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面出锋

八面出锋。借助于八面出锋，自然显出墨色浓淡，湿中有干，干中有湿，浓中有淡，淡中有浓，变化千万，使作品富有节奏感。

二、刚柔相济

刚力—–铁划银钩(粗)：柔力—–行云流水(细)。

三、惜墨如金

.惜墨如金。楷书要求蘸一次墨写一个字，甚至数字;行草一笔写3-5字，每笔结束笔毛复原，要求纸上调锋。

四、巧妙留白

留白处有宽有窄，宽处给人以忽然开朗之感。艺术是制造矛盾，到解决矛盾的过程。

五、中侧并用

中锋得法立骨，侧锋得势求变。中锋是理性的要求，是书法审美的核心所在;侧锋是情性的化身，是书法通神的手段。

六、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创作前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到“胸有成竹”。

七、一气呵成

书法是感情的流露，不是技巧的表现。要在身体与心情皆好的状态下写字。书写时随意挥洒，一气呵成。

八、错落有致

一般情况下，作品的行距要宽，字距要紧。字忌并列，要错开。节数间有空隙，排列组合要有节奏，大小字参差，突出中间书眼。

九、笔情墨趣。

书法是无声的音乐，无形的舞蹈。求变化中有呼应，使整体和谐，有强烈的节奏和视觉冲击力。用好拙笔，用笔略慢，动中有静，写出墨趣。

十、重气韵

书法的气，是指点划与不同字之间的呼应，字与字之间的趋向。

《大字阴符经》米字格版

王羲之的《兰亭序》，尽管它来历不明，聚讼纷纭，至少在唐朝以后，总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了吧?不过，这一名篇，还是靠唐太宗李世民的吹捧，在书法界中站住了脚，在文章家的观感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南北朝文评注读本》都不选此文，可知这两位六朝文专家，都不考虑这篇文章。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可知这篇文章在近代的盛行，作为古文读物，还是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提拔起来的。

我在中学时，国文教师已经给我讲过这篇文章，可惜我早已记不起老师如何讲法。自己当国文教师时，也给学生讲过几十遍，也记不起当时我如何讲法。大约都是跟着各种注释本，一句一句地讲下去。讲完之后，赞不绝口地，对学生说：“好!好文章!”

解放以后，我没有讲过这篇名文，不过，我学会了用思想分析的方法来讲古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嘉定劳动，住在卫生学校。一天，有一位卫校语文教师拿这篇名文来问我，她说：“这篇文章上半篇容易懂，下半篇难懂。特别是其中一句：‘死生亦

大矣，岂不痛哉。’到底是什么意思?”经她一问，我把全文又读了一遍。禁不住发愣了。怪哉!怪哉!从前讲得出的文章，现在讲不出了。

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文章，是全文主题思想所在，可是经不起分析。我和那位女教师逐句讲，逐句分析，结论是对这段名文下了十二字评语：“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请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说人生短促，一瞬之间，一切都过去了，使人不能不感伤。

底下接着却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是说：何况寿命长短，都随大化(自然)决定，归根结底，都是同归于尽。这一节的思想是和上一节对立的，既然知道人寿长短，同归于尽，为什么还会感伤于人生之短促?这个“况”字怎么加得上去?

再接下去，却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个古人是谁?是孔仲尼。不是真的孔仲尼，真的孔仲尼没有说过这句话。“死生亦大矣”，见《庄子·德充符》，作者抬出一个假设的孔仲尼来和一个跛脚驼背的王老做论辩的对立面。王老的思想代表庄周，对于人的生命认为无论寿夭，同归于尽。孔仲尼却认为人的死生，关系很重大，尽管长寿和短命，同是终尽，但这是从同的现象看，如果从不同的现象看，死生的意义就不同了。

“死生亦大矣”，虽然不是孔仲尼真的说过，但在一部《论语》中，也可以找到注释。“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在生死之间，更重视“生”。他要解决、求知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而无暇考虑死亡问题。“仁者寿”，可见孔子并不以为“修短随化”，人的善良品德可以延长生命。颜渊早死，孔子哀恸道：“天丧予。”天使我大受损失。可知人的生与死，有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得失问题。

把“死生亦大矣”这一句的意义讲明白，就可以发现这一句写在“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下，简直无法理解作者的思维逻辑。底下还加一句“岂不痛哉!”我们竟不知道他“痛”的是什么?

更奇怪的是，接下去又来一句：“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我们再看上文：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这是一种兴感之由。“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是又一种兴感之由。

“死生亦大矣。”这也是一种兴感之由。明明是三种兴感之由，至少包括庄、孔两派的人生观，怎么会“若合一契”呢?

再读下去，见到一句“不能喻之于怀”，刚才读过一句“不能不以之兴怀”，只隔了一行，就出现重复句法，亦是修辞学的毛病。前半篇文章中有“丝竹管弦”，已经被宋朝人批评过，这里一句，还没有人指出，顺便在此批一下。不过，这不是大问题，姑且存而不论。

下面来了一个惊人的句子：“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为妄作。”上文“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二句用的是肯定语气，这不是“一死生，齐彭”的观点吗?隔了二行，却说这个观点是“虚诞”和“妄作”，岂不是自相矛盾?

