十)风格较为接近,皆采用探本求源、取法秦汉的白文印式。此二印作的印文体态均呈向上提升之势,在古意盎然之中传达出一种振奋的精神。两印区别在于,马公愚的作品线条更为圆润粗放,印面残损和破边透气使之古意更浓;而方去疾的作品线条更显劲挺老辣,“印”字上半部的断笔和“泠”字“三点水”的斜欹,又为其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奇趣。

11图十一

吴朴堂的印作(见图十一)选用了满白文的印式,以短刀碎切的手法将印面文字刻划得沉着硬朗、棱角分明,同时,又在平稳端庄的章法大格局下,借助“印”字上半部细微的圆笔营造出一种变化,并且通过对“社”“泠”两字笔画中几个点的形状处理,在满白的印面上制造出更多的留红,使“社”字右偏旁的两小块天然留红不显孤独突兀。整个作品很好地传承了“西泠八家”的传统“浙派”篆刻印风。

12图十二

13图十三

唐醉石的印作(见图十二)和叶潞渊的印作(见图十三)又是另一组风格相近的作品,平整端庄的缪篆、规矩严谨的章法无疑都是宗法汉印的“浙派”之风。当然,两方作品在线条、篆法上亦各有特色:唐醉石的作品追求满白的效果,因而文字线条厚重粗放、直逼边界;叶潞渊的作品则更注重线质的粗细变化,因而印面的朱白对比相对明显。另外,在篆法上两者也各有考量。比如“西”字下部方框内的斜线走向,唐醉石的写法是两左一右,而叶潞渊的写法是一左两右;“印”字的上半部首,两人的处理也各有特点,展现出艺术家不同的审美取向。

14图十四

刘江的印作(见图十四)无疑也是宗法秦汉的“浙派”之作,但却又明显融入了更多的创新想法。尤其成功的便是章法上的突破,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均适度地改变了汉印平均局部文字的传统做法,通过对文字高低错落和左右揖让的排布,使印面呈现出不落窠臼的丰富景象。这与西泠印社勇于创新的治社理念也颇为吻合。

西泠印社的篆刻名家们创作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同题作品,为什么只有韩登安先生的印作脱颖而出,成为印社标识呢?莫非是因为韩登安先生曾长期担任印社总干事,为印社做出贡献较大之故?当然不是!西泠印社乃篆刻艺术的最高殿堂,岂会以篆刻艺术之外的因素来作为选取印社标识的考量因?

综观上述名家的印作,其中童雪鸿、吴振平选用的是大篆文字,作为标识辨识度偏底;而吴朴堂、罗叔子和韩登安先生的另一方朱文印作,“西”字采用的都是简体,作为百年社团的标识似乎也不理想;余下朱醉竹、唐醉石、马公愚、方介堪、方去疾、叶潞渊和高式熊诸君的印作都存在一个先天的不足,那就是“西”“泠”“印”三字的部分笔画都呈现较为雷同的盘曲之态,只有图一韩登安的这方白文印作,通过简化处理的方式,不仅成功克服了笔势重复的无趣感,而且还巧妙地制造出了一块留红,与左下方“社”的留红遥相呼应。作为篆刻艺术最高境界的代表,西泠印社对于艺术细节的追求必然是精益求精的,这种理念必须在印社标识上得以体现。这一方面,韩登安先生的这方作品可谓是技高一筹。

其实,韩先生这方貌不惊人的印作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品质:首先,它举起了继承传统经典的大旗。显而易见,无论从章法布局还是篆法文字上,这方作品都成功地阐释了“印宗秦汉”的理念。其次,这方作品展现了创新的意识。此印虽效法经典的汉印布局,但线条使用却不墨守成规,细弱钢丝般挺拔的线条撑出了另一番有别于传统汉印的新天地,而“西”字成功的简化处理也体现了篆法上的创新意识。再次,这方印作传达了大气包容的理念。韩登安的这方印作当属“浙派”篆刻,但又明显带着有别于“西泠八家”传统浙派的印风,体现了源自“浙派”但不受囿于“浙派”的开放姿态。上述所有的这些品质高度契合了西泠印社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的精神理念和既扎根“浙派”又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因而选取此印作为西泠印社的标识,可谓是实至名归。

