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休(791-864)，字公美，唐孟州济源(今属河南省)人，曾为监察御史，唐宣宗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罢为宣武军节度使，封河东县子，赠太尉。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节度。能文，工正书。寺刹多请其题额，河南庐山亦多题铭。风格遒媚有体法，为晚唐著名书家，然存世书迹仅有《圭峰禅师碑》。

裴休《圭峰禅师碑》

董其昌《信心铭》

《信心铭》是禅宗的法典，是禅宗的不传之旨，是关于心地功夫和心地法门的开示，也是中国禅宗修学指导的原则。作者是禅宗三祖僧璨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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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行书脱胎于隶书，萌生于东汉而成形于魏晋，至东晋趋于成熟。苏东坡说：“楷如立，行如行，草如走。”张怀也说:“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行草.”行书较楷书简约、流畅，较草书易识、易学，实用。王羲之行书是行书的极至，他被称为书圣，作品《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历代行书名家辈出，行书风格多样、个性丰富。

行书分类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系：

1、二王行书，由王羲之、王献之所创，后世文人书家无不直接或间接受到王派行书体系的影响，后继者如米芾、赵孟頫等皆是大家。

2、颜行，由颜真卿所创，在传统笔法中掺入篆籀笔意，结体变背势为向势，易方为圆，代表作有《祭侄稿》、《争座位帖》等。它的出现改变了王书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后世的行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模式，从而推动行书体系风貌的变化和发展。后世书坛宗王宗颜此起彼伏，时隐时现，或互相掺杂融合。

3、魏行，清代书家将魏碑的体势和用笔化入行书中形成的一种行书。代表书家有赵之谦、何绍基等。

行书风格多样,就结字来说，各种风格的行书有其个性，又有共性，即他们的行书结字都有基本的规律可寻。其中和谐、变化是统领行书结字规律的最内在规则，以下所列的如“平正欹侧”、“疏密匀豁”等都无不源于和谐、变化的需要。学习掌握好行书基本规律，可以指导我们的欣赏、临摹、创作活动。下面我们以米芾的行书为例加以说明。

一、大小长短:

首先我们要整体把握字形的大小长短。古人说写字最怕“字如算子”，在结字方面就是避免字字大小划一，如是则毫无艺术性可言了。掌握好这一规律，能使我们在临摹、创作时对单个字的字形有整体的把握。这点是初学者临摹过程中最容易犯错的。

二、平正欹侧:

为了章法的需要，行书可以是平正的，也可以是欹侧的，但字的重心还是要保持安稳。不同风格的行书的欹侧程度不同，如米芾的行书较赵子昂的行书的欹侧程度大点。

三、减省连结:

行书与楷书另一大区别就是行书下笔收笔的连丝呼应，使得点画方向性加强，气的表现更强烈，表现在结字上，便是省简了笔画，这些连结一起的笔画组成了不同趣味性的组合，形成对比。

四、收放伸缩:

为了对比变化的需要，字的某一笔画(部分)左右收缩，突出另一笔画(部分);为了对比变化的需要，字的某一笔画(部分)上下伸展，另一笔画(部分)收缩。

五、疏密匀豁:

楷书一般是匀称布白，行书的布白较楷书的布白丰富得多，行书布白有匀有豁，有疏有密。这点也是初学者容易犯错的，容易把字写得平均分布，毫无趣味性可言。

六、开合向背:

所谓开，是指字的笔画有向外拓展的趋势;所谓合，是指字的笔画呈向内聚拢的趋势。开合又称“向背”，背者为开，向者为合。米行书中宫紧收，结字以开(背)为主，颜行书外紧内松，结字以合(向)为主。其实每位书家的结字都有开有合，或开中有合，合中有开，如此方显得生动。

七、有让有就：

字内部之间有让有就，笔画才能穿插呼应，团结一体。需要指出的是行书的让就较楷书的程度大。楷书的就还保持字内笔画的不重叠，行书的就有时会几笔相接，有重叠的部分。如“鹤”、“衢”、“终”、“秋”、“旅”等字。

八、参差错落:

类楷书结字的规律，为了忌讳字的平齐，字的各部分适度错开位置，反而重心安稳，生动有趣，从中也体验到书法家创造性的表现。如“报”、“躯”、“虹”、“鸿”是上下错位，“半岁”是左右错位。

九、凡同则变:

一字内有相同的点画要处理得不雷同，如“形”字;一字内有相同的部分也要变化，如“羽”字;有相同偏旁部首的字在一起，该偏旁部首也要有变化，如“仕倦”;在一件作品中，同一字多次出现，也要求变化，如《苕溪诗》中几个“好”字的变化。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东汉晚期碑刻，隶书。明初出土，保存完好，现陈列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碑内容为故吏韦萌等追念县令张迁的业绩。

《张迁碑》

此碑书体多为“方笔”， 棱角分明，结构严整，笔法凝练，呈现古茂朴厚，方劲雄浑的风格。笔道粗细介于二分笔与三分笔之间。波画的提按过渡不甚明显，有别于孔庙三碑的大撇重捺。

《张迁碑》字迹看似规正古拙，实则结字巧丽，临写时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注意点画之间的笔势往来，谨防古板僵木。

▼《张迁碑》集字对联

一、可以培养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通过观察、分析点、横、竖、撇、捺、折的形状特点，书写方法，形式效果等，来完成每个字的书写过程。长此以往，书写者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必定得到发展。

二、能养成细致、专注、沉着、持久的品质

正如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的，“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养成这样的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注意力，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断专行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 为什么学习书法可以使人变得细心，容易集中注意力呢?因为书法是一项十分精细的活动。要想把字写好，须得全神贯注，凝神静气，仔细观察字的结构，并要脑、眼、手相应，准确控制运笔的轻重缓急。这样久而久之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养成沉着、镇静的习惯。而学生一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品质，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乃至今后的发展都是极有益处的。

三、可以培养审美情趣

因为汉字是由线条组成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方块文字。书法实际上是以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运笔的疾缓来抒发情感和描写意境的。 在练习过程中，首先，要按正确的笔顺去写，注意笔画间呼应的规律，力求先将字写正确、规范、整洁，再是美观;进而，通过名贴欣赏和书法技能学习，逐步感受到汉字的形体美，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懂得什么是美的，怎样才能更美;最后，美感染了练习者，就会激发追求美、创造美的欲望。

四、发展健康个性，勇于创新

因为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这一领域向来都有接纳各种美的雅量，不会有人不喜欢隶书而否认隶书之美。在学着去欣赏、接纳别人心目中的美的同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取长补短来滋长你心目中的美;其次，在这一领域一直推崇创新，追求个性化的东西。 有位画家曾经说过：“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又要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打进去，是去学别人的，希望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待到打出来时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一切的创新都始于模仿。所以，书法中的临摹只是学习和继承的手段，这种继承与借鉴就是为了创新。通过临摹，我们在大脑中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材料，为今后的创作做量的铺垫。每一次创作都是由量到质的飞跃。不管这次创作成功与否，多多少少都隐蕴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从临摹到创作的过程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从模仿走向了创新。

五、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

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汉字只是一种负载信息的书面符号，其实，汉字也是一种文化，因为每一个汉字都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睿智与精髓，更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 在平时的练习中，要探究古人的造字方法，学习历代书法名家学书的故事。这样，既可激发学习兴趣，又可培养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六、起到养生的作用

不少医学家认为，书法与气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书法也能起到促进身心健康，使人精力充沛，益寿延年的作用。

练习书法与气功的“三调”非常相似：

(1)调身——姿势：写字要调整好身体的姿势。中国书法非常重视写字姿势，要求两脚平开与肩宽，松腰宽肩，含胸拔背，两手自然放平，左手按纸成弧形，右手拿笔，体态要轻松自然，有利于全身肌肉、血管、神经的放松，从而促进入静。

(2)调神——入静：练习书法，因为要聚精会神地读帖、临帖，从而调整了精神状态，使意念集中。

(3)调息——调整呼吸：练习书法时，要求呼吸自如、深长而均匀，不要屏气或有意识抑制呼吸，促进心肺功能的调节。

总之，书法能释古通今，陶冶情操，好似知识大都市中的一派田园风光，自然、质朴、宁静，给人无限的美好空间。

董其昌像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文徵明行书《悟阳子诗序》

文徵明(1470年11月28日—1559年3月28日)，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1] ，世称“文衡山”，汉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因官至翰林待诏，私谥贞献先生，故称“文待诏”、“文贞献”。为人谦和而耿介，宁王朱宸濠慕名相聘，托病不赴。正德末年以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待诏。他不事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画，旋即便致仕归乡。四方人士求诗文书画者，络绎道路。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年九十岁。有《甫田集》。

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与沈周共创“吴派”，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2] ”。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