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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疾和涩是中国书法美学的一对核心概念,是创造书法形式美的重要法则。疾涩与用笔的快慢有关系,但不等同于快慢。疾涩的关键是笔势,所以,古人特别强调用笔的“擒纵”和“操纵”。在疾涩之中要处理好行留的关系,在行处留,在留处行,且行且留,这是放纵和攒促的统一,是沉著与痛快的统一。疾涩之法涉及到书法笔法的诸多问题,比如对笔画中截的重视、要笔心实实到了,在提按变化中能笔笔中实而又能流动,故含有“曲”意,用笔千古不易等等。疾涩之中,要以涩为要。在疾中求涩,就是将顿挫的美感和飞扬的气势结合起来。书法家就是制造矛盾的高手,使得矛盾的两方面在完美统一中张扬了各自的特点,其理论基础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疾为阳,涩为阴,疾涩之道就是阴阳之道,疾涩之道蕴含阴阳精神。 

如果说逆向起笔、回锋收笔是在用笔的起收方面为书法的造势作了准备,那么,行笔中的疾和涩则使得线条内部一下子冲突起来,形成内劲充足,势力圆满的感觉,所以,疾涩之道关乎书法用笔中“逆”的妙处,也是书法之势产生的内在动力。

疾涩之说的提出始于汉代的蔡邕,蔡邕言书法之妙,得二字,一为疾,一为涩。“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矣。”[注:参见冯武编《书法正传》,清道光8年(1828)文渊堂刻本。]此后,疾和涩便成为中国书法美学的一对核心概念。那么,什么是疾,什么是涩呢?蔡邕将它们定义为笔势,即所谓疾势和涩势,他说:“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趯之内。”[注:参见蔡邕《九势》,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啄是短撇,如鸟嘴啄食而急遽有力;磔是波捺,要有曲折流行之势;紧趯是竖钩,趯须快行,才能紧而不散。又说:“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駃”有二解,一为一种北方良骡,系公马母驴所生;一为快,因良马,故快也。“紧駃”,如同收住马之缰绳,在快行中有紧收之力,两种读音其含义接近而相关联。“战行”,一曰即颤行;一曰如战斗的行动,即不是无阻碍地直行,而是审慎地用力,节节推进,节节顿挫,甚至有时还要退却一下,再推进,也即《书谱》所谓“衄挫”[注:孙过庭《书谱》云:“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衄锋用笔,唐人多所关注,李世民《笔法诀》云“上磔衄锋,下磔放出”,张怀瓘《玉堂禁经•用笔法》云:“六云衄锋,住锋暗挼是也。”这反映了唐代笔法论的日益丰富和在理论上的成熟。]之法,衄挫即挫折,失败,退缩之意。疾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涩则是“愈挫愈奋,愈奋愈进”,是在生命意志受到挫折后,能生出更强大的意志力来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谨慎地、审慎地前行。

疾涩之法有时容易被误解为快慢之法,事实上快慢不能等同于疾涩。刘熙载曾说:“古人论书法,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注:参见刘熙载《艺概•书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页。]疾涩和快慢有关系,但不仅仅是简单的快慢问题。快慢主要是用笔的速度,疾涩虽然包含速度,更重在笔势。无论疾涩,皆需逆笔,慢缓易痴,快速易滑,快慢容易做到,疾涩却不易做到。与疾涩相联系,在快慢问题上,多数书论家都辩证地指出要防止过快以至于浮滑,也要防止过慢以至于臃滞。欧阳询说:“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注:参见欧阳询《传授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05页。]孙过庭说:“留不常迟,遣不恒疾。”明代天启年间书法家潘之淙说:“未能速而速,谓之狂驰;不当迟而迟,谓之淹滞。狂驰则形势不全,淹滞则骨肉重慢。”[注:参见潘之淙《书法离钩》,清光绪14年(1888)长沙惜阴书局刻本。]用笔要能在浮怯和滞重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度,就像周星莲所说:“用笔之法,太轻则浮,太重则踬(即困顿,遇到阻碍)。到恰好处,直当得意。”但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呢?周氏接着提出须知“擒纵”之法:

“作字须提得笔起,稍知书法者,皆知之。然往往手欲提,而转折顿挫辄自偃者,无擒纵故也。擒纵二字,是书家要诀。有擒纵,方有节制,有生杀,用笔乃醒;醒则骨节通灵,自无僵卧纸上之病。”[注:参见周星莲《临池管见》,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22、727页。]

擒纵之道,其实就是疾涩之道。周星莲说“擒纵”,朱和羹则说“操纵”,他说:“作字须有操纵。起笔处,极意纵去;回转处,竭力腾挪。”“暗过处,又要留处行,行处留,乃得真诀。”[注:参见朱和羹《临池心解》,清光绪2至9年(1876-1883)仁和葛氏啸园刻本。]他提出留处和行处之间的适度关系。关于留和行的关系,包世臣的解释最为精彩:

“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锋暗转,不肯擫笔使墨旁出,是留处皆行也。”[注:参见包世臣《艺舟双楫》,清道光26年(1846)白门倦游阁,木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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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猛龙碑》用笔行处见留,留处见行

行处留,留处行,且行且留,留即是行,行即是留,这样的用笔非常微妙,董其昌把它称为“放纵”和“攒促”的统一,他说:“作书之法,在能放纵,又能攒(即聚集)促。每一字中失此两窍,便如昼夜独行,全是魔道矣。”[注:参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清乾隆33年(1768)董绍敏刻本。]所以,“擒纵”之法,“操纵”之妙,“放纵”而能“攒促”,奥妙之处全在疾涩之道。

