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篆书

篆字分为大篆、小篆两种。

1. 大篆

(1)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是(距今3千年)殷商时期,先民们预测凶吉祸福,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刻在龟骨、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在历史上曾经失传过。直到公元1899年才在中药“龙骨”中被学者发现,以后在河南安阳古殷都废墟中陆续大量发掘出来,共有十多万片,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了一千七百多个。

(2)钟鼎文。是在青铜器时代的商周,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为金文,钟代表乐器,鼎代表礼器。周宣王时有位姓籀的太史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整理。籀文就是指钟鼎文,是真正的大篆。

(3)石鼓文。是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十个,形似鼓状,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12. 小篆 李斯刻石。

早期文字处在初创阶段,尤其是甲骨文还不规范,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字中象形的成份较多,如其中的“马”字。

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小篆的写法就统一了。小篆字的结构成纵势,布白对称匀称,用笔中锋圆转,线条粗细变化不大,具有遒劲、圆润的美,被称为玉箸篆,象玉质的筷子。

相传在秦朝时篆字就有若干种。有鸟、虫、蛇头篆,这些篆书的起笔处画有鸟、虫、蛇头的形状。书法艺术不是具象的再现客观事物,而是抽象的艺术。因此,这类书体只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真正的书法艺术。就篆书的艺术而言钟鼎文、石鼓文结构奇古,融入了先民质朴的美,更受后人所喜爱。周宣王时的《毛公鼎》上共有32行,497字的铭文,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散氏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二)隶书

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隶书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的起源——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的繁盛——汉隶

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

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2

隶书的演变——隶变

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为“隶变”,隶变承前启后,对草书和楷书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隶书的名词

古隶

今隶

秦隶

汉隶

佐书

八分

草隶

魏隶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 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只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 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 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 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 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铀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余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隶书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汉《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史晨前后碑》、《乙瑛碑》、《石门颂》等。早在秦以前的竹简上就有隶书的初形,经过长期演化,当汉代发明和运用纸张以后,书写不再受窄长的竹木简的限制,毛笔的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隶书突破了秦篆单一中锋运笔,笔法很丰富,中锋和侧锋,方笔和圆笔,藏锋和露锋各显神通。笔画具有波、磔之美,最有代表性的是“蚕头”、“燕尾”的笔画,这样的线条标明当时的书家在观念上是要破除整齐划一的单调,求生动活泼的多样。在字的结构上改变了小篆拟横扬竖的趋势,字势向横向伸展,成熟的汉隶在书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把汉字的基本型态确立下来了。隶书的总体风格是严整壮阔而又舒展灵动。

(三)草书

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未,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 狂草”。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划连绵。“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

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狂草。

1. 章草的代表作有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将队帖》、晋索靖《月仪帖》

草书是早于楷书的书体,章草始于篆书向隶书演化的过程中,隶书对章草的影响大些,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所以又把章草称为草写的隶书。章草的代表人物:汉代有史游、杜度、崔瑗、张芝、张旭、等人,三国有皇象、索靖等人。

2. 今草起于东汉末期,风格多样,笔势秀丽,今草的代表作很多,最有名的有,晋王羲之《十七帖》、唐朝孙过庭《书谱》等。今草是从章草繁衍而来的。汉代张芝对创立今草起了很大作用,被称为“草圣”。很可惜的是,现今没有他的墨迹。“今草”之名,是晋代为了和章草相区别起的名。历代很多书法名家都善今草,黄庭坚、赵孟、鲜于枢、祝允明、文征明、徐渭、张瑞图、傅山、王锋等书法大师都留下了许多墨宝。

草书笔画省略,相互萦带,便于快捷书写,以符号代替偏旁部首,既具有法度的规范性,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是最善表达书者情感的书体。3

3. 狂草最有名的有唐朝张旭《古诗四帖》、唐朝怀素《自述帖》

狂草字的写法和今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写得狂放,连带、省略更多,最能体现书者狂放的性情。史称“颠张醉素”,是讲张旭、怀素常在醉酒后,笔飞墨舞,其狂草线条流走飞动,结体险绝,谋篇奇特,尤如夏云变幻莫测,痛快淋漓。

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

(四)行书

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行书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代表作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行书中带有楷书或接近于楷书的称为“行楷”,带有草书或接近草书的则称为“行草”。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畅达而腴润。还有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俯(頫)、鲜于枢、康里,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何绍基等,都擅长行书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

分为行楷和行草。

1.行楷。如:东晋王羲之《兰亭序》现代见到的王羲之的很多书法碑帖,并不是他的原迹,多是由后人临摹或集字而成的。王羲之的原迹多数随葬在唐太宗墓中。唐李邕《麓山寺碑》、宋黄庭坚《松风阁诗》、宋米芾《苕溪诗卷》、元赵孟 《洛神赋》、明文征明《醉翁亭记》等

2. 行草。如:晋王献之《鸭头丸帖》、《中秋帖》、唐颜真卿《祭侄稿帖》,行书是界于楷书和草书之间最适用的一种书体,接近于楷书的称为行楷,接近于草书的称为行草。行草是王献之创立的书体,《鸭头丸帖》是他行草的代表作。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行书碑帖众多。

4(五)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盂附)等。

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

1.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2.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3.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 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锺繇书法,具古朴风格,惟传世作品《宣示表》《荐季直表》,无一确实者,多为后人传模或临作。欣赏好的摹拓本,可以想像其古雅书风。

大楷: 一般情况下,人们把一寸以上、数寸以下见方的真书称为大楷。较此更大的真书大字被称为“榜书”、“擘窠书”。根据历代书法家积累的经验,学习书法应先写大楷,作基本练习。掌握好大楷的点画、结构、布白,做到点画准确精到,结构疏密得当,则退而写小楷可做到结体宽绰开张,点画规矩清楚;进而学榜书则能结密无间而气魄宏阔,不致涣散无神。

楷书是最晚形成的字体,始于汉末。汉钟繇《宣示表》、钟繇《荐季直表》、北魏《张猛龙碑》、晋《爨宝子碑》、晋王羲之《乐毅论》、晋王羲之《黄庭经》。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一道士知王羲之爱鹅,以白鹅换《黄庭经》,所以此帖又称《换鹅帖》。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南朝《爨龙颜碑》、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唐颜真卿《勤礼碑》、唐柳公权《神策军碑》《玄秘塔碑》。钟繇对创立楷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宣示表》是晋唐人临摹的。用笔质朴浑厚,雍容自然。体势尚存隶意。魏碑和《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都属早期的楷书,以方笔为主,开雄强古朴之风。楷书到晋代就完美了。唐朝将楷书规范化,唐楷法度严谨,结字端庄。端庄并非横平竖直的呆板,细心的欣赏者可以看到书者微妙而又协调的变化。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潜藏丰富的内涵。

刘松年(约1155-1218),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于清波门,故有刘清波之号,清波门又有一名为“暗门”,故其俗呼为“暗门刘”。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入为御前画院学生,宋光宗绍熙年间(约1190-1194)为画院待诏,宋宁宗时(1195-1224)因进献《耕织图》,得到奖赏,赐予金带。擅画人物、山水,师张训礼(本名张敦礼),而名声盖师,被誉为画院人中“绝品”。画学李唐,画风笔精墨妙,山水画风格继承董源、巨然,清丽严谨,着色妍丽典雅,常画西湖,多写茂林修竹,山明水秀之西湖胜景;因题材多园林小景,人称“小景山水”。

1 3 2张丑诗云:“西湖风景松年写,秀色于今尚可餐;不似浣花图醉叟,数峰眉黛落齐纨。”所作屋宇,界画工整。兼精人物,所画人物神情生动,衣褶清劲,精妙入微。作品题材广泛,既有反映社会不平的,如《风雪运粮图》;松年也是位爱国画家,拥护抗金,反对投降,曾苦心孤诣画《便桥会盟图》,希望统治者效法唐太宗战胜强敌突厥,而不要效法唐高祖之逃跑投降政策;他还画《中兴四将图》,表彰岳飞、韩世忠等民族英雄之伟绩。

4 6 57后人把他与李唐、马远、夏圭合称为“南宋四大家”。传世代表作品有:《四景山水图》卷及《天女献花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开禧三年(1207)作《罗汉图》轴和嘉定三年(1210)作《醉僧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雪山行旅图》轴藏四川省博物馆;《中兴四将图》卷传为其所作,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传世作品还有《西湖春晓图》、《便桥见虏图》、《醉僧图》等。著有《溪亭客话》。

