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河南省书协第六届草书委员会主办、河南省书协指导、郑大书法学院、张海书法艺术馆承办的“中原华彩——河南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作品开幕式暨作品捐赠仪式2018年9月13日上午在郑州大学图书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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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作品
杨杰▼
本届草书委员会作品
张建才▼
王乃勇▼
古伟▼
张宏伟▼
陈花容▼
钟海涛▼
袁海船▼
薛明辉▼
马健中▼
王三友▼
王文博▼
王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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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立▼
年鹤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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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
张志军▼
张利安▼
张国强▼
贾长城▼
傅飞舟▼
樊子阳▼
上届草书委员会作品
谢安均▼
胡秋萍▼
司马武当▼
刘兆英▼
张富军▼
刘聚森▼
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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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池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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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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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源▼
朱文定▼
王好▼
书法八说
每一个写字的人都想混出个名堂来，远的说可以光宗耀祖，千古流芳，近的说是得到大家甚至市场认可。书法想写出名堂，先看这八点。
《月仪帖》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所书，是章草名帖。《月仪帖》以十二月令制为尺牍，故称。但传至今日，该拓本已缺四至六月，计18页。《月仪贴》字数逾干，其书法法度森严，锋芒尖锐，骨力非凡。
书法是一门天分很高的艺术，有很强的遗传性。有的人先天手性好，会写字，其祖、擅长书法，他也从其祖父、父亲。天分高的的人练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悟出书法的真谛，书写起来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鱼得水，事半功倍。而天分不高的人练字，往往很难得书法真道，纵然努力，若不得法，也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倍功半。天分不高的人若非常勤奋，虽不说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但还可以把字写好;而且随着用功的加深，对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天分”也会越来越高。天分高的人而不勤奋，那只会导致停滞不前，久而久之，他的书法天分也在慢慢地减低和削弱。只有将天分与勤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造就一代书法大家。
《宣示表》故宫博物院藏，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逸少，逸少又将之传给王修，王修便带着它入土为安，从此不见天日。
任何人习书都要有个临帖的过程，而且要临帖不止，要贯穿习书的全过程。临帖要临名家、名碑、名帖，临帖的过程就是琢磨名家书写名碑名帖的技巧、方法和本质规律的过程，使自己在书的过中走弯路，少犯错误，尽快地把前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所有。无论是“面临”还是“背临”，都要发掘所临碑帖的特点，并把这种特点融入到自己的运笔过程中，使之变成自己的手法。创作是把在临帖过程中所掌握的技巧与自己的个性相结合，让情感、笔法、墨色、个性尽情喧泻在宣纸上。创作不是临帖，创作也不是信手而为的张扬，创作是一个将临帖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的、正确的笔法与书家自己固有个性中的优美特质进行有机融合的书写过程。只展现临帖中所形成的笔法，这不叫创作;完全抛开通过临帖所学到的东西，让自己的手性赤裸裸的展现，这也不是创作。
《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命令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急就篇》用不同的字组成三言、四言或七言的韵文，内容涉及姓名、组织、生物、礼乐、职官等各方面，如一部小的百科全书。该文从汉至唐一直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同时，抄写规范精雅的本子也有作为临书范本的功能。唐代以后，《急就篇》的主导蒙学教材地位方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所代替。
从古代的角度来讲，读书和写字是不可分割的，就根本不存在学习书法是否要读书的问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法的实用功能几乎消退了，转入了“纯艺术”，这就引出了这个读书的话题。一般而言，要学好书法，必须要好好读书，读好书。没有很好的文化知识修养，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呢?关于书法与读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学好书法，主要在于做好书法的基础功夫和技法技巧的锤炼，不一定要读好多书。理由是很多大学问家也并不擅长书法，甚至字写得很糟糕。而一些并不怎么读书的人，反而书法出类拔萃;另一种说法认为，学习书法不仅要练好书内功，更需要加强书外功，要多读书。理由是古代的书法家几乎都是具有深厚学养的人所谓“读书万卷下笔如有神”。
而我本人比较认同后者，因为那些书法水平不太好的学者，他们往往志不在于书法，而在于学问。他们疏于书内功的研练，因此书法写的差强人意实属正常。而作为有志于书法的人，就不能以此作为托词，疏于读书。你书内功再好，也还只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将来到一定程度，要实现质的飞跃，要“由技进道”，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大学问家不一定会是优秀的书法家，但不具备较好的学问修养，绝对不会成为优秀的书法家。通观书史，从二王、颜柳欧赵到苏黄米蔡等等书法大家，哪个不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平复帖，释文:彦先赢疗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口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口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恩识口量之迈前执所恒有宜 口称之夏 口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学习书法一方面也需要深居简出，下苦功夫，但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广于游历，以增加见识，丰富生活阅历。即使是像怀素那样的大书法家，也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明公”。但怀素的前提是有过在“绿天庵”退笔如山的艰苦磨炼。在游历的过程当中，揽胜于名山大川、探访于人文景观，问道于高人胜士，挥洒于故友新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往往灵机勃发，蠢蠢欲动。古来文人墨客不仅注重“读万卷书”，也注重“行万里路”，胸中有灵府丘壑，下笔则“似得江山之助”。何况在游历当中，还可以拜访名师，结识同道，取他人之长补自家之短，何乐而不为也?作为书法人，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孤陋寡闻，闭门造车，势必是行不通的。所谓“川人不出蜀，难成大器”，即言此也。齐白石一生若是久居老家湘潭，估计也是不会有今日之大名声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中深意，可细思之。
此帖为行草墨迹(响拓本)白麻纸，纵28.7厘米，横63厘米，藏日本皇宫。此帖早在唐时就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丧乱帖》八行，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摹于一纸。上有梁徐僧权、姚怀珍签押和日本恒武天王延历(782～805)年号三郎。此三帖内容均为书简，摹填精良。《丧乱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
