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在大学的讲台上，谁能口出如此霸气狂妄之语？他，就是陈寅恪。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教授的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无数学人对其作了极高的评价。连被誉为“近代百科全书式人物”的梁启超也啧啧赞叹：“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增设了一个国学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以培养国学之栋梁，让“中国之文明，可以昌明树立于世界。”
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导师，乃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王国维。研究院聘请的第二位导师，乃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研究院聘请的第三位导师，乃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四位导师聘请谁呢？
诗人、历史学家、清华筹备处主任吴宓推荐：“陈寅恪可担此任。”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何许人也，便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不是博士，又没著作，这就难了！”梁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曹云祥遂聘陈寅恪为第四位导师。
因为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和独步千古的新妙之见，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很快誉满北平，一时盛况空前。他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等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师生也成群结队，纷至沓来，跑到郊外的清华园来“作客旁听”。北大学生见自己老师也来当学生，遂称陈寅恪为“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一派留洋归来的学者，两派常常一争高下，互不服气。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迂腐狭隘，不懂得运用现代化工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敬畏陈寅恪，没有人敢小瞧。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27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毕生之追求。不管是做人，还是治学，若精神不能独立、思想不能自由，毋宁死耳。不承想，这两句发聩古今的惊世之语竟又成了自己的墓志铭。这也是后人对他崇高而贴切的评价。
以史为鉴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们为了稳固江山避免倾覆的最好理念。
1953年，中央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领衔。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三个所长拟定人选分别为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了使陈先生接受任命，中科院颇费思量，特地委派先生的弟子汪篯南下（此时先生已在合并岭南大学后的中山大学任教）延请，汪身上怀揣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曾与陈有过一段良好的共事经历）两封沉甸甸的信以示郑重。师生见面，学生力劝老师北上履新，不料，先生勃然大怒，终致不欢而散。但老先生念及师生情谊，还是借此给了官方答复。先生提出担任中古史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毛公、刘公”即毛泽东、刘少奇，他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为了慎重，避免口说无凭，先生让夫人将此意见誊写在纸上，让汪篯带回北京。这样的答复无异于一声炸雷，惊世骇俗，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年，三个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正因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陈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则：“不理苏联专家，不愿北上做官；坚卧中大不动；不见贵客；不见外国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不议论人物；不从时俗。”1962年，中央大员康生南下广州，向中山大学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可无论校领导怎么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但不见，还赋诗一首自娱：“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吃了闭门羹的康生极为不爽。
“为学术而自由”贯穿了陈寅恪的一生。他有着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有着毫不避世特立独行的冷峻孤傲，同时还具有坚守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忠烈情结。在那样的年代，其结局的悲惨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双重人格，总是把方毅刚勇与柔韧圆通结合得很好。方为做人之本，圆为处世之道；方是做人的脊梁，圆是做事的锦囊。于是，“外圆内方”就成为强权政治下尚有一点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行动哲学。
唐代著名大臣李泌七岁时，曾在唐玄宗前对对联。上联是“方若棋盘，圆若棋子”。李泌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这也许是对外圆内方人格意蕴的最好注解。内方若行义，义者，灵魂之正直，精神之独立也；外圆若用智，智者，维系个体之生存，易理想为现实也。于是，知识分子面对理想与环境的对峙，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富于张力的人格结构中，都取得了一种暂时的平衡。
后来补陈先生之缺任二所所长的陈垣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典型性。陈垣和陈寅恪、胡适私交甚好，陈先生于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或轻率或兴奋得像一个儿童一样地说：“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有关史料证实，在外界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陈垣先生还经常检讨自己的不足。
但陈寅恪不是这样，他追求的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种境界。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