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夫人《古名姬帖》，小楷。其笔法古朴肃穆，体态自然，是楷书中的上品。

每一个写字的人都想混出个名堂来，然后可以光宗耀祖，千古流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重名利双收!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说你呢，你别低着头装作没听见似的!哈哈!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字写得不错，却不大出名呢?哎!今天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你可别告诉别人昂!

说白了，是你不知道书法的八大关系哈!

《月仪帖》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所书，是章草名帖。《月仪帖》以十二月令制为尺牍，故称。但传至今日，该拓本已缺四至六月，计18页。《月仪贴》字数逾干，其书法法度森严，锋芒尖锐，骨力非凡。

一、天分与勤奋

书法是一门天分很高的艺术，有很强的遗传性。有的人先天手性好，会写字，其祖父、父亲擅长书法，他也从其祖父、父亲。天分高的的人练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悟出书法的真谛，书写起来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鱼得水，事半功倍。而天分不高的人练字，往往很难得书法真道，纵然努力，若不得法，也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倍功半。天分不高的人若非常勤奋，虽不说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但还可以把字写好;而且随着用功的加深，对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天分”也会越来越高。天分高的人而不勤奋，那只会导致停滞不前，久而久之，他的书法天分也在慢慢地减低和削弱。只有将天分与勤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造就一代书法大家。

《宣示表》故宫博物院藏，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逸少，逸少又将之传给王修，王修便带着它入土为安，从此不见天日。

二、临帖与创作

任何人习书都要有个临帖的过程，而且要临帖不止，要贯穿习书的全过程。临帖要临名家、名碑、名帖，临帖的过程就是琢磨名家书写名碑名帖的技巧、方法和本质规律的过程，使自己在学书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尽快地把前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所有。无论是“面临”还是“背临”，都要发掘所临碑帖的特点，并把这种特点融入到自己的运笔过程中，使之变成自己的手法。创作是把在临帖过程中所掌握的技巧与自己的个性相结合，让情感、笔法、墨色、个性尽情喧泻在宣纸上。创作不是临帖，创作也不是信手而为的张扬，创作是一个将临帖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的、正确的笔法与书家自己固有个性中的优美特质进行有机融合的书写过程。只展现临帖中所形成的笔法，这不叫创作;完全抛开通过临帖所学到的东西，让自己的手性赤裸裸的展现，这也不是创作。

《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命令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急就篇》用不同的字组成三言、四言或七言的韵文，内容涉及姓名、组织、生物、礼乐、职官等各方面，如一部小的百科全书。该文从汉至唐一直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同时，抄写规范精雅 的本子也有作为临书范本的功能。唐代以后，《急就篇》的主导 蒙学教材地位方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所代替。

三、修养与读书

从古代的角度来讲，读书和写字是不可分割的，就根本不存在学习书法是否要读书的问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法的实用功能几乎消退了，转入了“纯艺术”，这就引出了这个读书的话题。一般而言，要学好书法，必须要好好读书，读好书。没有很好的文化知识修养，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呢?关于书法与读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学好书法，主要在于做好书法的基础功夫和技法技巧的锤炼，不一定要读好多书。理由是很多大学问家也并不擅长书法，甚至字写得很糟糕。而一些并不怎么读书的人，反而书法出类拔萃;另一种说法认为，学习书法不仅要练好书内功，更需要加强书外功，要多读书。理由是古代的书法家几乎都是具有深厚学养的人，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我本人比较认同后者，因为那些书法水平不太好的学者，他们往往志不在于书法，而在于学问。他们疏于书内功的研练，因此书法写的差强人意实属正常。而作为有志于书法的人，就不能以此作为托词，疏于读书。你书内功再好，也还只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将来到一定程度，要实现质的飞跃，要“由技进道”，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大学问家不一定会是优秀的书法家，但不具备较好的学问修养，绝对不会成为优秀的书法家。通观书史，从二王、颜柳欧赵到苏黄米蔡等等书法大家，哪个不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平复帖，释文:彦先赢疗恐难平复往 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口男幸为复失前忧耳 口 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恩识 口 量之迈前执所恒有宜 口 称之夏 口 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四、见识与游历

学习书法一方面也需要深居简出，下苦功夫，但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广于游历，以增加见识，丰富生活阅历。即使是像怀素那样的大书法家，也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明公”。但怀素的前提是有过在“绿天庵”退笔如山的艰苦磨炼。在游历的过程当中，揽胜于名山大川、探访于人文景观，问道于高人胜士，挥洒于故友新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往往灵机勃发，蠢蠢欲动。古来文人墨客不仅注重“读万卷书”，也注重“行万里路”，胸中有灵府丘壑，下笔则“似得江山之助”。何况在游历当中，还可以拜访名师，结识同道，取他人之长补自家之短，何乐而不为也?作为书法人，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孤陋寡闻，闭门造车，势必是行不通的。所谓“川人不出蜀，难成大器”，即言此也。齐白石一生若是久居老家湘潭，估计也是不会有今日之大名声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中深意，可细思之。

此帖为行草墨迹(响拓本)白麻纸，纵28.7厘米，横63厘米，藏日本皇宫。此帖早在唐时就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丧乱帖》八行，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摹于一纸。上有梁徐僧权、姚怀珍签押和日本恒武天王延历(782～805)年号三郎。此三帖内容均为书简，摹填精良。《丧乱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