8 9刘松年罗汉图

10刘松年《唐五学士图》

11刘松年青绿山水

12刘松年《雪溪举网》

“技”为人们早期生活中带来了空前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与发展,技的成熟奠定并完成了方法论,从而将单一的技上升到理论研究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完美境界,艺术创造亦然。我国书画艺术创作有着1500余年的辉煌历史,从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及宋人所摹晋人下真迹一等的诸多名迹中可窥一斑,如大英博物馆藏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摹本《落神赋》,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韩晃《五牛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萱、周昉《唐宫仕女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辽宁博物馆藏宋人摹本《落神赋》五代《簪花仕女图》宋人摹本《虢国夫人逰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人宫乐图》巨然《层岩丛树图》范宽《谿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黄居宷《山鹧棘雀图》李唐《万壑松风图》,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高逸图》五代董源《夏山图卷》徐熙《雪竹图》赵佶《柳鸭芦雁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原北齐杨子华创作《北齐校书图》唐人阎立本再稿及宋摹本残卷及《历代帝王图》等诸馆庋藏历代名迹。皆因绘者笔墨技法之完备塑其形质成气韵生动之图,使华夏绘画达到了人类艺术巅峰之境界。此一论述已是无疑,纵观世界艺术史人类所留下来的生活痕迹无不是先以技备而后生发为象,从岩画始以至后来的绢纸之作,观之引人入胜,遐想无穷,必技妙而意丰。

顾恺之传神写照,叹为三绝,其高古游丝之笔法似春蚕吐丝,亦如春云在空,流水行地,人物造型生动,以线立骨,设色浓微点妙缀,不求藻饰,以技法之提练创作出惊世之作,展现出人物之性格,作品内涵深邃达到了思想与哲思的高度与境界,耐人寻味。谢安评“顾长康画,有蒼生以来所无”。唐人张怀瓘论“像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顾氏以己之创作达到了技与境内养与外修的完美境界,为人类艺术史留下永恒篇章。唐人在继承晋人绘画的基础上,对技妙求意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唐画风格,展现出雍容之貌。阎立本吴道玄皆在创作中以描绘“人物心性”而丰富其笔墨技法,使技与妙合描绘出不同人物瞬间心里变化与神情。阎氏传世名迹《步辇图》为我们留下了初唐盛况,巧妙地运用线描变化刻划出人物内心世界,营造出艺术的魅力及历史的瞬间,表现出太宗皇帝接见使者的神情仪态,风范与至尊。以娇小、稚嫩、执扇、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宫女形体以及禄东赞诚挚谦恭、持重有礼的神态来衬托太宗端肃平和、蔼然可亲的一代明君。《步辇图》以技法绝妙刻画出人物神情姿态,形成了完美的构图,传达出作者与画卷中不同人物的心性描写。吴道子的绘画,从《八七神仙卷》本可以目鉴到吴氏笔墨吴带当风的艺术效果,他与晋人笔墨有着不同行笔方式,追求描绘人物情态瞬间的自己创作感受,以心性导出画笔情绪化为节奏,展示出吴氏艺术伟大的魅力。

南唐顾闳中《夜宴图》为历来鉴家好评,是中国美术史中一卷不朽名迹,卷中以韩熙载为中心,全图分”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及”宴散”五个部分,技法精妙描绘出韩熙载与宾客宴饮,静听教坊副使李家明妹妹弹琵琶及观王屋山舞“六么”的神情逸态,击鼓自娱便衣乘凉,卷中人物音容笑貌无一不活脱绢上,曲乐悠扬,舞姿曼妙,觥筹交错,笑语喧哗,突出了韩熙载与客不同的心境,悒郁无聊的精神状态。从每段中出现的韩熙载,面部角度、服饰、动作表情中可察其心事重重,虽各有不同的微妙变化。但有一点相同是脸上没有笑意,总是深沉、忧郁。顾氏将一个才华高逸,既置身于声色之中,又韬光养晦,矛盾复杂的韩熙载内心世界刻划的入木三分。是卷与一般宴乐图比较有别,此卷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纵观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通过作者技巧绝妙而传情达意,以境界格调为画道永恒追求,古今莫不如此。故技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原始基础,技与意与境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关系。

1《女史箴图》·局部/顾恺之

2《洛神赋图》·局部/顾恺之

二、生与熟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这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画家郑板桥写的一首著名诗句,这首题画诗阐述了绘者在绘画创作中的坚心并认为绘画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与研究,同时谈到了画家在创作中笔墨、构图、浓淡、繁简、取舍等若干问题并加以反复实践与思考,最终以哲学的高度解决在绘画创作中“生时熟时”的辩证关系,从而使一件艺术作品在创作中达到笔墨与意境格调的完美统一,展示出作者的心性与作品内涵外美的魅力及艺术的真谛。这是郑氏为中国画创作留下最宝贵重要的理论哲思。东方艺术是哲学的,中国的绘画更是在哲学中完成的,从微妙的笔墨线条到描绘洪荒世界中的具体生命的物质及内相与外象,都是在大小、高底、奇平、险正、浓淡、节奏诸矛盾与创造中解决的,其矛盾与问题的本质存在必然以外化而达到作品的完美,外化是运用哲学驾预笔墨塑造形质在创造矛盾解决矛盾的手段中达到艺术美的境界,这是一个真正艺术家应该具备的内涵与修养。我在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对宋元以后的山水巨迹研究所感受到的是画家心性与作品内涵及笔墨构成的外师造化,其恢弘景象与微观的笔墨变化构成了一个时代大的风格及画家独有的面貌,作品所展示的是远观其势近求其质丰富的笔墨与内涵。纵观巨然、范宽、郭熙、李唐及南宋元明清历代画家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伟大魅力,千年以来每位画家在其绘画创作过程中都留下了深䆳的思想及绢纸丰富的墨痕。五代巨然《山居图》作品,笔墨浓淡树木山体点苔等在对比变化中尽显其作品的意境与精微广大卓越不凡的笔墨功夫,用哲思幻化出“生与熟蒼与润”的笔墨形式,贯穿《山居图》作品创作的完美艺术效果。范宽的《谿山行旅图》构图堂正,山势险峻,雄伟恢弘,高山巍峨顶立,矗立画面正中,顶天立地,壁立千仞,山头灌木丛生,结成密林,状若覃菌,两侧有扈从似的高山簇拥着。树林中有楼观微露,小丘与岩石间一群驮队正匆匆赶路,在静谧的山野中仿佛使人听到水声和驴蹄声。细如弦丝的瀑布一泻千尺,溪声在山谷间回荡,景物的描写极为雄壮逼真。全幅山石以密如雨点润蒼秀拙之墨痕和锯齿般的岩石皴纹,刻画出山石浑厚苍劲之感。郭熙《早春图》描绘山中早春即将来临之景,冬去春来,大地复苏,山间雾气浮动,传出春的信息。是图远山险峰耸拔,气势雄伟,近处圆岗层叠,山石突兀,笔迹抑扬顿挫,粗阔扭曲变化,以干湿浓淡不同墨色,层层擦染,以“卷云”、“舌坛”,奇状鬼脸笔法创造出《早春图》的艺术魅力。奇峰深壑,泉水淙淙汇入河谷,桥路楼观掩映于山崖丛树之间,舟岸人物为大自然增添了无限生机,山间树木直欹疏密,姿态各异,枝条似鹰蟹之爪,笔迹灵活,挥洒恣意,图中景物奇正变化,内容丰富,气势浑成,开合顾盼呼应,情趣盎然。《早春图》之意境“可赏”、“可游”、“可居”。元人赵松雪《秋林远岫》笔墨拙朴,秀逸疏宕,劲紧绵密,点苔枯润对比明显,构图平正,山峰奇险,意境旷远,纵观是图,以小见大,展示出赵氏心性生发心源之泉滋养外师造化之笔,成一图之美艺术无穷之意境,魅力无限矣。故绘画创作笔墨生发于生熟之间妙内养外修,使笔墨在绘画过程中创造矛盾解决矛盾实践对比统一的完美境界,作品就笔墨而言趣味无穷,加之内华,此为艺术之真谛也。

