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 《临张黑女墓志》页(选一)，纸本，23×27cm×7
《张黑女墓志铭》拓本，传世孤本。铭文字体娟美，曾为何绍基所藏，今归上海博物馆。何氏对此铭偏爱近痴，昼夜不离，跋中叙述已详。何氏所临此铭，则八面出锋，字字劲美，得铭文三昧。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又名《张玄墓志》。铭文峻宕朴茂，结体扁方，虽为楷书，有隶书遗意，原石久佚。
何绍基于1825年，觅得此墓志旧拓本，凡十二页，每页四行，满行八字，为传世孤本，大喜。称“余既性嗜北碑，故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
【释文】：魏故南阳张府君墓粁……(文略)遐风永迈，式铭幽传; 张黑女铭，精整古浑，为元魏碑版弟一。顾从来无道及，盖石质、拓本俱已星驰雨散矣。余得此於烃南，中有朋人跋语，已云不知莪自何时。航置枕中，不一日离也。惜笔性钝劣，习焉冈得。象宾兄强以此册属临，乃不暇自文其丑，教之是幸，绍基并识。
一、临帖是在临什么
我们入门学古人的时候，就是把古人的规矩摆在了桌面上，临帖就是学规矩，而不是别的。
在临帖中你要弄点轻重、虚实、浓淡、正欹出来，这些都是微观变化，是情绪化的东西，而宏观的东西不能没有，这是关键，否则就没有从理上去处理它，让人一看就不合规矩。因此外形的东西从理，也就是说，字的外形、结构、笔画的位置等从理，从字理，即中国汉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规则和法度;而笔则从书，反映的是趣和味。这是两个原则。外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合不合规矩一看便知;用笔则是书法本体的东西，粗细，放收，快慢，墨的浓淡，都是书法本身要求，决定字的味道，用笔不同决定趣味不同，而字形结构是理性要求，是中国汉字的形体美要求，必须严谨，无论行书还是隶书，这是书法的基础，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临帖就是在学习这种理法和原则。
二、目前的训练你要干什么
如何去临。无论哪种帖子，拿来后你不管如何取舍，训练时要针对你所取的东西，形成一种科学的训练模式，要有目的性，用研究分析的方法，去反复实验、继承与巩固。笔画不能单一化，简单化，不能单薄干枯，要立体圆润生动，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笔画无数种不同写法，加以对比模仿融合提炼，在对比中找出共性与个性，找出同一笔画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手法。创作时把碑上的字形拿过来，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创作中手法决定风格，手法变了风格也就变了，而手法是非常多的，张迁、鲜于潢相类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而曹全又是一种，创作时把它们用于同一张作品中，那你就是大腕。训练时像这样有目的的去一个个的解决问题，那么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人能追得上你。因此，训练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目的性的进行取舍。要想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你必须有不同于别人的思想，在这种不同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再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方法，确定一个科学的训练模式，然后你才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结果。也就是在用脑子写字而不是用手。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自己的症结所在，头痛治头，但如果是由脚气引起的头痛，就应先把脚气治好，对症下药，比如说你们学草书的，应该先学行书，通过行书练技法，使转、提按、收放、笔画之间呼应、上下字的连带关系等等，练好之后，草书就只是个草法问题了。草书严格讲不是学来的，因为从它生成的原始状态看就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东西，由行书提练字形、用笔和手法，是一条正路，这是个方法问题。对于《书谱》，你要明白，首先是学他的文章，其次是学他的草法，再次学他的字，在临习时要挑字临而不要统篇抄，严格上说《书谱》只能借鉴而不能学，纵观二十多年来，靠书谱出来的就一个伦杰贤，但伦杰贤先是学得米芾，写米写绝了，因此他是把创作落在《书谱》上而他的功夫却是下在米芾上。写《书谱》写了一辈子的孙墨佛怎么样!你像现在的有些中青年临书谱有成就的，他们都是在借鉴书谱，巧用书谱而不是实写，因此，训练思路要对。
三、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要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
行书的技法是上一笔管着下一笔，下一笔接着上一笔，你的写法是这个不管那个，那个不管这个。行书的上一笔是下一笔的起笔，下一笔是上一笔的收笔，行书在笔画上已经把楷书一笔一画的概念破坏了，可能是三个或五个笔画变成了一个笔画，每一个笔画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管着，因此，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你写得行书理不对，法上才出了问题。草书更是如此，比如这幅《书谱》的临作，他的临帖的思路、观察力以及把握帖的能力都很高，但不是很熟练，学草书时要注意草法，特别是一些典型符号的练习，一定要强化练习，专门练习，一个符号半个小时应能解决、吃透，能用后半生，何乐而不为，但书写时要注意变得自然而不是疆硬。还有一个现象，临帖者往往追求数量，对一个帖，不停的重复临摹，而不去动脑筋想，形成抄帖，这样很难进步。一些夸张的用笔一定要去掉，那是他的个性所在，像这种夸张显得很空，不学。每一个字要熟练，先向象里写，再往熟练写，再背临，要学会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你现在要换一种方式，一个字写五、六遍即可，照着写两遍，一定要往像里写，然后找感觉，比如背着写，看能否记住，再进行用笔的动作训练，从速度、虚实、比例等方面提炼着去写，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去训练，把每一个字都写透它，也就是从生到熟到背到各种转换，不断提炼，最后放开去怎么写都高级。
四、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
书法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字再怎么写，关键的部位要控制住，关键部位之外的夸张你不用管他，要靠中间部分来决定中国方块字，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凡是夸张的笔画都不是受控制的，不规矩的和不受限制的，古人字形的变化是哪儿来的，实际上是允许夸张的笔画夸张程度的不同引领了风格的不同，同样是在方块中，不同的碑、不同的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形式美感，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结构是死的，而只有细微地方的变化，这是一个原则，方块内的不动，而决定字的风格的就是那些可以细微变化的地方夸张的不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有的字为什么老写不好，就是内在的笔画没有写好，内在的部位可以粗细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都必须摆匀它，你可以夸大或缩小比例，但必须写匀，要求趣味和变化，必须先有这个理，掌握了这个理再去变化，比如这个“张”字，我们画一个方块，方块内的部位是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把“弓”和“长”的某些笔画在方块内部变一下，增加些趣味，不就变成张迁或是鲜于潢了吗，如果把‘“弓”的第二笔横画和第三笔的弯钩向左夸张一些，再把“长”的横画和捺向右夸张舒展一些，这不就成了礼器或者是曹全了吗，以此类推，其它字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临帖方法要变，观察的方法要变，思路要变，训练的模式也要变。
五、要学会意临。创作时要活学活用
