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像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释文：早朝诗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輿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春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自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在纸张发明之前，用竹木或帛，制成尺把长的版面，用以书写记事，叙情表意，传递消息，因此有尺素、尺函、尺牍、尺鲤、尺笺、尺翰、尺书等多种称谓，其中以尺牍用的最早也最多，故成为信件的代称。而尺牍的书写规范您知道多少?

一、称谓

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四中说：“古尺牍之制，某顿首或再拜或启;唐人始更为状，末云：‘谨奉状谢，不宣，谨状。’或云：‘谨上状，不宣，谨状，日月，某官姓名，状上官。’”称谓上的尊卑关系，会对尺牍形式的表达产生一定的变化，如尊卑产生上下挪让，都是尺牍的形式产生的本质。

致云夫七弟尺牍 作者黄庭坚

二、平阙

尺牍作品中长短不一的形式古人称之“平阙”。平和阙是体现尊卑程度与相互关系的一个体现，也是交际关系的一种反应。一般来说，宋代尺牍平阙行较短，平阙执行比较严格，明清尺牍行较长，在对待平阙动词上多宽式。此外，平阙的运用也经常因人而异。如北宋书家中，苏轼尺牍平阙堪为典范，而米芾书因势利导，平阙往往不甚严格。由书仪的平阙关系而产生行文上的长短变化，是我们现在进行尺牍书法创作，而追求章法空间上布白处理的主要依据。

三、尺寸

关于尺牍的尺寸，据《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略同)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和“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的说法，说明并不一定很固定，其大致的尺寸应该是八寸到一尺，根据需要也可以大一点，总之是在一尺上下。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言“简之长短，皆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意简者秦制牍也，汉制欤案”。 《礼记》日：“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四尺，士三尺。”在简牍时代，用简用牍，用长用短，皆有相应的制度。光武帝引汉制度：“帝之下书有四：一日策书，二日制书，三日诏书，四日诫敕。 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

四、字体

五代徐铉在《上新校订说文解字表》中说“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秦汉时期的尺牍，类似诏书、碑版等官书公文，多用篆隶，汉代诏书大事用篆，小事用隶，相对工整的书体以示规范工稳。

自书告身 作者颜真卿

而友人、族人及文人之问的书信来往多用草隶，相对轻松随性一些。魏晋时期，铭石书级别最高，多为诏书、律令;其次，章程书多为官方公文;行押书多为私人书信来往，书体相对自由轻松。到了唐朝，公牍文书多楷书体，如颜真卿《自书告身》为典型的公文尺牍。唐以后，基本沿袭前朝，没有太多变化。

五、材质

王国维先生在《简牍检署考》中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

简与牍从形制上讲是有区别的。大致来说，简比较窄，通常一简只能写一行字，偶尔可以写两行或者两行以上的文字。简以竹为主，汉代也发现有木简。牍则比较宽，可以写多行文字，以木为主。牍可以独立成章，简则须编连成册，故有“简册”之称。简由于可以编连成册，便于卷放和展开披览，故多用于书写记录大宗长篇文献书籍，而牍常用于题签书启等。

尺牍书法平安帖 作者王羲之

后来，随着书写材质的扩展，纸绢的出现，尺牍的书写在材质方面也体现出尊卑，一般以绢为尊，纸为卑。

称谓、平阙、尺寸、字体、材质等几个方面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照应”的。称谓上的尊卑产生平阙的相互挪让，而尊卑关系同样会影响到字体、材质的使用。尺牍书法中，章法上的句句之间长短不一的变化形式是书仪里称谓平阙的外化，书体的大小与行款的穿插变化都是书仪规范的结果。

锤炼笔墨技巧，主要处理好一下几组矛盾关系：

【一】大小

指的是结字的大小，在创作时，一定要注意字的大小变化，这样就避免了呆板。

【二】粗细

我们常说笔要提得起、按得下。提得起就是要求我们敢于在正常书写状态下突然用笔尖书写，虽然是用笔尖书写，但是也要有提按变化，也要用力书写，而绝不是描。所谓按得下，就是敢于让毛笔大面积吃纸，甚至使用侧锋。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笔画很重，但也要见笔，笔划要有质感。

【三】枯湿

枯，是毛笔上的墨汁将近用完时的状态，这时就是出现飞白。湿，自然是刚蘸墨时的状态，这时写的字很容易出现涨墨，涨墨后的字一定要可识，否则就是墨猪。枯要见笔，湿要见形，枯湿过渡要自然。

