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育≠知识传授+技法训练
——关于当前高校书法教育现状的一点思考
文｜于明诠
书法教育不是知识教育而是艺术教育，因此说，书法教育≠知识传授+技法训练。也就是说，不能把书法教育简单地分解为两个部分，即知识传授（包括书法史，古代书论，美学常识，历史知识等）和毛笔技法训练（等同于写毛笔字）。这种理解显然是只重表面形式，而忽略了书法教育作为一种艺术教育的本质。
十几年来，我国的书法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就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现状看，许多艺术院校和部分师范院校都开设了书法艺术专业，招收专科、本科乃至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许多普通高校也都开设了书法课。然而，各类院校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效果都存在着很大差异。除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外，多数师范院校的书法教育均存在忽视对学生“创作意识”的引导与培养问题，仅注重知识传授与基本技法训练。至于多数普通院校开设的书法课，虽冠以“艺术”之名，其实不过如旧式教育中的“临帖、描红”教学一样，只是教学生写“大仿”，写“毛笔字”而已。
近世书家动辄以中锋为根本。如王蘧常说：“书法之妙，全在用笔，用笔之贵，又在用锋，用锋之要，则在中锋”。沈尹默先生则更进一步的强调说：“用笔之妙，无非笔笔中锋。”而白蕉先生则把中锋用笔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用笔讲用中锋，是书法之宪法，是用笔之根本大法”。学书者遂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务必要使笔笔中锋而行。
结果如何?书法随之成为狗啮枯骨之学，纵任点画布置工巧，线质却少见精妙变化。
尝闻才子徐海叹曰：古人线质之妙我辈已无法望其项背，但求空间布置而矣。失望者多以古人自幼习字为藉口，或以古人拥有日常书写之习性为托辞，或以古人用功甚勤做抵挡，唯唯不肯从笔法之正误处用心思考，遂使中锋用笔之邪说流传数百年而不能肃清。
中锋之说，多援引沈括《梦溪笔谈》：“宋徐铉善小篆，映日观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其中，无有偏侧，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呜呼！世人之不察一致如斯。
沈括本非书道中人，徐铉亦非精通笔法之流，小篆更是官方炮制的死文字。以此三者为中锋之法的依据，无乃形同儿戏？沈括之说不过开其端倪，中锋盛行，乃携清代碑学而起。
其实对于中锋的探讨之所以了无成效，原因在于这个讨论一开始便被沈括、包世臣之流引入邪路，更加上沈尹默之辈推波助澜，以致不可收拾。
沈括形容徐铉之小篆笔画中心有一缕浓墨，转折处也不偏不倚，大概类似马路中心的黄线吧？这种技巧称之为杂技可以，称之为笔法则不可以。宋以前各类书体，除唐宋人误解的篆书外，无不摇曳多姿纵横飞动。梁武帝称右军龙跃天门，难道是压着双黄线过的天门？自目前见到的最早墨迹朱书玉版以来，至战国竹简、汉代简册、并六朝墨迹，并无类似徐铉浓墨落于中线的写法，至宋朝而有老米八面出锋，亦非专压黄线之流。清代徒求赵孟頫和董其昌之形似，帖学衰败；碑学倡导者如包世臣但见刀斧痕迹，笔法造作，虽抵牾帖学但其务求形似之习气则如出一辙。
沈尹默虽以振兴帖学为己任，但实际如裹足少妇，虽不乏媚态而少见自然。此三者所言不同，而其误则一：泥于书迹，而不知其所以迹。
王羲之“行穰”两个字的放大影像，看得这个清楚啊。看了两眼忽然觉得行穰两字之间的连带右侧有点发白，本以为我老眼昏花，凑近了一看：原来左黑右白的笔迹可不止这一处，基本上竖画都是如此！这肯定不是摹写者的失误，而是对王羲之原作的忠实模仿。其实不仅竖画，很多笔画都是两侧黑白不均。
这说明什么？说明右军的笔画，不是用二沈所谓的“中锋”方式写出来的！试图通过二沈所谓的中锋来上探帖学正脉，恐怕如同缘木求鱼，是谓之“陷阱”。
魏启后先生讲：“骑自行车不倒，就是中锋。”这才是中锋的真谛！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古以来，书家对“中锋”各有见解，但总是有共性的，那就是笔锋“挺健”。正如自行车可以任意东西，但不会倒下，靠的是对“抓地力”的把控，用笔亦是如此，笔笔中锋？倒不如称为把控“发力点”。这才是用笔的核心所在。
