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耕(1885—1964),原名李实坚,福建仙游人。其生前曾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福建省美协副主席等。据李耕年谱记载,李耕于1963年因病入院治疗,1964年4月病情恶化,于5月14日下午5时20分逝世。他临终前夕犹耿耿艺事,在病榻上挥毫作画五幅——《弥勒佛》《呵欠》《搔痒》《济颠》《虎背逃禅》。之前,所有介绍李耕的文章都把这些临终绝笔作为画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生勤奋作画的见证,唯独没有从作品的本质上去进行分析。这种对艺术性的视而不见,暴露了学界对李耕艺术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2003年,我在《仙游画家“二李”述评》(载于《八闽文化研究丛书·莆仙文化研究》)一文中,曾就李耕最后创作的这五幅作品的艺术价值提出了一些见解:“存神过化,了无机心,堪比弘一法师之临终绝笔‘悲欣交集’。”这大概是对李耕临终所作五幅作品最早的艺术评论。我认为,李耕最“朴拙圆满,浑若天成”的作品莫如这五幅。它们是李耕毕生事佛,生命走向涅槃,艺术进入化境的“舍利子”。这些作品笔力沉厚,气息醇古,人物比例准确,意态生动,神韵天然。画家在弥留之际尚且能以澄明的心境和顽强的毅力写出如此形神兼备的作品,不能不说是经过长期历练而形成的潜意识所产生的神奇效应。我之所以对这些临终作品表现出异常兴趣,觉得有进一步发掘其内美的必要,是因为它们让我满足了对李耕这位技巧已发挥到极致却最终走向单纯、朴茂画风的画家的期待,获得了被笔墨本体深深吸引的艺术审美享受,产生了追索作者生命与艺术内在玄妙联系的冲动。

如果说,人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时,还能借助某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去护持最后一盏心灯以烛照心性的话,那么心与手的协调则似乎是生理上无法克服的障碍。如弘一法师的临终绝笔“悲欣交集”。那枯涩、散淡笔墨中抖落的勉力而为和波动情绪已经超越了书法的本体意义,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世界给予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而李耕的临终挥毫则显示了一个职业画家对艺术的执着和对情感表达的单纯。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镇定与从容。这是李耕一生创作实践的最终体悟,也是其绘画与生命圆融一体的形式表达。我想,正是基于对艺术的这份执着与单纯,才使得李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排除病体上的生理障碍,保持相对“随心所欲”的创作状态,从而成就了艺术创作史上的奇迹。他把此生最高端、最无缺憾的经典之作留给了后人——我看过许多书画家的最后作品,他们也想给自己的艺术人生画上圆满的休止符,但往往力不从心。在笨拙、迟涩、含混、颤抖的笔触中,有“意”而无“形”地画着,留给后人太多“形而下”的揣测、解析和无奈。包括国画大师齐白石,他的最后一幅作品是牡丹。相较于人物画而言,牡丹对“形”的要求要宽松得多。

正是李耕临终作品所具备的笔墨技法的清晰度和完整性,为我从画面和笔墨本身作解读提供了可能。唯有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才会引发大家在李耕的大量作品中特别关注、理解这为数不多(当时能一口气画五幅已经非常难得)的封顶之作,进而对其艺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不难理解,人物画创作中最需要刻画的部位非五官莫属。而这对于眼花手拙、反应相对迟钝的年迈画家而言,又是个极大的挑战。对一个生命即将耗尽,连执稳笔都非易事的老者而言,这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然李耕正是在这一情况下,神志清醒地利用中国画“意到笔不到”之手法,在漫不经心、若有若无中将写意人物画“传神会意”的特性演绎得出神入化。且看《弥勒佛》《呵欠》两图,画家以最简约的点表现人物的眉、目、鼻、口、耳。这既是作为五官在脸上的定位,又取代了具体的细写。有些地方甚至是“不着一笔,尽得风流”。这恰恰对应了老子“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幽微之境,让读者从“无”中见“有”,并从中体味与人物动态相协调、相统一的神情。对于手、足这些人体重要部位的表现亦复如是。手掌或紧攥的、或张开的,画家仅凭三笔两画勾出大体轮廓,便会让人觉得自然随顺。从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写意!试想,如若这些虚灵空间,作者都一一具体填充、实写,那还有什么旨趣可言?至于可以从大处着眼的人物造型,包括人体比例、动作神态、透视变化等,李耕都毫不费力地使它们保持了优美自然和爽朗大方的风格特征。如果单从艺术创作主客体关系上去体认,竟丝毫觉察不出作画者身体疲倦、生命即将衰竭的迹象。从这一点看,李耕在“非常时期”仍然保持着健康的心理和从容的状态。

