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绢本《草书平安帖》，纵24.5厘米，横13.8厘米，共4行41字。
学界对它的摹刻年代有不同推断，综合起来有两种观点：明代王世懋和现代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认为是宋代摹本，疑为米芾所摹;明代文嘉、孙鑛、吴其贞，清代顾复、安歧则认为是唐临本。虽然确切年代暂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晚于宋代。因为著录极多、流传有序，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可知、民间流传最好的王羲之高古摹本之一。
書聖王羲之的草書《平安帖》曾在中國嘉德2010年秋拍夜場上，拍出了3.08億元的高價。
草書《平安帖》曾被乾隆帝盛譽可以媲美‘三希堂’瑰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事實上，王羲之作品流傳至今，真跡罕存于世。《平安帖》和王羲之的其他墨跡一樣，對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斷，有認為是宋摹本，也有認為米芾所摹，而更多的則鑒定為唐摹本。
完整的草书《平安帖》如今已不可得见了。幸柯九思、文征明等人的精心护持，我们还有幸见到这个墨迹(见图)，保存了它的前四行计41字，绢地极古，墨色浓黑。
由于资料有限，只能从其本身留存的信息——比如收藏印记、题跋、装裱等方面着手，并参考可以得见的资料，去考证它的流传经历，判断它摹写、割裂的大致年代。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徐邦达先生见到此帖后，就曾作过研究并撰有专文，他说：“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其文征明、王谷祥、彭年、胡汝嘉诸跋和文氏以来诸家鉴藏印记则都真。”“其勾摹水平，大略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
明中叶，此卷被文征明发现。嘉靖二十年，文氏父子将之刻入他家的《停云馆法帖》中。在今传明拓十二卷本该帖中，《平安帖》刻于第四卷，前刻隶书标题：“唐人真迹卷第四”，后有“嘉靖二十年夏六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这样的题记。文征明父子都是摹帖的专家，从墨本到入石，《停云馆法帖》中的草书《平安帖》与现今我们见到的墨本原件几乎没有走样，宋花绫前隔水米体签题“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平安帖”14字小行书亦同样刻得十分肖似。
停云馆摹刻此帖12年之后，84岁的文征明在本帖(贝覃)尾用隶书书写了长跋。对这个当年刻入“唐人真迹”卷第四的《平安帖》，这时他有了新的看法，认定为“真迹”。尽管他的儿子文嘉曾间接否定了父亲的意见，文征明却至老都没见改变。
这个“嘉靖癸丑五月望日装毕识其后”的文征明题跋可以证明，至少在这一年，绢本草书《平安帖》已成了文征明的藏品。之后，在万历、崇祯年间，此卷又多次易手，先入朱忠僖所，后被古董商持去王世懋家，索价高至“六十千”。
此帖在明末终于进入另一位收藏家之手，吴其贞《书画记》如此记道：“王右军《平安帖》一卷，精彩甚佳，书在硬黄纸上，是为唐人廓填。上有柯九思图书，系刻入《停云馆》中者……观于溪南吴琮生家……”吴其贞在歙县吴氏见到《平安帖》的时间汪世清考为“崇祯四年四月四日”。这是此帖的又一次归宿。
之后，此卷分别为清代收藏家曹溶、李宗孔、梁清标收得。梁氏的鉴赏眼力及收藏之富当时甲于天下，他在本卷拖尾钤有藏印二方：“蕉林梁氏书画之印”、“棠邨审定”。物聚于所好，亦是《平安帖》的大幸!
梁清标死后，他的收藏大多被收入内宫，《平安帖》亦随之成了皇家藏品。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乾隆在黄绢后隔水上为此帖做了释文，又在后面的副隔水上大书“可亚时晴帖”数字。《快雪时晴帖》是乾隆最为欣赏的“希世珍”，他对《平安帖》的五字断语，透露了此帖在他心中的分量。随后，它被编入《石渠宝笈·续编》。何时佚出宫外，暂不可确指，但从其上所钤玺印看，应是嘉庆以后了。
从上述流传经历可以得知，《平安帖》至少自元代开始就一直辗转在柯九思等有实力有眼力的名鉴藏家之手，一方面证明了它自身的魅力与价值，另一方面也透露了这一古帖之所以能历尽沧桑而保存完好的主要原因——传承有绪，庋藏精当，这是《平安帖》的幸运。
古帖的书写、勾摹年代常常是鉴家、学者、爱好者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历史情况复杂，在它们流传过程中难免会落入好事者及奸商之手，被动了手脚，给原来的研究造成困惑和误导。《平安帖》上的几方宋代皇家玺印就是如此。
瑕不掩瑜，历史上有眼光的鉴定家并没有因为这几方印而否定此帖，而仍能从此帖的书风、勾摹水平及绢素气色、收传印记等方面来考察论定它自身的艺术、历史价值。他们对此帖的年代判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认为是王羲之真迹的有文徵明、乾隆;认为唐临的最多，有文嘉、孙鑛、吴其贞、顾复、安岐等人;认为是宋摹本的有徐邦达、王世懋。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还没有别的证据可以确断《平安帖》的年代，但综上所述，它绝不晚于宋代则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