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汉民族经过数千年的积累，逐渐积淀、形成、完善的民族艺术，其历史渊薮决定了书法在未来的继承与发展中应当始终具有其相对清晰的发展轨迹。中国书法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书法”虽然有共同之处，有一定的关联，但中国书法是沿着本民族的传统延续下来的，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其具有“三性”与“三境”两大特性。

“三性”即中国书法艺术的三个重要属性。

第一个属性，中国书法艺术首先是一门汉字艺术。一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贯穿着中国文字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因此，中国书法形式多样，变化多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很大程度上便是借助于文字形体的多变而产生的。

第二个属性，中国书法是一门具有“古典美”的艺术。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经过不计其数的文人的艺术加工以后，中国书法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古代文人的审美理念甚至于他们对哲学的追求。中国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艺术标准。中国书法尽管抽象，难以理解，但它却用最简单的形式，最具变化的线条，最具建筑美感的造型，最具音乐韵律的节奏，包含容纳了中国的古典艺术精神。

第三个属性，中国书法是一门高雅艺术。因为，传统书法凝聚、荟萃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流传至今的书法艺术遗迹，汉与汉以前少有名家，多是普通的士吏与低贱的工匠。汉以后，书法作品多出自文人墨客之手，无论是颜柳欧赵，还是苏黄米蔡，皆为时代精英，而且中国书法的书写内容也决定了只有知识阶层才能掌握。可以想象，在无数文化精英的千锤百炼下，中国渊深博大的传统思想与富有古典美的艺术精神已渗透到书法的每一个点画与结构之中。与其他艺术形式不一样，传统书法的完成者都是接受过文化教化的人，而像绘画、建筑与雕塑则不一定都是如此。

一名成功的书法家还要具备以下“三境”。

第一境界是“工”，即是功夫之谓。书法艺术创作无捷径可走，非得“书穷而后工”。

第二境界是“学”。只有“工”而无“学”，则如黄山谷所说的那样：“士大夫下笔使有数万卷书气象，便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

所说的“学”，还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修养。只有具备了“学”，才能使“工”得到充实、提高。书法之五扬五抑，不可不察。五扬者：文气、雅气、清气、静气、才气;五抑者：俗气、匠气、火气、浊气、霸气。要做到“五扬五抑”，非要在学养的积累上下工夫不可。

第三境界是“才”。“才”有大有小，有先天有后天。前面所说的“工”与“学”都是“才”，都是后天的。才更有先天的，即人的禀赋与天资。没有先天之“才”，不可能登封造极，没有后天之才，也不可能达到成功的彼岸。“工”、“学”、“才”，我以为缺一不可，具备这三个条件方可问鼎。

画有四难：画花难画叶，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这是书画者在创作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但是究竟难在哪里?

画花难画叶。

在画面上花朵是主，但红花虽好，全靠绿叶扶衬。叶在章法上、气势上都有重要性，提出叶比花难画，完全对的。学画花卉，应先了解它的生理结构和特征。花朵可以勾好，较易着手，叶却要多多练习，用笔要“写”，不是描，要一气呵成，一笔下去，不能稍有修改，或简直不能修改。花卉从真到美，主要在画叶方面(当然在画面上还有其他许多必要条件)。“画花难画叶”，说明花卉画要重视画叶。

画兽难画狗。

狗固然难画，画虎豹也不见得容易。古人所以特别提出狗难画，原因与手的难画同一道理。狗在眼前，反而疏忽，画不真实。可是一般人对狗最熟悉，稍有错误立刻看出。虎豹不常见，画差了也少有人指摘。现在各地有动物园，对猛兽，非但可以细心观察，还可以大胆写照，不过“虎落平阳”，山君已经垮了台，现在囚在牢笼中，更像一只偎灶猫。要描写它的山林威风，古人摹拟和想象的方法，还有可取。其实画动物不仅是画像皮毛，更主要在描摹它的神态。

画人难画手。

人的面目不一定比手容易画，但大家对面目特别注意，连小孩子画的人，面目都不会错。手的姿势变化很多，五指的具体组织，都很复杂，可是生长在自己身上，时刻可以看到，反而熟视无睹，不去细察。古画人物面目多数画得很好，然而画手出洋相的也不在少数。月雅书画以为在创作时如备一面镜子，自己对镜一画，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画树难画柳。