谈中国画,就一定绕不开笔墨。李耕临终作品最能体现其艺术品位的也正是笔墨。首先是用笔。这些作品一改作者原先爽利奇险、飘逸灵动、瘦劲硬朗的用笔特点,全面转入沉郁酣畅、朴茂苍润的境界,风格则走向蕴藉内敛,线条醇厚,意态高华。《呵欠》和《搔痒》两幅作品,从人体结构的安排到衣纹组织的勾画,温厚从容中显得是那么轻松随意与无牵无挂。其粗细、长短、往复、穿插交织,既具艺术形式美感,又顺应人物动态的变化,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技进乎道”的游刃有余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潇洒出尘。其次是用墨。平心而论,笔胜于墨乃李耕写意人物画的常态。我曾将之归因于其直立作画的习惯。直立作画,笔毫蘸墨不能过饱;否则当笔锋与画面成90°接触,作中锋运行时,墨必然往地面下坠。因此李耕写意人物画中墨韵丰富、墨趣天成的“笔墨兼备”或“墨胜于笔”的作品,一般是平铺在画案上写就的小幅和册页。这些临终作品必是伏案写之,正好为李耕提供了倾注平生最后汁液的平台。

且看《弥勒佛》,浓墨大笔分别从两边肩胛顺势而下,笔中见墨,墨中见笔,凝重而洗练,拙厚而率性。浓墨如漆的衣服把裸露的浅绛肌肤和白色布袋、裤子衬托得分外明亮,画面在强烈对比中彰显出勃勃生机与活力。足前突兀斜出的木杖既打破了画面底部过齐、过平的弊端,又呼应了上半部的浓墨大笔,使之不至于“上重下轻”而使画面失衡,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济颠》以水墨没骨为主体,酣畅淋漓的水墨自然晕化,墨色的浓淡变化和丰富的层次把僧袍、僧帽、蒲扇的结构、质感、动势表现得真实自然又饶有趣味,与济颠的怪诞、邋遢情状何其契合!就在水墨泼洒“致广大”的同时,李耕还不忘以专擅的线条成就“尽精微”。除了手、足、面部古拙线条的轮廓勾画,足底鞋袜也约略带上数笔,耐人玩味。该图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李耕先勾完侧面脸庞后发觉头部比例偏小,又毫不犹豫地就势在原轮廓外侧重新勾出另外一个侧面,倒也十分自然妥帖。如不留意,竟然不易察觉。于是生成“画中有画”“脸中有脸”的奇象。当然此属题外花絮,但李耕之随意创作心态于此可见一斑。

水墨没骨大写意,易得天然墨韵和大气磅礴之势,但控制不好或对人物动态变化与衣褶结构关系处理不妥,便会造成含混不清、不知所云,与表现实体脱节的现象,纯粹的“墨戏”也就变成漫无目标的“乱涂鸦”了。李耕所作的《弥勒佛》《济颠》,之所以能在大片混沌中对衣褶和轮廓不作具体勾勒而给人以结构分明、脉络清晰之感,除了笔墨运用的“态势”“理路”之外,还得益于闪烁其间的巧妙留白和飞白。这些亮点,同时又有效地发挥了透气作用,使大片铺陈的浓墨不至于沉闷而窒息。

《虎背逃禅》的笔墨表现法式与其他几幅作品又有所不同。伏虎尊者采用的是勾线加水墨平涂的笔法,其与胯下勾画相对工谨、施以赭色的老虎极为协调,并在神态上达成默契。画面于古拙中透出烂漫的率真与天趣。当然,不该忽略的还有作品之间表现法式的不同。这五幅作品中,《呵欠》《搔痒》用的是线条勾勒法,强调了线在画面的主体地位。《弥勒佛》《济颠》运用了水墨没骨画法,以块面作为表现形态来与前两幅的勾线之作构成两极。《虎背逃禅》则介乎两者之间,笔与墨结合,线与面叠加。如是观之,李耕最后的这五幅作品是否含有对自己一生的写意画形式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意思?不过,他“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已经在这五幅画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另外,李耕临终这组作品的色彩运用也颇为协调统一。李耕之前所作的写意人物,肌肤一般都用清淡的赭石层层积染。但该组人物的肌肤则是以较浓赭石一次到位,尤其对济颠肉色的涂抹,肌理清楚,明暗分明,颇有现代意笔写实风格,这在李耕作品中极为少见。人体凹部的淡墨渲染和地面背景也不似以前采用“慢工细活”式的渲染,而是侧重于笔触,类于急就(当时的创作状态肯定是一气呵成)。所有这些细枝末节,都是编织粗犷雄迈、拙厚沉实画面不可或缺的元素。

最后谈谈李耕临终作品的题款。一幅完整的中国画作品离不开题款。李耕临终五幅作品的题款无论是书法水平还是经营位置、题写内容,无不臻于完美,与画面相得益彰。神哉李耕!