写对联字写得这么大，笔画要加粗，原帖上的笔画粗细是如此，但你把字夸大了五倍、十倍，而只把笔画夸大了两倍甚至不变，这不行，搞创作要活学活用，创作时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这个“画”字，上边轻，中间加粗，然后下边要突出礼器碑的风格，这样才行。你的临帖中缺少一个意临的过程，照着写要往像里写，背着写要往熟里写，然后再照着写时往不像里写，虽然不像但怎么看还都像，然后再怎么看还都不像，在似与不似之间。我们在消化古人的时候，这种像与不像就不是一个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一个精神和原则的像与不像。也就是说你缺乏一个环节，临帖时没去进行意临消化，当然，这个消化也有个方法，比如说这个“胶”字，临熟了之后你就去消化它，比如在虚实、浓淡、趣味上增加，你看，写完了，像么，绝对不像，不像它具体的每一个笔画，但是美感还是它，不管你如何去变，只要这里用点去处理了，都还是它。这种不像是微观的，像是宏观的。一定要弄懂原理，直接照搬古人没用，照搬古人是没脑子，你只是古人的手不行，你得是古人的脑子才行。要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去把古人的原则借鉴过来，原则、方法、标准、规律、基本技法等借鉴过来以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加工厂，要思索、研究、试验，而科学的试验、合理的试验，才能是有效的试验，这样用在创作上才行。
六、不要把字工艺化、模式化，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
古人写字不是在搞创作，传统文化是按儒家学说走的，儒家推崇礼，说话办事要有分寸，走路要有姿势，干什么都要行个礼、讲个法，那叫一种制约，封建统治就是由统治者确定的那种制约太多，而且中国书法的发展从来就没离开过统治者的意识，所以南北朝统治者多，魏碑就五花八门，皇帝推崇王羲之，1700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好，这都是以统治者的意识为转移的，那么，它追求的美是什么美呢，不是追求怪异的美，而是端庄的、和谐的美，端庄的美就是站有站像，坐有坐像，庄严、肃穆，和谐的美就是虚实轻重等书法的所有变化都在阴阳的学说当中，和谐来自阴阳的协调。所以，阴阳的协调是书法的味道，而端庄、严谨是正大气象，是书法核心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搞书法不能成家，就是他们认为搞书法是自己的事，“我就这么写，只要我觉得好愿意咋写就咋写”，其实，人写字如果写到没想法了，全是古人了就高尚了，因此书法是个大文化。张迁碑的趣味是在字形上，在好玩上，在笔画位置的错落上的变化，不是笔势上的变化，而是字形结构上的变化，是比例上的破坏和笔画位置上的破坏，而不是笔势上的事，曹全是笔势上的而张迁不是。弄清这点，在写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自然状态还原。
另外，隶书本来修饰美感就强，没有必要再去增强这种形式美感，不然就会把字工艺化、模式化。隶书的高级程度应是把形式美感弱化，而不是强化这种形式美感，要完全变成一种自然的书写状态，增加用笔在纸上的平缓，在平缓的同时增加弹性，就像音乐一样，有快慢、缓急、轻重、强弱。当今书家多是在用一种模式书写，这最麻烦，可能一时出彩，但这种出彩三年也维持不了，就是只注重形式美感，模式化了。像鲜于潢，碑阴变化变得越来越纯朴，越来越单纯，什么是朴实，就是直来直去，就是简单，简单得没想法，这种朴实咋一看没想法，而你如果去联想，想法可又就多了。因此，真正的艺术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成熟状态，成熟状态完全是理性的、规则的、法度的;另一种就是非理性的，艺术发展到没成熟，有法式但不严谨，就像小孩走路，他还走不利索，但是他走那几步特可爱。我们现在就追求艺术的理性的、严谨的、规则的东西，他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定着本体的属性，像正大、端庄、肃穆。但艺术半生不熟的劲和不加修饰这种劲，是艺术的趣味、境界、味道。两岁的小孩做一个动作成熟吗，不成熟，他说话，主次混乱说不清楚，但你就觉得他那个动作和说得话有味道，好玩，可爱，这就是你追求的由不成熟、稚气所反映出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眼不能老盯着当代书家，而应多临帖，从碑帖中去寻找和恢复其自然状态，像高密出土的《孙仲隐碑》，虽然说规模小一些，但内容朴实以及它那可爱劲，在汉碑当中是高级的。清人隶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碑的刻字变成了墨迹，把刻出来的字变成写出来的字了，书写性本身就是一种还原途径，这是清人唯一的东西，再一个，像郑谷口的机灵劲、陈洪授的放浪劲、邓石如的平和劲，赵之谦的结实劲，俞曲园的温润劲等趣味性的东西都可学，但真正的法则还要学汉，字法还是得从汉碑中来，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把握还是要学古。
七、碑阴与碑阳-趣味与法度的互补
汉碑分碑阳和碑阴，其背景知识对我们读帖和临帖有很大帮助，帖上的东西你要会看，碑阳是正文，是给别人看的，碑阴则是说明，古代人刻碑永远都是正面规范、严谨，而背面随意、没那么多限制，对外的碑阳是规矩的，到阴面时就不讲究。碑阳面写正文，碑阴面则是一种说明，比如谁出的钱，谁刻的字等;还一种是正文写不下就往碑阴写，像礼器碑，字太多连碑的侧面也用上了。碑阴一般都是韵文，四字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对刻工来说也是一种体例，汉印从刀法上有两种，一是严谨的，还有一种是急就的，如将军印，临时定的，必须马上凿出来，不加修饰，形成急就印。碑阳的正文讲究，刻工刻得也讲究，到了碑阴，写得不讲究，他刻得也不讲究，写得随意刻得也随意，这种讲究与随意也反映的是一种刀法。因此，要把碑阳的东西方当成规范、法度，把碑阴的奇趣当成变化的手法，研究学习碑阳时是为了取法学成规矩，其笔法的严谨、讲究、细腻，起笔、行笔、收笔等规范度都是碑的极致，而学趣味一般学碑阴。前边法度严、趣味差，死板，后边法度差、趣味妙，两者正好互补。碑阳的规则法度虽然死板，但他也告诉你一种变化意识，这种意识虽然不如碑阴显得活泼、轻灵，却可用碑阴的起收笔的状态去改变碑阳里的那种状态，用后面意的东西去化前面法的死板。而一味的夸张，一味的加粗，其实不是变化，只是让人看到我们思路上的一种混乱和模糊。当你理解了这些，就会在临帖时学到碑阳的严谨法度，规范技法，又会学到碑阴的率性个性，艺术趣味，两者结合使作品庄重而不呆板，轻灵而不轻浮。
八、临帖上不能出问题，创作上永远都保持一种向上的状态
继承与创作，临帖就是在继承，能消化的去临，有目的、有思想的去临，临完了那就是古人的第二次创作。有点成就的那些中青年书家，为什么三年、五年就没了，他用功的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开始投稿的时候，甚至能找八百个人看，请教，好歹上了一次、两次，自己成了，再投稿时也不找人看了，然后自己的习惯手法也出来了，按自己的习惯去写，古法就少了，再写古法更少了，习惯更多了，再写古法基本上没了，全剩下自己了，然后怎么投稿也上不去了，到了明天就开始骂街了。书法界连续五年获奖的，连续五年站在创作前头的这样的人相当少，基本上是三、四年就没了，能坚持十年，创作上每次都上，这样的人极少。二十多年以来，八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创作上依然站在前列的有几个?一巴掌也不够;九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的，你能数上十个算不错了，为什么?都是在临帖上出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家，先不说艺术大师，只要是在历史上能留下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从出道开始一直到死在创作上永远都是一种向上的状态;二是他所有的创作，包括个性的张扬和他自己面貌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升华，而不是破坏了传统的模式;三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有思想的，不是玩字体的，而是玩思想玩理念的。如果要成为大师，那还是要有见地的，有身份的，在书法界、艺术界始终都是最活跃的，而且是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准大师，而且从一出道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处在艺术发展的风头浪尖上，他是风云人物，引领着创作一辈子，再加上社会地位，独到的理论，而且他的思想、理念永远在别人前头，像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陆严少、黄宾虹，哪个大师不是这样。 因此，要用规则武装头脑，要用一种信念去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训练和总结，该取的取，该舍的舍，要有目标。别人弄过的咱会了，别人没弄过的咱永远不去想，不行;你要弄出个别人没弄过的，让他老跟着你跑才行。
九、通过学习去理解法和意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原则
