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好隶书的五条出路

隶书创新的方法很多,特别是在当代,由于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书法家们越来越注重个性的张扬,再加上出土文物的丰富,可以借鉴和取法的资料日益增加,人们不再满足于只从正统汉碑中吸取隶书的精华,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早期隶书(像简牍、帛书、摩崖、石刻等),例如《西汉武威仪礼汉简》、《开通褒斜道刻石》、《莱子侯石》、《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包括西晋时期的《好大王碑》和前秦时期的《广武将军碑》等,从中寻求隶书创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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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当代隶书创作的异变现象主要有篆隶结合、造型奇特、融入行草、金石趣味、碑简杂糅等五个方面,以下结合书家及作品进行分析。

1、篆隶结合

我们知道,隶书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所以经常有人讲“篆隶不分家”,“篆中有隶,隶中有篆”。当代书家时常以篆书的笔法和隶书的结构来进行创作探索,取得了通常状态下所得不到的艺术效果,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情趣。篆隶结合是指将隶书和篆书结合在一起写,在用笔上表现为线条的圆浑,多使用中锋,在结体上也是方折的体势较少,多取圆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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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型奇特

隶书的造型具有突出的特点,或纵长取势,或宽扁见长,皆具风神。传统的隶书造型多取横扁之势,而当代隶书作品的造型则多纵长取势,这是当代隶书创作特别注重的一种变异方法,反其意而用之,却取得了一种特殊的造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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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入行草

每一种字体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实用书写基础之上的,隶书不外当们在实用书写时为了追求便捷,便会加入一些行草书的笔意。在当代书法家中,张海先生以擅长草隶而闻名。他早年的隶书以汉隶为本,多求精美,取法《乙瑛碑》、《封龙山颂》等,后来潜心研究汉代帛书、简牍,并将其和行草书融入到传统的汉隶之中,开辟了隶书的新的写法——草隶,也充分体现了书家的性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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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石趣味

代书法家在篆书和隶书的创作中追求金石趣味,是清代以来书法家所进行的探索的继续,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直接影响了当代隶书的发展。在隶书作品中融入一些金石气息,可以增加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使得原本就古朴厚重的隶书更添苍茫、浑厚的感觉,作品看起来也更加有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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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碑简杂糅

在书作中融简牍笔意和情趣,是当代隶书发展变化的又一特点。简牍帛书是隶书发展和创作的一个宝贵的取法之源,并且也是隶书发展最为快速的载体。许多书家都潜心研究简牍帛书,从中寻求隶书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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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隶书四种主要笔画的技法

 

1、平画:隶书的平与篆书的横画稍有不同,它除了藏头尾逆平出以,还有”蚕头雁尾”的波发之笔(亦称横捺)。

其书写要领是:

①起笔回锋下垂形成蚕头之势。 

②顺势右行。

③尽量铺毫,极力波发,提空回收,形成”雁尾”之势。

2、直画:直画与篆书写法基本相同。然篆书多圆势,而隶书方圆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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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挑画:就是折笔。挑有二法,主要在收笔处,一为出锋,二为回锋。出锋稍短之挑,即为竖钩。此二法为: 

①出锋。 

第一,起笔回锋成反扭之势。

第二,顺势而下。 

第三,尽力铺毫左行而推笔。 

第四,将锋拎中,反扭上挑出锋,提空收笔。 

②回锋。

此种挑法的第一,,三步出锋挑法第四步是空收笔改为回锋收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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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捺画:捺与平画的波,写法略同。主要方法是:

①起笔回锋下垂形成蚕头反扭之势。

②顺势下行。

③尽量铺毫,极力波发,提空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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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从何入手?有经验的书家会告诉您,唐楷和隶书,唐楷常见的有三种欧体、颜体、柳体,此三体沿用至今上千年,是书法中的教科书。你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语?“这幅作品很有颜体的味道!”、“此书取法欧体!”、“某某的作品很有柳体风骨!”,到底该怎么区分欧体、颜体和柳体呢?今天,小编告诉您从笔画、结构两部分的比较中来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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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是欧体、颜体、体柳

 

笔画,无非是点、横、竖、撇、勾、捺等

 

(1)欧、颜、柳的“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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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欧体的点,是钝角三角形;颜体的有点像个半圆,上班不的圆弧很圆滑;柳体的点则是个类似梯形的四边形,上半部有角有楞。

(2)欧、颜、柳的“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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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体横画,起笔是大约45°倾斜,然后很缓的过渡;颜体起笔也是倾斜,45°或者更小的角度,而且非常突然的过渡,就是起笔比较重,中间行笔的时候突然变细,过度比较突然;柳体的起笔几乎是直的,像刀切的一样90°,行笔过渡也很缓慢。最终落笔的地方,欧体横画也很缓,成一个圆弧头;颜体顿的很重,都向下耸拉了,不过圆弧疙瘩;柳体落笔也重,也是个疙瘩,但是有角有棱,他的起笔和落笔都像是刀切出来的。典型

(3)欧、颜、柳的“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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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体的钩很有特点,就是含蓄带臊,欲出还羞的感觉,勾出来的很小,很克制;颜体就是一个粗壮树干上的一个小细枝桠;而柳体的钩是最奔放的,形成一个很锐利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4)欧、颜、柳的“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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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体的捺脚是最平滑的,而且开头细最后粗的很明显;颜体捺脚有个窝,最不平坦,像是一个脚心;柳体也不平坦,但是脚心的凹度比颜体小,而且上细下粗的不明显,粗细比较一致。

(5)欧、颜、柳的“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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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体的起笔是45°斜入,边角锐利;颜也是45°斜入,但是很圆滑,是柳体竖的起笔是个菱形,像是个鸟嘴。三者区别很明显。