书法创作主要创作什么？这是个大问题，其实所谓创作不是把线条的黑整得多么好，而是要把线条中间的白整得多好，所以在创作时，无论是在整体布局上，还是在局部的关连上，都要玩转空白的味道。这种空白，给人以空灵的美感、呼吸的顺畅和想像的空间，从而给人以特有的审美愉悦。
这种空白，不是艺术家的遗漏，而是有意的创造。这种“有意鼓捣出来的白”，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特征，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看到下面米芾手札，重点看空白：
图/米芾手札，信手拈来，写得空灵
中国书法“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计白当黑”。这一书法创作的金科玉律，可以在中国的老庄哲学中找到根源。在老庄哲学看来，一切对立的两极都相辅相成。在书法创作中，黑白相依，“有无相生”。所谓绝对的黑白、有无都是没有的。黑、有必须依白、无而存在，白、无一定依黑、有而显明。在书法创作中，线条的飞舞、徐行、方正、圆润等“有笔墨处”都很重要，处理好了都能给人以美感，因而要重视“有笔墨处”，重视“以黑统白”。
图/《伯远帖》，后人题跋也会讲究布白关系，这是千百年书家们共同的默契
然而，正如古人所说的：“书在有笔墨处，书之妙在无笔墨处，有处仅存迹象，无处乃传神韵。”近代书画家黄宾虹也强调“知白守黑，得其玄妙，未易言语形容。”书法家林散之更明确指出：“字要写白的”；“字要有大小，主要是要有气”；“不能不贯气，气不畅，太老实。要大小、疏密结合”；要“乱中求干净，黑白要分明”；书法中要“紧处紧，空处空，在于得势”。从古至今，高明的书法家不仅在理论上重视空白，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坚持“以白统黑”，凭借娴熟的笔墨功夫，在创作时眼不看笔，注意力全在空白处，使全幅作品的空白处留得大小相间、疏密相间，从而使整幅作品黑白相间而又气脉贯通。
图/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局部》，注意看空白意趣
中国书法的空白，不仅使整幅作品给人以虚实相间的匀称感、节奏感，而且还给人以特有的愉悦。这种空白，像围棋中的“气眼”，使整盘棋富有了灵气和活力。这种空白，像房舍内的窗口，使观赏者透过窗口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无意中化解了胸中的压抑和窒闷，感到一种特有的舒坦、透灵。这种空白，在流通气息的同时尤其给人以想像的空间，使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阅历自由地想像那无字后的有字，笔断处的意连等等。正是由于这种空白，才使中国书法作品满足了人们生理的和心理的需要，才形成了它特有的审美价值。
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白”或“无”，不是消极的、绝对的、无生命的“白”或“无”，而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的“白”或“无”，是积极的、相对的，因而是充满无限内涵的“白”或“无”。这种“白”或“无”，由于满足了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而以不同的形式贯穿于中国艺术的各种形式之中。如中国画的空白云烟，音乐中的“弦外之音”，诗词中的“言外之意”，戏曲中的不设布景和故事情节的大段跳跃等等，都与中国书法一样，使人从无中看到有，从虚中看到实，从混沌中看到具体，从空白处看到无限的内涵，以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从而“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获得自由、充实而又多样化的审美愉悦。
图/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气息流畅
白，以其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的重要价值，要求艺术家要特别注意“鼓捣白”的技巧，要努力使线、墨及其组合变化充分展现书法的气、神、韵。书家不仅要始终注意使线、墨汇集为具有特色的“具象”及通篇有意味的“黑白分割”，而且要特别注意黑白分割处的虚处、无处、白处，即无墨痕处的“白”的醒豁和空灵。
