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时间:2017-07-27 至 2017-08-06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馆 

展览场地:19—21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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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娴学书从篆隶入手,取法乎古,以大字行楷为胜,受康有为书法影响极深。其书法作品以”三石一盘”(篆书《散氏盘》、《石鼓文》、隶书《石门颂》、楷书《石门铭》)为宗。她认为,”楷书是从篆隶而来。篆是圆笔,隶是方笔,圆笔方笔都掌握到了,不论改写楷书、行书或草书都不难掌握了”。萧娴的字却有伟丈夫气概,这与她宗”三石”是很有关系的。她最以大字行楷书胜,点画纵横驰骋,外放内敛,大气磅礴,与老师书如出一辙,以重、拙、大的特点,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一般而言,专写碑体者容易产生持板滞的缺点,而萧娴的字却是清映厚重,神彩远出。她篆隶楷皆精,而以楷书为第一。她的行楷大字,笔力雄厚,结字精微,气息浑涵,气势磅礴,毫不夸张地说,足以睨视前贤,独步当代。萧娴的书法造诣,当得起这个崇高的称号。在受康氏影响时,她摒弃了作行书偏求气血贯通,致使用笔时失质实的弊端,于气势感悟的同时,讲求字划的完整性。传萧老平日习字,有一特点即善于对由风雨年月浸蚀的斑剥字迹予以还原。这一面体现了她认真求实的书法态度和对既往书迹完整性的理解能力,一面或许是在有意矫正康氏的积习。萧娴篆书,取资于石鼓文为多,特以”筋”胜,”气”则辅之。萧娴是将《散氏盘》那种苍茫浑朴的气韵,作为她前后诸体书法的背景旋律对待的,对其篆、行等书风格皆起着间接的斡旋作用。汉《石门颂》的纵逸放达,在萧娴笔下由”中和”而凝敛,元气内蓄;不作雕饰处又略似早期的《莱子侯刻石》而墨味有加;用笔直拙瘦劲体现出”骨法”特征。而左昂右低的体势,遥感”散盘”,于排列的整饬中见摇撼不管萧娴对散盘看法如何,但某人对某一法书虽并不定就写它,却倾注着一生的衷情。这种固执乃至迷恋状态,似乎此书与此人有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潜在关联;反之,在此人之书中,也总能感觉到那法书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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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散氏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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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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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颜真卿《祭侄文稿》行草,纵28.2厘米,横72.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技法分析

疏密变化,是经典中常用的变化手法之一。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比起王羲之行书,对于疏密变化的运用,要更强烈、更明了些,除了对字中部空间的明显强调以外,局部细节也有明显的用心。下面从作品中挑选一些字例,来体现颜真卿对于疏密变化的处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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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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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文稿》
手捧侄子遗骨写下的悲痛之书

一篇祭文背后的英雄壮歌

这篇文稿作于安史之乱之时,当时其兄杲卿在常山作太守,坚决反抗安史叛军,后来被叛军包围,杲卿在孤城与敌人奋战六天,最后终因弹尽粮绝,在常山被攻陷,敌人威通呆卿投降,杲卿宁死不屈,便发生了下面这段故事:

安禄山大摆宴席,群贼相陪,接待颜杲卿,企图软化他。颜杲卿不为所动,既不吃也不喝。

安禄山说:”你原是个参军,是我任你为常山太守,又赠袍于你,为何反我?”颜杲卿问道:”你原是个牧羊儿,是圣上有恩于你,你为何叛国?!”安禄山说:”我是奉旨征讨杨国忠。”颜杲卿又问:”你自立燕国,自封帝也是奉旨吗?”

安禄山被问的张口结舌,恼羞成怒,拍案大叫:”你降不降?!”颜杲卿也拍案大喝:”死不降贼!”安禄山又以高官相诱说:”你若降我,立封为相;若不降,立即斩首。”颜杲卿回答:”大唐命官,岂能和叛贼为伍?”安禄山恶狠狠的问:”你不怕死?”颜杲卿坦然回答:”我为国而死,名垂千古,你叛国作乱,遗臭万年。”

安禄山大怒,命人把颜杲卿绑在洛阳天津桥的柱子上。安禄山又问:”降不降?”颜杲卿坚定回答:”死不降贼。”安禄山一声大叫”砍!”刽子手一刀砍在颜杲卿胳膊上,顿时鲜血淋漓。又问:”降不降?”回答仍是:”死不降贼!”又砍一刀,又问一句:”降不降?”颜杲卿挺胸昂首,大声历数安禄山勾结羯兵,叛国作乱,分裂社稷,涂炭百姓的罪行。