说到宣传，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问题。古人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又说：“君子藏器守拙”，理固当然。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做机械的理解，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古今任何一个名人，他在未成就大名之前，都无一例外地注重自身必要的宣传。就拿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来说，他游说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目的就是为世人所广知、熟识和认可。他开办私塾，授徒讲学，以致“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所为者何?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宣传自己，树立形象，扩大影响以成就自己进而播惠天下也。实不了自己，也就不备号召和影响力，从而无法完成自己的远大抱负。在任何时代，宣传力度的大小也都决定着一个书法家社会知名度的高低，这也就无怪乎狂僧怀素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在其表兄、诗人钱起的带领和引荐下在京城长安于达官显贵面前频频进行书法表演了。王羲之13岁时，曾去拜谒过周觊，觊身居高位，惜贤若渴。当时文人学士倘能得其一言之誉者，往往如膺荐命，因此视之为“龙门”，趋之若鹜。王羲之拜见时，恰好举行盛宴，高朋满座。周觊对羲之才艺甚为看重，“察而异之”。大家还没有动筷子，周觊竟然先割最使人垂涎的牛心让王羲之吃，一时四座皆惊，对其刮目相看，自此羲之名声不胫而走，遐迩皆知。王羲之、怀素的成名经历尚且如此，何况当今之人乎?但对于那种不顾事实、胡吹乱捧的歪风邪气，应该是要坚决抵制，不屑为之的。
《中秋帖》草书，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为晋王献之书手卷，纵27cm，横11.9cm。《中秋帖》是著名的古代书法作品，曾被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希世珍宝。3行，共22字，释文：“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无署款。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微妙而敏感的，由于大家早已熟知的缘故，即当今展览既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打击和挫败一个人，展览具有两面性，像一把“双刃剑”，再加之很多复杂因素，往往使很多人对其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客观地讲，在市场经济和展览文化背景之下，你无视展览的存在和它的实际功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键在于你如何理解和对待。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书法人从展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叱咤风云的书坛人物时，你是跃跃欲试。但你在屡试不爽、屡投不中时又会产生许多迷惘和困惑。其实更多的人被展览拒之门外，这是特定的游戏规则之下的必然结果。
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灰心丧志，怨天尤人，还是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或者是自身功力不足?或是作品风不明显?或者是作品存在其他问题?或者是运气不佳?等等等等，都可以仔细想想，深加分析，但就是不能气馁、怀疑和放弃自己的追求。总之要明白一个最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参加展览只是走向成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或曰门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和门径。要因势利导，灵活运用。这条路走不通，可以想想别的路，一样可以成就自己的书名啊!不走国展之路而效果良好者屡见不鲜，何故吊死于一棵树上耶……
《伯远帖》行书纸本，因首行有《伯远》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真迹，王珣，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当下作品最终能否走向市场似乎早已是书法家是否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人花费十几年数十年甚至毕生精力在书法研究上面，首面临的是能否解决好自己的生问题。无论从什么，物质条件是根本基础，生存的需要是第一需要，这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对于没有稳定的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书法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极其重要的。即使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也同样要力求把自己的作品打入市场，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这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而市场规律不等于艺术规律，书法家面对市场，要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和运作能力。
什么阶段需要目光瞄准低端市场，什么阶段需要瞄准高端市场，这都因人因时而异，不可盲目攀比，整齐划一。而现实中有很多人，往往是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之境。一般而言，靠书法吃饭真的好难，但“世之所贵，必贵其难”，正因为难，所以才要提倡大家“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具备一种灵活变通的处世能力。或者课徒，或者开画廊，者卖字，或者兼其他，或者……总之要懂得灵活机变，不至于使自己身处死胡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
《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这是一条很突出的问题，很多人自身书法水准不错，但就是缺乏建立广泛而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能力。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街坊邻居之外，还要和老师、同学、领导、同事、朋友打交道。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关键是你能否不断地建立和处理以及保持以及发展好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们说没有敌人的人是庸人，而缺乏朋友的人就更是庸人。你在学习生活当中，你要请教老师，得到名师的指点，如何和老师搞好关系就极为要。你要和朋友合作共事，你就必须处理好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总之，你要善于整合各种人脉资源，以便发展自己。你要单打独斗，一意孤行，估计是要四面碰壁，八方受阻的，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鬼怪。况且即就是神仙鬼怪也会讲究“神际”和“鬼际”关系，所以，人有“人道”，神有“神道”，鬼有“鬼道”，处境不同，理固一也!我们读四大名著，那人间万象和神情鬼态，当可有所启发也。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一个篱笆三个桩，多个朋友多条路，千万不要在有意无意之中把自己孤立起来。
全称《高丽好大王》，又称《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碑》。清光绪年间(1880年前后)出土。据考为东晋义熙十年(414)刻，隶书。纵612厘米，横185厘米，44行，行41字。在吉林省集安县。为六米多高的巨碑。此碑乃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第十九代王谈德而建。碑文叙述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谈德的战功。此碑书法似隶似楷，有秦诏版遗意。方整纯厚，气静神凝，遒古朴茂，属笔势宽绰高美一宗。与东汉诸碑刻隶书相比，别具风格，故此碑名冠古今。
《雁塔圣教序》，即是《慈恩寺圣教序》，唐代褚遂良书。楷书，共1463字。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立。共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五十八岁时书，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规范。原碑仍立在西安大雁塔。
《雁塔圣教序》笔法与结构特点：
笔法特点是：点画，用笔灵活多变，方圆兼施，融中锋、侧锋、露锋、藏锋等于一体。钩画，此碑钩法具六朝法度，形状多变，质朴饱满，要避免轻佻。折画，有方折和圆折两种，提按过渡、转锋换笔，须自然连贯。点画。有斜点、圆点、竖点、垂点、挑点和各种组合点。书写时，充分表现各种点法的笔势斜点如 峰坠石；圆点凝重圆满；竖点多弯头取势，别具姿态；垂点有如水滴，活泼灵动；挑点气势连贯，极富行书意趣。
横画。横画分为长、短两种。长横，逆入、涩行、紧收，中段上鼓，形成弧状，有弹性；短横，切笔入纸，铺毫运行，轻收，线条凝练。竖画。竖有长短、曲直、垂悬各式，皆需挺拔劲健，力运末端。提画。提画是挑点的延长，要控制力度，不可软弱。撇画。长撇，起笔不宜过重，行笔稍按，力送撇尾；短撇，重顿起笔，棱角 分明，短促有力。捺画。古意十足，尽显汉隶遗韵，由轻至重，一波三折。
“三”字笔划较少，但并不简单，起笔方圆兼备，为增强笔势连贯，第一笔收笔弧线向上，第二笔弧线入笔承接前者；长横则顺势入笔，行笔过程自然提按波动，不必刻意描形，收笔下压；三笔的收笔角度更是巧妙变化。
“大”字作为统领全篇的第一个字，相当精彩。整体粗细变较大，横划扬烈；撇划简洁，收笔向上，增强与捺划的关系；尤其注意，三线切勿交于一点；为保证结构稳定，捺划加粗并压低，整字动态十足且不失平衡。
褚遂良在书法结构上面的最大特点是扁方，为后世书风的演变埋下了伏笔。变长为扁，宽绰疏朗。结构特点：虽然其楷书笔法和结构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并不程式僵化，其结构的端正、灵动、宽绰、遒美。在楷书的发展过程中，唐楷的“法度”，是后世无法企及的，但有一个别例，那就是褚遂良。妍媚为主，体态多变。
“唐”字有6个横划，在书写过程中尤其注意起收笔的形态（直切、尖入、顺势藏锋、顺势搭锋）、角度的变化，6个横划在线方向上也清晰的展现了平、仰、俯的关系；两个橫钩注意上面为转折（有转的动作），下者为折；结构上下两部轴线挪位。
从用笔和结构两方面都有表现，所谓用笔生结构，用笔的提按、转折换锋等方面的灵活多变，导致结构的婀娜多姿。以行入楷，呼应连贯。行书笔法的渗入，加强了点画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连带、遥接、顿挫，使孤立的点画互有往来，生机盎然。
