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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法学习需要时间的保证。虽然书法讲究悟性、天赋,这些先天的东西其实个人都差不了多少,最终还是落实到比耐心,比时间的投入上。耐心就是要做好长时间默默无闻的准备,深刻领会书法的精神,要对书法有感觉,或者说要“来电”。这个需要很多时间的投入,去不断的领会的。

2、学书法要深入传统,只有深入传统,真正领会了传统的精神,才会深切爱上书法。传统对于当代来说,不是枯涸的,它的资源仍然新鲜、活泼。对于传统的挖掘程度和理解的不同,可以开出不同的书法走向。

3、清代的碑学运动,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在帖学系统之外建立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审美世界。其实,碑学虽然讲究奇趣、古趣,他们的格调和品质仍然是在传统之中的,可以说仍然符合传统文人书法的审美的。我们看清末民初的碑学大家,如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等等,他们的书法突破了传统帖学,但是格调和品质仍然依归传统。我相信,书法同绘画一样,绘画强调所描绘对象的品格的塑造。比如说画松,就要具备松的品格。这个都是客观的对象所具有的基本品质。书法也是一样,我们写的汉字,每个字也都具有基本的品质,书法也是要把这种品质展现出来。而现代的一些学碑的书法家,认为奇趣就是变形,于是书法的取法对象走向民间化便成了众向所趋。这种对形式感的过分强调,其实是完全损害了书法的核心精神,即现代的书法丢掉了格调和品质。

2陈忠康临《得示帖》

4、书法的正脉乃是魏晋以来到明清书法名家构成的巨大的谱系,就是帖学系统,包括帖学的笔法以及帖学所崇尚的审美价值,即格调和品质。但是帖学在宋以后为什么衰弱了呢?具体原因有很多。

其一:范本的差异性太大。刻帖的流行一方面扩大书法群体,而一方面也引起了诸多误会和混乱。刻帖的不断翻刻,离原本会越来越远,后人学刻帖,难免有雾里看花的遗憾。这个是资料的限制,而我们现在的信息时代,完全可以突破古人资料匮乏的尴尬局面,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学书法的有利条件。

其二:宋以后楷书的意识太强,可以说深刻影响了行草书的创作和审美。从唐代开始,中国的文字就在走规范化道路,这个大概和印刷术有关系。唐之前,文本的流传都是靠手工抄写来完成,对于每个阅读者来说,每一个文字都是新鲜的、不同的。但是在唐以后,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了美术字在印刷行业的大量运用。

美术字就是规范字,如宋体,虽然刻工的不同会让规范字有所差异,但是总体来说,规范字确立了一个标准的书体形式。对于阅读者来说,天天接触的就是这些一模一样的标准形式,这种规范字的阅读,深刻影响了书法家对于书法创作的理解。这些规范的字体会逐渐在阅读者的心里造成一种心理定势——字的某种写法就是完美的,字的笔画安排符合某种规范就是完美的,等等等等。而这些心理定势在魏晋人那里根本没有。魏晋时代的书法远绍汉代。汉代到魏晋这几百年中,成熟的书体不是楷书,而是草书。也就是说,魏晋人学书法,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草书系统,而不是如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唐楷系统。这样差距就出来了。草书对于楷书来说,更加自由开放,从草书化到行书,行书必定具有草书的品格。所谓古法,就是一套从草书中化出来的笔法系统。而宋以后,学书先学楷书的做法成了书法的常识,也可以说是偏见。我们一开始就被灌输规范化的审美。这种审美的最终结果就是馆阁体的出现。明清的帖学笼罩在馆阁体的阴影之下,奄奄一息。帖学的最后一位大家就是明代的董其昌。但是,我们看到董的书法结构平正(正是楷书影响的结果),笔法单调。唯一出色的就是墨法和格调。而到了清代,更没有帖学大家。对于我们来说,困难也许更大。我们面对的是极其规范的阅读文字,同时离魏晋时代有千年的距离。这些都给我们领会古法造成了困难。

5、那么如何领会古法呢?最重要的是资料一定要丰富。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比如说,学习唐楷,必须废除清代对唐楷的歪曲。我们可以参看日本流传下来的诸多书法作品。比如说日本空海和尚的作品中更多的保留了颜真卿的笔法;在嵯峨天皇的书迹中,我们看到了经典的欧阳询笔法,比欧书《千字文》要活泼的多、精彩的多。这些书迹对于我们理解唐人的笔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又比如说《兰亭序》,冯承素的摹本现在流传最广,大家对《兰亭序》的误解也最深。冯的摹本解体固然潇洒,但是毕竟是钩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露锋太多,显得尖刻和做作。有些笔画明显是违反运笔规律的,是假的笔画。学习《兰亭》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很麻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禇遂良、虞世南的临本远比冯摹本和定武本重要。尤其是禇遂良的临本,值得好好研究。因为它是书写的结果,保留了更多唐人的笔法。虽然结构风神不如冯本潇洒,但是线条更真实。

