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逸庐书院

气韵的生动，本于笔法，而成于墨法，有笔的轻重徐疾，不但可以产生韵律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产生用墨浓淡枯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对于楷书，特别是小楷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不像行草那样强烈，那样震撼人心。

一般地说，小楷用墨宜浓一些，不宜太淡，太淡则伤神采，试观古人作小楷，无有不用浓墨者，特别是唐人写经，墨色如漆，神采焕发，虽经数百年，仍犹如初脱手光景。

用浓墨之法，不宜墨汁，当取上等油烟，墨之精品，在砚上重按轻推，不徐不疾，作顺时针方向推磨，清水注入砚池也不宜一下子倒得太多，边注边磨，墨公的浓淡以浓而不滞笔毫为度，磨墨宜贪，故砚池要深，可以蓄墨，墨色要细，故砚面要细，可以发墨，墨磨好后，不必马上蘸墨作书，当稍候片刻，使其墨滓下沉，然后取浮溢在上面的一层晶莹细腻的墨汁用之，所谓磨墨须奢，用墨须俭。自然精气结缀，墨光浮溢，墨色黝莹，湛湛然如小儿目睛，则虽存数百年而墨色不变，这种用墨方法，非多见古人真迹，是很难体味的，写好后，砚池要洗涤，以备明日再用，最好不要用宿墨。

书写小楷的用笔，以硬笔为宜，如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狼毫小楷，如红毛、红豆，或软硬适中的七紫三羊，小白云等，总以健、齐、尖、圆笔之四德为佳。

写小楷时，笔宜开足，开新笔之法，先将笔浸温水之中让其自然化开，洗去含有毫中的胶水，再于废宣纸上舐尖后挂起，使其阴干，隔一日后方可用，用时，先将笔浸清水中濡透，然后在废纸上转动笔杆，四面揩拭，再蘸墨作书。

作小楷时，墨要干一些，不宜太丰，特别是写在生宣上，墨术丰则易湮化，倘毫中墨丰，可在废生宣上略为揩拭，自我水墨调匀，血肉得所，若开足后，因锋长笔软，难以控制，有一法可以弥补，即先将此笔在墨汁中濡透，让其自然阴干，书写时取其锋尖部分，（三分之一处）在清水中化开，而腰上笔身与笔根部分的笔毫与墨汁粘着硬结在一起，书写起来，自然挺健，或取新笔，不全开足，取其锋尖部的弹性，但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即只开局部，毫中墨少，写一二次就要蘸墨一次，就势必会影响到笔势的流畅和书写的速度。

笔开足后蘸墨作小楷时，不得深浸墨汁中，当以笔尖点入砚池，水墨便浸入毫中，然后迅速将笔得出池面，如篙之点水，一粘即起，此所谓渍笔须深，有笔须浅，着墨不过三分，深渗则墨易渗化，字口模糊，且笔力也不易得到控制。浅着则笔力沉劲，点画清莹，且墨色也容易产生变化。

书写小楷，有墨亦宜润一些，不可太枯燥，枯燥则字无生气，所谓润者，就笔力而言，力圆则润，就墨法而言，丰腴则润，小楷用墨，虽无行草寻样淋漓酣畅的墨色变化，但亦当饮墨如贪，（即开足濡透）吐黑如吝，宁以大笔书小字，勿以太小之笔作小楷。陈介祺《习字诀》中说：“小笔写大不台大笔写小，能用大笔为要，能用浓墨，方有力量，小字可展之方丈，方丈须如作小字。”姚孟起《字学忆参》也说：“蝇头楷用大笔提空写，势乃开展。”当然，不是要您用大楷笔作小楷，用可大之笔作小字，则笔为我用，墨色自然滋润，笔势自然开展。

书写小楷，用墨亦宜有浓淡枯润之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用笔的节奏变化而自然表现出来的，轻则墨浮而淡，重则黑沉而浓，疾则墨少而枯，徐则墨丰而润，蹲之则水下，驻之则水聚，得之则水敛，顿之则水满，这些变化，在书写小楷时，只有感觉中有存在，而其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是很不明显的，节奏富有变化，墨化自然灵活。

小楷用墨中还有一种很高级的境界，即枯中有浓，燥中见润的墨法，相传颜真卿，董其昌两人最善此法，这种笔法，当以中锋为前提，以笔力为基础，以气势为后盾，在笔酣墨饱时，加上速度，副毫与纸面的摩擦，以及纸张的性能和沉着顿挫的笔调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综合性效果，这种干渴之笔，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苍润之气欲吐，有天成之妙，在楷书中尤见神采。

总之，用墨之法，当以用笔为基础，以墨不旁出，力透纸背，为书家上乘。

晚明书法丰富多彩光鲜照人，活跃着两个创作意识不同的阵容：一是以继承为主沉浸于古帖者，其以董其昌、陈继儒等为代表；二是另辟蹊径异军突起的创新型书家，代表者为黄道周、倪元璐等人。

创新型书家虽然被世人所褒扬，但在当时影响较小，且薪火不继。而继承派则阵营强大，盟主董其昌被后人称为帖学殿军，对明末清初书坛产生了极大影响。董氏的书法天赋极高，其书法的临习成功与其颇具传奇性的人性一样，一直成为后人议论的话题。

一、披沙捡金——“吾书无所不临”

1、“纯师”与“绝肖”

董其昌是一个聪明肯学自尊心很强的文人，他在书法上的执意追求，是在受刺激后产生的。十七岁时，他与比自己小一岁的家侄董传绪一起参加生员府试，文章获得好评，而因书法不佳置为第二。这个打击有坏事变成好事，“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

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锺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董氏遭受打击专意临池，一发不可收拾，三年便大见成效，自意为超越了祝允明、文徵明。

临颜真卿书

之后董氏交游范围不断拓宽，曾在大收藏家项子京处看到众多名家真迹，还于金陵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右军《官奴帖》，随着见识的开阔和认识的提高，逐渐发现了自己以前的无知和狂妄，“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尽管董氏对年轻时行为羞愧难当，但由此也看到了其在艺术上不同凡响的高韵傲骨。

董其昌认为“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临古便要对帖书中的点画结构之精微进行仔细临习，诚如孙过庭《书谱》所谓“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因此董氏在临池过程中，不遗余力挖掘古人书法的用笔技巧和结构规律，精心临习以求肖似。他曾看到了多本赵子昂所临的《兰亭》，认为“盖文敏犹带本家笔法，学不纯师，余则欲绝肖此为异耳。”