五、表现与宣传

说到宣传，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问题。古人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又说：“君子藏器守拙”，理固当然。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做机械的理解，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古今任何一个名人，他在未成就大名之前，都无一例外地注重自身必要的宣传。就拿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来说，他游说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目的就是为世人所广知、熟识和认可。他开办私塾，授徒讲学，以致“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所为者何?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宣传自己，树立形象，扩大影响以成就自己进而播惠天下也。实现不了自己，也就不具备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而无法完成自己的远大抱负。在任何时代，宣传力度的大小也都决定着一个书法家社会知名度的高低，这也就无怪乎狂僧怀素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在其表兄、诗人钱起的带领和引荐下在京城长安于达官显贵面前频频进行书法表演了。王羲之13岁时，曾去拜谒过周觊，觊身居高位，惜贤若渴。当时文人学士倘能得其一言之誉者，往往如膺荐命，因此视之为“龙门”，趋之若鹜。王羲之拜见时，恰好举行盛宴，高朋满座。周觊对羲之才艺甚为看重，“察而异之”。大家还没有动筷子，周觊竟然先割最使人垂涎的牛心让王羲之吃，一时四座皆惊，对其刮目相看，自此羲之名声不胫而走，遐迩皆知。王羲之、怀素的成名经历尚且如此，何况当今之人乎?但对于那种不顾事实、胡吹乱捧的歪风邪气，应该是要坚决抵制，不屑为之的。

《中秋帖》草书，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传为晋王献之书 手卷，纵27cm，横11.9cm。

《中秋帖》是著名的古代书法作品，曾被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希世珍宝。

3行，共22字，释文：“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无署款。

六、参展与获奖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微妙而敏感的，由于大家早已熟知的缘故，即当今展览既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打击和挫败一个人，展览具有两面性，像一把“双刃剑”，再加之很多复杂因素，往往使很多人对其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客观地讲，在市场经济和展览文化背景之下，你无视展览的存在和它的实际功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键在于你如何理解和对待。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书法人从展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叱咤风云的书坛人物时，你是跃跃欲试。但你在屡试不爽、屡投不中时又会产生许多迷惘和困惑。其实更多的人被展览拒之门外，这是特定的游戏规则之下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灰心丧志，怨天尤人，还是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或者是自身功力不足?或者是作品风格不明显?或者是作品存在其他问题?或者是运气不佳?等等等等，都可以仔细想想，深加分析，但就是不能气馁、怀疑和放弃自己的追求。总之要明白一个最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参加展览只是走向成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或曰门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和门径。要因势利导，灵活运用。这条路走不通，可以想想别的路，一样可以成就自己的书名啊!不走国展之路而效果良好者屡见不鲜，何故吊死于一棵树上耶……

《伯远帖》行书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代真迹，王珣书，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七、作品与市场

在当下作品最终能否走向市场似乎早已是书法家是否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人花费十几年数十年甚至毕生精力在书法研究上面，首先面临的是能否解决好自己的生活问题。无论从事什么，物质条件是根本基础，生存的需要是第一需要，这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对于没有稳定的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书法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极其重要的。即使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也同样要力求把自己的作品打入市场，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这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而市场规律不等于艺术规律，书法家面对市场，要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和运作能力。什么阶段需要目光瞄准低端市场，什么阶段需要瞄准高端市场，这都因人因时而异，不可盲目攀比，整齐划一。而现实中有很多人，往往是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之境。一般而言，靠书法吃饭真的好难，但“世之所贵，必贵其难”，正因为难，所以才要提倡大家“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具备一种灵活变通的处世能力。或者课徒，或者开画廊，或者卖字，或者兼作其他，或者……总之要懂得灵活机变，不至于使自己身处死胡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

《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八、人际与社交

这是一条很突出的问题，很多人自身书法水准不错，但就是缺乏建立广泛而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能力。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街坊邻居之外，还要和老师、同学、领导、同事、朋友打交道。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关键是你能否不断地建立和处理以及保持以及发展好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们说没有敌人的人是庸人，而缺乏朋友的人就更是庸人。你在学习生活当中，你要请教老师，得到名师的指点，如何和老师搞好关系就极为重要。你要和朋友合作共事，你就必须处理好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总之，你要善于整合各种人脉资源，以便发展自己。你要单打独斗，一意孤行，估计是要四面碰壁，八方受阻的，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鬼怪。况且即就是神仙鬼怪也会讲究“神际”和“鬼际”关系，所以，人有“人道”，神有“神道”，鬼有“鬼道”，处境不同，理固一也!我们读四大名著，那人间万象和神情鬼态，当可有所启发也。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一个篱笆三个桩，多个朋友多条路，千万不要在有意无意之中把自己孤立起来。

全称《高丽好大王碑》，又称《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大王碑》。清光绪年间(1880年前后)出土。据考为东晋义熙十年(414)刻，隶书。纵612厘米，横185厘米，44行，行41字。在吉林省集安县。为六米多高的巨碑。

此碑乃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第十九代王谈德而建。碑文叙述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谈德的战功。此碑书法似隶似楷，有秦诏版遗意。方整纯厚，气静神凝，遒古朴茂，属笔势宽绰高美一宗。与东汉诸碑刻隶书相比，别具风格，故此碑名冠古今。

徐渭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画家、文学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文学家、艺术家木心先生评其为“英才天纵”。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像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 。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徐渭集四-附录》《徐文长传》)