接下去，又避开了上文的论点，说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我们无法揣摩作者“悲”的是什么?因为今昔二字在上文没有启示。今是什么?“已为陈迹”吗?昔是什么?“向之所欣”吗?或者，“今昔”指“死生”吗?一般的注释，都说：今是今人，昔是古人。那么，作者所悲的是：一代一代的人，同样都有“前不见古人”的悲哀。大约作者之意，果然如此，不过应该把今昔释为今人今事与古人古事。但这两句和上文十多句毫无关系，连接不上，依文义只能直接写在“向之所欣”四句之下。因此，这中间十多句全是杂凑，迷乱了主题，岂非“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我和那位女教师讲完之后，她也同意我的讲法。她说：“我就是觉得‘死生亦大矣’这一句上下都接不通。你一分析，挑出了整段文章的杂乱。以后怎么办?怎样讲法?”我说：“照老样子讲，不要改变。这些文章已成权威，碰不得，只好人云亦云地讲，明哲保身。”

这件事，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今天看神龙本《兰亭帖》，忽然想起旧事。因略有空闲，故秉笔记之。反正我已快要“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用不到再“明哲”了。

一、临帖是在临什么

我们入门学古人的时候，就是把古人的规矩摆在了桌面上，临帖就是学规矩，而不是别的。

在临帖中你要弄点轻重、虚实、浓淡、正欹出来，这些都是微观变化，是情绪化的东西，而宏观的东西不能没有，这是关键，否则就没有从理上去处理它，让人一看就不合规矩。因此外形的东西从理，也就是说，字的外形、结构、笔画的位置等从理，从字理，即中国汉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规则和法度;而笔则从书，反映的是趣和味。这是两个原则。外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合不合规矩一看便知;用笔则是书法本体的东西，粗细，放收，快慢，墨的浓淡，都是书法本身要求，决定字的味道，用笔不同决定趣味不同，而字形结构是理性要求，是中国汉字的形体美要求，必须严谨，无论行书还是隶书，这是书法的基础，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临帖就是在学习这种理法和原则。

二、目前的训练你要干什么

如何去临。无论哪种帖子，拿来后你不管如何取舍，训练时要针对你所取的东西，形成一种科学的训练模式，要有目的性，用研究分析的方法，去反复实验、继承与巩固。笔画不能单一化，简单化，不能单薄干枯，要立体圆润生动，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笔画无数种不同写法，加以对比模仿融合提炼，在对比中找出共性与个性，找出同一笔画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手法。创作时把碑上的字形拿过来，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创作中手法决定风格，手法变了风格也就变了，而手法是非常多的，张迁、鲜于潢相类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而曹全又是一种，创作时把它们用于同一张作品中，那你就是大腕。训练时像这样有目的的去一个个的解决问题，那么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人能追得上你。因此，训练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目的性的进行取舍。要想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你必须有不同于别人的思想，在这种不同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再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方法，确定一个科学的训练模式，然后你才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结果。也就是在用脑子写字而不是用手。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自己的症结所在，头痛治头，但如果是由脚气引起的头痛，就应先把脚气治好，对症下药，比如说你们学草书的，应该先学行书，通过行书练技法，使转、提按、收放、笔画之间呼应、上下字的连带关系等等，练好之后，草书就只是个草法问题了。草书严格讲不是学来的，因为从它生成的原始状态看就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东西，由行书提练字形、用笔和手法，是一条正路，这是个方法问题。对于《书谱》，你要明白，首先是学他的文章，其次是学他的草法，再次学他的字，在临习时要挑字临而不要统篇抄，严格上说《书谱》只能借鉴而不能学，纵观二十多年来，靠书谱出来的就一个伦杰贤，但伦杰贤先是学得米芾，写米写绝了，因此他是把创作落在《书谱》上而他的功夫却是下在米芾上。写《书谱》写了一辈子的孙墨佛怎么样!你像现在的有些中青年临书谱有成就的，他们都是在借鉴书谱，巧用书谱而不是实写，因此，训练思路要对。

三、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要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

行书的技法是上一笔管着下一笔，下一笔接着上一笔，你的写法是这个不管那个，那个不管这个。行书的上一笔是下一笔的起笔，下一笔是上一笔的收笔，行书在笔画上已经把楷书一笔一画的概念破坏了，可能是三个或五个笔画变成了一个笔画，每一个笔画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管着，因此，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你写得行书理不对，法上才出了问题。草书更是如此，比如这幅《书谱》的临作，他的临帖的思路、观察力以及把握帖的能力都很高，但不是很熟练，学草书时要注意草法，特别是一些典型符号的练习，一定要强化练习，专门练习，一个符号半个小时应能解决、吃透，能用后半生，何乐而不为，但书写时要注意变得自然而不是疆硬。还有一个现象，临帖者往往追求数量，对一个帖，不停的重复临摹，而不去动脑筋想，形成抄帖，这样很难进步。一些夸张的用笔一定要去掉，那是他的个性所在，像这种夸张显得很空，不学。每一个字要熟练，先向象里写，再往熟练写，再背临，要学会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你现在要换一种方式，一个字写五、六遍即可，照着写两遍，一定要往像里写，然后找感觉，比如背着写，看能否记住，再进行用笔的动作训练，从速度、虚实、比例等方面提炼着去写，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去训练，把每一个字都写透它，也就是从生到熟到背到各种转换，不断提炼，最后放开去怎么写都高级。

四、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

书法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字再怎么写，关键的部位要控制住，关键部位之外的夸张你不用管他，要靠中间部分来决定中国方块字，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凡是夸张的笔画都不是受控制的，不规矩的和不受限制的，古人字形的变化是哪儿来的，实际上是允许夸张的笔画夸张程度的不同引领了风格的不同，同样是在方块中，不同的碑、不同的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形式美感，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结构是死的，而只有细微地方的变化，这是一个原则，方块内的不动，而决定字的风格的就是那些可以细微变化的地方夸张的不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有的字为什么老写不好，就是内在的笔画没有写好，内在的部位可以粗细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都必须摆匀它，你可以夸大或缩小比例，但必须写匀，要求趣味和变化，必须先有这个理，掌握了这个理再去变化，比如这个“张”字，我们画一个方块，方块内的部位是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把“弓”和“长”的某些笔画在方块内部变一下，增加些趣味，不就变成张迁或是鲜于潢了吗，如果把‘“弓”的第二笔横画和第三笔的弯钩向左夸张一些，再把“长”的横画和捺向右夸张舒展一些，这不就成了礼器或者是曹全了吗，以此类推，其它字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临帖方法要变，观察的方法要变，思路要变，训练的模式也要变。

