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炗书法《正书出师表》，明治十七年十月书，山梨县藏版，早稻田大学藏。
日本长炗书法《正书出师表》
长炗，生于天保4年（1833年），卒于明治28年（1895年），日本官僚、汉学者、书法家、汉诗人。
作者：逸庐书院
沈曾植书法
中国画应该从整体看是一幅画，分开看，都不画，是书法。
书法关过不了，画法关也过不了。金石、书法、诗文，画画的人都必须熟悉。
书法是艺术，因此与绘画一样，有真感情就美，矫揉造作则丑。
书法柔媚者，世以为美，其实极丑。大凡人无独立之人格，其艺术则柔媚，既无独立人格，何来美？
写字要真下功夫，不能光写字。沈寐叟就是写得多，想得少，偏于考据方面去了。我们学字则不必如是。
包世臣《临颜真卿争座位稿》
写字有下苦功夫一派，所谓“闭户数年，埋笔成冢”，如邓石如、包世臣等到人。但不可忽视看帖功夫，多看多想，然后有得。
如一味以为只要多写便可写好，则八字先生天天写干支，道士常年作阴骘文，可写成书家么？
要之，苦功固不可废，而尤须多看多想，多看古碑帖，得其神理。古人所谓“心摹手追”，须心摹有得然后手追有成。
初学写字下笔要重，以后则要越写越轻，若不费力。如初学即轻，则会越来越轻，越写越浮了。
写字最初要求重、雄强，不要去追求清、隽永。
石涛 《花卉册》局部
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帖》
金石书画皆以雄强为第一。有人谓雄强即有气势，此不尽然。
如黄山谷之字，剑拔弩张，可称雄强乎？《急就章》含蓄丰润，可谓不雄强乎？实则黄字骨多肉少，内蕴单薄，其心胸在柳公权之下，不能算雄强。
雄强者，是内健，是生命力长久，比不垮。书法中，钟、张属雄强，雄强之反面是纤弱，一比就垮。
学写字既要学雄强一路的，也要学浑涵的，既要学粗笔的，也要学细笔的。如果全学豪放一路，则将失之于野。
一幅书法有整体之妙。整体之妙在于。
初学书法绘画，重在大方，格局要高，好坏尚在其次。
字总要写得开展，要大方、华贵。只要悟通一种方法，即可以随便写都成。
八大山人 《题画》
八大山人《安晚册》局部
八大山人、石涛的书法好，根源在其胸襟开畅。与他比较，颜、柳、欧、苏、黄、米、蔡人是羁绊太大，即有佛家所谓“障”——名利障，各种障。
书与画，无论结体、用笔都要独特，要变化莫测，使人不可见其端倪。
写字需通六书。通六书则了解造字原料，可以把字抖得散，挼得拢，如以面做包子，可随意拿捏。能有组织五千字的功夫就了不得了。不能死抱住别人的字体，要能自己造形。
少时听陈步鸾先生言：写字是素养之一项，写字是习静。人一天动多时，要能静，写字虽也是动，然动中有静。长期写字，能变化人之气质而不自知。
颜真卿 《 刘中使帖》
中锋，是笔毫直。即使笔管倒着，只要毫还是直的，也是中锋。
侧锋，是笔毫偏。即使笔管是直的，只要毫是偏的，也是侧锋。
过去论书法的人讲，某书家写的字对日观之，中心有一黑线，便是中锋用笔的典范，这是无稽之谈。
王珣《伯远帖》
书法用凿笔倒锋向外行，运笔如刀，近人书法常如此。余见于右任、谢无量、马一浮写字都是如此。
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亦言其意耳，欲寻模范，仍当于汉分中求之。
常人写楷书慢，写草书快，其实要楷书写得快，草书写得慢，要达此境很难。草书行笔应裹行，不得直来直去。
写楷如写草，写草如写真。楷是楷模，本篆书而来。楷书，不能只就唐说，隶书、八分书也是楷。
颜真卿《自书告身贴》
写行书要慢笔多，快笔少。
邓石如书法功力虽深，但缺少天趣，多技术性，缺艺术性。
伊秉绶《郙阁颂》，气度大，乍一看会觉得不好看，这是其美内蕴。一般的人写字，用笔总是躲躲藏藏，他写来笔笔丢伸，无一点取巧处
画画亦需如此，要解磅礴，大气盘旋，不去着重细部才好。
何子贞以篆笔写隶书，很好。
伊秉绶 《节录汉书郊祀志》
学字学画都不能但求形似。何子贞写的《张迁碑》、《石门颂》，都不是《张迁》、《石门》本来的样子。这一点可以启发学画的人。
清杨岘山写《礼器碑》得其神，入化境。
杨岘山 《隶书临西狭颂》
吴昌硕隶书有天趣。
近世书家中学北魏碑的，公孙长子是第一人，此人有才气，富收藏，成就在赵之谦之上。
郑孝胥、丰子恺、于右任、谭延闿之书法，均属第一，然就中较之，郑为最，丰次之，于、谭最后。盖郑、丰写来若漫不经意，似儿童；于字气势大，难点多。
好的书法，应若佛祖，见之使人生恭敬之心而不觉可畏。只是气势大，则若睹大官，只见其容仪威严，尚看不出他的德。
我们常叹道：“啊！这树多大！这山多大！”而从不说“这天多大”，“这地多大”。以其乃真大，而人遂不觉其大也。于德于艺均如此，使人不觉其大者乃真大。
郑孝胥节录文雕龙》
学习书法，选好一种范本要长期写，甚至写一辈子，以此为自己一生书法的骨干。此外再兼收并蓄其他作品的好处。用来丰富这一种。但不能仅注目于碑帖，殷周铜器、秦权量诏板、汉砖石瓦当文字皆宜究心取法。
写字应以古人某一种书体为基础，写熟之后，再写其他。写其他也是为了丰富这一种。如盲目临帖，见异思迁，不过白白浪费精力罢了。
写字要一种一种写上手，对其结构、点画、笔法都了解了，再放下另学一种。
要写好，总需从篆隶下功夫。“写字容易识字难”，要认得字，要懂得一般的文字学。
吴昌硕《石鼓文》
石鼓文讲疏密布白，小篆讲停匀安排。
写隶书者未能进入能欣赏殷周金文、秦汉砖瓦石刻文字的境界，谈不上高格。
李斯所书权量诏板，格调较汉人为高。
学书法可汉简中受到启发。汉简境界高，首先是朴素，所以就高了。
写汉隶可变一下，变为篆体；也可用篆笔写隶书。
书法以秦、汉为最高。西汉高于东汉。从前我喜欢二王书，现在则不甚入眼。
汉以“言文书制”取士，故善书者众，前人云“二王后无书”，实则二王比起汉人已薄弱了。
祀山公山碑
我对《祀三公山碑》、《吴发神谶碑、秦权量诏板用功三十年。《三公山》、《天发神谶》实为中国书史上的两支雄笔。其中尤以《三公山》气度大，写得满不在乎。
写隶书须笔势滚动运行，谓之捻笔，须此法方得一波三折之旨。隶书源乎篆而异于楷，篆楷之间，隶书更近于篆，其笔顺先后亦与楷书不同而更似篆书，因此，习隶书不从篆书入手，终难得高古之意，此理知者盖寡。
蔡邕《篆势》、卫衡《隶势》，鲍照《飞白书势铭》讲书法之结构、变化、气势，极尽其能事，习书画者须熟读之。
不是所有的汉碑都好，如果书法少变化，无趣味，虽汉碑亦未必佳。
书法当然是汉魏六朝好，那是兴盛时代，隋唐是余波，逊一了。
学古碑石文字在于体会古碑精神，《张迁碑》等汉隶，何子贞都临过八十次、一百次以上，他的心得都在此临本里面，我向何子贞学，等于跟他合作，他学的帮我学了，我少走许多路。
李白《上阳台帖》
李白所书《上阳台帖》，落名“太白”，写得近似“大二日”，很象“大大白‘，很有启发性。术品须偶一望易生错觉方有趣。若用此笔法画山水、花鸟，是为最高格。
北魏碑原本皆工整。我们学它，取“锋利”二字足矣，不必亦步一趋，不必模拟外貌。善学者，要反其道而行之，彼字形短，我则长，彼长我则短。彼是正楷，我临成行书，如此之类。
学字最低应写六朝墓志。
《爨龙颜碑》如浑金璞玉，然又精丽高峻。下笔如昆刀切玉，但见浑遒；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血脉源于《杨淮表记》、《石门颂》，于浑厚生动中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极则。昔人称李斯篆书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移以形此碑。
张猛龙碑
《张黑女碑》如骇马越涧，偏面骄嘶，雄强无匹，颇带质拙。
《张猛龙碑》如周公制礼，事事美善；结构之长短俯仰，各随其体，隶楷极则，精丽精能。
《天发神谶碑》师王莽《嘉量铭》，奇伟惊世。
《方碑》丰茂凝整，为朱登所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
古代讲“虫书”是说字写得象虫纹，象蚕、蛇。陆机的《平复帖》写来如饥蚕昂首、蚯蚓钻泥，这是以画法入书法，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无一点着象。
陆机 《平复帖》
古往今来多少名人都是“因缘际会”而生，因为有几个人喜欢而捧起来的。兰亭序》也无甚大了不得处，你临过去，我临过来，皇帝又派人去偷，于是名声大噪。讲写字，一说就是二王、钟、张，难道历史除了二王钟张就没人了么？
凡小楷，均须于朴实中寓风韵。晋人小楷只是古朴而无风韵，若以之题画，需稍加改变，增其妍丽乃可。晋人书体及后来之正楷被称为“公文书”，是比较古板的。