3陈忠康临《祭侄文稿》局部

6、学书法一定要占有丰富的资料,可以互相比勘。我们占据的资料多于古人,这个是我们时代的优势。但是,我们的资料更多的是印刷品,于是问题又来了。印刷品说到底还是二手资料,虽然比刻帖要好的多,但是对于理解古人书法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要看真迹,这个非常重要。多比勘资料,多观摩真迹,我们就能发现原来被我们深刻误解的东西。比如说《伯远帖》,我们看印刷品觉得非常精彩。但是上次我去上博参观的时候,发现《伯远帖》的线条居然这么软弱,这个让我很吃惊。

7、接下来讲书法学习问题。要学好书法需要全面的训练,最基本的就是技巧的训练和积累。技巧说到底就是练笔性。这个需要手的灵活性和控制笔锋的能力。所谓全面的技巧训练,就是要拓宽手的敏感度。书法经过历史的积累,技巧非常多。但是真正能被书法家吸收和运用的也不过十多种。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要扩大技巧训练的范围,不要局限于几种技巧的训练。广泛的接触、涉猎,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技巧。而真正丰富的技巧在二王的书法体系中得到最全面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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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五种书体各有各的技巧要求,或多或少。论技巧的变化、复杂和难度,行草的技巧要求更多,也更难。但这个不是说技法相对简单的篆、隶、楷不重要。相反,这些静态书法的研习对于我们掌握动态书法(行、草)有着重要的意义。林散之先生是当代草书大家,他成功的基础是隶书。老先生每天悬腕写隶书,慢悠悠的。这种对笔的控制力和稳定性的学习对他的草书影响巨大。而相反,我们看到现代的一些书家,专好写草书,线条打滑,留不住笔,明显是静态书法的功力不够。所以说,技巧的训练要全面。五种书体的学习可以同时展开。即把静态书法和动态书法的学习结合起来。学会每种书体用不同的状态书写。美院那边还有一种方法,同样的一个内容,用同一种书体,尝试用不同的状态来表达,这种训练难度更高,但也更有效。

9、技巧和人文。记得前几年,国美和南艺的书法教学有过争论。在国美一方,讲究完全解剖技巧,“逼真模仿”,这种精微训练见效快。而南艺讲究长远的修为,见效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可以结合两种学习的方法。首先,学习书法一定要学会运用理性剖析作品。国美的方法很适合。其次要对书法作品保持新鲜感。如果一件书法作品换不起你的感觉,一是作品肯定没有深度,二是你自己缺少深度。比如对于二王尺牍,需要经常产生新意,就是新鲜感,才能不断深入。王字可以说大有文章可做。最后,当技巧掌握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加强人文、品格等等方面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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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学书法对于整个书法史发展脉络要有清晰的把握。我们之所以说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就是因为书写在那个时候保持了最自由、最本真的状态。前面说过,印刷术带来的美术规范字对宋以后的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晋、唐时代,书法家的书写思维和现代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学传统,尤其是学宋以前的书法,就是要打破自己对文字的“意象”,就是说要突破深藏在自己潜意识中的规范的美术字审美定势。如果我们带着这种潜意识去欣赏晋、唐人的作品,会发现很多奇怪的地方,也就是说超出了我们想象之外。这些奇怪的地方对于古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对我们来说却是不可理解的。原因就是我们被固定的规范框住了。学习传统,尤其是学习宋以前的传统,说到底就是要打破原来的思路、规范(打破单一的美术字结构),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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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逼真临摹”非常重要,就是要达到伪造的地步。很多人以为临摹只要抓住大概,他们自称是书法的“气韵”、“神”等等。其实,所有的气韵神采都是建立在笔墨的基础上的。如果笔墨无法达到或者接近古人,大谈“遗形取神”等等都是空洞无物的。所以,在临摹的开始,要无条件的服从古人。要抓住古代作品中丰富多彩的差异性来临摹。比如说,对于一些奇异的结构,很多人会认为是偶然的效果,不必在意。其实这些偶然也透露了一种必然。我建议都要临,临的越像越好。也许一开始觉得很难,难就对了,那是因为我们日常的规矩、定势在作怪。我们总是想把古人的作品在临摹中套入自己的规范体系中。这样就麻烦了。你越是重复,规范就越牢固。到最后,临摹只是加深了自己的偏见,而没有突破。精细临摹古人作品就是要突破我们被美术字深刻影响的规范意识。