这里所说“眼”即审美能力，“手”即实践能力。人们通常用“眼高手低”这个词来批评那些只会说不会做或做得不好的人。我认为，对于初学书法的人来说，“眼高手低”未必是坏事。
审美能力高，即使“手”跟不上，写不好，但只要练习多了，自然就会写出一手好字。相反，如果实践能力很好，但“眼”跟不上，看不出好坏，即使天天写字，也写不出好字。从某种程度上讲，提高审美能力要比提高实践能力难得多。
很多初学书法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光写不进步呢？为什么我认为好的作品，别人却说不好，我认为不好的，别人却说好呢？这些问题就出现在审美能力的高低上。眼界不开阔，见的少，孤陋寡闻，往往就自以为是。当然，仅有较高的审美能力，没有一定的书写技法技巧，那也是难以写出好作品的。
那么，提升书法眼力呢？
1
多看
多看历代名家名作。多看一些有指导性的书论、书评或创作感想、技法技巧之类的理论文章；看原作展览，也看高手示范；看比自己写得好作，也看比自己写得差的作品，通过比较、分析，找差距，努力赶上，找优点，树立自信。这里的“看”，带有“研究”之意。
2
多问
要善于向老师（比自己写得好的人）多提问，提问题时要具体，如：平捺如何写？左右结构的字，偏旁和部首的组合有什么规律？等等，这样的问题具体，老师好回答。如果你问“钢笔字如何写？怎样才能写好字的结构？”之类的问题，教师恐怕也能泛地回答了。问问题最好能就近找老师，这样，老师不仅可以回答问题，而且还能示范给你看，往往事半功倍。
3
多思
多看也好，多问也罢，都少不了“多思”。光看不思，无益，光问不思，也无益。不思，便看不出什么“东西”，提不出什么好“问题”。这里的“多思”，更侧重于对“佳作”的反复研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在生活中，在诗词、音乐、舞蹈、绘画等姊妹艺术中发现相通的美的“东西”，以不断提高眼界—审美能力。
在观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要对“佳作”的章法、字法、用笔等之精华部分进行形象记忆，且要学以致用。
4
多写
“多看、多问、多思、多记”是提高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多写”，则是提高实践能力的惟一途径，它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临写古人的法帖，从中借鉴创作方法和形式。第二，多进行创作练习，各种形式的章法都要进行反复训练。以上两个方面相互联系，逐层递进，但可以分开练习，也可以同时习，例，在临写一幅名家佳作时，可同时注重对用笔、结体、章法的把握，当然这要根据各人的基础和感觉，因人而异，不可强求一致。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反复练习，相信你的实践能力会大大提高。
总之，我们只要勤动手，勤用眼，勤动脑，就一定能心手双畅，笔走龙蛇。
用笔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事，这样的议论,在许多古代讲书法的书里都可以见到。越往后这个问题讲得越神秘。你比如像我前边刚说过的包世臣，讲用笔怎么讲，康有为又怎么讲。还有奇怪的，像包世臣这类的书法理论家，他就讲王羲之为什么爱鹅。说这鹅脖子是长的，脑袋上头还有一个包儿，说王羲之手里拿着笔呀，这个食指往上拱着，食指往上拱着很像鹅的脑袋那个包儿，王羲之写字为什么爱鹅呀，就是爱鹅头上那个包。到这份上他就不是讲写字了，那就是造谣了。
这些说法完全是造谣生事，完全是穿凿附会。后来许多的书把用笔这个事情说得非常神秘，并且说只要是你会用笔呀什么都解决了，用不着提字怎么写，什么体，全都是说你只要会用笔就行了。你甭说用笔，你给我个树枝，在地上画不也可成字吗？我写的你也认得，那么这有什么可神秘的呢？
【释文】赵松雪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窃谓其不然。试从法帖中剪某字，如“八”字、“人”字、“二”宇、“三”宇等，复分剪其点画。信手掷干案上，观之宁复成字?又取薄纸覆于帖上，以铅笔划出某字某笔中心一线，仍能不失宇势，其理讵不昭昭然哉？
元朝赵孟頫写字写得真漂亮，写得真讲究，他也学王羲之，特别是学王羲之的《兰亭序》。他得到一本刻本的兰亭，作过十三段的跋，这里头提到过一句“书法以用笔为而结字亦需用功”这句话。书法以用笔为上，当然你笔是要会用的，运用得好，笔毛听话，当然写出来效果是好。可是这个不是什么神秘的事。你把笔蘸上墨，在砚台上舔得不出纰叉，写起来这个笔画就是圆的。这不很自然吗？
他认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加一个转语，结字亦需用功，就把用笔放在第一位，把结字放在第二位。那么我们稍微冷静想一下就可以知道，比如这个“王”字，中间这一横要短一点儿，上下两横要长一点儿，这样这个字就好看了。你假定我偏把中间这个横写长了，两边宽出了头，这个就不是“王”而是“壬”字了。“土”字和“士”字，“土”字底下这横长，“士”字底下这横短，那我故意把底下这横写长了呢，它就不是“士”而是“土”字了。
诸如此类。这个结字呢，我觉得关系到这个字念什么，代表什么意思。我光把点画写得非常好而点画的位长高矮全错了，那我写得再好，笔十分用的好，也不是那个字。这个道理是非常明白的。我们把王羲之的帖拿过来，拿剪刀把它铰下来，每一个笔画铰成一个纸条，我把它搁在手里，比如这个王字四笔，我把这四笔描出来，把它拿剪刀剪下来，剪成一笔一笔的单个笔画，放在手里头摇一摇，让它乱了，往纸上那么一扔。你再看这个字，这笔画全是王羲之帖上的，用笔形状一点儿都没有错，都是王羲之的原样，可是我这一扔在纸上，你再看绝对不是王羲之写的“王”字了，甚至这字念什么我们也不认识了，因为已经完全变了。这个道理浅近极了。那么究竟用笔为主呢，还是结字为主呢?这是不待言的了。
可是你看许多讲书法理论的书，没有不是把用笔两字说得那么神秘，那么了不起，那么难办的，甚至这人写了一辈子，你也不会用笔，如果你写的字给人家专家看，他就说，你的字写得还凑合，就是用笔不对。这样的事我碰见过很多了。我把笔给他，说你就给我写一个，用笔怎么才对呢?结果他写出来比我还不对。现在我就把这个道理在这里交待一下，想学字的朋友首先要破除的迷信就是所谓用笔论。把这个用笔说的神秘得不得了，别人都不会，就是他一人会。王羲之死了，就他是惟一的会用笔的。至于字的重要，随后我们再说。
现在都讲长锋，那是误解，从前讲笔锋长，锋呀是指笔尖儿的部分，那个地方长一点儿，为什么呢?下笔的时候好有尖度。现在把这锋呀理解为从笔毛塞在笔管里的那地方起始到笔尖这一段，都要很长很长，这越长它越没有力量。那么蘸上水呀，这个笔就像一个拖地板的墩布，一个大木头棍儿前头拴着一堆布条子，你蘸上水之后它完全垂着来回晃，只拖地不能写字。
从前人有这么一句俗话，善书者不择笔，就是说会写字的人拿起什么笔都能写。这话用在鼓励人，说这人本事大，那也可以。比如拿刀切菜，有人善于切菜，不讲究刀，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你给他刀没有刃，就是一个铁片，我看他也切不出什么菜的样子来，更不用说切这个肉片了。这完全是一种鼓励的话，善书者不择笔，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有策略的鼓励人的，而事上，你给他没毛的笔，他不也不会写字吗?看来笔这工具还是很重要的。 
墩布形状的笔，你给多么善于用笔的人，他也写不了字。你给他一个大墩布，说你给我写个黄庭经小楷，启功《论书札记》之一你要写不上来，那你就不善于用笔。你这样说：如果你写不来我就惩罚你。恐怕就是王羲之来了，他也只得认罚，没办法。 
千万别被用笔万能论、用笔至上论、用笔决定论这些个说法所吓到了，用笔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不可得，只要大家掌握方法摆正心态，学习书法其实没有那么难。
该内容为陶渊明《拟古九首帖》拓本。纵观整件作品，通篇用笔精熟，使转流畅，笔势呼应相通，一气呵成。字迹疏朗飘逸，灵动秀美，有文人之，足可以窥到晋代的“尚韵”书风。
武则天在跋文中这样写道：“知晋代风标朝野，一致如陶潜者，世徒谓其文咏可念，不知运笔静秀，楚楚涓涓，如深谷芝兰，无人自媚，洵可玩重，永炳千秋”，可见在她眼中陶渊明的书法超过了其诗文水平。
除武则天外为陶渊明书法题跋的还有沈约、狄仁杰、王十朋等名流，最后一位题跋的是清代进士张孝程。
跋曰：“靖节先生人品学问晋代第一，从未有称及书法者，岁辛酉余与友人处得所草杂诗十二首，古劲流逸，墨迹宛然，遂携至京，每一展玩辄不忍释手……”
一位流传千年的诗书大家，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文学作品与书法艺术，更是他的人品和学养。
在战火中抢救了居延汉简的徐森玉先生
居延汉简的珍贵价值与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为大众所瞩目。此文对于关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进行了梳理：这一保护汉简的行动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剩下的3箱，则由沈仲章自行设法运出。
一
居延汉简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汉代社会军事文献，其价值之可贵，早已为学界所周知。再加上这批汉简的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更是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而为大众所瞩目。学术内涵与其外在的传奇，在这批汉简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尤其是它的流过程，中华民族的自我奋斗与苦难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居延汉简的命运，是与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也因此之故，居延汉简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很多关注。