五、要学会意临。创作时要活学活用

写对联字写得这么大，笔画要加粗，原帖上的笔画粗细是如此，但你把字夸大了五倍、十倍，而只把笔画夸大了两倍甚至不变，这不行，搞创作要活学活用，创作时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这个“画”字，上边轻，中间加粗，然后下边要突出礼器碑的风格，这样才行。你的临帖中缺少一个意临的过程，照着写要往像里写，背着写要往熟里写，然后再照着写时往不像里写，虽然不像但怎么看还都像，然后再怎么看还都不像，在似与不似之间。我们在消化古人的时候，这种像与不像就不是一个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一个精神和原则的像与不像。也就是说你缺乏一个环节，临帖时没去进行意临消化，当然，这个消化也有个方法，比如说这个“胶”字，临熟了之后你就去消化它，比如在虚实、浓淡、趣味上增加，你看，写完了，像么，绝对不像，不像它具体的每一个笔画，但是美感还是它，不管你如何去变，只要这里用点去处理了，都还是它。这种不像是微观的，像是宏观的。一定要弄懂原理，直接照搬古人没用，照搬古人是没脑子，你只是古人的手不行，你得是古人的脑子才行。要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去把古人的原则借鉴过来，原则、方法、标准、规律、基本技法等借鉴过来以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加工厂，要思索、研究、试验，而科学的试验、合理的试验，才能是有效的试验，这样用在创作上才行。

六、不要把字工艺化、模式化，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

古人写字不是在搞创作，传统文化是按儒家学说走的，儒家推崇礼，说话办事要有分寸，走路要有姿势，干什么都要行个礼、讲个法，那叫一种制约，封建统治就是由统治者确定的那种制约太多，而且中国书法的发展从来就没离开过统治者的意识，所以南北朝统治者多，魏碑就五花八门，皇帝推崇王羲之，1700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好，这都是以统治者的意识为转移的，那么，它追求的美是什么美呢，不是追求怪异的美，而是端庄的、和谐的美，端庄的美就是站有站像，坐有坐像，庄严、肃穆，和谐的美就是虚实轻重等书法的所有变化都在阴阳的学说当中，和谐来自阴阳的协调。所以，阴阳的协调是书法的味道，而端庄、严谨是正大气象，是书法核心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搞书法不能成家，就是他们认为搞书法是自己的事，“我就这么写，只要我觉得好愿意咋写就咋写”，其实，人写字如果写到没想法了，全是古人了就高尚了，因此书法是个大文化。张迁碑的趣味是在字形上，在好玩上，在笔画位置的错落上的变化，不是笔势上的变化，而是字形结构上的变化，是比例上的破坏和笔画位置上的破坏，而不是笔势上的事，曹全是笔势上的而张迁不是。弄清这点，在写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自然状态还原。

另外，隶书本来修饰美感就强，没有必要再去增强这种形式美感，不然就会把字工艺化、模式化。隶书的高级程度应是把形式美感弱化，而不是强化这种形式美感，要完全变成一种自然的书写状态，增加用笔在纸上的平缓，在平缓的同时增加弹性，就像音乐一样，有快慢、缓急、轻重、强弱。当今书家多是在用一种模式书写，这最麻烦，可能一时出彩，但这种出彩三年也维持不了，就是只注重形式美感，模式化了。像鲜于潢，碑阴变化变得越来越纯朴，越来越单纯，什么是朴实，就是直来直去，就是简单，简单得没想法，这种朴实咋一看没想法，而你如果去联想，想法可又就多了。因此，真正的艺术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成熟状态，成熟状态完全是理性的、规则的、法度的;另一种就是非理性的，艺术发展到没成熟，有法式但不严谨，就像小孩走路，他还走不利索，但是他走那几步特可爱。我们现在就追求艺术的理性的、严谨的、规则的东西，他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定着本体的属性，像正大、端庄、肃穆。但艺术半生不熟的劲和不加修饰这种劲，是艺术的趣味、境界、味道。两岁的小孩做一个动作成熟吗，不成熟，他说话，主次混乱说不清楚，但你就觉得他那个动作和说得话有味道，好玩，可爱，这就是你追求的由不成熟、稚气所反映出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眼不能老盯着当代书家，而应多临帖，从碑帖中去寻找和恢复其自然状态，像高密出土的《孙仲隐碑》，虽然说规模小一些，但内容朴实以及它那可爱劲，在汉碑当中是高级的。清人隶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碑的刻字变成了墨迹，把刻出来的字变成写出来的字了，书写性本身就是一种还原途径，这是清人唯一的东西，再一个，像郑谷口的机灵劲、陈洪授的放浪劲、邓石如的平和劲，赵之谦的结实劲，俞曲园的温润劲等趣味性的东西都可学，但真正的法则还要学汉，字法还是得从汉碑中来，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把握还是要学古。