12、二王的书法体系笔墨要素更完善。从中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说二王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是有道理的。深刻理解了二王,再学其以后的东西,会有“一览众山小”的畅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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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要掌握“八面出锋”的运笔方法,就是要加强用笔的丰富性、灵活性。切忌笔锋偏在一边,这样字容易薄;也要忌讳把笔当作刷子一样使用,那会让线条变得单调乏味。

作者:陈忠康,1968年生于浙江永嘉。1991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专业。曾工作于温州博物馆、温州师范学院。2005年始在中央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现工作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行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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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兼擅的问题,许多书家更多地是在关注其形式上的差别,没有探明内在的笔法、体势的贯通性,这也是五体兼擅难度体现的另一方面,赵子昂的“用笔千古不易”,各种书体内在有很紧密的联系,特别在用笔上。用笔变化其实都是很表面化的东西。比如隶书的蚕头雁尾,是隶书变为一种规范化书体的时候人们赋予它后期的一种特点。我们现在看隶书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表面的现象。其实它内在的普通点画跟篆书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不写篆书就学习隶书,就容易写得很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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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诸体兼擅”是很难的。把一种书体创作好跟  “五体兼擅”是有内在关联的。从甲骨文开始,中国书法几千年间的前后演变都是有关联的。每一种书体最基本的笔法包括构成都有关联,如果都局限在某一种书体里,眼界不会太宽。在眼界不宽的情况下,要想提高、突破,这本身也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且非常困难。但是,多关注、多研究一下其他书体肯定比专注一两种书体更有裨益。在一种书体上既深入传统,又有新意、有个性,这已经很难了。再对其他各种书体分别下功夫,再把它们统一融合成一种比较统一的风格,这确实很难,能做到的确实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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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启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写楷书不懂草书的话,楷书是不可能真正写得好的。”但是我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把楷书当作草书、行书的基础,是有问题的。以前的观念认为先出现楷书,后出现行书、草书,这本身是不对的,草书的出现是很早的。我们现在看西汉的草书已经比较成熟了。从书法史上看,楷书是最后形成的一种书体,它是把草书、行书规范化的一种结果。所以把楷书当作基础,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当然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魏启后说的“不写草书,楷书也写不好”,从另外的角度说有﹂些道理。楷书往往容易写成过于规范、死板、了无生气的东西,跟印刷体差不多,这样的楷书就没有艺术性可言了。但是楷书生动的东西从哪来呢,.可能几种书体里草书是最生动、活泼的。从这点来说,魏启后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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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唐、宋,包括元、明这几个朝代,他们的隶书基本上都是脱离了篆书的隶书,隶书那种根本的特征反而少了,表面的夸张多了,我认为这是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误区,变成了一种外在的东西。再比如,篆书和草书表面上离得好像很远,但像八大山人那样的草书,就属于充分地运用篆书的线条,基本上没有两头起笔收笔的修饰,而是自始至终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等粗细的篆书的那种线条在游走,并且草书使转的弧线本身也具备这些特征。因此说八大山人是绝顶聪明的,草书是最动态的一种书体,但反过来跟篆书衔接融合以后,给人的感觉又特别静,这非常非常高妙。因此,不同书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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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949年—1976年任总理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2▲周恩来书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3▲周总理书法代表作: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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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1976年—1980年任总理

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交城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5▲华国锋题字

6▲华国锋颜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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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1980年—1987年任总理

赵紫阳,1919年10月生于河南省滑县,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8▲赵紫阳题字

9▲赵紫阳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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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1987年—1998年任总理

李鹏,男,汉族,1928年10月生,祖籍四川成都,生于上海。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参加工作,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任国务院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1▲李鹏题词

12▲李鹏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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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1998年—2003年任总理

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任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总理。

14▲朱镕基书法

15▲朱镕基书法

16▲朱镕基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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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2003年3月-2013年总理

温家宝,男,汉族,1942年9月生,天津市人,196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曾任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

18▲温家宝题词

19▲温家宝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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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2013年3月-至今

李克强,男,汉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21▲李克强硬笔字

微信图片_20170523152221▲李克强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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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书画市场可谓热闹非凡,展览更是遍地开花、五花八门,各种名义、各种性质的展览都有,看多了、听多了,难免发腻。也不禁要问,展览的数量多,就代表书画市场的真正繁荣吗?