【四】疏密

除了要有相当的笔墨技巧，更重要的时能对全篇进行调控。

【五】欹正

在一副书法佳作中，一定是欹正相生，参差错落。

【六】连断

指字与字之间的连接关系。断和连不要有死板的规律，但不能没有呼应。

【七】感性与理性

感性，任情恣性;理性，巧作安排。感性和理性的反复运用，既能表现作者的情感变化，在形式上也起到了调节节奏的作用，使作品更具有节奏感，同时也更能打动观赏者。

上分点：虽然中间有笔画相隔，但左右仍需基本对平，形成遥相呼应、相互顾盼之势。

下对点：此二点为左撇点和右捺点的结合，书写时应注意错落有致，变化活泼。

下分点：此二点在书写时起笔应大致相对，然后向左下和右下出锋，宜粗短些。

左二点：二点的起笔方向和用笔应有所不同，或方笔或圆笔，上下宜紧凑些，气势必须连贯。

横的变化

长横：逆锋起笔，稍停转锋向右，中锋行笔，收笔时或笔锋转势向左回提，或略停即提笔空收。

粗细横：逆锋起笔，转笔向右，边行边提，至收笔处，轻提回分锋，呈前粗后细状

弧横：此笔画在书写时，应注意起笔后先往右上运行，至中间再往右下运笔，略呈弧形。

细横：有的字结体的变化，其横画不宜粗长，应写的瘦劲点。

竖的变化

长竖：起笔藏锋，转锋向中锋运行，回锋收笔，应粗状有力、刚劲挺拔。

弧竖：与弧横类似，在起笔后往下运行时应先向右下运笔，至中间时再往左下运笔，略呈弧行。

斜竖：此笔画在起笔后，往下运笔时应向左下方运行，切忌垂直。

撇的变化

竖撇 起笔后向下中锋运笔，约至三分之二处转锋向左，转弯处宜圆转，回锋收笔。

横撇：逆锋起笔，稍顿后转锋向左下运笔，斜势大些，收笔时或圆转回锋，或略停空收。

弯撇：逆锋起笔后转锋向下，至中间出圆转向左，圆弧的大小及位置，根据结体的需要来定。

平撇：起笔后向左撇出，它的上沿线基本相平，下沿线略呈弧行，或收笔出锋、或向左之间出锋。

短撇：或露锋或藏锋起笔，向左下顿挫运行，回锋收笔，书写时要做到短促有力。

尖头撇：出于结构变化的需要，该笔画起笔应露锋入笔，头呈尖状。

尖尾撇：此笔画在书写至接近尾部时，应边行边提，渐轻，较快出锋，力到尖锋，尾呈尖状

圆尾撇：行笔至尾部，锋尖向上或向下圆转回锋，尾部略圆均，忌过于肿大。

捺的变化

直捺：此捺较挺直，运笔时应畅快直率向右下行，边行边按，中部切忌弯曲。

平捺：起笔后向右下边行边按，同时根据结体的需要，有一定的弯曲状，做到生动活泼。

斜捺：运笔的斜侧和弯曲的程度在直捺和平捺之间，忌生硬和过于弯曲。

短捺：起笔后向右或向下边行边按，中部宜竖直，整个笔画应短粗状实

小捺：出于字的结构等因素，有时的捺画应写的细小点，以此来衬托其他笔画。

长捺：此笔画为整个字的主笔，书写时粗重点也无妨。起笔转锋后即向右下边行边按，中部要挺拔有力，尾部宜雄强自然。

走之捺：该笔画的起笔往往与前一笔或前几笔相联系，在书写时要在注意上下左右大小粗细关系。

心底捺：在书写该笔画时要根据整个字中其他部分的大小多少来决定该笔画的斜直、大小、粗细，使之整体协调和谐。

写字是最好的训练办法，我们不能毫无目的地凭空圈圈画画，总要有个依附，否则日久必致生厌，而且也不全面，所以学画宜兼学书，练习写字。字写好了，不仅题画可以增加画面的美观，而在画时，对于点线用笔，帮助实多。为什么常常遇到这样的学画人，初学时画还可观，到后来进步不快，甚至停步不前?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我看缺少写字功夫，或多写而训练不得其法，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中国画注重骨法用笔，亦即首先讲究笔的点画。—支毛笔，用好它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训练，而写字是训练用笔的最好方法。要做到使笔而不为笔使，要笔尖、笔肚、笔根都能用到，四面出锋。要做到这点，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老辈告诉我们，画不必天天动笔，而写字则不可一日间断。书画同源，字写好了，对学好画有很大的帮助。

