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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前言中写道：“石鲁是一位具有独特气质、富于创造精神和力量艺术家，他的独特气质和创造精神来自于他的有一定背景的家庭出身及叛逆而参加革命的经历，来自与他的自觉认同于时代而又独行特立的思考精神，来自与他多才多艺和富于天赋同时又勤于学习和创造的品质。他的艺术成就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在闪烁了着摧残光耀的同时令人为之揪心和扼腕。理性与激情、天才与癫狂、浇铸了他在20世纪中国花坛上最耀眼、最富个性、最据争议的大师魂魄，谱写了中国当代艺术史在思想深度、艺术创造、人格精神上独一无二的篇章；而同时，政治的风云及迫害，病魔的摧残和无情，使这位艺术大师的精神与声明备受折磨甚至嘎然中止，这确实令历史留下了无比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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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先生的这段话，犹如石鲁先生的弟子、画家李世南先生草草几笔勾勒出的《石鲁印象》那幅画，将石鲁这位艺术大师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石鲁的一生惨烈而孤绝、顽强而奇峭、浪漫而悲壮，给人留下了人生与艺术、性格与命运、个人与社会等等诸多值得反复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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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原名冯亚珩，1919年12月生。祖籍江西景德镇，明末清初前往四川仁寿县。至亚珩的曾祖父时，家势达到极盛。冯家代代出读书人，建有藏书楼，藏书十几万卷，可与当时的省图书馆媲美。亚珩自幼性格顽皮，露出天性反叛的特征。人极聪慧，喜读书，更喜绘画。常常和给冯家大院做装饰雕刻彩绘的民间工艺师傅在一起，受到视觉美术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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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影响他终身投入美术事业者，是他的胞兄冯建吴。冯建吴在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学习，系统地学习了传统中国画及书法、诗词、篆刻，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四川成都，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该校不断聘请国内名师任课，15岁的亚珩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系统的中国传统绘画及西洋绘画的教育。天资非凡的冯亚珩不但悟性极高，而且表现出异常发达的自学能力。后又入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此时，天赋于冯亚珩身上的反叛性格及宏大人格格局在知识的推助下，突显出来了：他并不停留在绘画艺术上，他开始思考国家民族命运等宏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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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还在选择徘徊的时候，他在一本小册子上读到了一篇《毛泽东自传》，当时就被毛泽东的传奇经历吸引住了，毛泽东的大胆反叛者形象和要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地迷住了冯亚珩。他在迷毛泽东的同时，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骚动的，热血沸腾的、充满超我意识的理想主义、不甘受旧文化束缚的自由浪漫气质，以及隐约朦胧地觉悟到的人道激情驱使下的均天下主义。不久，他向家里要了第二学期的学费100块银元，却没有去上学，而是悄悄收拾了行李，瞒着所有人，向北，辗转翻越秦岭山脉，到了西安。他想去陕北，找毛泽东。这一年，他20岁。一直到次年即1940年，他才到达陕北，进入陕北公学院学习，后来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这一年他改名石鲁——因崇拜石涛和鲁迅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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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冯亚珩像一根漂泊在风中的鲜活树枝，终于以“石鲁”为茬口，嫁接在了革命政治的大树上，他获得了来自大树肌体的能量和激情，这是他所渴望的。然而同时，他从此就没有停止过个体枝条与母体大树之间的矛盾和悲剧性结合，他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激情总是被来自母体的需要一次次修整和裁剪，创伤淋漓，他穷其一生都在忍受、反抗和试图超越他与这个庞大母体之间与生俱来的类似生物性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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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长期得不到完全的信任，甚至在他恋爱结婚的时候，就受到了干扰和阻挠，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受打击后的痛苦和抑郁之中。经过了入党、整风及“抢救”运动，他又一次次体会到了他与母体之间的某种天然的区别。他渴望成为母体中的强劲有力的健康肌体，但来自组织和周围的本能式的偏见总在考验着他。他在延安，只有埋头努力地工作，深埋在工作当中，他才能获得来自土地、天空、阳光、风雨带给他的自然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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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如饥似渴地从陕北的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他在生活中发现人性、发现生活、发现美。生活异常艰苦，他常常将出生的儿子用绑腿带绑在肩上去生活画速写、抄民歌。他非凡的艺术天赋在特殊的年代得到了独特的锻炼和助长。石鲁的具体工作是文工团的美工，为话剧、秧歌剧等画布景，天性使然，他就在这种工作中也发挥着自己的创造，他深深知道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是什么。