对米芾的临习，看米芾的这个“奉”字，从方向上，第一笔稍微往上去，第二笔往下来，第三笔又往上去，这三个笔画的运行正好是三个不同的方向，方向上互相交叉，这是笔的运动方向，那它是否就是单纯的往上或者是往下呢，还不完全是，往上的同时还有点往下阖和感觉，是裹着笔的，三个笔画都是如此，所以它把这三个运动方向里面又增加了内在的东西，总体往上还往下，总体往下还有点往上，每一笔都较着劲，就像我拉你过来，你不得不过来但还不想过来，绷着劲，这就是由笔画的限形产生的弹性，一种力度。前者往哪个方向行笔反映的是方向知识，而后者“绷或拧”的裹笔反映的是内在的一种劲，什么叫作合理，一个是把笔的方向写出来了，一是把这种劲写出来了，弹力和势写出来了，也就把意写出来了，至于长短宽窄不是主要因素。因此，这是一种技法要求，而这种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一种运动状态，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所以，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是一种活的东西，喘气的东西。如是，只要把这种笔势写出来了，怎么写都是米芾，为什么，就是它用笔和习惯、用笔的手法、曲直的控制、还有这种笔势，整个和米是一致的;而如果换一种手法，比如这个地方是夸张的，这个地方也是裹着的，这就不是米而是颜了，即便是颜，那么它与米有没有关系?只不过颜这种裹着笔的东西多，而米裹的东西少而已。颜的风格是圆转笔法、篆籀笔法多于米，而米的圆转少而且更加含蓄，他更多的是一种霹雳啪啦的折笔和切笔等，所以颜的字内含、圆润得多，而米则是劲捷和峭拔得多，因此，艺术的风格是靠笔法决定的，在某一方面稍微一夸张就成了颜了，把某一方面稍微一强化就成了米了，它是一种笔势的改变，我们应特别关注这个势字，就能把意表达出来，也就是把它的结构原则用上，又在你笔下得到一种强化。为什么我经常说跟我学书法是在学理法呢，不是说让你写得必须与它一模一样，是让你通过它去了解一些法和意的东西，然后探讨什么样的手法、什么样的动作表达出来，这不就成了技法了吗。面我们在学习真正关注的不是技法，而是关注它的理念、理法和原则，我们临帖不是拿起笔就抄，甚至于还哼着小曲，这样你能写好吗?我们所有人写字上的差距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写得特别好的人他绝对是研究它的专家，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试验、归纳，再试验、再总结，是在通过字形结构，包括笔势、字势等的研究去获得一个原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帖，而不像有些人所谓的临帖只是抄了一遍内容，其它的要素与帖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现在临帖的点不对，感觉写得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好，写得不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不好，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坏关键不在于像与不橡，而在于合不合理。
十、神采为上的关键–由动态的势去把握字的生命状态
对势的重要性，临帖不是要你临的多像，而是取其外在的态势与内在的品格，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运动状态，而且是一种生命状态。对于书法，明眼人特别注重势，也就是运动状态的把握，民间写字，一般都是看字形、结构，而从专业上讲，则不是关注其字形结构而主要是关注字势和笔势。势，主要是说一种劲或架势，一定是一种运动状态，人有某种劲或架势，它反映了人的某种心态，字有某种劲或架势则反映了这个字的神采，表象反映出一种运动状态，却告诉你一个内心的东西，同时也就给某一笔画或某一个字赋予了一种品格。这也就是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喘着气动起来，比如米芾的这个:“胜”字，左低右高，这三个竖着的笔画，不是直上直下，不是垂直而是斜一点，总体有种上蹿的感觉，而且还带着横势，只要把这个意思写出来了，字势掌握了，运动状态掌握了，就可以放开写了，怎么写都行，只要字势出来了，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米芾。米芾就是善于营造一种险势，每一个笔画都动起来，还较着劲，特别有味道。因此要通过这种字势和笔势的关注，去把握字的运动状态和生命状态，表现出特有的神采。
十一、王羲之的贡献-给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提供了一个审美空间
王羲之行书的临写，书写用的毛笔笔锋太长太硬，古人在明以前无长毫，经典的帖基本上都是在宋以前，宋以前第一无长锋，第二无羊毫。写王羲之，一是笔要硬，再就是写出来要温润、典雅，也就是含蓄劲。王羲之的主要贡献，是给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提供了一个审美空间，就是注入了一种文化气息，也就是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文化理念在里面。受限制的书写，都是一种理性的书写，都是一种有思想的书写，所以，王羲之的贡献是这个而说不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兰亭序》或是其他碑帖，他不是一门技术，它是一门理论。因此，学王羲之，首先要把握他的书法特征、书法理论、书法法则，这也是所有学书法的人你都不能绕过他的原因，不管什么情况你都要从王羲之那走走，因为你不学王羲之，最终得不到字的典雅，得不到文气。
清明临近，让小编带大家再次认识一下大文豪苏轼的大作。
《黄州寒食诗帖》，纸本，25 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
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 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 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释文：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书法中的“虚”，泛指其境界的高远、空灵;书法中的“静”，谓之其意境的儒雅、安谧。
对于书法而言，静谧的观点和灵动的生命张力，是书法艺术两元的融合。自魏晋以来，我国的艺术深受老庄、释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虚静”之美的鲜活之魂。
庄子曰：“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共波。”静默为禅，空灵如水，揭示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心灵空间。禅宗视自然界万物为幻象，释家却在空山落叶的寂寞中打禅入静。这种心境在滚滚红尘中嵌入艺术的心灵石壁，豁显其自然、安和与静谧。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说：“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宋代画家米友仁也曾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的话：“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荡。”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则说：“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他还说：“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他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书艺中静动之美的哲学辩证关系，为书家指明了一条动静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只要书家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恣意挥洒，形其自然。
笔者认为，行草书是动态书体，但它那灵动的点画、线条，那磅礴的气韵，那纵横驰骋的态势，可把观赏者带入宁静的湖泊，带入静谧的空间沃野，带入一种落叶无声的世界中去，咀嚼虚与静的书法艺术的橄榄。
书法一要字法、笔法、章法，二要修养、学养。书境是心境的艺术体现，只有好的心境才能有好的书境。假如心境不佳、学养低俗、心事沉沉，肯定创作不出幽雅、清宁、脱俗、刚劲、飘逸的书法佳作来。
书家在创作任何一幅作品时，要熟知诗词歌赋的内涵，充满激越高昂的情感，将其意蕴贯穿于书法的线条中，就能淋漓尽致地、生动地、刚柔并济地力透纸背，具有音乐韵律之美、静虚空灵之美、神采飞扬之美。
掌握书法作品中的虚与静，非一日之功，一定要在临帖中思索、在出帖中感悟、在创作中出新。只有日积月累、探其规律、博采众长，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才能在浮躁的生活中找到虚实的平静与安宁，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书法的唯美与韵味。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高研班研习书法的课程中，书法家洪亮曾就书法中的虚与静作了深刻的剖析。我深有同感。他说，线条是追逐情感的运动，要用笔含筋裹骨，挺劲律动，“三法”即字法、笔法、章法合一，气韵律美。因之，在动笔之前，要在闹中取静，虚静兼修，气韵贯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是生命精神外化的一种形态，是书家驾驭笔墨力量的一种展示。古人说，“下笔用力，肌肤之丽”，“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故，书法是力的艺术，以线立骨，以线传情，以虚掩实，以静示动。这种力是含蓄的力、内敛的力。这样，书法才能彰显美感、流畅，达到“幽思人于亮间，逸气弥于字内”的最高境界。