柳树，株干向上，而枝梢下垂，形势相反，运笔方向有矛盾，如果连干带枝，一气呵成，一定画不好。枝和干要分两起画，先尽量画干，笔笔向上冲，俟干已画成，另换一支适宜的笔，由上勾下，勾出全部柳条。勾时要特别注意柳条的结顶，即干与枝的转折处，也即一树的顶端。结顶分枝要相成相破，有疏有密，有层次，有生发。

画有叶柳较易，画无叶柳难，可于叶落后，对柳多多观察，随手勾写。主干要苍老，垂条要袅袅多致，柔和爽朗，既不紊乱又不呆板者乃佳。画竹要“胸有成竹”，画柳却不能胸有成柳，这是由于竹和柳结构不同。所以学习书画一切表现方法，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

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他文字像汉字一样，最终发展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远流长。这足以显示出中国书法的强大生命力。

那么，中国书法生命力到底来源于哪里?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变化。没有“变”，就无法诠释“篆、隶、楷、行、草”诸体之演进历史;没有“化”，更无法理解万变不离其宗的书法魅力。

从创作实践上看，需要变。书圣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反复出现几十次的“之”字，却无一雷同，可谓变化莫测，风致别然。思想的温度决定书法的变化。历史上一些耳熟能详的书法家，例如隋唐时期的欧阳询、颜真卿、张旭，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无一不是在书法的风格和形式上进行着不懈的创新与变革的勇士，并坚定地走出了一条既属于时代，又融入鲜明个性的路子，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里程碑式的不朽篇章。

从创作理念上看，需要变。考察中国书法的历程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上下五千年，能立足于书坛的无一不是其个性风格独树一帜使然。盛唐“王书”一统天下，被视为正宗，而“张颠、素狂”一说也出现了。这一说法，说明其影响之广、特点之巨，但也说明出现之初人们对其评价的略带贬义。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狂草书派终于确立了其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一度褒贬兼有的“张颠、素狂”之说不但没有了贬义，反而成为对狂草至上的评语。

从书法家的发展上看，更需要变。康有为在书法上的求“变”思想颇具代表性。他在《原书》中说：“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汉字诸体的形成与发展期以魏晋为分水岭，之后，中国书法风格流派的“变化”才呈百舸争流之势。

总而言之，师古而不泥，乃书者之上品;出泥而不染，乃法家之大德。

一般情况下，师古而不泥的创新冲动会不由自主地渐渐体现在手感、书感、情感的下意识之中。独创阶段不是一个在意识层面与以往截然分开的阶段，而是创新冲动自始至终潜隐在气质深处，千呼万唤，千锤百炼，润物细无声的阶段。书法会渗透在人的灵魂当中，书法精神会在书法家身上体现出来。书法是有灵魂的，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些名帖的时候，感觉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联想到书法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联想到书法家本人的人文素养和创作状态，能够捕捉到他很活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书法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书法家生命的记录。如果只是模仿他的字体，而不研究他书写时的心情以及他背后人文的东西，即便你写得再像，也是肤浅和表象的，并没有走进书法家的内心，也不会找到书法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书法之生生不息，其原因惟在于此。

学习书法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有人认为应从隶书入手，隶书的结构容易掌握，基本笔画的变化不多，笔法也随意，容易引起初学者的兴趣。有的把汉字比做树，认为篆书是汉字的“根”，隶书和楷书是这棵树的“干”，行书和草书是这棵树的“花叶”，把“根”写好了，隶、楷、行、草就容易掌握了。也有的认为可以从行书入手，这样学起来没有拘束，又活泼、流畅、速度快……总之，先从哪种书体入手，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得那么死。