关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已有包括当事人沈仲章在内的很多记录。【《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见于《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p.33-37。下文所言沈氏自述均出此文，不再出注。】虽不能说浩如烟海，但也是读不胜读。这些记述文章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都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再就是基本都是以沈氏为中心来展开叙述的。但事实上，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动，除了从北大将汉简运出是自发行为之外，其他部分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指的。这一点，在他多年之后的回忆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说法：“1937年我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办事员身份，奉徐森玉之命（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叫我将这批汉简运到香港。在香港我的领导人就是徐森玉，我只接受徐森玉的命令。据我听徐森玉说起，袁守和想把这批简卖到美国去（约1938-1939年），但未成功。约在1940年上半年，徐森玉对我说，胡适、傅斯年等要把这批汉简从香港卖到美国去。据我回忆，徐森玉可能和叶恭绰等人商量过，但这批汉简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徐森玉的。”【沈仲章1967年8月23日提供材料摘抄复印件。】既然连当事人沈仲章都认为居延汉简一事，事实上是由徐森玉先生做主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来探究一下徐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更何况，沈氏自述，一则是成于晚年，再则发表时候未曾经其过目，难免在很多细节上有所疏漏故对其自中的关问题，也需要重新审核。【此说见沈女亚明女士2017年8月23日晚7:42分发我的微信：“口述发表前未经父亲审阅，我出国前代父亲寄交某处部分勘误，不知下落。我答应再梳理补充，一直没时间。”】
二
事实上，徐森玉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极为深厚，早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自行组织科考团打算至西北考察之初，中国学界为了反对这一行径，而于1927年3月5，在国立北京大三院研所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用意在于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之古物。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三月五日，由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招请北京重要学术团体开会讨论，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反对外人私入中国采集诸事宜。到会者计有古物陈列所兼中国画学研究会代表周肇祥先生，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袁同礼先生，国立京师图书馆代表徐鸿宝先生，中央观象台代表高鲁先生，中国天文学会代表徐炳昶先生，清华学校研究院代表李济先生并院员吴其昌先生、冯国瑞先生、张立志先生、朱广福先生、姚名达先生、黄绶先生、宋玉嘉先生，地质学会兼北京图书馆代表李四光先生，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代表袁复礼先生，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代表沈兼士先生并教授马衡先生、刘复先，助教黄弼先生、华尚严先生。”【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王忱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p.530。】徐森玉先生就作为京师图书馆代表参与此事。而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促成日后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关键。3月9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发表《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宣言》，北平的新闻媒体也紧密跟进，《晨报》第六版刊发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昨日业已发表》。鉴于中国学界的这种压力，3月10日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进行了首次会晤。据《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3月10日，在一所大学的房间里，我们与反对组织进行了第一次会面。长桌旁坐着对方的12位代表，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对我们充满了敌意的科研机构。”【斯文赫定着，徐十周译，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p.567。】12位代表中，徐森先生也包括中。
西北考察团团徽
经过屡次磋商，1927年4月17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决议于北京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并推选徐先生为理事。
西北考察团的徐旭生（左）和斯文赫定（右）在哈密
4月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席周肇祥代表中方、斯文赫定代表瑞典方，下午7时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签订协议，决议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团员在包头第一次出发工作。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旭生、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5月9日，西北科学考查团于西直门车站搭乘专车出发前往包头，徐森玉先生偕周肇祥等人同至送别。
北考察团申请辅助经费的文件
可见，从西北科考团尚在母腹之际，徐森玉先生便积极参与其事。到最后中国学界与瑞方达成协议，双方合作，共同组织考察团，从而促成了居延汉简后来能够留存在中国。
居延长城烽燧遗址
1930年7月始，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陆续于居延城烽燧遗址（即额济纳河黑城附之破城子、大等地）发掘出汉代木简万余枚，这就是后来的“居延汉简”。
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
1931年5月，居延汉简被运回北平。根据中瑞协议，这批汉简交给了北平图书馆保存。
居延汉简发现时的照片资料
到了1933年7月，北大教授胡适、傅斯年分别出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同时也为了研究和摄影上的方便，这批汉简被转运到了沙滩的松公府北大研究院考古学会。最初参与清点登记的傅振伦曾经记述过当时的情形：“松公府藏文物之处在大院的最后面，前进为一个四合院，北屋三楹为语音实验室。西屋三间，贝格曼在北间整理古物。甘泉宝在中间修复古器物，还有安德生助手白万玉推荐的通州人潘某在此作整洁木简，拼凑胶合之事。我和傅明德在南间理木简，将登记的木简纳入卡片长方柜中，按照号次成囊匣分装其中。”【傅振伦《第一批居延汉简的采集与整理始末记》，见于《文物天地》1987年第1期，p.27-29。】北平沦陷之时，居延汉简就储存在这里，而沈仲章也就是首先从这里将居延汉简运出，先后存于北大红楼图书馆后面及北长街15号三时学会徐森玉先生的居所的。【按：沈仲章文中只说到后来转运至北长街一个小庙里徐森玉的住处，而傅振伦文中则直接指出是三时学会南邻的徐森玉寓所。但傅振伦先生的说法可能会引发一点小误会，事实上，从1927年秋开始，徐森玉先生就一直寓居在现在门牌为北长街27号的三时学会内，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将其物品完全清理出来。并非是在三时学会的隔壁。】
1930年，沈仲章在热河，可能是木简存放处。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沈仲章当时的身份。在自述中，沈仲章说：“那时我已从北大毕业，留校担任北大研究所的语言、音律实验室的助教，同时又兼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干事，即做秘书及译述工作。”从他的叙述中看，似乎沈氏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中的一位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由其自述所生发的那些文章，正是受到这个诱导，都把沈仲章说成是一位小角色。但据1937年3月6日考察团理事会理事长适的日记：“与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复礼、徐旭生、黄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饭，谈谈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事务。”【《胡适日记全编（六）》，转引自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胡颂平编着，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第三次印本，p.662。】又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我到米粮库四号去看胡先生。在他那里遇见了徐森玉(鸿宝)、张奚若、陈之迈、张佛泉、沈仲章五位。大家询问胡先生对于时局的意见，他当时以为芦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见于《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红编，三联出版社，1998年，p.150-159。】两次聚会，座中其他人物都是学界要人。尤其是前一次，除了沈仲章，都是理事会的理事。可见，沈仲章当时的职位或许并不高，但他却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中，参与核心事务的一位人物。
三
