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符号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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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书法中的“笔法”现象,不但要有看中国流传有绪的法帖碑版书迹;还要借助于上古中古时期中外书法交流事实的便利,从域外流传的书迹中去分析判断中国上古中古时代书法的“本相”,在目前人人引为正宗,但又很难解释清楚的所谓“二王笔法”或“魏晋笔法”的研究方面,由于宋元以后将近千年的代代嬗递与不断被解释、再解释,我们已经很难分析清楚什么是古典书法之“本相”,什么却是经由后人解释成立的“后人的‘本相’”;遂至一个对二王笔法技巧的定位定性与解读,历代以来言人人殊。有米芾式的解读,有赵孟頫式的解读,有董其昌式的解读,也有王铎式的解读,更有近代以来沈尹默式的解读。通过“兰亭论辩”而出现的郭沫若式的解读,也曾在当时风行天下。但究其本来,二王时,或更准确地说是王羲之时代的“魏晋笔法”或还有“晋帖笔法”,究竟是何等样式,恐怕仍然是今人难于简单加以确定的。世人把其中的原因,主要归于王羲之没有可靠的真迹留传于后世,所留下的都是唐摹本或临本,因此不足为凭。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但即便是依靠摹本临本,是否就一定没有蛛丝马迹可寻可按?在“师心自用”的唐人摹本与“亦步亦趋”的唐人摹本中,是否可以分辨出些许唐前用笔方法的消息来源来呢?
关涉王羲之的唐摹本,除《万岁通天帖》所收的《姨母帖》《初月贴》,至今传世的唐摹本所涉及到的名帖,主要有《寒切帖》《远宦帖》《奉桔帖》《妹至帖》《行穰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旃罽帖》等。本次从日本借展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孔侍中帖》(前田育德会藏),应该是这批摹帖中的两种。此外,《得示帖》《二谢帖》《频有哀祸帖》应该也是其中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①。
关涉王羲之的唐摹本,除《万岁通天帖》所收的《姨母帖》《初月贴》,至今传世的唐摹本所涉及到的名帖,主要有《寒切帖》《远宦帖》《奉桔帖》《妹至帖》《行穰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旃罽帖》等。本次从日本借展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孔侍中帖》(前田育德会藏),应该是这批摹帖中的两种。此外,《得示帖》《二谢帖》《频有哀祸帖》应该也是其中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①。
唐人双勾廓填的水平极高②,又是出于唐太宗这位书法皇帝的嗜好,精益求精,不肯苟且,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冯承素、赵模等名手的水平仍有高下之分,又勾摹时有掺以己意与忠实于原作之分,在这批双勾廓填的摹本中,仍然能够分出一些与大致的差别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将《远宦帖》《平安帖》《奉桔帖》《妹至帖》《游目帖》《旃罽帖》《快雪时晴帖》等作为一类,是非常符合后世对“晋帖”笔法解读的角度与方式的类型。又把《丧乱帖》《孔侍中帖》《初月帖》《二谢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行穰帖》等作为一类,是不太符合后世对“晋帖”笔法印象的类型。两种不同的类型也许不存在水平优劣的问题,但却会反映出初唐摹搨手们对“晋法”的理解能力的差异:一部分摹搨手们抛弃自己的主观解读方式,尽量在“无我”境界中忠实于原迹线条(用笔)的形态传递;而另一部分摹搨手们在摹搨过程中融入了自己(时代)的审美趣味,或是由于自控能力不够而无法压抑自己的个性,从而在摹搨过程中显示出作为初唐时人难以避免的口味与线条理解。如果把前者归结为工匠摹搨亦步亦趋而抛弃个性的“忠实派”,那么后者则是裹挟着个性理解的艺术家式的“发挥派”。从个人能力上看,显然是“发挥派”为高;但从准确传达“晋法”原意(它是摹搨而不是临习的目的所在)的立场上说,却又是“忠实派”为胜。孰是孰非有时真的难以遽断。
要想了解“晋帖”“晋人笔法”的真谛,当然应更多地关注“忠实派”那些不无工匠技能式的摹搨效果——因为正是在这种亦步亦趋中,传递出更多的“晋”时书迹的信息而不是混杂着初唐人口味的“晋法”。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第一个立足点:以唐摹本王羲之书迹为切入口与依凭的、以上追魏晋笔法特别是“晋帖”风姿为鹄的的思考过程与实际检验过程。唐摹本是一个笼统的对象,在其中有“发挥派”与“忠实派”之分,我们能引以为据的,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以此为标准,则早已流失海外的法帖中,现存日本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二谢帖》《得示帖》(日本皇室藏)以及《行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等,皆应作为“忠实派”摹搨的代表而受到我们广泛的关注。当然与此同时,现存中国大陆的《姨母帖》(辽宁省博物馆藏)《初月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也应归为此类。伸延一下的说明是:传为王羲之的冯承素摹《兰亭序》,则明显不属此类;而反过来,现存上海博物馆的王献之《鸭头丸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珣《伯远帖》,虽然是王羲之后代所书,但却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晋帖”风范,可与诸家摹本中“忠实派”晋帖相并肩。
把今存王羲之唐摹本作“忠实派”与“发挥派”的区分,其依据是什么?