3《溪山行旅图》/范宽

4《早春图》/郭熙

三、内外修

南宋诗人陆游《示子遹》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功夫在诗外是陆务观示儿谈诗的内容,告诫儿子做诗的要领,作诗并非有文字功夫就行了,更重要的是增加内涵与修养,这样才能写出好诗,其意境才能超出文字律吕之外,绘事亦然。我国绘画千年以来绝非单一以技法来完成艺术创作中的意境,其技法以外所追求的更为重要,受儒释道精神的影响我国绘画创作蕴藏着深邃的内涵,以儒家社会功能而论,孔子对绘画提出了文艺为礼教服务,強调絵画寓褒贬善恶的作用,要求画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艺术人生观,儒家对“道”的追求是树立人生志向高远的目标与理想,是天道人道天地人合一之大道。“德”是人生在天道理想人道规范中的一切行为,是人在生活中尊守社会体制的标准。“仁”是道与德对人心内在的滋养,是性命与心性爱的发挥,是自觉博爱于天下之善良。“艺”是浪漫美好的,游是散逸轻松的,美好必发源仁爱之内心,仁与爱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与主题,是真善美的全部内涵,是画家一生为之创作的动力。道家思想,阐译了宇宙的规律,为人类生存与生活指明了无为而大为的人生观及依存自然之道才会永恒的理念,告诫人们在大自然中必须依道的规律生活才能安静长久,万物合一相互依存而和谐是宇宙的整体。庄子在继承老子思想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学说,畅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境界里,陶醉于艺术人生的美好过程,享受万物齐一的宇宙观为其带来天人合一的生活及人生真谛,庄子精神正是历代画家用生命感受绘画创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人生艺术本质,而本质是内在的是精神是道,道近乎于技,庄子告诉我们通过外修使技达到自然之妙境,解衣磅礴得意忘形,使生命从物质完全提升到精神的愉悦,进而打开通往道的玄门,破茧化蝶,承现出道的永恒。禅幻象源于心相,以坐忘虚静化空求实之妙谛给绘画创作增添了无穷的意境与笔墨趣味,空即是色,色即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世界在有无相间,这就是禅的境界,绘者通过禅慧获得妙境与生命心性之向往达到空的不二法门超越三界之外而参烟火世理,此是禅境与人境是禅慧对艺术创作的脾益。绘事经儒释道人文精神的内养及士人参预,艺术精神人文情怀与绘画技法的完美融合,绘画出现了内涵与外象造化的完美统一,丰富了绘画创作的艺术性,同时艺术家随着对绘画的不断追求最终完成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及人格亦是画格的合一。中国绘画是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酝酿中完成,中国画对艺术家所要求的不是简单的笔墨技巧,而是要求画家应该具有全面修养及超越人生的理想境界,所求的是诗书画印于一体,诸子百家冶一炉。纵观魏晋隋唐名家巨跡,其画外留给我们的是更多思考,涤荡心灵的魂绕,如观麒麟阁像。北宋以后文人画之兴起,绢纸墨迹更具乐山乐水文人情怀之意,士人将身心寄托于山林,或草庐著述,望䧹悲秋,或吟颂终老,人生如梦。山水精神滋养于心中如元季赵孟頫钱瞬举及四家,遗卷霞光片羽,无不追梦永恒纳天地之气象还原于胷中故有之思成一图之歌颂,人生短暂而天地长久,春满人间,万物美好,这种种感受深远意境,皆是画家心中之诗,诗人眼中之画,是作者在美学思想指引下的笔墨图迹,是心相幻化外象的作品,是艺术家追求艺术人生的完美境界。因此画家内外兼修,是至古及今画家不可缺少的人生功课,否则其作品很难成为穿越时空不受历史局限的遗珍至宝,更谈不上厚载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这一问题尤其是当代艺术家更应该深刻思考,在学习中提升自身素修,体会艺术真谛,创作出具有思想深度内涵的作品,不负人生艺道,绘事非游戏耳。

5《芙蓉锦鸡图》/赵佶

四、气与格

“气”的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已提出,涵义八种:《说文》曰:“气,云气也。”《庄子•知北游》气:“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需要指出是,气与“气”不同:气为云气、风气,无形而运行不息;气为“气廪”之气,指精米,与“饩”义同。如《说文》“气,馈客刍米也,从米,气声。”天子待诸侯之礼,《左传•桓公十年》“齐人来气诸侯。”二、《左传》曰:六气论,“阴阳风雨晦明也。”三、曰:天地阴阳之气,《国语•周语上》“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四、曰:指冲气,冲气即阴阳冲和之气,宇宙万物生长发育之原。《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曰:浩然之气,《孟子》认为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并受人意志所支配的浩然之气。六、曰:精气,《易传》、《管子》认定气为精或精气。七、曰:阴阳五行之气。《白虎通》阴阳五行之气由宇宙中的“浑沌”一气所分,如该书《天地》“浑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八、曰:元气,董仲舒、王充、何休等皆将气定为元气。《春秋繁露•重政》“元者,为万物之本。”《公羊传解诂》“元者,气也。”东汉•王充(《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北宋•张载(《正蒙•太和》)“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气至精至微之物质,气和物统一。故曰:“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素问•气交变大论》)。气是世界之本原,是构成宇宙元初之物质,是天地万物基本之元素。元气于天空,统摄大地,天道以资始,地道以资生。一切有形之体皆赖元气生化而生成。元气是宇宙之始基,万物渊源之归宿。道家以“道”为宇宙之本原,创立“道-气-物”和“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万物”的宇宙发生模式,将气作为“道”或“太易”化生宇宙万物的中间环节。《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等皆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最初本原或本体。如《淮南子.泰族训》“夫道者,有形者皆生焉。”《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沌。”《论衡》《论死》“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也。水凝为冰,气凝为人。”气为万物之本原,故称为“元气”。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和人类形体与道德精神的唯一本原。是育化生命天地精神人类文明的一切初始,因此;人与宗教与艺术与文化范畴等都离不开初元之气、生命之气、浩然之气,民族精神的塑造文化内涵的丰富艺术创作之审美,这些都是与自然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创造了文明丰富了文化,人的修养决定人的素养与品格,人品学养是艺术创作中蕴藏的永恒魅力,古往今来,艺术家首先追求的是高尚品德学养积淀道的规律术的技巧,我们从鉴赏历代名迹中亦能感受到作品的丰富内涵。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人王维《伏生授经图》宋人关仝《关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元人黄大痴《富春居图》吴镇《渔父图》沈周、文征明、唐演及清初四王等作品,这些作品无论从技法还是从内容上都能透出万物气象人文情怀及真善美好的气息,我们从这些作品中能感受到画家修养与人格的完美统一,艺术真谛与作品魅力的合一,气象与格调高雅的呈现。

6《泼墨仙人图》/梁楷

五、妙与道

妙《说文》急戾也。陸機賦。弦幺徽急。疑當作弦?。从弦省。少聲。於霄切。二部。按類篇曰。彌笑切。精微也。則爲今之妙字。妙或作玅是也。妙为美好美无以言表之意,于事、技所求精微之极又与逸合人悦怀而会心一笑者称之为妙。故古今论画鉴家常以妙迹神品相赠跋于图卷,赞笔墨呈现先贤心境与绘画修养之功夫,天人合一瞬间而不可复制之绝笔称之为妙笔,书圣王羲之作《兰亭序》篇,亦是功夫心境灵魂三者瞬间交融而陶醉,忘怀得逸神思恰似春风沐浴灵府悦而忘技而求迹,妙天下绝笔醒来复书而终不得焉。同为晋人顾恺之所作之图亦有妙不可言之喻,笔迹紧劲连绵,似春蚕吐丝,亦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设色则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而耐人寻味,顾氏画作时称三绝,妙写人物在阿堵中。又如唐人阎立本《步辇图》描绘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与藏族松赞干布联姻的重要历史事件,图中人物造型生动神情绝妙,线条衣纹敷色极尽工丽,太宗皇帝坐于辇上风度自然,宫娥九人或抬辇抶辇或持扇打伞,各具姿态,反映出大唐王朝盛世繁华及天子威仪,礼官史者译官三者不同心境被阎氏高超的绘画技巧淋漓尽致的刻画在这幅传世名画之中,《步辇图》堪称技与意与境三者合一之妙作。李思训昭道父子以青绿山水称绝妙于画史,开一派之风气,《明皇幸蜀图》为昭道代表作品,记录安史之乱唐玄宗避难四川途中情形。画面山川险峻壮丽,崇山峻岭间一队骑旅自右侧山间穿过,向远山栈道而行,前有一骑者着红衣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为唐明皇,嫔妃则着胡装戴帏帽,中部侍驭者数人解马放陀略作歇息。山势突兀,白云萦绕,山石有勾勒而无皴法。画中对明皇做了“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的细致描绘,体现了画家笔墨功力非凡与创作中的奇思妙想。画面左边中段山间,木材搭路,蜀山“栈道”。是图堪称古今青绿山水画绝妙名作。韩干《照夜白图》绘唐玄宗李隆基坐骑,以非凡之技巧描绘出西域大宛国“汗血马昂首嘶鸣,四蹄腾骧,似欲挣脱缰索,刻画出生动绝妙之态,以用笔简练、细劲浑穆,马身短肥,姿态雄骏塑造出唐马之风格。宋人黄荃以黄家富贵称颂于画史,《写生图》为其传世绝品,众妙于一图,堪称用笔妙、写生妙、敷色妙、造型妙、生动妙,为花鸟画传情写照古往今来之巨迹。山水绘画郭熙关仝之作造化于纸上而传千载,《山村图》亦是郭氏名作,绘夏山景中之村落。巨峰峥嵘巍峨,山势奇险,烟蔼浮现,两山夹峙峡谷,平坦处绘村庄亭阁,山麓浅沙平岸有渔船停泊,点缀轿中人物神情及渔夫山民,寥寥数笔,神态跃然于绢素。山石壮健之笔墨作卷云状正是郭熙本色,峦木郁郁葱葱,苍翠而欲滴,其妙意境源于技矣。纵观古今之作,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近道者皆尽穷技之妙方能使其作品承载文脉历史之永恒。技妙须得宗合因数滋养而功夫亦是学养趣味人格境界的完备展示,苦于技得于巧者亦工匠所为,难以从绘亊中于无意处得其妙谛。莲花之图岂能含露摇風,山色岚烟无以藏幻象云卷云舒之万里,纸上生香,江山锦绣,意境无穷出于心相妙与技合归于道者,其艺术精神则能传于后世,薪火不灭此为技道之妙。妙与道的论述,妙是瞬间不能重复的偶得,道是瞬间完美积淀而成的永恒!