写字在进程中间，点画不能有一笔败笔;同样情形，—画之成，中间也要避免有败笔。写字中间，不能有败笔，是人们所能理解的，而作画中间，点线杂陈，千笔万笔，要求无一败笔，人所不能理解。虽然古人有云，一有败笔可以随即掩盖改正。而不知如何改正，欲盖弥彰，越改越糟。只有在习字中间，一笔不苟，养好无败笔的习惯，那末起讫分明，浮烟涨墨，无所点污，而有透明之感。再则书法艺术沿流至今，名家辈出，总结了很多好的形象经验，如折钗股，屋漏痕，锥划沙等，用到画上去，能增加线条美。字帖的临摹范本，亦多反映了名书家的忠义之气，或潇洒倜傥的高尚品质，耳濡目染，日久也会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变化了学画人的气质。所以我提出三分画画，人或认为画的分量太少了一些。其实读书写字占去十分之七，终极都为画服务，所以画是不嫌其少了。

我于书法所用功夫，不下于画画。十四岁开始临帖，初临龙门二十品中之《魏灵藏》、《杨大眼》和《始平公》，继临《张猛龙》、《朱君山》等碑。三十岁后学《兰亭序》，如是复有年。后来放弃临帖，改为看帖，尤喜杨凝式，下及宋四家诸帖，揣摩其用笔之法，以指画肚，同时默记结字之可喜者，牢记在心，一有余晷，抄书不辍，如是积纸数尺。随看帖，随手抄书，二者同时进行。看帖所以撷取共意，注入心目;抄书所以训练指腕，运转自如，二者相辅不悖，并行而不偏废。我自创造此法，行之有效，得益甚大。我不看书法理论书，如八阵法、拨镫法等，觉得越看越糊涂。

写字切忌熟面孔，要有独特的风貌，使览者有新鲜感觉。而临摹诸家，也要选择字体点划风神面貌与我个性相近者。重点要看帖，熟读其中结体变异、点划起倒的不同寻常处，心摹手追，默记在心，然后加以化，化为自己的面目。我初学魏碑，继写汉碑，后来写“兰亭”。最初学杨凝式，旁参苏、米，以畅其气。但我对此诸家，也未好好临摹，不过熟看默记，以指划肚而已。杨凝式传世真迹不多，我尤好《卢鸿草堂十志跋》，但也未临过，不过熟看而已。杨凝式书出于颜鲁公，但一变而成新调。黄庭坚说：“世人竞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栏。”就是称誉其不是死学而化成自己的新意。我们学杨凝式，也应该学他的精神，在他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所以我学杨凝式，不欲亦步亦趋，完全像他。因之有人看到我的书体，而不知其所从出。这是我的治学精神，不拘书法、作画，贯穿终始，无不如此。

学中国画要求练习书法，并非只是为了落款方便，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让指腕筋骨肌肉在特定的弹性伸缩范围内得到训练。因为写一篇书法往往要求书体不杂，其字形往往总是差不多大小的，笔画的重复也很多，故有利于筋骨关节肌肉作较为整齐而和谐的弹性伸缩运动。诚如陆俨少所指出，训练用笔如老是毫无目的地凭空圈圈画画而无所依附，时间久了便会生厌，而练习写字则因有语音和意思的兼顾，能时时引发兴趣，便于长久反复的训练。陆俨少的书法修养，因其特有的颖悟和苦功，连不少书家亦不得不叹服——在画家书法中能到他那种神妙境界的实为罕见。

不过对一般中国画家而言，画家练字和书家练字因目的不同，训练角度也应有所不同。书家每每忌讳写字布如算子，有的书家甚至要求每一笔画本身都有变化，而画家写字则不妨布如算子，力求单纯，如金农、吴昌硕等画家的字便是如此。现代李可染甚至自我创造出一种极其呆板的字体——“酱当体”(即像过去酱园和当铺墙上工匠描写的极其刻板的正体字)，有意通过几乎近于刻板的工整，来对笔气进行节律性的约束(李可染反复强调“行笔要高度控制”)，以体会其同中有异的奥妙。

从作画纵横挥洒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练笔在开始时更宜多练大字，即如沈宗骞所说的：“能于规矩中寻空阔道理。”以使气雄健壮阔，不致局促拘束，无回旋余地。宜先致广大(当然是节节致广大)，再求精微(当然也是节节求精微);然后再致广大，再求精微。在以后的阶段，就要大字和小字兼练，工整的和随意的字兼练。但不管用笔如何收放变化，总要让它呈相对较为稳定的节律性运动，以合于宇宙之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弹性伸缩机制。