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俆渭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中国书法全集-徐渭》，411页)的审美精神。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一、字的笔画长短、粗细、浓淡是否多变而适宜。汉字是由若干个线条式的笔画有机的组合而成的，这若各个笔画，尤其是一字之中的相同笔画，在字中不能长短、粗细、浓淡一模一样，应该而且必须有所变化。如“多”字的四个“撇”画，唐太宗认为，应该分别写作，一缩，二少缩，三亦缩，四须出锋。这里所说的“缩”，就是笔势收缩而不伸展，含有“短”的意思：“锋”就是笔势伸展而不收缩，含有“长”的意思。“多”字的“撇”画是这样，其它的笔画也是这样，否则，字形就显得死板，单调，也就无艺术可言。

二、字的“重心”能否给人以稳健的感觉，字姿可以而且应该多种多样、千姿百态，但不可忽略必须把字的重心“稳住”。欧阳询的字，初看起来，有摇摇欲坠之感，但仔细一看，它犹似千年古塔，虽欲倾却“重心”不离地，依然稳健如新。有些书法欠佳的字，平躺在纸上似乎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但如果一竖起来，则往往东倒西歪，中心不稳。因此，要判别字的重心如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纸一竖起来，看看它有没有“倒塌”。

三、字势是否自然。宋代王安石有一句论书名言：“不必勉强方通神。”所谓“不必勉强”，就是历来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们都一致强调的要“自然得体”。王羲之在给他的儿子王献之传授书法经验时说：字要“自然宽狭得所”，“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独擅一家之美”，关键在于“天质自然”。

四、看整篇书法作品的章法、笔势是否一气呵成、融会贯通。一幅好书法作品，犹如一幅好山水画，它必然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气势连贯，笔虽短而意却连。汁白以当黑，疏密得当，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作品中的落款、印章也是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是否用的恰倒好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若是画蛇添足，也会有损于整幅作品的艺术性。

五、看书法作品中的笔法是否有法度有新意。书法艺术具有极强的继承性，书写者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度。但是，仅有继承，甚至与古人写的一模一样，还称不上真正书法艺术，充其量只能是他人的“奴书”，还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在评论和欣赏书法作品时，要看作品中能否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六、在欣赏书法作品时，要适当的了解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一样，与作者书写时的心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艺术风格常随作者的年龄和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书法家可以由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情而写出不尽相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作品来，如颜真卿中期写的《多宝塔碑》，是在和平环境的得意之中写就的，字势端重浑厚，清晰悦目，成为楷书中的代表作;

他晚期写的《祭侄文稿》则是在朝廷岌岌可危，侄儿不幸身亡之中写就的，悲愤之情夺腔而出，于是，出现了笔画浓淡、疏密、大小不一，甚至涂涂改改的粗旷、潇洒的风格，成为行书中的代表作。因此，一定要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评论和欣赏，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七、欣赏书法要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力，要防止以实论实。中国的书法具有象形性，字形是由特殊的线条笔画结构而成的，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艺术，如果仅仅以实论实赋予一点想象就体味不出其中的妙处。所以，历代的书法家们总是以丰富的想象力赋予书法艺术以合理的比喻。如王羲之把“横”、“竖”两画分别比喻为“如孤舟之横江诸”，“若春笋之抽寒谷”。梁武帝形容萧子云的书法为“书如危峰阻目，孤松一枝，荆可负剑，壮士弯弓，雄人猎虎，心胸猛烈，锋刃难当”;比喻萧思话的书法为“舞女低腰，仙人啸树”，这就把两种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书法十分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八、在纵观一幅书法作品整体的美之后，还可从第一个字的第一笔看起，眼光一直跟随笔迹移转，按照原作者的笔意用眼用心把字“重”写一遍，既是对书法作品进行一次“内模仿”的复写。通过这种心领神会的“内模仿”复写，可以感受原作者运笔的方向和角度，笔锋的着力点以及提按的轻重缓急，笔端的走势和力度变化，笔画之间的联系和向背，笔画的相互扶持和相互呼应，领会草书的风驰电掣、偃仰盘旋，真书的持重端庄、规行矩步，行书的从容婉约、疾徐如便，从而把握到书法的活力、意趣、风格和境界，才能有效地提高书法的欣赏水平。

中国榜书，古曰“署书”，又称“擘窠大字”。明代费灜《大书长语》曰：“秦废古文，书存八体，其曰署书者，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汉高帝未央宫前殿成，命萧何题额……此署书之始也。”汉丞相萧何是第一位运用榜书艺术装饰帝王宫殿的书家，但不是第一位写榜书的书家。早在秦统一文字以前，榜书就出现了。据《泰山》、《琅邪》、《峄山》、《会稽》刻石和文献记载，第一位书写榜书的书家是秦丞相李斯。历朝历代书写榜书者不乏其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榜书从赞颂帝王功德，装饰皇家宫殿、苑囿，发展到题写重臣宅第、寺宇庙堂、关隘要塞城楼、园林景观、名山大川，最后进入寻常百姓家，商家则用以书写店招;书体也从单一使用篆书、直书，发展到使用行书、草书。当代郭沫若题写的“武侯祠”巨匾、沙孟海题写的“华联商厦”巨幅商店名，分别用俊逸潇洒和端庄凝重的行书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在祖国各地的风景名胜旅游区，有众多赞美地域景观的榜书刻石和碑刻，它们为名山圣地、秀水佳景增辉添彩。