米芾书法用笔“沉著痛快”,得行留疾涩之妙。 

与行留关系相联系的,就是被书法家们津津乐道的“沉著痛快”了。苏轼曾评米芾“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注:参见苏轼《东坡集》,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影印本。]其中用“沉著痛快”一语指称米芾用笔之妙,可谓切入神髓,故后人往往乐于引述。如董其昌也评米芾:“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注:参见董其昌《容台集》,见《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237页。]丰坊说:“古人论诗之妙,必曰沉着痛快。惟书亦然,沉着而不痛快,则肥浊而风韵不足;痛快而不沉着,则潦草而法度荡然。”[注:参见丰坊《书诀》,清光绪4年(1878)双江刻本。]什么是沉着痛快呢?其实就是苏轼说的如乘风破浪的战船和冲锋陷阵的战马,就是逆水行舟,就是千里阵云,就是疾涩之道。沉着与痛快,疾和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疾涩中,以涩为要,在沉著痛快中,以沉着为要。如何才能沉着?清代梁巘说:“落纸时,极力揉挫,沉着而不肥浊。”但同时要“下笔宜着实,然要跳得起,不可使笔死在纸上。”[注:参见梁巘《评书帖》,民国20年(1931)铅印本。]解缙也说:“学书以沉著顿挫为体,以变化牵掣为用,二者不可缺一。”[注:参见解缙《春雨杂述》,明万历泰昌间(1573-1620)绣水沈氏刻本。]沉着而能活脱,痛快而有精神,行留之中,疾涩之间,沉著痛快显矣。

对疾涩之道的强调,重点是在涩,明代倪后瞻说“轻、重、疾、徐四法,惟徐为要。徐者,缓也,即留得笔住,不直率油滑也。此等自是不传之秘,岂可忽过?无限运用皆从此,即‘停’法也。”又说:“向说总只是一个用笔,又妙在能留得笔住才好,用笔此是秘法。”“此法一熟,则诸法方可运用。”[注:参见倪后瞻《倪氏杂着笔法》,见《六艺之一录•书法论》,民国24年(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这里强调的“留得笔住”、“不直率油滑”实际上就是要行笔涩行,不浮滑。李世民说:“为画必勒,贵涩而迟。” [注:参见李世民《笔法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19页。]清代画家华琳说:“涩为疾母,疾从涩出。”[注:参见华琳《南宗抉秘》,民国13年(1924)天津金氏刻本。]也都是在疾涩之中更重视涩的意义。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涩呢?刘熙载说得极好:“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注:参见刘熙载《艺概•书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页。]在毛笔运行过程中,仿佛纸的摩擦力很大,必须以主体意志力的强大去克服和战胜它,不断有阻力,又不断克服,克服后同时又产生新的阻力,再克服,再奋进,就这样节节推进,涩涩前行,产生充分摩擦力的结果,笔和纸的充分摩擦而有沙沙的声响,就像祝嘉论书诗所谓“涩发春蚕食叶声,沉雄古拙自然生。”[注:参见祝嘉《书学论集•附录•论书绝句》,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出版。]

3

《石门颂》碑额,细如髭发,如游丝之力劲

以涩为主,但疾和涩仍要统一,要在疾中求涩。传为王羲之的《记白云先生书诀》中提出:“势疾则涩”[注:参见王羲之(传)《记白云先生书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8页。],强调在疾中求涩,在飞动中求顿挫,如骏马飞奔,同时又勒住缰绳,在回收的力量之中,充满着、鼓荡着前进的力量,这就是疾而能涩。就像拖板车下坡时,为了控制速度,需下按把手,使得刹车皮与路面充分摩擦,时速时疾,涩涩而行,是一种前进中受到的逆向力量,古人形容用笔如“逆水行舟”也是这个道理,这样写出来的线条就如钟表时时运转之发条,而不是如汤锅烂煮之面条。清代宋曹在《书法约言》中提出的运笔有“淹留疾涩之法”[注:参见宋曹《书法约言》,清康熙36年(1697)刻本。],此之谓也。

疾涩之法的精义就在于将顿挫的美感和飞动的气势结合起来。疾与涩,顿挫与飞动,都是矛盾的,而中国书法家可以说恰恰是制造矛盾的高手,他们作书,是在玩一种“捉对厮杀”的游戏。无论是逆向取势,还是疾中求涩,都是将矛盾的两方完美统一了,并且在这种统一中更张扬了各自的特点,汉字线条在这种矛盾张扬中就被激活了,而其理论依归即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书道要斟酌疾涩顺逆之妙:疾为阳,涩为阴,疾涩之道就是阴阳之道;顺为阳,逆为阴,顺逆之道,蕴涵阴阳之精神。

对涩的重视就是对笔画之中截的重视。林散之说,不看两头看中间,因为笔画两头的出入之迹点画交待清楚,形迹明朗,交待清楚,容易被人注意和摹仿,而笔画中间的力量感、中实感和涩行之妙却容易被忽视。笪重光说:“欲知多力,观其使运中途;何谓丰筋?察其纽络一路。”[注:参见笪重光《书筏》,清道光(1821-1850)世楷堂刻本。]对笔画中途的留意就是重视笔画的内在力量的充实,所以包世臣也说:“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注:参见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清道光26年(1846)白门倦游阁,木活字本。]包世臣提出的“中实”与“中怯”的说法,弥补了古代在用笔方面审美要求的薄弱环节,意义不同凡响,中实之法即是疾涩之法。