据沈仲章自述，他是1937年8月12日到达天津，应该是在不久之后，就写信给徐森玉先生报告情况：“前文提到徐森玉，他是文物界著名人士，是文物、博物、图书馆等方面的权威。当时他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刘半农先生去世后，他就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这时他随着北大撤退到长沙，我当然写信向他报告情况。他得知后又高兴又惊奇，没想到我这个小小工作人员竟能把木简抢救出来，认为我做了他们所不敢做的事。徐将此事告诉了傅斯年，立即发来了电报叫我在天津待命，他们会派人来的。那时电报要通过沦陷区，来取要几天，等人来就更慢了，足足等了个把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徐森玉先生本人。他那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了，辗转远来，欢然道故。他告诉我说，他们几个负责人研究过了，叫我一个人秘密进行，把宝物由北平运到天津，再由天津运到香港。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沈仲章写信通报，再经过长沙的傅斯年、徐森玉等人研究，再到徐先生间关至津，期间到底需要多久，现在因文献无征，还不能确认。不过现存一个由北至南的行程所需时间，大概可以参考：“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直至11月17日，郑天挺、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才离北平南下。12月14日，方辗转抵长沙。”【见于《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着，北京学出版社，2010年，p.128。又可参郑天挺《滇行记》，见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北京大学等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73-83。】即因战乱之阻，长沙到京津一带，大概需要近一月时间。另据徐森玉先生1937年11月3日致傅斯年函【傅斯年图书馆藏原件】，有“晨间奉到十月廿五日航示，汉简事承先生直下承当，毫无犹豫，担任一切费用，热心毅力，至堪钦佩……”云云，并请傅斯年致函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孙洪芬以申请北返经费等，则沈仲章所言傅、徐二人商议之说，确有其事。而傅斯年收至此函，已在9日，无论其是否再致函上海孙洪芬处商议经费事宜，还是坚持以史语所之款项支持徐先生北返，等徐先生真正动身，必已在中旬之后。以上种种信息综合起来，则徐森玉先生到达天津的时间，应是在1937年的12月间。
1939年7月26日徐森玉致叶景葵函
另据1939年7月26日徐先生在致叶景葵函【上海图书馆藏】中说：“宝前岁七月，自旧京南下，溯江而上，僦居长沙四越月。得青岛友人电，居延汉简尚陷在北大研究所中。遂遵海潜回北平，设法将简二万余运出，送存香港（现在港影印，年底可竣）。”按照信中所言，徐森玉先生是亲自到北平去取的竹简。这个说法虽然是孤证，但一则是出自当事人在两年之后的回忆，可信度自然较沈仲章等人多年后的回忆为高。再则这个说法也能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徐森玉会亲自携带5箱汉简到港的问题【说详后】，也弥补了沈仲章自述中相关说法的不足，因此是值得相信的。徐氏函中，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就是他讲是收到青岛友人电，才得知汉简陷落的消息。这个说法与沈仲章曾写信向他报告汉简消息的自述似有矛盾，但其实冲突不大。还是根据前引11月3日徐致傅氏函：“昨得仲章兄由青岛转来一函，兹附呈。”此函不知是否即沈仲章所言报告汉简转出之函，抑为后续报告之函？如是前者，则在沈氏发函之前，傅、徐等人已知汉简之近况，传递消息者另有其人。但无论如何，沈仲章从天津发函于徐，在当时局面下，是需要通过青岛中转的。
综上所述，在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的时候，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而剩下的3箱，则由沈仲章自行设法运出。沈遂将残存北平的木简及相关材料先运津，再从海道经青岛而至港。【需要说明的是，沈仲章当年从北大运出的不仅是居延汉简而已，据其自述记载，还有“考察团的重要对象也偷运出来了，如居延笔的模型（复制品），贝格曼在居延海发掘木简的地形坑位草图，西北科学考察团木制彩色套版和印有壁画佛像的信笺、邮票，还有我国邮局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大包（一千多套），还有许多原始记录、账目等等，这些全是与木简有关的东西。”】途中虽有波折，而有惊无。居延汉简及相关对象，遂由徐、沈二人携出险境，安全达香港。
综上所述，在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的时候，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而剩下的3箱，则由沈仲章自行设法运出。沈遂将残存北平的木简及相关材料先运津，再从海道经青岛而至港。【需要说明的是，沈仲章当年从北大运出的不仅是居延汉简而已，据其自述记载，还有“考察团的重要对象也偷运出来了，如居延笔的模型（复制品，贝格曼在居延海发掘木简的地形坑位草图，西北科学考察团木制彩色套版和印有壁画佛像的信笺、邮票，还有我国邮局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大包（一千多套），还有许多原始记录、账目等等，这些全是与木简有关的东西。”】途中虽有波折，而有惊无险。居延汉简及相关对象，遂由徐、沈二人携出险境，安全抵达香港。
再根据时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1938年1月4日的日记：“高宝森带了叶誉虎到中文学院来（见）徐森玉先生……”【《陈君葆日记》，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p.333。】而同一天，徐森玉又到蔡元培寓所报告北平图书馆南迁善本及居延汉简转移等事。蔡元培在其日记中记到：“徐森玉来，言北平伪政府欲究提北平图书馆寄沪之图书，现已与香港大学商，可运港寄存。惟起运手续尚待商讨。我素知平馆寄沪之善本书有五百部，但据森玉说，守和已提最要者，如《永乐大典》、宋写本《文苑英华》之类九十箱到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之木简二万余枚，本储北大国学研究所，近由沈君 秘密运出，经徐君携至香港，现已寄存香港大学图书馆。”【《蔡元培日记》，蔡元培撰，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p.531。】叶誉虎即叶恭绰，为长期资助北平图书馆的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董事，该董事会后来还出资资助汉简的整理印行及沈仲在港期间的生活费用，蔡元培则为原北大校长、现任的中央研究院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们两人对于北平图书馆以及与平馆、北大均有极深关系的居延汉简无疑是异常关心。这里提到徐森玉先生向蔡元培当面言及汉简已由自己带至香港，显然不可能是误会。1938年1月5日，北平图书馆驻港办事处邓衍林（竹筠）也致函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言及居延汉简存港状况：“木简已安全运到，现储中文学院，港当局甚珍视之。徐主任忙甚。”【（档年3.7），《北京图书馆馆史数据汇编》，p.471。】及至次日，徐森玉先生将所携居延汉简经香港大学陈君葆等人的帮助，暂存香港上海银行保险库中，据《陈君葆日记》【p.334】：“徐森玉的汉代木简共五箱，今日用副监督（史洛士）的名义寄存在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午间由我亲自送去。史洛士对于这事似乎特别慎重，不何故？也许他对这几箱东西的所有权颇发生一点疑问，不过这实在太过分些了。”从蔡元培到君葆，都是当事人记当日之事，不可能发生误解。也就是说，徐森玉先生曾经亲自携带5箱居延汉简至港，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
1月11日，徐森玉先生亲至沈仲章托运居延汉简之海口船，打算与受沈仲章之托携交汉简之吴景桢接洽，但竟然毫无头绪。第二天，徐先生无奈之下赴香港大学，托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等人协助收核汉简，具体过程据《陈君葆记》所述【p.337-338】：“汉代木简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仲章的电报，说自己在青岛脱船，因此托了船上的吴景桢把东西带来。吴景桢是谁大家都不知（到）【道】。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领，因此今天来找地山想办法。我下第一课时发现几个人齐集在我的办公室裹想计策，徐森玉急的了不得。我说，这事最好找一个熟识太古的买办的人到他们写字间和海口船上去查查，并且事不宜迟，怕船开了更没办法。一句提醒了许地山，结果他立刻和森玉跑到太古轮船公司去找莫恩如商量。约一点钟后地山回来了，一路进来，一路喘息，说 东西没有丢，正从船上搬进来，徐森玉在小祈园等你，要立刻去，好在中饭后到太古洋行去领回各行李。 这时刚因芬尼克约在下午到浅水湾去逛逛，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了他要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才能在大学会齐，然后才赶到小祈园去。在小祈园门口下车，森玉已经在那间茶室里面等得十分不耐烦了。我才进门他便叫 伙计，开饭，开饭，快点，快点拿来。 他性子急的了不得，我倒觉得这一点很可爱，因为穿长褂的民族第一种毛病便迂缓不切事实，所以每致偾事。凤坡的可爱亦在此点。在我坐定后之两三分钟内，森玉又催那伙计不下七八次了。素菜端来了，我急忙的吃，但是结果还是森玉比我先吃完。我想他性急有点像焕文。付款后，我们离开了小祈园，看看时计只不过十二点一刻，这心裹才舒服。但到太古洋行，莫恩如告诉我们说，东西要到三点半才能搬到岸上来。并且船上的买办有一个条子给他，说沈仲章们还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提行李时须先缴清此数云。于是我对徐讲，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他不妨放心，其余的事，可由我关照。他下午（趁）【乘】三点半的芝沙加喇荷兰船到上海去，船票已打了，因此我就在电报局门口和他别。”但这次接洽是否成功？到底有没有收到沈仲章所携汉简？陈君葆并没有记录。从道理上来说，如果真的没有接到，这么重要的事情，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对。既然没有再提，那应该是有所收获才对。到1月15日，陈君葆以徐森玉、许地山就汉简事所写的函件转交港大当时的副监督史洛士，据《陈君葆日记》【p.339】：“为许先生草的关于汉木简事致史洛士的信今日送去，信内并夹上了徐森玉给他的函。这信我提议另打出数份，分致西北学术考查团的几个理事，如胡适之、陈（寿贻）【受颐】等，使他们都了于这事的经过始末。现在木简的其余一部分已有了下落，吴景桢致守和的信说，他过港时，把东西径带到长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云。”根据陈君葆里的记录，似乎是在1月12日的时候，并没有在船上接到汉简，或者并没有全接到汉简。可惜的是，因文献有缺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吴景桢确实是将部分汉简携至了长沙。这里提到的吴景桢，是北大地质系1937年的毕业生，故而得到沈仲章的信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根据沈仲章的记述，吴景桢又将所携汉简交给了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由蒋转给了港大存储。1937年7月，蒋梦麟接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再加上平馆与临大图书馆当时合并，联合办公，以原平馆副馆长袁同礼为馆长。故而，吴景桢此举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情合理。