安禄山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疯狂的令刽子手割断了颜杲卿的舌头。安禄山又问:”降不降?”颜杲卿用尽力气,一口鲜血喷在安禄山脸上,颜杲卿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死去,时年六十五岁。

这天颜杲卿的幼子、侄子以及同伴袁履谦,都被截去手脚。叛将何千年的弟弟在旁边,他们便含血喷他的脸,结果”因加之脔”。查”脔”这个字,意为小块的肉,酷刑极为残忍!

乾元元年(758)安史之乱平息之后,颜真卿特地派人寻找杲卿一家,杲卿的尸骨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他的幼子季明的尸骨,颜真卿双手捧着侄儿的骨灰,想起季明在战争中经常往来于平原,常山之间传递情报书信,机敏勇敢,英姿勃勃,恍如昨日,禁不住老泪纵横,心中激起对叛贼的无比义愤,又感于家族的覆灭,因而撰文作祭挥笔写成《祭侄稿》。

涂抹与心迹

相信不知道其中奥妙的看官,第一眼瞧见这篇歪歪扭扭,涂涂改改的文字后也在怀疑这看似杂乱无章的书法,凭什么成了为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天下第二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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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所至笔凝噎,无心作书化血泪,要说这第二行书的最大亮点,那便是用情至深了可以说一个”情”字,让所有的技法,都变得不再晦涩难解,作为草稿的《祭侄文稿》全文共234字中,就有30余个涂抹过,而涂涂画画的原因,就是作书之时,颜真卿早已被满心的痛苦所淹没,全然少了平日的淡然谨慎。

—— END ——

杨凝式,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人。生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卒于周世宗显德元年,年八十二岁。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一、舒洒脱般清凉

1《韭花帖》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礼。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笔意。

三、风神律动的清凉

2《神仙起居法》

释文:“神仙起居法。行住坐卧处,手摩胁与肚。心腹通快时,两手肠下踞。踞之彻膀腰,背拳摩肾部。才觉力倦来,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厌频,昼夜无穷数。岁久积功成,渐入神仙路。乾右元年冬残腊暮,华阳焦上人尊师处传,杨凝式。”

三、“酥密水”的清凉

3《夏热帖》

《夏热帖》是杨凝式写的一封信札。内容大致是,因天气炎热,送给僧人消夏饮料“酥密水”表示问候。

四、旷达飞扬般清凉

4《卢鸿草堂十志图跋》

《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纸本,杨凝式行书。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947年)七月书。书风体貌受颜真卿行书影响,宽博舒展,笔力沉练,旷达有度。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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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柳的障碍 

黄 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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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全国小孩都在学校写颜、柳,我找了十几个写颜、柳好的学生,让他们临摹王羲之的行书,结果发现他们一个也写不起来。我小时候也写颜、柳,有一个阶段想写行书了,我看王羲之《兰亭序》的转折处的形态,就想起颜、柳转折处的顿挫,老是要在这些地方顿一顿,写得糟糕透了。我发现楷书作为书法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所谓将楷书写得相当好以后,就可以去写行书了,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古人有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呢?有!比如说和我们有同样经历的米芾,先写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再写晋人……尤以褚遂良为多,仔细一读,这里面的人物,我们今天都遇得到,他得出一个结论,颜柳挑踢乃丑怪恶札之祖。根据这种推理判断,这种挑踢就是我今天讲的颜、柳楷书中的华饰现象。有人要问,就是楷书有华饰现象吗?当然不是!其他也有,但是惟独楷书的华饰现象是最难发现的。鸟虫篆写一横,画得像鸟,很明显是装饰。隶书也有,《熹平石经》也很明显,它找到了一个标准化的东西,隶书横画先是蚕头,到了西晋一横前面挖掉一块,所谓折刀头,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装饰手法。如果把你写的楷书定位在一个华饰状态,那么写出来的字是不会运动的。