丙申秋一日于云庐灯下

张继刚

7《南山积翠图》/王时敏

1、初学书法,笔线要做到平实、圆重。要学汉以前的,不要学习唐的东西,溯本求源。

2、西画的线条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必须靠点、线、面的组合。但是齐白石的一根笔线是有生命的,这就是国画的魅力。笔线它包含起笔、运笔、收笔,一波三折,哪怕是一个“点”,也必须记住有三个动作。

3、执笔不要死捏,一定要悬起来,腕不能靠着桌子,要养成习惯,这样字才写的好。

14、提即是按;按即是提,应该理解为一种综合力。王石谷说:挚在水上飘。

2朱豹卿 作品

5、运笔尤如犁田、老翁荡桨。再形象一点:就是拿一个皮球往水里按,就像是万吨轮在大海里航行,就是这个道理。

6、练字没有条件,可以平时用圆珠笔、铅笔当成毛笔来写。空了就划上几笔,日积月累,也是有收获的。

3朱豹卿 作品

7、切记黄老的五字诀:平、圆、留、重、变。

8、逆笔转行,这是对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笔法。

9、书法越练越入迷,实质是“太极”。

4朱豹卿 作品

10、李可染的画看看就可以了。运笔不对,所以他的笔法不能学。

11、沙孟海不够内在,林散之仅仅是黄宾虹的一些东西。看多了王蘧常、徐生翁也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还是喜欢弘一的字。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总会受到时代的局限性,每个人只能代表他的时代!

12、掌握笔法,是原始积累,这就是“资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了资本,能不能成画家、大家,那就看你的天赋和综合的修养了!

13、风格的问题,你一定听过“找羊的故事”,其实这个“羊”就是你自己。发掘“潜意识”的审美倾向,归根结底是看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

14、画画,你喜欢齐白石,那就找一本喜欢的册页,反复临摹、研究,吃透。研究其表现法则,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关键是领悟其精神实质。

15、齐黄比较的话。齐白石天份很高,是一位天才画家,但是他的文化底蕴深度不够、广度不够。黄宾虹是一位学术性画家,比齐白石还是更有高度。

16、潘先生(潘天寿)看学生的习作,只说好与不好,不讲更多的道理,目的是好好领悟。潘先生说年青人的画展要多看。

17、画画眼高手低这是对的,眼不高,手怎么跟的上。

18、画画要笔笔见笔。

19、画画的人要懂的什么是有品味的画。这就是良知。

20、画出有质量的画。就是良能。

21、直觉很重要。像“煤”的感觉,漆黑一片;像“果冻”的感觉,黏黏糊糊。这种感觉都不准确。温润如“玉”的感觉,这才是最好的。同一件事往往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觉非常重要,尤其是画画的人“直觉”非常关键!直觉也就是“第一念”。

22、中国画是文化、是哲学、不是技艺。

23、现在画画大师普遍,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奇怪,大浪淘沙。

24、国画的“标准”,大众不明白,就是许许多多画画的也不太清楚。这说明闻道的人少了,造成视听混乱。

25、东西文化差异比较大。东方文化看世界,往往从宏观考虑到微观,用综合思考的方法去认识世界。而西方文化正像尼釆所说的存在决定一切,从个体的意志去诠释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判断某些现象,考察某一观点,必须具备综合思考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阅读古今中外大量的相关书籍,增加知识储备。

26、画画的人,经历越丰富、知识越渊愽。天赋必将充分地挖掘“潜能”,发挥强大的作用。你可以看看《荣格心理学》是怎样透过生命和生活的理解,阐述 “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的一些观点。他的许多东西是从中国的《易经》中得到启发。

27、中西绘画两大高峰,内在的精神是相通的,是两大独立的体系。不可以中西合璧,但是可以相互吸收。

28、对中国文化要有信心,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会消失,它将世代传承!

5朱豹卿

1西域绘画•1 (佛•菩萨)

关于佛画,有广义、狭义两说。广义地讲,本套《西域绘画》编选的佛、菩萨、天王、金刚等众多类型均属于佛画的范畴;狭义地讲,佛画可以理解为仅指将佛作为绘制主体的作品。

在佛教发展进程的初期,并没有出现佛陀的造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作为最高智慧的证悟者,任何以凡人形象塑造佛陀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如果人们想表达对佛陀的向往与崇信,只能借助某些象征性的东西:或是菩提树,或是莲花、足印。甚至于在一些表现佛传故事的作品中,本应出现佛陀的地方被处理为空白。这一“佛像不得再现”的戒律直到公元一至三世纪才被打破。当时的贵霜王朝兴起了两处佛教造像中心——犍陀罗与妺菟罗。其时的佛像大多是头顶肉髻螺发,通天高鼻,两耳大垂,双目微睁,身姿直立或端坐。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日后造像的基本范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风格,特别是犍陀罗地区的佛像明显受到了古希腊雕塑的影响,衣纹折带的处理着力传达出体肤肌肉的起伏变化;而这一手法日后传入中国,对我国造像技法可谓是极其有益的补充。

我国的佛像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其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土,成熟的佛像仪轨还未能普及,所以往往只是按照一般的神仙形象来塑造,其姿态、衣纹的刻画手段与两汉画像石相似。真正意义上使佛陀造像初具规模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而之后随着南北朝佛事大兴,石窟造像风气的愈衍愈盛,佛像制作也步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期。很明显,这一时代受到了外域佛像范本及其艺术手法的影响,但无疑表现出本土的时代文化特征。如许多佛像的体貌容姿大有“秀骨清像”的名士风度便十分地耐人寻味。作为中国佛教造像史上的巅峰,唐代则实现了宗教性与现世性的统一,达到立足本土传统与兼取外来风格的圆融境界。证之于本套丛书所收录敦煌遗画,虽然佛像不比菩萨像体现得那么充分——佛像重在内在的智慧力量,外在形象一般须遵循严格的仪轨,依旧是螺发、白毫、肉髻的神圣特征,然而面相圆润丰腴,表情慈悲静穆,姿态雍容洒落,较之前代无疑多了几分世间的人情味与亲近感。

本书分为佛与菩萨两部分。佛画中《树下说法图》是敦煌藏经洞中创作年代最早、保存状态最完好的一件作品。其中不论主尊、胁侍菩萨,还是女供养人的勾勒和敷色都十分细腻,特别是六位比丘弟子的表情刻画得极为生动,是敦煌遗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关于《炽盛光佛及五星图》,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千佛洞Ch.VⅢ洞窟甬道南壁的壁画上,尺幅和场面更为宏大。读者不妨将两者做一对比,定然会对因不同材质而限定的绘制技法有所理解。《释迦瑞相图》带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虽为断片,但细密劲健的勾线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当年“曹衣出水”的风采。书中《阿弥陀•八大菩萨图》、《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均属于曼荼罗类型的作品,即依照一定的佛典仪轨而绘制,供修行者借相悟体、修持密法之用。