刘熙载说:“起笔欲斗峻,住笔欲峭拔,行笔欲充实。”斗峻、峭拔都是地势高而陡,用来形容用笔雄健利落,表现出力度和气势,但他同时强调“行笔欲充实”。他还说:“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注:参见刘熙载《艺概•书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页。]点画要有力量,笔的出入需要取逆势,而中间部分则要涩涩推进,这样写出来的点画线条,即使纤细仍然能得圆厚,就是米芾说的“得笔则虽细如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细圆如铁丝,内含筋力如绵裹铁或绵里藏针;而粗扁如柳叶则自然飘浮薄弱。所以,得笔与否是书法线条成败的关键,得笔与否就在于是否得疾涩之道。刘熙载还举张旭为例,“张长史(张旭)书,微有点画处,意态自足。当知微有点画处,皆是笔心实实到了;不然,虽大有点画,笔心却反不到,何足之可云!”“笔心实实到了”可谓一语破的。

因为要“笔心实实到了”,要“细如髭发,亦圆”,要中实而不怯弱,所以历代书论家多强调“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卫铄说:“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特别是游丝之力不但不可懈怠而过,且要尤需着力,朱和羹说:

“用笔到毫发细处,亦必用全力赴之,然细处用力最难。如度曲遇低调低字,要婉转清沏,仍须有棱角,不可含糊过去。如画人物衣褶之游丝纹,全见力量,笔笔贯以精神。”[注:参见朱和羹《临池心解》,清光绪2至9年(1876-1883)仁和葛氏啸园刻本]

就像谱曲到低调处,仍然要清亮流转,宛然在耳;又像画画中人物的衣服之褶皱,长而细,飘动而灵逸,全见力量,姿态生动乃出,就像唐代画家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线描技巧,如蚕吐丝,出入自然而内含韧力。笪重光说:“人知直画之力劲,而不知游丝之力更坚利多锋。”[注:参见笪重光《书筏》,清道光(1821-1850)世楷堂刻本。]游丝之力最见功力,最见才情,把心灵律动赤裸裸流泻在纸上,而其要妙处首在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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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草书笔法中,含有微微“荡桨”之意

能笔笔中实而又能流动,则大字能气度活脱而不板结,小字意态从容而内容充实。王羲之说:“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笔势;莫以字大难,而慢展毫头。”苏轼说:“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包世臣说:“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备,取势之远耳。”皆此之谓也。古人常常强调要把小字写出大的气势,如何写呢?他们强调精微入妙处要能精神不差,比如宋代李之仪在《跋麻姑仙坛记》中说颜真卿的字:“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发,然后为尽。”康有为之推崇六朝碑刻,亦在六朝碑刻用笔雄厚:“六朝笔法,所以过绝后世者,结体之密,用笔之厚,最其显著。而其笔画意势舒长,虽极小字,严整之中,无不纵笔势之宕往。”这里说的后世,主要指唐以后,他还对唐以前和唐以后书法进行了对比:

“自唐为界,唐以前之书密,唐以后之书疏;唐以前之书茂,唐以后之书凋;唐以前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曲,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注:参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837页。]

按照康有为的理解,唐以前和唐以后书风之大相径庭,前者茂密自然,雄厚无及,后者直滑怯薄,凋疏已甚,而其中关键者,是用笔之厚。“厚”从何而来?要在得疾涩之法。

黄庭坚也十分重视用笔,他的行草书虽然长枪大戟,纵横开阖,却无一笔浮滑带过,即便一短画,亦能得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之妙,他曾说:“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佛教中人物常以偈语唱词来表达自己的所悟心得,多三言、五言、七言为句,句中某一主要的字,称为“句中眼”。在黄庭坚的书法里,书法疾涩之道、逆涩用笔之法就是书法之“眼”,也就是所谓“荡桨”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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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阴符经》,提按对比强烈

与疾涩相联系的,还有提与按。董其昌:“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提按固然是用笔要法,然何时提?何时按?刘熙载说:“凡书要笔笔提,笔笔按”,也就是提按随时随处结合,才按便提,才提便按,按是在提的基础上按下去,提是在带按的动作下提起来。这样按下的笔画,即使粗而不“自偃”,不会粗笨地死躺在纸上;这样提起的笔画,就不会出现虚浮飘弱的笔迹。所以他说“书家于‘提’、‘按’二字,有相合而无相离。故用笔重处正需飞提,用笔轻处正需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可见,提按随时结合,按中提,提中按,二者是无法分别的。为什么要如此呢?其实提按之理就是沉着痛快之理、提按之理全通于疾涩之道,提按是在沉重和痛快中自然的提按,提按有了疾涩的因凭才有了内在的依据,否则,为提按而提按,哆哆嗦嗦,必然不知何从下笔。

由于逆涩行笔,节节顿挫,涩涩推进,所以写出来的点画线条往往不是径直的线条,而是内含“曲”意,这样涩和曲就联系在了一起。古人对“曲”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涩的重视。王羲之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注:参见王羲之《书论》,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9页。]当然,十和五是泛指,只是言多少而已,不是具体确指的数字,是说迟多一点、曲多一点、藏多一点,不要“直笔急牵裹”,增加线条的耐人寻味之妙。康有为也说:“行笔之法,‘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此已曲尽其妙。”王羲之和康有为都认为要曲多直少,其实就是涩多疾少。包世臣说: 

“古帖之异于后人者,在善用曲。《阁本》所载张华、王导、庾亮、王廙诸书,其行画无有一黍米许而不曲者,右军已为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师,则非使转处不复见用曲之妙矣。”[注:参见包世臣《艺舟双楫•答三子》,清道光26年(1846)白门倦游阁,木活字本。]