注意，如果忽视通篇的“黑白分割”，如果不舍去部分“具象”而留白，就会使线、墨造成的种种“具象”充塞于画面；如果忽视线、墨断续之间布白的创造，如果悟不出线的盘绕和墨的浓淡、润燥的主旨在于妙造布白，就会使线一味地缠绕、碰撞，使墨一味地铺展、重叠，就势必使人感到拥挤压抑，心烦窒闷。这样，作品就不可能使欣赏者有任何审美愉悦，作品也不可能有任何艺术价值。
王冬亮作品
书法艺术是我国特有的艺术。它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源远流长，宏大精深。从殷商开始，经历了秦汉的辉煌，魏晋的风韵，隋唐的鼎盛，宋元的神意，明清的繁华。直到今天仍繁花似锦，昌盛不衰。它在世界艺苑中独树一帜，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从中华大地上走向了世界，遍及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等国家。西方许多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当代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
鲁大东作品
书法艺术产生的土壤是汉字。传说古代神奇的仓颉，头上长有四只眼，通于神明，能“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传说，当然不足为凭，但是透过神话的迷雾，我们可以知道，汉字造型之初，始于取象自然之美，文字一出现就孕育着美，具有美的性质。后来，象形的意义逐渐减弱，符号的意义日益增强。但是无论怎样演变，以点画（线条）排列造字的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因而这种演变，不是削弱了文字美，而是为书法提供了更美的基础，使得书法艺术能从更广阔的天地里“博采众美”，丰富自己的形象感染力和表现力。
“文房四宝”，尤其是毛笔的完善提高，使得欧洲人的管笔、钢笔、铅笔及油画笔等在中国书法面前相形见绌。毛笔不仅能够表现出粗细、浓淡、虚实、方圆、厚薄等种种线条，而且能够创造出晕化的趣味和墨色的美感，书画同源，本自同工，使得书法艺术具有图画的美。这些都为书法艺术奠定了美的基础。
王冬亮作品
一
中国的书体，大致可以分为篆、隶、真、草四种，每一种又可分为不同的笔姿和结构。
篆——分大篆和小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春秋战国时的秦国文字大体上保持了西周的写法，只是变得更加整齐匀称，这便是“大篆”，它是小篆的前身。秦统一中国后，把原来的篆书酌加简化，同时废除战国时区域性的异体字，这种经过整理的秦国文字就是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使用圆转匀称的线条，形体整齐，统一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偏旁，确定了偏旁的位置，确立了汉字的符号性，使书写有了规律。
隶书——秦代通行小篆的同时还通行隶书，隶书是从草率的篆书变来的。隶书在汉代是正式字体。后来的隶书，经过艺术加工和美化，在笔划方面添了波势和挑法（弯钩）。
叶欣作品
楷书——又叫真书，由隶书演变而来，是现代通行的字体。
草书——共有三种：章草、今草、狂草。章草由隶书演变而来，起于汉代；今草是章草的继续，是楷书的快写体，从东汉末年流传至今；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兴于唐代。
另外，还有介于今草与楷书之间一种字体叫行书。它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今草与楷书盛行的时候，它近于楷而不拘谨，近于草而不放纵，笔画连绵而各守独立，清晰易认好写。
二
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 书法艺术的基本审美要素大体上由六个方面构成