欧、颜、柳的结构

颜体的横细竖粗非常明显,某些偏旁的特点也很分明。欧体的三点水排列,有点像是撇、短竖、提的写法;颜体就是点、点、提;柳体也是点、点、提,不过他的点是典型柳体的“梯形”点,而且提很有特点,下面有个大疙瘩。再比如宝盖头。除了笔画上的不同,比如横钩的写法,欧体很平滑,颜柳有个大疙瘩,宝盖的结构上也有不同。欧体和柳体中间的点,几乎是竖画的写法,就是个短竖,而颜体中间则是一个典型的颜体点;左侧点,欧体和柳体都更竖直,颜体更斜,欧、柳的区别于,欧体露锋入笔,顶上是尖的,柳体更像个短竖。

欧体受魏碑影响更大,颜柳的特点就是那句最经典的“颜筋柳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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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又名李妙染 ;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

中国国家画院李强工作室导师;

《青少年书法报》社副社长;

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秘书长;

全国青少年研学联副主任;

大米艺术主编;

中国书法家协会新文艺群体工作部副秘书长;

武汉大学博士。

 

早就想为李强写篇短文,腹稿也在脑子里晃荡了一个多月,然而,真到了要把想说的话变成白纸黑字时,我却犯难了。无论被评论者本人,还是读者,谁愿硬着头皮去看一篇毫无新意的评论呢?于是,我只好把落笔时间一再延宕了下去。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在2018年里,我既与李强面对面交流过三次,也近距离凝视了其书程,此外还出席了两个与他有关的展览。第一个,是由李强等人策展并有他参展的洛阳龙门阵现代书法展;第二个,是北京中国书画杂志美术馆举办的“妙笔生花”李强个展。

我为何要写李强?因为他在我眼里不惟是书法家与篆刻家,而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事实上,我也从未给任何一位单纯的书法家或篆刻家(即便是成就再大、造诣再高的书法与篆刻大家)写过文章。有所为、有所不为,乃是作为艺术批评工作者的我的一个为文准则。

本来,任何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并滋养的为艺者,都应把书、画、印这三种艺术表达形式视为一个整体并贯彻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去,至少在并不遥远的1950年代以前的那些艺术大家那里,他们都是如此要求自己,也朝着这一方向力,如距我们较近一些的齐白石先生,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话又说回来,并非每个艺术家都能像白石老人那样达到书画印三项全能的高度,但希图用一生的努力钻研与实践,最终能在这三方面都有所成就,却是无数代以中国书画艺术作为生命与灵魂之寄托的为艺者毕生追求的理想。

然而,自中国大学从前苏联那里照搬过来了过于精细的分科教育制度后,我们的美术院校便有了中国画、书法、篆刻科系或专业的划分,而这种看似科学实乃机械刻板的学科专业划分法,却导致了自1950年代以后,以中国传统审美形式为艺术表现对象与手段的为艺者普遍变成了一条腿的跛行者;故而,多年来,鲜有如李强这样能在书画印各方面能全面发展的艺术家浮出水面。而在那些当代著名国画家与书法家们的作品画面上所呈出来种种憾,如毫无章法的题款或粗糙别扭的钤印等败笔,无不说明了书画印之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者在此方面的修养与修为存在着极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从相反的方向来证明了:

我们时代的书画艺术,断然不可缺少如李强这类具有综合修养的为艺者。

单纯仅是因为李强在书画印三方面都具有较好的综合素养,批评家就应为他撰写文章?我以为,这样做显然缺乏对艺术本身必须保持尊重的严肃态度,具体到本人自己来说,我不能因对今天绝大多数为艺者综合修养的欠缺感到不满意,就必须为具有书画印三方面综合修养的为艺者而不吝夸赞,因为我只能为既已具备三者皆能打通之能力,且能在书画印三个领域达到较高造诣者撰写评论。

我今天缺的不是廉价赞扬式的艺术批评,而是具有责任感意识、对艺术思潮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艺术评论,后一种评论的作者应通过其批评活动把出类拔萃且具超越性的艺术家推到读者面前;与此同时,还应在文章中如实交代出此类艺术家为何应被肯定的靠谱理由。

在我眼中,以书法为出发点走上艺术探索道路的李强,的确是个舍得耗费生命中大量时间与精力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追溯中国书法史各个时期最素朴、最有力度的佳作之来龙去脉的为艺者。但凡李强能经眼到的各种率真、大气与高古之气的碑帖,莫不被他在纳入到刻苦研究、揣摩与学习的视线范围中后,再博采众家之长以滋养并成就自己独特之书风与印风;继而,再把他在书、印两个领域里的探索与实成果,借助水墨与陶瓷这种截然同的媒一步步伸或拓展到他的绘画创作中去。

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将向读者交代为何要写作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书法与篆刻,绝非两条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路径,它们在李强的脚下,是以时而并行不悖,时而交叉重叠的面貌呈现出来的。当这两条道路呈并行状向前延伸而去时,书法与篆刻的各自艺术特征便在各自的道路上得以显现;而当这两条道路趋向于交叉重叠之际,书法与篆刻便在交集之处发生了能量交换与互补,这种能量交换与互补的结果,便为两种同为汉字母体孕育出来的艺术形式刷新各自审美面貌带来了契机。从李强若干件极富视觉张力的书法与篆刻上乘之作中,我们可清晰透视出作者对这两种借助不同媒介呈现出来的汉字艺术形式如何在平面间上予以新与超越积极思考而基于这种复杂思考而创作出的作品,自然便是既尊重书画艺术各自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内在的基本审美特性,同时又大胆越过二者之间的壁垒,把某一方的造型营养输送到另一方身上去,于是,最终使得自己的书法与篆刻因此而获得了别样的审美情趣与视觉陌生感。而这些被李强所创新出来的面孔陌生的书法与篆刻作品,因其刷新了陈旧的审美经验,故而获得了能折射出一个时代艺术特征的功效。