当下书画市场可谓热闹非凡,展览更是遍地开花、五花八门,各种名义、各种性质的展览都有,看多了、听多了,难免发腻。也不禁要问,展览的数量多,就代表书画市场的真正繁荣吗?

未必如此。我们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表面的热闹上,却忽略了书画这门艺术本身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被社会和大众所真正接受的现实情况。我们发现很多展览只开幕式热闹,开幕式结束后,展厅则冷冷清清,观者寥寥无几。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也是一幅极具讽刺性的画面。所谓的热闹非凡,所谓的遍地开花,更多是一种假象,并非真正的热闹和受欢迎。这反映了当下书画市场的虚假、泡沫和浮躁,尤其是书画家整体躁动的普遍状况。也说明了当下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展览,展览过剩的现象不容小觑!

其实,真正的大家,像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等,包括国外的一些近现代著名画家,他们一生其实并未举办过很多展览。他们对展览特别谨慎、慎重,从不轻易、随便举办。老一辈艺术家身上那种对艺术,对作品本身的要求一直都比较严谨严肃。正如清代袁枚诗里所写道的,“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心始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作品必须经过反复修改后,才能拿出来展示、发表。由此可见古人对待事情也有着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

反观当下,很多书画家一年要举办很多展览,甚至十几个、几十个的都大有人在,俨然成了“展览专业户”。试想,如果一个书画家,把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举办展览的事情上,哪还会认认真真沉浸在书画本身的研究和创作上?办过展览的人都清楚,举办一次像样的展览并非易事,既费心思,又耗精力,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等,单是准备作品就要花去大量时间,此外还要操办或过问策划、宣传等一系列相关事宜,这些忙下来,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自己真正安静下来。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展览的作品不一定是新作,有可能是以前的作品,可以拿过来直接展示。即便这样,也依然能够断定,这样的书画家其内心依然是浮躁的,也并未把精力和心思真正放在书画本身。展览的是旧作,这显然也是对观众、对藏家的不尊重。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能够沉静下来专心创作的,他甚至有意回避所谓的热闹、吵杂,而不是频繁地、泛滥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参加各种类型的活动等。书画家不是演员、交际花,不需要跑场子、赶场子,到处抛头露面,而是要给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放在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上。

——(作者:王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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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技术“镂象于木,印之素纸”,它是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是古代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木版水印技术就已相当成熟;宋元时期,用木版水印作书籍插图极为流行,明代更盛极一时,豆版和拱花等复杂套版叠印工艺被广泛采用。

朵云轩自1900年创立之日起就传承了木版水印这一古老技艺,历经百余年的制作、研究和拓展,已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印刷的再创造艺术。在江南温暖湿润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受“海派文化”的滋养,朵云轩木版水印形成了用料考究精致典雅秀润的风格特征,与荣宝斋比肩成为“南朵北荣”两大流派,其几可以假乱真的木版水印作品为后人学习、欣赏和收藏历代名画佳作提供了机会,堪称印刷史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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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轩木版水印』

“镂象于木,印之素纸”的木版水印艺术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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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轩自光绪二十六年创立之时起,就传承了木版水印这一传统技艺。一百一十五年的薪火相传,朵云轩已经将木版水印技艺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以简单的工具、复杂的技艺,通过“勾描”“雕版”“水印”三道纯手工工艺程序,就能将中国书画作品的笔情墨韵原汁原味再现出来,达到“乱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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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轩印制出大量的木版水印画,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被誉为东方的艺术明珠,为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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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绝活』

木版水印这种纯手工印刷工艺有勾(分版)、刻(制版)、印(印刷)等基本工艺程序和刻、剔、掸、描等特殊技巧,它以笔、刀、刷子、耙子、国画颜料、水等材料为基础工具,以追求复原传统书画的艺术形态、笔墨、神采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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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 描

首先要“分色”。将透明的薄胶版铺在画稿上,然后技师根据画稿上的色调层次划分若干套版(如《韩熙载夜宴图》,分版多达1667套),再按照原画稿勾描。

在薄胶版上勾描好之后,将极薄的雁皮纸覆在胶版上,再描。完成后,反复检查笔触、神韵,同原作无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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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板

把勾在雁皮纸上的画样粘在木板上,进行雕刻。除了要根据墨线雕刻外,还要反复参看原作,细心领会,持刀如笔,才能把原作的精神和笔法传达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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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各块分版刻成后,将纸张与木版的位置固定好,着水溶墨色,逐版印刷衔接,套印成画。而印刷使用的纸(或绢)、墨、色等材料,则和原作材料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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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重生』