七、碑阴与碑阳-趣味与法度的互补

汉碑分碑阳和碑阴，其背景知识对我们读帖和临帖有很大帮助，帖上的东西你要会看，碑阳是正文，是给别人看的，碑阴则是说明，古代人刻碑永远都是正面规范、严谨，而背面随意、没那么多限制，对外的碑阳是规矩的，到阴面时就不讲究。碑阳面写正文，碑阴面则是一种说明，比如谁出的钱，谁刻的字等;还一种是正文写不下就往碑阴写，像礼器碑，字太多连碑的侧面也用上了。碑阴一般都是韵文，四字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对刻工来说也是一种体例，汉印从刀法上有两种，一是严谨的，还有一种是急就的，如将军印，临时定的，必须马上凿出来，不加修饰，形成急就印。碑阳的正文讲究，刻工刻得也讲究，到了碑阴，写得不讲究，他刻得也不讲究，写得随意刻得也随意，这种讲究与随意也反映的是一种刀法。因此，要把碑阳的东西方当成规范、法度，把碑阴的奇趣当成变化的手法，研究学习碑阳时是为了取法学成规矩，其笔法的严谨、讲究、细腻，起笔、行笔、收笔等规范度都是碑的极致，而学趣味一般学碑阴。前边法度严、趣味差，死板，后边法度差、趣味妙，两者正好互补。碑阳的规则法度虽然死板，但他也告诉你一种变化意识，这种意识虽然不如碑阴显得活泼、轻灵，却可用碑阴的起收笔的状态去改变碑阳里的那种状态，用后面意的东西去化前面法的死板。而一味的夸张，一味的加粗，其实不是变化，只是让人看到我们思路上的一种混乱和模糊。当你理解了这些，就会在临帖时学到碑阳的严谨法度，规范技法，又会学到碑阴的率性个性，艺术趣味，两者结合使作品庄重而不呆板，轻灵而不轻浮。

八、临帖上不能出问题，创作上永远都保持一种向上的状态

继承与创作，临帖就是在继承，能消化的去临，有目的、有思想的去临，临完了那就是古人的第二次创作。有点成就的那些中青年书家，为什么三年、五年就没了，他用功的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开始投稿的时候，甚至能找八百个人看，请教，好歹上了一次、两次，自己成了，再投稿时也不找人看了，然后自己的习惯手法也出来了，按自己的习惯去写，古法就少了，再写古法更少了，习惯更多了，再写古法基本上没了，全剩下自己了，然后怎么投稿也上不去了，到了明天就开始骂街了。书法界连续五年获奖的，连续五年站在创作前头的这样的人相当少，基本上是三、四年就没了，能坚持十年，创作上每次都上，这样的人极少。二十多年以来，八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创作上依然站在前列的有几个?一巴掌也不够;九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的，你能数上十个算不错了，为什么?都是在临帖上出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家，先不说艺术大师，只要是在历史上能留下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从出道开始一直到死在创作上永远都是一种向上的状态;二是他所有的创作，包括个性的张扬和他自己面貌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升华，而不是破坏了传统的模式;三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有思想的，不是玩字体的，而是玩思想玩理念的。如果要成为大师，那还是要有见地的，有身份的，在书法界、艺术界始终都是最活跃的，而且是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准大师，而且从一出道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处在艺术发展的风头浪尖上，他是风云人物，引领着创作一辈子，再加上社会地位，独到的理论，而且他的思想、理念永远在别人前头，像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陆严少、黄宾虹，哪个大师不是这样。 因此，要用规则武装头脑，要用一种信念去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训练和总结，该取的取，该舍的舍，要有目标。别人弄过的咱会了，别人没弄过的咱永远不去想，不行;你要弄出个别人没弄过的，让他老跟着你跑才行。

九、通过学习去理解法和意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原则

对米芾的临习，看米芾的这个“奉”字，从方向上，第一笔稍微往上去，第二笔往下来，第三笔又往上去，这三个笔画的运行正好是三个不同的方向，方向上互相交叉，这是笔的运动方向，那它是否就是单纯的往上或者是往下呢，还不完全是，往上的同时还有点往下阖和感觉，是裹着笔的，三个笔画都是如此，所以它把这三个运动方向里面又增加了内在的东西，总体往上还往下，总体往下还有点往上，每一笔都较着劲，就像我拉你过来，你不得不过来但还不想过来，绷着劲，这就是由笔画的限形产生的弹性，一种力度。前者往哪个方向行笔反映的是方向知识，而后者“绷或拧”的裹笔反映的是内在的一种劲，什么叫作合理，一个是把笔的方向写出来了，一是把这种劲写出来了，弹力和势写出来了，也就把意写出来了，至于长短宽窄不是主要因素。因此，这是一种技法要求，而这种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一种运动状态，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所以，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是一种活的东西，喘气的东西。如是，只要把这种笔势写出来了，怎么写都是米芾，为什么，就是它用笔和习惯、用笔的手法、曲直的控制、还有这种笔势，整个和米是一致的;而如果换一种手法，比如这个地方是夸张的，这个地方也是裹着的，这就不是米而是颜了，即便是颜，那么它与米有没有关系?只不过颜这种裹着笔的东西多，而米裹的东西少而已。颜的风格是圆转笔法、篆籀笔法多于米，而米的圆转少而且更加含蓄，他更多的是一种霹雳啪啦的折笔和切笔等，所以颜的字内含、圆润得多，而米则是劲捷和峭拔得多，因此，艺术的风格是靠笔法决定的，在某一方面稍微一夸张就成了颜了，把某一方面稍微一强化就成了米了，它是一种笔势的改变，我们应特别关注这个势字，就能把意表达出来，也就是把它的结构原则用上，又在你笔下得到一种强化。为什么我经常说跟我学书法是在学理法呢，不是说让你写得必须与它一模一样，是让你通过它去了解一些法和意的东西，然后探讨什么样的手法、什么样的动作表达出来，这不就成了技法了吗。面我们在学习真正关注的不是技法，而是关注它的理念、理法和原则，我们临帖不是拿起笔就抄，甚至于还哼着小曲，这样你能写好吗?我们所有人写字上的差距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写得特别好的人他绝对是研究它的专家，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试验、归纳，再试验、再总结，是在通过字形结构，包括笔势、字势等的研究去获得一个原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帖，而不像有些人所谓的临帖只是抄了一遍内容，其它的要素与帖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现在临帖的点不对，感觉写得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好，写得不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不好，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坏关键不在于像与不橡，而在于合不合理。