包世臣在分析了古今曲直之变的基础上,指出要想点画线条“无有一黍米许不曲”,非涩行不可。姜夔也曾说“缓以效古”[注:参见姜夔《续书谱》,明弘治(1488-1505)无锡华氏刻本。],效古其实就是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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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扬碑》由于风化剥蚀,点画在疾涩中含有“曲”意

“曲”是涩行的自然结果,表面上看它和震颤行笔的颤笔相似,刘熙载说:“涩法和战掣同一机窍,第战掣有形,强效转至成病,不若涩之隐以神运耳。”战同颤,掣即拉牵,战掣即颤动着行笔,但这种颤动不是人为的,而是逆涩摩擦的自然结果,它里面包含着一种拉牵的力量,鼓荡着内在的张力。战掣有形可以摹仿,但如果失去了内在的力量依据和内心支撑,就会流于一种形式化的颤抖行笔,变成机械、生硬地去摹仿颤抖之形,反而成为弊病,就像清道人李瑞清的书法一样,他把涩行的节奏机械化、模式化了。

疾涩之道是为了使平直的线条内部产生鼓荡的势。说到势,古人的“永字八法”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概括,其中也包含了疾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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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清书法中的“颤笔”

  
“永字八法”讲的是八种笔势

关于永字八法来源一直说法不一,张怀瓘认为早在汉代的崔瑗就提出了,朱长文《墨池编》则认为始于张旭,南宋陈思《书苑菁华》认为始于陈、隋间的智永。“永字八法”常常被理解为八种用笔的方法,但这里的用笔不能被误解为是用笔的外在形状,其核心实际是用笔的笔势问题。如果说会写“永”字的八种点画,就知道了书法的道理,那是十分荒唐的;“永字八法”的意义在于提醒学书者反复体味八种不同类型的笔势特点,并举一反三,就是佚名《书法三昧》中所说的“八法立势,‘永’字精研。”

有哪八种笔势呢?点、侧,“如鸟翻然飞下”,或如高峰之坠石,是由静到动,速度上要快、猛、狠、准;横、勒,“如勒马之用缰”,是由快到慢,好比马的疾驰与绳的回勒之间的矛盾,构成一股内在的力量;竖、努(弩),“状如挽弓之用力”,就像拉满弓蓄势待发,挺直中微带弯势,能直而不僵,是后拉和前射的矛盾体现;趯、踢:就像人踢脚,速度要快,踢出之前必有后挫才能更有力;策、提:就像策马加鞭,由慢加快,要落笔稳健,出笔迅速,是马的惯性慢与出势快的矛盾;掠、长撇,则“如梳缕长发”,速度不快不慢,力量不大不小,在疾中涩,涩中疾,提按不大,节奏平缓,是一种极其微妙的疾涩之道;啄、短撇,“象鸟之啄食”,所谓“果敢之力”,所以要果断,要迅速,如果太迟涩了,就体现不出势来,出锋要迅速,但需要先逆笔按入蓄势方可;磔、捺,《说文》曰:“磔,辜也。”辜是古代一种酷刑,即分裂肢体。段玉裁注:“凡言磔者,开也,张也,剖其胸腹而张之,令其干枯不收。”所以磔法就像用刀划肉,要有深度,要在迟重的涩中见出疾的意。

如指执笔,说明他没有历史知识。如指运笔,那末变更多,他说“千古不易”更不对头。我的意见,今天我们执笔姿势是积累历代祖先的经验,特别是宋代以后应用的高案高椅,坐式不同,执笔姿势自然而然相应的改易,今天的姿势可说是适应今天生活用具的一种进步形式。[注:参见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

那么,如何来理解赵氏所谓“用笔千古不易”呢?他说的是宋代书法家唐询,字彦猷,浙江钱塘人,自幼好学书,因家境不富裕,仅购得唐代欧阳询数行真迹,便天天临摹学习,精心揣摩。为什么得数行便能知其用笔?这里用笔显然不是沙孟海所说的执笔,而应是运笔。运笔固然千变万化,但其提按变化的内在因凭却是疾涩之法,所以疾涩之道是其根本。周星莲说:“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关注古人用笔,注意的是内在疾涩的肌理,而不是外在的形体面目。什么是内在的肌理?周氏又说:

“谓笔锋落纸,势如破竹,分肌劈理,因势利导。要在落笔之先,腾掷而起,飞行绝迹,不粘定纸上讲求生活。笔所未到气已吞,笔所已到气亦不尽。故能墨无旁沈,肥不剩肉,瘦不露骨,魄力、气韵、风神皆于此出。书法要旨不外是矣。”[注:参见周星莲《临池管见》,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24页。]

形随势出,势随笔生,变化万端,但只要抓住了古人书迹中的疾涩顿挫之法,则擒住了行笔的内在要诀,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赵孟畹摹坝帽是Ч挪灰住敝担蚩沙闪ⅰ疾涩用笔之法可谓千古不易之法。

“千古不易”的用笔之法,其精微奥妙之处,在墨迹中更能真实显现,所以古人反复强调,要知用笔,必须真迹。米芾直言:“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注:参见米芾《海岳名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页。]沉着痛快之迹经过刊刻,疾涩精微入妙的内在肌理会被改变和丧失,范成大也说:“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笔法神气,终难精进。”冯班说:“书有二要:一曰用笔,非真迹不可;二曰结字,只消看碑。”“真迹只需数行,便可悟用笔。”[注:参见冯班《钝吟书要》,清道光(1821-1850)世楷堂刻本。]蒋骥说:“墨迹之贵于石刻者,以点画浓淡枯润,无微不显,用笔之法,追寻为易。”“无微不显”是真迹之贵于碑刻的理由,疾涩之理精而微,须真迹方可,这是他们反复强调重视真迹的真正原因。