《呵欠》与《搔痒》题平时常用诗句,分别为“读书砥行,砺志养高。我腰不折,笑不如陶”和“不与俗偶,吾爱吾庐。自家搔背,胜倩麻姑”,笔势章法于奇诡跌宕、摇曳生姿中毫不含糊。《虎背逃禅》款自上而下,气贯长虹。题款中最值得探究的该是《济颠》与《弥勒佛》二幅。《济颠》题:“这个和尚一破衲,一蒲扇,步步风骚步步粲。禅也(不)参,经也不讲,醉乡归去夕阳晚,如何身是阿罗汉。乙卯暮春之月李耕作。”其中文辞书法之优美自不待说,唯教人费解的是所署年份“乙卯”与李耕逝世的甲辰(1964)居然不符。查“乙卯”为1915年,连最易误写的“己卯”也在1939年,我想或许是久无动笔(李耕现存作品署款年代最晚为1963年,且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基本上都是署公元年份或年岁),以致对干支历法记忆断裂,只凭思维惯性把上一年的地支和下一年的天干凑上了(1963年癸卯,1965年乙巳)。当然,这也不算什么问题。既然发现,附带一提,免得今后考证者对该幅是否为临终作品产生疑惑。《弥勒佛》落款内容摘录了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伊川句“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蜜(密),其味无穷”,下续“仙游李耕画于知不足斋”。《弥勒佛》图中糅进了程朱的儒、道理学思想,正是李耕打通儒道释脉络,把三家精华融入其艺术与人生,达成体用结合的义理验证。“放之则弥六合”——无穷宇宙,“卷之则退藏于密”——生命终极;在伸缩退变中了无挂碍,随顺而行,泰然自若,乘化归元……这一切的一切,尽藏于临终作品的一笔一画中矣!

“知不足斋”李耕早年时偶有用过,后皆署“竹居”“菜根山舍”“菜根精舍”等;临终重署此斋号,寓意深长。当然更多指向是对李耕“学然后知不足”的诠释,如接续前文,是否还有对天地万物化育过程中“其味无穷”的含玩不尽,抑或想借作品把自己对艺术人生的体会留与后人继续实践等奥义玄机呢?(附图为李耕作品)

1弥勒佛

2呵欠

3搔痒

4济颠

5虎背逃禅

落款是指书法作品中除正文内容以外的书写内容。

落款包括:正文内容的出处、赠送对象、创作缘由、创作时间、作者姓名字号等。

1落款的格式——落款有“双款”“单款”两种。

双款是将书赠对象与书写者分别落在上方和下方,前者为上款,后者为下款。

上款写明作品内容的名称、出处、受赠人的姓名;

下款记述创作年月、创作地点、作者姓名等。

上款:位置应比较高,以示尊敬之意,包括姓名、称呼、谦词。

下款:写时间、地点、姓名、谦词。

2单款有下款没有上款,单款可以包括上款的内容,也可以不包括上款的内容。如果没有书赠对象,就只落单款。

单款有长款、短款、穷款之分。

长款即在正文出处书写时间、名号、地点前面再加上作者创作这幅作品的感想或缘由,文字应情真意长,使人玩味无穷。它不仅起能到调整作品重心的作用,也从中体现出作者的人品和修养。

短款即只落正文出处、时间、名号、地点等其中几项。若作品空白较多或出于构图的需要,可以落长款;若作品内容占画面较满,则需要落短款或穷款。

如果余纸不多,留白太少,亦可只落作者的名号,谓之“穷款”。

书法作品在谋篇布局时,要考虑到落款的位置。如果书赠对联,须将上款写在上联,下款落在下联;

其他作品格式一般都写在左边,如分两行落款,则上款写在前行,下款写在后行;

若单行落款,则上款写在上半部,下款写在下半部,以示礼貌。

单款和双款都不能和正文平齐,要有参差,才不致平某某老;

八十岁以上的长者可称某某翁。

书法落款常用语

■称谓长辈:吾师,道长,学长平辈(或小一辈):兄,弟,仁兄,尊兄,大兄,贤兄(弟),学兄(弟),道兄,道友,学友,方家,先生,小姐,法家(对书画或某一方面有专长之称) 关系较亲密:学(仁)弟,吾兄(弟) 老师对学生:学(仁)弟,学(仁)棣,贤契,贤弟同学:学长,学兄,同窗,同砚,同席