据1938年1月5日邓衍林致袁守礼函：“蒋校长已于日前飞港。木简已安全运至，现储中文学院，港当局甚珍视之。徐主任忙甚。”【见于《北京图书馆馆史数据汇编》（1909-1949）第一部分《历年馆务活动资料》1.168，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p.471。】单从字面来看，似乎是在此一两日前，蒋梦麟从长沙乘飞机至港，将木简携来，存入港大。但正如前所揭，沈、吴所乘之海口船是1月10日才到香港，蒋梦麟绝无可能在此之前就将木简由长沙携来。那么，沈仲章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有误呢？事实上，根据1938年1月7日第41次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蒋梦麟并未参加当天的常务会，1月19日第42次常务会议，蒋仍未参加。但次日的第43次常务会蒋梦麟则列席其中，可见，蒋氏1月初这次赴港，是大约在3、4日，到19或20日之间的。到了1月24日的第45次常务会上，梦麟被推举为临大的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临大迁往昆明的前期工作，故而在1月25日之后，他就从常务会上缺席，直到4月19日昆明的首次常务会上，蒋梦麟才再度参与。【所有会议记录及详情，均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北京大学等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33-47。】这就说明，大概在1月25日或者之后的一两天内，蒋氏已经出发，转道香港，后又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再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复由河内乘火车经滇越铁路，最终到达昆明。而居延汉简应该就是在此次赴昆明之途中，被蒋氏由长沙带到香港的。
据上文所揭1月15日《陈君葆日记》，徐森玉先生在12日匆匆离港之际，还曾留书与史洛士，商借港大主楼内图书馆之大波楼 (即汉口图书馆特藏室时称 Room H )，以便干事沈仲章从事汉数据之拍照、剪贴、编号、排比、编写索引等工作。1月27日，徐森玉再次赴港，寓新华饭店。1月31日，他发电报给傅斯年云：“韮菜园一号中研研究院傅孟真先生鉴：木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比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宝，卅一。”【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37，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也就是说，最晚在1月底时，所有的居延汉简都已经运到香港了。
但汉简这次由北至南转运中涉及到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38年5月9日，沈仲章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到：“木简整理工作经多次啰苏后，终已在港大汉口图书室中进行。校方供备铁柜一架，容量不大。故只得将所有津沪运来之简品共八箱拆散……”【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17，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见于《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p.921-95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津沪”的说法，不知何以与“沪”有关？又前述沈氏自述中，说他带出的汉简是两箱。对于这个问题，邢义田认为一则可能是因为原简经过多次包装，所以造成数量有变。再则可能是沈氏为了运送方便，所以将小箱盛入大箱之中。【邢说见《傅斯年、胡适与居延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具体情如何，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但信中说到“八箱”这个信息值得重视。这8箱中，5箱是由徐森玉先生亲自至港的，毫无疑义。其余的3箱，按道理来说就是由沈仲章押送而又转托给吴景桢的。但据前揭《陈君葆日记》及从情理上来讲，也有可能这3箱又因某种因素被分为了两批，一批由吴景桢转交给了蒋梦麟，然后又带到香港。另外一批则是在1月12日的时候，由海口船方交给了陈君葆等人。
五
根据前引5月9日沈仲章致傅斯年函中描述的情形来看，居延汉简此时存放于汉口图书室中，整理工作也已经渐次开展，逐步走上了正轨。但到没过多久，此事又生波澜。据6月13日徐森玉先生致函傅斯年函：“孟真先生赐鉴：春间宝离港太速，未能晤教，耿耿至今。昨奉惠书，辱蒙劳问，并审钧体惟宁，感慰兼至。汉简承大力筹划，印刷等费均告齐备，闻之惟有额手称庆。港大屡加疑难，实由许地山兄措辞错迕所致，已追悔莫及。今用北平图书馆名义取出，当不致为北方奸伪所攫夺也。委不腆撰序，惶恧无似，万不敢承，将来仍求先生拨冗一挥（已函仲章兄将各种材料搜集汇呈），并望略去贱名。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宝实不能稍撄其锋，惟有仗大云含盖，则一切魑魅罔两自遁无遗，务恳见许为祷。”【原函藏上海书馆，影印件见郑重《徐森玉》，《中国文物名家画传》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p.85。】则汉简又因归属权问题受到港大方面的质疑，而被迫在此时从港大取出。但取出之后，到底如何处理？是迁地另储，还是经过斡旋后又重新存入港大，似乎并无记载。但既然大家都没有特意提到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后来还是重新存入港大。而归属权问题所以产生，当是因许地山致史洛士函言及木简的归属权属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而徐森玉先生等人则考虑到其他因素，而采用的是北平图书馆的名义。两者之间既不无扞格，所以会引起港大方面和史洛士的怀疑。这封信中又提及傅斯年希望徐先生来为即将影印出版的函件图版撰序，而为先生所推脱徐先生的理由说是“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宝实不能稍撄其锋”。其实，这两件事的原委就是一个，根据傅斯年1940年8月25日致考察团理事会理事袁复礼函中言：“弟当时所以不敢主张用西北科学考察团名义者……查弟等未举为理事时，每次开会，总是周肇祥主席……此人行为，当时已有汉奸之嫌，故为政府扣押，今则附逆数年矣。又森玉先生、仲章兄将汉简移出北平后（时沦陷未久），周逆即往北京大学查觅此物（森玉先生云）可见此事在北方之可引纠纷……故不如径由国家之机关出名，如教育部、北大、中英庚款会，彼即无从争论。”【见于《傅斯年遗札》，王泛森等主编，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p.1107-1111。】可见归属权之争的关键所在，是为了防止以周肇祥为首一班人物，借着西北考察团理事会的名义闹出纠纷。而森玉先生之所以对此避唯恐不及，是因他早年与周氏交往綦密，在1927年秋搬入三时学会之前，曾长期借居周府，故公私两端皆不便与周相争也。
不过，为居延汉简图版撰序一事，傅斯年后来又托付给了叶恭绰。想来一则是以叶氏德高望重，且“汉简一事，得先生护持印传，自是千秋之盛事，其功德固不在流通《碛沙藏》之下。”【1940年4月7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078-1080。】再则是因叶氏代表中英庚款会在港协助印行木简，该会“办理此事为国家出史料，为国家保古献，千秋万世，自为嘉话。”【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6-1120。】但最后汉简的图版既然并未出版，则叶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此书原版毁于1941年底香港陷落时期。】
居延汉简归属权是个异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仅会引发存储上的不便，还会引发汉奸的觊觎尤其是对于出版而言，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傅斯年建议直接委托中英庚款委员会与负责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接洽。因此之故，他纠合徐森玉、徐炳昶等考察团理事会理事，联名致函与叶恭绰云：“玉甫先生左右：关于居延汉简出版一事，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斥巨资以成之，而先生在港料理，尤深感佩。兹出版在即，不可不与商务印书馆订约。兹由炳昶等声明，炳昶等谨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资格，将与商务印书馆订约一事，一切委托贵会办理。即乞先生就近与之接洽一切约中办法，并由先生主持，无须寄下讨论，以求速成。以后若此事万一发生纠葛，皆由炳昶等负其责任，与贵会及先生无涉，特此此声明。”【徐炳昶等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3。按此函原编者系于1940年8月，恐有。因此函内容与上引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相，当作于此后。】但遗憾的是，虽然从归属权方面来看，经几位理事的委托之后似乎再无异议。但因局势迅速恶化，居延汉简正文图版付印一事，终于未能完成。