楷书作为古代实用的书体,我还注意到古代的学习方法和我们今天的学习方法正好相反,就楷书而言,古人是先学小楷,由小渐大,今天的学书者则往往是先学大楷。古人写文章要用小楷,实用,我们玩大楷,不但玩大楷,还要玩有装饰性的大楷,那么装饰性的大楷对我们深入学习行草的障碍是非常之大的。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培养了这么多写颜字、柳字的小学生,但会写行书的非常少。出于这样一个动机,我们在南艺的书法教学当中,把楷书定位在可以跟行书相互作用的位置上。书法大专班只有两年,楷书课接下来就是行书课,我们把颜柳的钩写得那么复杂怎么办,但是我们还是要搞一搞,改变一下到南艺来之前的错误认识,写颜字可以一钩就钩,不要那么复杂,把颜、柳挑踢的点画舍去装饰性,还原其自然。什么三点水还要绕一个“油条”在里头,不要用这种方法,现在的书上解剖用笔全是画了图的,有很多小箭头,啰嗦得很。后写褚字,再写智永,正好衔接到行书上去。此外,我要强调临楷书也要注意原大临写,不要无节制地放大,因为放大写笔法会发生变化,速度也变了。

古人说,先学楷后会行,所谓先能站而后会走,以此比喻楷行用笔关系。但根据实践经验证明,古人泛指的楷书并非指中唐这种具有华饰成分较重的楷书。当然学习楷书而后过渡到行书的用笔方法,并不排除笔力、结字和眼手配合等其它训练,如果这样认识,颜柳楷书自然具有同等价值。

但就楷行笔法的连续过渡而言,古人实指晋楷一系,学者不可不知。米芾《海岳名言》说:“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又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访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不难分析,米芾这里已经把自己为什么将颜行评价如此高,而对其真书评价如此之低的道理讲明。他认为颜真卿楷书渗入了刻者的刻字习惯,因而失真。他所言“做作凡俗”即指“蚕头燕尾之笔”,亦即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华饰”现象,可见米芾已看到传世颜真卿碑刻与初唐楷书的这一差异,和唐代楷书自颜为一大变这一事实。

米芾对颜行与颜楷天壤之别的判断,也说明这种楷书笔法与行书笔法的差距。所以他在《海岳题跋》中说:“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过,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米芾的审美立场是以晋人法度为出发点的,但从东晋二王以下唐宋元明,凡行书笔法未有大变,因此正确理解米所点明颜柳楷书与晋人楷书一系笔法不一,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要着重分析一下颜真卿的楷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作为字的严谨性来讲是没有办法和欧阳询的“九成宫”相比的,欧阳询的楷书,后来讲一个“险”字,点的位置不能擅自移动的,后人总结出《欧阳询三十六法》。颜真卿将格子撑得很满,这就是我们通常写美术字的方法,写美术字的书上有一句话叫“左右撑足、上下撑满”,这种特点造成中宫不紧,柳公权变了,中间收紧,腿伸出来了,有人说看颜真卿的字就像武大郎,矮墩墩的。柳公权像个舞蹈演员,腿很长,甚至有的还穿一个芭蕾舞鞋,感觉更长。颜字的这种特征很便于做碑版,能放大。到了盛中唐,有人讲肥的字是颜真卿,肥的人是杨贵妃,肥的隶书是唐玄宗,连唐三彩的马都是肥的,姑且算一说,当时崇尚这种美。我们看欧字、褚字、虞字,都没有这种隆起结节的华饰,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都在关节处,人要装饰也是这样,女子要涂指甲油,戴项链、耳环、发夹,穿高跟鞋,注意,所有装饰都在端点,在关节处,其实懂写字的人要研究这个现象,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写字是要注意关节的,关节处是不是很准确,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字美不美,但是不要强化华饰,华饰了写不快,有人说就慢慢写好了,这个观念也是清朝人的,清朝人讲究拙、重、大。

颜真卿书法在唐朝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到了宋朝地位更高了,尤其加上苏东坡推崇,米南宫讲他不好,对他的行书认为“颜行可教”,也就是说颜真卿的行书可以用以教学。

历史上有没有过不赞成写他的字呢?有,赵孟頫到北方去,看到北方人受金人影响,都写颜字,赵孟頫一到大都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写了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说让小孩写颜字人手,终身不能脱俗气。有人讲颜真卿是忠臣烈士,就像我们现在讲3月5日学雷锋,因为雷锋是个好榜样,我们就学雷锋的字,雷锋的字全是斜的。所以赵孟頫就发感慨了,他说我真不太好讲,这么说人家会认为我对颜鲁公不恭敬了。王羲之也是忠臣烈士,为什么不学王羲之呢?这就是观念的碰撞。