木版水印后来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用途:复印国画。国画水墨色彩的浓淡变化,从画家笔下流泻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气质。一幅名作画成,要想得到第二幅一模一样的,甚至连画家本人都难以做到。但木版水印的师傅们通过勾、刻、印三位一体,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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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难以辨别真迹的艺术作品

可以说,每一位师傅,都是一位艺术家。无怪乎郑振铎先生在目睹木版水印的全程之后,赞叹其“意近经营,有逾画家,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这样的印制,既比临摹精准,又比机器传神,对水墨国画精品的传世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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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与朵云轩达成合作,将开发收藏级仿古名笺,上线倒计时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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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出自陈传席。陈传席,1950年生于山东,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导,兼任中国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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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的字歪门邪道,非常恶心。吴冠中写的字根本就不叫书法,歪门邪道,非常恶心,是外行胡搞。混淆书法与绘画的界限,中国书法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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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西方色彩下过功夫,对于世界惟一的中国书法,下过功夫吗?没下过功夫怎么行呢?没有功力怎么行呢?就想成为一代书法家,开一代风气,异想天开只能成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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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的字只能让想赚钱的人高兴,让艺术界的人感觉悲哀。艺术要美,最基本的东西不能没有。这个艺术,就好像人之称之为人,狗之称之为狗,是有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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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界限,最早没有,后来有了。有了界限就不能乱来,因为有界限是对的。绘画、书法都有自己最基本的东西,基本东西是不能破坏的。就像说,一个教授不像个教授,是他属于教授的基本的东西缺了;说这个人不是人,那是他基本的东西——道德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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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1919—2010),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小鸟天堂》《黄山松》《鲁迅的故乡》等。个人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缘》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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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齐白石在自述中曾这样说。

一般人都知道齐白石是一位诗书画印皆长的大画家,然而他从砍柴牧牛到学做木匠、从雕花匠到画匠再到诗画篆刻渐渐成名的人生经历,则更令人称道和惊奇。

画里常念故乡情

1《万竹山居》

齐白石曾在自述中这样描绘家乡:“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树。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脚下。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里地,风景好得很。”画中描绘的两间农舍,门前屋后竹林掩映,屋前是一泓清流,好似神奇的星斗塘;屋后遥见巍峨的群峰、屹立的山石,好似风景秀美的紫云山。这既是一件齐白石怀念家乡的忆旧之作,也似乎是画家心中的乌托邦。

对于家乡的思念是齐白石艺术的一个主题。《上学图》中一老一少、爷爷送孙儿上学的场景,恰是齐白石对儿时上学念书的回忆。他画大公鸡、花猫,也画瓜果桃李、草虫鱼虾。蜻蜓的翅膀在他的笔下透着微光,蝗虫在他的线条勾勒下飞腾跳跃,甚至画面上指甲盖般大的一只苍蝇在他的墨色晕染里都似乎“嗡嗡嗡”地扑棱着翅膀。

对于自己的穷苦出身和木匠身份,齐白石成名后从不隐讳,恰恰相反,他常常以“鲁班门下”“木人”等名号自居。从“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等印章中,可见齐白石不忘出身的本色。

门人知己即恩人

2《寻旧图》

“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寻旧图》上这一句肺腑之言,是白石老人写给谁的呢?齐白石一生极少作自画像,而《寻旧图》就是其中之一。齐白石画这件作品并不是为了画他自己,而是对于友人徐悲鸿以及旧事的回忆。齐白石与徐悲鸿有约25年的友谊,两位艺术家相识于徐悲鸿去北京赴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1928年,徐悲鸿三顾茅庐请齐白石任教于学院,《寻旧图》这件作品中的题跋就记述了这件事情的始末。齐白石与徐悲鸿两人的忘年交是画坛上的一段佳话,怪不得在徐悲鸿南下以后,齐白石思念徐悲鸿日切,并画下此作,道尽对徐悲鸿的思念。

1917年的《墨梅》作品,新枝老干交错相生,花朵花苞交叠相映,苍郁秀美。这幅齐白石梅花中的佳作,记录了齐白石与陈师曾(又名衡恪)的一段艺坛佳话。画面上有“心逃尘境如方外,里裹清香在客中,酒后尝为尽情语,何须趋步尹和翁。衡恪率题”的题跋,在此,陈师曾鼓励齐白石突破旧法,自创新格。1922年,陈师曾将齐白石的绘画作品介绍到日本,从此,齐白石开始蜚声海内外。