十、神采为上的关键–由动态的势去把握字的生命状态

对势的重要性，临帖不是要你临的多像，而是取其外在的态势与内在的品格，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运动状态，而且是一种生命状态。对于书法，明眼人特别注重势，也就是运动状态的把握，民间写字，一般都是看字形、结构，而从专业上讲，则不是关注其字形结构而主要是关注字势和笔势。势，主要是说一种劲或架势，一定是一种运动状态，人有某种劲或架势，它反映了人的某种心态，字有某种劲或架势则反映了这个字的神采，表象反映出一种运动状态，却告诉你一个内心的东西，同时也就给某一笔画或某一个字赋予了一种品格。这也就是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喘着气动起来，比如米芾的这个:“胜”字，左低右高，这三个竖着的笔画，不是直上直下，不是垂直而是斜一点，总体有种上蹿的感觉，而且还带着横势，只要把这个意思写出来了，字势掌握了，运动状态掌握了，就可以放开写了，怎么写都行，只要字势出来了，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米芾。米芾就是善于营造一种险势，每一个笔画都动起来，还较着劲，特别有味道。因此要通过这种字势和笔势的关注，去把握字的运动状态和生命状态，表现出特有的神采。

十一、王羲之的贡献-给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提供了一个审美空间

王羲之行书的临写，书写用的毛笔笔锋太长太硬，古人在明以前无长毫，经典的帖基本上都是在宋以前，宋以前第一无长锋，第二无羊毫。写王羲之，一是笔要硬，再就是写出来要温润、典雅，也就是含蓄劲。王羲之的主要贡献，是给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提供了一个审美空间，就是注入了一种文化气息，也就是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文化理念在里面。受限制的书写，都是一种理性的书写，都是一种有思想的书写，所以，王羲之的贡献是这个而说不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兰亭序》或是其他碑帖，他不是一门技术，它是一门理论。因此，学王羲之，首先要把握他的书法特征、书法理论、书法法则，这也是所有学书法的人你都不能绕过他的原因，不管什么情况你都要从王羲之那走走，因为你不学王羲之，最终得不到字的典雅，得不到文气。

笔

唐代文学家韩愈一篇《毛颖传》，以小说形式借笔拟人，写出文人的普遍遭遇。文中以“毛颖”为笔的拟人称号，其文曰：“秦始皇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由此，“管城”、“管城子”、“中书君”、“毛先生”等作为笔的雅号在文人中传开了。韩愈还戏称笔为诸毛。自韩愈为笔赐名后，其他文人亦效仿。因笔束毛而成，故又称毫。宋梁同翰称笔为柔毛，白居易称笔为毫锥，唐冯贽拜之为龙须友。

墨

墨出青松烟。唐朝文嵩撰《松滋侯易元光传》，以墨拟人。易水产名墨，故墨姓易。墨黑而有光者贵，故名元光。据《云仙杂记》载，墨有“青松子”、“松滋侯”、“龙香剂”、“黑松使者”、“龙宾”、“松烟督护”、“玄香太守”、“毫州诸郡平章事”、“九锡”等爵名。此外，墨还有“乌金”、“燕正言”、“组圭”、“体玄逸客”等称谓。

纸

文嵩的《好田寺楮知白传》是为纸作传封爵的。楮可制纸，色白，故名楮知白;田寺和纸音近，故爵号好田寺候。苏东坡把纸称为“麦光”，米芾称纸为“云肪”，汉代服虔称纸为“方絮”。

砚

文嵩《即墨侯石虚中传》曰：“石虚中，字居默，南越人，拜即墨侯。”“石虚中”、“居默”、“即墨侯”成了砚的拟人代称。砚还有“璧友”、“石友”、“陶泓”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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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字元白，也作元伯。北京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佛名察格多尔札布。中国书法家、画家、文物鉴赏家和鉴定家。

学习书法应该有次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不管什么学问都是这样的。但什么是次序?什么是浅，到什么程度是提高、是深?说法就很不一样了。

许多人看见古代的字是先有篆，到汉朝有隶，魏晋以后有楷、有草、有行，于是有两种误说：

一种认为凡是古代的字的风格、形体就是高的，就是雅的。后来发展的那个字就是低的、俗的，就是近的，甚至不高的、不雅的、没价值的。

有人就说学写字你必须先有根底，先学篆，篆字好看再学隶，隶学好了再学楷。我这一辈子总共才活几十年，有人一辈子篆还没写好，那是不是到临死时也没有写隶书的资格?

同是篆这一种字体，又有人给它定出来差别了，说你要学篆书，得先学某一个铜器。周朝的铜器，比如毛公鼎、散氏盘。其实在铜器里头，那个散氏盘的字是最不规范、最不规则的。那个毛公鼎字数最多，是周朝铜器里头很有价值的，问题是价值并不在字的样子，而在于它记录了许多古代的历史。

毛公鼎

我小时候有一位老先生，他专写篆隶，写得好。他自己发愤宣布，说我要临一百遍毛公鼎、散氏盘——他认为这是基础，熟悉了毛公鼎再写其他篆书就都可以通了。可后来我看见这位老先生写秦朝的秦刻石，就不如他临毛公鼎的好。可见以为临某一个帖、某一个碑作基础，就可以提高到写一切碑、一切的字，是不正确的说法。

散氏盘

比如古代篆书的石刻石鼓文，很正规，也很整齐，笔道都很匀实。但是你写石鼓文，石鼓文里的字是很有限的，石鼓文之前的字，比如《说文解字》里的九千多字，那决不是石鼓文所包括得了的。并且《说文解字》是小篆，石鼓文与《说文》中的籀书很相似，所以也不能是写了石鼓文别的就都懂得了。