此外，书法是中国画家的恒久之功，但也并非唯一之功。毕竟有些笔画的筋骨关节肌肉活动，单单通过书法还是练不到的，如山水中的各种点法、皴法，花卉的有些特殊画法等。在画史上释仲仁画梅花，自谓“用心四十年作花，圈始圆耳”，当然这圈法也决不是单凭书法能练就的。因而陆俨少在不断练书之外，也时常进行画法的局部演练，如撇竹写兰，拉长线条和打圈之类。

“大多数人对章草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些名家刻帖的认识范畴，对章草萌生的时代及其渊源于流变了解不多。从近百年来新出土的简牍帛书墨迹来看，章草完全不同于今草，是与隶书一并产生的，由篆隶草写演化而来的书体，它的演化是一个长期不断趋变的过程(刘青凯语)。”

章草，是篆书演进到隶书阶段相应派生出来的一种书体。它属于草书由胚胎时期逐渐走向规范化过程中的一种体段。唐朝张怀瓘称之为“既隶书之捷”，是由隶书的简捷写法发展演变而成的，是隶书草化或兼隶、草于一体的一种书体，也可以说章草是草书中带有隶书笔意的一种书体。

章草绝非一时一人所创造，它是从秦代的草隶中演化出来的，经过长期流行通用，继而约定俗成，章草大致形成于西汉宣、元之间，兴盛于东汉、三国及西晋，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四百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至东晋，作为今文字新体的行书、楷书、草书全面成熟，隶书及其俗体——章草逐被取代。

“章草”这种字体最初只称为“草书”，后“今草”出现后，为示区别，改称得“章”名。它的命名历来说法不一。章草的得名，旧说或曰为章帝所爱、或曰用于当时奏章、或曰元帝时史游用于书写急就章。均不确切。从“章”字的本义来分析，它的准确含义是篇章、章法、章则，含有法度的意思。东晋新体草书形成后，由于旧体草书法度严谨，逐称“章草”，新体草书则称“今草”。所以说，把当时规范化的、章法化的草书称之为“章草”，还是十分允当的。

“我们今天谈论的章草，包含了两方面意思，一是俗体的章草，即通常所谓的原始状态，笔画简直、用笔源自篆隶，虽然在字法上已渐趋规范，但笔画意趣上仍处于不成熟的初创阶段，如“平复帖”、“济白帖”和简牍中的草书墨迹。其最根本的用笔方法基本延续了篆隶书的平铺直叙，运笔过程中体现出拖和绞转的特点，注意点画线条的迟涩感，结字灵动和变化，纵横交错、常有奇趣，左向右背的弧线条用得较多，整体上有浑朴烂漫的色彩。有人将这些书体称之为草篆、草隶、隶草。总的来讲，这些书迹应该称之为篆书或隶书草化的产物，或称之为草书的雏形，它们都是草书最古老的形态，是章草艺术的源头，是章草艺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二是严格意义上已经规范化了的章草，字势基本取横势，且每字中有明显的波折特征，虽被认为是隶书的草化，其字法的成熟与严谨，显然已(基本)衍变为一种新书体了。我们只能从其明显而夸张的波折来认同它与隶书的亲缘关系，这一类作品以皇象急就章为代表，后世书家习章草者，宋克、赵子昂等多以此法为宗。规范化了的章草除了波折外，已经很少能见到隶书的痕迹了，用笔的提按使转渐趋成熟，字法结构也更加严谨而精美，几乎无异于行楷。”

因为纸张的出现，简牍书写机制的失传，真迹埋藏在地下，章草的源头渐被人们遗忘。在庞大的新章草资源面前，研究、整合、消化、在创作是当代章草(草书)艺术家们面临的新使命。(摘自2009年香港《书谱》杂志(总第九十五期)刘青凯“章草艺术持续发展的时代遇”)

章草的分类

如何对章草分类，余德全先生在《章草大典》的前言中有精辟的论述：因为章草传帖较少，风格近似者，每类人数也寥寥，三两个人便说已成流派，毕竟有些勉强。正因为如此，这一部分只就章草的纯正程度及章草所占比重的大小做一个划分。以纯正程度，章草可大致可分为七个类型：

一是原始型。其特点是章草法度在字中当属不稳定状态，或者说正由不成熟向成熟发展，还具有初步的性质。各种汉简属于此类;