赵孟頫真是了不起,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元朝的风气全部被他改过来了。在元代书法史上,后来还能看到有少数的人在写颜字,但绝大部分写晋字。据我来看,赵孟頫的影响力决不下于颜真卿,如果我们按等级讲,第一级王羲之,第二级王献之,有人认为自从出了颜鲁公,他跟王羲之分庭抗礼,这都是一种偏好,不是这么回事,颜真卿的行书是王羲之系统,楷书确实有变化,我认为是朝美术字方向发展。当然我不否认他有他的美,李煜评价他的字是“叉手并脚田舍汉”,是粗俗的,我们现在电脑里的宋体不是从他那儿来的吗?

颜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大的呢?宋代是一个阶段,到清代中期以后,刘墉、何绍基、赵之谦、钱南园、翁同和,写颜体。民国时候谭延闓、谭泽闓写颜体,现在全中国少年儿童都写颜真卿、柳公权,我讲一句公道话,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全中国要不要统一教材呢?比如日本的小学生教材是欧。就统一来讲,写字就算了,书法就没有道理了。欧字还比颜字好写一点,有的小姑娘长得蛮秀气的,家里让她写字,一落笔,拙重大。有人讲:“唷!这小女孩写得像男孩写的!”像男孩写的有什么好啊?这个思维上就有些不对头,女孩嘛,弄得像个男孩干什么?如果一个展览会上全是阳刚,不跟生活当中没有女孩子一样吗?

我要讲,我们没有摒弃写颜柳,但要告诉你,在中国书法史上,从书法美的角度上讲还是有价值的,我们要指出他的华饰现象在楷书教学过程当中是一大障碍,希望你们今后教学生过程中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写行书一拓直下,使转翻折都在瞬间完成,没有必要在端点处穿靴带帽。

“二王”的行书是与晋楷一脉相承的,所以在写行书之前写一段时间晋楷衔接一下,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凡是用晋楷训练一段时间的,进入“兰亭”,进入“圣教”,进入“文赋”等等都很方便。有同学讲,为什么写魏楷不可以进入行书呢?我不反对,清朝是先篆后隶,魏碑是最后出场的,魏碑从被人接受到现在也不到三百年,因为它有热潮,很多人喜欢写。用魏碑的方法写行书,叫魏行,金农的字不能叫魏行,只能叫碑行,因为金农时代魏碑还没有出场。赵之谦是魏行,康有为是魏行,以后还有一些。但要知道魏碑里面没有行书,你想要将魏碑的东西变成行书,你还是要去摸“二王”行书,现在外面很流行混合型,但混合前要把混合的东西搞清楚,做一杯鸡尾酒要知道你倒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倒多了会将人毒死。写魏碑也好,写唐碑也好,要弄清楷书的作用,在整个学习的行程当中的环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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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和创新

中国文化讲求传承,于是很多人都以得到某方面的传承为满足,其实传承有三个层面,一精神、二形式、三形象。高级的传承应该是抽象的精神,比如意境、蕴涵之类。其次是形式,形式是一种构成模式,靠强化生成,它对视觉有冲击作用。最后是形象,形象讲究原形象,一万个模仿卓别林的都不如一个真的卓别林。在艺术领域,原创很重要,传统的精神也很重要。邱振中说:“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必须同时感受到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和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传统核心的东西既指技巧,亦指精神。而传统没有的东西,即指原创的形式形象之类,当然原创也可以包括精神层面的东西。

书法的评价系统里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说法也是我个人的想法:一位书家写似某名家并具有传统精神的,可以说是三流书家。写有自己,但有某名家影子的,同时具有传统精神的,有可能是二流书家。写出自我而没有他人影子的,同时具有传统精神的,有可能是一流书家。如果有自己却没有传统精神的,那肯定是不入流的书家。原谅我说得有点绕。而自我还有强烈与非强烈之别,一般说强烈更容易簸位而出。但传统精神也可以说是传统的核心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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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和水准

书法作品作为供赏读的艺术品,有价值是必然的。其高低与社会经济有关系,我作为制造者很多时候觉得贵是从制造者的角度说的。如果考虑到这个作者是日后的一流人物,那贵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个作者只是将来的三四流人物,那贵就有抢钱的味道了。我是个书法的职业者,从来没有扮演,也没有意识到做旁观者的。也许我对书坛比较爱憎分明,敢于发表评论意见使然吧。