接下来,让我们放宽视野,针对整个敦煌遗画,简要述说几句关于供养人的话题。第一,大量保存完好的供养题记文字对读者考察敦煌遗画的创作背景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通过题记我们不仅能看出遗画的主要供养者是俗家信众,而且多为中下级官吏及普通信众,这与敦煌石窟造像者的身份有很大的区别。石窟造像,只有世家大族或上层官吏才能支撑起巨大的开支,而对于一般人而言,绢、麻、纸本之类耗资较低的绘画作品无疑是比较现实的供养形式。读者还不妨留意,大凡既绘有供养人又题写发愿文字的作品大多水平较高,材质也较为精良。这说明此类作品理应事先交由画工,按照供养人的意愿专门绘制。而一些并未题写发愿文字,且没有供养人形象的作品多是这样的情形:画工提前制作好一批作品,专门应对信众临时供养的需求。第二,解读供养题记可以进一步印证敦煌遗画的创作意图,即或为亡人追福,早日脱离三涂恶道,往生极乐净土;或为生者祈福,永保平安。不仅如此,题记中还提示出了当时信众的信仰状况,如观音信仰、地藏十王信仰等。第三,遗画中供养人的形象多为写真画像,这为研究唐五代时期的服饰演变、审美风气无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图像材料

2树下说法图

唐(8世纪初)绢本设色纵139cm 横101.7cm

宝树华盖之下,释迦牟尼佛身着朱红色的和软袈裟,跏趺坐于宝莲台,正在向四围的众菩萨、比丘说法。莲座呈多层装饰之须弥座,和上方的华盖相应。四尊菩萨端坐莲台,姿态相各异,手中分别持莲花、净瓶、宝珠等,神情皆安详雍容。六弟子侍立佛后,闻听妙法而心生欢喜,颜色和悦疏朗。画面上方,天女乘祥云俯身散花,飘带共云气随风舒卷。下方各有男女供养人,右侧男供养人已缺损。女供养人为一少女形象,椎式发髻,窄袖衫裙,双手持莲,长跪于方形垫上,态度温婉闲静。下方正中留有题写发愿文的位置,作石碑形,空白未题记。该作品的创作年代约为8世纪初,是敦煌藏经洞中绢画年代较早的一件。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进行时代的印证。首先,相同的说法题材,其构图与敦煌唐初洞窟的表现最为类似;而且,这一图式正是从隋代石窟壁画中表现佛与二胁侍菩萨的简单图像中演化而来。

其次,主尊嘴角的线描式样,与永泰公主墓室壁画非常相近。因为到了8世纪后半叶,一般上下唇之间的勾线,两端要稍粗一些;再到10世纪,线条则拉得更长,末端弯曲得很尖。再次,画中女供养人的发型、着装,甚至是表情,完全与唐初壁画、陶俑中的侍女形象相一致。最后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该作品的创造年代,即华盖、莲座上灵芝状的祥云,也正是唐初敦煌壁画常见的图样。

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在表现人物肌肤的立体感上尤为独到。除了线描本身的刻画,自北朝以来从西域所传的晕染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晕染法通常沿轮廓线向内染,边沿部分颜色较深,高光部分颜色浅。在鼻梁、眉棱、脸颊等部位往往先施白色,再以肉色相晕染。从而造就了肌肤的微妙变化。观作品正中的释迦牟尼佛,眼神透出无限悲悯,这跟细腻的晕染技法是分不开的。

敦煌遗画中,许多作品皆以对称工致的布局示现。该幅作品即是一例,如胁侍菩萨、六比丘弟子的安排无不是围绕主尊分左右而设,异常的严整对称。有些读者难免产生这样的误会:缺乏变化的布局将限制画工的自由发挥。这里何以称作误会,大致缘于读者忽略了两点重要的信息:其一,佛画的构图往往需要严格遵循相关佛典中所记载的仪轨,不可能像后来文人画家那般随意发挥。其二,高明的画工善于凭借细微处的精妙变化,来化解严整布局所带来的局限。前者此处就不详述了,就后者而言,不妨做几处提示。如画面下方左右二胁侍菩萨,侧面的角度、表情、身姿、手姿都有明显的差异;上方有二比丘均被菩提树遮挡,但眼神各异。再如画中的女供养人,上方是菩萨乘坐的莲花宝座,从莲茎斜出一花蕾,恰好衬出她乌黑的头发、娇嫩的脸庞。

3 6 5 4 7炽盛光佛及五星图

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绢本设色纵80.4cm 横55.4cm

根据《佛说无比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佛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言,炽盛光佛,亦称金轮佛顶尊,佛身之毛孔,放炽盛之光明,能教令日月星宿。该图描绘炽盛光佛在空中乘坐二轮牛车,五星追随之。从佛前依顺时针方向数,五星分别是:南方火星(荧惑星),作外道形象,头戴马冠,四手各执剑、戟、弓、箭;西方为金星(太白星),作女子形象,鸡冠,身着白练衣,手抚琵琶;中央为土星(镇星),作婆罗门形象,头戴牛冠,手执锡杖;东方为木星(岁星),作文官形象,头戴猪冠,手捧花果;北方为水星(辰星),作女子形象,头戴猿冠,手执纸笔。画面上方有楷书题记“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正月八日炽盛光佛并五星,弟子张淮兴画表庆记”。

此幅绢画曾经在10世纪上半叶有过一次修改。原因是炽盛光佛的面部和身体当初都曾施以金彩,眼、鼻等处的勾描隐约可见头次描绘的痕迹。特别是佛的嘴角,采用的是10世纪的钩状手法,而其他的画像,唇缝的勾描则都表现为笔直或者向两端微微上翘。

8局部水星(放大约1.5)

9局部炽盛光佛(放大约1.3)

10局部土星(放大约1.4)

11局部金星(放大约1.5)

12释迦瑞相图(部分)

唐(7—8世纪)绢本设色图版部分纵58.5cm 横44 cm复元设想尺寸纵约310cm 横约200cm

《释迦瑞相图》为释迦牟尼的“标准像”,这里展示的仅为画本中的一个断片,其他相关断片多数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图中释迦牟尼右手上举,似乎托着绘有鸟形的红色太阳。

佛的衣纹式样带有强烈的犍陀罗艺术风格,甚至使观者依稀回到了古希腊菲迪亚斯的古典时期。衣褶的勾描,起收两端均为露锋出笔,沉密而飘逸。寥寥数笔即将人物的体肤之感传达无遗,不得不令人叹服——或许就是著名的“曹衣出水”风格之遗法。“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是中国古代人物线描手法的两大代表风格,前者笔法刚劲稠迭,衣衫紧贴于身,后者笔法圆转飞动,衣带宛若迎风飘曳。“曹衣出水”指北齐画家曹仲达的画风,曹氏原籍西域曹国,将西域的人物画法引入中原,对后世影响很深。曹仲达真迹无从得见,而此《释迦瑞相图》断片正是曹氏一路的画法,今人正好由此推想何谓“出水”的神采。

1邓石如画像

邓石如 (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又名顽伯,号完白山人。当时正值皖、浙两派称霸印坛,邓石如不满足于前人印家所取得的成果,遂以自已雄厚的书法为基础,做到书从印出,印从书出,打破了汉印中隶化篆刻的传统程式,首创在篆刻中采用小篆和碑额的文字,拓宽了篆刻取资范围,在篆刻上形成了自已刚健婀娜的风格。

2他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法篆刻相辅相成。邓石如的印章有着“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色。

34下面,我们看看邓石如传世真迹: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

5邓石如篆书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书艺之道,当勤奋为主,然勤奋当以酷爱为前提,没有酷爱,就不会勤奋。圣哲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如此,学字亦如此。

●“品酒醇醨迥异,学书碑帖无町”。著世的名碑、名帖皆为传世之瑰宝,永取不竭,后学者可任其所爱择而学之。循序而进,由古而寻我,千万不要重碑而轻帖,也不要扬帖而抑碑。

●学书当学法,学法当从古入,这个道理似乎都承认是源流之理,毋庸置疑。我们讲的从古入手,强调以名碑、名帖来作为法则深学,不是任何一种都可作为法源,比如无名的或以刀代笔的小墓志、小造像、刑徒砖以及竹简、木简,一般的写经等等。只能取意,悟其天趣,不能做法。学隶书的只取汉简为法,不临礼器、曹全、张迁诸名碑;学魏碑的只把重点放在以刀代笔的小石刻,不以张猛龙、始平公、张黑女、郑文公、论经书诗为宗,虽是学古,却是歧途。1