1940年6月4日徐森玉致叶景葵函
六
1938年居延汉简运至香港，有关方面即安排沈仲章开始排序、整理、拍摄。但以种种缘由，进展始终有限。虽然确实存在种种不利条件，但沈仲章自身原因也是其中之一。据1940年3月23日，徐先生给傅斯年函中所说：“宝前上先生书后数日，即寄仲章兄一函，将各工作限定时日办竣，始有一月廿八日议出各条，特次序略更动耳。渠办事大体极可佩，诚如尊论。惟其身体素羸，多忧善病，非时加迫促，不能贯彻始终。”【原函影印件。徐先生网孙女王圣思教授提供。】故而，随着时间流逝，大局愈发恶化，徐森玉先生终于不得不不顾病体残躯，以耳顺之年，再赴香港督促理诸事。【1940年3月23日徐森玉先生致傅斯年函：“疾渐挩体，柱杖可步行数里，旅行必无困苦。辱承虑及，尤征见爱之厚，私衷感纫。”】据1940年6月4日，徐先生在函致叶景葵函中述及此事经过云：“揆初先生赐鉴：去冬奉手教，当裁末牍，略达鄙忱。昨舍弟来函云，尊处迄未收到，想付沉浮，愈增驰仰。迩维起居多祜为祝。宝因居延木简在港影印，倏逾两载，结束无期，不得已来此催促。兼旬策励，已全部照竣，校改排比，十月间可印成。现香港已非安全之地，拟将原简移至昆明，与中央研究院殷墟遗物同置一处。惟滇越路甚不易通行耳。”8月6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当时流寓香港的叶恭绰曾以《保存居延汉晋木简工作报告》为名致函中英庚款委员会，说：“后工作，较为顺利，沈君亦勤奋逾前，满以为可以如期竣事。但切实研究，始发现以前该馆（商务印书馆）一方的工作，尚有须加补正之处，而以相联关系，沈君因亦不能如期告竣，即本年四月止。正在踌躇间，适徐森玉先生有来港之议，因候其来此商议。及徐君抵港，逐一细勘，发觉以前双方疏略，未及切实进行之点，与馆方力谋协进改良之策，由徐君逐日在馆督同办理。两月有半，始将原底运出前所应做之工作做毕（即以后可不必再用原底），但并非就此即可制版。”【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26，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可见，居延汉简最终能够整理有序、拍摄完成，徐森玉先生不仅有领导之责，更是身体力行，方克蒇事。
这次徐先赴港之缘起，据先生1940年1月25日致傅斯年函：“居延汉简在港摄照，由沈仲章兄董理，二年以来，屡延宕。曾寄函询诘，无只字见答，令人萦念不已。闻号以后，须重加包装、覆校，必须赴港办理。且寄存问题亦颇重要，应筹置安妥之地。凡此诸事，若不速加约束，恐一再蹉跌，或致悉归泡影。上负先生始终维护西北文物之盛心，罪实难逭。清夜自思，如芒在背。宝拟亲自赴港一行，严事督促，将上陈各节限半年办毕，用特作函，征求先生同意。如蒙许可，自当力疾前往，务恳示遵。”【原函影印件。徐先生外孙女王圣思教授提供。】傅斯年对徐先生自告奋勇之举，显然极为感佩，1940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徐先生函云：“前谈我公赴港一行之事，重庆相关友人均觉有此必要，并深佩先生不辞辛苦。”【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0。】5月2日傅斯年致杭立武函中也到：“关于汉简之保管与出版两事，待办者多，似非请徐森玉先生前往一行不可。且此物之存香港大学也，由森玉出名，故保管一事，非彼自往无法与港大接洽。弟上月到渝时，面陈此事原委，荷承同意，并谓可预先函告叶誉虎先生。兹森玉先生已自安顺抵此，明后日赴港，弟今日发一信致誉虎先生矣。此事森玉既肯惠然一行，一切必可顺利进行，出版可期，保存得法，各得其宜，吾等心愿可了，不亦快哉！”【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1-1082。】又云：“此事有森玉一行，可以了此公案。”事实上，此次徐森玉先生赴港，是由中英庚款会与史语所共同负担费用，傅斯年与庚款会对于这批文献的保存，也是居功至伟。
根据上引傅斯年函及5月18日傅斯年致商务印书馆李泽彰函：“徐森玉先生抵港，闻已快晤。汉简一事，可于出版、保存两者皆得其宜矣。”【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2。】徐森玉先生此次大概是五月初自昆明发，而至中旬到达香港。因商务印书馆馆方的一些工作漏，以及一些新增加的工作，导致汉简出版延误，上引叶恭绰《保存居延汉晋木简工作报告》中谈及工作进度时候说：“据该馆（商务印书馆）行政技术两方负责人均称该馆制印工作，自本年十一月起，必须明年四月方能出版。”而正是由于这种种缘故，导致居延汉简图版迟迟未能印出，终于毁于日寇入侵之时。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徐先生不仅对于居延汉简始终其事，萦怀在心，对于负责整理汉简的沈仲章更是关心备至。在前揭1月25日致傅斯年函中，即云：“去岁港币猛涨，英庚会所给仲章兄之生活费当然不敷开支，工作迟缓，此亦原因之一。现闻生费久已告罄，尚恳大力于该会续筹款若干，付给仲章兄，俾竟全功，感盼无似。”汉简图版一书，虽然因战乱被。但不幸中的万幸，因徐先生等人的密切关注、协调有方汉简终于在日军入侵之前，得以完成整理、摄影等工作，并顺利运出香港。
徐森玉
七
徐森玉先生在港的指导工作，其实应该很早就完成了。据1940年7月10日傅斯年致袁同礼函：“目下港越交通阻断，森玉先生不能返……”【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8。】实际上随着局势的逐渐恶化，虽然对于整理出版工作的督导很快完，徐先生已经意识到另外一个更加急迫的问题，即居延汉简自身的安全。傅斯年在致叶恭绰函中提到：“今春旭生、森玉坚命斯年将此物存之敝所，斯年曾竭力反对。及森玉到港又来信，又回信声明其困难。后立武兄来一电，询运往马尼剌如何？当复以个人赞成，去美尤佳，但全是贡献于朋友之意见。此事先生将费神运美，感佩之极，深愧斯年无此毅力。”【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6-1120。】
徐森玉《木简问题》说明材料复印件
徐先生自己在多年之后也回忆当时汉简的转运情况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为香港有被日本占领的危险，打算把木简运出香港。胡适在那时任伪驻美大使，与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联系后拟寄存美国。我当时对美帝国主义毫无认识，认这批木简存放在美国，比运到 重庆 安全。便由我和沈，请示蔡元培同意后，空运美国（箱上写明直接寄胡适）。”【徐生木简问题说明材料复印件。】
1940年7月30日徐森玉致傅斯年函复印件
居延汉简5箱，后来在1940年8月4日离港，在10月中旬抵达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月26日正式存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这个过程，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一文中已经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因此不再赘言。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所以参与居延汉简关事宜，傅斯年在致袁复礼函中说的很清楚：“弟于此事，纯是文物热心，亦缘深感森玉前辈老先生之督勉，故为此往来之信盈尺……”【见于《傅斯年遗札》，p.1107-1111。】而居延汉简后来的释文者与考证者劳干，也曾反复在其大着中表达过对于徐森玉先生的感谢，在《居延汉简考释序目》中，他说：“我最要感谢的是徐森玉先生，胡适之师，傅孟真师，沈仲章先生，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见于《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研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p.21。】劳干的感谢，是因为：“这一次所印的图版，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在香港照出的照片。当时原简尚在香港，照好洗了两份，一份寄到上海去制版，一份寄至昆明由我来做释文。”【见于《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序，p.3。】正是由于徐、沈、傅、胡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汉简这一中华瑰宝然留存至今。而劳干从1942年此书的初版序中，就对上述诸人感念不已，每次再版，也均保留这一致谢，也是不亦宜也。
发现居延汉简的汉代要塞复原图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作者所拟原题为《徐森玉先生与居延汉简》。
来源：澎湃新闻
李啸，1967年生。现任江苏省书法院院长、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名城联谊会副会长、文化部全国青联委员、中国沧浪书社社员、江苏省文联书画考级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文联委员、江苏省美术馆展览资格评审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当代书法创作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经走向多元局面。个人的个性化创作正是创作多元化的本质保证。相对于行草书较为丰富的创作局面，楷书创作因其书体要求、个性约束等方面因素，形式还较为单一，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渐淡出视野，楷书纯粹艺术化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依托传统，把握楷书创作的内在规律，寻找楷书艺术发展的崭新空间？本文拟带着这样的问题，结合本人的创作实践进行一些思考，力求为当代楷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长期以来，相对于楷书创作以典雅、秀美、温润为主流的风格，我则更倾心于楷书创作中拥有壮美内质。从对书法史的观照中可以看出，楷书，作为正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从产生伊始，就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商周时期祭祀大器的钟鼎铭文，还是秦统一以后“书同文”的小篆，还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形成的庙堂隶书、楷书，它们都是“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的重要载体。相对于行草书的个体性，规范楷书因其承担的文化义务，形式要求更加具备社会性，拥有博大的庙堂气象、担当精神。在楷书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形式和精神完全吻合的壮美书法至今仍然拥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作为当代书法家，其追求绝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艺术追求。一个书法家首先是一个社会人，对于国家、对于时代负有切实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这应当成为艺术家的自觉诉求。楷书创作的壮美内质，正是和自身内心的社会责任感相匹配、相适应的和谐组成，所以对于楷书创作中壮美内质的追求，实际上也是这个大时代有责任感的书法家自身的内心需要。