在学习书法中，有些人兢兢业业一辈子也一无所获，或徘徊于唐楷(并非说唐楷不好)之间，或寄居于某家某派，或跌入时风的漩涡之中……讥为“奴书”、拾人牙慧等。相反，有些人过于自负，没写几天字就想自立门户，走捷径，闭门造车，最终徒有空中楼阁。这些人都因取法不当而徘徊在书法的大门之外。因此，历史上只有少数人掌握着通向书法殿堂的钥匙，他们既是传统的守望者，又是创造者，并不断“延续”着传统。
第一，确立以“新”为书法取法的理念，是保持学书最终能按着自己的思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走向大道的先决条件。
古人讲，“取法乎上”，“新”就是取法至上的前提。“新”就是创新。书法传承是为了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要发展就必须要创造。翻开中国古代书法史，魏晋时期是个分水岭。之前，是汉字的产生、发展期，书法正伴随着各种书体的演变而成熟，其间留下有名字的书家很少(当然还有其它历史、文化原因);之后，是书法风格不断演变的历史，产生了众多书家，个个自立风标，美轮美奂，遥相呼应，串联起这一让后人崇拜的书史，他们都因“新”而延续着书法的根本。王羲之“适我无非新”的主张，注定了他创制的“新体”，彪炳千古，从而奠定其书圣的地位。持这种创新论调的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普遍的，正如钟嵘《诗品》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取。”所以，无论书法、诗文，在这一时期都是开宗的滥觞期。其后，后继者们就展开了一边师法“王书”，一边与其“叛逆”的历史演绎。张融有“只恨羲之无臣法”、苏轼则是“我书臆造本无法”，就是当时被钱穆父等讥为“集古字”、“刻画太甚”的米南宫，“壮岁未能立家”，后也取诸家之长，老而成家，人见其书“不知何以为宗”，他“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气概完成了蜕变。明清时期的书家更充满着叛逆精神，“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祝枝山岳父李有桢言)，强调性灵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调。可见，在学习二王的书法中，这些巨匠们无不走向了叛逆，以“新”为准绳，“新”正不断推动着书法前进的车轮，“新”也成了古人学书的首要前提。但他们无不标榜二王，承认自己是二王的门徒，这简直如俚语所云：“挂羊头卖狗肉。”
第二，确立“母本”是取法的关键。
如果说“新”是学习书法的首要，则由博而专是学书不可缺少的过程，只有通临古帖才能产生真知灼见，这种见识也是发自内心而有条件地逐步确立的，才能发现合乎自我的经典对象，我暂把它们叫做“母本”。
“母本”就是建立适合自我生长、发育、并能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就是“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人都有自己的“母本”。我们在研究书家档案时，总要分析他的学书过程，经历过哪几个大家，最终成就了自己，而且最关键的是哪一家等等，这几个大家就是他的“母本”。“母本”是自己精选出来的字帖，明显带有个人的审美倾向，因此她会影响你一生。对“母本”的练习，不能浮于表面，那是一个由粗入细、由细而精、由精而有所悟的量的积累。粗是粗略了解“母本”渊源、笔法要素、章法特点、审美要求等，这是一般人皆能做得到的。细是指进一步深入，无论笔法、结构、章法，还是气韵，几乎可以乱真，只有这样才能算登堂入室。这才是当代李可染先生所说的“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精是指取其精华，了解“母本”的精粹之处，同时也要发现她的缺陷，任何一件作品都是遗憾的作品，发现缺陷是学书过程中的一个飞跃。确立“母本”主要是精心模拟古人，几乎放弃自我，正如刘熙载所说的入“他神”，如此才能入帖。这种专一、专注是获取成功的重要保证。当代武术大家李小龙对“截道拳”有这样的解读，“我不怕对手的腿法有一万种踢法，我最怕的是对手用这样的腿法踢了一万遍!”这就是专一给同行的恐惧感。
第三，寻找母本的生存空间。
确立“母本”是由博而专的结果，而寻找“母本”的生存空间需要智慧。不是所有的母本都有生存空间，即便是自己最喜欢的“母本”，也要反复论证，全面考量。
书法发展有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充满着哲理性。首先从书体上看。甲骨文是古老、神秘的，曾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成熟的官方书体，它虽风格多异，但基本局限在一定的变化范围之内，很规范，也即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想象空间受到了文字本身的局限。随后的篆隶书，包括晋唐时期成熟的楷书，它们也曾一度辉煌，是一个时期的官方书体，包括笔法、结构、章法等书写要求有着很强的规定性。尤其是唐楷，可用“黄金分割法”、“九宫格”等科学手段来进行规范，扼杀了艺术的想象力。因此，唐以来，著名的楷书家、篆隶书家较少，而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行草书家，且成绩斐然，光耀千古，这需要我们去反思。由于行草书书写的不确定性、约束性小，想象空间大，尤其在大草书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因此，在书法史上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官方书体(章草例外)。这也警示我们，行草书领域的可塑性是极大的，这也是历代大家们趋之若鹜的重要方面，也是今天学习行草书的人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写大草书需要才气、勇气、侠气、士气、逸气，常人难于应付，故历来成功者寥寥无几，但它却是我们今天书家所研究、追摹的对象。其次从书风、书家来分析。书风是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审美趋向之下所形成的趋于相对稳定的书写特色，也可由相对趋同的审美取向的很多书家组成。例如唐楷，这一书写特色是唐代书法的象征，尤以颜真卿为代表。唐代楷书的形成有着它固有的文化背景，而魏晋清谈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是文字上的，行草、草书大行其道是书法呈“文字清谈”的样式在文化上的具体反映——“玄化”。楷书(小楷)成熟于礼崩乐坏的魏晋则是文字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已，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使人奋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而唐楷“尚法”的形成是文化、社会发展在文字上的必然要求。因此，唐代楷书呈现出了一个大家林立、各派纷呈的局面。但是，楷书资源也由此“用尽”，日趋装饰和工艺。所以，自唐以来，已经没有真正的“楷书家”了，即便“科考”越来越规范、系统，楷书要求更为严格，习楷者也更多，但也培养不出出色的大家。今天我们要“激活”唐楷，但愿能“梦想”成真。因此，在楷书上，后人只有“奴书”于古人的份儿，不然则惨不忍睹、自我蒙羞。还有，“碑派”书风，也存在这一现象。碑派资源经过清代、民国两个时期的书家发掘已经开发殆尽，今人难有回旋余地。
第四，壮大“母本”是学书的再度深入。
这一过程是在了解“母本”生存空间的基础上展开的。对“母本”学习的坚持并不断充实是形成自我路径的积累和依托。坚持对“母本”的学习是“专”，吃“精饲料”，由“专”而“博”，或者以“专”为基础，不断补充由“母本”局限所导致的包括笔法、结构、章法以及审美上的缺失等，不断丰富和引入新的书写要素及审美异趣来改善原有的不足，是学习过程中最终酝酿质变的再度深入，也好比是在吃“精饲料”的基础上吃“杂粮”，是一个补充、深入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基本坚持以“触类旁通”、“自然生发”为基调，以此来扩展“母本”所辐射的范围。如此，在学习中的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每跨一步是自然生发而出，而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人云亦云。这样才真正做到学书时间、书写经验不浪费，不至于象一些学书者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最终无所获。也由于这样的学书过程是由感而发，是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有效反馈作用下的渐进，它具有自然生发性、自我独立性、全程统一性。一旦这种倾向性的学习有所成果，作品初具规模，那一定具有“杀伤力”，因为，那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些人没有“母本”，“这山望了那山高”，随意改换门庭、更改“师门”，是学书之大忌。老师最不喜欢不踏实的学生，想从老师那里“攫取”精华，不跟他“交心”是难能获取的。同样，一本古帖，不长期临习，不天天展玩于案头是难能发现其秘密的，更不可能产生与远古的先贤有心与心的交流了。这种方法也可有效防范盲从跟风现象的产生。壮大“母本”不仅丰富了书写技巧，积累了创作经验，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也是逐渐形成自我创作观念的过程。不仅如此，也能总结和分辨历代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是非、曲直，也逐渐能发现古人还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空间。