相对于临写的勾摹,在字形间架上的差异应该是不大的——临写是面对面。所视所察,要通过眼力的捕捉、手的表现各道关口,才能传递到临本上,因此临本的字形间架之于原作有差别有差别,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一种模仿过程中十分正常的现象,但硬黄响搨双勾廓填的摹本不同:勾摹是将摹纸(绢)覆盖于原迹之上的复印拷贝过程中,几乎可以做到丝毫不走样,是最具有“忠实”效果的。字形间架尚如此,大到章法布局,当然更不会有什么差错。唯一能出现差异的,应该线条、“用笔”、笔法。在勾摹的过程中,唯有对线条的粗细枯湿疾迟轻重,由于是再一次还原,无论是当时的动作还是笔墨质量,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再现。原迹为疾而勾摹为徐,原迹为枯而勾摹为润,原迹为折而勾摹成转,原迹为锐而勾摹为钝……这些都是极有可能的。粗劣者自不必言,即便是一流高手,也只能把其间的差距尽量缩小但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而更牵涉到具体的线条外形与质量,更可能因为时代所压、理解角度不同等种种原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别来。而这,正成为我们对各种唐摹本作“忠实派”“发挥派”分类的一个最主要的抓手。
“晋帖”与魏晋笔法的基本形状,本来应该是怎样的?结合今陆机《平复帖》、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珣《伯远帖》诸名迹,以及作为参照的新出土的魏晋西域楼兰残纸书迹,其线条特征应是以“扭转”“裹绞”和“提按”“顿挫”位置不固定为特征——在楷书成熟以前,在点画撇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起”“收”回锋、藏锋动作之前,晋人作书是没有那么多规矩与法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魏晋笔法”本来即是靠不住的提法:因为魏晋时人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法”,更没有后来被理解得越来越僵滞的“成法”,在当时,是怎么写得好看、方便,即怎么写。我们今天沿用它,只是为了约定俗成的叙述而已。
这样,即可以用一种“反证法”来廓清“晋帖”的基本特征来。当我们无法从正面叙述说明什么是晋人的线条特质时,一个最简单的反证是:只要离唐楷的固定法则越远,则越接近晋法。唐宋以后的书法技巧,在间架上线条上(用笔上)几乎无人能逃得出唐代楷法在技巧动作上的全面笼罩,那么只要能远离这种“后世笼罩”的,应该即是“晋帖”的本相。《平复帖》《鸭头丸帖》《伯远帖》应该都是这样的典范;而《兰亭序》则是接受这种笼罩的典范。
回到唐摹本的主题上来:《初月帖》《二谢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即是与唐代楷法的动作特征格格不入的。但《快雪时晴帖》《远宦帖》等的用笔动作则明显能看得出有唐法习惯的笼罩。其主要特征,是每个笔划,头尾必有固定位置的顿挫动作,而中段大抵平铺直推。
沈尹默先生为研究二王的专家,但他在对二王解读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技法要领:是要“万毫齐力”,要笔毫“平铺纸上”③。而在对这批唐摹本的线条进行细致分析之后,鄙意以为所谓的“晋帖”“二王之法”的要领,恰恰不是“万毫齐力”而只是笔柱笔尖部份着力,而笔毫也绝不可以“平铺”,相反应该在“衅扭”“裹束”“绞转”的运动过程不断变换方向与调节进退,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定技巧,故尔“晋帖”中的许多典范之作,其线形都是不固定的——不但头尾顿挫不固定,且运行的速度节奏也决不固定。《鸭头丸帖》中有许多偏侧的束腰型线条,《伯远帖》中有许多香蕉型线条,《平复帖》中有许多刮笔和擦笔,都是依赖于“衅扭”“裹束”“绞转”的方法,而肯定不是“平铺纸上”“万毫齐力”的唐以后方法。
现藏日本的《丧乱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等,更是在许多局部细节上显露出极强的“晋帖”特征来。《丧乱帖》的“肝”字“当”字的写法,《孔侍中帖》中的“不能”“泛申”“忘心”各字的写法,《频有哀祸帖》中的“摧切”“增感”各字的写法,皆是以“衅扭”“裹束”“绞转”之法为之而并无“平铺”之意,按现在我们的书写经验来推断之,这些线条无论是形状还是质量,有时是不无古怪,违反常规的。