中国画有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之分。工笔画用笔讲究工整细腻,写意画则更着意纵笔挥洒。从中国绘画历史来看,工笔画的产生要早于写意画。现存的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两幅帛画《人物夔凤图》和《人物驭龙图》都具有工笔画的特点,反映了早期中国绘画的高超水平。工笔画历史悠久,从战国到两宋,创作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元代以后,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工笔画开始走向低谷,甚至被贬低为工匠的描摹之作,难登大雅之堂。20世纪80年代,沉寂了几百年的工笔画开始复苏,并以前所未有的全新姿态迅猛发展。中国工笔画作品在近几届的全国美展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9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上,获得金奖的《回信》和《雪狼突击队》都是工笔画;去年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获得金奖的作品《儿女情长》同样也是工笔画。中国工笔画的复兴,体现了古代艺术传统的不断延续,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画艺术的新生和希望。为了促进工笔画的重大开拓与革新,笔者试从美学角度来考察其意境、线条、色彩和构图。气韵生动、寻人耐味的意境。

说起中国画的意境,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写意画,认为只有写意画才讲究意境。其实,这是错误的,工笔画也同样要讲究意境。

什么叫意境?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其实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它是在我国古代儒、道、佛哲学思想的滋养和孕育下形成的。其中佛、道哲学思想对意境论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已故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给意境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自省的工作。”

中国画的意境,就是画家通过描绘景物表达思想感情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它能使欣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思想感情受到感染。中国画作品是否具有意境,这是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工笔画是中国画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必须把意境当作自己的生命与灵魂。事实上,工笔画是长于抒情的。它往往借助联想与想象构筑起充满感情色彩的诗境,以此追求画外情、画外意。所以诗意性的内涵成为工笔画的内在意蕴。中国工笔画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在追求“似”与“真”的前提下,要求以可视、可感的艺术语言表现对象的生命特质,以创造出情景交融、意兴充实的意境。

《洛神赋图》是东晋画家顾恺之根据三国时曹植名著《洛神赋》创作而成的巨幅绢本着色人物工笔画长卷。画家以生动的笔法,将洛神宓妃这个使曹子建寝食不安、朝夕思念的恋人画得丰神绝色、含情脉脉、飘飘若仙,表现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无限情意。它体现了赋中所咏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的意境。卷末,曹植告别了洛神回到岸上。这时天已破晓,座前还放着两支未灭的残烛。曹子建疲倦、懊悔,一路上不断回头怅望。这就给画卷留下了浓厚的悲剧气氛,艺术感染力很强。

工笔山水画更是能够表现空灵、深邃的意境。清代画家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庶所讲的“灵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灵、深邃的意境。唐代画家李思训所画的工笔青绿山水画《江帆楼阁图》,画面上方江天浩渺,风帆争流,展现了千里之遥广阔浩瀚的境界。左下部为长松秀岭,碧殿朱廊。在茂林翠竹掩映下,人物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或骑马、或闲步、或肩挑。满山的古树苍枝,藤条绕柯,盘根错节,更给画面意境增添了古朴的气氛。

现在画工笔画的大多是美院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有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和丰富的色彩表现力,可以将工笔画的细致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连画中人物脸上的汗毛孔和青春痘印都能表现得惟妙惟肖。这样的作品有时会得到美术大展评委的青睐而夺得奖项。但是,笔者却感到他们的作品缺乏深邃的意境和写意传神的境界,所以感染力不强。宗白华先生认为,意境的创造是与画家的人格涵养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的工笔画家要经常读书,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另外还要经常出去写生,走万里路,到大自然里体验生活,观察事物,这样才能提高精神涵养。灵动多变的线条

中国画的表现手段是以线为主的笔墨,那是因为它的物质材料是毛笔、水墨和宣纸。如果说西洋画是块面和色彩的交响乐,那么中国画就是点线和水墨的协奏曲。可以说,“笔墨”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特点。清代画家恽南田说:“有笔有墨谓之画。”有无笔墨,成为人们评价中国画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宗白华先生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翁偶虹介绍郝寿臣所说的表演艺中的‘叠折儿’说:折儿是从线条中透露出形象姿态的意思。这个特点正可以借来表明中国画以至中国雕刻的特点。中国的‘形’字旁就是三根毛,以三根毛来代表形体上的线条。这也说明中国艺术的形象的组织是线纹。”当然,国画家所画出的线条有许多都不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而只是画家的构思或意境中要求具备的一种节奏。