学王字容易落入俗套。谢无量善学，他先写二王，再加上《千秋亭》笔意，则自成一家风貌。
古人讲执笔用“拨灯法”，即用笔如拨灯芯一般。有人讲成以腿拨马镫，则非矣，拨灯用指，写小楷就靠指法。王羲之善小楷，当用此法。
王羲之《黄庭经》
写小楷讲风致，风致在笔姿上体现。
中锋取质，侧锋取妍。王羲之用的是侧锋，因而王书妍美。王羲之的字雄强妍丽，多侧锋。
《澄心堂帖》中有王羲之书《戒酒帖》，笔画粗者绝粗，细者如游丝，写得最好，临几十次也临不象的。
学一种碑，只需学它某一个优点就够了。如隋碑，可学其开展明朗。颜鲁公学汉碑最用功，可从颜书中去认识汉碑，也可以颜书作桥梁去学习汉碑。一般写写手熟，柳字及历代写得好的都可以。
柳公权《神策碑》
颜、柳、欧功力都很深。颜鲁公日书万字，写真书不界格而分毫不差，然则意趣却薄弱了。
苏东坡的书法好，但初一看，似乎看不出好来。不潜体味就看不出的美，乃是真美。天地日月给予人无限好处，人日受之而不觉其好，反倒时时在抱怨，怨热怨冷，怨晴怨雨，其实没有四时冷热，又能有人？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才是真美。
宋人黄山谷、米芾、蔡襄的字，都还在受法的束缚，无器宇，无启发人处。苏东坡认真写成的字也是如此。
李建中《西台题杨凝式风子题壁字》诗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到寺一回看。”
第一句说笔势如霜天枯树，第二句说墨润，第四句说看一次有一次体会。最好的艺术品都令人百看不厌，因其内蕴无穷，启发人的智慧也无穷，看一次受一次启发。
李建中《土母帖》
写瘦金书要在褚遂良上用过功，才知其来源。
书法离帖、画法离谱，洵非易事。明人书法直是门外汉。文、沈、仇、唐全未懂书法三味，只一味中锋。到明末，青藤、白阳中、侧并用，方始有变。
馆阁体书法是官书，是奴才对主子用的，必须写得恭而敬之。人皆有奴性，学艺术就是要求去掉奴性。我认为馆阁体书法是不必学的。
写字作画均须事先胸有成竹，然后下笔无滞。清乾隆帝常能书自负，游江南时，灵僧众求御书“灵隐寺”三字，跪列阶下，肃静异常。
乾隆不假思索，提笔便写，才写“雨”头已占一半，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纪晓岚在旁，于手心书“云”字示意，乾隆方改写为“云隐寺”，纪于一旁急命僧众谢御赐寺名“云隐”之恩，这才下了台。大抵自命不凡妄胆大者，总是坏事。
王铎《诗稿》
从古代的帖到现在的书法选本，大都选得不好，都是帝王喜欢的东西，后人也人云亦云地凑热闹。现在来选古代书法作品，要用功重新去“发现”。
唐人功力深。如颜鲁公日书一万字，虽长文，前后字体亦相一致，然功力虽深，意味不及汉人。但康有为说得唐人一无是处，是一种偏激的看法。初学书者写褚、薛，是通过他们往上溯。只看古人好是复古，说古人都不好是极端。
1、欧楷没有真正的悬针竖。
这和欧楷的风格特征有关。因为欧楷的结构总体偏长。如果总是大量的使用悬针竖，就好比一个瘦高个的人，再穿一双高跟鞋，太过瘦长一样。这里面蕴含着书法美学的原理。
2、欧楷的结构在于险绝。
用欧楷结构写颜楷，可以！启功就是这么干的；用颜楷结构写欧楷，绝对不可以！这是很多初学欧楷的人常犯的毛病。
3、欧楷字的中心偏左，然后向右拓展。
具体说，欧楷结构中宫紧凑，向外拓展。大多数字的重心偏向竖中线的左边，由某一笔画向右伸展，使整个字的重心趋于平稳，这是欧楷字的重要特征，不可不知。因此，写欧楷一定要准每个字中线。
4、欧楷长横绝对不能写平，也就是说要抗肩。
因为欧体字的横划大都是左轻右重，如果写成水平势，便有右边往下沉的感觉，整个字的重心就不稳了。另外，长横不能有弯曲的弧度，这一点上，田蕴章、田英章做的有点儿不好。
5、戈勾出锋方向为右上
横折中的竖，里面的外沿线尽量取直势，不可太斜，右部的外沿线则为斜势。
6、注意欧楷与隶书、行书的联系。
竖完勾出勾取法隶书。“户”上的点变横取法隶书。“是”下面的短横变为撇点（或者说是左尖横）、“必”的三点、三点水、“交”的点和撇变成横撇等等是取法行书。
7、欧体之美不在端正。
敢于造险，善于破险，互相补救，互相揖让。
8、竖勾出勾时一定要平势，且勾要短小含蓄，取法北碑。
含蓄是书法美学的最高原则，一定要知道。
9、《九成宫》的笔法以方笔为主，兼用圆笔。
横法一改其《化度寺》两头重、中间轻的写法，以左轻右重、方起圆收为主要特征。撇捺吸收隶意，竖弯勾采用隶书燕尾写法，显得遒劲而飘逸。竖勾和折法多用方笔，取北碑笔意，但方中微带圆，显得既方劲又浑厚。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一、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又一批大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着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玄妙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才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着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二、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允许他在洛阳开府——策府。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在以前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行。《剑桥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贞观十二年（638），李世民视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这使李世民感到特别的伤心。太宗曾叹息：“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徵适时地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为“侍书”。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着献上领。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得力助手马周死，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徴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卷一○五《褚遂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仿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对着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来的则天皇帝），在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三、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这种文化的总体来说，是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一种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体现了这几点。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出他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为“唯美”的审美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禇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著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志。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摩褚遂良的法创作：