一个成名的书家，都有自己的书写习惯，这些习惯在临写古人字帖时，不可避免的带入其中，所谓“楚人习夏，不能无楚”。赵子昂临写了很多《兰亭》，大都带有自己笔法，故董氏谓其“学不纯师”。董其昌认为自己临写的《兰亭》，在笔法上“绝肖”右军。从其《临〈兰亭〉》墨迹看，在笔法上确实具有比较纯正的右军意绪。再如其五十二岁所临颜真卿《东方朔画赞》卷，也可以看出对颜书理解之深，可谓是“绝肖”颜氏笔法。

临王羲之兰亭序

怎样能达到“绝肖”，多临习是不二之法，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获得古人书写技法意趣。董其昌非常聪明，但也具有非常强大的恒心毅力，在临帖上舍得下大功夫，其谓“临颜太师《明远帖》五百本后，方有少分相应，米元章、赵子昂止撮其胜会，遂在门外。”

董氏自负的认为，自己所临颜书能形神兼备，而米、赵因下临写功夫少而难登堂入室。因此他每当获得重要范本后，便反复临习烂熟于心，故以善临称颂书坛。其友洪黄门得有摹本褚遂良《西升经》，遂以相赠。且曰：“子临百本，使马骨追风画龙行雨，以一本见酬。”由此可见，世人对董氏的临书认可度之高。

董其昌有非常好的笔性，临古帖往往能得其精髓。他曾拿所临右军《十七帖》给大书家邢侗看，“子愿谬称合作，请多为之，足传耳。”这种能在临帖中直摄古帖神魄的能力，当然是成为一个优秀书家必不可少的素质。

2、“吾书无所不临”

人们对于书法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大都提倡初学者“习古人书，必先专精一家”。董其昌则不然，一开始便转益多师，最初的三年中就换了数位书家和字帖。之后学习的范围更加广泛，不时的从朋友处借临古人名迹，其曾经大言不惭的说：“吾书无所不临仿。”

从他的题跋及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历史上楷行草书名家作品几乎都从涉猎。董其昌不只是临习崇拜书家之迹，有趣的是对风格上不喜爱的作品也不惜一试，由此获得了更多的书法体验。钱泳记董其昌书法曰：“见一书卷，临锺、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亦年八十一。”钱氏把董氏书法上的成就归功于一生不懈的追求，良有以也。董其昌于明崇祯九年九月卒，年八十二岁，传世有其《书苏、黄、米、蔡四家帖卷》及《背临〈兰亭卷〉》，均为崇祯九年八月所书，离逝世一月左右，令人感叹不已。

临《魏晋唐宋诸书卷》

虽然董其昌学书“无所不临”，但特重真迹，谓“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语及此窍也。”认为只靠学习碑石刻帖，只能得到形骸。米芾是董氏崇拜之书家，其曾提出：“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董氏之论与之如出一辙。于是董其昌千方百计的寻找前贤真迹进行临摹，不用说晋唐墨迹，就是宋元佳作也从不放过。每当著名真迹得不到临写时，会魂牵梦萦遗憾不已，一有机遇幸会，则不辞劳苦手摹心追。右军《官奴帖》墨迹为难得的唐响拓，其梦想二十余年而不得借临，后在吴太学处看到。

董其昌论用笔非常佩服米芾提出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之论，除此之外，其发现用笔上一个最为简单而最为重要的问题：“发笔处要提得起笔，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所谓“偃”就是笔卧在纸上，书写时会形成横涂竖抹的侧锋。

因他对苏东坡之书略有微词，谓“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由此其所追求的“锥划沙、印印泥、屋漏痕”的想想得以实现，其用笔所提倡的“巧妙”也由此而出。比较起来董氏更重视结构，他认为再好的用笔也要通过“结字得势”去实现。

他在临帖形成一个习惯，“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从而使他的结字，达到了一个同时代人难以达到的境地。故冯班谓董氏书法“全不讲结构”，亦证实了其不与别人相同而自成结构也。

董其昌《临徐浩书张九龄告身卷》

二、瓜熟蒂落——“背临”与“仿书”

1、背临

古人留下来的翰墨，一般为优秀的诗词歌赋文章，即便是书信手札，也都文笔高雅优美。所以长久临池，不但学习书迹技法，对帖中的文句内容也都能熟悉诵咏。董其昌是一个书画兼善诗词歌赋全能才子，在勤奋临池的同时，对诸多古帖内容都倒背如流，

所以其经常用背临古帖的形式书写作品，来检验自己在书法学习上的成效情况，在他的题跋记载及传世作品中，能看到背临右军《兰亭序》《官奴帖》、颜真卿《蔡明远帖》、米芾《天马赋》等作品，并将深刻地体会感悟进行记录，再根据发现的问题，对书法学习进行合理的调整，为提升书法水平创造了条件。

临苏东坡书

董氏将不用对照字帖的背临，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余书《兰亭》，皆以意背临，未尝对古刻，一似抚无弦琴者。”一个乐师若能在无弦琴上按照乐谱法度进行无声的演奏，而指法节奏不乱一如有弦琴，此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但“抚无弦琴”仍然以原帖的法度为主要体现对象，这也正是董氏人前夸耀的主旨。

2、仿书

不论是对临还是背临，都没有脱离原帖藩篱，由于惯性使然，很多人一离开字帖便难以成篇。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就是要下大力气深入探索字帖的用笔结体章法规律，并结合大量的实践操作，达到学以致用。在董其昌流传的众多书法作品中，有不少用各家书体仿写的作品。所谓“仿写”，是指严格按照某家书法的法度规矩，书写自己择定的内容。这是巩固学习古帖的一种方法，也是学以致用进行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

董其昌的仿书很早就开始了，其《楷书法卫夫人册》后记载：“万历三年法卫夫人小正笔意”，时年董氏二十一岁。也就是说刚好是学书三年自以为大成时的作品。

董其昌仿书家之多数量之众是前所未有的，从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直到八十岁左右的耄耋之年的老翁，一直不间断的进行着，可谓难能可贵。更令人惊奇的是，董氏经常同时用数种书体仿写一幅作品，“余曾书古诗十九首，自锺王以至苏米各拟之，为十九体也了。”能用这么多种书体反串书写，这在书法史上也是罕见的，不论其是否有故意炫耀之嫌，只这种胆略气魄，就能让人退避三舍。

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局部）此卷书于崇祯三年（1630），董其昌时年七十六岁

3、移花接木

董其昌是一个灵活多变的学者，在临帖上不墨守成规，特别善于会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尝云：“余每临怀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笔意求之。”这是借助对王献之书法的理解，来解决临怀素书法中的问题。学习书法会有作蚕自缚困惑难解之时，若遇难而退则半途而废，勉强为之又畏惧难行，