既然工笔画是中国画的一个分支,那么它的表现手段也是以线为主的笔墨。工笔画的线条与写意画的线条是截然不同的。如工笔人物画单纯以“白描”造型,而写意人物画则运用粗细不同、变化多端的线条营造。但是,“白描”勾线并不是机械地用细线沿着轮廓去“描”,而是要像创作书法那样讲究用笔“写”出形象。“白描”不只是讲究工细,更重要的是追求线条的力感和美感。

工笔画家在创作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生动多变的线条。在工笔人物画中,线条不仅是人物造型的手段,同时亦能表现出极多的形式面貌。千百年来,工笔画家还创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线条表现方法。如工笔人物画中的十八描法,还有工笔山水画中的诸多皴法,以及工笔花鸟画中的勾勒、双钩、夹叶等,这都构成了线条艺术语言中的丰富语汇。工笔画家就是以这些丰富多彩的线描符号作为艺术语言来塑造艺术形象,以线的形态、节奏、韵律体现意象的美感与内涵。我们的前辈之所以能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如此众多且生动多变的线条,那是因为他们以书法为基础,把书法的空间表现力引入到了工笔画的创作中。现在,我们许多年轻工笔画家已经不重视对线条的学习和运用,所以创作出来的作品气韵全无,死气沉沉。富丽堂皇、秀丽清雅的色彩

工笔画艺术曾以它特有的富丽堂皇、秀丽清雅而呈现于中国画坛。它不仅造就了敦煌壁画的磅礴,也成就了工笔重彩卷轴画的典雅,在唐宋时期发展到辉煌。可是元、明以来,一些文人画家把后人伪托王维所撰《山水诀》中的一段文字奉为圭臬:“夫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而把工笔重彩画贬为“挥扫燥硬”“板细无士气”,认为其“刻画细碎,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最后下结论说:“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未必尽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其意在嘲讽工笔画格调不高,难登大雅之堂。以后伴随着“泼墨”“墨戏”等等“非画之本法”被改造为文人画的对应图式,带有书法化倾向的水墨写意画便跃居画坛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被称为现代工笔画的运动悄然兴起。它以广泛而宽容的心态延接数千年的工笔画传统,同时又基于中外交汇、多元并举的当代绘画格局,向各种新旧视觉艺术汲取养料,以新颖的面孔出现在中国画坛。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书画理论中,有关“色彩”的论著却寥若晨星,只有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到“随类赋彩”。它虽只四个字,却阐明了中国画用色的法则。这四个字影响了后代千百年来中国画家在色彩上的运用。“随类赋彩”讲明了中国画用色不是一定酷似自然原型,或受自然色、环境色的影响,而是由物象的类别来决定,求其类似而已。古代工笔人物画家在绘画用色中,正是遵循了“随类赋彩”这一色彩观。画家通过色彩的运用,加强表达自己的情思、心意,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画意”。

中国画这种抒情写意的色彩观,使得工笔画色彩的运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平面化、富于装饰性、富于东方的色彩情调。这些色彩风格,不仅体现在皇家画院的卷轴画中,同时也体现在民间画工的壁画、年画、版画中。在20世纪初欧洲兴起的新艺术运动中,就曾出现了一批模仿、学习中国绘画色彩的画家。他们从中国传统绘画色彩中找寻灵感,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

中国工笔画按照着色的有无、多少,分为线描、淡彩、重彩。工笔画传统的设色方法,大致分为勾染、勾勒、勾填、没骨四种。工笔画的设色和油画不同:油画是要追求光影所产生的微妙复杂的色彩变化;而工笔画要表现的是阳光正面照射下的固有色,甚至比固有色还要单纯——它追求的是笔墨情趣。淡彩就是在白描的基础上,涂上一层淡淡的明暗色彩,以表现事物的形状及神情。重彩分古典重彩和现代重彩两种。古典重彩是利用天然矿物颜料为主要设色材料的工整细致的绘画作品;而现代重彩却是一种文人化的、以笔墨为主的,表现一种清、淡、逸意境的重彩。现代重彩超越了古典重彩的勾勒方法,运用多方面的手段来增强视觉效果和多彩的画境。