二是简章型。其特点是章草带有一定的汉简风格。陆机的《平复帖》和一些西晋残纸墨书属于此类;

三是标准型。其特点是全帖之章草法度稳定，在简率的笔意中显现隶书的底蕴，堪称章草之典范。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等是其代表;

四是章今型。特点是以章草为主，间或参以今草。全帖仍然是章草面目。祝允明的《长门赋》等属此类;

五是今章型。特点是各字细看是今草，但全帖使用章草笔法，带有浓厚的章草韵味。敦煌章草，孙过庭《佛遗教经》等属于此类;

六是正章型。特点是全帖皆用章草笔法，但每个字的基本骨架仍然保留正楷的某些特征。杨嘉祚的《先文贞敷仁庙碑》等属于此类;

七是章篆类。特点是章草融入了篆书的笔意，而显得高古厚朴。王蘧常的《千字文》属于此类。

蔡邕云“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正是因为毛笔的特点，有了丰富的用笔表现，才能表现中国书法的特点。

现以“太”字为例，简单的反证为何要注意用笔的起行收和提按。

(1)去掉入笔的起笔及其捻管调峰，如下：

(2)去掉收笔动作

(3)去掉提按动作(线条粗细一样)

此时，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成为美术字!

可见，正是运笔过程中，对起笔、行笔、收笔的各种控制，形成的线条形态，成为中国书法却别与其他艺术的重要特点!因而赵孟頫会说“用笔千古不易”，所以在基础学习书法的过程中，笔法作为核心技法，一定要对点画的起笔收笔信息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吸收，才能根本上提高眼力和技术的表现力。

所以，在读帖的过程中，一定要观察到笔势(简单地说，笔锋怎么行走的)和一些关键的笔法点!~大致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一直要注意体会毛笔的各种状态，笔锋是尖的还是铺开的方的，笔尖在什么地方进入纸面，侧锋和中锋如何实现互换，行笔的过程中提起和按下的控制，收笔的方向等等。只有读的细，才能临得像。

有人说，不会创作，还是临帖不深入，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江湖书法”并非一个严密的概念，更不是一种正宗书法“流派”，只是一个模糊的统称。所呈现出的要素有：以大小官员的“新老干部体”和明星的“大侠游龙体”为主，混合一些打着“现代派”、“国际派”旗号的非书非画文字游戏，再结合民间杂耍，通常以巨大的毛笔和尺寸,惊人的宣纸为道具，书写特点有大、黑、油、摔、粗、绕、翻、抖等。虽然统称为“江湖书法”，但各有各的江湖，却共同具备一套行之有效，人人心知肚明却又无法公开宣示的“潜规则”。

“江湖书法”的出现说明书法偏离了高雅和专业的轨道。艺术水平低，未必就是江湖，很可能是刚刚起步，艺术水平低俗，才是“江湖”。书法对于古人，只有高与下的问题，对于今人，出现了是不是书法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底线”。“江湖书法”在底线之外，本身和书法毫无关系。目标不是书法，出于表演和利益的需要。 “江湖书法”与江湖近,与书法远。 “江湖书法”为什么会存在?

一、民俗的泛化古代道士擅长“鬼符箓”，将文字处理成具有法力的样式。民间的道教仪式中，在人的身体上直接书写文字，有时是医治疑难病症的仪式之一。商业社会的解构作用，使得神性变成了神秘性。利用书法所固有的神性，营造“神秘主义”，逐渐演变成一种扛着书法名义的“社会巫术”，为“江湖书法”的流行做了铺垫。

二、世俗的名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整个社会从政治环境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序列。热点就是财富。一切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江湖人士可以炒作成明星，一旦得逞，就能赚钱，所以很多人先变成江湖，再由江湖想变成明星。成为“明星”，自然有商业价值，商业社会中由此滋生出各类怪胎。

三、恶俗的伎俩“江湖书法”多以无赖的手段取胜，披上民间卖艺杂耍的外衣，上演多管毛笔齐下，摆出各种奇特的姿势，铺开巨大的宣纸写，写几千米甚至上万米的长卷，申报吉尼斯纪录，显示非常人所能为，因而被视为“巨人”或“超人”。有时在书法圈内实施，感觉地盘太小，必须深入到社会热点新闻现场，书法家无疑又是一顶极其华丽的帽子。