不过，更多的书法家和教育家则认为，学书法应该从楷书入手。楷书是由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发展而来的一种书体，自汉末、魏、晋以后，到了唐代已达到了书法艺术的高峰，以形体方正(也就是现在通称“方块字”)、结构严谨、疏密匀称而工整、易于使用和辨认，沿用至今;它是学书法的基础，有了楷书的基础，上可以写隶、写篆;下可以写行、写草。就像一个人，先学会站立，方能走步，继而能跑一样，如果连走都不会就去学跑，恐怕没有一个不跌跤的。这方面，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宋代大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在谈到楷书与行书、草书的关系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真(楷)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走)，草如走(跑)。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实际上，有的书法家能写得一手好的行书和草书，正是因为他有了楷书这个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要想取得行书和草书的进展，恐怕是不多见的。

那么，先学篆书和隶书行吗?这要看篆书和隶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就像小学生入学各类功课都要打基础似的，汉字也是一样。

篆字，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已经不大，更多的是作为艺术欣赏和研究，对于初学者来说，在短期内也并非是易于掌握的(当然我不反对中学生学篆书，因为有的已有了楷书基础)。

至于隶书，正如已故著名书法家邓散木先生所说的那样，现在也多用于装饰性艺术，应用起来并没有楷书广泛，所以，在现阶段，还是应以楷书为主。至于篆书、隶书、行书和草书，可以循序渐进，根据个人爱好而发展，这方面，我倒主张不要卡得那么死。

但是，有的同学认为篆书写出来别人看不懂，可以拿去“唬”人;也有人认为草书写起来龙飞凤舞，觉得“帅”，而不认真练楷书这个基本功，因而进步不大。

楷书是汉字发展规范化、科学化了的文字，学起来并不难，只要坚持，进步会很快的。草书则不然。草书在书法诸体中是变化最为繁多、点画要求更加严格而又更加放纵的一种书体。草书的上接下连，点画长短，稍有一点变化就不是一个字了。比如“知”字和“去”字，草书中，“长短分知去”。“知”的第一笔和“去”的第一笔的长短，“知”的收笔和“去”的收笔的长短都不同，如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出是两个字。所以说，草书比较难。《草书歌诀》头两句就说：“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就说出了这个道理。

所以，学书法先从楷书入手，既有实用性较强的功能，便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俗易懂，又有艺术欣赏的功能，它结构美，能引人入胜。

现在，提起书法的书体，一般都称“真、草、隶、篆”，是指楷体字用得多而且广泛(报纸、杂志、书籍、文件等)，实际上，书体的演变则是先从篆书(包括甲骨、金文、大篆、小篆)开始，进而隶书、草书(章草、今草)、楷书这样形成的;也是中国汉字由繁入简的发展过程。

前边谈的就是楷书的结构、笔法。因为楷书是学习书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更好地学习行书、隶书和篆书。

楷书，也称“正书”、“真书”，它是由隶书和章草发展而来的，在魏、晋时期已经形成。我们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楷书，是东汉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写的木简。最早的刻碑是三国吴凤凰元年，即公元272年立的《谷朗碑》。对于永和木简，商承祚先生称：“字体平正浑朴，波挑几乎完全消失(从总体看)，走向楷化。”到了魏时，魏朝大臣钟繇将隶书中的“蚕头燕尾”等横、捺笔画进行变革，精研笔法，他的《荐季直表》、《宣式帖》，就是由隶而楷化的代表作。著名魏碑有《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由隶向楷过渡的《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被称为“隶楷极则”。到了晋代，楷书兴盛，王羲之继承钟繇的笔法，并有自己的独创，他写的小楷《乐毅论》、《黄庭经》、《曹娥碑》、《东方朔画赞》，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一直是后来书家学习的楷模。

魏晋除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之外，还有索靖、卫瓘、谢安、王治、王泯等。到了唐代，是楷书发展的鼎盛时期，楷书创作法度森严、姿态各异，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初唐“四杰”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是楷书已达成熟的代表人物，到了晚唐，唐代书法又出现一个新的高峰，其代表人物是颜真卿、柳公权。到了宋代，楷书代表人物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应首推赵孟頫，他的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还有鲜于枢、康里巎巎(náo)，明代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董其昌，清代有包世臣、何绍基、钱沣、邓石如、赵之谦、撝叔、郑燮、金农等。