篆书是这样，隶书也如此。很多人说写汉碑须先写《张迁碑》，《张迁碑》写好了，再写其他的碑就行了。而在我看来，清末专临《张迁碑》的何绍基，所临众多《张迁碑》版本中，越到后来写得越不好。为什么呢?他自己也腻了，他是自己给自己交差。

我有一个老同学，工作几年后，三十多岁又回来跟老师来学书，我也跟那个老师学。这同学每天要临几页《张迁碑》。他写的字用绳子捆了在屋角摞起来，跟书架子一般高，两大摞，临的都是《张迁碑》。我是熟人了，我把上头的拿下来看，是最近临的，我越往下翻越比上头的好，越新的越坏，因为他已经厌倦了，这样写只是为给自己交差事，并不是去研究这个碑书法的高低，笔法，结体，与这些毫不相干了。

我看过商务印书馆印的何绍基临的十种汉碑，那真有好的，可临的《史晨碑》、《礼器碑》为什么就那么便宜呢?没有人买，一大摞一大摞的。

所以有人说你临某一个碑，把这个碑写好了，打下基础，然后再临别的碑。我想这个人临这个碑还没临好呢，他脑子里已经厌烦写字了，没有兴趣了，他还能写好别的?

比如说，何绍基后来晚年写的字，那真叫不知是什么，哆里哆嗦的全都是画圈，那个时候他已经手也胀了，肿了，也没有精力再往好里写了。所以他那些个《张迁碑》的基础究竟起了正面作用还是起了反面作用，我真是很怀疑。

可见说哪一个碑、哪一个帖作基础，你这个基础会了别的都会了，这是不可能的。

这一章里我还有一点补充。就是有人对于这个字体也有说法，说是欧阳询在唐初，虞世南更早一些，颜真卿和柳公权晚一些，说你应该先学欧，再学褚，再学颜，再学柳。

这个次序是他们这几人(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生存时间的先后，我们学他们，没有法子按他们生活年代、生活年龄来学。因为我们毕竟比他们差一千多年，也不可能按这个次序去学。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柳公权玄秘塔

从前还有人说，柳字出于欧，“出于”两个字实在可怕得很。说欧阳通出于欧阳询这我信，欧阳通是欧阳询的儿子，他儿子出于父亲那是真的，说颜真卿的字、柳公权的字就出于欧阳询，他出不来，他离欧阳询远得很哪。欧阳询想要生出柳公权来，他够不着，中间差着很多年，不能欧阳询先生一个欧阳通，过了多少百年又生出一个柳公权来，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凡是这种说法，谁在先，谁在后，谁出于谁，你要先学会谁然后你才能再学谁，这种理论我觉得都是胡说八道。

青川木牍于1980年出土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木牍为墨书秦隶，笔法流畅，率意而不呆板，结体错落有致，并有篆籀遗韵，有些字形已体现篆隶之间的转化轨迹。木牍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

青川M50所出木牍，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按《史记》所记，公元前310年武王元年甘茂伐蜀，二年定相位正与此合。简十六“王命丞相”牍文中，称王而不称帝，下文“正疆畔”的“正”字又不避秦皇政之讳，故下限当在秦始皇称帝以前。据《史记·秦本记》所载，秦国在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故牍文所称“丞相戊”，其上限在公元前309年之后。再参照M50墓中出土的半两钱，则“丞相戊”应是秦相，武王之后，始皇之前，只有昭王、孝文王、庄襄王三王。孝文王在位仅一年，与牍文“二年”不合。庄襄王在位三年，然以吕不韦为相。详查史料，唯武王时期左丞相甘茂其人。而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元年)，甘茂因“击魏皮氏，未拔”，为向寿、公孙奭所谗，故亡秦奔齐了。所以，公元前307年(昭王二年)，甘茂已不再秦国，秦已相向寿，则牍文所记，只能为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

书写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早88年。它被视为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青川木牍》上的书体，与以前及当时钟鼎上所铸金文相比较，有许多差别。其特点是：减少盘曲，化繁为简，圆者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而为正方或扁形;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是竹简书写章法形式的发展。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向右方向的末笔已显露波挑之势，横势强烈。作为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青川木牍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木牍简率的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所具有的严整、匀衡对称、凝重等美感已大相径庭，展示了与金文审美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

●斗方

斗方是竖行书写的正方形的作品，是中国书画的一种式样，通常用四尺宣纸对裁两份，二尺高二尺宽，呈正方形，也可把四尺宣纸裁为八份(约1尺见方) ，称为“小品斗方”，或“斗方小品”。

书写内容一般是四行至六行。因为行列多，篇章布局时应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的大小、开合、呼应及节奏变化等。

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款字一般小于正文，要自然生动。

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上下均不能与正文平齐。

印章要小于款字，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

●三开

呈长方形，尺寸不等，是中国书画的一种式样。如用四尺宣纸分三份裁开，称四尺三开。若用五尺宣纸分三份裁开，称五尺三开。以此类推。

同是三开，尺寸大小不同，四尺三开一般为三尺画面(实际是二尺七寸，八平方市尺的三分之一)。五尺三开则是十二平方尺的三分之一，每开画面的面积为四尺。

●对幅

是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通常两幅成对悬挂。

如书法对幅，称“字对”或 “对联”。明清绘画有“画对”，是两幅大小相等的屏条，成对悬挂。也有厅堂正中挂中堂立轴画，两边分挂“字对”，或中间悬挂中常立轴书法，两侧悬挂“画对”。

●中堂

将料纸全开或比全开稍小而单独或并挂于楹联间之条幅。

中堂是竖行书写的长方形的作品。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分四尺、五尺、六尺、八尺等，其中小中堂为68CM×45CM)。

因为尺幅比较大，所以需要创作者具有熟练的技法和整体把握作品布局的能力。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要使它们之间主次有别，相应生辉。

落款切忌暄宾夺主。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数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