……若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变化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然则体约八分，势同章草，而各有趣，无间巨细，皆有虚散。这是一种多么抒情、多么轻灵的风格啊！“体约八分”，不就是含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么？“皆有虚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这样地由质实而走向虚散么？
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似虫网络壁，劲实而复虚。右军云：“游丝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四、早期作品
阮元《南北书派论调》里有一句说：“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这是入木三分的见解。
褚遂良一生究竟留下了多少作品，由于文献的缺乏，法确知。但是，即使现在留下的只是他的无数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足以见出他的才气与风采了。
这里所要分析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指他的风格而言，而不是指他的年龄而言。他的最早传世作品，就是《伊阙佛龛碑》）。它是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褚遂良四十五岁时所书，碑文为岑文本所撰。这是魏王李泰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所立。能为长孙皇后书碑，可见褚遂良在唐代初期的书法界中，地位是何等的高了。
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它与碑一，都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两者功用同，在创作时却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性格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摩崖书法所具有的魅力，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以及《开通褒斜道刻石》，它们的大度、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著名的“龙门造像题记”以及在山东平度县青杨东北的天柱山摩崖石刻，其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都可以视为典型的摩崖书风。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美的延续。
《伊阙佛龛碑》刻在洛阳门石窟的宾阳洞内。宾阳洞位于龙门山的部，南北中三洞并连，中洞于北魏景明元年（500）着手凿削。这个浩大的工程动员了八十万人，历时二十四年，在正光四年（523）完成。洞壁上刻有本尊释迎牟尼和两胁菩萨，天井雕有莲花宝盖以及飘逸的十人伎乐供养天人像，另外，洞口内壁有“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等四种大型浮雕。宾阳洞的南洞与北洞在北魏时开始营造，唐初完成，《伊阙佛龛碑》就刻于此时。它与北魏雕像的秀骨清像之风极为吻合。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到南北朝文学的差别时说：“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引申到书法之中，褚遂良的这个《伊阙佛龛碑》，正是重气质之表现的，而不是他晚年的“清绮”之美。
清人姚鼐《愚诗序》中论到文艺之美的两种倾向时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果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焉，如凭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叹，逸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如果说，褚遂良后期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的话，如清风、如朗月、如舞女；那么，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是一种阳刚之美，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浩乎沛乎，刚健辉光。欧阳修《集古录》中也说此碑“字画尤奇伟”。清人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中令晚岁以幽深超俊胜，此其早岁书，专取古淡，与《孟敬素》用意正同。”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则以为：“龙门《佛龛碑》，则宽博俊伟。”上述各论无不是注目于他的雄伟俊逸上面。
这是一种来自北朝书法风格的美。他在线条之中，没有后来的那种飘逸、轻妙，而是庄严，仿佛含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表现着一种超迈的、斩截的、充沛的、威严的境界。他被称作北朝书风的大师，但与北朝书风又不尽相同。北朝碑刻更多是出自于无意识的流露，因而难免粗糙。褚遂良却加入了文人气质。他那宽泛而稳妥的节奏，他的线条中具有的柔和、深沉、细腻的律动，他的立意准确而并不夸张地在讲究着典雅，却又超脱于前者。在满足了所要表现的美的条件的同时，也适应了人们对典雅与然所具有的那种矛盾而神秘的喜爱。
再看他的《孟法师碑》。全是《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642）五月立。岑文本撰文，原石久佚，传世有清临川李宗瀚藏唐拓本。
从骨力刚健的角度上来说，它与《伊阙佛龛碑》有相同、也明显地有不同的地方。他平直的用笔有了曲线，字势力求开张，隶意虽有，却更内敛，横画的俯仰起伏与竖画的努势，已经开创了后来成熟时期书风的最为鲜明的特色。可以说，这是禇遂良书法艺术变法的开始：他在有意识地融汇各家之长，在古法与新态、用笔的方与圆、笔画的曲与直之间寻求着自家风格。李宗瀚的题跋所指出的，正是这一点：“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馀，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早年极用意书。”换言之，他对古典书法所具备的单纯之美、静穆之美，以及冷静的理性精神，已经有所偏离，而走更自由的表现。
五、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之的书法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着与实践着这一点。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在清乾隆皇帝所宝爱的八本《兰亭序》摹本中，至少有两件是归于褚遂良名下的。从摹本来看，这是他成熟期的作品。他一方面想把自己纳入到王羲之的书风中去，另一方面却仍然顽强地露出他自己的趣味。他自己的笔意和王羲之的字形在同一件作品中交相出现，轮流居于主导地位。这引起了宋人米芾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在摹本上再三作跋：“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秋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鶱，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千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仙也。”像这样的评价古代书家，在米芾那里，除了褚良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的。米芾还进一步分析说：“至于‘永和’字，合呈其雅韵，‘九觞’字备著其真标；‘浪’字无异于书名，‘由’字益彰其楷则……。信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也。”