第五，学会“忘却”。
“忘却”是重新回到自我书写中来的开始，是创作中必须锤炼的“心法”，是“断奶”，是扔掉“拐杖”自立行走。这正如佛学中所讲，“过河须用船，登山不用舟”。我们在书写中总是会留恋古人的这一笔、那一笔，这一组合、那一组合，或者是这一感觉、那一感觉，因为“她”太好了，太美了，但是“她”毕竟不是你的，自我的书写似乎总有参照物，总有“母本”的影子，还停留在学书的基础阶段，而高一级的书写是抛开所有的羁绊，忘怀一切干扰。如此，才能晋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能达到“不知何以为宗”的蜕化。这一“心法”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因为人总有怀旧感、依恋感的，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练，但又是一个不得不经历的过程。这需要多年，甚至一辈子来完成。如米芾，其大多的信札类书写都有“拟作”的嫌疑，有着二王的影子，而他壮年以来的“刷字”却“刷”掉了所有的羁绊与“眷恋”，走上了“巨匠”之路，“无一点右军俗气”，“一洗二王恶札”。同样还有苏东坡，“我书臆造本无法”，这个“臆造”正斩断了与二王的瓜葛，颠覆了与二王相关的书写元素。无论是“刷”，还是“臆造”，都是一种“忘却”，也是一种叛逆，更是一种质变。
“忘却”也是书写中的一种胆识。古人讲“可贵者，胆。”书法创作也需要“胆”。这种胆来自于自身，完全是自我元素的外泄，也正因有了胆才敢拆肉还母，拆骨还父，诃佛骂祖。应该说“忘却”是一种化境，是书法走向自我的心路历程。这种境界应该是我们不惜工本去穿越的。当然，这种穿越还需要深入生活，丰富的生活才是书法创变的手法更趋多元，这种书写意味也才能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生根、生趣，壮大、壮实。
历史中的很多经典文章采用的是“对话体”和“语录体”。柏拉图的著作几乎都是用对话写成，奠定了西方哲学智慧殿堂，令后人感叹“全部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论语》中的语录，平实而深邃。此外，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皆属此类文体。今有一友人来访，谈得十分投机，事后整理出对话稿以记。一问一答，直奔主题，没有多余的话。
客：你对说自己三五岁练字的书家，十岁获奖的神童书家如何看待?
薛：我感到脸红和惭愧。自己一无家学，二无获奖经历。神童在少年时代是成人智力，到了成年时代还是成人智力，只是提前了。书法这种艺术形式绝对需要“人书俱老”的，神童未必能“神”到最后。古语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一个通常说一个三十岁的书家就算很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人要有参照系，看以什么人为标准。练书法即是修行，刚刚尝试，兴趣很浓，劲头十足，但书法不需要爆发力而需要持久力，一开始把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勇猛精进”却有些过头。一旦遇到阻力，就会松懈下来，连最基本的功课都保证不了，变成“老油条”，最终出现“伤仲永”或“江郎才尽”。中途放弃及时转变人生方向还算好事情，有的还步入误区，成为“有问题之人”，带来烦恼和痛苦。很多书家，更不说大家了，一般人都觉得他们很快活，其实很难受。很多人都是表面的风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书法一是要反对“神童”，为此一年只练几个字来蒙人，二是反对“速度”，幻想一步登天。
客：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对自己未来有信心吗?
薛：这句话大家都很是熟悉，经常用来鼓舞人心，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豪情不再。千万不要把这些当成了历史规律，再好比“人定胜天”，狂妄了这么多年，应该收敛一点、清醒一点了。有的人认为攀登到珠峰顶就叫征服，请问，能征服吗?很多事情在开国际玩笑。对于类似的话语我基本上已经忘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过我时常想到王羲之、苏东坡、米芾、黄庭坚、王铎、邓石如、吴昌硕，这些前辈大师都是“前浪”，能推得动吗?只能后来居下。不说太远，近代以来，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和黄宾虹就是四座大山，其实像李叔同、于右任、徐生翁、潘天寿、来楚生等人，如何实现超越呢?所以想到这里，当代一些名家的作品便不想看。把自己的作品与前辈比一比，就难免心虚，心头早没有豪情，哪来的浪花?你能说你狂的起来?端着架子、拿出派头，也就是为了混几个钱。我这辈子的目标就写一件成功作品就够了。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人这一辈子不知会写多少件，但至少不止一件。其实我说的是像《兰亭序》这样的作品，一件顶一万件。
客：有句名言说到勤奋和天才的关系，认为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书法主要是靠勤奋?
薛：俗话说，一个人搞艺术，要有艺术细胞，其实再跟进，因一部推理，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唯心主义。书法不单单是勤奋。不努力不成功，努力也未必成功，因为比你努力地大有人在。很多时候，人靠运气。世人常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其实如果贾宝玉和林黛玉真是活到现在，肯定得散伙。从小到大，老师都会用爱迪生的这句话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才知道，虽然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确实说过“天才那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单纯这半句话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正确的废话，而偏偏每次漏掉的是后面那关键的半句：“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很多关于灵感的科学童话，其实还需要个人努力，否则都去种苹果，或者去泡澡堂，就能发现了，锤炼技巧必不可少。曾有人对我说，“这世界上的人分成四类，最好的是既聪明又勤快的，其次是聪明但比较懒惰的，再次是愚蠢但是比较懒惰的人，最后是既愚蠢又勤快的人，越是勤快，干的蠢事就愈多。”
客：你认为研究书法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薛：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我的性格很懒散，不喜欢参加一些集会。各人有各人的活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法。英谚说，“狗是狗，猫是猫，狗猫可以做朋友，但狗成不了猫，猫也成不了狗，即使猫狗有共同的祖先”。我的性格很固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有时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下去。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怎样做。不但做有心人，也做苦心人，苦心人天不负，把握好方向，坚持就是胜利。这几年确实有一些思考。书法不能只就书法而论，所谓“功夫在书外”，强调的不单是技法功夫，还有读书、修身等。所谓书法只为书法，就是目的上要纯粹一些而已。不能将书法工具化、功利化，甚至无耻化。书家必须把自身的道德考量作为出发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最佳解读方式则莫过于以“哲学”，明确地讲就是传统思想。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注重日常书写这样一种真实状态，概括成道德重建、文化思考、哲学精神、回归日常等四个词。
客：听说书家分成很多级别，这样做是不是很滑稽可笑?