中国榜书的临写技法榜书入门

如何写榜书，费瀛说：“必须明师指授，八法、八病、运笔、撮襟等法，逐一讲究，意中了了，然后落笔，则一点一画都从规矩中来……临写时，更得精通书法者，提掇点化，则心益明，见愈长，临池之业，日异而月不同，骎骎骚到古人佳处矣。”在掌握“八法”书写技法、消除八病、点画都能出入规矩、把握范本书写技巧后，再从10厘米左右大的字开始练，循序渐进，不断增大字径。　具备相应书法理论知识，对提高榜书书写水平大有裨益。以摩崖、石刻为例，河南洛阳伊水河畔的石刻是方笔雄强类书体。陕西、甘肃境内褒斜道上的“汉三颂”(见右侧三图)，虽在同一道上，但是《石门颂》与《西狭颂》、《郙阁颂》的风格面貌迥异：前者纯以圆笔书写，恣肆奔放，活脱潇洒，意趣盎然;而后两者以方笔为主，方整雄强，端庄美，《郙阁颂》用笔尤显粗壮。山东莱州一带的石刻《郑文公碑》，虽同为郑道昭所书，但刊刻在云峰山的《郑文公碑》(下碑)字迹清晰，风化腐蚀程度较轻。印刷《郑文公碑》(下碑)的多家出版社中，惟有上海书画出版社“自学丛帖”中的《郑文公碑》(下碑)风貌、字口清晰度和使用的拓本都名列前茅。《郑文公碑》虽用笔圆劲，笔意内含，但因为过于循规蹈矩，所以不宜选为范本。倘若具有以上知识或掌握更多书法理论，再旁及绘画笔、墨、水、色彩等相关知识，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执笔法单手执笔采用提斗和撮管法。要领是：指实、掌垂(自然下垂，与书写小楷掌竖执笔相反)、肘斜(向桌面倾斜)、抬臂(微微抬起比掌高即可)、腋离(臂根与身躯相互离开，不要夹住)、松肩(将力量集中到肘、掌、指上)。五指分工为：犀、押、钩、格、抵。根据书写习惯，可高执笔或低执笔。

双手执笔，采用双手握笔法(书写两米左右擘窠大字)。要领是：右手在左手下，右手主握笔杆中上部，拳心向身内，与腹部距离约为10厘米，臂向下，左手辅握笔杆上部，拳心略向右侧，与左胸部相距约为15厘米，臂自然下垂，臂根适当离开上身。两拳之间握笔距离约为30至40厘米。这类巨笔的总长度，一般与书者身高相当为宜。

1.在桌面上书写时，上身微微向桌面躬，左手撑着桌面，右臂抬起，臂根离开身子，松肩、肘斜下、掌下垂。双脚左右分开与肩同宽，右脚在前，与在后的左脚相距约半个脚掌，膝可微屈，但不超过脚尖。在力的分配上，左手与双脚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根据书写需要，身体的重心要在双腿之间变换，左手撑着桌面的力量也要随着变化。

2.在地面上书写。以大地为书桌，弯腰，两眼俯视铺在地面上的纸张，上身微微前躬时，头部不应超过前脚脚尖，左手自然弯曲，置于左前侧，双脚成弓步，左脚尖与右脚跟间的前后距离约50厘米(见下图)。根据书写需要，身体的重心要在双腿之间变换。前进时，先将全身的重心移放到不动的右腿上，左腿前移，脚跟先轻轻着地，然后脚掌踏实地面。后退时，先将全身的重心移放到不动的左腿上，右腿后移，脚尖先轻轻着地，然后脚跟踏实地面。步伐、呼吸和书写三者要协调配合。移动碎步应快速轻捷，准确到位，脚跟微微离开纸面，脚掌不要擦着纸面走。书写时，要穿软底鞋或纯棉袜。

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墨者，字之血脉也。水与墨配合比例关系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书写质量，因此，掌握、运用好这两者，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是非常重要的。费瀛说：“(墨)弗令太浓，浓则滞笔，亦弗太淡，淡则无精彩。俟其浓淡适中，倾注别器，以供挥洒……久停宿墨，亦不中书。”古人用墨经验值得借鉴。今天已进入多元化书法时代，榜书的墨色也应随着时代而改革，吸取国画、音乐：域外书画等方面的经验加以变化。如借用国画水破墨法(即毛笔先蘸适量的墨，随即笔尖蘸清水)、墨破水法(即毛笔笔肚留有适当清水，后用笔尖蘸墨)书写，再辅之以不同节奏的运笔，纸面上会出现丰富的墨色变化，有时还会出现飞白。如用全浓墨或全淡墨书写正文，那么题款可用浓墨正文题淡款、淡墨正文题浓款的方式使墨色产生变化。如题长款，亦可采用以上办法。切忌用宿墨。目前市场上出售的部分墨汁有发灰的问题，可在墨汁中加少许藤黄加以改善。

将墨汁倒入容器，未书写时，应使用与正式书写同质的宣纸，对墨汁含水量、纸张吸水程度进行测试。如墨汁中含水过多，应想办法使其合适，也可适当加快书写速度或更换吸水强的宣纸。书写时还应充分考虑天气、环境温度对墨汁的影响，要心中有数，对突发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切忌不考虑上述因素，盲目蛮干。

作榜书要求笔酣墨饱，但要克服毛笔从容器中提出来时，墨汁不断往纸上滴洒的毛病。如希望笔肚含更多墨汁，可改用长锋。如使用的是长锋毛笔，可用左手持废宣纸，在微微上抬的笔头下同步到达书写位置，这样即便是掉下墨汁，也落在废宣纸上。如墨汁不慎落到纸上，应灵活运用点画丰嫩。使用巨笔作书，应请人端盆在笔下接着滴下来的墨汁。