■上款客套语或敬词雅属,雅赏,雅正,雅评,雅鉴,雅教,雅存,珍存,惠存,清鉴,清览,清品,清属,清赏,清正,清及,清教,清玩,鋻可,鉴正,敲正,惠正,赐正,斧正,法正,法鉴,博鉴,尊鉴,肠鉴,法教,博教,大教,大雅,补壁,糊壁,是正,教正,讲正,察正,请正,两正,就正,即正,指正,指疪,鉴之,正之,哂正,笑正,教之,正腕,正举,存念,属粲,一粲,粲正,一笑,笑笑,笑存,笑鉴,属,鉴,玩。

■下款客套语或敬词书法题款用:敬书,拜书,谨书,顿首,嘱书,醉书,醉笔,漫笔,戏书,节临,书,录,题,笔,写,临,篆绘画题款用:敬衵,敬赠,特赠,画祝,写祝,写奉,顿首,题,,并题,戏题,题识,题句,敬识,记,题记,谨记,并题,跋,题跋,拜观,录,并录,赞,自赞,题赞,自嘲,手笔,随笔,戏墨,漫涂,率题,画,写,谨写,敬写。

篆刻边款用:刻作,记,制,治石,篆刻。

秦仲文,(1896-1974)名裕,河北省遵化县人,近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是著名山水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牡丹鸽子》 1170×1800mm

2陈之佛,现代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中国画家。又名陈绍本、陈杰,号雪翁。浙江余姚人。1918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课学习,是第一个到日本学工艺的美术的留学生,1923年学成回国,曾创办尚美图案馆。

3《黄岳雄姿》 1190×4930mm

4刘海粟(1896-1994),名盘,字季芳,号海翁。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1949年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5《雨霁》 1440×3600mm

6潘天寿(1897—1971),字大颐,自署阿寿 、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

7《映日荷花别样红》 2000×3000mm

潘天寿,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8《葡萄紫薇》 980×2120mm

9王个簃(Wang Ge yi)(1897-1988),名贤,字启之,27岁由诸宗元介绍,去上海为吴昌硕西席,兼从吴学书画篆刻,为入室弟子。

10《梅花寿带鸟》 670×1310mm

11徐聪佑 (1902.12-1989.12) 。女。别名徐慧,师承金拱北,1957年后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院专职画师。

12《孔雀松树》 2190×1190mm13

1《三吴诗帖》纸本 行书 纵30.6厘米 横6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

2《拜中岳命作》 纸本 行书 纵29.3厘米 横101.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因为办事比较自我,有时还有点不着调,人送外号“米癫”。除了有点疯疯癫癫外,米芾还是个恋物癖,不过这个神经兮兮的家伙却是一个全才,文辞字画金石器玩无所不好、无所不通,而且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些玩意,坑蒙拐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乡石帖》 行书 纵28.2厘米 横30.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和米芾二人有着共同处,在书画意境上,苏轼讲求“萧散简远”、“清新”、“简古”、“淡泊”;米芾则推崇“平淡天真”和“高古”。两者见解相同,而秉性高傲的米芾出言更加直率。米芾与苏轼有着近二十年的交往,史传米芾甚至一面贬低苏轼的字一面偷偷收藏。米芾处于一个好的时代,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对字写得好的米芾十分

4《伯充帖》(又称《致伯充尺牍》、《伯老台坐帖》、《眼目帖》)行草书 纸本 纵27.8厘米 横39.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的器重,当然皇帝宋徽宗也不是无理由的捧米芾,至于米芾的才情,连王安石、苏轼这样的大手笔都佩服得不行。据说,王安石常常把玩的一把扇子上就写着米芾的诗句,他没事就拿出来看看。苏轼更是说,和米芾当了20年朋友,还恨时间短,朋友没有做够。

5《清和帖》行书 纸本 纵28.3厘米 横38.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

的“癫”是有根据的,一次,宋徽宗让米芾品评一下当时的书法家,当时的那几位,不外乎苏轼、黄庭坚、蔡京等,都是米芾的书友和哥们,可米芾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给蔡京的评价是,不懂笔法;对黄庭坚的评价,那就不会写字,是在描字:至于苏轼,那是在画字。宋徽宗问:那你呢?米芾说得拐弯抹角:我是在刷字。其实是在自吹挥洒自如。

6《蜀素帖》 墨迹绢本 29.7×284.3cm 元祐三年(1088年)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米芾是个说做就做的人,一点都不含糊。宋徽宗请米芾写字,让他用自己的专用文具,米芾一边写一边看上了宋徽宗的端砚。写完后,米芾抱着那个砚台说:这个砚台被我用过了,不适合皇帝再用了,您换一个吧。皇帝一听大笑,这明摆着是敲竹杠,还挺会说话,就把砚台送他了。米芾乐得手舞足蹈,抱着砚台往外跑,砚台剩下的墨汁都洒到衣服上了,米芾一点都不在乎。皇帝回头对旁边的蔡京说:这家伙名不虚传啊。蔡京说了句大实话:米芾这样的主儿不能没有,但有了第二个就受不了了。