即字的间架结构，分间布白。各种书体、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就像画家作画，错落而有序，丰富而不单一，结体本身有奇正、疏密等多种形式。既遵循平衡、对称原则，合乎一定法度，又不能僵板或粗制滥造。研读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你就可以看出它的间架结构很美。如“達”字（繁体），并列四横，却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横；如繁体的“為”下面四点，没有两点是相同的。正是这样，使得各种笔画互相映衬、互相弥补，既显得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又和谐别致。画家作画，绘千岩万壑，必先立主峰。主峰既立，则岩岫巉绝，峰峦秀起，旁见侧出，云烟变天，千态万状，无不血脉流通。同样，书法大家是很注意主笔与次笔的安排的。譬如，赵孟頫、欧阳询、柳公权写的“山”字，中间一竖居于字心，犹如山峰高耸，钢铸铁打，骨力非凡，而左右两笔则是次笔，旁见侧出，拱绕主笔，使整个字显得很美。试想，如果中间一竖苍白乏力，旁边两笔很拙，“山”字该有多难看。像这样美的例子在书法艺术中俯拾皆是，在这里只不过随便举一个例子罢了。
王冬亮作品
书法也像建造房屋一样，结体讲究空间美。还是以唐代柳公权的书法为例吧，你看他写的“百”、“门”、“月”、“见”四个字，半腹皆虚，四周开敞，犹如“门窗轩豁”，“楼阁虚邻”，内通外达，生气流转，空白富有性致。而他写的合体字外部空间分割，也颇耐人寻味。各组成部分安排得有高有低，有伸有缩，错落有致。如“街”字，左下方和右上方各出现一块空白，两高一低，参差互让；“雄”字，一竖挺然，耿介特立，下方就形成大小两块空白，显现出一种空间的美。仔细欣赏，确实使人眼目为之一新，产生一种漫步在园林式建筑中的美感。
指书法作品的整体布局。要求上下左右互相照应，总体分布有法度秩序。章法美是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章法搞好了，即使个别字艺术性差些，亦可通过美的章法掩饰。章法美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王羲之的《兰亭序》了，全篇324字，共 28行，书法遒媚劲健，全篇章法布白，前后管领，既有主体，又富于变化，首尾相应，可以称之为千古绝作。
王冬亮作品
用笔是指行笔的方式方法。一般说来有方笔、圆笔、尖笔、轻重缓急等。要求有力度和质感，错落有致，富于曲线美和形象美。
中国书法是很讲究曲线美的，以多样流动的线条充分体现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用笔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比如吴让之的篆书，像一幅幅装饰图案，给人以婉曲流通的美；甘肃东部甘谷出土的隶书汉简，一波三折，给人以曲波微澜之美；赵孟頫的楷书，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表现出一种柔性曲线美；而柳公权的楷书，化直为曲，似弯弓射月，透出一种刚性曲线美；张旭的狂草，曲线连着曲线，给人以急雨旋风式的美。
王义军作品
书法家在用笔时还十分重视笔画的形象美。唐欧阳询对书法八种基本笔画作了形象的概括和描绘：“点（、）如高峰之坠石；钧似长空之初日；横（一）如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横折斜钩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弯折钧如万钧之弩发；撇如利剑斩断犀象之角牙；捺一波常常三过笔。”
用墨是指墨的着色程度，如浓淡、枯润等。要求苍拙苦涩和淋漓酣畅变化一致，墨色不能枯燥或平滑。
王冬亮作品
是笔画、线条的动静、起伏、枯润等变化富有节奏，抑扬顿挫，声色相依。如苏轼的“鹤飞”像仙鹤羽翼伸展，翩然欲飞；韩愈的“鸢飞鱼跃”具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动律感；那汉代《华山碑》隶书的笔画真像一个个女子翩翩起舞……这些，无不透出一种动的韵律，诗的韵律。
是由结体、章法、用笔、用墨、韵律等共同组成的总的艺术效果。风格有含蓄与豪放、古朴与秀丽、劲健与稚拙等。比如，李白的书法，狂放不羁，豪爽飘逸。北京博物院藏有他的一帧《上阳台帖》，全帖气势超迈，笔力雄健，书字大小错落，透出一种豪气仙风，才华横溢的神韵。
王义军作品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则又是一种风格。他的行草“三稿”（《祭侄文稿》、《祭伯文稿》、《争座位稿》）被人称为有情的图画，无声的乐章。字里行间，流动着浓郁的深情，时而奔腾激昂，时而低回吟唱，有惊心动魄之气，无娇揉造作之迹。郑板桥那翩翩多姿的书法中，往往含茹着兰竹一枝一叶的意象。黄庭坚那风格清劲的书法中，给人一种乱叶交枝，竹影婆娑的意韵。
三
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