最好的方法有二：一是上窥，即追根求源获得灵感，去打破僵局，如“临《自叙帖》，以大令笔意求之”；二是下探，即看一下后来人学习此书家的情况，如“以虞书入永书”，彼此借鉴，来调整自己学习路子。用一家书法去推进另一家书法的学习，与树木的嫁接技术大为相同，因此可将其称为书法学习的“移花接木”，对现代人的书法学习，仍然有启发作用。

董其昌的“移花接木”，也时常使到仿书创作上，其《楷书储光羲五言诗轴》落款云：“以季海《道德经》笔意书之，兼用颜平原法。”从作品字中情况能看出来，其是以徐浩法度为主，而不时将颜真卿特点加入其中，于此更能体现出“移花接木”的优越性。

书法上的移花接木如同花木嫁接一样，也有其必要条件和规律，一般要求所涉及书家的风格颇为一致，甚至有师承关系。智永与虞世南、徐浩与颜真卿的楷书，及颜真卿、米芾的行书皆然。移花接木方法的经常运用，最终可从形而下的点画结体，到形而上的神采精神，为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作好准备。

临颜真卿《东方朔画像碑赞》

三、得意忘形——“临帖如骤遇异人”

1、意临

所谓“意临”，是指在临写的过程中，不再将点画及形体法度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古帖的神韵提到了首位。

“意临”往往是对一个字帖经过多次的临写，心中有了对书法字帖的理解掌握了其法度规律后出现的。董其昌中晚年，将意临作为重要的学习手段。其《临杨少师书后》云：“余以意仿杨少师书，书山阳此论，虽不尽似，略得其破方为圆削繁为简之意。”

“意临”必须重视理解原帖及其师法关系，“意临”“意取”皆不重形质，着力于神意的获得。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对于学习对象合理的摒弃，是广采博取集众家之长，突破一家束缚进入书道的重要手段。

意临的先决条件是对原帖的深刻理解，董其昌酷爱颜真卿《争座位帖》，不临池时也心中念想如痴如醉，“以至日枕卧，以手画被，即平善书此，于本文不能多合，笔法差近之。”

在没有字帖对照时，便在床上冥思苦想帖上字的点画形态位置，而当拿起笔来书写时，虽与原帖“不能多合”，但笔意则更加接近了，这就是“能解”的作用。

临《魏晋唐宋诸书卷》

2、“临帖如骤遇异人”

“意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熟悉的字帖意临，二是对陌生的字帖意临。前者由于书者长时间积累，“意临”时心中会映现出原帖的影象作为指导。而对陌生古帖“意临”则不然，往往困惑于陌生的点画结体章法。董其昌对此则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方法：“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在此董氏提出了临陌生字帖，舍弃细节重视精神的主张，这与传统的临摹观有天壤之别。

美术界在画速写素描时，特别珍视第一印象，即在刚刚看到模特或景物时的感觉，这时候最容易捕捉到最突出的特点。若乘此新鲜感将其捕捉于笔下，则画作一定精彩非常。奇特的是当长时间面对所画的对象时，则其特点渐渐消失，被程式化的一般规律所代替。

书法临写也是如此，到名山大川旅游时，忽然看到了山壁上名家题字，在被震憾的同时，书法的特点深深地印在了大脑中，回家后拿起笔仿写之，往往也能得其大意。董其昌不但书家，也是大画家，所以他的感觉更为深刻。“临帖如骤遇异人”作品，不求惟妙惟肖的表现原作，其如同中国画中的大写意，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其为丰富笔法铸造个人风格，能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涅槃重生——“析骨還父析肉還母”

1、“学古人书，不必多似”

在董其昌的临帖过程中，随着阅历的增加和书法水平的提高，其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由原来临帖“纯如师法”，经过“得意”阶段，渐渐的向离帖自成意趣方面发展。这从他不同阶段临习《兰亭序》的主旨追求上，可以看的非常清楚。最初临《兰亭》时，其惟妙惟肖的计较于点画结构，曾批评赵子昂所临“学不纯师”，而自己许以“绝肖”原帖。之后对《兰亭》熟烂于心，时常背临，“一似抚无弦琴”。

晚年不再计较于点画位置，“都不临帖，以势取之耳。”甚至故意与原帖拉开距离，“《兰亭叙》最重行间章法，余临书乃与原本有异，知为聚讼家所诃，然陶九成载《〈稧帖〉考》，尚有以草体当之者，政不必规规相袭。”从而可以看出，此时董氏的临书意识与早年大相径庭了。

董氏深厚的临池功夫，将所学书法的技法探讨殆尽，如果仍然围绕着古人的书法转圈，最终会成为他所讥笑的“奴书”。智慧型的董氏当然不会做一个字匠，于是其理智的进行了转型。此时的临写重视的是书写情绪，借助于古帖的内容制造气氛，而对帖中的书法字体技法相对淡化，调动起来的是多年对于书法临池功夫的积累和审美意识的确立，正是脱帖意识的体现，避免了“重台”“奴书”的形成，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他曾结合实践加以分析说：“余此书学右军《黄庭》《乐毅》，而用其意，不必相似。米元章为集古字，为钱穆父所呵，云须得势，自此大进。余亦能背临法帖，以为非势所自生，故有为也。”在此董氏正式提出了临帖“不必相似”的意识，并通过米芾从“集字”到“得势”的例子，来说明“不必相似”的道理。善于临帖之人，往往被帖笼罩而作茧自缚难以自拔，而董其昌早就意识到了这一关节，要通“不必相似”的举措，来实现灵蛾破茧凌空独立。

董其昌创作《信心铭》

2、涅槃重生

董其昌运用各种方法临仿古帖，其目的是酝酿变化自成一家。尝云：“余以有自立家，故数数迁业如此，得在此，失亦在此。赋云：‘谢朝华已自披，启夕秀于未振。’是余书旨也。”在此董其昌非常真实的说出了其学习书法的奥妙，即为什么不固守一家而广采博取，就是为了自成一家的“书旨”，从而也体现出其不为他人评论所动及雍容大度的“得”“失”观。

董氏最喜爱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米芾书法，而让他佩服的原因，就是变的彻底，其曾评论曰：

书法自虞、欧、褚、薛，尽态极妍，当时辄有善者，莫能脱其窠臼。颜平原始一变，柳诚悬继之，于是以离坚合异为主，如那吒折肉还母，折骨还父，自现一清净法身也。

董其昌“折肉还母，折骨还父”以禅喻书生动深刻，神话中那吒重塑莲花法身，是佛教中的“涅槃重生”，达到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的境界。书法若能达到将所学的一切法度规矩摒弃于九霄云外，不留半点前人技法规矩的束缚，“别无骨肉”“自现一清净法身”，使书法在“无法至法”中“涅槃重生”，从而达到了真正的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这应该是书法的最高境界。董其昌一生都在苦苦的追求于此，不难觉察到其对书法“涅槃重生”的迫切。其能以“古淡”精神特色独立书坛，毕竟高出侪辈些许，真可谓不愧于古人。