7《虹县诗卷》纸本 行书 纵31.2厘米 横487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蔡京的儿子蔡攸有一幅东晋王衍的字帖,蔡攸也是缺心眼,竟然糊涂到跟米芾一起在船上看这个字帖。米芾看了之后,把字帖揣在怀里就往河里跳。蔡攸吓得够呛:你这是干吗?米芾又哭又喊:我平生收藏那么多,就是没有这字帖,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蔡攸一点办法没有,只能把字帖送给米芾。

8《岁丰帖》 纸本 行书 纵31.7厘米 横33厘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藏 米芾擅长伪造别人字画,水平可以乱真,然后用伪造的把真的偷换过来。有人卖唐朝画家戴嵩的牛图,米芾不肯买,把画借来说要看几天,然后临摹了一张假的还给人家。过了几天,人家拿着假画回来要他还真的,米芾不觉得不好意思还挺奇怪:我造假水平还不到家?人家告诉他:原画牛眼睛里看得见牧童的影子,您造的这个没有。

9《留简帖》,纸本 行书 纵31.7厘米 横39.7厘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与苏轼有着近二十年的交往,并尊敬尊称“坡公”,但却贬低苏轼的字不行,不过他还是愿意要。苏轼路过米芾家,他请苏轼吃饭,苏轼到了,米芾安排一人一张桌子,上面放了好笔好墨和300张纸,菜放在旁边。苏轼一看就明白了,两个人每喝一杯,就写几幅字,速度快得两个磨墨的书童都有点赶不上趟。到晚上酒喝完,纸也全部写完了,两个人各自拿了对方写的字各回各家。

10《彦和帖》纸本 行草书 纵30.1厘米,横42.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生得古怪,死也很另类。死前一个月米芾就开始安排后事,跟亲友告别,当时米芾把他喜欢的字画器玩全烧了,还准备好了一口棺材,起居吃饭全在棺材里。死前7天,米芾洗澡换衣服、吃素焚香。别人看他作惯了,由着他的性子闹。死的那天,米芾把亲戚朋友全请来,举着拂尘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说完扔掉拂尘,合掌而死。

为啥古人写的字这么好看,而且今人写字为啥永远超不过古人?

这里面的道理,可能与古人的执笔或用笔技巧有关系。今人临帖只能看到碑帖上整个字是什么样的,却看不到古人是如何结体、构字的。古人写字时,一笔一划、前后顾盼、游丝引带是如何完成的,也是无法得知的。

1不过,好在古代的书画给今人提供了线索。仔细观察古人绘制的图画,你会偶然发现古人是如何执笔的。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偶尔听到一位书法家说,古人写字之所以这么好看,是因为笔尖上有秘密。因为古人写字时一般只用笔尖蘸墨,笔毫的根部是没有墨汁的。

2初步一想也对,笔豪短,可能更好控制笔势。但是临习时发现并非如此,长毫写字,只要功夫、碗力用到,也能写出好看的字。那古人为啥只用笔尖蘸墨呢?有可能是画家在创作时失真了?估计可能不大,因为古代画家观察生活的功力可谓精到细致,不太可能画错的。

3后来,看到书法家孙晓云女士写的一本书,上面对此有过专门论述。孙晓云说,先秦至汉的笔毫皆为兔毫,是兔箭毫,是指秋季狡兔脊背上的两溜硬毛,也叫紫毫。毫硬则挺,挺则有弹性,有弹性才适合于转笔。到了唐代,许多动物的毛都用来做毫,如麝、狸、马、鼠、狐、鸡以及人的胎发。尽管如此,兔毫仍然是首选,保持着正宗。宣州兔毫所制的紫毫笔,选料精细,制作讲究,当时价值如金,成为“贡品”,大受文人墨客赞扬。

4宋代书家大抵仍用兔毫笔。黄山谷、苏东坡推崇的宣州“诸葛笔”,主要以兔毫中上乘者——紫毫为主。狼毫还是清代从朝鲜传入的,我们现在倒是普遍地在用。她说,记得很小的时候,所用的“大楷笔”、“小楷笔”皆是羊毫。我母亲叫我只将笔毫泡开三分之一,仅用笔尖上的毫。我母亲说,她小时就是这样用毛笔的,那时的上辈人都是这样教的。

5孙晓云后来翻看明代董其昌、查士标以及明末清初的一大批书画家的墨迹时,总是见他们大约写四五个字墨就枯了,再蘸墨。这往往是由于小笔写大字之故,但见他们笔画圆润、饱满,完全不像是尖小的笔所书。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像我妈教我的那样,用较大的笔,只泡开笔尖用。董、查的年代,羊毫笔已经十分走俏,由于没有硬笔心,笔毫完全泡开会瘫软无力,如若只泡开笔尖一点,上面三分之二的笔毫由于是用胶裹牢,实际上起了硬笔心的作用。因为是较大的笔,如若又是羊毫,所以笔画柔和、圆润。嘿,这正是纯羊毫的软笔当兼毫用的绝好办法。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转笔方便美观吗!