●学书多源流之分,我们当以学源为主,先人的流可以兼取,但不能本末倒置。就碑学而论,清代中叶,碑学大兴,造就了如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等诸多巨匠,他们的成功目标是经源头而取,辟成自己的流派,各自成宗。我们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当从源头起,有为之士再辟流,如果学魏碑只取赵之谦或康有为,学隶书的以邓石如为法,舍其源,学其流不是上乘之见。

●学书当有主见,但不是固执,学书更要广泛请教征求意见。其两者并不相悖。

●欲请教别人,须知自己的欠缺处。

●作日课,大凡有个计划为好,但无须绝对化,以兴趣浓淡为主最宜。今天你的心情不佳,就不必伏案临池,可以翻阅书籍,今天心情特好,那么自然要打破日课时间,一直写到半夜直至兴尽,翌日看到都不满意,可以火祭了之。

●学书也好,作书也罢,始终保持一种沉静的心态最为重要,不为名所左,不为利所右,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为参加某个大展入选或获奖而喜,不要为落选而懊恨,更不要逐追时风。此生无所求,只为爱此道足矣。

●回忆我自己学书的路程是从唐楷入手的。觉得这样的路子正是可行的,所以我以后也这样教学生。那么,如果从别的书体开始是否可以呢?现在我也改变了我以前的看法,不能太绝对。根据每个人的条件从何入手都可以,不过要明白孙虔礼所说的先平正、后险绝、再平正最后贯通的道理,它是根据自然道理而得出的。

●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用最聪明的头脑从最笨处下工夫。

●书艺之妙,皆在于思,线多了字要着眼于点,点多了的字要着眼于线。执笔于手,巧悟于心。

●高等学校是造就各类各门人材的学府,但对艺术人材来说不是绝对的,其它的艺术家往往不是靠学府的培养,而是靠大自然的养育。

●一幅好字是多因素而生的。笔法、结构、章法、行气、俯仰、疾徐、刚柔、虚实、延伸跌宕、疏密等等,简言之,即矛盾、和谐、统一的关系,永远掌握言语的哲理,书家应有能力挑起矛盾,而后再有能力平和矛盾。知其阴,必晓其阳,天覆地载,万殊一象。

●形质为躯壳,性情是灵魂。无形质莫论性情,形质由古取,性情应时生。

北朝书法艺术的形成是多元素的,是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融合,是外夷文化冲击华夏本位文化的结晶。北朝书法堪称由夷变夏而复归夏的“勇士”,这“勇士”的遗风影响着唐宋,慕外文化意识又充实了本体文化的正宗,北魏书法由隶而始,入楷而终。

●艺术本身是矛盾的,需要人从心灵来摆平,搞艺术的人也是矛盾的,相互有褒、贬。褒贬是客观存在,但要尊敬人格,不要乱扒,乱抬,要知道好的艺术是扒不下来的,反之,也是抬不起来的。

●不知对不对,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同是追求艺术,领悟的能力不一样。同时起步,相差不一。它好似小学生上学一样,聪颖的学生他能跳级。确实如此,我们搞书法似乎也是这样。比如临帖,就有直接以悟性而取神,而且提取的非常好,不是下工夫。我则不行,只能像小学生一样上完一年级升二年级,只得一步一步的慢行,我没直接取神的能力,临帖先求形似,求得默临近似才能悟出一点道理来。

●没有厚积,难得妙得,没有长年,难有瞬间。

●我是写北碑的,在临写龙门造像和云峰山下了多年的笨功夫,尤其是在方笔龙门更多一些。因此对刀与笔多了些肤浅的认识,在这方面争议颇多。古人有论,今人有论。刀笔各半,甚至说方笔的形成纯为刻工所为,这一点我则有不同的见解,传世的方笔魏碑有其明显的镌刀斫起成分,不可泯除,但其形神主要是当时书家所为,欲得方,必得厚,方能积雄,形态易得,质感难求,刻工只能得其表,无法得其质,无法得其厚,无法得其神。如果魏碑石刻是刻工所为,那么,云峰山石刻又怎么能解释呢?

●无名的小造像、小墓志却是以刀代笔,我们不能作为法来学习,但是它们当中有—种自然的天趣,给人们一种朴实无为的美感,不能作法,但可取意。

●不好得的经典最难得到,愈要取,好得的“样板”无须取。

●笔毫分软硬,捉管有高低,古也谈,今也谈,都说自己最正确,因人而异,以己为主,艺术效果是答案。

●现在影印技术非常发达,各地书局影印各种碑帖范本,其质量优劣不一,要择优而取。但是我有这样的认识,影印本不如以前珂罗版,珂罗版不如拓本,拓本不如全拓片,拓片不如原石,可是我们没那么好的条件。

●前人的大量名碑、名帖恰似一座宝藏,我们后学者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突破口(偏爱)切入进去,以此一点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加之将自己的学养见解注入进去,稍微嫁接移植,那就是你的本钱。

●我认为将来书种、书风之变很可能在碑帖结合上。

●引进西方美学是对的,也是客观的,古来外夷文化充实华夏文化就是个明显的例证。清代的文化发展更是一大进步,问题在于主辅关系要以汉魂为主,万万不可本末倒置。

●书法艺术无疑要在字内功下大力气,同时要多读有用的书,更要捕捉大自然的万物之象。2

●书画的点线其质如钢筋(带锈),或如木棒,或如铁块,或如石块,千万不要似棉团,似麻披,更不要像稻草。

●每人写字快慢程度不同,写快也对,写慢也对,关键看他“节奏”、“音符”掌握的准不准,美不美。

●你是否将每一个根线都能表达到变化起伏的独立完美,这完美是你多年的修炼而自然的流露《虚实相生》,即所谓“动辄合度”,此时的点与画既是法,也是情。

●没有完美的局部美就没有完整的整体美,上笔阙如,下笔完善,第一起笔是未知数,以后则随时调整,最后达到一个和谐。

●眼要求博,手要求精。

●做人要诚实笃厚,作书要有“贼心贼胆”,两者并不矛盾。

●纵向取古,横向取今,取古人法,取今人意。

●楷书之作若能来自古人,又能不同于古人,独具自己面目,这是非常难的。我有这个想法,却没有达到如此境地。

●楷书的端重反映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学书者要博览百家,但又必须以一家或二三家作主梗,有所突破,就会有所成就。

●在写龙门方笔基础上,奠定好四指争力万毫齐发的基础,然后再转向圆方,按以力按,提更以力提,其道理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匮乏方雄外拓之功,就难以做到圆笔的深穆之象了。否则,表有其形,内无其质。

●方笔雄峻,圆笔浑穆,其两者形成魏碑书体之特征,魄力雄强中寓浑穆之气,气象浑穆之外溢魄力雄强之感。这里必须言明的是,方笔与圆笔是外在的形体,切切不可孤立地将方与圆对立起来,方与圆是辩证的统一。

●写楷书若能来自古人,又能不同于古人,且又独具面目,于平实之中显出灵性,那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应成为我们学书者的一个目标。

●一幅作品形质是躯壳、性情是灵魂,习书之始要形质在前,性情在后,待掌握了形质之后就要性情在前。

●篆隶是古拙的东西,它以拙为美,是山东大汉,行草书则是大家闺秀。

●字的灵魂就是墨线,结体美是第二位的。

●时人不可全学,可以借鉴,师法当以古人为上。取古人法,取今人意,包括清人都不宜直接取法。如写隶不宜直接取法邓石如,写碑也不宜直接师法康南海。

●一笔一画自成生命。

●大字主气,小字主韵。

●读帖也是写。读是第一位的,写是第二位的。

●美与丑,善与恶,聪慧与愚钝,相克亦复相生。以己之长,骄人之短,鄙见也。聪慧者,天赋也,诚可贵,然不足恃,惟勤奋从业,始能精进。纵有凿石为器之艺,未必有培花育草之巧。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而天资有高下,能力有大小,皆诉诸道,则人人平等,此不可不知也。

●书虽小道,而当一生之探求,方可有汲源辟流之能耳。“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竟日集诗联,夜夜泪湿枕”。三原老人堪为近代书坛泰斗,其砚耕精神当为后学楷模。

●康南海云:北碑方笔以《龙门二十品》为极轨,而“二十品”中又以《始平公》为最。《始平公造像》为阳文镌刻,颇为罕见,实乃书法瑰宝。写魏碑方斫易,浑穆难。方笔易得,质感难求,雄而不狰,威而不猛,写魏碑之要旨也。

●圣哲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如此,写字亦如此。读书写字以睿智为先。先天必有,后天必补。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有所能而后有所大。写字当以读悟为先,执笔为其后也。

●学书之道,在于睿智,在于朝朝暮暮,不计寒暑;在于平常心态,褒贬不惊;在于取先人经典之妙,悟天地万物之象。形质为躯壳,性情是灵魂。无形质莫论性情。形质由古取,性情应时生。