在李强的“妙笔生花”个展研讨会上,石开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颇有一定道理,他说:“如果抛开时间的因素,李强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古代的大家抗衡”。

石开对李强的这一高度评价,之所以被我认有一定道理,其理由应是,天资再高、后天再勤奋的李强,他都无法抛开时间的因素来证明他自我艺术价值的存在。如果抽离了“时间”这一至关重要因素,我们今天就无法客观评价包括李强在内的一切对中国书、画、印这三种最具民族文化精神表达形式的艺术作出鼎故革新之贡献者的功绩

事实上,人类任何一部艺术史的书写,都是基于某一固定的垂直空间轴对某一地域范围内的艺术现象所作出的历时性叙述或描述,而一代代优秀艺术家之所以能为艺术史作出刷新记录或添砖加瓦之贡献,也都是凭借他所处的特定时代能够给他提供的各种物质(媒介)条件,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得以实现的。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的动物。时间,赋予了人对过往历史的认知、求知与超越的欲望和能力,抽离了时间的维度,人便非人也所以说石开先生的上面那句话,既是对李强的一种较为客观、公正与积极的肯定,同时它又是一个悖论。李强之所以能在书、画、印、瓷等领域抵达前人的艺术高度,正是如今这个科技、交通、传媒高度发达而且人类已然地球村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对一个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艺术家合力发功的结果,时代造就了李强,李强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节奏。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今年,距1898年那场惨烈的“戊戌变法”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两个花甲之年,120年来,东西方文化彼此隔绝的屏障早已被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拆除了,生活于今天这个已被数字化与网络化压缩成扁平的地球村中的以水墨为艺术表现媒介的东方艺术家,如果真能谨记明末清初时代石涛老人“笔墨当随时代”之教诲的话,那么就应当自觉传统文人书画趣味的囚笼中挣脱出来,从把中国书画种地域性的术改造成普性的艺术。当满目青山绿水已经因过度现代化开发而变成残山剩水之后,任何还沉浸在宋元山水画幻境中不能自拔的刻舟求剑者都是艺术的无出息者。笔墨,或水墨,如果依然停留在重复古人趣味之中,不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那么“笔墨等于零”(注:这是吴冠中先生生前的警示名言)。要想笔墨不等于,甚至无限大于零,那么,今天以水墨为媒介的书画家们,就应当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来扭转传统的方向,进而,如同日本20世纪伟大的书法家井上有一、手岛右卿那样,给我们东方古老的水墨与书写性艺术带来新的生命。唯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今天的时代。

今年(2018年)七月底,我在威海石岛镇牧云庵书画村访问时,曾亲眼目睹了李强、邵岩、曾翔这三位以书法见长的艺家与著名油画程晓光的艺术界合作创作过。当我站在他们四人合作完成的一幅绘画作品前作凝视状时,那并置于作品左右两边的东西方建筑符号与其它文化符号,在若干种温暖、明亮的色块的衬托下,释放出了令我无比感动的奇异光亮。我对他们的此一艺术实验成果,当然是肯定的。

于是,上面这段文字,便成为了我为何要为李强撰写此文的个重要理由之三。

不知我的读者朋友注意到了否,我的这一文本,几乎没使用一个中国传统书论与画论的关键词。其原因不是我不能,而是我有意不为之故。

为何不为?因为今天的时代要求艺术批评家必须从那些虚无缥缈、隔靴搔痒、模两可、悬浮在半空中的语词与不及物的语言表达模式中挣脱出来,从而走向一个澄明的言说彼岸。

 —— 徐 旭(文艺学硕士,文艺批评家、策展人、大众文化研究学者)

 

作品欣赏

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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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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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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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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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婉墓志》又称《石夫人墓志》,全称《魏尚书江阳王次妃石夫人墓志铭》,为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刻,其高五十七厘米,宽五十九厘米,正书,志文十八行,满行二十字,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河南洛阳城北张年材西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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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书江阳王次妃石夫人墓志铭”夫人讳婉,字敬姿,勃海南皮人也。魏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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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节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豫青三州刺史汝阳”公馛之季女。禀气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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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资性聪哲,学涉九流,则靡渊”不测,才关诗笔,触物能赋。又归心至圣,信慕玄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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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教,无文不揽。是以道俗瞻望,内外佥敬。宜辍机”垂诫,屈身敦义,使屡迁之孟,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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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名于鲁邦;芒卯之”妻,愧见美于魏国。何图不幸,奄然息世。臣吏号绝,亲” 宾悲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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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元年岁次戊子十一月庚辰朔廿三”日壬寅葬于西岗。恨量石裁文,书德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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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辞曰:”玉生衔闰,桂出含芳,紫金天利,明珠自光。夫人窈窕,” 性实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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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怀月,言似吐璋。颜如秋玉,色艳春葩,”云生公室,言归王家。委縠徐步,望若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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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王羞赋,”齐女惭。学既采玄,才亦成篇,心口吐芳烟。”豪端流璧,素上题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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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姬格笔,昭君谢贤。平生自爱,”甚慎机微,言恐警气,行虑动衣。恨不自见,鉴镜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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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一旦,与世长违。兰刈由馨,膏尽缘明,堂潜玉迹,”室隐金声。唯闻琴绝,但见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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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言玄石,何以能名?