之所以会有“违反常规”的判断,我以为应该与“晋帖”的书写环境有很大关系。从晋人书写的外部环境而论:诚如本师沙孟海先生所论的那样:魏晋时人的生活起居,首先是低案席地而坐而不是宋以后的高案高椅,眼、手的位置远远高于案、纸的位置。其次是执笔方法,是斜执笔单钩,而不是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竖执笔五指环执法④。记得以前沈尹默先生提倡的“指实掌虚”、特别是“腕平掌竖”之法,我以为亦非是魏晋时人的本相。再次应该还有工具的问题。当时的笔毫是硬毫,如鼠鬚、如兔毫、狸毫、鹿毫,但肯定不是柔软丰厚的羊毫,且笔甚尖小,又是写在皮纸或是茧纸上,当然也就不存在“平铺纸上”的可能性。总之,今天人看来不无古怪,违反常规,其实是因为书写的外部生活环境与工具都已不同之故;若了解了这些变故,其实是并不古怪、也不反常规的。
唐以后的楷书意识的崛起与占据主导地位,又加以高案高座、五指执笔之法盛行,还有各色纸墨的变化,或许还有字幅越写越大,种种缘由,导致了唐楷以降的点画动作位置固定,以及平推平拖方法的盛行;或还有如前所述的“万毫齐力”“平铺纸上”“腕平掌竖”等一系列新的技法要领的产生。这些要领再配上的端正的正书结构间架,形成了针对“晋帖”的“反道而动”的“唐后新法”的基本内容。而我们在这样的氛围浸淫了一千多年,再回过头来看作为“晋帖古法”的“魏晋笔法”,看唐摹本中那些真正具有“晋法”的线条内容,反而徒生怪异之感。而所取的应对态度,要么是曲解它,以今天的经验去套它;要么是拒绝它,视它为怪异而无视其存在(但其实它才是真正的传统);其实也不光是今天,在唐代,以唐摹本为代表的当时人理解视角,不也已经有了正解和曲解即“忠实派”与“发挥派”两种价值取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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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一个书法群,和朋友聊天,聊及蒋勋,又是一场大战。
我很反感蒋勋讲的东西。
我不是反感他这个人。人都有各自的活法,没必要针对个人。我是反感他讲的东西。当然,我从来不否认他传播文化的功劳——我也否认不了,铺天盖地,人尽皆知。
蒋勋的书很多
首先,蒋勋的书籍、讲座中充斥着无数错误。江弱水有三篇《撕扇记》,他花心思揪出蒋勋非常多的知识性错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再看。
但是,窃以为这不是重点。
我一直觉得大量的知识积累非常有必要,基础性的知识更是必须。除非个别特别关键的,人们都有口误、记忆模糊等等,这不算太严重的问题(当然满篇都是错,那就是问题了)。
学者江弱水有三篇《撕扇记》,大家可以找来一读
蒋勋讲美学的问题,除了知识错误多之外,更关键的,在于矮化审美。
美的体验过程,是感性、不能言说的——一幅画打动你,你的心理感受,无法描述;
但是如何审美、学会如何审美,则是很理性、有干货、有标准的事——我们得分析为什么这幅画好、为什么会打动你,这就得从技法、色彩、布局、心理、社会等综合角度探索。
蒋勋的问题在,他在讲如何审美的时候,并没有一点实际的、就事论事的分析,全部是绕来绕去东拉西扯,讲外围毫不相干的东西,不能戳到点子上。并且营造一种“好美啊好美啊”的感觉,让读者进入到这种感觉和情绪之中。
读者在看书、在听录音的时候,也会被带入到这种氛围中,一起觉得好美啊好美啊。可是过了以呢?依旧不懂为啥美、为啥好。
陶醉其中,多么美好啊
大家如果接触过成功学、安利、传销这类讲座,就会知道,他们特点就是讲感受、讲故事、营造情感氛围,讲成功案例、讲个人体悟。但是一直回避核心观点(比如说成功的几率、成功需要的客观因素等等),全部是在描述各种喜悦、各种美好。
不过传销、成功学之类的情绪渲染,主要依托于所谓的产品和赚钱,在现场比较能起到效果,你离开那个环境,慢慢就平复了,就恢复理性能分辨对错了(这也是传销为什么要限制人身自由的原因)。
而蒋勋之类的情绪渲染,浸入生活,只要你还喜欢国画、喜欢诗词、喜欢书法、喜欢古典文学,就有可能还在他的语境中不能自拔。
成功学讲座,渲染情绪,群情激昂
倘若只是影响到审美,那对于普通的我们而言,似乎没有那么迫切的危害——顶多是活得俗点呗,不懂审美嘛;顶多是以“雅”的名义,去努力地拥抱庸俗嘛!