他在回忆文字中津津乐道“群众爱看的新拉洋片”，这个时候他就表现出了创造性地服务于革命宣传需要的思维。其实，革命的宣传需要是让群众看；而石鲁的艺术家思维将其发挥成群众爱看，二者的发生主体显然有性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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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石鲁离开文工团，调入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从此成为专业美术工作者。其实，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美术为宣传的工作，只是他的生命力和对革命的激情，使他总想将宣传升华为艺术的宣传，让宣传通过艺术唤醒人。但是，革命的重大任务，使得人生在此时全盘被政治化了，艺术已经不是本体意义的艺术，这种分裂的症状折磨了这个天才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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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革命队伍转战陕北，远方是胡宗南军队的追杀枪炮声，而眼前却是毛泽东率领中央警卫团从容不迫地登上了一座山头。石鲁看到这幅情景，激动不已，他心目中毛泽东的英雄气概更加高大挺拔。这一图景刻画在了他的脑海中，也成为他日后创作其代表作《转战陕北》的主要情节。
动荡和严酷的生活，深化了石鲁的人生体验，他却在动荡艰苦中完美地保留并滋长着艺术家的秉性和胸怀，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版画作品问世。在《说理》中，他艺术地将政治提升到了人性的高度：当时有一些农民中的二流子、流氓，在清算地主剥削的大会上，起哄胡闹，竟发生了将地主当场用砖头活活砸死的事件。石鲁以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不仅写文章对此表示制止，还创作了这幅版画，主张革命要“说理”，与后来的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不谋而合。但是石鲁因此也遭遇了一次人生危机，幸亏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表态，他才躲过一劫。石鲁就是这样极其敏锐地表现他的思想与艺术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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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30岁的石鲁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筹建西北美术领导组织的工作。两年后，在西北美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以最高选票当选主席。但石鲁却极力推荐一直居住在西安的著名画家、民主人士赵望云先生担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自己高兴地做副主席兼西北画报社社长。这是他和赵望云先生良好合作的开端，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文化佳话，成为至今影响美术界人士如何看待名利地位的明镜。这一良好的开端，不只是一段佳话，实则是石鲁以个体之力，表现出共产党人和艺术家的胸怀气魄与智慧，这使得陕西画坛的主要健康力量迅速凝聚，为日后长安画派的兴起和成熟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果然，赵望云、石鲁领导的陕西画坛，很快就以优异的成绩令全国美术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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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50年代，石鲁的艺术事业蒸蒸日上。他多次外出写生，并重新开始专著于水墨画的创作与研究。石鲁的艺术天才得到了空前的迸发，他除了深研中国画以外，也在年画、油画、版画等方面作出了惊人的创造。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中，许多人第一次发现了石鲁作为艺术大师全面而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样样都会，样样都通、样样能精。他的作品中，轻易地给美术史研究者提出难题，原来许多美术史上煞有其事的所谓学术问题，在他这儿，早早地都在实践和解决当中。由于对新社会的旺盛激情与热爱，石鲁表现出远远高于一个画家的个人艺术角色定位，他在写生中深入生活，还于1954年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他还计划要写以刘志丹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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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石鲁的艺术争论中，有人片面地认为石鲁作为从延安过来的艺术家，其文史修 养和传统功力等等是欠缺的。这就是没有真正了解石鲁。石鲁的文学创作才华、文学的敏锐思维和艺术灵性就能说明一切。读石鲁的文字、诗词和石鲁论画谈艺的文字，会发现他是绝顶的聪明，并极其刻苦且会刻苦用工地钻研到学问的海洋中去了。他只是不带痕迹，是更高级的将学养“化”到自己身心中去，不留痕迹而已。李世南先生在他的《狂歌当哭——记石鲁》一书中，详细地记录了一个学识渊博、胸怀博大又被他所钟爱的文化所化、让文化成就自己而自己一点也不被文化吞噬的人间艺术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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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创作、研究，成了石鲁这10年的主要生活。石鲁这一时期还出访了埃及、印度等国，这给了石鲁除了当时中国盛行的苏联艺术以外的另一种外国文化的影响，使这个聪明绝顶的人在如何理解本民族的艺术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迪。慢慢地，“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思想清晰地形成并确立了。