白砥先生

当今书坛的评价体制不健全，学王书家们多有掌控书法评选的权力与平台，这一权力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他们那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好看”样式，一旦进入深一层的自我探索，往往会招致唾弃，甚至使大权旁落。辛苦奋斗多年得到的好处怎可轻易言弃？

新世纪以来，“二王书风”（王羲之、王献之）逐渐代替碑学，成为书坛仿效的主流风格。风水轮流转，在当今瞬息变幻的世界里，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二王毕竟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其小楷及行草书上的成就，历来就是人们取法的对象。当今书坛若绕过二王，从技法积累到风格建树，都将会缺失很多。然而，由于艺术观的浮薄及取法面的单一，至今学习二王的书家，大都流于仿制的层面，且使二王的潇洒坚质多替于圆熟轻靡，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尤有甚者，借二王大旗反碑学者大有人在，他们将魏晋以前的篆隶古法排斥在传统之外，而将传统局限在二王的外在形貌，漠视其精神内涵，大大曲解了书法传统的本质。鉴此有感，我将当今二王流行书风之缺失略作归纳，希望能够引起书坛的关注与重视。

风格意识的不自觉

二王书风之所以千古不朽，在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首先是因其破古开新，将自汉以来的旧法用笔发展变革为以提按顿挫为主要特征的新法用笔。在结构上，借助楷书在魏晋时期的滥觞与发展，二王的提按笔法找到了可以随心所欲发挥的载体，使行草书在楷法基础上完全成熟，这是亘古未有的创造，奠定了其书圣的尊位。试想，如果二王之前已有完全成熟的新体存在，二王不是创新的角色，而仅仅是技法过人，其所具的影响远不可能有今天这般大，因为创造性一直是衡量书法家价值与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

自唐太宗竭力宣扬王羲之书法以来，学王者代不乏人。有如冯承素等毫发不损的摹工，有如怀仁等苦心经营的集字能匠，有如《淳化阁帖》等集国家力量镌刻的字帖，都在相当程度上使王书流传成为可能。然而，作为纯正面貌出现的学王书家，而今被公认的大师名手，几无一家尽似二王，多是在学王的基础上另辟新境，最终皆以强烈的个人风格流传后世。如中唐的张旭、颜真卿、怀素，五代的杨凝式及“宋四家”等等。从张旭《肚痛帖》起首数字可见其不仅笔法精熟，对王书过渡时期（抑或创作中）时常带有的章草意味也了如指掌，但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古诗四帖》却与二王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帖》是将篆隶古法与王书精致畅适融合得恰到好处的一件杰作，说明其内心不独被王书占据。历史上一流书家的创作是学王不泥王的最好佐证，这与他们对艺术的执著相关，与艺术家应有的创造意识相关。如果千百年中人们只知道复写二王，而缺乏个人风格的建树与突破，今天我们看到的书法史还能这般丰富多彩吗？

最具示范作用的无疑是王献之的创造了。作为最贴近“书圣”父亲的书家，小王比历史上任何人都更多地看到大王真迹，且得亲相授受耳提面命，根本不同于后来者从刻帖摹本中讨感受。但小王显然不满足于只学习父亲的书法，其留世的一些言论及作品都能证明他不想被笼罩的理想-如《书谱》所记：“安尝问子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其留世书迹如《洛神赋十三行》、《鸭头丸帖》、《廿九日帖》等，皆有独到面目。

当今学王流行书风与古代学王而风格缺失者或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他们何以不能跳将出来，与历史上的大师大家们比肩抗衡？首要原因是缺乏创造意识。他们大多认为王书就是传统的代名词，学到它的基本套路就是掌握了传统。而一旦他们理想中的传统已然接近，便止步不前，不再有更多的追求。这与历代大师创辟为法的书学观完全不同。其次，当今书坛的评价体制不健全，学王书家们多有掌控书法评选的权力与平台，这一权力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他们那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好看”样式，一旦进入深一层的自我探索，转而会招致唾弃，甚至使大权旁落。辛苦奋斗多年得到的好处怎可轻易言弃？所以，与其辛辛苦苦去探索，不如守成更得实惠。另外一点，就是对书法本体美感认识不足。认定王字一路为最高境界，排斥和拒绝对篆隶古法的吸纳，丧失了书体之间原本可以互补的可能性。

筋骨、风骨之缺失

谢赫有“六法”之说，虽然针对的是绘画，但如“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于书法又何尝不是法则？何谓“骨法”？即用笔须见筋骨、得骨力。魏晋南北朝时的书论已有“骨”与“筋”的观念，如卫铄《笔阵图》：“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王僧虔《又论书》：“崔、杜之后，共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筋骨之说，其实是从人体生命美学引申出来的。人之体强筋健骨，生命体征旺盛，给人的美感便强烈。但人之筋骨具体，书之筋骨抽象，故惟有一定用笔体验并有美感经验者方能感觉之。

笔者理解，用笔提按有力，擒纵有度，笔润而不羸，枯而不燥，威而不猛，清而不虚，是谓见筋骨矣。王羲之以前旧法，用笔多承汉简以来的简捷率意，常有不到之笔。笔不到则骨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则不全所致的结果。而王书起迄运作精致，笔与纸配合默契，动作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其按笔锋不燥、颖不破，提笔线不虚、毫不空，提按转接过渡自然。转折处折笔不生，方笔不硬，圆笔不滑，常方中有圆，圆中见方。如此写出的线质，坚实而清润。再比较王书与赵孟頫、董其昌等学王之作，更可明了筋骨之为何物。以王书《频有哀祸帖》与赵书《赤壁赋》、董书《琵琶行》等对比，王书用笔坚挺紧实，笔锋按下程度较大，转折处顿笔、折笔暗过，运笔速度爽快，有节奏感，而线质遒劲清丽；赵、董书速度较匀，笔按下程度较小，转折处很少折笔、顿笔，方笔更少见，用笔换锋多不暗过，快速转换时动作感简单，拖带侧锋明显。由少方、折用笔，运力作用又小，赵、董书骨力自然不及王书。

当今学王书家，其实大多承继了孙（过庭）、赵（孟頫）、董（其昌）及《阁帖》使转之法，而于唐摹本王书手札、《集王圣教序》之骨力多不能及。更有甚者，以为王书之方、折、顿笔乃摹、刻所为，瞽说可笑。