印章要小于款字，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盖在款字的下方，也可盖在款字左侧。

●条幅

条幅是竖行书写的长条作品，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对裁。

安排章法时，应根据书体的特点，精心构思，立意要新。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

落款要错落有致，自然生动。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

印章要小于款字，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也可盖在款字左侧。

条幅常见的格式有两种：

1、写成两行或三行的条幅：

两行的格式——左右两行均靠纸的左右两边写，中间留出较多空白。注意上下字的联系节奏，以及两行间的彼此呼应。落款通常写在第二行的末尾，位置应略高于第一行末一个字。款字可写一行或两行。

三行的格式——需注意三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穿插映带及节奏变化。落款可在末行下端，底端略高于一、二两行正文的位置;也可另行写款，款字应短于正文，上下不宜与正文平行。

2、居中写一行(少字数)的条幅：

书写内容一般为格言、警句或一句诗词等。字数较少，写时要注意字的开合及节奏变化，以求生动。

落款可分单款、双款。单款一般写在左侧中间的位置。款字内容包括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

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落双款，上款写在作品的右侧中间偏上的部分，一般写创作作品的时间，若是赠送作品，则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

●对联

两张对开条幅，分别书写上下联语者，亦称对子或楹联。

对联分为上下两联，右边的为上联，左边的为下联。上下联的尺寸可与条幅等同，也可大于或小于条幅。

对联的书写内容规定极为严格，只能是对仗的句子(上下联字数相等，平仄相对、一般字不重复出现)，包括对偶句(俗称对子)、律诗中的中间两联(颔联、颈联)。

对偶句常见的有五言、七言，也有少到三字一联，多到数十字、上百字一联的。

律诗则分为五言、七言两种。五言、七言的对联，在安排章法时，上下联应单行居中竖写。十字以上的对偶句，则宜写成双行或多行(注意书写顺序，上联从右向左，下联则从左向右。落双款，分别于上下联的未尾，款字略高于正文底端)。

上下联字的位置一般要基本平行。

处理好一联内上下字的大小、收放的变化，及上下两联间的呼应，令上下两联成为一个整体。

十字以下对联的落款分为上下款和单款两种。上下款，上款写在上联右边，下款写在下联左边。

上款一般写诗句的作者、篇名等内容，如“黄庭坚登快阁诗句”，下款则写书法者的姓名、号，以及书写地点、时间等内容，如，“丙子闲堂书于北京”。

若是赠送作品，上联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如“文英女士惠存”。

若是别人请你写的一幅作品，上联则写请你作书人的名或号，称谓外加上“嘱书”等字样。

单款一般写在下联左侧中间偏上的位置。

款字内容包括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

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

●匾额

又称横披，条幅横书装框或刻于木板，悬挂于壁上。

●条屏

以中堂、条幅等尺幅相类之料纸，写成一组作品，依诗文长短而定条屏之多少。

●扇面

尺寸如扇形，有纨扇与折扇，亦可装裱或轴成册。

这里专指折扇扇面，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由于扇面上宽下窄的形状，使得折纹与拆纹之间也是上宽下窄。这种独特的样式，就要求我们在创作时，做出恰当地安排。

扇面常见的形式有三种：

1、充分利用上端，下端不用。这种格式以每行写两字为宜，从右至左，依次安排。落款写在正文的左侧。款宜长些，款字写一行至数行不等，印章宜小于正文。

2、写少数字，利用扇面的宽度由右向左，横排书写二至四字，要收放有度，落款可写数行小字，与正文相映成趣。

3、上端依次书写，下端隔行书写，形成长短错落的格局。这样则可避免上端疏朗，而下端拥挤的情形，达到通篇的和谐美观。这种格式，先写长行，以五字左右为宜，短行以一、二字为宜。落款要精彩，一般写在正文后面，一行或数行均可。即章宜小于落款的字。

●书法传统创作样式的落款与钤印

落款源于“款识”。原本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对浇铸这一器皿原由的说明。后延用为对书画作品作者及内容的说明。

落款内容为作者姓名(包括字、号)、时间、书写内容甚至包括书写地点、环境或气候、心情等。

落款有上款、下款之分。作者姓名称为下款。书作赠送对象称为上款。

上款一般不写姓只写名字，以示亲切，如果是单名，姓名同写。在姓名下还要写上称谓，一般称“同志”、“先生”，再下面写“正之”、“正书”、“指正”或“嘱书”、“嘱正”、“雅正”、“惠存”等。上款可写在书作右上方或正文结束以后，但上款必须在下款的上方，以示尊敬。一般不与正文齐平，可略下些，字比正文小些。

在创作之前，首先要选择所书写的内容，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也可写古代或当代诗词或名句。

内容确定后可考虑书写形式，是写中堂、对联、横幅、条幅还是册页、斗方;是写大字还是小字，写几行，纸多大?还要留下落款的位置。正文内容不可齐边顶头书写，四周要留有空白。中堂、对联、条幅这些竖式书作上下留白(称天头、地头)要大于两侧。一股上空又大于下空。譬如写条幅，天头留白十厘米，地头可留白七厘米，两侧可各留白三五厘米。横幅留空左右相当，但要大于天地，天地留白均等。斗方、册页留白四周大致相同。四边留白确定后，根据字数多少及纸的大小折行或叠格子。

创作时，大字写完了换小笔写落款，落款竖写，可写两行，也可一行只写作者姓名(称穷款)。

根据留空多寡落款，可写内容出处，还可写年代，最后写姓名，“某某人书”。一般落款字小于正文的字，书体可于正文相同或带行意的楷书以示区别。最后盖章。

钤印，指盖印章。印章分朱文印和白文印两种。朱文印又称阳文，即字是凸出的，印在纸上字是红色的;白文印又称阴文，即字是凹陷的，印在纸上字是白色的。

从印章的内容来分，又有姓名印、斋号印及闲章。一般在落款人名后盖一姓名印，若嫌空还可再加盖一斋号印，不可连盖两方同一内容的姓名印。可盖一方姓印，一方名印，而往往又是一白一朱。