1959年，石鲁40岁。这一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文化部组织一批优秀画家到北京集中创作，为刚落成的重大建筑创作一批革命历史主题绘画。石鲁住在齐白石纪念馆，在这里，他创作了著名的国画《转战陕北》。据广东画家杨之光先生回忆，当时大家都忙着找资料、寻素材、勾草图，而石鲁却捧着一本《唐诗》优哉游哉地卧读，一点都不着急，他早就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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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陕北》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它是人物画，人在画中所占比例很小；它是山水画，却明明表现的是人。石鲁以宏大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他曾经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地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情景，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联想恢宏而奇特，画面色彩辉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块结构，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壮美的诗化抒情性，给人们的想像留下了空间。至今仍是美术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他同时还创作了著名的《延河饮马》，以没骨水墨技法表现山水，含蓄而细腻。这些革命历史主题绘画，并不是简单的图解主题，而是石鲁以豪放为基调、兼顾婉约冲和的浪漫主义美学境界的外现。即他已经不是政治宣传意识，而是艺术抒情。石鲁进入了他的艺术全胜时期。这是个值得今后人们研究的课题：何以在那样一个年代，在以革命历史主题绘画为创作主导的特殊时期会崛起一个石鲁？
然而《转战陕北》并没有能在国庆十周年的大展中展出，原因是一位将军在看了画之后说：毛主席身后怎么才一个人一匹马？还站在悬崖边，这不是悬崖勒马吗？照这位将军的理解，画中的人物不应该是毛泽东，是蒋介石才对。一位戎马倥偬的将军对于艺术的误解情有可原，但如果像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的话被用来做艺术和政治主题的裁判，就产生了悲剧性的结果，石鲁因此受到严厉批评。日后挨批斗这也是重要罪状。与此同时，美术界有人闻风而动，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石鲁，著名的“野怪乱黑”之说就由此产生。
倔强的石鲁骨子里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激情又一次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对于谬误绝 无半点忍让和迁就，他在日记中写了一首打油诗以扬其志——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夜怪黑乱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
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但是《转战陕北》和后来的大画《东渡》，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从此无尽的苦难折磨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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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的1964年，为迎接国庆15周年，石鲁抱病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主题绘画《东渡》，作为《转战陕北》的姊妹篇，表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军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勇猛战斗的英雄气概。石鲁这一次的创作，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得更为超前，无论从构图还是手法，都让人为之震撼：俯瞰黄河之上，一船的船工和战士出烘托下的毛泽东的背影，坚毅而高大，激流勇进，一往无前，人物形象如铜浇铁铸一般。不料，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化，一位后来与江青团伙关系密切的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师说：“石鲁画了一船土匪，把毛主席画成了土匪头子！”这一惊人“发现”开始了石鲁从此至死的悲惨命运。《东渡》也没能送往北京参展，后来，这幅度3米×5米的大画下落不明。人们至今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上，看到的只是《东渡》的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这样，草稿和色彩稿，至今仍散发出强劲的力量，其英雄的气概仍能从画面上流泻下来，感染并唤醒着参观者。
但是，石鲁因它而受尽磨难，成为紧接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饱尝苦难的文化界代表之一。石鲁被残酷地挨整，还在于他受尽苦难，却丝毫不改艺术家的良心、不废理想主义者的志气，他在1969年就指名痛骂江青，公开反对江青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地位和与不对文艺座谈会纪要。这在当时他为自己所招致的灾祸，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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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艺术文集记录了石鲁当时的遭遇和环境：“我写了‘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春字用古体，人家就抓住了，说我写的是‘人间昏色’，反动！”“公安局、工宣队叫我画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我不画，画不出来，我不会说假话。”“法西斯蒂，凭空杜撰，专横武断，一切都讲政治，不讲艺术规律。我对这些很反感，我不要这号政治，要真正的艺术。”
他被折磨得精神分裂，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不堪忍受的时候，他曾经逃跑回四川，在广元的山野里流浪，靠偷吃农民的红薯玉米生活。李世南先生的《石鲁广元落难图》形象而传神地记录了这一辛酸经历。后被当地农民抓住，以为是国民党空投的特务，交给公安机关，之后再押送回陕西继续批斗。还专门组织了“石鲁黑画展”，让陕西数十位大学的各门类教授研究石鲁的画为什么反动、有多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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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惊险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陕西文艺界有人频频鼓动着要将石鲁枪毙。后来经过朋友的奔走和医院的证明，证明石鲁“疯”了，才没有执行枪决。