书法艺术的线条没有绝对的直。直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势向,在具体的应用中书者必须追求的是曲中之直,一种径直而富有运动感的势向,因此如何用“曲”,便是书法艺术线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实“曲”并不一定便是圆,由于势向的变化,“曲”同样可以给人造就方的感觉。比如,笔画势向的相向、相背,就可以产生一圆一方的不同变化。

微信图片_20190121162400左为背势,右为向势

姜夔《续书谱》“向背”条称:“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王羲之确实是自古以来最善于运用向背以求变化的第一大家。即使是同样的字,向背之势不同,以至方圆互别,有时会至在同一作品中,右军都能随意使用向背,毫无牵强之感,足见其对字形变化的运用,已臻极度自然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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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图片_20190121162413左为背势,右为向势

同样的字,右军在向背之间自

右军在同一字中还可采用向背变化,如“时”字,“日”旁相背,而“寺”旁又采用圆势,成字的最终效果究竟是方还是圆,怕是很难明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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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兰”字,外相背而内相向,“简”字则外相向而内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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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字左相向右相背。“觞”字左相背右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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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则使用的是左右偏旁的相背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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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湍”、“ 怀”三字是竖相向而横里采用相背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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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字更有趣,两个偏竟然大胆地写成“((”之形,实在是非相向又非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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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说来,右军书法的向背之势比任何人都用得多,用得鲜明而又复杂,向中有背,背中有向,从而就绝不能简单地以向背概述其方圆。右军法书总的给人的感觉是,循规蹈矩而又出人意外,这正是右军技艺的最高明处。

微信图片_20190121162424王珣《伯远帖》

启明注:《伯远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封信,《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称“三希”。

其实,何止右军,晋人法书,如王珣《伯远帖》等,都具有这种变化特点,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晋代楷书尚未被规则化,最少清规戒律,故最显自然生动,随意洒脱。米芾曾曰:“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正是看到这一点而引以发议的,而右军正是诸多晋代杰出书家的代表人物。

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尤其在唐法凝固之后。

微信图片_20190121162426比如欧书多用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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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褚多用相向。(上为虞字,下为褚字。)

颜真卿几乎净用相向,而李邕《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又几平全用相背。(左为颜字,右为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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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将相向或相背作为自己的一种典型书貌来使用,风格固然强烈了,但也因之而带来了习气。

不过应该说明,行书作书,使用相向之势者远远超过相背之势者。

比如宋四家中,唯东坡向背兼用米、黄二家,都以相向为主。赵孟頫行楷步踵李邕,故尚势而字行书则明显偏圆。明代文、祝多圆,董其昌自称“破方为圆”,自然更重圆势。唯晚明张瑞图,相背露锋,则是一味注意方势的,这在整个书法史上也是颇为少见的。

尤须指出的是五代的杨凝式,尽管他尽得鲁公心法,他的行书作品《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极似颜真卿书,净用圆势;而他的《韭花帖》与前者相比,几乎判若两人,笔触清健,以方势为重,显然深得二王意韵而又不失自家风貌,足见其善学善用。无怪宋诸名家对他推崇备至。(左为《韭花帖》,右为《草堂十志图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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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行草书的书写过程中,向背之势都不可缺少,自然变化、合理安排、始臻上乘。

 

一、    书法册页形制的由来

     册页的形制源于古籍纸书的装式,而纸书先后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摺装,胡蝶装,线装等多种不同的装帧形式,目的是便于人们阅读。其中,卷轴装对书画作品的长卷形式产生了影响,而经摺装与梵夹装乃为册页的滥觞。纪元前一、二世纪开始在缣帛上作书时,书是手卷式的,这种形式在纸张发明以后,仍旧持,直到唐末受了印刷的影响,才开始出现逐页装订的书籍。在手卷和逐页装订成册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摺叠成册,因内容多为佛经,故称经摺装。而梵夹装是以板夹之散叶,装帧时以穿绳固定成册,但不能通拉阅读,即由纸幅摺叠而成。因为这种装帧形式便于诵读,为佛、道二教经典普遍采用,所以通称为经摺装。而现在人们所说的册页,古人称为册,单页又以长方为主,是在经摺装的基础上,采用梵夹装的“以板夹之”,而有了现在册页的封面和封底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人书画册页,都是宋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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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书法册页的特点与表现形式

     由于册页这种特殊的形制,决定了它的表现功能不在于厅壁悬挂,而在于文人墨友间的展示与赏读,于此类似的书法形制还有手卷、扇面、镜片等,而它的阅读过程又与手卷相仿佛,都是从右向左,横向逐渐展开的。在近距离欣赏这类作品时,作者的学识修养、性情特点、审美倾向、笔墨功夫都赤裸无余地展现出来。通常情况下,册页作品都是作者匠心独运,煞费心血的精品力作。简单概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通体的完整性。册页作品无论页子大小,厚薄丰简,都要求整的册页,由夹板(封面,题签),扉页,正页,余题,封底五部分构成。若缺失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会破坏册页作品的完好。二是册页作品的文字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册页是以多字数为主,少则数百字,多则万余不等。内容不拘一格,加上名家题签,跋尾,通篇钤印,丰富多彩,令人赏心悦目。三是浓郁的书卷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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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卷气息的来源有二,一为学问气,即传统文人的学问素,涵泳既久,淌字行的高雅之气;二为册页、手卷等所具有的特定的表现形制所蕴含的书卷气,册页组合小中见大,小中见情,小中显趣。而在竖式大幅大字作品是很难体现这种所谓书卷气息的。四是册页书法中每个单页是以方形(含长方)为主,偶尔有各类扇面组合,这种方形单页联缀成册,会显得庄重典雅。而极少采用其他图形,如三角、菱形。原因是这些几何图形会给人以奇诞不经,尖刻花哨之嫌,没有方正中和之美,故为历代书画文人所弃之不用。五是以小字书写居多。传统册页的大小虽然不等,但都是盈尺而不逾米,这就决定了在有限的尺幅内,不可能只写少许字数完成册页创作,否则,会显得过于简单余阔而少韵致,所以也不被文人所采用。只有一定的字数内容,才会有参差错落的变化而妙趣横生。六是书体以小楷、行草见常,偶有篆隶。从历代流存的各册页法看致如。这也是由于册页的特殊形式所决定的。它篇幅小,更适合来表现“自然书写”的精神,而甲骨、隶、魏、唐楷相对于行楷、行草书而言,抒情达意的程度要打折扣,但这并不是说甲骨、隶、魏、唐楷不能作为创作册页作品的书体,只要书写恰到好处,能体现册页的韵致与精美也是可以的,只是它们仍不能替代行楷、行草而占主流。原因是册页书法的形制体现了作者书写的性情化和生活化,与传统文人的审美表现心理更契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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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书法册页中的技巧分析