薛：岂止可笑，更是一种耻辱，说的现实一点，现今常常是“与狼共舞”——很高级别的不会写字，会写字的没有级别。
客：书法报刊常常刊登一些所谓的大家，看作品稀松平常，能算的上大家吗?
薛：一没有所谓的“大”，二不是所谓的“家”。现在这个时代，讲师多如狗，教授满街走，博导火车拉，书法家多几个不稀奇了。这个时代的人才已经出现“通货膨胀”，贬值了。
客：如果一件所谓名家的作品看几次看不懂如何处理?
薛：不看呀!网络流行一句话——弟弟说，“没营养的东西看了会让人变傻，哥哥看了就是傻子。”
客：为什么现在没有书法大师?
薛：大师一定要是天才。经典作品见证天才。作品按照艺术质量可初步分四个层次：淘汰作品——一般作品——优秀作品——经典作品。法国哲学家冒罗说过：“天才是一种精神病。”需要一定的条件，但高处不胜寒，只缘身在最高层，还是人间好——真实。想做大师的往往把自己想象成大师，做不了的话，不如做个普通人。就现实来看，有千秋之想和行现实之道的，后者更多。一般人更为注重现实。把自己和古人比一比，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货色，不现实也不行。电影《绿茶》中有一句台词：“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不是东西。”大多数作品是被淘汰的对象，得赶紧捞钱，不能一头都顾不上。大师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最根本的一点，现在所学的还是历史经典。
客：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主席?是不是字写的最好就当主席?
薛：关键就在这里，写的最好不一定当上主席。但是，一旦当上主席，便是最好。一是必然的好，二是不能不好，三是非好不可，四是不好也好。当上主席和书法水平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有水平当领导很正常，看起来没有水平能当上领导，而且领导水平很高的人，其实就已经是了不得的水平。
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越写越差?
薛：第一，因为没有时间写;第二，没有钱不写;第三，因为养成了很多坏习惯，越写越差。一部分是冲着奖金来的，一部分已经出名不写好也来钱的，可以不认真了。俗话说，无意于佳乃佳。现在都是有意，有感而发，原来都是无感而发，太多的感受，容易引发心脏病突发。写的越来越差很正常，大家都写得来越来越好并不正常。因为现在的书法人群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被淘汰才是正常的，当书法家的成功率比飞机失事率还要低。
客：现在书坛评奖很多呀?有点眼花缭乱，这与艺术追求经典是不是矛盾的?
薛：你说的很对，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大家都获过奖。中国式评奖居世界第一，获奖总人数可以申报吉尼斯之最。
客：为什么有的人得奖了，还不被承认?
薛：不仅要看得的是什么奖，和哪些人在一起获奖，还要看是什么人评的奖。现在评奖基本上有三种来源：一是长官意志，和领导关系默契;二是外行评奖，外行领导内行;三是非得有个奖，不兴空缺。不会被大众认可，更不会被历史认可。
客：现在国内展览如潮，还有举办国际、世界展览的，牌子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空，原因何在?
薛：现在很多事情皆如此，“雷声大、雨点小”。都是“让世界走向×××”，“让×××走向世界”等等。要是真能走向世界的一半不会说，有说话的功夫早已走向世界了，书法家只能用作品说话。美国和意大利的小镇从来不说“走向世界”，他们有自信心，世界会走向他们。说到底，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就拿贸易作比方来说，葡萄酒的生产基地越小越是权威，值得信赖，凡是国际、宇宙等，愈大愈空愈假，展赛和举办展赛的机构皆然。
客：现在有一些声音批评某些人不参展是一种不积极的态度，你怎么看?
薛：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双方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些人就会居高临下指责别人，但从来不问自己做了多少实事?古人讲“清夜自扪”，看看是否问心无愧?展览一出来，为什么总是骂声一片?很多书友觉得自己像狗一样的被玩弄，多次玩弄之后，便只能敬而远之。每个人都要从自己身上反思找原因更能解决问题。
客：你曾经写过一篇《你有什么资格当评委?》的文章，简单地说，评委是不是很可恶?
薛：你理解不对头，不可恶而且极为可亲可爱，因为会做人。在书坛“混”，做人很重要。或者说，有人觉得可恶可恨，有人觉得可爱的要命。从评选来讲，是十恶不赦;从人情来讲，是有情可原。做老好人，是个好老师，帮学生、朋友和熟人。其实从生理上来讲，也是一种正常反应。如果有十个人聚会，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肯定只会与这个人说话，也好比看到美女，瞳孔会放大一样的道理。
客：你个人愿意听批评还是赞美?
薛：愿意听赞美。因为心里特舒服。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听批评的，那也是不得不这样做，做做姿态而已。赞美再多，哪怕让人厌烦作呕也没有关系，而希望得到批评不过是客套话，真正做了，关系就会毛。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赞美而被判有罪的，有时因为出言批评而被砍头。
客：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请人写吹捧文章?
薛：人一般第一步是自己吹，第二步是请人吹。吹牛不要成本，也不要能力，张嘴就来。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吹牛和拍马的历史。牛和马是常用来做比喻的物种。多年的政治运动也使得人相互之间谨小慎微，专门捡好听的说。拿起锄头、背起书包，都能说是为社会添砖加瓦，书法也是经常挂名“××主题”，“为××而××”。其实现在做一件事，哪个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己?当然，也有一些有真实水平的人不喜欢吹，不喜欢招摇。水平高的不做声，水平一般的吹得厉害。这与生活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人喜欢讲一些黄色段子过瘾，是因为有时候不过瘾。
客：为什么大家都不说实话，包括你自己也是如此?
薛：季羡林先生说过：“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需要看具体情境，有时真话更伤人，可以提倡善意的谎言。如果是一位名家和一位普通作者同时找我，需要我不说实话，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后者更需要。给名家吹捧，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如果不吹捧，没有好处，但是也没有坏处。
客：你们评论家是不是靠书法家养活?
薛：听到这句话，我感觉就我们这一批所谓的理论家都是被包养的人，有些气量小的人自尊心难免受到伤害。书法家和评论家相互依存，也相互利用。书法家人数多，出人头地难，从事评论的人少，容易出来，但“爬格子”辛苦，书法家只要大笔一挥便有进账，所以评论家也开出万元润格的价码相呼应。其实不管是书法家还是评论家，都要有名才行。
客：你对于自己写理论有何心得?
薛：不敢谈，越写胆子越小。当代理论高手太多，我只是个业余选手罢了。我是半个科班出生，上大学所学是贸易专业，根本谈不上书法专业理论研究，打一些擦边球而已。如果要说目前的亲身感受：一是脱离实际严重;二是西化痕迹严重。所以有时看不懂。我自己的思路是这样的：一是按照自己的状态来谈，侧重创作;二是按照自己的长处来谈，有些谈不出新意的免谈;三是有的文章不好也不坏，没有缺点，也没有优点，看了等于没看，不如不看;四是很多人情文章害人，但是免不了，就像抽烟，明知有毒，但戒不掉呀。
客：你好像很少写当代人的评论，能说说其中的原因吗?