但是蒋勋的危害不止于此。
最为最为要命的是,蒋勋的这种讲法,回避作品本身,不能单纯的就事论事分析,分析作品线条、布局等等到底为什么会产生美感,而去东拉西扯,去涉及大量故事、人生哲理、经验总结等等。
在这种讲法暗含的逻辑是:作品之所以美好,是由于作者的经历直接造就的。为了把作品的“美”和作者的经历简单挂钩,便造成对作者的浅陋化、苦难化、励志化、模式化的解读。
比如,为了讲《寒食帖》,就一定会说苏东坡的苦难,并会渲染、放大其苦难,宣扬苏东坡能够忍受和“享受”苦难,并在苦难中“超脱”出来,《寒食帖》也因为作者苦难而给我们带来冲击。
苏东坡《寒食帖》
这样,间接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就十分庸俗:宣讲忍受苦难、沉浸苦难、享受苦难,并以此自矜和为荣——因为你的苦难就是价值,你可以借助苦难感动别人、成全自己。“逆来顺受,自我超脱”,这和于丹的“雾霾论”本质是一回事——不用改变外在,超脱自我、追求心灵的“平静”就可以了。
所以,他讲美,其实是在讲故事、在讲鸡汤、讲励志、讲成功,在传递庸俗的价值观。打着美的幌子,宣扬恶的价值,是高级版于丹而已(于丹讲昆曲、诗词啥的也是这路数)。
这,才是他最最最最恶的地方,也是我最最最最反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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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明初出土,先置于乐平州学,建国初移置于山东东平县政府院内,1965年再迁至泰安岱庙,后又能移至贶殿东郎之历代碑刻展室内。是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纵317厘米,横107厘米。凡15行,行42字。
《张迁碑》用笔以方为主,是汉隶中方笔的典型代表。其笔画厚重质朴,骨力劲健,再加上篆籀笔意的运用,使其古拙中有一股雄秀之气。其结体常于平稳中见奇崛,静中寓动,错综而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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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在东汉隶书碑刻中
属于雄强厚重一类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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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以方笔为主,棱角分明,笔画坚实有力,气力雄健,点画间距紧凑而不局促,字体严密方整,朴厚中见灵巧,外形方整,是方笔一路的极品。
历来隶书中的方笔和古拙风格,非《张迁碑》莫属。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法家称道。
临摹是学习书法最基本的方法,不但初学书法要临摹,就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还需要临摹。学楷书需要临摹,学篆、隶、行、草各体书仍需要临摹。
但是在临摹中需要会观察,会读帖,会参悟笔法。如此说来,临摹还真是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张迁碑》,线条粗壮,用笔方,造型方,粗头乱服的感觉,但又充满了君子之气,典雅且文质彬彬。
【课程安排】
第一节 笔法
2017年08月11日 19:00
执笔法
《张迁碑》点画的写法
书写的速度
用笔的方式,锋面的状态
第二节 形式构成
2017年08月18日 19:00
长线条的分段书写法
字内主笔与虚实关系、黑白关系
隶书的结字
章法解析
第三节 作品创作
2017年08月25日 19:00
苍茫感、干湿变化
如何提高“眼力”?