王羲之将魏晋士人高贵而洒脱、规正而放意的风骨完整地表现在他的日常书写中，这是书法艺术自觉的极好证明。今人若不从其丰满的内蕴和文化意识去研索领会，而仅仅拘泥于一点一画的规则与要求，则与王书的境界相去远矣。

空间感的忽略

在《王羲之书法解析》一书中，笔者详尽阐释了王书的结构性及空间意识，认为王羲之对结构形式的敏感及对空间书理的领悟与实践正是其破古开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凡有创新意识的书法家，空间结构往往成为其实验场。

王书的空间美感，主要表现在整体架构的形式意味，即其章法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而完全不同于后世一些学王书家千篇一律的“抄写”方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首先落实在单字上。以《集王圣教序》、《兰亭序》为例，一方面，字极具规模意识，即点画、间架、楷则森严，正气凛然；另一方面，通过某些点画的倾侧、挪让、断连、伸缩、并合等方法，将“奇”注入“正”之中。

王羲之在遗世的手札书中的整体结构表现更是出神入化。由于在单字意识中即具有奇正相渗的理念，其字与字、行与行、上下前后的关系处置就变得得心应手。以《频有哀祸帖》为例分析，“频”字左右略开，“有”字紧收拉长，“哀”字摆正，“祸”字重心趋右。虽四字未有牵连，且间距较大，但极贯气。这种间隔在末行“增”“感”字之间找到呼应，此外还有“催”“切”之间，“割”“不”之间，“自”“胜”“奈”诸字之间的间隔作为过渡协调。而“不能自”、“奈何奈”“省慰”诸字之间的牵带则打破了前例字与字之间的间隔，这既是一种对比，又是一种协调，大大丰富了布字空间的灵活性和多变性。

这种虚实、开合、聚散、断连、正奇等等形式因素的对立统一，正是王书空间章法的“入理”之处，而其变化之自然、巧妙，又与其人文思想相统一。
当今学王的流行书风，对王书传统空间形式之悟解，显然不够透彻。惯性的用笔造成同类点画之形态单一雷同；单字结构的定势使作品上下前后缺少起伏；抄写意识注定使作品之间难以在面目上拉开距离。这些皆因今人对空间形式研习不足、观念不到所致。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创作意识、创造意识、创新意识缺失，即书法家作为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不全所造成的。

王羲之作为历史上的书圣，光耀千秋，谁都不怀疑他的历史地位与功绩。对于每一位学书者，能够深入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用笔、结构及风格意识，无疑能提升自己的传统修养及创造能力。但这不等于说王书便是传统的一切。就学习王书而言，如果我们能够从三代而下，将甲骨、钟鼎、秦篆、汉隶都有所体验，于理解与吸收王书又何尝无益？更何况这些王书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传统本身就玄深莫测。王书有如山峰，其势拔于大海，但当我们站在峰顶，听到惊心动魄的涛声，感到深不可测的海底，我们又作何想望？惟有深入其中探知奥秘，才可享受其无穷魅力。

▲王羲之《兰亭序》（冯承素神龙本）

 《兰亭序》是右军王羲之等41人在山阴（今绍兴）郊外兰亭饮酒赋诗，王羲之为诗集所作之序。

《兰亭序》324个字，因系酒后醉书，其中勾抹错讹近20处。他酒醒后，多次试图重新工整誊写，都不及当天写的那本好。所以传给后人的，还是那个第一稿，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真本已不得见，我们就按几个临摹本，来进行综合分析。

1.“岁在癸丑”。为什么“癸”字笔画写得很细。分析，王右军一定是只记得当年“地支”是丑牛年，而忘了“天干”排序，“癸”字，一定是后续填上的。地方又留得不够，所以“癸”字写的很扁。

2.“修稧事也 群贤畢至”。“稧”应改“禾木”旁为“示补”旁，以“禊”为正确写法。

3.“有崇山峻领”。“崇山”是漏掉了后补的，没有地方，不得不写在旁边。王羲之喝多了老白干，写“嶺”字，误将上边的“山”丢了。

4.“恵风和畅”。显然。“惠”字少两笔，神龙本“和”字之“口”还多一笔，像“曰”。《兰亭序》开头“永和九年”的“和”字就是正确写法。今人临帖，照写错字，传承谬误，大可不必。

5.“悟言一室”。悟言，《古文观止》纠正为“晤”言，意为见面谈话。

6.“囙寄所托”。“囙”是“因”的异体字，而且是先写了“外”字，后又以“囙”字（神龙本冯承素摹本为“ㄈ”接右边）覆盖。

7.“怏然自足”。后人记载为“快”然（高兴）自足，其实“怏（yàng）然自足”翻译成“自负”“自信”是解释得通的。

8.“僧不知老之将至”。“僧”字只有在“定武兰亭”石碑上才有这个字。《古文观止》纠正为“曾”。

9.“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向之”之下覆盖了“於今”二字。俛是俯的异体字，今已废弃。

10.“岂不痛哉”。“痛”字覆盖的有点像是“它”字。

11.“每揽”。有书说，“’每’字中画浓墨，其余淡墨，显然记录了其由’一’字改写的过程。”其实，北魏张猛龙碑上的“每”字一横，也是粗大的。而且，冯承素摹写时，随时可以蘸墨。

12.“未甞不临文嗟悼”。 “甞”是“尝”的异体字，今已不用。

13.“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 “由”，后人已纠正为“犹”，当“如同”讲。

14.“■■悲夫”。 重墨抹去的字，一说是“良可”，但更可能是“足可”，还可能是“是可”、“亦可”。“夫”字，看出是盖住了“也”字。

15.“有感于斯文”。神龙本的“文”字，特别模糊。唐.褚遂良的临本，一眼就看出是由“作”字改写。

什么是八面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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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的笔毫，是书写时直接与纸面产生接触而形成字迹的部分，用笔技术，主要是使用笔毫（或说用锋）的技术。所以，我们先说笔毫：

图1所示，笔毫的形状是一个园锥体，中国的毛笔一般不超出这个形状，在正锋书写的情况下，它在与纸面大体呈平行的各方向上运动。因此，在书写状态下，笔锋必定是偏向一方，而形成笔痕的是笔锋锥体的某一个侧面与纸面产生摩擦和接触，如我们写横画时，笔锋锥体向右运动，那么我们就会使用笔锋锥体的右面（图3）。当我们写竖画时，就是笔锋锥体的下面与纸面产生摩擦而产生笔痕或点画(图4)。