的确，褚遂良的这个摹本，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的“意临”部分，即属于褚遂良个人的审美趣味时常在其中闪现，有时甚至占了上风，充分地体现自己的笔法与意态。王世贞也看出了这一点：“书法翩翩逸秀，点画之间有异趣。”此帖血脉流畅，神采飞扬，堪称褚遂良学习王羲之最为优秀的一件作品。
更有进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禇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着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着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六、优美的褚遂良风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和禇遂良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禇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折……，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
可见由欧阳询等人建立起来的严谨的楷书结构，在禇遂良的笔下，已经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运用结构的疏密、用笔的疾缓来表现流动不居的情感。倘若我们将欧阳询推举为“结构大师”的话，褚遂良则是“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而明显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这种飞动之美来自于何处？显然，褚遂良比起欧阳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艺术天赋，也就是说，在他的艺术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种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书法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由“慧黠”而带出的流动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笔就像舞蹈家灵敏比的脚尖，纵横自如、卷舒自如。在轻灵飞动连续动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蔡希综《法书论》对褚遂良的用笔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这种明净媚好，然而却又沉著飞动，正是褚遂良用笔的最大特色。
褚遂良成熟的风格，应以《房玄龄碑》的出现为标。此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傅上柱国大尉并州都□□□□□□□》，亦称《房梁公碑》。贞观二十回年七月立，三十六行，行约八十一字，原碑额阳文篆书“大唐故左仆射上信国太尉梁文昭公碑”十六字。碑在陕西昭陵。
左仆射房玄龄死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而贞观只有二十三年，所以此碑当立于公元648—649年之间，褚遂良五十二三岁。这时他的书风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不仅与《伊阙佛龛碑》不同，就是与《孟法师碑》大不一样。最明显的，横画已有左低右高的俯仰，竖画的努笔也明显地有向内凹而呈背势；隶书似的捺脚仍然存在，却增了行书用笔，字势显得极为活泼。褚遂良书法中特有的婉媚多姿在此时已经定型，并进一步走向成熟，便是以此碑为标志的。
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慈恩圣教序记》及此最其用意书，飞动沉着，看似离纸一寸，实乃入木七分，而此碑构法尤精熟。”的确，无论是从用笔上还是从结构上来看，这都是褚遂良独出心裁的创造。每一点、一线、一笔，都注入了十足的精神。所以郭尚先又以为“中令书此最明丽而骨法却遒峻”。
他那细劲的线条，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表现朴厚，而是在朴质刚劲之后提炼出来的优美与洒脱。他甚至为了追求美而简化字面上的东西，把细节删减，以使重要特征格外显著。例如在《雁塔圣教序》中，他便保留并强调了粗壮有力的捺脚，以与其他细劲的笔画作鲜明的对比，而愈发显得笔势的壮硕与酣畅。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却显然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只取其瘦劲，而忽视了他的丰腴一面，而使丰富的表现力丧失殆尽。所以，在窦臮《述书赋》中说褚遂良的书法“浇漓后学”，正在于此。
他的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当属《雁塔圣教序》，共有两块，立于永徽四年（653）。《序》书于十月，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世民撰文；《记》书于十二月，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李治撰文。褚遂良时年五十八岁。仅从两位皇帝亲自撰文这一点来看，褚遂良所具备的政治地位，该是无与伦比的了。
杜甫有诗句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雁塔圣教序》表现的正是这种“瘦硬通神”的审美趣味。它的线条虽然与隶书的丰厚不一样，但是，这却是褚遂良作品中隶书笔意最为浓厚的一件作品。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中敏锐地指出这一点：“……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筩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
他的用笔正是摒除了一切冗繁，而留下精华，在细劲中体现凛凛的风骨。
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可以看作中国书法史上楷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从钟繇、王羲之那微扁的带有明显隶书体的楷书；到北魏时期对楷书做出各种探索的绰约多姿；再到欧阳询对楷书做出的结构方面的贡献，与虞世南楷书中表现一种来自南方传统的文化品味；一直到褚遂良，从早年的稚拙方正脱化而出，然后进入用笔之美的深层，在表现他的华美笔意的同时，又恰当地渗入隶书笔意，表现其高古意味，这是褚遂良在楷书中最为突出的贡献。《雁塔圣教序》是他最为得意与最为精心之作，因而也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