传说，唐代书法家张旭在苏州做官的时候，有一老翁故意寻事几次到公堂要他判案，张旭打发老头走了，没几天又找上公堂。张旭很是恼火，就责问老头“为何无事滋扰公堂？”老头只得如实相告，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既不是真的要这位张大人断案论事，也不是无故取闹，仅仅是为了再一次得到张大人写在“判断书”上的几个“笔迹奇妙”的字，“贵为箧笥之珍”。
鲁大东作品
唐代，不仅开一代诗风，书法艺术也如百花盛开，各领风骚；书法家群星灿烂，如欧阳询、欧阳通、虞世南；如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爱好书法，欣赏书法艺术，形成一代风气。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尤其厚爱王羲之的墨迹。他曾派人到王羲之七世孙那里骗取了《兰亭序》真迹，令人拓书数本，赐给皇室近臣，以示皇恩。临终时还特别嘱咐，要将真迹贮于玉匣之中随葬。
一个为得“笔迹奇妙”的书法，甘受“以闲事屡扰公堂”之罚；一个“贵为天子”不仅行小人之举——骗，而且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欣赏，书法艺术可真有魅力啊！
鲁大东作品
书法象一切艺术门类一样，既体现艺术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它作为艺术的一般形式，象音乐一样，具有生动的节奏和韵律；象舞蹈一样，千姿百态、飞舞跳跃；象建筑一样，具有丰富的形体和造型；象绘画一样，追求气韵生动，形神合一。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殊形式，又与其它艺术不同。音乐形象是以时间上的听觉形式出现，书法形象则是以空间上的视觉形式出现；舞蹈形象是以舞台“动”的形式出现，书法形象是以画面“静”的形式出现；建筑形象是以立体的三度空间形式出现，书法形象则是以平面的二度空间形式出现；绘画形象是以物象、色彩的形式出现，书法形象则是以比较抽象的线条和形体的形式出现。
鲁大东作品
不仅如此。因为书法艺术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不仅具有表现形式的一般规律，而且内含了一定的思想、意识，反映了人们的审美心理、审美标准、审美境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可以渗透到理性中，不仅能打动整个感官，而且能打动人的整个心灵。
具体地说，书法艺术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其审美特征：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书法艺术的基础是汉字。而汉字最早是由象形文字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因此书法艺术产生的基础一开始就具有了造型艺术的特点。虽然随着文字的发展，后来在象形的基础上又有了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方面的文字，汉字象形的意义逐渐减弱，符号的意义日益增强。但它毕竟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以表义为主的方块字，以点线重叠排列的造字基本方式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可以说，书法艺术是通过点线组合来进行美的造型的艺术。
柳堂作品
同时，人们常说，“书画同源”。书法家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时，是当做一幅精美的画来构思和创作的。毫无疑问，这同样决定了书法艺术具有图画一般的造型性。比如毛泽东的行草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像一幅气势雄浑、苍劲潇洒的画；而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悼念杨开慧而作，那涂了又改，改了又涂的墨迹，使整个书法作品像一幅悲壮的画。
书法艺术对现实美的反映是靠点线和字形结构来完成的，它不是像绘画那样具体地去描绘某一种事物，因而具有抽象性。例如书法家写一点，有时如瓜瓣鼠矢，有时如高峰坠石，有时圆润如珠玉，有时又活泼如蝌蚪，但并不是画出来的“瓜瓣鼠矢”、“高峰坠石”、“圆润珠玉”、“活泼蝌蚪”。它的“点”是抽象的。唐人张怀瓘认为，书法艺术是“无声之音，无形之象”，就是说书法艺术是有声语言的符号，读之有声，是带抽象性质的形象，而不是具体描绘现实中某一事物的形象。因此，书法艺术的抽象性就在于它既同现实中各种形态结构有类似的地方，又不是现实中某一事物的形态结构的直接描摹，是无形与有形的统一，是不象形与象形的统一。