四、书法正道难进，缺乏标准身处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追求肤浅和庸俗的需要，以调剂世俗生活本来就紧张的状态。世人不再拒绝浑水式的大众快感，而是积极地去追求。于是，那些时尚的、消费性的、松弛神经的娱乐就成了主要的艺术消费品。评判的标准已不是公认，而是自我认定，想怎样就怎样，就要和别人不一样。

五、庸俗的看客，审美缺失面对种种现象，旁观者的态度非常关键。对与“江湖书法”有关的现象或人物，不做分析和反思，趋之若鹜，大加膜拜，甚至被捧为书法大师，追求轰动的“新闻效应”。一些社会媒体却奉若神明，炒作起来乐此不疲，加封出各类“王”。凭借媒体的传播与放大，以为找到一条简便的成名捷径，各种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致使鱼目混珠、泥沙俱下。

说穿了，“江湖书法”只是一种毫无门道的乱象，是生产垃圾的污染源。境由心生，见证了书家个人的内心境界。很显然，书法与人一样，都有两面性。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伟大和卑鄙、高雅和低俗常常集于一身。身处一个“上无君子、下无底线”的时代，整个社会俯向低俗，文化敬畏丧失，内心极度膨胀，追腥逐臭，人性中最丑陋的部分被释放出来，所谓“心魔”，致使本性迷失、忘乎所以。我们继续看看社会上广泛流行恶俗书法乱象：

有鉴于此，必须重归传统，坚持文化信仰，“江湖书法”自然遁于无形。抵制“江湖书法”，还书法以浑然正气，需你我共同努力。

牢

「牢」字，形意。

《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取其四周帀也。」

自古牛馬豬羊放養於野，豢養於圈。專門飼養祭牛、馬之圏為「大牢」;飼養羊、豕之圈為「小牢」。

《靈性甲骨》：

甲骨「牢」字，外廓即是上古三代豢養牛馬牢形。

四匝有以樹木為圍欄柵，下部留有進出收放牲畜之口。這就是「牢」字形意。

予之朱砂甲骨「牢」字，體入死出生意，以奔生棄死之筆，刻畫自然「牢」形意。予之甲骨即棄死板刻畫，投奔自然生發靈性境地耳。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参考书目

1.《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9月第一版。

2.《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殷商春秋战国》谷溪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3.《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4.《马王堆帛书艺术》陈松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中国艺术史.商代书法》 陈滞冬著，巴蜀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

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一卷甲骨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简明甲骨文词典》崔恒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0.《甲骨文拓片精选》王本兴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2.《易经的智慧》殷旵珍泉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3.《细说汉字部首》左民安、王尽忠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6.《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刘正成主编、刘一曼、冯时本卷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18.《常用字解》(日)白川静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19·《老子解读》 兰喜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在学习书法中，有些人兢兢业业一辈子也一无所获，或徘徊于唐楷(并非说唐楷不好)之间，或寄居于某家某派，或跌入时风的漩涡之中……讥为“奴书”、拾人牙慧等。相反，有些人过于自负，没写几天字就想自立门户，走捷径，闭门造车，最终徒有空中楼阁。这些人都因取法不当而徘徊在书法的大门之外。因此，历史上只有少数人掌握着通向书法殿堂的钥匙，他们既是传统的守望者，又是创造者，并不断“延续”着传统。

第一，确立以“新”为书法取法的理念，是保持学书最终能按着自己的思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走向大道的先决条件。

古人讲，“取法乎上”，“新”就是取法至上的前提。“新”就是创新。书法传承是为了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要发展就必须要创造。翻开中国古代书法史，魏晋时期是个分水岭。之前，是汉字的产生、发展期，书法正伴随着各种书体的演变而成熟，其间留下有名字的书家很少(当然还有其它历史、文化原因);之后，是书法风格不断演变的历史，产生了众多书家，个个自立风标，美轮美奂，遥相呼应，串联起这一让后人崇拜的书史，他们都因“新”而延续着书法的根本。王羲之“适我无非新”的主张，注定了他创制的“新体”，彪炳千古，从而奠定其书圣的地位。持这种创新论调的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普遍的，正如钟嵘《诗品》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取。”所以，无论书法、诗文，在这一时期都是开宗的滥觞期。其后，后继者们就展开了一边师法“王书”，一边与其“叛逆”的历史演绎。张融有“只恨羲之无臣法”、苏轼则是“我书臆造本无法”，就是当时被钱穆父等讥为“集古字”、“刻画太甚”的米南宫，“壮岁未能立家”，后也取诸家之长，老而成家，人见其书“不知何以为宗”，他“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气概完成了蜕变。明清时期的书家更充满着叛逆精神，“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祝枝山岳父李有桢言)，强调性灵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调。可见，在学习二王的书法中，这些巨匠们无不走向了叛逆，以“新”为准绳，“新”正不断推动着书法前进的车轮，“新”也成了古人学书的首要前提。但他们无不标榜二王，承认自己是二王的门徒，这简直如俚语所云：“挂羊头卖狗肉。”