此次展出的齐白石作品中,有“门人知己即恩人”“知己有恩”等篆刻作品。其中“知己有恩”印章边款记述“予有知己二三人,其恩高厚,刻石记之”。正如印中所言,齐白石格外珍视与朋友之间的情意,对于知己友人的帮助更是铭记于心。

3何要浮名

卖画莫论友与情

“何要浮名”,是齐白石晚年自刻的一枚印章。清醒认识自我,始终保持勤奋,是齐白石艺术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此次展览作品《南瓜》的题跋中写道:“昨日大风,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足之,不教一日闲过也。”他宛如在书斋、纸面上耕作的农夫,朝作夜息,日复一日。

在湘潭当地小有画名之后,齐白石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勇敢地走出家门,历时十年完成了“五出五归”。齐白石根据远游期间的写生画稿整理创作的《借山图》已与当时盛行的“四王”风格迥然不同,大自然中的气象万千使以前足不出户的齐白石摆脱了以往临摹成法的羁绊,不仅开阔了眼界胸襟,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感悟。

4《南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的有些作品比较有趣,体现了齐白石作画的不易,也表现了他的性格特点。比如《藤萝》一画的题款中说:“多难多忧尚惜生,草间一粥苦经营。诸君得画求低价,且带萍翁享太平。余画有价,有欲短减者,因作此诗贴于坐右。”他还有《自书润例》:“扇面:大者三十元,中者二十五元。红色:重用十元,少用五元。刻印:朱文廿元,白文十五元。以上每元加一角。出门之画回头加印,加字不答应。三十七年十月,本主人。”另一幅《行书庚午直白》里更是明白地说:“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可见其对攀交情索画等行为的不胜其烦。

5《借山图之一白蕉书屋》

“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从事于画。”这段话道出齐白石一生恪守的人生观与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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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问,就是对问题说得出道理,有自己的想法。
想法似乎人人都是有的,但又等于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头脑杂乱无章,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等于没有想法。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学问,走上现在这条路,只是因为我喜欢提问题。大约从十四岁开始,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从一个问题转入另一个问题,一直想如何解答,解答不完就欲罢不能,就一路走了下来。
提得出问题,然后想要解决它,这大概是做学问的起点吧。

以下分八层来说明我走的一条路:

第一层境界:形成主见
用心想一个问题,便会对这个问题有主见,形成自己的判断。
说是主见,称之为偏见亦可。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的,但即使浅薄,也终究是你自己的意见。
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很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自成一派,其他人不行,就是因为其他人连浅薄的哲学都没有。

第二层境界: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
有主见,才有你自己;有自己,才有旁人,才会发觉前后左右都是与我意见不同的人。
这时候,你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第二步地用心思。
面对各种问题,你自己说不出道理,不甘心随便跟着人家说,也不敢轻易自信,这时你就走上求学问的正确道路了。

第三层境界:融汇贯通
从此以后,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你不会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道加以注意。
你看到与自己想法相同的,感到亲切;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同的,感到隔膜。有不同,就非求解决不可;有隔膜,就非求了解不可。于是,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慢慢融汇到你自己。
你最初的一点主见,成为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从这点萌芽,你才可以吸收养料,才可以向上生枝发叶,向下入土生根。待得上边枝叶扶疏,下边根深蒂固,学问便成了。
这是读书唯一正确的方法,不然读书也没用处。会读书的人说话时,说他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不旁征博引;反之,引书越多的人越不会读书。

第四层境界:知不足
用心之后,就知道要虚心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
学问的进步,不单是见解有进步,还表现在你的心思头脑锻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锻炼得谦虚了。
心虚思密是求学的必要条件。
对于前人之学,总不要说自己都懂。因为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地先求了解它。
遇到不同的意见思想,我总疑心他比我高明,疑心他必有我所未及的见闻,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样判断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过于我,不然,何以我所见如此而他所见如彼呢?

第五层境界:以简御繁
你见到的意见越多,专研得愈深,这时候零碎的知识,片段的见解都没有了;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
凡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凡是大哲学家皆没有许多话说,总不过一两句。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
学问家如说肩背上负着多沉重的学问,那是不对的;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那就对了。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甚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
反过来说,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让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真要把他吓坏了!其实道理明透了,名词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

第六层境界:运用自如
如果外面或里面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如果学问已经通了,就没有问题。
真学问的人,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假学问的人,学问在他的手里完全不会用。

第七层境界:一览众山小
学问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一切深浅精粗的层次都曾经过。