宗白华先生早已看出我们国画(当然也包括工笔画)与西画相比所存在的缺陷。他说:“然而中国画趋向抽象的笔墨,轻烟淡彩,虚灵如梦,洗净铅华,超脱绚丽耀彩的色相,却违背了‘画是眼睛的艺术’之原始意义。‘色彩的音乐’在中国画久已衰落。(近见唐代式壁画,敷色浓丽,线条劲秀,使人联想文艺复兴初期画家薄蒂采丽的油画)幸宋、元大画家皆时时不忘以‘自然’为师,于造化氤氲的气韵中求笔墨的真实基础。”又:“然而此外则颇多一味模仿传统的形式,外失自然真感,内乏性灵生气,目无真景,手无笔法,既缺绚丽灿烂的光色以与西画争胜,又遗失了古人雄浑流丽的笔墨能力。”宗先生六十多年前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现实,尤其是工笔画更是如此。怎么办?当年宗先生已经开出了药方:“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须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其伟大的表现力,尤当倾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世界。”

现在,我们广大工笔画家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借鉴油画、版画及日本画的表现手法,致力于色彩的塑造和材质美感的表现,并进行多种创作手法的尝试,极大地丰富了工笔画的语言表现。相信假以时日,中国工笔画会攀上一个像唐宋时期那样的艺术高峰。独特的构图法则

众所周知,西画是采用透视法来进行写生和创作的,一切视线集结于一个焦点;而中国画采用的则是“三远法”。何谓“三远法”呢?清代画论家华琳在他的《南宗抉秘》里有一段精彩的解说:“旧谱论山有三远,云自下而仰其巅曰高远,自前而窥其后曰深远,自近而望及远曰平远。此三远之定名也。又云:远欲其高,当以泉高之;远欲其深,当以云深之;远欲其平,当以烟平之。此三远之定法也。”现在,人们又常常把“三远法”叫作散点透视。古代画家除创造了散点透视外,还创造了“以大观小”“以时观空”“时空交错”“留空白(以虚代实)”等构图法则。这些构图法则不仅突破了人类有限的视野,以及西画焦点透视的局限性,而且使“意”“象”“法”和谐统一,营造出了“象有尽而意无穷”的天地。

工笔画的构图非常强调规律性和辩证法,所以掌握运用好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解决构图的关键。中国古代画论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记载和很深的研究。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说:“天地之间,虽事之多,有条则不紊;物之众,有绪则不杂。盖各有理之所寓耳。”统观自然界万千变化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对立的因素,都是构图中必然涉及的问题,但只有其中几个是关键性的。只要我们解决了这几个关键性的矛盾,就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笔者发现,当代许多工笔画作品在构图这一环节上相当薄弱,甚至已到了无讲究可言的地步。这些工笔画的作者在创作时大多是以不中不西的主观臆断去随意安排画面,简单地将物象堆砌在画面中间,既不考虑物象的主从关系,也不考虑物象之间的避让、疏密关系,没有半点从章法经营上的考虑。欣赏此种作品时,观众须很费神地在画面上东寻西找,才能知道所画物象之来龙去脉。中国工笔画的创作是由笔法、着色、构图等一个个环节构成的,每个环节的好与坏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整体的好与坏。哪怕只是在构图这一环节上出了毛病,也会导致作品审美品质的全面塌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小我们就熟知“灌水浮球”的故事。说的是古代几个小朋友一起玩球,一不小心,球掉进了一个树洞里,小朋友们手摸不到,竿够不着。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一位小朋友急中生智,向树洞里灌水,利用球的浮力,使水满球出。而这位小朋友就是后来的北宋名相文彦博。