要临写榜书，应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字径大、字口清晰的名家法帖和刻石作为范本。下面列举部分供参考。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石颂》是兼有篆、楷、行、草意的隶书，《石颂》另具跌宕跳跃、朴率稚拙的特点。《石门颂》恣肆奔放、活脱潇洒、意趣盎然;魏碑《张猛龙》峻劲雄肆，结构欹正相生，点画变化多端，融方圆为一炉，是北碑中的神品。《元倪墓志》精健秀逸、风华旖旎;颜真卿楷书雄强浑厚，端庄凝重，线条弹性极强，是书写榜书的极好范本;米芾《虹县旧题》、《多景楼》、《梅花赋》、《苕溪诗》、《蜀素帖》等行书，用笔精妙，八面出锋，结字跌宕多姿。明末清初王铎《触意之二首》、《忆过中条语》等法帖，打破了沉寂的章法，艺术地切割空间，跌宕跳跃的结字和摇曳的行气，开拓了新的章法境界。孙过庭《书谱》是书法史上文、艺双绝的草书法帖。吴镇《心经》与日本平安后期藤原佐理《头弁帖》同是姿媚秀出的书体，含蓄蕴藉的用笔，浓淡干湿的墨韵，构成了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所谓应酬，凡是书家自己不想写而又要勉强去写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应酬对每个书家来说，几乎不可避免，无论是名家还是一般爱好者，就是刚刚入门的也会有应酬，比如说写个春联什么的。名气大，找的人多，但可以收取一定的润格，普通爱好者常常只能“赔本”。如果应酬太多，难以忍受，将成为一种负担。退一步来讲，即便名家可以收取润格，但应酬多，也会造成不良后果。如果见钱眼开，不累死才怪，久而久之，也只能敷衍了事。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一是感慨书家应酬之苦，深受其害;二是告诫索书者，相互理解，适可而止。

笔者以为，对于应酬的危害，可列出“十大罪状”：

1、浪费资源。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些书家所谓的雅集活动，有的直接抓着毛笔头写，脸上、嘴上，身上都是墨，谓之“雅集”，实在令人扫兴，其实是一种应酬、作秀或表演，浪费宣纸和笔墨。也许几张宣纸对于某个名家在经济成本上算不了什么，但积少成多，如果全国上万个书家都这么做，数量就很惊人，也挺令人心疼。

2、难言之隐。书家面对数量众多的应酬，如果对方是朋友，抹不开面子，不得不做，心里不情愿，就有被强迫的感觉，倍感压抑。有些人只打一声招呼，连基本的笔墨纸砚都不提供，在物质上也是一种付出——不管多少，总是没有回报的。如果折算总体费用的话，已是一种沉重负担。目前一些书友，尤其是下岗职工或偏远地区的书法爱好者，家庭负担沉重，更是雪上加霜。

3、信马由缰。书法创作中油滑的恶习一般都是在应酬中培养出来的。书人遇到实在不想写但又不得不应付的情况，只好随意创作一幅，快速完成任务。在创作上不严谨，写多了，手变油了，就不听使唤。

4、自毁名声。对于一般爱好者来说，应酬是对信马由缰不良习惯的滋长，对于名家则是自毁名声。现在一些书家和歌星一样，也“走穴”赚钱，应酬在所难免。此类作品很容易被认定是赝品，实质上就是真迹。时下每每听到一些书家谈及创作，总是找借口，这幅没写好，那幅不满意，并非真实的水平，其实看大多数都一样。应酬多了，艺术水准就降低了。

5、造假泛滥。从事收藏的人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真心喜爱，真正懂行的;二是纯粹的商业目的，短期投机倒卖;三是附庸风雅，不懂装懂。特别是一些行政领导，热心收藏，又是一个外行，就会有人投其所好，制造一些赝品。倘若没有应酬，就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6、熟诗成灾。因为应酬多，懒于精心创作，草草了事，书写内容上也不会太用心，造成熟诗泛滥。一些名家作品动辄是“春眠不觉晓”“远上行山石径斜”或“故人西辞黄鹤楼”等，有的则是俗书加上熟诗，缺乏新鲜感，令人倒胃，显得自己少文化，没修养。

7、遭遇轻慢。时下一些收藏者，已逐渐掌握了一些常识，该交的学费也交了。书人如果随便应酬，有时是“吃力不讨好”，当面奉承，背后被咒骂。不认真的应酬作品会被轻视，遭遇轻慢。反过来讲，面对数量众多的应酬，有时是很无奈的。将最满意的作品送人，对方珍惜也好;如果不能欣赏接受，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血?