楷书创作，强调的是其中的壮美内质，而非简单地从形式上进行划分。所谓壮美内质，在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时—魏书阶段和唐楷阶段，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评说魏书“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其辞虽有溢美之处，但确实说出了魏书的丰富之美。在魏书丰富的面貌之下，是创作者较为一致的审美趋向：在楷体书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这个过程中，它上承汉人遗风，用笔古厚含蓄；而其气质，则笼罩于魏晋风度之中，追求简净、自由、丰厚，字法颇矫健多姿，饱含着艺术从自发走向自觉状态时，被激发了的创造中的喜悦和自信，显得元气淋漓。这种元气淋漓，就是魏书的壮美内质。所以梁启超说：北魏楷书“诸体杂出而皆轨于正”。
结合自己的审美，我最青睐一些无名的魏书墓志，它们的作者往往是出生低微，为人役使的小官吏，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墓志很多并未书丹，以刀代笔，直接镌刻于石料之上。相对于成熟的楷书创作，其书法风格天真、自然、率性。走刀轨迹清晰可辨，因而在楷书的共性美外，更有率真之中的个性美。在以刀代笔的急就过程中，书法的流动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刘熙载《艺概》中说“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行、草一，皆简而动者也”。而这些墓志，于简单划分的动、静之外，形成了自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动态平衡，其书法虽然大多未臻成熟，却也正因此为楷书今天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在楷书的创作中，同样可以体现平面结构之美而外的节奏之美、动态之美。
唐人尚法，唐人楷法曾经是后世宗法的不二经典，成为学书的首选门径。直到清代中期，碑学大兴，唐人楷法转而被批判和怀疑。在当代，随着电脑的普及应用，书已逐渐弱化了其实用功能，书写目的在于彰显艺术个性，对于过于注重法度，从而泯灭了艺术天真的唐楷也持冷漠态度。
但是客观公允地评析唐人楷法，其创作者所从属的主流语境,其书写过程中的宏大叙事感,以及其作品建立于如此基础上所表达出来的方正、博大、厚重的艺术感受，都还是当代楷书创作值得借鉴的重要成份。而且唐人经典楷书亦面貌繁多：欧阳询楷书于法度森严中自见其险峻高远；虞世南楷书于法度森严中自见其温润含蓄；褚遂良楷书于法度森严中自见其流动婀娜；颜真卿楷书于法度森严中自见其宽博厚重。所以后世善学者得其神理，不善学者以一种实用思维模式去简单总结其中的笔墨规律，从而将整体的，完整的唐人楷法简单化、公式化，也就难以把握唐人的磅礴气象、壮美内质。这与其说是唐楷的弊病，不如是后学习过程中的误区。
我在对唐楷的取法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将学习的重点落在褚遂良的楷书上。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秦文锦评曰：“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在褚遂良的楷书创作中，动态之美不是无意之举，而是明确的艺术追求。而《大字阴符经》，无论其是否为褚氏真迹，作为褚遂良书法体系中的成功创作，一方面笔墨流走，于节律之美；另一面构字笔法中，暗合隶意，从而和魏书、隋人书法，均有顺承结合之处，是我心目中楷书创作的重要可消化元素。
当代楷书创作，依托经典进行考量，存在一些误区。这种误区表现在碑学范畴楷书的创作中，往往在于误将笔墨的粗野、字型的过度夸张变型当作碑学体系雄强之美的表达方式，其背后所隐藏的，是缺少对书法本体的细微体察。对于雄强之美的碑学体系楷法缺少本质认识。魏书固然有神彩飞扬之作，但其本质，无不落实于天真浑厚，内质沉静艰深，如前所叙，是在动静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而当代某些此类创作，一味张扬个性的背后，恰恰是底气不足，缺乏真实的个性。作为楷书，当其完全丧失详、静之美，实际上也就丧失了楷书存在的深厚社会文化背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纯粹帖学体系的楷书，往往局限于一家一体，追求小情调，小趣味，以阴柔的审美趋向为主要特征，其笔调过于流走，其形态多过于秀美。作为个人的逸兴闲情，历史亦不乏其人，但如若从历史的角度，从一个书法创作者的历史责任进行考量，则该类楷书创作则缺少艺术创作的本质元素：创新元素。在这样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艺术创作者必须承担应有的文化责任，所以对于此类楷书作也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这可以是作的起点，但决不应该成为创作的终极目标。
基于以上认识，我的楷书创作试图打破简单的形式局限，以保有楷书创作中的审美核心——壮美内质为根本目标，希图实现楷书创作中的内在融合。魏书变化丰富，开合较大，富有激情。我重视其在不拘手法的创造中形成的效果；而对这种现实效果的笔法进行改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崭新的过程。举例来说，魏书横划中，有一种削笔而下起头的方法，这其实是直接镌刻上石形成的“切刀”的笔势效果。但这种笔势爽利干净，富于速度感，我在楷书创作中通过自身探索以狼毫切笔之法创作出如此笔法。而基于对楷书庙堂性质宏大叙事状态的认同，我从结体上较多放弃了魏书以外的飞扬恣肆，而是借鉴其生动率性之处，从一些精巧的方面，以唐楷为基础，以魏书为创新素，进行细含蓄的融合改造，从而构建属于自我楷书创作的空间语言。
孙过庭《书谱》中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如果说笔法结构改造是形质的改造，那么，选择较为动态，使转明晰的学习对象则是创造楷书“时序”之美的客观要求：“这种时序之美，最能体现作者的情性，表现着创作中的激情与个性”（李刚田语）。唐楷法度森严，即便于动态使转中亦求笔笔到位，而在当代书法纯粹艺术化的追中，笔笔到位，则实多虚少，缺乏艺术创作和审美中的思维空间，故参照于魏书：写中一些不完善成份，对于唐楷的笔笔到位进行改造。例如有些笔划，我在书写过程中求遽尔收停，一方面更加突出了楷书创作中的速度感，彰显创作的情绪性和随机性，另一方面也因此寻求整体创作的虚实相生，凸显当代楷书创作的艺术性。
总体而言，我的楷书创作首先经历了从魏书到唐楷，又从唐楷回归魏书的学习过程。而根植于我对楷书壮美内质的追求，对于当代楷书立足传统，寻求创新的信念，选择适合自我性情的古代碑帖，以壮美内质为融合的主要准绳，以唐楷、魏书相互改造，从而寻找属于自我，呼应时代的正大楷书。而我基于如此观念创作的楷书册页《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节抄》在2006年荣幸获得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是当代书坛对我楷书创作的鼓励肯定。激发了对自己楷书风格的永恒追求。我认为，对于具有壮美内质楷书风气的呼唤是时代精神的要求，是民族文化复兴的要求。而自我创作中相关于此的现实探索，则希望对于当代的楷书创作者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丁亥岁末大雪李啸于金陵
笔力，把它定义为笔毫在运行时与阻力对应的反作用力。既然它与阻力对应，那么笔力的强弱应与阻力成正比，即阻力越大笔力越强。所以要想表现笔力就要在增加阻力上做文章。怎样才能增加阻力呢？
有三种方法：
其一，选择表面毛糙或质地松软的纸，以增加笔毫与纸面的摩擦力，摩擦力越大，阻力肯定越大；
其二，增加手对笔的垂直压力，即重按，这种垂直压力在笔毫作用于纸面时使摩擦力加大，因而阻力随之加大，但此法对提笔书写表现笔力没有作用；
其三，运腕，使笔毫呈逆势涩行状，即笔杆的倒向与笔画的走向相反。下面对之逐一分析。
选择表面毛糙的纸，书写时会有轻微的“沙沙”声，说明笔毫运行时在克服阻力，写起来感觉非常过瘾。当然在过瘾的同时笔的寿命必受影响。试比较，如果拿一块表面光滑的玻璃，在上面书写又是什么感觉？感觉是滑，笔留不住，总之感觉很糟糕。那是因为它表面光滑且质地坚硬，笔毫与它的摩擦力极小，阻力微乎其微，笔力就无从谈起了。而如果拿一张表面光滑但很软的塑料纸书写，感觉比在玻璃上好许多。这又说明笔力同纸的密度也有密切关系。想想当年王羲之要是在玻璃上写字，他能入玻三分吗？反过来说，只要你用笔得法，你也能做到“入木三分”。
而增加手对笔杆的垂直压力，即重按，也会加大笔毫同纸的摩擦力，从而增加笔力，但这种方法对提笔书写毫无意义，因为提笔书写，手对笔的垂直压力是微乎其微的，笔毫同纸面的摩擦力相比重按时产生的摩擦力小得多。这又如何表现笔力呢？请大家别忘了物理学上还有一个术语——压强（单位面积所受的压力）。
提笔书写时，笔毫与纸面的接触面是小了，纸的受力面随之缩小，但压强没有变(还可表现笔力，只是人很难感觉到笔毫对纸面的压力)，这种情况下要想表现笔力就要靠速度，提笔时笔锋抵纸，如果速度慢了，非常难控制（尤其是弹性很小的长锋软毫），无法表现笔力，写出的线如春蚓秋蛇。只有加快速度，如快刀斩乱麻，写出的线才能干净利索，才有力的感觉。
再说运腕使笔杆的倾倒方向（以下简称倒向）与笔画走向相反，这样能够充分发挥笔锋的弹性，从而增加笔毫对纸的压力，进而增加阻力(强调一下：提笔书写尤其是软毫提笔书写表现笔力是最难的，但运用此法结合速度最易表现笔力)；并且在这种状态下，笔头根部墨汁可以充分溢出被纸吸收，产生力透纸背的视觉效果，写出的笔画有厚度，墨像堆在纸面上。
笔杆的倒向不同，笔毫对纸的压力也大不相同，如笔杆倒向与笔画走向一致（即拖锋），这种情况下笔毫对纸的压力最小，最难写出笔力，故不可取；
第二种情况是笔杆向笔画两侧倾倒（即偏锋），因为笔画两侧受力不对称，表现笔力也不理想。最后，还是笔杆的倒与笔画走向相反最易表现笔力，而这要靠运腕才能做到。另外这种方法对用软毫笔表现笔力作用更为明显。
除以上几个要素，笔力的表现还受墨的浓度、执笔方法的合理程度、身体姿势、书写者控制笔的能力高下及所有因素之间的磨合程度等诸因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