隶书的章法
李运良,男,湘潭人氏,字子木,号知止楼、芥末居。 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和湖南师范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书法研究与教育工作。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国家义务教育书法教材编委。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湖南爱心书画院院长。
湖南省书画家联谊会副主席。
湖南省书法教育研究会副主席。
湖南省直书画家协会副秘书长。
长沙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
长沙市儿童活动中心专职书法教师。
行书曾获湖南省首届“新人新作”金奖,后又参加全国第三届手卷展,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二十一世纪书法大展,楷书参加全国第三届正书展,草书获得官方举办的“白石杯全国书法大赛”金奖,隶书获得湖南省展银奖,被录入长沙市首批“五个一”人才库并获长沙市文艺成果奖。“雏鹰杯”、“双龙杯”、“希望星杯”、“小百花杯”、“艺苑杯”等多界全国少儿书画大赛园丁金奖。参与编写国家义务教育书法教材、教参。出版《中国书法教程》(湖南音像出版社),《规范汉字书法》(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品被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第一师范书法馆、齐白石纪念馆、徐特立纪念馆、长沙市博物馆收藏,并刊石于云南石林碑林、湖南民俗文化村、常德诗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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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古是任何一位学书者都无法绕开的课题,无论是学书伊始,还是学书有成,临古无疑是支撑书艺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养料来源。
一、临古不厌
(一)临古不辍,终其一生
何绍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逝后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所称,其在殿试中得探花及第,擅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何凌汉深知书法在以后科举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何绍基在书法上的教导。秉承家学,年幼的何绍基开始接触唐碑,其尝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由于何绍基的勤奋好学,他生前即享盛名,片纸只字人争宝之,其赝品在市场上也广为流行。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何绍基已成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卖钱了,但他在临古上仍坚持不懈,晚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临古精勤,无所不涉
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于楷、行、草、篆、隶诸体无所不涉。在楷书方面,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从小便对颜字下了很深的工夫,由此广涉唐碑,对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特别是小欧亦情有独钟。后痴于《张黑女墓志》、《瘗鹤铭》。小楷从《小字麻姑仙坛记》入手,后属意《黄庭》、《乐毅》。在行书方面,何绍基根底鲁公《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也时时把玩临写。在草书方面,何绍基虽“生平未用功也”,然也不乏兴致,今有节临怀素《自叙帖》传世。在篆书方面,何绍基“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对《说文》的学习,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其后,特别是晚年,他先后临习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宗周钟》、《叔邦父簠》等多种金文。在隶书方面,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马宗霍尝曰:“蝯叟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如《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曹全碑》、《乙瑛碑》、《西狭颂》、《史晨碑》、《华山碑》、《石门颂》、《武荣碑》等。
二、临古有法
临古的重要性对于书法学习而言毋庸多说,然临什么、怎么临等诸多问题,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方面,何绍基既体现出了对一些固有规律的遵循,又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开拓出不同寻常的处理方法。
(一) 取法宽博,不囿时说
在临古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临什么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与临者的识见、审美、书学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等密切相关。何绍基的取法之广突破了当时书坛盛行的书分南北与碑帖之争的思想笼罩,对被划为南派与帖派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与《黄庭经》等临习有加,显示出了超凡的胆识与眼光,马宗霍尝叹服其临作曰:“然余尝见其临《怀仁集圣教序》,风化韵流,直造山阴堂奥,始知大家无施不可。”
(二)篆分为本,诸体通会
从各种书体来看,何绍基临古中用功最多的当数篆分两种,特别是到晚年,更把临习各种金文、汉碑作为自己的日课。何绍基为何如此偏好篆分呢?这与其一贯秉持的书法观是相辅相成的。在其师阮元《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中,有几个关键词被屡屡提及,即“篆隶遗法”、“篆隶、八分、草书遗法”、“隶古遗意”、“古人遗法”。与之大同小异,何绍基也把古意作为考量自己书法的标准。具体地说,他心目中的古意即篆分之意。在不断的探索中,何绍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篆分乃书法之源头和根本:“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因此,何绍基不仅大量地临习了前人的篆书、隶书,还独具慧眼地从前人的楷书、行书中汲取篆分之意。在何绍基看来,书法虽有多种字体之区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篆分之意不仅存在于篆书、隶书中,还存在于楷书、行书、草书中。因而,他并非孤立地对待各体的学习,而是互相贯通。反过来,由于不断地贯通与整合,他手下的篆分也自然带有楷书、行书、草书的味道。