一般来说在正锋情况下，我们向哪个方向书写，就要用笔锋锥体的哪个侧面。假设汉字笔画方向向四周各方都有，那么我们就要用到笔锋锥体的四周各面。为便于解说，我们暂且将四周各方分为a、b、c、d、e、f、g、h八个方向，那么我们就要用到笔锋锥体的a、b、c、d、e、f、g、h八个侧面（图5）。这就是所谓的八面出锋。它的意思并不单一指这八个侧面，而是说要用笔锋锥体的四周各个侧面。

八面出锋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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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论述中，首先提到了正锋书写这个前提条件。所谓正锋书写，一般解释为笔杆笔肚与纸面呈垂直状态书写，这是不够全面的，应解释为笔杆笔肚与书写方向线所在的平面垂直于纸面的状态下书写，即为正锋书写，这就包括了逆锋书写和拖笔书写。逆锋即为笔杆笔肚与书写方向线的角度大于90度，拖笔即笔杆笔肚与书写方向线的角度小于90度。但笔杆笔肚和书写方向线所在的平面必须垂直于纸面，才能是正锋，这两个面如互不垂直，即产生侧锋。

侧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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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5所示，在正锋前提下，我们向哪个方向书写，就要用哪一个侧面。如向右写即用a面，向右下写，即用b面。如果不用那个侧面就会出现侧锋。如写横画，正锋就得用a面，若用c面，就会写出侧锋，这时笔杆笔肚和书写方向线所在平面即不能垂直于纸面。锋针也不能在画的中央行，而在笔画的上侧（图6）。就这一点说，“常欲锋针画中行”是正锋书写前提条件的另一种表达方法，它是相对侧锋来说的。同理，如果写竖画，当用c面，若改用a面，就会写出侧锋，笔管笔肚必然向右倾斜，这样笔管笔肚与竖画所在的平面与纸亦不能垂直，这就产生侧锋。锋尖在笔画左侧，笔画不能圆润，且削弱了笔毫与纸面的摩擦力，导致画无力的毛病。

永字八法与永字八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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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八面出锋的八面是代表笔锋锥体的四周各面。那么我们在书写时会用哪些面呢？在行草书里，笔画书写方向是复杂多变的。在楷书里，笔画的书写方向则是相对稳定的，让我们先看看永字八法中的八个笔法方向吧：

永字八法原是古人想以此永字八个笔画概括楷书中一切汉字的笔法，并作为书法用笔的楷模。但很多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八法不能包括所有的笔法，如“戈”字的右钩，“之”字的平捺等。从这个角度说，永字八法确实不能代表楷书所有的笔法，但我们从这八个笔法所代表的笔画方向看如何呢？

如图8所示是永字八个笔法侧、勒、努、趯、策、掠、磔、啄所代表的八个笔画方向，在此图中a、b、c、d四个方向永字八法中没有，在楷书中可以说这四个用笔方向也是没有的，就是说，永字八法的八个点画方向代表了楷书点画的用笔方向和取势。就八面出锋的角度说，楷书中的八面出锋，可以界定为策、勒、磔、侧、努、掠、啄、趯的八个面出锋，从这一点说，李阳冰所说的“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就有道理了，但关健还在于八面出锋。

八面出锋是用笔的总的原则，藏露、正侧、顿挫、转折都围绕这一原则来进行。

在书法教材或书法普及书籍中论述用笔时，一般都从藏露、正侧、顿挫、转折等方面进行论述，如果我们搞清了八面出锋的原则，就很容易理解这些用笔技巧了。

1、藏锋中起笔、运笔、收笔都要转变锋面。

实现八面出锋，就是在书写方向改变时要相应转换笔锋，使用与运笔方向一致的锋面，在藏锋中，起笔、收笔处都要转换书写方向，这时就要转换锋面。如藏锋写横画，起笔时向左写，用e面，运笔时向右用a面，收笔时又向左，又要用e面。在A、B两处都要实现锋面的转换。（图9）

2、转折处随着笔画方向的改变也要转换锋面。

转是圆转，折是方折，不管是转是折，都要转换用笔方向。随着笔画方向的改变，锋面也要随之转换。如图10的笔画，运笔至 B点，要转变运笔方向，这时，使用的锋面也要从c面转换到h面。由于是迅速转换方向的方笔，转换锋面要用翻转，即所谓的翻笔。当运笔从BC段转到CD段，锋面又要从h面转换到d面，这一次在c处的转换锋面是慢慢的圆转，是随着用笔方向的慢慢改变，锋面也在相应的慢慢随之改变。这种转换锋面，叫做圆转。不管是方折还是圆转，都要随着运笔方向的改变而相应转变笔锋的锋面。

3、顿挫是转换锋面时调整笔锋的必要动作。

提按顿挫也是用笔法中的一种重要的技法。它的作用就是为了调整笔锋以更好的实现转换锋面。如楷书中写フ画，当笔画方向从AB转到BC、锋面也要相应的从a面转换到d面。当笔锋行至B处，为了转换锋面，这时需要提按顿挫，以调整笔锋，以便能正锋使用d面书写BC段。（图11）

又如藏锋横画，开始时藏锋落笔用e面，行到A点，要转换书写方向写AB段，这时为实现锋面从e面转换到a面，在A点需要调整笔锋，故要提按顿挫，以实现锋面的完全转换。B点时也是如此（图9）。圆转的调整笔锋是通过提按实现的。（图12）

面出锋的简化与米芾“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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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书写过程中，八面出锋是一个指导性原则，有时也可以简化，即将笔锋的四周各面简化成左右两个面。如图13所示，如我们将笔锋的运笔方向分为a、b、c、d、e、…… k、m12个方向, 但我们以AB为轴线将笔锋刮扁（这样适用于右手书写），AB线左侧即为左面，右侧即为右面。这时，凡向AB线左侧书写的线都用左面，即不管是k方向还是g方向，都用左面。凡向右侧书写都用右面，即不管是d方向还是f方向都用右面。这样，笔锋的使用就更容易掌握，尤如使用一把排刷，只根据书写方向的改变而相应使用刷子的左右二面。

历史上米芾曾自称自己是刷字，实际上就是简化了八面出锋，他也曾自谓：“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这也是对八面出锋理论的印证，同时，我们找出米芾的苕溪诗中的字，以八面出锋简化理论完全能解释其字迹粗细变化的形成原因。

总之，八面出锋是书法用笔的总的原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至于古人所说千古不易的笔法——中锋用笔，我想它也不应超出这一原则。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在大学的讲台上，谁能口出如此霸气狂妄之语？他，就是陈寅恪。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教授的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无数学人对其作了极高的评价。连被誉为“近代百科全书式人物”的梁启超也啧啧赞叹：“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增设了一个国学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以培养国学之栋梁，让“中国之文明，可以昌明树立于世界。”