薛：常写文章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标准。个人一篇应景文章不写当然不现实，总得吃饭吧。但是马屁拍得山响，不仅让人恶心，自己也会觉得反胃。我自己的标准就是，没有见过面的不写，没有感觉的不写。书坛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对着死人说真话。人难免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我现在是能推就推，实在冇办法的，只有硬着头皮做。人有时没有前后眼，有时多年之后看到自己的“失言”也会脸红。我认识的一位南方某城市的朋友，已经搜集各类书画报刊上的吹捧文章几年了，将来准备出一本集子，让世人看看这种真相。许多人将光荣入列，如果我也不幸“中奖”，势必如芒在背，而被评论者也难以逃脱，钉在“生死薄”上了。人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从事理论研究者，应酬太多，都是人情文章，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当代一些随时可能淘汰的名家身上，无疑是不明智的。
客：你学书法是不是为了挣钱?
薛：为了钱练书法，不行，但如果没有钱也不行。你说是不是为了钱?
客：现在一件所谓名家的作品卖出去的价格比刘墉还要高，是好事还是坏事?
薛：我说你呀，思维还停留在几十年的那种方式，不是好就是坏，所以得批评你。要看对谁好和坏。对于这位名家来说，当然是好处多多。对于刘墉也说不上坏，他已经死了，价格高低好坏与他无关。有的人作品“现在”虽然很值钱，其实并不值钱。不信，就骑驴看成本——等着瞧。
客：你算起来自“出道”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薛：很惭愧，只能说“混”了几年，混个脸熟。最尴尬的事情说来很多次，其实不断重复出现。所谓“最”，就是最具代表性——当我以“书法家”的身份被朋友在餐桌上介绍给很多不认识的朋友之时，餐桌上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也从没有人看过我的作品，但是这群可能未来会成为朋友的人却对我表示最热烈地钦佩，推杯换盏之际开始索要作品，让人招架不住。
客：书法与足球相比，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薛：需要游戏精神。共同之处是有专门的“职业赛”，足球公开，有裁判会有黑哨，书法评审看起来公开，也是暗潮涌动，就好比爱情表白一样，信誓旦旦，表里不一致，表面上是个正人君子，背后是一只恶狼。玩书法的人绝对比玩足球的人多，但是书法专业报刊卖不过足球。现在常常与人将两个协会相对比，这是书人的悲哀。中国足球已经很悲哀了。所以，没有最悲哀，只有更悲哀。
客：书法到底有什么作用?
薛：打击敌人，推动社会发展，提高经济，一点用也没有。书法看起来热热闹闹，其实寒酸的很。但没有书法，就像人没有情感，只是一个木乃伊。
客：有人认为书法从繁荣到凋零，你认为呢?
薛：这种看法无知和滑稽。很多人认为“存在即合理”，黑格尔的这句“至理名言”几乎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殊不知，这种误解大概来自旧版本黑格尔著作翻译者的谬误。《小逻辑》里的译文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物极必反，烂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转好，坏事变成好事。这其中有个变化过程。书法发展只有高潮与低谷的区分，不是存在或消失的问题。
客：现在常见有讨论底线问题，有无必要?
薛：不必要。因为有些人写出来就是垃圾，对于垃圾就不必要关注，浪费精力和情感。垃圾是会自动被清理的，不用废气力。现在很多报刊杂志讨论所谓的十大人物或十大事件，其实也就是一种噱头。或者最有市场，甚至是预测可以进入书法史的十大人物等，都是做无用功。如果一个人过了一百年，你可以留下来，那就进入书法史了，被淘汰了，就不会有人再提起。这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不过现在都等不及，连身后的评价也要先争夺到手?其实有些事情不是想来的，也不是可以争夺来的，而是“等”来的。许多的人会自生自灭，最重要的就是集中自己的精力将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人要有敬畏之心，个人获得成功，可能是因为自己比别人稍微努力一点，或者运气好一点，并不完全证明你比别人强多少。书坛是一个舞台，可以展示自己，但弄不好也会出乖露丑。
客：有人说你在坚守，你个人如何评价自己?
薛：这句话抬高我了，也不了解我。任何事情如果谈到坚守，就离完蛋不远了。人要死的时候，绝对撑不住。我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很简单。有的人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似乎来拯救书法，其实滑天下之大稽，人工繁殖只是针对灭绝动物。书法不是某个人的，一个人就算是救世主，也一样将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某些人相信有救世主，才会坏事，而有些人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更使得当今书坛变得乱糟糟。
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清代诗人、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光进士，官编修，博览群书，于经、史、子学皆有著述，尤精小学。书法尤著名于世。书法自秦汉篆籀，至南北碑，皆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息轲杂著》称其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人神仙境，晚年尤自课甚勤，摹《衡兴祖》、《张公方》多本，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平生作书，对联特多，而不是一般应酬之作，书作着力，书艺很高，被誉为“书联圣手”。著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诗·文钞》、《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校正》等。
题识：辛酉八月十一日，詹王宫齐集成服。蝯。
后纸：
何维朴(1844-1925)跋：先大父六十岁时始专习隶书，于东京诸碑无不临写，日有课程。《礼器》、《张迁》二碑各临至百余通。《石门颂》临本差少。此本后题辛酉八月，正文宗升遐后所书。大父受文宗特达之知，虽以建言被议，而感恩恋阙之心无时或释，每一语及，辄呜咽不能已已，此则非外人所得知者，因谨记之。光绪二十有六年庚子(1900年)闰八月，道州何维朴书。 钤印：何维朴、诗孙。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过：“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画禅室随笔》)清代文学家刘熙载指出：“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互相应之妙。”(《艺概》)本文说的主要是一副书法作品的全篇和谐美观的布局。各种书体都讲究章法，草书作品对章法更有特殊的要求，个人体会应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一、行草章法的前与后。意为作书前即应考虑通篇的章法。
“夫欲书者，先乾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经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作书前先考虑章法。唐代书法家徐璹(shòu)说：“夫欲书先当想，看所书一纸之中是何诗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目，相称以何等书令与书体结合，或真或行或草，与纸相当。然意在笔前，笔居心后，皆须存用笔法。想有难书之字，欲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笔，自然容与徘徊，意态雄逸。不得临时无法，任笔所成……”
笔者刚学书法时，不懂章法，任笔纵横，心中无数，结写成的字幅，不是前松后紧，就是前紧后松。后来采取先写小样数次，琢磨思考字的大小，天地如何留白，落款和印章如何安排，然后才在大幅宣纸上书写，这样在章法上就可以避免出大的毛病。
二、行草章法的行与列。
直排叫“行”，横排叫“列”草书是生动活泼，变化多端的书体，要求章法上有行无列，即竖看成行，横看无列。正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形容怀素狂草的诗句那样：“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cù)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三、行草章法的疏于密。
草书满纸云烟，如夏云多奇峰。章法上应富于变化，有疏有密。清代书法家邓石如说的好：“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当然，这是形象夸张的说法，疏于密也应有变。
四、行草章法的黑与白。
有墨处是黑，无墨处是空白。黑与白的关系，也是实与虚的关系。邓石如强调“知白当黑，奇趣乃出”。现代草书大家林散之在《自序》中说：“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尤重白处。”他从老是黄宾虹学到好经验，善于处理草书中黑与白的关系，并写出以下诗句：“守黑方知白可贵，能繁始悟简之真。”(《笔谈书法》)记得再一次书画大展中，我看到一副草书，写得密密麻麻，全篇挤得满满的，很少空隙，使人看了透不过气来，这就是黑与白的关系处理失当了。
五、行草章法的动与静。
流动、跳动、飞动，草书从章法上看，动感极强。“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杜甫称赞张旭狂草的动感。“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这是我们在欣赏怀素《自叙帖》时的感动。
在观摩书法大展中，好的草书作品，往往使人感到他不是静止的平面，而是飞动的立体。有如大江东去，惊涛骇浪，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又如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冲锋陷阵，挥舞刀枪。这种感动来之于作者善于构思章法，做到正偏和谐，上下贯通，左右交错，前呼后应，大小搭配，长短相济，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六、行草章法的美与丑。中国书法史举世无双的绝妙艺术，欣赏书法史一种艺术美的享受。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名句，可以化用一下来形容书法：“从来佳书似佳人。”于右任整理标准草书是提出的四个原则之一就是“美丽”。