还有两件墨迹也颇能体现褚遂良的优美风格。一是《宽赞》。这件传为褚遂良所书的墨迹，对唐太宗李世民之“民”字，以及唐高宗李治之“治”字，皆不避讳。陈垣《史讳举例》研究，唐代书法中避讳缺笔的，最早见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时褚遂良已死去六七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褚遂良不避皇帝名讳，亦属正常。宋赵孟坚跋：“此《倪宽赞》与《房碑记序》用笔同，晚年书也。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容夷婉畅”，是这个帖的最大特色。明人王偁《虚舟集》评此帖说：“其自书乃独得右军之微意，评者谓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变化开合，一本军。其诸帖中《西升经》是学《黄庭》，《度人经》学《洛神》，《阴符》学《画像》。《湖州独孤府君碑》、《越州右军祠记》、《同州雁塔两圣教序记》是其自家之法。传《兰亭》诸本亦与率更不类，盖亦多出自家机轴故也。今永新文邓仲经甫所藏《倪宽赞》正与《兰亭》、《圣教序记》诸帖相似，笔意婉美，似瘠而腴，似柔而刚，至于三过三折之妙，时加之意，诚褚法也！”文中所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三过三折之妙”，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优美的褚遂良书风。
在横画上，褚遂良已经开启了颜真卿楷书的横画的处理方式，即起笔颇重，再提笔轻过，然后结尾时又顿笔收锋：甚至他的钩也给了颜真卿以灵感，在稍稍一顿的瞬间，再轻轻提出。颜真卿被后人称为能够变法出新貌。实际上，唐代楷书的变法始于褚遂良。
另一件是《大字阴符经》。据说褚遂良奉旨书写《阴符经》，有一百九十卷之多。除《小字阴符经》（刻帖）之外，是这一弥足珍贵的纸本墨迹了，楷书九十六行，有四百六十一字。上铃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在帖的背面，有南唐升元四年（939）邵周重装、王□复校题字。从这点上来说，它至少在南唐以前就存在了（参看徐无闻《褚遂良书法试论》一文，载于《书法》杂志1983年第六期）。
认为它是伪作的人，其佐证是褚遂良署款为“起居郎”。那时他的书风应该是《伊阙佛龛铭》一路的，而不是晚年《雁塔圣教序》式的。作伪者只知道褚遂良做过“起居郎”而不知其他。在《雁塔圣教序》中，褚遂良明明地写着“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这样一系列官衔，作伪者为什么偏要署“起居郎”呢？
认为它是真迹的人则以为，褚书的全部特色都现在其中，同时也最能代表格遂良的风格。沈尹默便力主其真。他的《褚登善书、〈阴符经〉真迹》以及《再跋褚书大字〈阴符经〉》两文中，则将时间限定为贞观十年至十五年（636—641）之间：“其字体笔势亦与《伊阙》为近。《伊阙》既经模拓，笔画遂益峻整，少飞翔之致，杂有刀痕，故尔褚公楷书真迹传世者，唯此与《倪宽赞》两种。”的确，从字势扁平开阔上来说，《大字阴符经》与《伊阙佛龛铭》有着极为相同的地方；更重要的在于，石刻书法从来就与墨迹书法有着不同的地方。
对于《大字阴符经》来说，仍然真伪难辨：一方，世称《大字阴符经》为赝作；而另一方面，则又确信它的确代表了褚遂良的书风！如果不是褚遂良的作品，那又是谁的呢？谁又能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平？
宋人扬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草书的笔势竟能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发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着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七、“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着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 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
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很多朋友对藏锋、露锋很是纠结。
是手上的动作？
是笔锋的运动？
还是纸上的效果？
意义不明，指向不定，煞是烦恼。
一、何处说藏露
要说藏锋、露锋，先归归类，定定位，排排队，清清心。
在起笔上，可分为藏锋、露锋；
在行笔上，可分为中锋、侧锋；
在收笔上，可分为敛锋、放锋。
二、支点拴住毛笔
大家都知道，在手握毛笔书写时，人手是动力，毛笔是工具，如同杠杆一样，有一个力臂的问题、支点的问题。找准支点，就可以定下力臂的长度，知道力臂的长度，就知道持笔书写的空间范围。
当书写支点确定之后，书写动作挥洒的空间范围，就取决于力臂的长度。
（一）当以手腕为支点时，书写动作挥洒的空间范围，就取决于手指长度（枕腕书写）。
（二）当以肘为支点时，书写动作挥洒的空间范围，就取决于前臂长度。（枕肘书写）
（三）当以肩为支点时，书写动作挥洒的空间范围，就取决于整个手臂长度（悬肘书写）。
不论么说，手握毛笔书写动作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的自由空间——支点“拴”住了毛笔啊！
三、伸收动作是本源
支点拴住了毛笔，在这个有限制的运动空间范围内，起笔书写点画，必须有一个伸出去、收回来的动作，没这个来回的动作，是不能书写点画的。这样，就产生了“意欲右而笔先左（横）、意欲下而笔先上（竖）、意欲左下而笔先右上（撇）、意欲右下而笔先左上（捺）”。
笔锋自空中落纸，看入纸点是落在笔画之内还是之外。入纸点在笔画之内，就是藏锋，入纸点在点画之外，就是露锋。
1、请看王羲之的入纸点，多为锋。
2、请看王宠的入纸点，多为露锋。
3、请看孙过庭的入纸点，多露。
4、请看颜真卿的入纸点，多为藏锋。
5、请看于右任入纸点，多为藏锋。
6、请看如王铎入纸点，多为藏锋。
所以，懂得了书写动作，说藏锋、露锋才有确切的意思！知道了伸出去、收回来的书写动作，只说“欲左先右”、“欲上先下”就可以了，或者只说入纸点位就可以了。懂得了动作之源，为什么还要说藏锋、露锋呢？
藏露、露锋，是自然形成的，是顺手而为的，不是刻意描画的。
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入展名单公示日
2018年10月30日—11月3日，历时5天的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评审工作在上海市圆满结束。
本次展览共收到9497件投稿作品，其中江苏来稿851件，广东来稿711件，河南来稿679件，山东来稿654件，浙江来稿621件。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审，共有269位作者入展。
本名单为公示名单，公示期为2018年11月3日—17日，共15天。公示期间，如发现代笔、抄袭、剽窃违规，可向中国书协展览部举报；公示期结束后，仍可对上述违规现象进行举报，举报材料要求信息准确，事实清楚，中国书协将依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
材料请寄：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32号楼B座909 中国书协展览部 联系电话：010-59759592 邮编：100083
中国书法家协会
2018年11月3日
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
入展公示名单
（共入展269人，按省份排序）
安徽（14人）
陈雄威 程正德 葛良胜 郭 迪 李 峰 李 庭 沈学文
王辉 王怀举 乐 杨厚春 岳 曲 张 志 朱 琦
北京（8人）
樊雯瑾 韩宗捷 荆 隆 陆晨雁 万俊杰 王袆纬 赵红梅
赵 振
重庆（4人）
李楚宏 欧阳华 许 超 杨子玉
福建（12人）
陈超勇 陈添荣 高 歌 黄向场 黄昭文 康龙生 刘炎盛
王丽新 王志安 肖唯佳 许义法 张文楼