       册页书法与其他书法形制在表现功能上有相似之处,既是作者于传统书法经典的理解与拓展,表现个人的审美趣味、气质、风度、神采,又能体现特有的时代笔墨精神。但也有于其他书法形制不同的地方,与长卷相比,它是单页成册,在尺幅较小的范围内书写,不如长卷挥洒自由,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与竖式大幅书法作品相比,它不能气势恢宏,一泻千里。这就要求册页形制的书法作品要有独特的书写要求,即格调高雅,气息纯正,点画精美,章法合理。

       册页书法创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不同于一般作品的创作,原因是册页书在创作过程中涉及到书体的运用,材料的选择,字形大小的确定,每页章法的安排,跋语的多少,用印的位置,装帧色彩的设计等等。现将简单分析如下:

1、书体的运用

       从历代文人和书画家流传的册页作品来看,运用于书体较多的是小楷和行草,这从宋元到现代留存下来的册页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书体运用的基本格局。若细分的话,小楷、小行书、小行草又占多数,而大草和章草较少。随着近年来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当代册页书法作品在书体运用上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局面,甲骨、金文、隶书等书体也被书家欣然运用。这从二〇〇八年的全国首届册页书法作品展览中可窥一斑。

       运用何种书体来书写册页,是书家书法风格表现的需要,往往也是书家较为擅长的书体,只要运用得当,均能收到满意的效果,都可以拿来用之,无有优劣、伯仲之分,但在具体创作时情况相对复杂一些。一般而言,小楷、小行草适合写多字内容,洋洋洒洒,能产生一定的书卷气息。而篆隶字体在册页中通常要比小楷、小行草要大些,这就很难在有限的字数中表现这种书卷气息,而只能以合理的章法、扎实的笔墨功夫来取胜,大字册页作品更是如此。

       就难度而言,字体大、字数少的册页作品,由于章法安排上不如小字灵活简便,故而高于小字作品。小字作品要求点画到位,笔墨精良,大字作品则要求气度宏阔,雍容自在。我主张小字写出韵致,大字写出气度。韵致出则百趣生,气格定则格力超,所以页创作首先要确定书体,再确字的大,然后据字的小再精选书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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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法的安排

       当书体、字体、文字内容确定下后,接下来就是章法的问题,册页作品的章法要比一般条幅、中堂作品更费心思。若章法布局不合理,即便字字如珠,也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犹如遣兵布阵,关乎成败。就书体而分,致如下:

       小楷册页作品,章法格式相对自由,没有固定的模式,可由作者任其组合,但有三点要注意,一是避免每页排列雷同。若组合单一,没有变化,会单调乏味,了无生趣可言。二是过于密集。若每页繁冗无间,会气闷迫塞,出力而不讨好。三是过于疏朗,若每页字数稀少,廖如辰星,会字里行间不能生出消息,韵致难出。小楷册页作品最忌上述三种情况,所以要注意疏朗与密集的结合,合理利用白与黑的块面关系,恰到好处地进行组合变化。无黑则空,无白则死,以黑为主,白者辅之,互映成辉,方为妙构。许多作者于此不谙此理,或密不透风,拥塞不堪,或疏能走马,散碎凋零。方法是:在保证足够字数的基础上,采用空格留白,错落变化、每段另起,题目单行,题跋点缀,落款分列等手段灵活处理,来追求布局的丰富性,打破册页书写中块型的弊,以产生强的形式,作书如观山,平板无滋味。在平时的临帖创作中要时刻培养和强化这种应变能力。

       小楷和小行楷有时也可采用乌丝栏格的办法,增强整体的书卷气与装饰意味,使作品更加灿烂夺目。但界格的线宜细不宜粗,细则精美,粗则伤神,同时,界格所用的颜色不可过于鲜亮,要以沉着老气为好。界格是辅助手段,目的是让字显得更加熠熠生辉,不能喧宾夺主,弄巧成拙。除此之外,还可采用古书图籍装帧中的胡蝶装的形式,即册页展开之时,在两页相连的摺缝上下相对钤盖胡蝶图形,使其图文并茂,古色古香。