我喜欢当代书坛略胜于爱民国书坛,民国书坛滥竽充数者太多,除了大名头的几个,多数没有让我倾心佩服的。今日书坛也有一大堆乱吹竽的,但花开花谢的频率加快了,如果能从中找出规律,那是很有意思的事。当今的书法作者,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出生的作者和文革间出生的作者,笔墨基础好,传承传统精神的能力强,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有不俗的表现。一个大型展览能收罗大几百人水平整齐的展出,这在民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作者中出现几个“吆喝胡闹”的,手下功夫也很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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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想和追求

我年轻的时候,个人的理想抱负是跟党和国家的理想走的。属于个人的空间几乎没有。我之所以走上书画艺术的学习之路,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理想是要靠途径来实现的,只靠热情和美好的描绘,那是梦想。如果将梦想作为追求的目标,那就好玩了。 

做艺术是要有理想和追求的。我是个微观主义者,因此我的理想和追求都只近不远,比较具体。比如书法篆刻,我只追求四个字:清、奇、古、厚。其中清是我人生的基本理念,因此也希望手下的东西以清气为主调。奇是我气质、性情的东西,与生俱来,从思维、爱好、表达,好像都离不开这个字。所以也将它纳入主旋律。古是审美的个人喜好,也是简单、朴素的代名词,它是我进入老年的一种综合心境,虽然与时有乖,但不无真实与虚幻的交织。厚是我原先欠缺的东西,近十年来,对之日益感触、日益神往。它不仅反映为人处事上,而在诸多方面都有褒义,只有与“皮”字结合除外。南方出生的人,大多灵巧有余,而厚实不足。如果我的书法近期有了点厚的感觉,即是我移居北地以来最大的收获,因为厚是北地所赐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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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有幸”梁理、梁小钧、梁林波书法学术交流展开幕

2017年8月4日上午,“三生有幸”梁理、梁小钧、梁林波书法学术交流展在长沙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博物馆开幕。来自于杭州、武汉、西安,及湖南地区的企业家,新闻、书画媒体记者,以及爱好书画艺术的各界朋友约五百多人出席作品展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嘉宾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中国扶贫协会顾问、长沙市原市长杜远明,长沙市委原副书记、巡视员秦卓夫,湖南省青联副主席、湖南出版集团党委委员、湖南省红网新媒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舒斌,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楹联协会副会长、省楹联协会会长余德泉、 岳麓书院副院长孙建平,中国书协理事、湖南省书协副主席陈羲明,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胡紫桂,省书协副主席王希俊、崔向君,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刘一平,长沙市文联副主席、著名诗人李小军,岳麓印社社长、省文史馆研究员罗光磊,省书协主席团成员何泽庆、伍剑,广西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广西省青年书协主席唐楷之,中国书法论坛CEO齐玉新,省青年书协名誉主席何朝阳等。开幕式由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胡紫桂主持。

本次展览由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陕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和湖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是三位书法家第一次联手,共展出书法作品约60多幅,三位书法家各有所长,互为补益,相得益彰。开幕式结束之后,还开展了关于当代青年书法现状思考的研讨会。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到社会和业界的一致好评。

开幕式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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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副院长孙建平 代表岳麓书院  致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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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协理事、湖南省书协副主席陈羲明 代表省书协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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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青联副主席、湖南出版集团党委委员、

湖南省红网新媒体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舒斌  代表省青联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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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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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青年书协主席  梁理  代表主办方致答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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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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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学会思考善于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认为在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身上,天赋、勤奋、眼界、思考、名师缺一不可,这也是人生不可重复的机遇。

而我觉得,在这些因素当中思考更为重要。天赋如果缺乏思考,会逐渐泯灭,变为平庸。勤奋缺了思考,会没了方向,越练越糟。眼界没有经过思考,也不会提高,名师教得再好,没有自己的思考,只能盲从,也不会受益。缺乏思考,懒于思考,这是搞艺术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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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镛书法作品

对于当下火热的艺术收藏市场,我也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守得住寂寞,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件作品,不能应付。艺术家热爱的是艺术,钱在其次。回想自己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自幼学了三十年艺术,从未收入过一分钱,为什么?因为爱艺术,后来进入商品经济,才有了笔酬。有人收藏你的作品是好事,但也应激励你不断进步。才能不辜负这个收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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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镛书法作品 