甘肃（10人）
陈 冈 马太平 彭养育 王进杰 姚灵山 俞 治 张 彬
张 升 赵志强 郑祖武
广东（15人）
陈伯伟 陈剑锋 董文科 黄邦德 黄曙华 黄显霖 江中元
廖伟夫 林冠明 林舒畅 刘广文 覃宇达 王树新 项国就
张志川
广西（9人）
傅绍尉 蒋 锐 梁富振 刘仪通 陆丰 潘文志 杨科云
杨时亿 张逢波
贵州（5人）
黄照飞 蓝煜明 李志州 商开明 伍绍金
海南（2人）
冯 伟 唐敏文
河北（14人）
陈新卫 何志瑞 花建明 李国月 梁建立 刘朝辉 刘伟明
马德芳 马永林 随文豪 王永亮 王子璐 杨振强 祖元庆
河南（18人）
董娜丽 杜 潇 高有耕 金 松 李 昂 李俊鹏 李 鹏
梁志军 刘占甫 卢凤勇 马杏品 苗林泉 秦 朋 王继涛
王晓峰 王志立 武盼龙 张琛义
黑龙江（6人）
方 敏 李 博 李传鹏 马 硕 张立辉 郑长华
湖北（7人）
高文 李 刚 卢御晨 孙文平 汪敦银 杨建龙 张 姝
湖南（18）
陈阳静 陈毅华 陈泽忠 冯学军 李炯峰 李其臻 李雍俊
林柏顺 刘燕华 邱俊杰 史治国 苏业超 唐浩榕 田宇来
肖会长 徐新辉 尤 勇 周少剑
吉林（3人）
佟中海 王颖军 王中宇
江苏（19人）
陈翰婴 陈巧令 陈远东 单晓光 丁龙根 冯晓龙 葛丽萍
郭 丰 江孝龙 寇传甫 李德会 秦 健 提俊丛 佟士委
王 洁 王延智 闫 增 袁祖辉 张 斌
江西（7人）
邓春明 邱吉斐 舒新来 吴德胜 夏 云 张博玉 郑顺明
辽宁（7人）
丁 斌 丁 硕 郝兴亮 李 琪 李 洋 王冬寒 赵梁才
内蒙古（5人）
韩海东 李 贝 李海龙 刘燕林 张景枝
宁夏1人）
屈子强
山东（24人）
单建华 邓春艳 韩 韬 韩 旭 胡 军 李成锋 李振明
刘海航 刘建刚 刘建华 路 来 孙东波 孙永胜 王德成
王业鑫 王政胜 吴广晖 许道坤 阎丽环 杨天鸣 于永江
张滕军 郑和春 朱元珲
山西（7人）
陈庆军 陈卫新 李鹏举 石文贞 王进庆 张君飞 张天诚
陕西（7人）
曹泉沧 贺 强 蒋阳安 李志斌 王 江 张晓明 张耀虎
上海（11人）
陈 晓 胡奇峰 黄贤志 李妙华 罗 宁 潘龙飞 王 玺
翁春元 余 军 张洁明 郑祥军
四川（9人）
陈 亮 樊青松 高玉才 黄清春 蒋 刚 向 钧 易 明
张义芬 周月
天津（3人）
黄 强 孙士颖 于浩泳
新疆（1人）
杨 新
云南（1人）
王 恒
浙江（22人）
陈传敏 陈 炀 范琼伏 冯 立 郭裕文 金开颜 金 弋
李 奇 林 伊 牟长安 潘 良 任利平 王升升 韦思扬
吴仲云 徐世杰 许雅颖 杨宇力 杨志成 袁 闽 袁修广
张子平
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评审委员会
主任：顾亚龙
秘书长：潘文海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大禾 韦斯琴 方 放 刘京闻 刘颜涛 李木教
李守银 张维忠 陈新亚 顾亚龙 徐 海 崔胜辉
颜奕端 潘文海
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监审委员会
主任：李刚田
秘书长：王彦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 彦 刘宗超 李刚田 张 斌
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学术观察团
成员：李刚田（兼） 杨家伟 赵际芳
自汉魏以来，中国出土的墓志成千上万，其中流传的墓志书法也十分丰富，历代以来都有代表作，精品众多，其精良拓本也成为无数习书者的范本。
1、六朝墓志
由于汉代几乎没有成形的墓志铭，最早的墓志当属即魏晋碑刻。魏晋碑刻尤以北朝的魏碑最精，最具代表性。因此，魏碑便成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文字刻石通。
魏碑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其墓志书法以《元怀墓志》《张玄墓志》《崔敬邕墓志》等最为有名，开唐楷书法则的先河。
《元怀墓志》为北魏楷书刻石。此志书刻精妙，用笔秀劲，结体宽博，布局疏朗，茂实刚劲，为北魏墓志之精品。
《张玄墓志》也叫《张黑女墓志》，为北魏楷书刻石，书法精美遒古，峻宕朴茂，结构扁方疏朗，多参隶意，行笔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
《崔敬邕墓志 》为北魏正书石刻。书风妍丽多姿、天真自然，不拘法度，用笔清俊劲爽，笔致圆浑，为魏碑之佼佼者，甚至被誉为“北魏志石之冠”。
《元显儁墓志》，为北魏楷书刻石，民国初年在河南洛阳姚凹村出土。此碑笔法熟练，丰腴饱满，受朝书法影响，书风趋于秀逸潇洒，圆润典雅，为北魏墓志中的佳品。
2、隋唐墓志
《苏孝慈墓志》，隋楷书刻石，此墓志章法整齐，结体平正。楷法成熟而工整，结字谨严，方中带圆，用笔劲利，神采飞动，兼有南帖之绵丽和北碑之峻整。
《温彦博墓志》，唐楷书刻石，欧阳询书，为欧书中《虞恭公温公碑》同一墓主的另一块墓志刻石。出土较早并传拓于世，是欧阳询小楷的精品，历来评价极高。
《李誉墓志》，唐楷书刻石，近年出土于西安南郊。墓主为大唐开国名臣，欧阳询小楷书。笔法刚劲婉润，兼有隶意，是欧阳询年经之作。
《南川县主墓志》，唐楷书刻石，赵楚宾撰文，韩择木书丹。西安东郊出土，现藏西安林博物馆。该墓志书体工致隽秀，为唐代墓志法的珍。
《李岘夫妇墓志》，为《李岘墓志》与《李岘妻独孤峻墓志》两种，皆为徐浩所书。2000年出土于西安郭杜镇。其书法结体严谨平整，笔画精到而又舒展有度，为徐氏楷书代表作。
《高延福墓志》，唐行书墓志，季良撰，孙翌行书，墓主为高力士之养父，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长安。其书秀润婉美，故向来颇为藏家所重，曾为梁启超旧藏。
《高力士墓志》，唐行书刻石，张少悌所书，字体楷行并茂，为关中名碑之一。
3、宋元明清墓志
唐代以后，墓志书法日渐衰落。宋人墓志传世较少，书法风格有些还算流畅清雅。至元、明、清三朝，志文大多以工楷为主，刻写精整，不过大多已经缺乏性灵气韵，只有少数墓志尚可观览。
《王友度墓志铭》，宋楷刻石，张之书，字体属中楷。出土于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畔。墓志未署书者姓名，而书法与张即之晚年书风极为相似，雅致秀劲。
《仇锷墓志铭》，元楷书刻石，赵孟頫楷书，为其晚年力作。运笔方整有力，遒丽老健，一笔不苟，骨气深稳，其结体疏朗俊秀，飘逸洒脱，是他的楷书代表作之一。
《狄元明墓志》，明行书刻石，许宗鲁书，书者为“长安三杰”之一。该墓志行楷书法遒劲婉丽、雄奇飞扬，确有赵孟《秋深帖》之精妙。
《朱泗墓志铭》，明楷书刻石，董其昌书。笔道圆浑，使转灵动，体势兼取李邕、徐浩之长，雄健紧凑，精力弥满，是书家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品。
《张溥墓志铭》，明楷书刻石，黄道周撰并书，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志楷书师法钟繇，用笔挺拔遒劲，风格清新刚健。
《纪懋园墓志》，清楷书墓志，翁方纲撰文并书丹。出土于河北献县。墓主为纪晓岚堂兄。碑文清晰，书法工稳，笔画内敛，风格雅正清秀，为翁方纲成熟之作。
墓志铭大多以楷隶主，行书较少，由于草书辨识较难，刻工也不易，因而历代很少有作。
民国时于右任草书的《富平胡太公墓志》，奇崛逸宕，堪称草书墓志的罕见之作。
苏轼书法取法王羲之、李北海、颜真卿、杨凝式等人。黄庭坚《山谷题跋》：“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酬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苏轼书善则善矣，然千年来学习苏轼书法少有登堂入室者。正如清代书画钱说：“余年过五十余，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因此，他甚至认为：“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其观点似有偏颇，但苏轼书法确实难学。苏轼天资聪颖，随手写去修短合度，他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他的书法“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得晋之韵、唐之法，并开创宋之意，其玄妙自不可言，故难以企及。学习苏轼书法我认为有几个门槛是很重要的。