一副好的草书作品，令人百看不厌，流连忘返，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章法上看很美。欣赏书法犹如赏花。花有盛开、半开、未开、有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这正如书法中字有大有小，笔画有粗有细，墨色有浓有淡，令人看后有和谐的美感。如果章法处理失当，那就显得丑陋了。
“作书贵一气贯注。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应，打叠一片，方为尽善尽美。即此推之，数字、数行、数十行，总在精神团结，神不外散。”清代书法家朱和羹《临池心解》中这段话，从贯气聚神方面谭章发，对我们是有益的启示。
此印谱为朱培尔根据陈洪绶隐居十六观图册画名创作，私人收藏。观非目看，乃内心观照之谓也。
临古，是任何一位学书者都无法绕开的课题，无论是学书伊始，还是学书有成，临古无疑是支撑书艺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养料来源。
一、临古不厌
(一)临古不辍，终其一生
何绍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逝后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所称，其在殿试中得探花及第，擅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何凌汉深知书法在以后科举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何绍基在书法上的教导。秉承家学，年幼的何绍基开始接触唐碑，其尝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由于何绍基的勤奋好学，他生前即享盛名，片纸只字人争宝之，其赝品在市场上也广为流行。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何绍基已成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卖钱了，但他在临古上仍坚持不懈，晚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绍基 临张迁碑
(二)临古精勤，无所不涉
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于楷、行、草、篆、隶诸体无所不涉。在楷书方面，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从小便对颜字下了很深的工夫，由此广涉唐碑，对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特别是小欧亦情有独钟。后痴于《张黑女墓志》、《瘗鹤铭》。小楷从《小字麻姑仙坛记》入手，后属意《黄庭》、《乐毅》。在行书方面，何绍基根底鲁公《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也时时把玩临写。在草书方面，何绍基虽“生平未用功也”，然也不乏兴致，今有节临怀素《自叙帖》传世。在篆书方面，何绍基“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对《说文》的学习，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其后，特别是晚年，他先后临习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宗周钟》、《叔邦父簠》等多种金文。在隶书方面，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马宗霍尝曰：“蝯叟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如《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曹全碑》、《乙瑛碑》、《西狭颂》、《史晨碑》、《华山碑》、《石门颂》、《武荣碑》等。
何绍基 临石门颂
二、临古有法
临古的重要性对于书法学习而言毋庸多说，然临什么、怎么临等诸多问题，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方面，何绍基既体现出了对一些固有规律的遵循，又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开拓出不同寻常的处理方法。
(一) 取法宽博，不囿时说
在临古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临什么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与临者的识见、审美、书学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等密切相关。何绍基的取法之广突破了当时书坛盛行的书分南北与碑帖之争的思想笼罩，对被划为南派与帖派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与《黄庭经》等临习有加，显示出了超凡的胆识与眼光，马宗霍尝叹服其临作曰：“然余尝见其临《怀仁集圣教序》，风化韵流，直造山阴堂奥，始知大家无施不可。”
何绍基 临石门颂
(二)篆分为本，诸体通会
从各种书体来看，何绍基临古中用功最多的当数篆分两种，特别是到晚年，更把临习各种金文、汉碑作为自己的日课。何绍基为何如此偏好篆分呢?这与其一贯秉持的书法观是相辅相成的。在其师阮元《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中，有几个关键词被屡屡提及，即“篆隶遗法”、“篆隶、八分、草书遗法”、“隶古遗意”、“古人遗法”。与之大同小异，何绍基也把古意作为考量自己书法的标准。具体地说，他心目中的古意即篆分之意。在不断的探索中，何绍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篆分乃书法之源头和根本：“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因此，何绍基不仅大量地临习了前人的篆书、隶书，还独具慧眼地从前人的楷书、行书中汲取篆分之意。在何绍基看来，书法虽有多种字体之区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篆分之意不仅存在于篆书、隶书中，还存在于楷书、行书、草书中。因而，他并非孤立地对待各体的学习，而是互相贯通。反过来，由于不断地贯通与整合，他手下的篆分也自然带有楷书、行书、草书的味道。
何绍基 临张黑女墓志
(三)由形到神，以意为尚
就临摹的一般规律而言，大致有摹、临、读等层次，临又有实临、意临等区别。何绍基尝自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所谓摹勒、钩勒，即为临摹的初阶，在此时，当以形为尚。对于其钩摹上的功夫，王潜刚有记：“其手钩大字《麻姑仙坛记》、《李元靖碑》、《法华寺碑》，用功极勤。”现有何绍基为陈颂南通临的《争座位帖》流传于世，谭延闿曾评此临曰：“道州书以晚年为极诣，然早年书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及几，此册为陈颂南先生临，尤为极意经营之作，是时正三十八岁也。”与原帖相较，此临对外形体势的把握非常到位，堪称实临的佳作。从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 “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之语，可知其于临摹并不尽临、摹，所谓“寂坐欣赏”即是读帖，读帖或可看作是对临、摹的重要补充。手持拓本，谛观细察，心领神会，任一己思想与拓本碰撞、交流，心里有了，再下笔临、摹，便自然会有收益。
何绍基 临张黑女墓志
(四)意有专属，大胆取舍
何绍基虽临古精勤，但并非盲目地死临，他特别注重为何而临，从临摹中要得到什么。马宗霍评其临汉碑曰：“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馀通，少亦数十通。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又曰：“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写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用此法临古，看似与原作大相径庭，得之甚少，其实这正是何绍基的高明之处。如此临摹当然要比囫囵吞枣式的什么都似像非像要深刻得多，它有助于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有助于深入地领会原作的真谛，也有助于更好地消化吸收。
何绍基 临争座位贴
三、临古致用
(一)六经注我，古为我用
何绍基尝言：“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然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末始终，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知，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拉沓，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能否自成家数应是何绍基临习书法最根本的归宿与最核心的指导思想。何绍基尝论书有五难曰：“……纵习古人碑碣简牍，而沿袭肖似，不克自成门径，与此事终不相涉，二难也”，此语也说明他并不以为临摹难在与原作沿袭肖似，而是难在能否通过临摹自成一家。
何绍基 临礼器碑
(二)从临到创，临创一体
临摹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临摹而临摹。临摹本身分为多种方法，有实临、意临、通临、节临，等等，无论哪种方法，它们之间只是存在着方法的不同，而无孰优孰劣的区分。对于临习，何绍基的终极目的是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须通过创作才能体现。因此，如何从临摹自然过渡、升华到创作，是一个必须攻克的技术性问题。临创之间，并非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或前后关系，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在处理上均有适合自己的妙招。何绍基也不例外，他成功地化解了临创之间的转换性难题，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