第二，确立“母本”是取法的关键。

如果说“新”是学习书法的首要，则由博而专是学书不可缺少的过程，只有通临古帖才能产生真知灼见，这种见识也是发自内心而有条件地逐步确立的，才能发现合乎自我的经典对象，我暂把它们叫做“母本”。

“母本”就是建立适合自我生长、发育、并能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就是“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人都有自己的“母本”。我们在研究书家档案时，总要分析他的学书过程，经历过哪几个大家，最终成就了自己，而且最关键的是哪一家等等，这几个大家就是他的“母本”。“母本”是自己精选出来的字帖，明显带有个人的审美倾向，因此她会影响你一生。对“母本”的练习，不能浮于表面，那是一个由粗入细、由细而精、由精而有所悟的量的积累。粗是粗略了解“母本”渊源、笔法要素、章法特点、审美要求等，这是一般人皆能做得到的。细是指进一步深入，无论笔法、结构、章法，还是气韵，几乎可以乱真，只有这样才能算登堂入室。这才是当代李可染先生所说的“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精是指取其精华，了解“母本”的精粹之处，同时也要发现她的缺陷，任何一件作品都是遗憾的作品，发现缺陷是学书过程中的一个飞跃。确立“母本”主要是精心模拟古人，几乎放弃自我，正如刘熙载所说的入“他神”，如此才能入帖。这种专一、专注是获取成功的重要保证。当代武术大家李小龙对“截道拳”有这样的解读，“我不怕对手的腿法有一万种踢法，我最怕的是对手用这样的腿法踢了一万遍!”这就是专一给同行的恐惧感。

第三，寻找母本的生存空间。

确立“母本”是由博而专的结果，而寻找“母本”的生存空间需要智慧。不是所有的母本都有生存空间，即便是自己最喜欢的“母本”，也要反复论证，全面考量。

书法发展有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充满着哲理性。首先从书体上看。甲骨文是古老、神秘的，曾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成熟的官方书体，它虽风格多异，但基本局限在一定的变化范围之内，很规范，也即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想象空间受到了文字本身的局限。随后的篆隶书，包括晋唐时期成熟的楷书，它们也曾一度辉煌，是一个时期的官方书体，包括笔法、结构、章法等书写要求有着很强的规定性。尤其是唐楷，可用“黄金分割法”、“九宫格”等科学手段来进行规范，扼杀了艺术的想象力。因此，唐以来，著名的楷书家、篆隶书家较少，而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行草书家，且成绩斐然，光耀千古，这需要我们去反思。由于行草书书写的不确定性、约束性小，想象空间大，尤其在大草书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因此，在书法史上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官方书体(章草例外)。这也警示我们，行草书领域的可塑性是极大的，这也是历代大家们趋之若鹜的重要方面，也是今天学习行草书的人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写大草书需要才气、勇气、侠气、士气、逸气，常人难于应付，故历来成功者寥寥无几，但它却是我们今天书家所研究、追摹的对象。其次从书风、书家来分析。书风是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审美趋向之下所形成的趋于相对稳定的书写特色，也可由相对趋同的审美取向的很多书家组成。例如唐楷，这一书写特色是唐代书法的象征，尤以颜真卿为代表。唐代楷书的形成有着它固有的文化背景，而魏晋清谈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是文字上的，行草、草书大行其道是书法呈“文字清谈”的样式在文化上的具体反映——“玄化”。楷书(小楷)成熟于礼崩乐坏的魏晋则是文字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已，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使人奋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而唐楷“尚法”的形成是文化、社会发展在文字上的必然要求。因此，唐代楷书呈现出了一个大家林立、各派纷呈的局面。但是，楷书资源也由此“用尽”，日趋装饰和工艺。所以，自唐以来，已经没有真正的“楷书家”了，即便“科考”越来越规范、系统，楷书要求更为严格，习楷者也更多，但也培养不出出色的大家。今天我们要“激活”唐楷，但愿能“梦想”成真。因此，在楷书上，后人只有“奴书”于古人的份儿，不然则惨不忍睹、自我蒙羞。还有，“碑派”书风，也存在这一现象。碑派资源经过清代、民国两个时期的书家发掘已经开发殆尽，今人难有回旋余地。