—— END ——

文人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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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简单的装备,其实不复杂
比如一块毛毡,一个砚滴,一只墨条,几只毛笔……
它们能各自安放
能在路途中携带
合适也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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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时间总是过得:辣~么~快~
转眼又到周五了

徐掌柜也准备放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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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支毛笔的自我修养》之如何撩到各大书家

终章

字写的好看,永远都是一项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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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大家在写信时
开头大都会写一句话——
“见字如晤,声息可辨”
说的是见到你的字,就像看到你的人
连声音语气都好像清晰可辨一样
这么想来
徐掌柜觉得古代人的字肯定都写的好看
不然怎么有这么大自信
写出“见字如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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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好字是如何练成的?

首先练什么,很重要
别急!要练字选好字体很重要
徐掌柜建议大家
如果下定决心写一手好字
从一支好的毛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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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颖】

墨池专供 精制纯狼毫光锋 黑檀木行草毛笔上线

1支装包邮 压轴出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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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高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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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高驰 篆书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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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高驰篆书楹联取法萧蜕庵,笔意从容,字势舒展,气息纯正,天然成趣。作为一位多次获奖的作者,仇高驰多年来用功至勤,技法日臻完善,更在创作中融入了他对小篆的理解和情感,细腻中见率真,精微中寓写意,一直追求篆书创作的新高度,难能可贵。

——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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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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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撒点评

相比于许多参赛者处心积虑地在幅式上做花色文章,仇高驰的创作就显得简单多了——就是一副七言对联(如图),外加四条小字落款,如此而已。闲看别人忙——创作有时就是这样,花费许多精力去摆弄一些非实质的情节,忙碌而无功。闲者自闲,忙者自忙,审美观差异。幅式简单有简单的力量。

宋人陈揆说:“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简单有简单的优点。简单使人一目了然,不至于乱花迷眼,云里雾里不明其旨。一个人在创作上倾向于简单,他的着力点就是具体的文字书写,把字写出来,余下的似乎没有什么可有意为之的了。这么做也比较符合寻常的书写,符合书写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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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似乎没有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手工艺者,写字本身还需有一些真趣,一些手感。如果在参加一些竞争活动中也有如此的平常心态,也就当作寻常练笔一般了。回归书写的真实,削弱那些非书写的成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仇高驰的这副篆书对联用笔很娴熟,行笔流畅,让人觉得取法于清人,如赵之谦、徐三庚诸人,又做了一些调节,更适合自己的书写。如果从字形看,结构匀称,整体安排舒朗、从容,使人欣赏有一种闲适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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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吉平点评

清末篆书有两座高峰:浑朴粗壮的吴昌硕,儒雅优美的萧蜕庵!如将两家以左右视之,此后之学篆者不得其左便得其右。仇高驰显然属于后者。

仇高驰在书坛成名已久,且是那种踏实稳重的名家。仇高驰主攻篆书,无疑是传统的仰望者。其对前贤的尊重,对文字的敬畏,尤其是对篆法的严谨态度不亚于清人。与许多炫技使巧型书家不同,仇高驰属于功力型的书家。篆书作为最工整的书体,缺乏深厚的笔墨功力是无从说起的。仇高驰的篆书用功甚深,其书线条劲挺有力,结构严谨无失,书风婉丽端庄而略有苍劲之姿,为当代篆书家之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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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仇高驰的篆书,其取法脉络清晰可辨:仇高驰学言恭达,言恭达学沙曼翁,沙曼翁学萧蜕庵,萧蜕庵学邓石如——但萧蜕庵后来摆脱了邓石如,自开新风,别成一家。萧蜕庵的贡献在于将小篆与大篆(主要是石鼓文)相互打通,从而兼有小篆的匀净华美与大篆的古朴自然,在规矩中创立了自家面貌。

之所以以“规矩中创立”言之,是相对于吴昌硕、齐白石这种个性强烈的篆书大师而言的。萧蜕庵之后,沙曼翁没有突破萧蜕庵、言恭达也没有突破沙曼翁,而仇高驰似乎在做一些突破的努力。从此作的落款中可以看到仇高驰对篆书艺术的认识和他在创作上的突破趋向,款云:“唐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此乃作篆最要紧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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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转劲逸为婉之前提,气不梗塞方能得通,婉通具备方可臻高境,然时人习篆,或因袭旧制,用心铁线,多规整有余,状如布算,或径取秦诏,漫不经心,浮笔涨墨,简率变形,几近游戏,时代浮躁使然也。如若紧随时风,一味求怪猎奇,则徒费年月耳!窃以为作篆要既得斯篆之凝重厚实,复具钟鼎之萧散随意,方为上乘也。”虽然语言艰涩磕绊(如“婉通具备方可臻高境”作“方可臻于高境”更通),但作者对篆书创作的认识基本完整表达了出来,我们不妨以此标准评判一下仇高驰自己的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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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婉而通,作者尽管在转折处时出方笔,但其线条婉转之姿并未因此受损,且上下呼应,可谓婉通;其次是时风的影响,作者不写过于规整的铁线篆,也不写过于散漫的秦诏版,而是将“斯篆之凝重厚实”与“钟鼎之萧散随意”有机整合,线条粗细不时变化,墨色枯润也有调整,确实避免了仇高驰眼中的时风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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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高驰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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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南京财经大学书画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获第五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全国书法十杰”荣誉称号;系首批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 “江苏省优秀书法篆刻家”和“江苏省十大优秀中青年书法家”。