1文彦博《得报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封潞国公。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及第。历官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副使、都转运使,知泰州。后上书朝廷裁汰军队冗员,对防御西夏贡献极大。庆历七年(1047年)由知益州召拜枢密副使,旋拜参知政事。以平贝州功大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祐三年(1051年)被御史唐介弹劾罢相,出知许、青、永兴等州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相。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国公。曾反对王安石变法,熙宁六年(1073年)出判河阳等地。元丰六年(1083年)以太师致仕。元祐五年(1090年)复以太师致仕,六月卒。后蔡京当政,力排元祐党人,文彦博亦在禁名之列。幸徽宗为其除名,追谥忠烈。有《潞公集》四十卷。另著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已佚。

文彦博享高寿,岁九十二而卒。一生荣际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载,子孙繁茂,数人入朝为官,荣耀宗族。文彦博诗词不多,但多涉时政。他与包拯友善:“缔交何止号如龙,发箧畴年绛帐同。方领聚游多雅致,幅巾佳论有清风。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寄友人包拯》)文氏为官清断有识,多有政绩,为北宋中期社会和边疆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

对于文彦博的书法,宋人朱长文在《续书断·系说》中评曰“风格英爽”,指明他的书法追求意趣。这可谓的论。更令人激赏的是,文彦博虽为纯政治家,但他的字并无纯政治家的俗吏气,而是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通透温厚的文气,并且气息充盈而无萧瑟老态,则更为难得了。宋代是文官政治的时代。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脉》中写到,宋代开拓出一个重大的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应该说,这样文人自尊优越的时代正是李白、杜甫朝思暮想、情有独钟的时代。而文彦博生活的时代正是宋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也是书法“尚意”的黄金时代。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韩琦、富弼、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襄、文同、李公麟等等代表北宋政治文化艺术的精英们皆生活在这一时期。全社会的文化氛围自然是浓郁的,连权谋政治也带有名副其实的文化品味。于是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这位温和高寿的文宰相的字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清润之气了。

文彦博传世书法作品主要有《汴河帖》《祠部帖》《得报帖》《王拱辰墓志盖》《澄鉴堂石刻题诗》等。其书筑基颜真卿,体势宽博,骨气洞达,是唐人法度;然又不屑于唐人的整饬刻意,而追求一种萧散洒脱的晋人风神。

《得报帖》又称《内翰帖》,行书,纸本,凡10行,每行字数不等,计71字,纵26.4厘米,横43.4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释文曰:“彦博启:先此邮中得报,内翰奄弃盛年。久忝知契,闻讣摧咽,况乎天性,何可胜处?切须自勉。老年如何当此?生于前年,罹此痛,犹赖素曾留意于无生法,故粗能自遣,幸听愚者之言。彦博。”《得报帖》是文彦博的传世精品,笔法考究,无《汴河帖》的粗率之弊。就像他以裁汰冗员来改善吏治一样,他的笔法也是汰尽烦琐而达于精简,在淳厚的圆转笔致中又辅以爽利的锋棱,克服了疲软之习,神采奕奕。黄庭坚说他的字“笔势清劲”,跟这样的用笔有直接关系。从结字来看,通篇前八行扁阔洒脱,后二行紧峭逼仄。这是因为文氏下笔时开始较郑重,渐写渐熟而忘我,至尾戛然收住,由此也看出其书写时的情绪心态变化。细究之,既有颜字的宽博、王字的洒脱,又有匠心独运之处,如“年”“赖”“法”等字皆通过大幅度收放、错落而取得独特意趣。通观此帖,取意“二王”,如第一行“中得报”、第三行“摧咽”、第七行“罹此痛”、第八行“犹赖素曾”、第九行“故粗能”等直与“二王”尺牍中字神合,可证文氏书法意追晋唐而尤属意于晋人风神的特点。再者,满纸文气氤氲,营造了一种平厚灵淡的韵味。据文辞内容,这件作品是文彦博给友人的回信,因友人向其诉说另一友(内翰)盛年早亡,不胜悲伤,幸赖他人劝慰方得自遣。文氏先知此事,友人后报讯,遂回信互相勉慰。文氏一生所经风雨多矣,看透人事多变,闻讯虽悲而不伤,故下笔如快刀斫阵,风神凛然而无挂碍,气息散淡但不靡苶。由此可知胸次襟怀学养对书风形成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