8、人情是债。时下书法作品如果说可以看成商品的话，也挺奇怪的。即使名家作品动辄几千元一平方尺，但无人问津时也是废纸一张。“秀才人情半张纸”，有时朋友婚丧嫁娶，倘若不包个红包，而是送上一幅书法作品，即便是精心之作，也不会被记住。常听索书者说，不就是写一幅字吗?几分钟的事情。看起来是很简单，但这几分钟需要经过多少寒暑的磨炼?一个人要一幅可能不算多，但一个书家要面对的是很多人，加起来就变成债务了。

9、他人嫁衣。现在从事书法的人心态很复杂，有的真正喜爱书画艺术，也有的并不是真正投入其中，而是通过书法达到其他目的。有一类人索要作品并不是自己想要，而是将作品作为人情，为他人做嫁衣。通过A找到B，B找到C，再找到书家索要，构成长长的生物链，甚至成为一种炫耀的资本。

10、重复制造。应酬多了，同样的内容漫无意识地反复书写，就会破坏艺术感觉。同一首诗写了几十、上百次，形式上毫无变化，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展览中大量存在，用数刀宣纸写同样一幅作品，最终难免心憔力悴。在应酬中，有时还要适应他人的要求，这对于书家的创作心境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长此以往，在重复制造中原地踏步，固步自封。

其实应酬的危害远不止此。对于书家来说，创作成功与否和心境有很大关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选择一段自己喜爱的内容书写，保存自己创作成功的作品，敝帚自珍，尽情回味。应酬则会破坏美好的艺术感觉，会扰乱正常的艺术市场流通，真可谓“应酬猛于虎”。

书家要学会避免应酬，减少应酬，要学会拒绝。还书法一个安静、宁静、干净的天空。

俗语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见“三十年”就足够让世间事物发生变化，甚至会有“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1981年出版的《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作品集》里面，有很多作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书坛的巨擘，其书作面貌，闭上眼睛就能想出是什么样子。三十年过去了，你想知道三十年前书家们的书法长啥样吗。

目前书坛享誉极高的沈老，三十年前还在做“编辑”，这个书法集的责任编辑之一就有他。看到沈老三十年前的作品是很有幸的，我们看到先生那时的书作中“王铎”的影子还不少，当然无法和现在“流转华变”诗书浓郁的沈鹏大草相提并论了。然而，早在三十年前，先生的遒劲笔力和造线能力就已经展露出来了，虽然还有些“生硬”，有点点造作。三十年前，我刚刚十四五岁——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屁孩，三十年后竟敢妄加评论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然而，再过三十年后又将会有谁在我们背后“指点江山”呢?所以，不管我们目前处在何种境遇，搞艺术就要按照艺术本身的规律去搞，艺术之外的东西时过境迁之后一钱不值。如果谁妄图依靠身份地位强加给艺术些什么，那最多就是遗后人以笑柄而已。

刘炳森

王学仲

三十年前王学仲先生的书法竟然有些稚嫩，—- 貌似苍茫实则“捉襟见肘”，

与其后来的书法风格相去甚远。

邵 宇

做为新中国书协第三任主席的邵宇先生果然不同凡响，这样的作品放在今天也是很有“爆破”力的，可见邵先生的才识过人之处了。当然，在这里谈传统或现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书法本身并不就是传统或现代，它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艺术。看一看三十年前的书坛，的确被个性纷呈自抒性情的书家抢占主导了。

孙其峰

刘正成

曾因引导中国上世纪末书风——“流行书风”而名噪书坛的刘先生，三十年前就热爱大草了，中锋直下浑圆流畅，确实洒脱不凡。谁能想到他在后来的修习中忽然“剑走偏锋”，以长锋侧刷的大草“横行”书坛，一心一意 ‘独持偏见 ’。十年前他说，“如果你的书法还没有流行书风那就是还不入流”。可惜，流行书风现在也不流行了，他自己也因某些莫名奇妙的事件而退出书协“浪迹江湖”了——谁能说这对一个书法艺术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呢?自古大师在民间嘛，呵呵。艺术家还是远离政治远离热闹的好些。

唐宋以后，随着鉴藏印、斋馆印、吉语印等闲章的使用日趋广泛，印章逐渐突破了原有的信用凭据功能，被文人墨客当做文学、书画之外又一抒情表意的艺术载体。到了元代后期和明代中期，花乳石、青田冻石等石材先后被引入篆刻创作，其温润细腻、易于受刀的特性，使得原本只能由工匠完成的印章镌刻，连同刻制前的书篆过程，在文人手中得到完美呈现。印章材质的变化，逐渐扩展了篆刻的创作群体。在此之前，由于欧阳修、赵明诚等学者的推动，宋代金石学的勃兴，带动了集古、摹古印谱的出现，人们开始把印章纳入艺术审美的范畴。经过数百年发展，篆刻成为一项体现创作者学识、修养和个性的，充满雅趣的手工劳作，并最终升华为具有创作和审美价值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篆刻创作群体的扩大和作品数量的增多，一方面推动印章风格在摹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演变和创新，进而出现了印学史上仅次于汉印的又一艺术高峰。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精于此道的篆刻名家，他们之间往往有师承授受的关系，或者由于地域和行谊的接近而在艺术趣味、创作手法和风格特征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趋同性，由此形成了篆刻艺术的不同流派。

文彭(1497—1 573)是印学史上公认的文人篆刻的一代宗师。明清印学一脉从他开始，经由何震、程邃、丁敬等人的传承和创变，不断开枝散叶，衍生出风格面目极其丰富的篆刻流派，流风所及，直迄清代中叶，后世有印论家将他比作仓0立佛教南宗的六祖慧能。他和受他直接影响的一批篆刻家被归为我国印学史上第一个篆刻流派，用文彭的号来命名，称为“三桥派”，又因其籍隶苏州而称为“吴门派”。

文彭之后，治印家可以称宗派的，明清两代主要有皖派、歙派、浙派、邓派、黟山派、吴派、赵派等。根据创立者或代表人物的不同，又有雪渔派(何震)、泗水派(苏宣)、莆田派(宋珏)、娄东派(汪关)、徽派(程邃)等。各流派的命名，或因籍隶，或系以人。由于明清文人篆刻发展的脉络绵延数个世纪，牵涉的篆刻名家人数众多，艺术的传承取鉴又非一时一家所能拘同昕以关于流派名称和印人归属历来有多种不同说法。对于流派的分别，本章主要采用了邓散木先生《篆刻学》中的说法。