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第五届全国书法百家精品展金奖;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银奖;全国第七届楹联书法大展优秀奖;全国第二届篆书展优秀奖。专著《解密<泰山刻石>》获第十三届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如何让篆书不再生硬死板,而韵味无穷
如何让篆书不再板滞无趣,而个性鲜明
如何让篆书不再迟钝臃肿,而婉约多变
如何让篆书兼具沉雄、厚实、多变、妖娆而精气内敛

【墨池逐字专栏】

仇高驰老师 赵之谦篆书《铙歌册》百字精临

详情见下

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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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岘(1819-1896),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朝书法家、金石学家、诗人。书法尤善隶书,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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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祝允明草书书法长卷《太白古风》

祝允明青年时期的诗文书法已经闻名乡里,大家都知道他的才华,因此当时任中书舍人的李应祯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祝允明在书法上的进步得到了岳父的指导。

李应祯精于书法,对各体都有研究,他提倡创新,在实践上自成一格。

祝允明的书艺思想以“神采”为最终归宿。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必须“性”、“功”并重。“性”是指人的精神,“功”是指书法创作的能力和功夫。他认为只有功力而无精神境界,神采就没有,而有了高尚的精神境界,如果没有表达的功夫,那么神采就不能实在地显露。两者不可缺一,必须兼备。他就是这样辩证地揭示了这一艺术创作的规律。

对于“功”,祝允明认为只有在向前人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他对时人不愿好好学习传统而把这称为“奴书”的说法很愤慨。特地写下了《奴书订》予以反驳。在这一点上,他晚年在《书述》中还批评了他的岳父李应祯。

2祝允明的《自书诗》

他强调必须“沿晋游唐”,这是源于他对书法史的深入认识。他认为书理极于张芝、王羲之、钟繇、索靖,后人只是在遵循他们的法则,而在根本上已不能改变。他认为唐人能循前人之理,按照当时人的法则来写;宋初还不很差,宋中期仍有可取之处,而后便大变传统,古法遭到败坏,大多流为恶怪。到元代方有赵孟頫扭转时风,复归晋唐,但终因个性不强未免有“奴书”的遗憾。所以要知书法的本来必须向晋唐学习。在学习和熟悉了传统后,其技法必须有独到之处,这是祝允明对“功”的进一步要求。

他在《评书》中说自己不屑于步钟、索、羲、献的后尘,而要学习项羽和史弘肇的勇猛以开创自己。因此他既反对时人对传统的忽视,又强调不能真的成为“奴书”。

3祝允明小楷东坡游记

祝允明对于“性”没有很多的论述。他提倡“起雅去俗”,显然是指以学识和修养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从而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

有了以上两点,就可以在“入神”的状态下创作具有神采的优秀作品了。他对于“入神之境”的解释是“一时超然格度之外”,在超越各种约束的情况下,才能“闲窗散笔”,自然地表达自己。

祝允明在书法理论上的要求,既符合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又合乎文人书画的审美要求,从而使他的书法创作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祝允明:《奴书订》

觚管士有“书奴”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此。

艺家一道,庸讵缪执至是,人间事理,至处有二乎哉?为圆不从规,拟方不按矩,得乎?自粗归精,既据妙地,少自翔异,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图,将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与。

故尝谓自卯金当涂,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晋游唐,守而勿失。

今人但见永兴匀圆,率更劲瘠,郎邪雄沉,诚悬强毅,与会稽分镳,而不察其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帖间固存)。迩后皆然,未暇遑计。赵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阳不违典刑;眉、豫二豪,啮羁蹋靮,顾盼自得。观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干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躯。

鲁直自云得长沙三昧。诸师无常而俱在,安得谓果非陪臣门舍耶?而后人泥习耳聆,未尝神访,无怪执其言而失其旨也。遂使今士举为秘谈,走也狂简,良不合契,且即肤近。

为君谋之,绘日月者,心规圆而烜丽,方而黔之,可乎?啖必谷,舍谷而草,曰谷者“奴餐”,可乎?学为贤人必法渊赐;晞圣者必师孔。违洙泗之邪曲,而曰为孔、颜者“奴贤”、“奴圣”者也,可乎?

4祝允明《昼锦堂记》局部

 

1、“方劲古拙,如龟如鳖”

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使汉字从原来的单一的笔画发展成为多变的笔画,把篆书圆转笔画变为了方折,所以有篆圆隶方的说法,而隶书是比较古老的字体,它的笔画要写得古朴、苍老,给人一种沧桑残缺美,方劲古拙道出了隶书的概貌。篆书和楷书多取纵势,形状成竖长方形,使笔画纵向延伸;而隶书字形较扁,笔画向横的方向发展,用扁形动物龟、鳖比喻隶书字身的形状最恰当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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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

2、“蚕头雁尾,笔必三折”

指的是隶书特有的横画波横,写波横时先用逆锋向左行笔,再往左下按笔,然后慢慢提起向右运行,这就是平出;最后写挑脚时,笔峰向下按,再慢慢提起,向右上挑出,形状好似大雁之尾,一般为露锋收笔。在波横需要变化时,雁尾也可轻挑出,使笔尖拖长,产生秀气美,如清代郑簠的隶书的波横。写挑脚应采用提引的方法,这样笔势舒展自然;不能“扭甩”出去,否则摇摆、轻浮。笔必三折概述了隶书的笔画要注意落笔、行笔、收笔三个步骤,亦称“三折法” ,藏锋逆入,有的用“回锋” ,有的用“停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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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