6综上所述,如果是初学者,确实不妨可以笔尖只蘸一点磨,毛笔不要全部泡开。等到功夫到家后,再全部泡开,锻炼笔力、腕力。毕竟,古人的做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又不能盲目照搬。因为古代书画中,也有不少显示,笔墨是浸满整个笔毫的。

雍正帝在勤勉治国的同时,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也成为了他性格的弱点。在《甄嬛传》中,因为哥哥受宠而嚣张跋扈的华妃年世兰,最终因为哥哥年羹尧失去皇帝宠信而被皇帝厌弃,凄惨而亡。那么,曾经在皇帝面前荣宠一时的年羹尧又是沦落到这种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地步的呢?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年羹尧虽远在边陲,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

1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山西巡抚诺岷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雍正对年羹尧说:“此事朕不洞切,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列,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与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对其它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

2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3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4在京期间,年羹尧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结束陛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的朱谕:“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这件朱谕一反过去嘉奖赞赏的词语,向年羹尧敲响了警钟,此后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5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6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做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乱。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7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咤叱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9

1董其昌《草书节临怀素自叙帖扇面》金笺草书 15.9×48.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正确选用书体书体的选择,应根据创作的风格及书写内容而定,达到和谐美。在一幅作品中,也可以同时使用擅长的两种书体。如,正文大面积写篆书或草书,同时以小面积书写小楷或行书做辅助,块面之间拉开距离。由于存在不同的书体、动静的对比以及多少的变化,画面就会变得十分丰富,耐人寻味,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创作实力。需要注意的是,扇面书法的书体一般不宜用狂草,切忌真草隶篆一起上,主次不分。

2陈淳《漫书近作五绝扇面》 行草书 16.3×46.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注重形式统一扇面书法的创作应当注重书体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如篆、隶书多厚重古朴,大草多昂扬畅达,此三种书体字径稍大更能表现字体自身特性和书写者的创作水平。小楷、小草和小字行书,如果要写成较大的扇面,章法上要随形就势、灵活多变。

3米万锺《草书扇面》金笺 16.5×50.6cm 南京博物院藏

三、合理安排字数扇面书法常见尺寸在一至二尺左右,字数可多可少,可横写也可竖写。尺寸过大,与扇面的柔美特征会产生矛盾,创作时难于处理,如全国扇面展投稿要求的尺寸为不超过三尺,这也正是考验作者对书法及章法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扇面书法的章法主要是处理好扇骨与书写内容字数的关系,需周密计算字数,妥善安排在扇骨之间的空白处。总的原则是协调一致,不能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书写前最好打个草稿,有十分把握后再上扇书写。

4莫是龙《行书偶述文扇面》纸本 上海博物馆藏

扇面的书写,尤其上骨的扇面书写,因高低不平,行笔难度很大,因此欲书写的字数不适宜太少。所以,扇面书法创作时一般应选择较多字数的书写内容,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充分展现创作水平。如果字数过少,会给人单薄、单调之感。字数也并非越多越好,并非越满越好,要根据书体及形式,把握好一个“度”。总的原则是,多而不“堵”,少而不“空”。另,书写多字数时,可将扇面尽量展平,左、右、上需用镇纸压住,将字写在扇骨之间的空白处。裱好的扇面,因宣纸的效果失去一半,所以书写时不宜多蘸墨。

5倪元璐《草书五言诗扇面》 金笺 17.3×53cm

四、适当考虑留白扇面书法不论尺寸大小,都要考虑留白,尤其写较大尺寸,更不能顶天立地一气灌到底,行要有长短,字要有疏密。尺幅较大,可以分块书写,人为造出一些“空白”来,“疏可跑马,密不透风”,增加画面虚实的对比。根据视觉习惯,画面左右应大致平衡,重心居中或者偏上,切不可偏下,造成下坠感。

6王宠《名山时访道五言诗》扇面 纸本(金笺) 行草书 17.8 × 49.6 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五、钤印风格和谐印章虽小却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在扇面中有补空白、调平衡、丰富色彩等作用。扇面尺幅一般较小,所以用印不宜过大过多,需与扇面上字的大小相协调,数量上宁少勿多。少用阴文,以防喧宾夺主。印章选用应与书法风格相和谐,用多方印时,要注意印的方、圆、大、小、随形等形制的变化。