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导师，乃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王国维。研究院聘请的第二位导师，乃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研究院聘请的第三位导师，乃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四位导师聘请谁呢？ 

诗人、历史学家、清华筹备处主任吴宓推荐：“陈寅恪可担此任。”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何许人也，便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不是博士，又没著作，这就难了！”梁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曹云祥遂聘陈寅恪为第四位导师。 

因为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和独步千古的新妙之见，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很快誉满北平，一时盛况空前。他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等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师生也成群结队，纷至沓来，跑到郊外的清华园来“作客旁听”。北大学生见自己老师也来当学生，遂称陈寅恪为“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一派留洋归来的学者，两派常常一争高下，互不服气。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迂腐狭隘，不懂得运用现代化工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敬畏陈寅恪，没有人敢小瞧。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27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毕生之追求。不管是做人，还是治学，若精神不能独立、思想不能自由，毋宁死耳。不承想，这两句发聩古今的惊世之语竟又成了自己的墓志铭。这也是后人对他崇高而贴切的评价。 

以史为鉴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们为了稳固江山避免倾覆的最好理念。

1953年，中央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领衔。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三个所长拟定人选分别为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了使陈先生接受任命，中科院颇费思量，特地委派先生的弟子汪篯南下（此时先生已在合并岭南大学后的中山大学任教）延请，汪身上怀揣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曾与陈有过一段良好的共事经历）两封沉甸甸的信以示郑重。师生见面，学生力劝老师北上履新，不料，先生勃然大怒，终致不欢而散。但老先生念及师生情谊，还是借此给了官方答复。先生提出担任中古史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毛公、刘公”即毛泽东、刘少奇，他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为了慎重，避免口说无凭，先生让夫人将此意见誊写在纸上，让汪篯带回北京。这样的答复无异于一声炸雷，惊世骇俗，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年，三个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正因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陈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则：“不理苏联专家，不愿北上做官；坚卧中大不动；不见贵客；不见外国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不议论人物；不从时俗。”1962年，中央大员康生南下广州，向中山大学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可无论校领导怎么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但不见，还赋诗一首自娱：“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吃了闭门羹的康生极为不爽。

“为学术而自由”贯穿了陈寅恪的一生。他有着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有着毫不避世特立独行的冷峻孤傲，同时还具有坚守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忠烈情结。在那样的年代，其结局的悲惨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双重人格，总是把方毅刚勇与柔韧圆通结合得很好。方为做人之本，圆为处世之道；方是做人的脊梁，圆是做事的锦囊。于是，“外圆内方”就成为强权政治下尚有一点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行动哲学。 

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岁时，曾在唐玄宗前对对联。上联是“方若棋盘，圆若棋子”。李泌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这也许是对外圆内方人格意蕴的最好注解。内方若行义，义者，灵魂之正直，精神之独立也；外圆若用智，智者，维系个体之生存，易理想为现实也。于是，知识分子面对理想与环境的对峙，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富于张力的人格结构中，都取得了一种暂时的平衡。

后来补陈先生之缺任二所所长的陈垣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典型性。陈垣和陈寅恪、胡适私交甚好，陈先生于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或轻率或兴奋得像一个儿童一样地说：“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有关史料证实，在外界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陈垣先生还经常检讨自己的不足。 

但陈寅恪不是这样，他追求的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种境界。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兄弟们！
姐妹们！
老少爷们们！
全天下的书家弟兄们！！！！
你们好吗！！

《论一支毛笔的自我修养》
——之如何撩到各大书家

（二）

有人说
毛笔不到蘸墨写字的那一刻
永远也不会知道它的好坏
而一旦蘸上墨
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顿悟

笔之四德
尖、齐、圆、健

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偶然
谁能想到
文人雅士专用的毛笔
竟是由一个武夫发明的呢

▽

蒙恬
（还记的当年《神话》里成龙扮演的蒙毅么？是蒙恬的弟弟）
战国时秦国将领，也是毛笔的始祖
据说他在打野兔时
无意间发现兔毛的血拖在地上有痕迹
几经尝试，遂发明了

而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
毛笔就已经产生了
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
就是先用类似毛笔的笔画出笔画
再用石头刻上去的

笔
文房四宝之首
绘画
书法
笔砚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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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汉砖画像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阮嗣宗咏怀诗句。千余载后，其意仍动人心。甚至，回望阮籍之时，亦不免稍同其感。

魏晋，年岁动乱而人性自由，城头王旗更变之际，士人多特立独行，庙堂舟车，山林江湖，茶酒纵歌，清静玄谈，一时风度。

而其时名士多艰，《晋书》《世说新语》所载，诸多风流忽断，使人扼腕之余，尤使后世学人对其性定情逸高山仰止。

阮籍，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思想家、文学家。

彼时人物故事诗文，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甚而成为了干载文人之思，谈及思想，谈及文化艺术，谈及文人与文化，无法绕开，不愿绕开。诸如兰亭，桃花源，广陵散，思之心痛，思之心暖。那个时代不可复制，那些鲜活的人物事功定格于此。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两百余年，高士狂人几多。陶渊明“时还读我书” ，嵇康“肃肃松下风”，王義之“潇洒出风尘”，顾恺之“神妙独难忘”，张翰“返乡食菜羹”，才华独绝，而未必容于当世。高逸者多或离俗世而寄情山水，或闭户镛而玩物独乐。其深心颇多豪素深婉，其间有生命之恋，亦有乱世之叹。

那个时代，国祚不稳，人心不安。正始之后，尤多血腥。司马氏南渡后，南北割据，政权人心都在崖壑边上，士族之心，尤多矛盾与悲喜。达者虽称顺一时，如王谢顾陆，亦有“齐彭殇”之忧叹；隐者固择一方净土，如陶刘陆阮，韬光养晦，亦有桃源难觅之愁苦。

曹植。曹植的文学成就和遭遇，让后人永远唏嘘

士，远始于周，当时世卿家族中有了不世袭的家臣，乃最初之士。春秋之际，卿大夫势起，养士之风大盛，士风渐成，垂后久远，士者常以天下为己任。至汉，汉武尊儒后，士族更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由，玄学与清谈。“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弹琴饮酒，为文作诗，优游从容，游心太玄，成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是崩溃边缘的形骸放浪。

王弼。这个王弼画的太老了。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发肇者之一，极其聪慧，注解《周易》、《老子》，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他死的时候才23岁，还是翩翩少年的时光。