3、“雁不双飞,蚕无二色”

如一个字有两笔或两笔以上的横画,只能把其中的一横写成波横,其余写成平横,这就叫“雁不双飞”。蚕无二色是指起笔的蚕头写法不能相同,要有轻重、肥瘦变化。

在练习隶书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❶ 上下两横不能都写成波横,形成“双飞”,应将其中一横写成平横。

❷ 多笔横画不能都写成波横,呈“一路飘飞”,波横只能保留一笔,其余写成平横。

❸ 上下出现两个捺笔,称为“二捺”,应将其中一笔改变笔形,保留一个捺笔。

❹ 波横与撇捺共用,也属于“双飞”,应将波横写成平横,保留撇捺。

❺ 包围结构的笔画不应有挑势,不要随意挑出。 “点画俯仰,左挑右磔”。隶书的笔画以方折伸开,中宫收紧,撇、捺、弯勾放纵,体型方扁为结体的基本特点。隶书字型的方扁取横势,很多笔画对称的展开,撇捺的组合犹如“雁展双翅”,俯仰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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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全碑》

4、“重浊轻清,斩钉截铁”

隶书派生出了8个基本笔画和更多的变化笔画,他们的笔画变化多端,粗细不一,重的笔画要写得饱满,轻的笔画要写得秀气。隶书用笔时,有较好的力量和自然的节奏,从微小的动作中流露出笔意,但须写出方劲有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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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

1张大千《菡萏真丝旗袍》1949年作

这件张大千1949年绘制的《菡萏真丝旗袍》是他送给大女儿张心瑞的。据说当年张大千绘制了两件旗袍,一件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还有一件送给了他的第四任夫人徐雯波。

张心瑞的这件荷花旗袍画的是花骨朵,徐雯波那件是一朵盛开的荷花。张大千告诉心瑞:女儿是含苞未放的花,所以就只画花苞。

2张大千《菡萏真丝旗袍》1949年作

目前,这件张大千送给女儿张心瑞的《菡萏真丝旗袍》,已经在今年的6月6号的一次拍卖会上以210万元的价格拍卖出去。

3大千女儿张心瑞

在旗袍上画画,这样的作品,张大千一生共画了11件,每件图案都不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张大千牌”限量版:

1949年,张大千绘制了4件白缎旗袍分别赠送给了澳门殷商蔡克庭的两位女儿和两位儿媳。但这4件作品至今没有公开展示过。

1949年,张大千在澳门还绘制了一件萱草花白缎旗袍赠送给了刘梁年夫人杨芬女士。这件作品曾在2001年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过。

1949年,张大千又绘制了两件旗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分别送给了他的女儿张心瑞和他的第四任夫人徐雯波。其实,张大千送给女儿张心瑞的手绘旗袍共有两件,一件就是拍卖的这件,还有一件张大千绘制的是水仙。不过,这件水仙旗袍已经遗失。

1956年,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绘制一件“墨芍药”旗袍送给了他的给儿媳——葆萝夫人,这件旗袍从未公开展示过。

1972年,张大千绘制一件墨荷旗袍送给了女儿心声,至今没有亮相。

1974年,张大千在白缎上作了一幅墨荷送给台湾艺人郭小庄,郭小庄后来将其缝制成旗袍。这件作品曾在1998年台北“故宫”的一次画展上出现过。

4张大千与女儿张心瑞

看了张大千送给他女儿张心瑞的荷花旗袍,又看了刚才的介绍,可能朋友们还想看看其它几件张大千手绘的旗袍作品。不过很遗憾,我们还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展示给朋友们。

不过,张大千倒是创作了一些旗袍美女作品,虽然这在张大千的仕女画中很少,但可以弥补我们的遗憾。

下面就是大千先生笔下我们很少见到的旗袍女子,欣赏一下:

5张大千《旗袍女子》1941年作

画面题诗:
偶逢佳士亦写真,豪端欲恐有纤尘。
世间恨少奇男子,腕下翻多美妇人。
着短短装饶别致,作飞飞想见全神。
画眉莫笑趋时样,此是摩登七戒身。

6张大千《旗袍女子》1944年作

画面题诗:
偶逢佳士亦写真,豪端却恐有纤尘。
世间恨少奇男子,腕下翻多美妇人。
着短短装饶别致,作飞飞想见全神。
画看莫笑趋时样,此是摩登七戒身。

7张大千《旗袍女子》1945年作

画面题诗:
抛残脂粉又匆匆,谁喻竛竮只诉风。
输与中庭一方月,向来不照睡颜浓。

8张大千《旗袍女子》 1941年作

画面题诗:
每逢佳士亦写真,欲恐豪端着点尘。
眼中恨少奇男子,腕下翻多美妇人。
短短袖衣饶别致,非非想天现全神。
画眉莫笑趋时样,此是摩登七戒身。

9张大千《旗袍女子》 1944年作

画面题诗:
赵姊廉纤阿环丰,娇躯一样不惊风。
李波小妹柔如水,写入屏风愧未工。

10张大千《旗袍女子》1945年作

图中女子穿素色旗袍,翠绿边饰,足登绿色露趾高根鞋,曲膝,背倚芭蕉树,席地而坐,双臂交迭,搁于膝上。这幅作品张大千够大胆的,但与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两幅相似的作品相比还是相对含蓄的。该作品画面上无题诗,钤“摩登戒体”印,以佛经“摩登迦女”故事作喻,警惕观者赏之勿妄生邪思淫念,与诗句“从君去作非非想,此是摩登七戒身”取意相类。