7王铎《草书临帖扇面》金笺本 纵16.4厘米 横51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六、注意用纸色彩扇面用纸颜色宜淡雅,不宜大红大绿。如为参展而创作,可选择颜色鲜艳一点的纸张。如用几种颜色的纸搭配在一起合成一个扇面时,要注意色彩的和谐和对比。用近似色搭配,效果易协调;用对比色搭配,对比效果更强烈,但要分清主次。一种或两种色为主占大面积,另一色为辅,做成小的窄条。颜色不宜多,多了易“花”、“乱”。

8文彭《草书扇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七、布局安排合理由于扇面上宽下窄的形状,使得折纹与拆纹之间也是上宽下窄。这种独特的样式,就要求在创作时,做出恰当地安排。常见的安排形式有三种:一是充分利用上端,下端不用。这种格式以每行写两字为宜,从右至左,依次安排。落款写在正文的左侧,款宜长些,款字写一行至数行不等,印章宜小于正文。二是写少数字,利用扇面

9沈周《行书落花诗扇叶》洒金笺 18×48.3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的宽度由右向左,横排书写二至四字,要收放有度,落款可写数行小字,与正文相映成趣。三是上端依次书写,下端隔行书写,形成长短错落的格局。这样则可避免上端疏朗,而下端拥挤的情形,达到通篇的和谐。这种格式,先写长行,以五字左右为宜,短行以一、二字为宜。落款要精彩,一般写在正文后面,一行或数行均可。即章宜小于落款的字。

10王宠《行书扇面》 上海博物馆藏

八、突出淡雅品质扇子、扇面书法多是文人雅士互相馈赠,托物寄情以及雅玩的小品。因此,扇面书法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要给人以雅、静、淡的感觉,而不能粗糙、俗气、霸悍。创作时,围绕“雅”字展开;书写时,应充分发挥材料的特性、水墨的韵味,讲究技法的精妙以及章法的生动自然,使之畅达不漂浮,质朴不笨拙,昂扬不张扬,耐人品味。

赝品不就是假货嘛,能贵到哪里去?

在古书画领域,赝品还真不是用“假货”一词就能概括的。制作赝品是一种复制行为。在古代,复制书画的不只是文物贩子,甚至连宫廷也会参与其中;复制的目的也是五花八门,不只是骗人钱财那么简单。

比如,皇上要求制作“赝品”,可能只是为了“分享”。

1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唐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全天下最有名的书法“赝品”恐怕要数《兰亭序》了。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墨迹,怀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高尚情操,命人临摹了一份又一份,就为了赏赐臣下,影响民众,让全天下人都恋上王羲之——他这个愿望还真实现了。

有时候,皇上甚至亲自操刀,临摹古书画,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代表人物当属宋徽宗赵佶。

2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 辽宁省博物馆藏

3天水摹张萱《捣练图》 北宋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天水”是赵姓的“地望”(意为赵姓祖先发家的地方),其实就是指赵佶。张萱是唐代著名画家,据说上面两幅画是赵佶临摹张萱的作品。现代学者觉得,日理万机的皇上不太可能画这么精细,十有八九得靠宫廷画师代劳。

赵佶命人临摹古画,不仅仅为了装个文艺范儿,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复制的方法保留古画的样貌,变相延长古画的寿命。在赵佶的时代,从东晋到唐代的许多画作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幸好宋代宫廷进行了大规模复制,我们才能大致了解顾恺之、阎立本等早期画家作品的面貌。

与宫廷相比,民间复制字画多半为了坑蒙拐骗,甚至一些大师级作品沦落到“被赝品”的境地。

4张旭《古诗四帖》 唐代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这是迄今唯一一件被归到唐代草书大家张旭名下的书法真迹,真是龙飞凤舞啊。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知道这幅字是谁写的,因为书卷上没有署名。这可急坏了宋代的文物贩子,因为只有名家字画才能卖出好价钱啊。他们便想了个妙招。

这幅字写的是南北朝诗人庾信和谢灵运的四首诗。下图是作品中段的一幅截图,能勉强认出图片最左边两列字是“谢灵运王子晋赞”吧。这两列字的右边是庾信的诗作,左边是谢灵运的诗作,《王子晋赞》是谢灵运这首诗的标题。

5宋代文物贩子就在此处下手了。他们把“王”字最上面一横刮去(这对装裱师傅来说很容易),看起来就像草书的“书(書)”字。然后把“谢灵运王”和“子晋赞”这两列中间裁断,把书卷分为两截,右边一截写着庾信的诗,末尾是“谢灵运书”——这不就有署名了嘛!