一、苏轼书法，信笔处最难感悟
众所周知，书法和其他任何艺术一样，都是有法度可循的。可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但不可以没有法度的信笔挥洒。而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论用笔》里说：“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东坡的信笔处，是法度之外而又情理之中，是“我书意造”，是“无意于佳。”
书法，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书法尚意，苏轼滋味犹浓。然韵可追，法可循，意不可学。“意”是书者当时的情思勃发，是真性情跃然纸上。如果学习者除了追求形似神似外，还要把字里行间的“意”写出来，那只有一个路径：了解当时的写作背景，身临其境、心手两忘，“无我”地去临习。字里行间，见情见性，就算临习到家了。例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写于宋元丰五年（1082年），当时苏轼因 “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和政治上的失意，让他感到落寞无比，于是在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写下了这两首五言诗：
一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少年子，病起须已白。”
二曰：“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后。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感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书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故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断联，浑然天成。结字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笔酣墨饱，神充气足，恣肆跌宕，飞扬飘洒，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体现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创作状态。难怪黄庭坚叹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苏轼“无意为书家”的书法作品，其信笔处往往是情在胸中，意在笔下，心手相畅的结果。其酣畅淋漓表现出来的“烂漫”，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认为“在东坡，病处亦觉其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故其信笔处，乃难学处也。
二、苏轼书法，超迈处最难企及
苏轼书法里还裹挟了其雄文大笔的气魄，故其书法肉丰而骨劲，宽博而秀伟。理学家朱熹说苏轼“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故其临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似较量，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
正如朱熹所说，东坡书法追慕成风，然其超迈处人们总是无法逾越。雄才伟略的康熙皇帝年轻时便仰慕苏轼，酷爱苏轼书法的以跌宕取勢，以雄秀取態。康熙早年有《御临苏轼中吕满庭》，但终归不是书法家，没能临出恢弘的气势来。清代书法家吴德旋说自己“余年三十余始留意书学，即好东坡、思白二家。而苦无入处。”他感到“东坡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由此可见，苏轼书法的超迈处，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呈现出“工夫深，虽枯亦润，精神足，随瘦亦肥”的境界。
我们不妨看看苏轼书写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此碑宋刻在安徽全椒县，四川眉山三苏祠有当代的重刻本。1998年，我到三苏祠考察，见到了眉山重新镌刻的《醉翁亭记》，深深被其神采和气势所震撼，可谓刻工细腻，十分逼真地展现了苏轼的书法特点。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其震撼灵魂之处在于：用笔厚重，结字缜密，笔的披拂之既有遒劲，又显洒脱。其超逸处在于巧寓对比，错综变化，显示灵逸。此书法有贴近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潇洒纵横，也有苏轼外柔内刚，绵里裹铁的气脉，二者巧妙地融合为超迈大气，堪称“双绝”的艺术精品。其成功在其笔下，更在其思想和境界的深处。
三、苏轼书，创新处最值得学习
艺术不是一滩死水，艺术的成功要“为有源头活水来。”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各自时代特点的艺术展现，这也是艺术为时代接受的必然要求。苏东坡的艺术价值取向与创作心态是和积学深至、不断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他说： “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体现出苏轼强烈的变革求新思想。
苏轼从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其书法中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前辈书家中找到根据。然而苏东坡高人之处在于他能食古而化，知法而变，勇于和善于创新，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学古人轻形求意，明确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极力称扬尚意书风。宋代崇尚的是“圣”颜真卿的书法，蔡襄、欧阳修、司光等，都以真卿为宗，他们在继承与创新中，未能摆脱唐代书风。首开宋一代“尚意”书风的，就是苏轼。
苏轼元丰五年（1082年）与友人畅游赤壁，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此赋用笔锋正力劲，在宽厚丰腴的字形中，笔力凝聚收敛在筋骨中，此谓“纯绵裹铁”。这种力又往往从锋芒、挑踢、转折中闪烁出来，就像宽博的相貌中时有神采奕奕的目光观顾盼。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苏轼选用行楷表现出一种静穆而深远的气息。明董其昌赞扬此书墨法：“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前赤壁赋卷》表现出的特点是字形扁阔丰肥，左秀右枯，用墨必浓，成为苏轼别于前期书法，也有别于前人书法的苏体特点。
苏轼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里说：“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告诫学书者，“作字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字是要下工夫练的，但如果只知埋头写字而不知读书，则只能成为书匠，而不能成为书法家。也就是说，书法的“门槛”绝不仅仅是书法本身。苏轼的书法里，包含了苏轼的诸多修养，学好苏轼书法，除了观其诗书画论，走入他绝妙天下的艺术世界外，还要体味他充满乐观精神的生活态度充满担当的人生气派，充满真知灼见的人生智慧