●近年来,有许多各地青年问我一幅字怎么才算好,这句话问得似乎太简单,一时很难说清。但是我总觉得从视觉和内心反应也可以简单地解释一下,就是一幅作品在观赏它时越看越舒服,愈看愈经看,那么,这幅作品就有分量,因为它的各个因素达到和谐了。

●好字亦如同舞蹈。舞蹈家以轻柔的身态、矫健的舞步跳起来有情有理,我虽不懂,但看起来愈看愈舒服,给观赏者一种愉悦的感受。

●好字也如同人的自然美,或如大家闺秀,或如村姑,或如健将,或如老农夫,他们都有不同的自然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打扮一下确实应该,但还是不要过头为好。现在社会发展了,化妆品数也数不清,假发、焗油等,会用的人确实还不失其真,过了头就失去了真面目。

●没有形质,何谈性情。颜真卿若没《颜家庙》、《颜勤礼》、《自书告身》等楷书精作,他再有国恨家仇也写不出《祭侄稿》这样的千古绝唱之作。

●习书之始,形质在前,性情于后;作书之始,性情第一,形质居次。

●清代中期,碑学兴起,一时将工整华丽的字称之为“馆阁体”。当时之变是人们内心与视觉的反应,这是客观存在。时至今日,人们对“馆阁体”不去细细品赏,却带有几分贬意,似乎不屑一顾,须知今人又有几人能写出清人手下的“馆阁体”清隽之雅,“馆阁体”作为一时书风,它永远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

●近年来,许多年轻同道问我究竟是碑难写?还是帖难写?我以为名碑、名帖都难写:焦山《瘗鹤铭》奥深难测,其形难拟,其神难觅,迄今尚未确定出自谁家之手,更使人感到神奇。《韭花帖》萧散高妙,其字虽小,其神无际,杨凝式真高人也。

●学习北碑先从方笔入,还是先从圆笔入,这是各地朋友的又一提问。按我走过的道路回答一下,仅供诸位同道参考。康南海曾说过“学北碑当从方笔始”,就北碑来说,开始就写龙门方笔似乎不太妥当,容易学出毛病,还是从北魏后期比较成熟峻美的范本学起为好,如《张猛龙》、《张黑女》等,它们细腻的古拙之点画易悟、易读、易临写,明白并掌握方、圆笔的方法与运动规律之后,再转向龙门的方笔,多在《始平公》、《魏灵藏》、《杨大眼》等名刻上下功夫。开始临龙门方笔很可能出现板、滞、薄、死的现象,这是很自然的,并不可怕,关键在于灵悟的思维,勤奋的临写,边读边临,边临边悟,久而久之薄中得厚,板中提活。临习方笔的主要收获是锻炼腕力,加强胆量,培养气质。

●写方笔主按,以顿为主,按中有提,按提得宜,万毫齐发,墨液外拓,故称外拓为方雄。

●写圆笔主提,以提为主,提中有顿,提按合度,万毫收拢,墨液内聚,泯去外拓,故称内聚而圆浑。

●写帖要隽永,写碑要朴拙,帖重韵,碑重骨,学习碑与帖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倒置。比如魏碑字是一种出自古意、雄强多姿的书体,拙中见美,它恰似嶙峋的山石,苍松翠柏,以朴拙自然为尚,若以妍美的笔写魏碑是歧途,是弯路,事倍而无功。

●我不赞成将书与画割裂开来,作画应立意,作书亦当立意,画以书入,书以画入。

●学书的过程中,作者思了没思、读了没读、悟了没悟,至关重要,否则你会越写越麻烦。熟固然可以生巧,但熟也可生俗,甚至也可生死,这是非常可怕的。

●习书或创作关键在于微妙之处,越不着意处,越要着意。就京剧而言,我们多看看梅兰芳、程砚秋等大师卓绝的表演艺术,能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书法创作,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创作的形式。在古人的句子里,是没有“创作”、“形式”这些个词的。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逐渐进入中国,由翻译而形成了许多复合词汇。“创作”、“形式”就是复合词。所谓“形式主义”的定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应该说,“创作形式”的概念是伴随着现代艺术而来的。

1形式,起源于实用,起初并非以为形式。就象人当初的“衣服”,是为了御寒、遮羞。当人们意识到形式,并把形式单独拎出来讨论时,就象现代的“时装设计”,貂皮衣下可以露着肚脐,与实用已经相距甚远了。现在来谈传统书法的现代创作形式,先将它暂切为三个概念:传统书法;创作形式;现代。

一、传统书法

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古代碑帖中,看到传统书法的各种书休、各种风格。说穿了,古代碑帖就是传统书法。在这里已经毋须赘言。

二、创作形式

传统书法的创作形式,都是古人在不同的年代,从实用开始发展的。比如信札、手卷、册页、中堂、对联、条幅、横幅、扇面等。

在宋代之前,无论纸张还是缣帛,用于书法,其竖宽不过一尺多,所以那时主要是信札、手卷、册页诸形式。当明清广泛使用大幅纸、缣帛后,才出现了中堂、对联、条幅、横幅,大都是装裱成轴。那时的房子墙壁较高,裱个七、八尺才般配。条幅与使用屏风有关,称作为四条屏、八条屏的,这个“屏”,起初就是指屏风。扇面,更是为了实用,随身携带,既可解暑,又可观赏。

古人的纸,是以洁白与光滑为美的。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看到唐来人的摹本,皆用名贵的硬黄纸,据记载,当年新的硬黄纸“晶莹剔透”,而我们所见,却已是深赭石色。就象我们以青铜器的锈绿为美,实际上青铜器在刚刚制作出来时是银光闪亮的。碑帖上的残缺,实为年代悠久,虫蛀破损,当初哪里会是这样。

当我们谈起唐人摹本,谈起青铜器,除了不可变化的墨迹与器皿造型,深赭石的纸与铜锈绿已作为我们客观上的审美标准。所谓传统、所谓古典,实际上属于复合审美。这种审美,叠加了许多的东西。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单独拎出来摹仿、理论,并加以重视、发展时,就称为了“形式”,而且是“创作形式”。

2三、我们再来看看“观代”

再尚古,我们也无法逃避一个事实一一我们是现代人。因此,现代书法首先要考虑一个客观条件展览。

展览馆是高大的,与老式住房相差无几。前些年的展览和家庭悬挂差别并不大。而现代的房子高不过三米左右,比展览馆要矮上好多,所以,展览效应与家庭实用逐渐拉开了距离。家里又是衣橱书柜,又是沙发桌椅,别说七、八尺的条幅、中堂,去掉个一半都挂不下。于是,镜框在家庭普遍使用,斗方、镜片的形式使用开始多了起来。斗方、镜片自古有之,古人把它装裱成册页,一般是集数幅为一套。后人不同的是将其单独在镜框中挂出。

4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荣宝斋买了些信笺纸,在上面写小字,当时仅仅是因为这种纸不太洇(我不喜欢用生宣尤其是用净皮写小字,涩而滞,细微处难以表现,又有红条纹,挺可人的。我就将四张信笺连在一起,刊于八一年底书法杂志。十年后,我在全国五届书展中获奖的作品就用了这种形式。85年,我将朵云轩的笺纸分别三幅裱于一条屏,展览发表。

这种形式适用于独立的几个内容,集成条幅式。几个圆形、扇形等均可。全国四届书展中,我的获奖作品是三张斗方裱成竖条。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独一张而过小,又可以不破坏信札的审美形式。

同时,我又在对联纸上按观有的瓦当图案,分别几段写连续的文字,又可以集成条幅的形式。利用瓦当图案的效果,既增加了古典色彩,又能将文字整体化。或在整张纸上分几段横写,又可以整体作中堂形式。八十年代末,我在一些展览中都用了这些形式。

在全国四届中青展中,我在一张四尺整纸中写书论,我分成四块横式,在每一块横式中,分别写一段隔一条竖线,书论有长短,隔段就有大小。这样一来,保持了四尺整纸的整体效应,又象将一页页帖笺拼帖而成。后来,我又将此演化为隔段的四条屏。

九十年代初,朋友送我有底画的四折小笺纸,大概是身为女性的原因,不甚欢喜。配有精致的指甲盖大小的行书与小楷,非常好看。当年唐代女诗人薛涛自己做“薛涛笺”,深红色,很精小,为书家所喜爱,得以广为流传。在全国六届书展中,我的获奖作品就是将两张四折有底;画的小笺纸,上下裱为条幅,很小,可以让人靠近了看细外。