第八层境界:通透
思精理熟之后,心里就没有一点不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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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搨本”和“拓本”都是名迹的复制本,
但它们的获取途径和方法又有所区别。
“搨”即“摹揭”,是将纸或绢等材料覆在真品上进行复制,它分为直接摹写和先双钩后填实两种。用前一种方法得到的复制品被称为“摹写本”,用后一种方法得到的复制品被称为“双钩填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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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摹搨的重要条件是透明,古人在暗室中依窗映日钩摹,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摹本被称为“响搨本”;还有用涂过黄蜡的纸覆在真品上进行摹取,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摹本被称为“硬黄本”。

由于摹搨是直接覆在真迹上进行复制,其效果与真品最为接近,几可乱真,有“下真迹一等”的赞誉。唐人的摹搨最精,有许多名家,如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等人。神龙本《兰亭序》就是由冯承素摹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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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是用纸和墨在金石或其他刻物上进行椎拓所获取的书法或图像。因为它是从实物上蝉蜕下来的,又称为“蜕本”或“脱本”。

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椎拓”。其过程是先用水蜡或白芨(一种中药)水涂在刻物上,再上纸并用椎打平,使纸能平服地紧贴在刻物上,然后用拓包蘸墨在纸上拓取。用椎直接打纸容易破,在打纸时要垫上毛毡。拓片完成后,为了防止霉蛀,又需在其表面再涂上一层蜡,因此椎拓又被称为“毡蜡”。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我国在梁时期已经使用椎拓的方法,或者更早,但没有实物可见。

而今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温泉铭》,这件拓本是清末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其后有“永徽六年”的唐人墨迹,可以断定为唐朝初年的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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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拓的技法主要有扑拓和擦拓两种。

扑拓就是用拓包蘸墨直接在拓纸上扑打,擦拓就是将拓包蘸墨在拓纸上一擦而过,速度较快。由于扑拓多在垂直方向用力,比较适合椎拓表面凹凸不平或者小的器物,而擦拓适宜椎拓一些表面比较平坦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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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本身也是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因刻物有毁伤风化等变化,因此早期或石刻原物已佚的拓本也就非常珍贵。黄庭坚就曾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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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宋人赵子固携《兰亭序》拓本和其他书画乘船过升山,中途遇上大风,船翻没了,人也差点丧了命,所携书画仅有《兰亭序》从水中捞出。他庆幸地说:“《兰亭》在矣!余不足论。性命可轻,此宝是宝!”这就是《定武兰亭》。

在历史上,宋元以前所谓的“搨本”是专指“摹搨”而言,即“摹写本”和“双钩填廓本”。在宋元以后,“搨”、“拓”二字常常混同,因此就将“摹写本”和“双钩填廓本”统称为“摹本”,以与“拓本”有所区别。由于“椎拓”比“摹搨”简便易行,加之宋元以后刻帖盛行,世人因此多用“椎拓”,而“摹搨”就少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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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的名目很多,按其艺术和学术价值而论有:
原石已佚且存世仅一本的拓本被称为“孤本”,
仅存世数本的拓本被称为“珍本”,
损泐较少的早期拓本被称为“初拓本”,
某某字未损的拓本被称为“某某字未损本”,
出土时初拓的拓本被称为“出土初拓本”。
这些均被称为“善本”。

按其所用的纸墨等材料及拓法的不同又有多种:
如宋代拓帖多用麻布纹纸,为防止木版皲裂又在上面胶上一层麻布,这样的拓本被称为“隔麻拓本”;
康、乾年间常用桃花纸,以乌黑光亮的油烟墨拓帖,这样的拓本被称为“乌金拓”;清初用白连史纸,用墨极淡,这样的拓本被称为“灾纱拓本”;
用墨极淡如蝉的羽翼,这样的拓本被称为“蝉翼拓”;
用墨黝黑浓重的拓本被称为“浓墨本”;
用淡墨擦拓得到的拓本被称为“淡墨本”;
另外,还有用退笔仿造的拓本被称为“颖拓本”,
用色蜡涂擦而成的拓本被称为“蜡拓本”。

按其出处及来历又有:像《淳化阁帖》、《大观帖》、《三希堂帖》这些宫内所刻并且拓赐给大臣的拓本被称为“赐本”;在宋代曾设立榷场与金进行贸易往来,此时流行的比较粗率的拓本被称为“榷场本”;等等。

由于拓本所具有的文化及经济价值,历来作伪者也很多。比如:原物已毁坏或已失传而进行重刻的叫做“重刻本”;原物尚在,但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或者缺损,后人依旧拓重刻的叫做“翻刻本”:作伪者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根据资料杜撰成文,妄自书刻的叫做“伪刻本”;此外还有嵌蜡填补、染色充旧、题跋作伪等多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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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按时代分则有“唐拓”、“宋拓”、“元拓”、“明拓”、“清拓”等,按地域分则有“陕拓”、“蜀拓”、“闽拓”、“滇拓”等。