鲁大东作品
书法艺术的抽象性，决定了它在反映现实事物的形态美方面，比其它具体描摹某种现实事物的艺术有更加自由的天地。比如，比绘画、雕塑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能够使人们联想到许多事物共有的某种美。比如欣赏一幅刚劲有力的书法艺术作品，你可能会联想到青松的苍劲、山峰的巍峨……它是一幅具体的书法作品，却反映了多种事物共同具有的某一美的形态。因此，可以说，书法艺术是具体中的抽象，抽象中的具体。
书法艺术浸透着书法家的思想感情，反映着作者的品格情趣，是一种表情的艺术。好的书法作品必定倾注着书家的内心情感——喜悦、悲哀、歌颂、谴责……比如，宋陆游作的《题醉中所作草书歌》，就抒发了作者在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的强烈的爱国感情：“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塑，势从天落银河倾。端溪石池浓作墨，烛光相射飞纵横，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作者那借酒助兴、尽忠报国的宿愿，欲试无路的悲愤都倾注到书法之中了。民族英雄岳飞所写《还我河山》的草书横幅，酣畅淋漓，峻峭挺拔，大气磅礴，真是义愤之情溢于笔端，抒发了他那立志收复河山，洗雪国耻，浴血战斗，身先士卒，“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伟大胸襟和崇高志向。 中国书法艺术是一座美的宝库，你会在这里面获得无穷的美感的。
习书杂记
文/ 方放
余习书四十载，其间时有续断，近五年全心投入，略有感触，记之一二。
古之法帖，芸芸众矣，其中经典者，余奉之如书圣当前。习书首务临帖，需恭敬勤勉有加方可入门。临帖要者有三：
一曰取神。于书家精神风骨、学识气度处把握揣摩，进而追随；
二曰取法。于点画、结构、章法处得其形似，由形得其神采，形不似则神不全，故临帖之要，首在形似，必惟妙惟肖，方得第一步功夫；
三曰取笔。黄山谷云：“书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笔画实处见笔力，使转虚处见精微。故字之眼在于笔画连接处的表现与安排。
为书最难学谓之境界，羲之兰亭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书者，当以大人襟怀，目流上下坐究八荒，如易经观卦所言风行地上谓之观，用全身心之生命，圆融无碍犹如风行大地吹拂万物一般体悟事物之理，进而物象、心象、书象互融互渗，将我之生命与书法之生命合而一体。在仰观俯察之际体会自然之道，使之冥契于书法之理，灿烂变态于毫端，从中体味蕴藏于书法中的深层妙意。
书法，有谓之小技，亦有谓之大道，谓大谓小，在于书者境界。以技问道而进于道，大者也。然，书技必达至庖丁解牛般纯熟方能达至由技入道之境，故书法乃小技大道也。
以一管软毫，去界破天地、物我、身心，是时，于兴会处天机自张，能书者与所书者会然一体，此时身心怡然，不知有我不知有书而自能书，谓之畅神。
如宗炳《山水训》云：“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古人之语，实不虚也。此之境界，当是古今书家共同的精神追求。
方放书法《节录人间词话》局部1
方放书法《节录人间词话》局部2
方放书法陶渊明《饮酒》（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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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以史才著称的倪灿，说过一句话：“每叹世人辄学云林，不知引镜自窥，何以为貌!”话虽刺耳，但细细回味，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倪云林不可复制。
倪云林的人不可复制，笔墨同样不可复制，因为他的笔墨即人。
倪云林的洁癖是出了名的。
他居所院前的梧桐树，非得让让佣人每天擦洗干净，若有疏忽，则遭挨骂。长此以往，竟洗死了几株。
即使沦落入狱，在吃饭的时候，倪瓒也要求狱卒把碗举到与眉毛同高，不然狱卒的唾沫会喷到饭里。