宋代的“书”,为对齐剪裁、编页号,在每一页的中间都画上“鱼尾”的标志,我就此采用,在一张纸上画一个至四个不等的“鱼尾”。我在全国首届行草书大展上获奖的作品,是以两页纸相连的形式出观的。

八十年代后期,我常利用裁下的七、八分的纸条,将其折成约三寸的窄册页,能拿在手里翻看,又能展开整休作手卷看。后来,我在店里买到了这样的册页。这种窄册页,其实最早起源于君臣上朝时手里拿的狭长木板, 叫“笏”,可随时在上面记事。稍方些的册页显然起源于“牍”。我曾用仿古宣写这样的册页,并在前后接上了册页的面和底,在上下分别用赭石或花青颜色勾边,作为贴边。

另外,我平时还将一幅作品上面用另色的纸衔接,换一种书休写一段叙文或跋文,也很古典雅致。

当然,还有不少形式可以挖掘。说到底,形式是外壳,是表象,是打扮,书法本身才是实质,才是核心,才是长相。又有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为什么说七分?看来这个打扮还是挺要紧的。打扮得休,令长相增色三分。毋庸置疑,长相当然重要,虽说只有三分,可是缺一分不可的,若缺,打扮得再起劲,也是东施效颦。

3故此,在传统书法中;尤其是帖学书法的现代创作形式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形式,可以在一夜之间学会,而传统书法的书写功力与技巧,不是一朝一夕能掌握得 了的,这是实质。我们要大量临习古帖,耳濡目染,要肯花时间,甚至每日不辍。

二、用以上形式书写,字须在方寸之内,不宜过大,否则实质与形式不符,会产生大人穿小孩衣服的感觉。

三、不要一味摹仿、套用现有的形式,避免唯形式而形式的“形式主义”,从实用、自然 出发所产生的形式才是有意义的。

书法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情况,近三十多年来,书法发展很快,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甚至有很多突破了书法的底线,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尤其应该要思考一下“书法是什么?”来明白我们今后创作的努力方向。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争论也很多,当人们在思考往哪里去的时候,往往先要思考从哪里来。我们还是回到原初的时候,看看古人怎么看,然后再用今天的意识来解读,用实例来举证。

1东汉后期蔡邕的《九势》是古代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最早的一篇专业论文,是中国书法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这段话中的“自然”衍生出两个定义:

1、书者法象也,书法是自然万物的再现;

2、书者心画也,书法是表现人性的。

道法自然,用“道”来效法自然,用什么来表达“道”呢?一阴一阳为之道。

在古人眼中一切都是自然关系,天地之间阴阳交错,阴阳具体放到书法上,就是各种对比关系。阴阳在书法艺术的体现形式。用笔轻重快慢,点画粗细方圆,结体大小正侧,章法疏密虚实,用墨枯湿浓淡。我们今天看历代的书法,实际就是各种对比关系在不断被挖掘。

书法的形与势是书法艺术中最根本的核心!其来源于“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中国最核心的古老哲学。世间万象存于阴阳之中,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书法艺术千变万化,归根到底是形与势之间的对立统一。

“形”指的是造型与空间,我们讲的粗细方圆、疏密虚实都是讲的空间之间的占有,空间之间的距离。而书法从甲骨文到大篆及至隶书,主要关注点都在造型上,点画的造型,一波三折、蚕头燕尾等等。中国书法在造型和空间上的表现跟绘画有很相近的关系。

“势”指的是书法的运动性、时间性,是书写的连续过程,用笔的轻重快慢,字与字,笔画与笔画之间连接断续的过程在时间上的表现。书写变成一个连续的过程,有一个时间的伸展,这里有轻重、快慢、离合等等关系,这就带来了音乐性。

在汉代,隶书注重造型的变化,因为这种造型的多样性造成了一种变化丰富的华丽效果。到了分书,包括魏碑,每一笔都断开,每一笔都做造型,字型华丽但是不实用。而作为使用功能很强的书法开始需要变化,怎么变化,就是把点画连贯起来,就是要强调“势”。“势”就是要有节奏感,“节”的意思是慢、停止,“奏”的意思是快、运动,就是指在书写中要有一种快慢的运动变化。

魏晋开始中国书法有了连续书写,到唐代把“势”推向了极致。

书法的“形、势”概括为:

1、“形”,指的是空间感的,跟绘画相通;

2、“势”,指的是时间感,跟音乐相通。

所以说书法是融绘画和音乐于一体的艺术。

进一步来看,尽管书写的是汉字,但汉字只是一个媒介和工具,最重要的体现是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形和势。这是书法表现形式最核心的东西。

看书法作品是在看什么?不是看字的点画和结体,而是看点画在连续书写过程中的节奏感丰不丰富,看这个字造型的大小、疏密在整个空间关系当中合不合理,归根结底,是研究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是对时间、空间的理解。而空间和时间是任何事物存在的基础。

我们讲一个物体存在,首先是物体在空间上的占有,然后是一个存在的过程。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一个“道”的问题。空间与时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世界”与“宇宙”。

“世”,三十年称一世,“界”,指空间的划分。

“宇”,上下四方为宇,“宙”,古往今来为宙。

书法的表现形式,看起来是形式的问题,实际本质上又是一个内容的问题,表现的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就是中国人观察世界、理解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方法的问题,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包含在形式里面。

书法的构成分点画、结体和章法三个层次。形势体现在点画上叫形与势,在结体上叫笔势和体势,在章法上叫空间造型和时间节奏。形属于空间造型,是静态的,体现了绘画性,。势属于时间节奏,是动态的,体现了音乐性。

中国传统书法理论,最注重点画,书法技法当中讲得最多的就是笔法的问题,因此创造了一个“笔法”的理论体系。

分书到楷书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在造型的基础上,把点画连绵起来,既实用又美观。楷书以后,怎样来写这个点画,从楷书中总结了“三过其笔”。每个笔画都要有起笔、行笔、收笔这三个阶段。

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才有形和势的变化。整个书写在一个点画上面有一个开始、运动、结束的过程,可以通过提按顿挫让点画有“形”的变化,可以有轻重快慢让点画有“势”的变化,有形和势的表现性,点画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造型单位,点画才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所以古人最反对是“信笔”,没有起、行、收笔,平铺直叙。

2点画“形”的表现:

1、方与圆。方与圆看着是形状,实际文化含义很多,我们讲天圆地方,讲智圆行方,所以不仅仅是指造型上的。当一件作品是表达抒情,含蓄温和的时候的往往是偏向圆形的,要表现张扬激烈偏向尖锐方形。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就可以把不同的造型作为情绪的表达方式,就是传达精神力量的一种能力。

2、厚与薄。厚笔画有种立体感、厚度感,薄笔画有轻松飘逸感。如颜真卿的笔画,刚毅木讷、温润敦厚,鸭头丸帖笔画优雅灵动。

3、点与线。点如打击乐,直上直下,如高山坠石;线是点的延伸是一个过程,如同弦乐器。王铎的点,有节奏、力度、节奏的变化。每个点的方向都不一样,每一笔下去时候力度和角度都不一样,如高山之石直落而下,让人振奋。中国书法史上,性格张扬突出的书家,如徐渭和米芾,都喜欢强化点。而线用来表现温柔缠绵。

点画“势”的表现:

“势”的表现就是力度和速度的表现。一种是垂直于纸面的力度,古人强调“入木三分”,力量要往下面走,力透纸背,实际强调的是渗透感。另一种是纵横挥洒的速度感。在连续书写的过程中,运动的力度和速度的变化就是“势”。

蔡邕“九势”中把汉字的所有点画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涩势”,如:横、竖;另一种是“疾势”的,如:撇、捺。

汉字的点画本来就有自己的轻重快慢的区别,在书写单个点画时有“三过其笔”的疾势、涩势的变化,点画跟点画之间也有疾势、涩势的变化,延伸到结体和章法里面都有疾势、涩势的变化。

这样的作品就具备了多样和丰富性,传达不同的丰富的情感。如怀素的草书自叙帖,一笔书连绵不断,但是因为他没有把对比拉大,他的情绪表达相对很含蓄,悲喜双遣。而张旭的草书,速度和力度的对比跌宕起伏,情绪表达强烈,称悲喜双运。

书法所有的时间、空间的表达最后是要归于一体的,是阴阳的综合体,形与势是合一的。古人论书是两者都不偏废的,形与势并重,必须是一个整体。魏晋以后,书法从章草到今草,从分书到楷书,就是加强连绵。王羲之之所以被称为书圣,就是因为他把形和势很好的统一了起来。形和势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生命状态,也就是“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