耐得寂寞不太容易,尤其是当下。我觉得主要是你对艺术的态度。如果认为可以通过艺术去谋求功利,肯定就耐不住寂寞,不是“耐不住”而是根本不想“耐”。耐得寂寞是为了提高艺术,而提高艺术也想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一来,就有捷径啦!通过结交权贵,通过经营炒作。都可以获得有话语权的人的所谓“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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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镛绘画作品 

耐得寂寞,提高了艺术水准,得到有眼光的专家的认可。这样才有人生的价值,这两种结果,哪个更值得?人生观不同,结论也不同。前者可以风光十几年,几十年,但在历史长河中,肯定是昙花一现。而后者的历史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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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

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人物,他开展洋务运动,创建北洋水师,立下无数功勋,甲午战争却惨败,与外国列强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人骂他是卖国贼,也有人称他是爱国者。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人们对于李鸿章或多或少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其实李鸿章也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书法家,却很少有人提及他的书法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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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楷书七言联》

167cm×35cm×2

释文:民歌德惠化速邮置,躬尚节俭志絜羔羊。

李鸿章擅长楷书、行书,多以大字榜书见传。他的字以欧颜为底,用笔提按有度、姿态丰腴,结体端庄整饬、内敛含蓄,用墨浓黑似漆,神凝韵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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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行书七言联》

169cm×33cm×2

释文:诗书千载经纶志,松竹四时潇洒心。

李鸿章在考取功名的过程中锤炼了自己的书法,后逐渐发展为自己的兴趣爱好。通观李鸿章现存的书法作品,气韵生动、恬淡儒雅,体现出很强的唐楷以及魏晋行书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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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行书八言联》

174cm×41cm×2

释文:家藏赐书门有通德,阶承美荫世仰崇名。

在馆阁体盛行的当时,李鸿章书法更显珍贵,在颜真卿的书法上,李鸿章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和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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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行书八言联》

170cm×36cm×2

释文:思惟惠利有以绥济,阶承美荫世仰崇名。

李鸿章一生内固疆国、外御强邻,“受尽天下百官气”却始终尽忠职守、不改本色。李鸿章用功最深莫过于颜真卿,把握住了颜鲁公楷书的端庄雄强的庙堂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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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致岑毓英信札一通》

23cm×12cm

据载李鸿章晚年在北京贤良寺养病,每天上午都要抽时间来临写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以及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李鸿章取法高古,内心又向往王羲之、颜真卿的人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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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行书七言联》

121cm×27.5cm×2

释文:圣有微言须理会,身当大事莫张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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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行书七言联》

173cm×37cm×2

释文:桥通小市家林近,路入寒烟竹树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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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鸿章《行书对屏》

143cm×30cm×2

释文:不知云梦芥吾胸,蓬岛方壶有路通。

曾倚鳌身看出日,又凌鹏背试培风。

吴冠中一生所追求的,归根结底是剥离附加在艺术身上的一切枷锁,尊重艺术的自律性原则,让艺术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表现社会、表现自然。在我们审视吴冠中先生各个阶段的作品时,不难发现,吴冠中的这一追求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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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寺庙》

吴冠中对于绘画形式语言的尊重,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表现的很明显,比如我们看到的《西藏寺庙》,虽然这件作品还不具有吴冠中未来作品中那种强烈的形式特征,但是我们通过吴冠中的文字便会发现,其实吴冠中在创作这样的写生作品时,并没有完全被客观对象牵着鼻子走,他在写生时总是会根据构图的形式需要,对不同方位和地点的具体物象进行“移花接木与排山倒海”的组织和重构,他强调的是一种“着力构思构图的创意”。

2004年,吴冠中先生在《文汇报》上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了他在60年代西藏写生时的情况,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画家对于形式美的参悟和理解。他在文章中写道:“速度改变了空间,不同方位和地点的雪山、飞瀑、高树、野花等等被速度搬动,在我的错觉中构成异常的景象。从此,我经常运用这移花接木与移山倒海的组织法创作画面”。他在西藏也注意到了“藏民很美”,并且这是一种“造型之美,即便脸上涂了血色,仍美”。他提到,他在西藏也画了一些寺庙,但这些寺庙“也属于移花接木之产品”,他们都是对山、庙、树木、对象的远近与左右间的安置作了极大的调度后的再现。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西藏寺庙》这件作品中,虽然具体物象的表现仍然还有着客观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感其实是服从构图审美需要的一种“移花接木”了,其中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形式考虑。