在这样不堪忍受的岁月，石鲁的精神时而正常时而癫狂。无论在正常和癫狂中，他那已经艺术化了的思想和精神丝毫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反而以另一种精神状态，探索到了艺术世界里常人难以企及甚至难以想像的境地。正如石丹所说：在一个整个国家都疯狂的年代，一个疯子可能比其他“正常人”更能清醒地面对一个发了疯的社会。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中，有许多那个年代石鲁的作品，怪异而神奇的符号与线条，给人以深远而诡秘的想像空间。其手法极端工细又极端写意，两者是那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处处不和谐最终构成了和谐之美，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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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论书法和绘画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升华式的转化，仿佛借助了苦难的力量，让他飞升到了一个人神共享的艺术境界。
石鲁面对苦难，有一种本能的自我化解能力，他多次画《兰花图》，落款都写这样的词句：“兰之香也，不食肥土”、“兰宜乎瘦土”。石鲁的大智慧和高境界，于此可见。石鲁说：“有了这个‘文革时代’，偏偏又遇到我这个不服气的个性，就出来了这些东西。”
如今，许多人站在展览大厅，品读这样的词句，心中激起丰富的联想和思考。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的文艺界都呈现出逐步复苏的景象，大地回春，人心里慢慢积攒着暖气。而陕西文艺的冬天似乎特别长，对石鲁来说，他很长时间都出了不“三九”严寒的冰封雪藏，一年多后还被专案组抓住不放。后来，经过了北京华君武等老朋友的努力，石鲁的申诉信转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手中。不久，文化部部长黄镇就派专人到陕西调查石鲁的案件。之后黄镇部长又派人接石鲁到北京看病。
石鲁被从陕西的精神病院用单架抬到火车站，从窗户里送进了火车。在北京，石鲁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石鲁历尽磨难而又姿多彩的传奇故事开始广泛地流传。直到1978 年底，石鲁的政治结论才出来，彻底解放了。解放来得姗姗而迟。其实，石鲁一直是一个自我解放者，他的解放就表现在他无论经受多少苦难，都完美地坚守着人性的本真、保护着人格的丰满、丝毫不动摇对艺术的忠诚。这样较之面对邪恶，随波逐流、同流和污、窃位苟安甚至充任帮凶，他就是一个彻底的自我解放者。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交出去。因此，当那个来之不易的政治结论送到石鲁手中的时候，他并未表现出有多大的欢欣。
他要在逐步宽松的气氛里，做自己想做的许多事。他有创作的计划，他有教学的计划，他有办一个大学专门讲授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计划。然而，长期遭受的非人摧残，夺去了他的健康。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缺席的情况下，他当选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不久，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石鲁书画展》，这一年他60岁，这是他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也是他生前惟一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了石鲁230多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那幅给他带来命运转折的《转战陕北》悬挂在最引人瞩目的墙壁上。展览好评如潮，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分量”的一次个人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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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次个人画展，画家石鲁这位艺术大师，却躺在千里之外的医院病床上。1980年，《石鲁书画展》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石鲁本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开始了他被中断了20年的《学画录》的续写和修改工作。1981年，陕西南部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为赈灾画了一幅大幅《荷花图》，成为他的封笔之作。之后长病不起。1982年8月25日下午，一代艺术大师石鲁病逝。临死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直到今天，人们在观看《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时，许多人还有中地产生一个20多年来时常萦绕在石鲁的家人、学生和美术界的渴望：假如再给他10年、20年生命，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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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之子石果总结说：“在石鲁一生中对艺术理想与社会、民族理想的追求中，始终伴随着种种苦难，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在20世纪剧烈变迁的必然过程。不同的是石鲁没有选择如常人般随机应变，善存其身，他始终如一地选择了与苦难同在，他以一生的磨砺完成了一个理想主义殉道人的形象。有后来的美术论家惋惜石鲁由于早逝而成为一代‘夭折的大师’，岂不知石鲁是以其勇于殉道的超凡激情而夭折，才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英雄。这种事实和意义提升拓展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境界，由此以后，中国绘画艺术的巅峰增加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生的精彩与艺术的精湛上，单一的取巧将显得单薄。画是一种印证，但只有在印证了人格的丰厚与纯粹的时候，画才有价值。”
石鲁花鸟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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