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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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竹林七贤》
还要从他说起………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来说，也是如此。景元四年（263 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
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
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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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名士放歌须纵酒。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音，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抑扬顿挫似戈矛纵横。
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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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能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
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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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洛阳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褒衣博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
史载，山涛饮酒至八斗方 醉， 阮 籍 喝 酒 可 以 大 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来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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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冯承素摹本《兰亭序》（局部）
为什么魏晋时饮酒之风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正始元年（240 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249 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之机，起兵政变，并控制了京都。
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满仓说：一些知识分子有意避开复杂的政治斗争，去竹林寻找一方净土韬光养晦。
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
嵇康为曹魏宗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七贤的出身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可以稍稍遮蔽腥风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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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上除了七贤以外，还多了一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荣启期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都是原来中原地区传统的儒学和礼教，非常崇尚玄学和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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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石拓片《竹林七贤》上除了七贤以外，还多了一人，左为荣启期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
士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世卿家族中有了不世袭的家臣，这是最初的士的来源之一。随着春秋时期卿大夫势力的崛起与壮大，养士之风大盛。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可任中下级官吏。
士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他们或纵横捭阖，游说诸侯；或授徒立说，影响后世；或避实就虚，出奇制胜；或舍生取义，刺杀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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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士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士开始成为独立的知识群体，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士大夫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批评时政。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清议之风。孔融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破坏纲纪，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建安十三年（208 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
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
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
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
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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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赋图卷 顾恺之 晋代 (宋摹)
出身上等世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禀性的同异离合问题，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最后，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就转身急急忙忙跑了。
此时，司马氏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轹王室。尽管如此，“性直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
据《晋书》记载，嵇康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便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
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抡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鹘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 , 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评价：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提高。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断定，当时的名士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高度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作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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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复帖》
嵇康认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这个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
招安名士。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他们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景元二年（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氏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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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嵇康这一口号等于是明确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决裂。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周公是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在嵇康看来，都是不对的。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所宣扬的东西挑战：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的意图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
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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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这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
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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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分析：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他只能忠于一个政权，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安徽石弓山。
他的溘然离世让整个士人阶层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
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威势，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
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竹林时期的玄学名士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树立了不向淫威低头的典范，所以嵇康人格魅力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与后来那些假名士，那种假放达、真纵欲的人完全不一样，后者不是心里有痛苦，而是完全麻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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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赵喦《八达春游图》
最典型者是西晋末期八个旷达不羁之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内，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一日，其中一个人来晚了，被关在门外，守门者不让他进，他便在门外脱光衣服，从狗洞中探出头来，狂吠不止。
然而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早已时过境迁，这些名士的狂放早已没有了竹林七贤的精神和境界，只是徒具皮毛的东施效颦而已。
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西晋后期，这些情况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区分不开，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变成第一要务，导致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
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于是形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但如果以前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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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孟蜀宫伎图》，俗称”四美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
魏晋风度：崩溃边缘的形骸放浪
1、饮药、纵酒与长啸
魏晋风度，是反道德反伦理反社会的文人风度。在具体行为上，一是麻醉式的狂欢：食用寒食散，而达到身体精神上的畅快和狂欢。吃药是魏晋名士何晏吃开头的。『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大致和现代吸毒差不多，损害身体的同事，达到精神肉体的高度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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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个人行为举止的放荡不羁。纵酒，典型如刘伶。喝完酒赤身裸体『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还有不可思议的学驴叫、长啸。阮籍游苏门山，在山上遇到一个隐士，『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適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
2、一种被死亡逼出来的风度
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张三夕：魏晋风度何为》
从永初元年一直到汉献帝时期，各式灾害就像恶魔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中。连年的瘟疫，就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党锢之祸，一批批爱国士人，转瞬成为刀下鬼。曹操行法术，对儒家士族更是大开杀戒，孔融、许攸、杨修、娄圭、崔琰……曹丕在写给好友吴质的信中，哀叹”建安七子”中须臾之间便死去了徐干、陈琳、应场、刘桢等人，叫他『痛不可言』。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如果说魏晋文人，外在放荡背后是什么。那对死亡的恐惧麻木，一定远大于毅然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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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风度的缘起：士大夫思想的大崩溃
1、思想大崩溃：群雄割据，灾异频发，人们不再相信天人感应，君权天授。士大夫不同于市井百姓，思想理念是关乎生死的大事。秦始皇虽然集权大一统，但是在理论层面，没有阐释皇权的合法性。为什么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什么天下臣民都要效忠于皇帝？如果不能向天下子民合理解释这个问题，那造反，永远合乎情理。
在这方面，儒学大师董仲舒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一方面，把上天拟人化，看似是告诫君王，要行德政，才能避灾害。
另一方面更可怕的，是借用天人理论，肯定了君权的合法性：君王是上天的代言人；苍天高高在上，而皇权，同样也是权威不可侵犯。
两汉的《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就是这样背景下，经典的思想著作或许现代人不可理解，士大夫为何要相信玄乎的上天和君权。
汉末的士大夫，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景。天人感应的理论说，灾异和帝王德政有密切关系。但在东汉屡屡的灾异之下，帝王软弱无力，毫无办法！再者，东汉末年，连续的党锢之乱，士大夫受到大规模政治清洗；董卓乱京之后，以曹操为代表的名法之流，又是铁血屠戮士大夫名流。在一个崇尚法术悍斗的年度，传统的儒家伦理，还有谁人怜惜？！
士大夫们，就是在这样大悲剧面前，陷入了集体的崩溃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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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的重建：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
什么是越名教？就是打破两汉时期建立的三纲五常，君权天授；
什么是任自然？就是放弃外在功名追求，以庄周道家理论，对自己人格精神进行塑造。
很显然，在魏晋乱世之中，传统儒家思想急剧没落，而道法自然，注重自我人格的道家，更能给受伤的士大夫阶层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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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思想否定了，治国梦想幻灭了！士大夫们通过酗酒、嗑药，向社会对抗，向那个崩溃的年代叫嚣！
当然，玄学的兴起只是动乱时代产物。替代玄学而来，发展了内圣外王、三教互补，以及更为深刻的理学思想，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