“摹搨”的复制对象多为墨迹,而“椎拓”的复制对象多是石刻及其他材质,加之其制作的方式也不相同,因此“拓本”和“搨本”的再现效果也有所区别。但在复印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它们都不失为保留和传播书画艺术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今天我们在欣赏和学习前人艺术的同时,也应感谢古人所创造的复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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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祭侄文稿》
文|郭子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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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创作,抒情是第一难事。《祭侄稿》辉耀千古的价值就在于坦白真率,是以真摯情感主运笔墨,激情之下,不计工拙,无拘无束,随心所欲进行创作的典范。个性之鲜明,形式之独异,都开历史之先河,是书法创作述志、述心、表情的典型,体现出大胆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格和无以伦比的艺术家的魄力和胸怀。作品中所含蕴的情感力度强烈地震撼了每个观赏者的心,以至于无暇顾及形式构成的表面效果。这恰是自然美的典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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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感人,是人人通晓的艺术诀窍,书法创作尤以情真思深为极致,撼动读者心灵的妙笔必系于真情,神高韻远的境界必成于深思。所谓艺术价值的创造,即是指在一般形式中包含了普通结构所无法包含的独立存在。它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人格的存在。体现在书法创作中,往往是其它东西所不能替代的一次性获得。《祭侄稿》正是这样的作品。它是特殊感情支配下的唯一形式存在。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真挚的感情和激越的情绪,它好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一闪即逝,不可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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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事,唯有真情能感人,文艺更是如此。罗马时代郞加纳斯在他的古典文艺理论名著《论崇高》中提出崇高风格的五个来源时也曾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第一而且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就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并说:“激情对创作和风格的重大作用,足以使整个结构堂皇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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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创作,正是以情感主运笔墨,一切基于心性的驱使,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意蕴是融情入书的结果,“情不真则物不能依而变,情不深则物不能引之起”(刘永济《词论》)。唯至情、至才、极思,“情方得以畅宣,物方得以具露。”尤其触物类情而发于不自觉者,更能创造出生动感人和新奇美妙的作品。故至上之佳作,必系于深情,笔虽简而意工,貌或丑而情真,其感人的程度决定于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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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侄稿》是由真挚感情浇灌出来的杰作,是心灵的奏鸣曲,是哀极愤极的心声,是血和泪凝聚成的不朽巨制。在“忘情”状态下的无意识的表现手法使作品产生出无比优美的艺术效果。“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不是在写字,而是在述说心中的悲愤,他不是在搞艺术创作,而是深情地自言自语地倾吐,话说完了,作品也写完了,一篇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永远也不可能重复的杰作就这样产生出来。这正是创作成功的秘诀,也是经过长期探索而在这非常的一瞬间产生创变突破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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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线的质性遒劲而舒和,与沉痛切骨的思想感情融和无间,此尤为难能可贵。在书法技巧中这是最难的技巧。在中国书法史上唯有此一件作品最为遒劲,且和润。所谓“干裂秋风,润含春风”,也唯此作品能当之。元代鲜于枢评此作为天下第二行书。“天下第一行书”已被王羲之《兰亭序》率先占有,故此作不得不屈居第二位。其实,《祭侄稿》当为天下第一行书。《祭侄稿》是无法之法,直抒胸臆,无比率真的天然美的典范,而《兰亭序》虽也无上高美,但毕竟是人工美多于天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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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绪,字楠石、号野谷子、抱真子、侍佛童子。别署三十三株梅树山庄主人、梅园老屋主人、梅香馆舍主人、拙庐主人。1940年生,河北乐亭人。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肄业、现任辽宁画院专业创作、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辽宁省文史馆馆员、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世界禅佛书画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国画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特级书画师、学术委员、沧浪书社社员、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荣誉博士、联合国世界教科文组织专家组成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会员、(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名誉总裁。历任全国展,中青年展评委,第四、五、六届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

著有《郭子绪书法选》、《郭子绪书法国画作品集》、《中国名画家精品集•郭子绪》(花鸟卷)、《中国名画家精品集•郭子绪》(山水卷)、《中国书法家精品集•郭子绪》、《美术之路•书法篆刻》(合著)、《日本书法篆刻选》(合著)、《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子绪》(大红袍)、《书法创作论》、主编《中国书法全集•朱耷、石涛、龚贤、龚晴皋》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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