1.皖派

皖派的开创者是文彭的弟子何震，他是婺源人，婺源旧属安徽徽州，以地系名，故世称“皖派”。何震深究古籀，精研六书，尝谓“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趋刀如笔，吾不信也”。他力主以六书为准则，反对元末以来印家不求篆法、随意杜撰的习气，为篆刻创作文字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何震的篆刻作品古朴典雅、清新隽逸，浑穆不及文彭而苍劲过之。他对于摹刻汉印用力甚勤，其仿汉白文，刀法猛辣挺劲，刀痕历历可见，功力独到，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何震曾经游历边塞， “自大将军下，皆以得一印为荣”，盛名远播，被时人推誉为“近代名手，海内第一”。得其传者，有梁裹、苏宣、朱简、汪镐京、江皓臣、程林、金光先、文及先、汪关、汪泓及程原、程朴父子等人，而以梁、苏二人为最。梁衰又传及邓石如，邓石如以圆劲取胜，为邓派开山之祖。

何震“听鹂深处”(连款)

2.歙派

歙派的开创者是程邃。程邃初宗文彭、何震，后自立门户，善以大小篆、钟鼎款识入印，尤其得力于秦朱文，可惜对于文字六书之义未能精审，篆法时有乖讹。传程氏之学者有巴慰祖、胡唐、汪肇漋，与程邃合称“歙四子”。此外，还有黄吕、黄宗缉、唐燠、程奂轮、程锦波以及江恂、江德量父子，并传程氏薪火。与巴慰祖、胡唐同时的还有董洵、王声，专习秦汉印风，自成一队，时称“董巴胡王”。歙派诸子善以涩刀拟古，风格浑朴高古，对篆刻刀法的创变影响很大。

程邃“竹篱茅舍”印章

3.浙派

浙派的开创者是丁敬。丁敬篆刻远承何震，近接程邃，力追古贤而不肯墨守汉家成法，时人称其“兼撷众长，不主一体，故所就弥大”。继其后者，有金农、郑燮、黄易、奚冈、蒋仁、陈鸿寿。除郑燮外，其余均籍隶杭州，与丁敬共称“雍嘉七子”。丁、黄、蒋、奚亦称“西泠四家”;或以丁、黄、蒋、奚及陈鸿寿、陈豫钟合称“西泠六家”;再益以清咸同间之钱松和陈秋堂的弟子赵之琛为“西泠八家”。另还有胡震、张燕昌、杨懈、翁大年、杨大受、陈祖望等，自黄易、奚冈以下，皆师事丁敬，或为私淑弟子，可见当时浙派印风流传之广。其后又有钟以敬、江尊、杨舆，各传赵之琛衣钵，胡镬能得奚、赵之长，华复传钱松之学，陆泰传杨獬之学等。浙派篆刻善用短刀碎切，于生涩中寓坚挺之意，印面字形与章法布排则多平均方正，浑穆高古而富刚健之气。但浙派流传既广，渐成风习，后世学浙派者神意渐失，流弊滋生，以致有“锯牙燕尾”之讥。

丁敬“烟云供养”(连款)

钱松“横云山民”(连款)

4.邓派

开邓派者为邓琰(字石如)。邓石如书法刚健浑朴，有四体书“国朝第一”之誉。篆刻师承梁袤，而益以己意，不屑于高标秦汉。篆法以圆劲取胜，成就极高，后人称其“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传其学者，为包世臣、吴熙载、赵之谦、胡澍、周启泰、程荃。吴熙载为包世臣弟子，私淑邓石如，长于朱文而自具面目，治印多达万方，后人有“用刀如笔，已登峰造极”之誉，影响极大。赵之谦篆刻初宗浙派，后私淑邓派，金石学造诣很深，博采秦汉六朝以来镜铭诏版、权量泉币文字及造像入印，拓展了篆刻取资借鉴的范围，其“印外求印”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赵之谦弟子有钱式、朱志复等，其后又有赵时桐，取赵之谦静穆稳俊的笔意，规摹秦汉，力求平正。易大庵篆刻博参砖甓瓦当文字，尤擅古玺，挺拔古拙，朴野浑穆。传吴熙载之学的有赵穆，功力稍弱而别具机杼，大书深刻，刀法谨严，兼浙、皖两派之长。介乎吴熙载、赵之谦之间的，又有吴咨、徐三庚。吴有《适园印印》行世，功力至深，但纤丽有余而刚劲不足。徐三厌刻印由浙派入而邓派出，旁参《天发神谶碑》笔意，多用切刀，而篆法上密下疏，线条飘逸妍媚，有吴带当风之致。时人或有讥评.对日本近代篆刻影响很大。

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印章

赵之谦“北平陶燮咸印信”(连款)

吴熙载“经史自娱”(连款)

徐三庚“风流不数杜分司”(连款)

5.黟山派

开黟山派者为黄士陵。黄土陵长期客居岭南，所以影响也主要在闽、粤一带。他师承在吴、赵之间，白文多拟赵之谦，朱文则杂取权量诏版泉币文字入印，腕力特强，一时无两。其子少牧，能传其家学。弟子有李尹桑，善守师法而时出新意。惜局促南疆，传播不广。