        若以行草书来创作册页,章法处理也多种多样,但不能再用乌丝栏界格,然会破坏作品的自然生动,而显得滞呆。行草册页除利用笔的方圆,轻重,疾徐,转折,向背,笔色的浓淡干枯外,更要强调每一页章法的丰富变化,有时一页可数行,有时可一两行,可杂然茂密,也可疏朗萧散,可玉盘满落,也可一泻直下。我曾做过这种的尝试,将二王行草札书和阁帖中的精彩单页精选十许剪贴成册,既有这种效果。古意盎然,精美绝伦,令人叹观。根据作者审美风尚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萧散含蓄型,这类草书取法章草居多,包括王羲之的《十七帖》、《寒切帖》等,这类册页作品的章法效果趋向疏朗空灵,字距行距略大,点画精劲凝练,张力弥漫,每个字的视觉效果突出,虽然没有连带,但以点画的反折使转使其精气内敛,浑然一体,既有一定的节奏感和团块感,又有大面积的空白为之衬托,所以能流露出一种明亮透气的美感,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这类章法效果的取得,建立在深厚线功夫和精的书写技巧上方能完成。另一类是激越跳荡型,此类册页草书多取法大草或狂草,以性情见长,连绵不断,盘根错节,注重字的大小、高低、欹侧、粗细的和谐统一,节奏明快,飘逸浪漫,如出无人之境。若用笔精致,墨韵生动,书写自然,能具有撼人的艺术效果。

       篆、隶书在册页书法表现中,它的章法较之草书相对固定和简单一些,由于此类作品属正书范围,书法表现多以结字的精当和点画的练达为主,书写时的理性多于感性,字体也往往比小楷和小行草大,通常可采用界格和不界格,横有列和横无列两种,空白的利用是靠字距和行距、落款、题跋来精心营造的。大字魏碑、唐楷在册页书法作品很少见到,原因是这类书法与册页独特形制较难结合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中不易表风流蕴藉和儒静穆的美,而少为书家采用故这里暂不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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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具材料的择选

       册页书法从构思到完成,工序复杂,材料的选择虽因人而异,但每个环节都基本相同。如笔墨纸的精挑细选,册页原料的加工、装裱、色调的组合调配,比例大小的裁定都是要煞费苦心的,因为每一个细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册页的整体效果书家对此往往是审细虑,三思后,甚至反复探索验,才能趋渐完美。先说毛笔,硬毫(狼毫一类)宜写小字,宜在质地平净绵柔的纸、绢上书写,兼毫适用范围要大些,可用于不同纸张,而羊毫类较软的毛笔宜在质地硬密的纸张上书写,长锋用三分可写行草隶篆;次说墨,若写小字,最好选上乘的古墨研磨来用,墨气沉着而不滞笔。若写大些的字体可选择各类墨汁,一般也要用质量好些的香树、玄宗、云头艳、红星等墨液。这样的墨色相对黑亮有神;再说纸张的选用,最好用陈年老纸,因经年置放,火气消减,少了许多炽燥而受书家青睐。近十年,我尝试用民间麻布和陈旧墙纸,经熏染打磨来写二王行书、章草,再用朱砂小楷适当作眉批边注,显得古质古色古香,效果尤佳。色调的调配要有个性,但可过于刺眼花哨,仍以古朴大方、自然适度为原则。宁简繁,宁朴素母妖艳宁古气母新奇,宁淡母勿怪异。如今面出售的白色生宣册页大部分只能作为册页的半成品,需要重新加工利用,而不能拿来直接书写。因为纸质较差,颜色单调,不能适应册页书法的表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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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错落与句读

       在册页书法创作过程中,错落留白会产生空灵美,即章法中的“计白当黑”。我们今天见到的人册页书法中的错落是一种合乎文辞规范完整美。即每段文字每首诗词或其中某一句内容书写未结束另行而未满的情形下出现的空白。我们必须遵循这样规范要求,反对那些为刻意追求空间美,随意断行、缺字另起行的做法,否则会导致文义、文句的断裂或缺失。古人信札书法形制中,章法会出现多处行与行,句与句之间的错落对比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在古代都有严格、细致、具体的行文规范,如尊称、行文、谦词、结尾时间也都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格式。我们也可以参照借用,但最忌随意生发、任情独造而生出怪诞之丑。

       句读,即指古人给整篇文字断句。目的是便于阅读,正确释义。我们在书籍、文本中时常可见。近年书法创作中,有些作者用朱砂、朱墨或圈或点,便利书写内容的赏读,也增加了形式、章法的美感。但册页中的句读色彩不宜太艳,点圈不可过重。不然会喧宾夺主,破坏页子的洁净,建议慎用或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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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书写过程和书写心态的问题。册页创作与长卷不同,长卷追求一气呵成,浑然一体,而册页是由单页构成,在创作过程中,对某一单页不满意,可另纸重写,直到满意。这一点与信札相同,这是册页书法的拙匿巧之处,同时也是它的灵活与优势所在,所以它的创作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低于长卷的。

       在一般情况下,册页书法作品的页数大概在10-20页之间为宜,过少会显得单薄份量不足,若过长也笨重繁冗。再说册页书法的质量高下主要还是取决于书写水平,和页数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文字内容敲定之后,对每个字的草法和篆法都要求做到准确无误,不能想当然匆忙下笔,对拿不准的字要查书法字典,然后反复试写,做到精确熟练,胸有成竹,字在笔先,再轻松自然地书写。我个人的体会是在第三至五遍时感觉最好,似有神助。作品完成后,根据自己预先设计好的图样付诸装裱,最后落款钤印,用印的大小,多少和印泥的色泽要与册页书法的风格相配称。可将册页通体拉展,选择恰当的钤印位置,慎重用印,朱文轻按,白文力重,做到和谐合理,适度为宜。