丁酉问世的一本书，《悬崖边的名士》，正说此间物事人情，作者乃学人大生先生。

大生兄，才过而立，长安人，饱读经史，对这段历史梳理一过，今以时人语漫道彼时人物，其心意在古，而发新时新语。

此书才出，即已广布，且好评四起。吾亦揽卷饱读，渐入佳境，其妙良多。

《悬崖边的名士——魏晋政治与风流》，大生著。现已上架，各大网店和渠道均有销售。

其一，书名《悬崔边的名士》，实则写魏晋时社会人心的矛盾与风流。依《史记》《世说》之例，一时名士，纷纷故事，作者笔下，那些血雨腥风都化作了一杯闲茶间的笑谈，那些清迈风雅都辅作了一页页生香的文字。使人读来，彼世远矣，而掩卷之际，斯人即在眼前，复入心中。

此乃文人说史之故也。

大生兄，是个文人，一位视读书为业的学者，且关注古今日久，深研释老，用心《诗》《易》，亦博涉经史，此书大类其探索魏晋那个时代之笔记，其所研读者，或正史，或随笔，或专箸，或诗文，梳理若此，成书若此。

大生书法作品

其二，文如其人。读此书，似讲故事，似说历史，似评人物。然文字背后，实乃作者文心所在。魏晋，国之士族在高潮中唱罢好戏，一去不返。此后，皇权政治一路渐善渐全，贵族渐没。 

作者之心，士人之心。以此着墨，心中悲喜，都隐在了那个繁乱的世事里，都藏在了面对无常而能坚守的名士言行中。其间物事人心，在全书的娓娓道来中，在淡淡的文字间，也会经此写与读，撒到更大的时空里。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此心，彼心；此岸，彼岸。

科举制度的出现，真正终结了名士风流的时代。

其三，魏晋六朝，那段历史，因世道纷乱而人性之花灿烂，后世多有研究与著述，近世较有影响者，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东晋门阀政治》，胡国瑞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汤用彤先生《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此为学术之谨肃。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则介于学术与随记之间。另一类著作，即如大生兄此本，乃为学人笔记，基于史籍，深入浅出，文史参半。而此本之长，且可不顾语言叙述之好，也不管其序时组材之能，单就其纵横所带顾此及彼，即已知作者题外之功。而书后附表，愈见其深入史实与跳出史事之用意，正如禅师吃茶，用心于茶乎？专心于茶乎？写此书时，千江有水；读此书后，万里无云。

其四，此书成时，作者大生才过而立之年。按传统之说，其值“育”龄，所生所养，足显康健。书中道及，只闻“酒”香，稍加察之，用水选粮之精，蒸酿酵藏之繁，提兑分贮之细，确也惊人。正因作者年轻，其心必朝气雄健，文字间富阳光味。而此书已非“初胎”，其《诗经密码》《诗说中国》诸作，各有用心，各展其才，各得其所。人所不知，其于佛学与易学，用功尤勤，读讲之际，积牍日厚，虽未结集，必资思辩。故其年岁不老，而事功不少，所付梓文字，又似曾耳顺，兼之所写物事已历千余载，读来，倒似出于一位愈炼愈深愈修愈真的老顽童之手。

王恭所谓:“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以此说，大生兄亦当为名士，其为常得无事，早已于走出校园不久即辞工辞事，独悦于耕读间，誉文谋生之余，问学以为世业，笔墨以发文心。

近岁，吾与大生兄共事《中国书房》丛刊，同德同力，相激相发，因其年少而力厚，尤多担当，吾得益之余，更发见其学力之沈厚，假以时日，其为老先生时，等身者，应是不只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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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

———赵之谦”

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融会贯通。赵之谦于篆书，或因其学篆刻，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当时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

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大篆作品极少，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故不足论。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这在赵的时代已成定论。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钱坫、孙星衍等篆书高手，皆重玉筋篆，乏变化，不合赵之谦性格，故不为赵所重。

邓之后，张惠言、吴让之、德林传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则于此道有专长。赵在54岁为弟子钱式临《峄山碑》册时写道：“峄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熙载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

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绎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这其中透出种种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则是师法邓石如。

然而，赵之谦与吴让之的最大区别，便是不墨守成规，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化人为己用。他评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因此，从心底里，他也不服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除却“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

赵之谦34岁临《峄山碑》册及前后篆书作品，结构在邓石如、胡澍之间，笔力尚乏沉雄。中年为鹤年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等篆隶二体团扇中篆书，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在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出新意。而此新，则主要在于“结构”之美。

隶书对于赵之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附带性的书体。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称“仅能作正书”，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而隶书亦自成家。

赵之谦于隶书涉猎很广，从其传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学。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

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35岁进京后，广搜碑版。曾为沈均初藏《刘熊碑》作详细考证，以天一阁宋拓本及翁方纲摹刻江秋史巴予籍双钩本为底本，逐一校勘，并作释文题记。又别出双钩之法，大量钩摹汉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皆稀见刻石残字。

45岁为李文田补摹《西岳华山庙碑》残本96字，即因“旧双钩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钩过《西岳华山庙碑》。他在35岁时刻《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作铭云：“不能响莪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可知，赵之谦于隶书，用功亦勤矣！

赵之谦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以赵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体，甚至某碑，故其师法汉隶，终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为幼堂隶书七言联》（40岁）、《隶书张衡灵宪四屏》（40岁）、《为煦斋临对龙山碑四屏》（41岁），则已入汉人之室，而行笔仍有邓石如遗意。晚年如正书，如篆书，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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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玺

王玺，书法学硕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师从中国美术学院吕金柱先生，先后受教于启蒙恩师曹贵生先生，南京艺术学院、杭州师范大学诸师，张羽翔先生，范振海先生等国内名师。 ▎学术成果： 出版《中国书法考级规范教材（上、下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11月 发表《钱松篆刻另议》于《群文天地》杂志2013年7月 《我的创作过程》刊登于《中国书法》杂志2015年9月 授予表彰 被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授予“2015年度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创作奖” 被上海市青年书法家协会授予“2015年度优秀青年书法家”称号 被《中原书法》杂志评选为“《中原书法》杂志读者最喜爱的书法家” ▎获奖经历 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 优秀奖（最高奖） 第四届“四堂杯”全国书法篆刻展 优秀奖（最高奖） 第二届“同和杯”全国书法展 一等奖 “王冠杯”全国书法名家作品展 二等奖 “米芾杯”全国书法名家作品展 二等奖 “岭南白沙奖”全国书法展 提名奖 第二届“会师杯”全国书画展优秀奖 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 三等奖 “祭侄文稿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 首届“华佗杯”全国书法篆刻展 “太极杯”全国书画大赛 “优恩秀杯”全国书画大赛

2017年07月10日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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