有次，倪瓒对一位歌姬有意，就让她在家中留宿。但又怕她不洁，于是让她反复洗澡，洗完以后，他总觉得她身上还有异味，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回，直到“东方既白”，好事只好作罢。
相比那要扔掉刘姥姥用过茶杯的妙玉，他的洁癖更甚。
紫芝山房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初，朱元璋曾召倪瓒进京供职，他坚辞不赴。还作《题彦真屋》诗云： “只傍清水不染尘”，表示不愿做官。
他不隐也不仕，飘泊一生，别人都不了解他，他也无所谓。
“只傍清水不染尘”，这便是倪瓒精神上的洁癖。
幽涧寒松 北京故宫博物院
“吴王”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有一次差人拿了画绢请倪瓒作画，并送了很多金钱。倪瓒大怒曰：“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并撕绢退钱。不料，一日泛舟太湖，正遇到张士信，被痛打了一顿，倪瓒被打得半死，却始终不吭一声。事后有人问他，他答道：“一说便俗！”。
倪瓒曾作一诗以述其怀“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
他为了守住自己人格的洁白，面对侮辱，鞭打下连声都不出，我们对他的洁癖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这是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精神的纯净而洁净成癖的人啊！
在被羞辱之时咽下过泪水的人，就能懂得倪瓒被鞭打时咽下言语的骄傲。
琪树秋风图轴
倪瓒的洁癖还被他自己真真实实的画了出来。
他不喜欢将画上色或在画中盖章(画中印章皆为后人所盖尤其是乾隆)，而且，只画山水，从来不画人，顶多画个凉亭。让人觉得过于简单，甚至有些单调乏味了。
但是在懂得了他的洁癖之后，再来看他的画，方能体味到他笔墨简练之意境。
他的画中从无人物，只因他目中无“人”。他有一首散曲[折桂令]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有人问他，为什么画中无人，他说“天地间安有人在！”
这不是他的狂妄自大，而是他对“人”之一字的偏执之爱。他心中必有一个“人”的样子和标准，用这个标准去看世人，哪一个可以入他的画的呢？
这就是他的洁癖。偏执走向极端，便成为癖。
渔庄秋霁图 上海博物馆藏
若是许多画作放在一起，倪瓒的画绝不会是最抢眼的那一幅。但如果你细细品味其笔简意远，你一定会记住倪瓒，那疏林坡岸，没有一丝云翳，也不见一痕鸟影的倪瓒，那笔墨都素净得几乎透明的倪瓒。
六君子图 上海博物馆藏
恽南田的花鸟活色生香，可是他最欣赏倪云林的“真寂寞”之境，他说云林的画“真寂寞之境，再着一点便俗。”
再细看倪瓒的画时，却似乎发现他的笔上有霜色，一木一石经他的笔一扫，全都染上幽冷高寒。这或许与他的家族经历有关，倪瓒是富贵过的，他的祖父是本乡大地主，长兄是当时道教的上层人物。但他的长兄病故之后，逐渐家道中落，归于贫穷。
倪瓒在繁华落尽之后空余一身寂寞，于是在他的画中只有秋的萧瑟和冬的幽寂，就如他的后半生。
徐渭说倪瓒的画看上去是一个人间不存在的世界。到哪有那么空到净，净到高逸的世界呢？
找不到与自己内心相一致的纯净的“人”，倪瓒便抛弃了世界。但他珍藏在心底的那个“人”的形象，那个他心中干净澄明的世界，在他的画中留存。
那个世界不是人人能画得出。
这大概就是倪瓒的画之所以难仿学的原因吧。
倪瓒作品欣赏：
苏轼《寒食诗帖》
《寒食帖》之美，美在通篇气韵的贯通，也美在字随心转，洋洋洒洒的非凡气度。
高手写字，不但能做到通篇完美，还能做到每个单字无暇，即便断章取字，尽情放大，也无可指摘，这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原因。
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放大镜，逐字欣赏《寒食帖》吧，这些细节，我们可曾关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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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谢郎帖》
释文：谢郎春初将领大娘以下各安。年下朱长官亦来泉州诊候，今见服药，日觉瘦倦，至于人事，都置之不复关意。眼昏不作书，然少宾客，省出入，如此情悰可知也。不一一。襄送。正月十日。
蔡襄《谢郎帖》赏析