为了使书作上下前后呼应，往往在书作右上方再盖一起首印，又称引首印，初学者闲章印的内容可选“学海”、“求索”、“学书”等。印章的大小与书作大小及所书字体大小相关。一般大幅书作落款字大，印亦大，小幅书作落款字小，印亦小。

中国北方冬天寒冷，古代又没有暖气设备。北京紫禁城里的皇帝为了有效地保持室内温度，只好暂时放弃平日的排场，在高大宽敞的宫殿里选取向阳处搭建名叫“暖阁”的低矮小屋，在里面盘上火炕、烧上炭盆，便可舒适地“煨冬”了。

紫禁城里的暖阁很多，有一间特别有名，那就是养心殿西暖阁——“三希堂”。

宋代大儒周敦颐在其《通书》“志学”篇里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名言，告诫士人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向圣贤的标准看齐;即使是已经达到了贤、圣的高度，也还要继续进取。此乃“三希”一词的本源，也是“三希堂”一名的正解。然而，清乾隆皇帝弘历将自己冬日起居的暖阁命曰“三希”，却还有一重双关含义，即利用“希”与“稀”二字古时相通的用法，暗指这间小小暖阁中，藏有三件稀世珍宝。这便是晋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这个名字是不朽的。虽为东晋贵族，他却不慕荣利，独好笔札。当实用汉字走出“汉隶”渐成新体的演变时期，他以自己杰出的天才，用新兴的楷书及其快写体——行书与今草，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形成优美成熟的“王体”系统。这个系统经过其子王献之、其侄王珣等家族成员的长期传承与弘扬，渐为社会公认。至唐初由李世民确定为书法正宗，代代沿袭，至今不可动摇。羲之也就有了“书圣”尊号。可惜岁月迁播一千多年，人祸天灾，王氏家族传世墨迹稀如星凤。因而我们不难想象，作为狂热的书画爱好者，乾隆皇帝当年集齐“三希”之后的欣喜与骄傲。

《中秋帖》是王献之一封草书信件的“节临本”。献之真迹亦无传世者，所幸此信曾被宋人刻入《宝晋斋法帖》，名曰《十二月割至帖》，至今可睹全貌。对比可知，《中秋帖》是从《十二月割至帖》上摘字临写的，因此字句无法读通。然而临写者的书艺颇高，他熟练运用献之独创的“一笔草”法，将若干个单字一笔写成，气脉贯通，神采奕奕。对于后人领悟献之妙谛，极有参考价值。专家据纸、笔特性及书写风格推断，应为北宋大书家米芾所临写，故亦不失为至宝。

《中秋帖》是王献之一封草书信件的“节临本”。献之真迹亦无传世者，所幸此信曾被宋人刻入《宝晋斋法帖》，名曰《十二月割至帖》，至今可睹全貌。对比可知，《中秋帖》是从《十二月割至帖》上摘字临写的，因此字句无法读通。然而临写者的书艺颇高，他熟练运用献之独创的“一笔草”法，将若干个单字一笔写成，气脉贯通，神采奕奕。对于后人领悟献之妙谛，极有参考价值。专家据纸、笔特性及书写风格推断，应为北宋大书家米芾所临写，故亦不失为至宝。

从鉴赏的角度说，《伯远帖》的特殊优势，在于它非摹非临，而是王珣手书传世孤本。启功先生尝题咏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在阳光的透射下，可以看到帖字的笔画内不是“双钩填墨”的平涂，而是笔锋自然运行的顿挫使转。真正的晋代名家墨宝，唯此与陆机《平复帖》可以比肩!

总而言之，“三希”不愧是稀世之珍。乾隆帝题三希堂对联曰：“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道出了它们在历史文献与书法艺术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满清覆亡后，社会动荡，包括“三希帖”在内的内府珍藏饱受离乱之苦。

《中秋帖》与《伯远帖》被久居内廷的同治帝“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据为己有。在1924年废帝溥仪及其眷属被驱赶出宫时，老太太把它们藏在行李中带回娘家，随即出手卖给了古董收藏家郭葆昌。1937年，张伯驹先生托人与郭氏谈妥价格，却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未果。抗战胜利后，郭葆昌已病故。其子郭昭俊1949年携带二帖撤退广州，旋赴香港。1950年，他为了筹措生意资金，悍然将二帖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押期一年，月息二分，1951年11月28日到期。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出国访问途经香港，得知由于生意赔本，郭昭俊已无力赎回二帖。中国国宝两个月后即将成为外人之物!他紧急向中央作了报告。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笔长篇批示，同意由政府出资赎购二帖，并且对鉴定、付款的程序作了详密部署。王冶秋、马衡、徐森玉三位文物专家奉派南下，不辱使命。12月27日，二帖回到了久违的北京紫禁城，并于1952年1月在“伟大祖国的古代艺术”展览上与广大观众见面。新中国在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下，毅然巨资回购二帖，鲜明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为日后的文物保护工作开了个好头，影响极为深远。

据说溥仪当年搬离故宫时，曾打算携出《快雪时晴帖》，未能得逞。但这件宝贝最终也还是没有留在紫禁城中。随着上世纪30年代的“古物南迁”和40年代的“国宝迁台”两次大的藏品迁徙行动，《快雪时晴帖》与故宫博物院大批珍品一起被运到宝岛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近年来，两岸文化交流不断频繁和深入，台北故宫已经多次通过民间团体出面，借展故宫博物院等大陆博物馆的藏品。2011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的合璧展出，令人鼓舞。大家热切盼望的国宝“三希”重新聚首，何时实现?《快雪时晴帖》能否回到北京紫禁城探亲?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