       最后,书写心态的问题。当以轻松自然为好。可尝试用两个阶段来完成,第一是案头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是对书写内容的详熟上,包括重复字的字法,对书家要求脑海里一个字要储备三种不同的写法,才能在创作中应对自如。这个阶段是“用心”,即将心思用在谋篇、字法、字势、精细、大小、连带等因素处理上,有了相对固定成熟的样子后再由“用心”转换为“无意”阶段。即超越心中有物,心有中有待,继而达到心无挂碍,疾不失范,俯仰皆禅的大自在境界。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还要有孙过庭所说的“五合”的综合因素来作用于创作过程。总之,创作心态是极其微妙复杂的,作者要悉心准备创作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又要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创作感,在仅属于自己的最佳的那个时空中来完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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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页创作是书法创作中比较富有难度与挑战性的形式之一,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书家的审美高下,笔墨技巧和综合素养,更能折射出书家们的才情与个性,聪明与智慧。册页书法的形式虽从宋元流行至今深受书画家及收藏家的喜爱,但于此的研究和专著尚不多见。笔者仅就自己十年来对册页书法的创作和感悟,谈了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仅作一家之,不足为准。

按语:若写一部当代中国书法史的话,其必定绕不过去1980年成立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它的出现标志着书法身份的现代转型。具体说来就是由旧时代的文人书斋走进了新生活的大众视野。毫无疑问,书法作为一门新的艺术形式正在拓展它审美理想的无限疆域。如果说当代书法近四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是一条起伏的线的话,那么,这条线上会有许多确切的坐标。沿着它,你会找到其中内在的发展线索与逻辑。

在我们看来,陈振濂便是这样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在书坛,他集创作、研究、教育于一身。他是当代书法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同时又是一位深沉的思考者。“陈振濂旋风”“书法学”“蒲公英计划”“民生书法”“社会记史”等这些穿缀起来的关键词也正是他几十年勤勉劳作的结晶与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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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号颐斋,原籍浙江鄞县,一九五六年二月生于海。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一九九三年年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〇〇〇年调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艺术学系主任、艺术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书画艺术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

 

书法创作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文字书写的约束迫使它必须在“创”的方面有所节制,不能毫无顾忌地去“创”;另一方面,长久的惯性书写又使书法很难成为真正的艺术创作,使仅书法的艺术品格“正名”,我们也要反复强调“创”对于书法艺术有着比其他绘画雕塑戏剧舞蹈音乐影视更重要的意义。就目前而言书法家中的大多数,还是棘手于“创”的不够,而不是过分。

换言之,极少数离经叛道者还不足以撼动书法在写字方面与生俱来的惯性书写的观念“大厦”。早在年前我们曾经试图用“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中主题”的引进来制衡习以为常的惯性书写,但是很明显,这还不是一个马上能奏效的期许目标。

微信图片_20190121161227陈振濂书法作品

从风格技法方面去寻找对“惯性书写”的制约,使书法更接近真正的艺术,一直是我近年来努力的学术方向。无论是“学院派创作”,还是“魏碑艺术化运动”再或是“草圣追踪”,其实都是试图能探出一条新路。

从我自己的创作实践来看,在书法上我也不得不采取两面作战的姿态。一方面,大量的惯性书写仍然是日常书法行为中最常见的现象,只要是置身当代书法,我再有新想法也不能免俗。

微信图片_20190121161231陈振濂书法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总想有些新鲜的努力。比如在写超大件作品时对自我固定风格的极限挑战;比如在同一种书体(如隶书)中的技法跨度——擘窠大字的碑版刻凿气与竹木简牍的翰墨书卷清雅,应该集于一身,再比如在书体跨度上,希望能像我们在大学里训练学生一样,应该是相对意义上的五体书俱全——不一定五体书皆为第一,但应该都在及格线以上,至于出色,则应有两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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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目标明确,自然而然就不会以“惯性书写”自限了一或许准确地说,“惯性书写”还是有是书法基本功展示的平台,但它显然不是最高境界与目标。说得极端些,最高境界其实应该是“反惯性书写”。它的含义是:一个有希望的艺家,应该不断地挑战古人,挑战时贤,更挑战自我;但只有先能够超越自我,才有资格谈超越古人与时贤,自己都战胜不了,还奢谈什么古人与时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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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立论与在书法上以此立身,风险极大,甚至会有许多朋友不赞成。但我以为值得一试。我们这多年发展的书法,已经有太多头顶光环的成功者,但却缺少卧薪尝胆、呕心沥血的书法殉道者,向未来挑战、向未知探究,是书法界应该大力倡扬的目标。

甚至我以,只是认严肃性的探索,一次即使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探索努力,也会比一百次平淡无奇、每天都在发生的“成功”要有价值得多。此无它前者是面向浩瀚的历史发问,而后者却是面对当下自我的精神抚慰,两者之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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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论书法,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二王书风”,这个二王,是指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俩。最晚从唐代开始,中国书法家学习古代作品,就是在以“二王”为中心的经典谱系里。书法史上,把这种历代名家的书法作品构成的谱系称为“帖学”。