(三)由形到神,以意为尚
就临摹的一般规律而言,大致有摹、临、读等层次,临又有实临、意临等区别。何绍基尝自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所谓摹勒、钩勒,即为临摹的初阶,在此时,当以形为尚。对于其钩摹上的功夫,王潜刚有记:“其手钩大字《麻姑仙坛记》、《李元靖碑》、《法华寺碑》,用功极勤。”现有何绍基为陈颂南通临的《争座位帖》流传于世,谭延闿曾评此临曰:“道州书以晚年为极诣,然早年书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及几,此册为陈颂南先生临,尤为极意经营之作,是时正三十八岁也。”与原帖相较,此临对外形体势的把握非常到位,堪称实临的佳作。从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 “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之语,可知其于临摹并不尽临、摹,所谓“寂坐欣赏”即是读帖,读帖或可看作是对临、摹的重要补充。手持拓本,谛观细察,心领神会,任一己思想与拓本碰撞、交流,心里有了,再下笔临、摹,便自然会有收益。
(四)意有专属,大胆取舍
何绍基虽临古精勤,但并非盲目地死临,他特别注重为何而临,从临摹中要得到什么。马宗霍评其临汉碑曰:“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馀通,少亦数十通。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又曰:“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写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用此法临古,看似与原作大相径庭,得之甚少,其实这正是何绍基的高明之处。如此临摹当然要比囫囵吞枣式的什么都似像非像要深刻得多,它有助于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有助于深入地领会原作的真谛,也有助于更好地消化吸收。
三、临古致用
(一)六经注我,古为我用
何绍基尝言:“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然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末始终,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知,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拉沓,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能否自成家数应是何绍基临习书法最根本的归宿与最核心的指导思想。何绍基尝论书有五难曰:“……纵习古人碑碣简牍,而沿袭肖似,不克自成门径,与此事终不相涉,二难也”,此语也说明他并不以为临摹难在与原作沿袭肖似,而是难在能否通过临摹自成一家。
(二)从临到创,临创一体
临摹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临摹而临摹。临摹本身分为多种方法,有实临、意临、通临、节临,等等,无论哪种方法,它们之间只是存在着方法的不同,而无孰优孰劣的区分。对于临习,何绍基的终极目的是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须通过创作才能体现。因此,如何从临摹自然过渡、升华到创作,是一个必须攻克的技术性问题。临创之间,并非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或前后关系,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在处理上均有适合自己的妙招。何绍基也不例外,他成功地化解了临创之间的转换性难题,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的范例。
请看何绍基通临《华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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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为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十个鼓形石上,故得名。每石有一首四言诗,内容是咏秦国君游猎之事,所以《石鼓文》又称“猎碣”文字。原石高约三尺,径二尺许,由于屡经兵火摧残,风雨侵蚀,故而漫漶颇甚。其中一石在宋代被改凿为臼,另一石也不存一字。
据郭沫若统计,《石鼓文》字形完全的有465字。《石鼓文》线条较金 文更加匀整圆润,字形结构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整齐而略呈长方,平行线条多作排列装饰,严谨茂密,用笔圆劲挺拔,笔道遒劲凝重,字距、行距开阔均衡,疏朗如晴空星月,字大逾寸,气韵淳古,雄强浑厚,朴茂自然,颇受历代大家推崇,是入手大篆的极佳范本。明朱简《印章要论》说:“《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
数千年书史中,对《石鼓文》临习最多、最深且最有独到之处的当数吴昌硕。大凡评说吴昌硕,都要提到他临的《石鼓文》。《石鼓文》成全了吴昌硕,反过来,吴昌硕也使《石鼓文》的艺术价值得以发扬光大。从表现上来看,吴昌硕《石鼓文》是以临摹形式出现的,但很少有人以欣赏临作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石鼓文》。应该说,吴昌硕的《石鼓文》是一种有凭据的创作,体现了吴昌硕对《石鼓文》的独到理解,与其说临,不如说创。
图片为吴昌硕75岁时所作,和原版《石鼓文》面目已相差很大,既有古典形态,又有自家面目。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字形上由原版的略呈长方变成长方形,长宽比例接近黄金分割,为最佳结构形态;线条上由原版的平稳沉实变成了笔意流转、天趣飞动,线条虽圆实,但无草率油滑之意,都是扎实的篆书线条,有残破感,具金石气;结构上由原来的平正之姿转化为高低不平之势,字字飞动,呼之欲出;空间分割打破均衡,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用笔老辣苍迈,万毫齐力,充满霸悍之气;用墨上有浓枯湿润之分。这是吴昌硕借古开今的成功尝试。篆书属静态体势,吴昌硕能将篆书写得具有飞动之感和抒情之意,着实令后辈钦敬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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