事实上,谢灵运去世的时候庾信还没有出生呢,前者怎么可能书写后者的诗歌!一位明代藏家看出破绽,花了四十年工夫把两段都弄到手,糊在了一起。后来书画理论家董其昌将这幅字归到张旭名下,这才结束了一件名作“被赝品”的命运。

应该说,前文举的所有例子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赝品。我国晋唐宋元时期的书画作品存世稀少,可以说件件是宝。至于具体作者是谁,学界的态度比较“宽容”,不会“斤斤计较”。

明清时期,一些名家临摹前辈的作品当然也不能算赝品了,比如明末清初“个性艺术家”朱耷的《兰亭序》,可以说“临摹”得相当走样啊!

6朱耷摹王羲之《兰亭序》 清代 私人收藏

至于明清乃至民国时期质量较低的复制品,虽然艺术价值不高,但对于研究真迹的社会影响和流传状况有一定帮助,家中若藏有一件,也应该好好保存。

说了一圈,只有近几十年出现的书画仿品,才称得上是彻彻底底的赝品啊!

1众所周知,启功先生在1965年发表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已成为其习书生涯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虽然这场论辩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其产生的影响至今仍在回荡。那么,启功先生到底在这篇文章里说什么呢?

2启功先生在该文中说,“读了郭沫若同志论兰亭的文章,从书法风格、佛家或道家思想等方面来证明兰亭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证据分明,无需重述。给我的启发是很大的。”

3在文中,启功先生驳斥了书法界对兰亭的迷信。比如说永字八法源自于兰亭序的首字“永”,兰亭序中有20多个“之”字,字字不同,还有的人认为凡是兰亭序的碑拓,都是珍品,这些都是对兰亭序的迷信。

4紧接着,书法界掀起了一场论辩,一方是文坛领袖郭沫若,另一方是“一介平民”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后来,这场论辩得到毛主席的肯定,说是“笔墨官司,有比无强”。自此,这场论辩影响全国。

5可后来,在《启功口述历史》一书中,启功先生又为自己当时的说法辩解,感到深深自责,“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够胡说八道的了,但不这样写不行。”

6他回忆说,当时郭沫若住在什刹海,钱杏村先生(阿英)住在棉花胡同东口,郭老就让钱杏邻找他谈话。迫于压力,他才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并说“我索性就在这上面做文章,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在言不由衷。”

7后来,启功先生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坚决删去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这篇文章。现在想来也可以理解,郭沫若依据出土的东晋时期几块充满隶书笔意的墓志,便判定兰亭不是王羲之写的,实在有些牵强附会。

8要知道,一个书法家不可能只会写隶书或者楷书、行书,同时代的人可以写多种书体。而且,墓志用隶书笔意写,看起来比行书庄重,所以东晋墓志多用隶书书写,想来并无不妥。

9其实,既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启功先生在言不由衷,那启功先生后来对这段的辩解实在没有必要。学术问题,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即便是说错了,又有何不妥。10

提起少林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几乎无人不知。除了醉人的自然风光外,少林寺内的书法、碑刻也随处可见,这些书法印迹代表了少林文化的厚重,也见证了这座千年古刹的辉煌。

1乾隆御笔

在少林寺的匾额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少林寺”三个字。相传是康熙皇帝御笔。据说,当时康熙莅临嵩山少林,少林寺方丈为了能让这位千古一帝留下墨宝,费劲了心思。先是把门楼上的匾额去掉,故意引起康熙的注意,“门楼上显得空荡荡的,为啥不做个匾额挂上去?”紧接着,方丈因势利导,巧妙地请康熙爷留下了“少林寺”三个字。写完后,要落款、用宝。与旁人不同,康熙在墨宝上盖了一个“拦腰章”,正好盖在了“林”字上方。章的内容是“康熙御笔之宝”。这枚方印,9厘米见方,黑底金字,雅素大方。

2这里,要给初学书法的朋友普及一个知识:拦腰章,一般用于长幅的作品之中;长幅书法作品,如条幅若仅在右上方盖一枚引首章,中间显得太空,可加盖拦腰章,其内容多为书者的籍贯,亦可用书家生肖之肖形印;拦腰章应小于引首章和款尾姓名章,三枚章切忌盖在一条直线上。

3“康熙御笔之宝”印拓

后来,民国期间,一场大火降临少林寺,这块匾额中的“少”字也被烧毁。据说后来被人模仿康熙字迹补了上去。

4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地处中原腹地,交通发达,与洛阳隔山相望。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在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少林寺。自建成至今,众多文治武功的皇帝在此留下墨宝,其中相传有一处是武则天的御笔。

5王宝强少年时在嵩山少林寺习武

雍正十三年(1735年),胤禛皇帝亲览寺院规划图,审定方案,重建了山门,并重修了千佛殿。乾隆十五年(1750年),弘历皇帝亲临少林寺,夜宿方丈室,并亲笔题诗立碑。

6除了皇帝大员,现当代的多位书法大家也都在此留下墨宝,比如欧阳中石、赵朴初、刘炳森、金庸、蒋孝严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