到了清朝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书法家在学习“帖学”经典的同时,还学习魏晋以前的篆书和隶书。清初的著名书法家傅调学习篆书和隶书很重要,他甚至说过,不学篆书隶书,一辈子学书法也等于白学。而魏晋以前的篆书和隶书大都通过碑刻流传下来,这个路子也被称为“碑学”。就这样,“碑学”和前面提到的“帖学”构成了清代以来书法经典的两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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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和帖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帖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名家,而写碑文的人虽然可能也是一个书法名家,但刻碑的工匠一般是无名之辈。所以“碑学的兴,意着非名家的碑刻也纳入到了书法学习的对象之中,这对千百年来书法传统来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傅山不但看重魏晋以前的碑刻,也赞赏和他自己同时代的普通人那些有趣味的书写。他曾看到过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武夫,写了“初六”两个字,他觉得这两个字写得妙趣天成;他还看到一个刚学书法的孩子,写出来的字虽然不规整,但也有一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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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可能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明确表达这种审美趣味的人,这种审美趣味,可以概括为“奇奥”。奇是指奇怪、奇妙,与众不同,甚至惊世骇俗;奥是奥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艺术感觉。傅山说“奇奥”,其实是在说不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而是要追求一种不经雕琢的天然的美,所以他说,宁丑不媚,媚就是迎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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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奥的主要来自两个面,方面因为写不合常规,比如傅山看到的那个武夫和刚学书法的小孩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书法经典中的那些“套路”,写出来的字当然也就不符合书法的规范。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时间。文字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的隶书、篆书,和后来人们日常使用的文字在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也能给人带来生疏感。书法家欣赏古代的那些“不规整,有意趣”的文字遗迹,目的就是要在书法中借鉴不落经典窠臼的生疏感。这在文学领域叫“影响的焦虑”,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想被书法经典“套路”。正因为这种对经典的反抗,“碑学”的思潮对中国书法传统构成了颠覆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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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击,在晚清时期又进了一步。思想家康有为继承了傅山的思想,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他对魏碑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魏晋时期的碑刻统统都是好的,即便是出自穷乡僻壤的普通人之手,也充满了艺术感,应该拿来作为书法学习的范本。比如,北魏时期的《郑长猷造像记》,刊刻的很马虎,不但字迹潦草,字句重复,而且漏字漏刻,估计刻字的人都不一定识字,但康有为却认为,这是魏碑中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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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傅山把中国书法捅了一个洞,康有为把这个洞撕得更大了。随着这股“碑学”的思潮在清代以来不断发展,一些古代的文字遗迹也被看成是书法,比如铜镜的铭文、封泥,砖瓦上刻的字,甚至明清瓷碗上的落款,都被看作书法学习的对象,有的还被纳入到书法的经典。其实,这些文字遗迹很有可能出自古代的平头百姓之手,有的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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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推崇古代的这些“民间书法”,书法学习的对象被不断扩大。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敦煌书法”的推崇。在敦煌发现的写本有五万多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学者和书法家关注敦煌文书中那些古朴而精美的书写,文字学家钱玄同是当时学习敦煌书法成就最高的一个。

但是,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自训练有素的职业抄经人之手,也有初学者的习作。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开始把敦煌文书中那些水平不高书写,甚至古人练习写字的草稿也当作书法欣赏的对象和学习的范本。就这样,书法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书法的边界也变得更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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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董玮、许飞飞迎春书法展将”将于2019年1月20日(周日)下午三时在琉璃厂西街佩苍庐开展,敬请莅临!

同行—董玮、许飞飞迎春书法展

开展时间

2019年1月20日下午15:00

展览时间

2019年1月20日——2019年2月4日

主办

北京尚艺书院

学术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书法篆刻院

承办

北京砚山画馆

协办

墨池

书法屋

展览地点

(北京西城区琉璃厂西街55号佩苍庐二楼)

联系电话

18211016344

15010343431

 

前  言

  迎春爱自由

 

因为热爱,一路同行。董玮和许飞飞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同是河南人,同在书法院一期学习,同宿舍,同是五号线成员,后来又同在燕郊定居,关键是也都认识我。

 董玮长于碑法,不囿于师门,而能自出机杼。于侪辈之中可为翘楚。我曾以青春的碑学来比况他的书法,我也相信他的艺术之路会不断结出新的果实。

许飞飞的酒风即是书风,飞飞长于大草,我曾亲见其作草的速度,令牵纸者所不及。更在于他的笔性和草情,那恣意汪洋确如洪水澎湃而来,这岂非是少年怀素上人满壁纵横的状态?

两位仁兄于戊戌嘉平岁末有联展以迎春。嘱我作序,作序何敢?惟戊戌是个不同凡响的年景,两甲子前的戊戌是变法图存的大时代,变法的意义是追求自由,何为自由?自由即自我意识的觉醒。这120年来,其实有为的仁人志士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追求,艺术及艺术家更应该如此。今偶见钱理群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不幸身处黑暗,请永远活出诗意和尊严。我理解这诗意是远方、是信念、是理想,而尊严则是原则、底线,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那么,诗意和尊严的基础必是自由。所以,戊戌,就是追求自由之年。戊戌之后是什么?我想,戊戌之后就是追求自由之路。不管有多么遥远,请带着诗意和尊严前行。

那么,两位仁兄的迎春展也即是在追求自由的路途中。春天给人以希望因为春天有着自由的品质。

愿董玮和飞飞以及所有热爱艺术的朋友在春天里收获自由!

是为序!

 戊戌嘉平丁大网于京华青李来禽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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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玮  师从王镛先生。曾长期任中国书法院教学部主任职务,现为尚艺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清华美院董玮书法工作室导师,河北美院董玮书法工作室导师,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委会委员,“寸耕社”、“五号线”成员。

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被誉为“当代书法教育工作者中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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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飞飞  在读博士,艺术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五号线书法社团成员,河北美院特聘教授,北京尚艺书院副院长。先后就读于中国艺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首届研究生课程班、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题班、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菲律宾凯迪雷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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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松金阙图》是南宋画家赵伯骕创作的绢本青绿设色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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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绘南宋都城临安郊外风凰山一带景色碧波万顷,红日初升,茂林长松,惊起翔鹤飞鸿,川间琼楼金阙隐约可见。该图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山水画的表现对象从北方雄浑的山川转移到江南的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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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钤有清乾隆帝、宣统帝、梁清标、安岐的收藏印,图尾纸有元代赵孟頫、倪瓒、张绅题跋。

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下三位书家在画中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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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题跋(含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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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赵伯骕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元代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对于祖辈的传世之作,赵孟頫十分叹服。他用了十二成功力,在上面题了74字的行书跋文。

赵体行书,用笔沉稳劲健,点画华滋遒劲,结体宽绰秀美,风格飘逸绝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书卷气。前人评价赵孟頫“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此言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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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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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绅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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