11张大千《旗袍女子》1944年作

画面题诗:
鬓发抛家云乱卷,修眉倾国玉横陈。
从君去作非非想,此是摩登七戒身。

12张大千《旗袍女子》1945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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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的绘画,没有名师传授,属于自学成才。他早年的画作,始终散发着一种幽思情味,晚年对五代南唐杰出画家徐熙落墨法的迷恋,使得他画风一变再变,最后破茧而出,一飞冲天。

“别来岁岁滋烟尘,画里啼猿怨未申。

天下英雄君与操,三分割据又何人。”

——张大千

张大千,吞吐大荒,固然堪称一世之雄,可是在他心里,能和自己在画艺上颉颃雁行,并驾齐驱的,恰恰为这位“柳弟”。

谢稚柳将徐熙仅用于花竹的花鸟画技法推演为山水画创作的绘画方法,形成了 “落墨一军”。

从潇洒谨严的宋元规范到老去粗豪的落墨格调,谢稚柳的山水也由苦篁斋里的清新明媚,变成了壮暮堂里爽迈雄健的大江东流,徜徉在他烟云懵懂的云山雾色中,你会顿觉满身的尘嚣涤荡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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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黄山雪霁》1980年作 (632.5万元,2011年12月上海天衡)

款识:庚申春初骤寒,写雪霁黄山,壮暮翁稚柳。

展开这幅谢先生描绘雪霁黄山的画作,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定是落于纸面浓烈的色彩。色彩的表现是客观的,它是光影,原色的再现;色彩也是主观的,它更是画家内心情感的流露与生发。“霁”,雨雪落后初晴也。当阳光照射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群峰上时,由于阳光的折射与周遭景物的反射所表现出的不正如画中描绘的那样绚烂。石青石绿的温润,洋红的浓烈,加之墨色的浸润,大千世界的玄妙与不可思议被谢先生转化成了可能与美妙。云雾缭绕群峰,愈见壮阔;古松虬曲盘旋更增灵秀之致。绚烂归平淡,不仅仅读到了画中山水间的绚烂,还有谢先生驾驭波澜壮阔的一份淡定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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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江村霁雪图》仿宋徽宗笔法 1947年作

款识:江村霁雪。用宋徽宗法,丁亥春暮为云章先生方家正之,谢稚柳。

《江村霁雪图》作于1947年。题款中的云章先生,全名贺云章,出生于旧上海一殷实家庭中,自幼喜爱书画,与海上画坛多位名家来往密切,张大千亦为他的至交。谢稚柳也是在当年随张大千拜访贺云章家时,将《江村霁雪图》赠与贺云章的。

《江村霁雪图》以三段式构图,远景处群山起伏,白雪皑皑,将雪后山川的佳境表现得一览无疑。中段峰峦岩岫拔地耸立,山体奇峰突兀,银装素裹;山头处树木繁丛,绿色荫荫,似乎要在这冰天雪地之间表现其顽强的生命力;山脚下有一村落,村中屋舍也都披上了银装,显得格外清新、舒爽,村中的树木竞相生长,一派枝繁叶茂的景象。近景处为一山坡,坡道两边古树林立,盘曲交错,给人以遒劲挺拔、苍劲古拙之感。又有一红衣老者纵白马于坡上,蓝衣童子紧随其后,望其去处,正是那山脚下的村落,是叶落归根?还是深山访友?绝妙的构局留给人无限的遐思,并使中、近两景遥相呼应,相映成辉,令人不禁拍案叫绝。各景物之间则是大片的湖泊,蔚蓝的湖水反衬着四周的雪景,使天地之间的山水情景得到了完美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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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寒江雪岭图》1947年作

款识:丁亥冬日写似国祥先生方家正之。谢稚柳。

本幅写雪景,重山叠障,积雪披纷,入眼一片苍茫。楼阁叠泉,隐现于林荫遮护间。下见寒江悄寂,仅得孤舟于其上。上方天际空间以淡墨晕染,山体积雪部分以留白处理,江面染成浅蓝,令画面倍觉明净清朗,寒意自生,有空灵飘逸之意境。画家于一九四七年得睹董源、巨然两剧迹,对其钻研董北苑画法影响尤深,亦引领出日后创作的路向。本幅写于同年底,从中自见北苑面貌,亦为画家笔下习董之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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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 《雪景霜林》

谢稚柳晚年研究徐熙“落墨法”,墨彩相依,自成一格。此副雪景山水谢老大胆落墨非常人所敢为,堪称先生“江南画派”的雪景青绿山水经典之作。

通览此幅画作,结构布局严谨,包罗气象万千,既有宋元遗风的继承,又有画家对江南山水风云变幻的把握和理解;既有挥洒泼墨的大气魄,也有精微细腻的笔触,可见谢老深厚的学识修养和非凡的绘画技巧。

云彩层次丰富且变幻莫测,以青绿色作大色块大笔渲染,又以皑皑雪山作色泽对比。云层变化之下巉岩绝壁,山峦奇伟,数株红叶绿树鲜艳娇丽,凸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格外引人注目。尽管是点缀的树木,可叶片却画得细腻精到。尤其是雪景的处理叫人拍案叫绝,谢老巧妙地留白或者以钛白皴染,以及和浓淡适宜的墨色对比给人们展现了一幅冰封万里、白雪压枝的奇妙江南冬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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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江山素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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