北宋一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使当时的中原和辽阔的南方重归统一。北宋虽然仍和北方的辽、西夏以及西南的大理国相对峙，但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苦心经营，其发展已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已达鼎盛。这为书法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宋四家”中的蔡襄便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并为“尚意”的宋代书风吹响了号角。
《谢郎帖》应属其壮年之作。其札未落年款，但信中有句云“亦来泉州诊候”，故应是蔡襄在泉州任上所书。蔡襄曾两度出任泉州，一次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1055-1056），另一次在嘉祐二年至嘉祐五年（1057-1060），两次共六年。《谢郎帖》应写于这一时期。
此札温润儒雅、浑厚端庄。从帖中我们知道，主人当时身体违和，有疾在身，“朱长官亦来泉州诊候，今见服药，日觉瘦倦”。即使如此，作者在写书信时依然态度严谨，行书落笔法度依然从容不乱。开头一行的行楷不激不厉，行笔沉稳，提按有度。随着心绪的变化，作者的笔触逐渐地由楷入行，线条也丰富流畅起来，行笔提按开始加快，笔力劲朗，温润中流落出一丝焦虑。如第二行“各”“安”两字，行笔迅疾，结构夸张，动感强烈，充分显现作者对平安健康的渴望。再如第四行“药”“瘦倦”诸字，结构上的强烈反差准确地展示了作者的心境，“药”字用笔厚重沉着，结字宽博而有动感，无不显示作者希望药到病除然而服后依旧“瘦倦”的失望。“瘦倦”两字线条不经意的抖动变化（“瘦”字撇画）自然流露出作者的无奈和焦虑。越往后，作者情绪变化愈强烈，心随情动、笔随意转，或行或草，随手拈来，毫无刻意之习气。
艺术是心灵的展示，是作者心境和表现技巧的完美统一。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如此，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如此，蔡襄的《谢郎帖》亦是如此。三者都达到了意境和表现技法的统一，所不同的是，《谢郎帖》同《兰亭序》比少了许飘逸俊朗，却多了份温润儒雅，同《祭侄文稿》比少了许雄浑激荡，却多了份厚重端庄和严谨。因此世评蔡君谟秉承晋唐遗绪，其书“独步当世”则不为虚言。
《谢郎帖》因是份家书，故作者写来毫无顾忌，心随意动，布局谋篇一任自然，深得晋人崇尚简约之精要，去雕饰、少浮华，字体大小错落有致，亦行亦楷，妙造自然。如文中的“下”“朱”“药”“觉”等字，既有楷书的严谨厚重，又不失行书的灵动；“事”“书”“可”诸字笔势轻盈，动中有静。《谢郎帖》无论格调、气象还是技法诸方面已达相当之高度，这种有意无意的书法胸臆无疑为“尚意”的宋代书风的开启做了很好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铺垫。
《谢郎帖》通篇舒朗简约，洋溢着浓郁的晋人气息，用笔严谨厚重，提按有度，一丝不苟。结字欹正相生，顾盼生趣，疏朗者端庄大度，紧结者俏丽秀美，处处秉承了颜、柳、褚的法度森严。坦率地说，能将晋人舒朗散淡的气息和唐人法度森严的庄重巧妙地融在一起并最终形成自家艺术风貌，放眼有宋一朝，唯蔡襄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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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侃，安庆人，师从李双阳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南吴门书社社员，苏州园区书协理事，逸庐书院互联网课堂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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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协第七届新人书法篆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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