第四，壮大“母本”是学书的再度深入。

这一过程是在了解“母本”生存空间的基础上展开的。对“母本”学习的坚持并不断充实是形成自我路径的积累和依托。坚持对“母本”的学习是“专”，吃“精饲料”，由“专”而“博”，或者以“专”为基础，不断补充由“母本”局限所导致的包括笔法、结构、章法以及审美上的缺失等，不断丰富和引入新的书写要素及审美异趣来改善原有的不足，是学习过程中最终酝酿质变的再度深入，也好比是在吃“精饲料”的基础上吃“杂粮”，是一个补充、深入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基本坚持以“触类旁通”、“自然生发”为基调，以此来扩展“母本”所辐射的范围。如此，在学习中的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每跨一步是自然生发而出，而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人云亦云。这样才真正做到学书时间、书写经验不浪费，不至于象一些学书者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最终无所获。也由于这样的学书过程是由感而发，是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有效反馈作用下的渐进，它具有自然生发性、自我独立性、全程统一性。一旦这种倾向性的学习有所成果，作品初具规模，那一定具有“杀伤力”，因为，那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些人没有“母本”，“这山望了那山高”，随意改换门庭、更改“师门”，是学书之大忌。老师最不喜欢不踏实的学生，想从老师那里“攫取”精华，不跟他“交心”是难能获取的。同样，一本古帖，不长期临习，不天天展玩于案头是难能发现其秘密的，更不可能产生与远古的先贤有心与心的交流了。这种方法也可有效防范盲从跟风现象的产生。壮大“母本”不仅丰富了书写技巧，积累了创作经验，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也是逐渐形成自我创作观念的过程。不仅如此，也能总结和分辨历代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是非、曲直，也逐渐能发现古人还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空间。

第五，学会“忘却”。

“忘却”是重新回到自我书写中来的开始，是创作中必须锤炼的“心法”，是“断奶”，是扔掉“拐杖”自立行走。这正如佛学中所讲，“过河须用船，登山不用舟”。我们在书写中总是会留恋古人的这一笔、那一笔，这一组合、那一组合，或者是这一感觉、那一感觉，因为“她”太好了，太美了，但是“她”毕竟不是你的，自我的书写似乎总有参照物，总有“母本”的影子，还停留在学书的基础阶段，而高一级的书写是抛开所有的羁绊，忘怀一切干扰。如此，才能晋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能达到“不知何以为宗”的蜕化。这一“心法”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因为人总有怀旧感、依恋感的，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练，但又是一个不得不经历的过程。这需要多年，甚至一辈子来完成。如米芾，其大多的信札类书写都有“拟作”的嫌疑，有着二王的影子，而他壮年以来的“刷字”却“刷”掉了所有的羁绊与“眷恋”，走上了“巨匠”之路，“无一点右军俗气”，“一洗二王恶札”。同样还有苏东坡，“我书臆造本无法”，这个“臆造”正斩断了与二王的瓜葛，颠覆了与二王相关的书写元素。无论是“刷”，还是“臆造”，都是一种“忘却”，也是一种叛逆，更是一种质变。

“忘却”也是书写中的一种胆识。古人讲“可贵者，胆。”书法创作也需要“胆”。这种胆来自于自身，完全是自我元素的外泄，也正因有了胆才敢拆肉还母，拆骨还父，诃佛骂祖。应该说“忘却”是一种化境，是书法走向自我的心路历程。这种境界应该是我们不惜工本去穿越的。当然，这种穿越还需要深入生活，丰富的生活才是书法创变的手法更趋多元，这种书写意味也才能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生根、生趣，壮大、壮实。

艺术简历

陈海良| 常州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创作部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草书委员会委员。199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首届书法本科专业，200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首届书法实践与理论方向博士专业，并获博士学位。2010年被《书法》杂志等媒体评为“中国十大青年书家”。2010年被《中国书画报》评为书法“十大年度人物”。作品获首届、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七、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三、四届全国正书展全国奖，二届行草书大展一等奖等九次大奖。专著有《乱世奇才——杨维桢》、《中国书法墨法研究》、《解密十七帖》、《经典书法导读〈书谱〉》、《陈海良书法集》、《中国书法名家丛书——陈海良卷》等出版，并有40余篇论文发表。先后在江苏省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地举办13次个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