黄士陵“元常长寿”(连款)

6.吴派

开吴派者为吴昌硕，其篆刻初参丁敬、邓石如，继法吴熙载、赵之谦，后获见齐鲁封泥及汉魏六朝文字，印风遂变而为古拙峭劲，一扫浙、皖流风。刻印喜用钝刃，信手进退，印面融会笔意与画理，大气磅礴，深受时人推崇，盛名远播，及于海外。传吴氏之学者有王个移、费龙丁等人。

吴昌硕“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连款

7.赵派

赵派创于赵石，受吴昌硕影响颇深而章法精密过之，一印入手，必先篆样别纸，务求布排停匀方肯奏刀，所作平正者揖让雍容，运巧者神奇变幻。早年学吴昌硕，未敢稍越规矩，晚年则与吴昌硕各树一帜，故列为赵派，为明清以降流派印之殿军。

赵石“天下为公”

赵石“何陋室”

梅兰芳除了精于京剧表演，还擅长绘画、书法，人物、花卉、无所不涉，是位多面手。他的作品清丽秀雅、神形兼备。

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独创一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以及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东晋时期，王羲之异军突起，其书写的小楷书，已受时人珍视。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劝进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罗王书时，将《乐毅》、《黄庭》、《画赞》、《兰亭》等帖收入内府。

王羲之的楷书，直接由卫夫人和叔父王廙传授，属于三国时魏国钟繇系统。他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钟繇的楷书真迹，当时王羲之能见到的很多，确有记载的有《尚书宣示表》。那是他的从伯父王导从琅邪带到建邺(今南京)后，又送给他的。后来，王羲之又将这本真迹借给了小他三十岁的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将《宣示表》陪葬。所以，传世的《宣示表》，实际上是王羲之的临本。而这个临写的《宣示表》，与传世的钟繇的《荐季直表》，都是按官样书式所写的奏表，可以代表钟繇的楷书风采。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擫，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劲，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改，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终完成，则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行书

行书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到了东汉，行书走入上流社会，得到不断的整理和规范。张怀瓘《书断》载：行书集大成者是东汉的刘德升，他被称为“行书之祖”。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公元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同上书)。行书体当然不是刘德升一人所“造”，但刘德升有无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钟繇、胡昭二人学书于刘德升，然风范各异，时称“胡肥钟瘦”。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许昌，公元161——250年)人。志行高尚，不愿为官，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尤善隶行，与钟繇、邯郸淳等齐名。特别是函牍书，为时人楷模。但作品无一留世。钟繇，字元常，颍川人。后汉献帝时，为尚书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时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因其官高位显，书法风靡一时。他的行押书体至王羲之时，尚在流行。

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曾策订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的书法定为标准体。王羲之早年习字，自然不能逾越钟、胡两家范例。王羲之比较了胡、钟二家的书法，遵照卫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传统，选择了钟繇书风。钟繇行书的特点，约与西晋时《李柏文书》相仿佛，或者更为古朴。撇、捺发育不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稍逞左倾的横张态势。

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残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书写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古拙质朴，不脱钟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兰亭序》、《丧乱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寒切帖》、《远宦帖》、《上虞帖》等。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梁袁昂《古今书评》)。这种欹侧之势，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蕴藏着一种行而突止、蓄而待发的“势”和“态”，即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类风格的行书，在王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书风格的主调。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一出，钟繇的行书就显得既古又旧了。东晋人士崇尚华美，时风趋新厌旧，王羲之的行书成了达官贵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他的《兰亭帖》，笔法变化丰富，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丰纤适度、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祥，不激不厉。《丧乱帖》则笔速较快，跳跃捭阖，行中带草，单字相接，感情激荡，笔画劲落。此二帖是王羲之新体行书的代表作，成为行书的“法典”，为后人所遵循。

草书

秦末汉初，已萌草书。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此时期的草书墨迹。草书一出现，就引起了汉代人的狂喜。学习草书，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不分昼夜，可以画地刿壁，直写得臂穿皮破，直写得指头折断，直写得口吐鲜血，十天写坏一支笔，一月用了数丸墨。草书成为最能体现书家艺术个性的书体，受到文人、书家的顶礼膜拜，心慕手追。汉魏草书，大多是较多地保留着隶书笔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书写更为简便的今草的雏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波挑多;后者字可与字相连，大小参差，随意自由，使转多。

汉末出现了一些草书大家，如崔瑗、杜度、罗晖、赵袭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张芝。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长草书，从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独步无双，故有“草圣”之称。三国两晋时期的书家，若习草书，多以张芝为楷模。

张芝的草书，因时代所限，尚未脱离隶书法度，实为章草。张怀瓘《书断》说：“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王羲之学习草书的蓝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所赠。王羲之章草传世作品甚少，较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章草，写得非常精美，令人叹服。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书的代表作品。《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尺牍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一种形式，是魏晋以来文人书法的主要载体。北齐颜之推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颜氏家训·杂艺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观，而想见其为人也”(《集古录跋尾》)!《十七帖》正是这样一种堪称法帖的尺牍。通篇不假修饰，结构在疾书的情状下随势生发，随机变化。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说是“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论书》说：“亡曾祖领军洽和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注：’洽’指王洽)。唐张怀瓘《书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老套，一变魏晋的质朴淳厚风格，创造了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的书风，将中国书法推进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复兼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书法雅言·取舍》)。项穆的评判有失于绝对，但可以说明王羲之书法体系对后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