文革中,吴冠中并没有放弃对形式美的追求,这让他在一切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题性作品为创作对象的时代,渐渐的被边缘化了。边缘化的生活不仅没有消沉吴冠中的艺术追求,反倒使他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创作空间。经过多年筚路蓝缕的艺术探索,到文革末期,吴冠中对于艺术形式问题和材料语言的思考已经非常成熟了。从创作于1975年的《乞力马扎罗雪山》中,我们已经看出,画家这时已经开始以一种理性的形式美在处理画面的构图,此外,在色彩关系上,吴冠中选择了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基调”的银灰色作为主基调,艺术史界一般认为,吴冠中70年代后期色彩的变革其实已经预示了吴冠中后来拿起水墨的创作转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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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力马扎罗雪山》

进入新时期以来,吴冠中的创作更进一步突破了绘画材料对形式语言的束缚。它一方面在创作中尊重艺术的自身发展规律,同时也趁着思想解放的春分,积极地向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传播形式美的真谛。我们在吴冠中这一时期的文字和创作中,看到了更为理性的一种形式追求。1987年创作的《山水松柏图》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强调作品的视觉效果,吴冠中用黑白两色和直曲两形凸现了山水松柏的形式美感。远山的白与前景处松柏的黑是一组冲突,松的挺拔与柏的盘结又是一组冲突。吴冠中认为:“白与黑,‘冲’与‘结’便是我画境的基本因素”,他在这里不再关心松柏与山水的真实意境,当一般人去表现云石树木的山水意境时,吴冠中则遵循形式原则,刻画了对象之间形式上的矛盾关系。

吴冠中很早就指出,我们应该将原本存在于自然界、存在于民族文化中的形式美发掘出来,用艺术的语言表现出来。他认为,在我们的民族建筑中,“从形体到装饰处处都有被大量而普遍地运用的”具有形式美的元素。就如同我们在《墙上秋色》中所看到的,原本先人出于保护墙壁考虑而种下的爬山虎,在这里成了极美好的装饰。画面中“茎枝纵横伸展,线纹沉浮如游龙,野趣感人”,在吴冠中看来,那“真是大自然难得的艺术创造”,它必然会引领人们的思绪进入一片神奇的意境,得到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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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秋色》

并且,吴冠中对民族的文化和自然景观也充满了深情,正如《玉龙雪山》给他的启示:“古丽江,长依玉龙,但其间遥远,从未相并合影。白山黑城,长相思,今于我笔底相会,天地之谊,母女之情”,这是怎样的一种艺术情怀呢!

除了彰显民族文化中的形式美元素,吴冠中也在探索一条跨越民族和文化隔阂的艺术之路。他希望打通中西方文化的隔膜,实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交融的可能。吴冠中一直坚信,“造型艺术是一种世界语言,西洋画和中国画貌似差异,其实东西方真正杰出的艺术作品的本质有一致性”,他认为,东西方的人心是相通的,只要作品中体现了真正的感情,当然就有真正的民族情感,那作品就能扣人心弦,而东西方画家的作品能否相互之间得到共鸣,不在于造型语言的差异,而“决定于情之真伪”。  纵观吴冠中的艺术生涯,我们不难发现,他其实从早年负笈法兰西开始,就已经在用一种世界的语言和世界的眼光进行着艺术的探索了。即使回到国内,经历了特殊的年代和逆境,他也没有丝毫动摇自己的艺术追求。到他创作《美国大峡谷》的时候,吴冠中已经70岁高龄了,这正是大师艺术的成熟时期,也是他的艺术开始蜚声世界画坛,得到全世界人们的认可和高度评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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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峡谷》

吴冠中的艺术语言早已不再受到东西方的,或是民族语言的拘囿,他寻找到了表现艺术共性的规律。在吴冠中看来,中西方艺术的共性处处存在,中西结合一方面是融汇双方之异,另一方面是发挥双方之同。艺术造型语言尽管不同,但对于自然的感悟和真情流露却是相同的,这一点是可以跨越民族的界限的。历史证明,吴冠中作品及其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人民共同珍视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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