一、书写功能的需要
我们知道，书法的基本元素是汉字、基本功能是实现文字沟通。现存的王羲之兰亭序、十七贴、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等等名帖也都是诗稿、文稿、信函这类手稿。
书法作为书写艺术被认同的时间很早，主要用于记录（写信、作书、写经、圣、等）、立碑、牌匾等实用性用途居多，作为成为和国画一样的装饰艺术却很晚，这一点要区分。书法作品成为挂墙上的装饰品还是明朝中期以后才流行的，和古代建筑、家具的空间发展造成的生活习性改变有密切关系，本文不详述。
理解这一区别就容易明白：书写性是成为优秀书法的重要标准。再简单说就是：好的技法应服务和有利于书写。
王铎诗稿节选
二、出帖的好路子
很多书友在练习诸如《集王圣教序》、李邕《岳麓山记》等名帖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感觉丢开原帖写不好了，还有一些书友学习用功极深、字也写得挺像母帖，但总觉得呆滞僵硬、缺少神采。这种情况下，建议研习同一家法帖的作者、同类型的书法大家在自由书写的状态下是如何表现的。
比如：学习《集王圣教序》的书友可以参照《丧乱帖》、《姨母帖》等等王羲之手札，也可参照对比一下学王比较好的大师如米芾的手札、王铎的诗稿。学习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书友可以参照他的《湖中贴》等等，或者对比一下学颜比较好的大师如傅山的诗稿、笔记。学李一路的，可以参照赵孟頫的信函手札……如此类推。
逻辑就是：老师的技法若要学个透，必须对比一下老同学走过的路。
王铎诗稿节选
三、积累书法创作经验的好路子
信函和日常手稿和立碑公文不一样的方是无须精心缜密的计算和布局、边写边想具有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把书写者的书写习惯、审美观，毫不掩饰地展示在你的面前（尤其是草稿类的书写）。
作为后学者，我们仔细揣摩前辈书家随意书写而自然流露的母帖笔意，必定对母帖会有新的认知。
王铎诗稿节选
以王铎的诗稿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其无处不在的淳阁贴架、王羲之圣教序笔法、米芾的笔法和墨法。王铎诗稿是边写、边想、边改，虽然即兴发挥，但是每一字每一笔的粗、细、大、小、疏、密、浓、淡的技法关系，表现出非一般的基本功和对书法美感的出众素养。我们每一次去揣摩和跟随他的笔意走一遍，都会刷新对书写的认识，而这些体验对于书法创作而言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关于诗稿的练习方法和一般法帖稍有不同，以其中一篇为例说明一下：
01、第一遍：字组练习。从上图里面找出喜欢的几个单字，一组一组写，注意每个字的外形、大小、粗细变化，同时加强字和字之间的起笔、收笔、映带。
第一次练习重点要把握字形、字的大致位置、线条起笔转折和承的方式，不能错太远了。如果试几次不能达标的话（说明还没入帖，无须研习出帖），还是找回原来母帖返工吧。
02、第二遍：多个字组练习。按照自己的喜好找到那些完整的一行、一组字，如下面节选的几组，蘸一次墨一笔写下去，体会一下由浓到淡的感觉，同时关注由于速度变化产生的各种笔意和纸墨的效果。
03、第三遍：几行连写。主要关注行与行的关系。训练要点：每一组字的字形变化、产生的行的变化，以及两行、三行之间每个字的位置、方向、连接关系。
整篇的疏密关系、行笔速度变化则需要多次、仔细读帖思考了。
关于这篇诗稿练习的核心要点，需要用笔尖去体会王铎笔墨之下的字型、方向、字组和行的连接的方式。我认为【写对】比【写】更有价值写对，怎么理解呢？一是字的技法方面，如形状、大小、位置、方向对不对；二是速度方面，是不是找到了和他一样的速度感觉（节奏感）。
事实上能做到这两点，你可能会写得很像了，虽然我们不是以【写像】为目标，但可以作为我们是否满意的对照。
临帖是书法学习的唯一门径。无论是初学书法，还是小有成就抑或是有建树的书家，都离不开临帖，离不开对传统的遵循和继承。在书法实践中，临摹与创作互为彼此，创作有境界的高下，临摹也有功底的深浅，而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才是提升书法技艺的根本所在。临摹与创作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过程，即，在创作实践中，有不断对传统的掌控和把握；在临摹过程中，有主体意识的浸透和潺入，具体做法是学习的各个阶段对应地展开临摹与创作。王铎所谓“一日临帖，一日应请所”，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
一、形式练习
1.训练方法：改变原作章法，将其临摹成斗方、扇面、立轴、中堂、对联等样式。
2.训练目的：通过章法的重新建立，认识并提高单字结构，字组、行的因素的相应化的。
3.步骤与要求：
（1）以某一书家的某一作品为例，尽心严格对临，做到章法、字法字组、行字数、虚实关系、书写节奏等因素尽量逼近原作。
（2）分析并掌握原作章法结构，一般规律，画出章法分解图。
（3）设计斗方、扇面、立轴、中堂、对联等章法示意图，并将原作改造临摹成以上诸形式。
二、补白练习
1.训练方法：按照从易到难的原则，依次遮住原作的几个字，一行以及一个段落，进行补字、补行、补段练习，第一层次为补原作的内容，第二层次补任意内容，但必须合所遮字数。
2.训练目的：通过补白练习强化学生对原帖笔法、结字章法的理解与掌握。
3.训练步骤
（1）仔细观察体会某一名帖（碑）的单字及字组构成特，出一般规律。
（2）做出它们的字轴线，字组轴线及行轴线。
（3）遮住某字、字组、行及段落背临。
（4）以非原帖（碑）内容、字、词、句等填补所遮挡位置。
（5）检查填补部分笔法、字组、法等因素与原作的相似度。
三、风格练习
1.训练方法：选择同一书家不同时期的二件作品进行风格转化练习，即用A帖风格临写B帖内容，或以B帖风格临写A帖内容；选择不同书家的作品进行风格转化练习。即用A书家风格写B书家某作品内容或用B书家风格书写A书家某内容。
2.训练目的：训练学生对某一书家某一时期作品或某一书家整体风格的综合理解与把握能力。
3.步骤与要求
（1）选择某一书家如米芾不同时期作品《蜀素帖》与《苕溪帖》，选择不同书家如王羲之、颜真卿的作品《圣教序》与《祭侄文稿》，进行整体风格分析，明确相互间的特点。
（2）风格转换临摹
（3）比较临作与范本间的风格共性与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练习。
四、空间练习
1.训练方法：重新构造原帖（碑）局部与整体空间。
2.训练目的：感受并分析自主与段落，重新构造组合所形成的新的风格样式。
3.步骤与要求
（1）将原帖（碑）分字组、分行剪开，重新拼贴，拼贴时增大或减小字距、行距，临摹时进行调整，尽量做到各种关系的和谐。
（2）观察并分析临作与原帖空间异同给人的不同的感受比较各种状态中情调的差别。
五、提按练习
1.训练方法：以某一经典作品为例，进行接近原作线条粗细、提笔（比原作线细）、按笔（比原作线粗）练习。
2.训练目的判断、控制书写时所使用的力量以及认识改变原有线的粗细对作品风格的影响。
3.步骤与要求
（1）用三种不同提按方式临摹某一经典作品，观察提按不同对作品风格的影响。
（2）用三种不同光洁度与渗水性不同的纸张进行提按转换临写并加以比较。
（3）用三种不同硬度的毛笔进行提按转换临写比较。
六、节奏练习
1.训练方法：以某一经典作品为例，进行放慢、逼近、加快节奏转换练习。
2.训练目的：明确并理解不同的书写节奏对作品风格的影响。
3.步骤与要求
（1）临写某帖节奏放慢，各段线条内部速度均放慢。
（2）临写某帖，逼近原帖速度，尽量不做明显的速度改变。
（3）临写某帖，节奏加快，速度变化强烈。
（4）从书写时的感觉和线条的质感两方面检查临写字迹，找出与自己性格和内心节奏较为吻合的一种，思考其原因。
墨法练习
1.训练方法：以不同的墨色临写同一经典作品。
2.训练目的：认识并了解书法作品中墨色变化的丰富性及其对风格形成的影响。
3.步骤与要求
（1）笔墨练习。
（2）以不同墨色书写同一经典作品。
（3）涨墨练习。
（4）蘸墨点变化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