宋代绘画是在中国宋代期间的绘画作品，中国宋朝延续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

北宋 竹塘宿雁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

丁野夫 幽溪听泉图 私人藏

法常 芙蓉图 大德寺

徽宗 鸭图 五岛美术馆 旧御物

李安忠 鹑图 根津美术馆 国宝

李迪 红白芙蓉 东京国立博物馆 国宝

据有关资料表明：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大，其中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在这些博物馆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最为丰富。资料显示，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

李迪 蜻蜓花狸 大阪市立美术馆

马麟 梅花小鸟图 五岛美术馆

马远 松鹤高士图 王己千藏

毛益 蜀葵戏猫 大和文华馆

毛益 萱草戏狗 大和文华馆

南宋 白桃小禽图 服部美术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而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 幅作品就获得了“日本国宝”的称号。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落款)、郑燮等名家。东洋馆第三层陈列则以朝鲜文物为主，也可间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对半岛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官至太傅，魏文帝时与当时的名士华歆、王朗并为三公，

钟繇工书法，宗曹熹、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尤精于隶、楷。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后人评其隶行入神，八分入妙，和大书法家胡昭并称“胡肥钟瘦”。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临终时授子会曰：“吾精思学，学其用笔，每见万类，皆画像之，其专挚如此”。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竞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钟繇楷书《还示表》

宋拓《还示表》 传为王羲之临钟繇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宣示表》 故宫博物院藏

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相传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逸少，逸少又将之传给王修，王修便带着它入土为安，从此不见天日。

现在所能见到的《宣示表》只有刻本，一般论者部认为是根据王羲之临本摹刻，始见于宋《淳化阁帖》，共 18行。后世阁帖、单本多有翻刻，应以宋刻宋拓本为佳。此帖较钟繇其他作品，无论在笔法或结体上，都更显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此帖风格直接影响了二王小楷面貌的形成 (从《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等就可看出)，进而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楷创作，如赵孟赵孟頫、文徵明、王宠、黄道周等。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帖所具备的点画法则、结体规律等影响和促进了楷书高峰——唐楷的到来。因此，钟繇《宣示表》可以说是楷书艺术的鼻祖。

《爨宝子碑》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康有为评其“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又云“朴 厚古茂，奇态百出”。其立碑之时距书圣王羲之死时仅30年，却与世传右军法帖书风之清雅俊逸大为迥异。它朴茂古厚，大巧若拙，率真硬朗，气度高华，气魄雄强，奇姿尽现。究其渊源，因属隶变时期的作品，体势情趣、情态均在隶楷之间。寓飘然于挺劲，杂灵动于木讷。

野蛮味十足的宝子碑，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碑中奇葩。先看看局部：

关于该碑的出土，有段故事

清咸丰二年，邓尔恒任南宁(现在的曲靖)知府。有天，他偶然进入厨房，发现案板上的豆腐块上竟然有字迹，仔细一瞧，居然是史书上所记载的《爨宝子碑》痕迹，深为震惊。因为此碑立在东晋，年代久远，一直不知流落到哪去了。于是赶忙问卖豆腐的人在哪里，厨子说是个越州人。邓尔恒很快就追踪调查到了越州扬旗田。

做豆腐的是个农夫，告诉他说，有天吆牛去犁地，突然犁到块石头，把犁尖都犁断了，他用锄头刨出来一看，原来是块碑，就抬了回去做压豆腐的工具。邓尔恒于是打 赏了那农夫，把宝碑搬回城里，放置在当时城中的武侯祠里。于是，这个千古名碑流传了下来。该碑出土时，正是碑学大兴而帖学告退的时代。所以，它一经发现， 其怪诞的用笔，随意的结体所表现出的古朴味道，立刻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被视为书法作品中的奇珍异宝，阮元称它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誉为“已冠古 今”。

碑的出土和保存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碑质为沙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扬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 现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爨宝子碑为全国首批重点保护文物。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 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正书。此碑的书法在隶楷之间，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极高的 书法的地位。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重新修理工建碑亭，加固碑座。

如此神奇之碑是怎么来的?

在三国时期，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称为“南中”，是蜀国的一部分。南中地区的豪族大姓主要集中在朱提(今昭通)、建宁(今曲靖)两郡。南中最有势力的大 姓为霍、爨(cuan四声)、孟三姓，公元399年，霍、孟二姓火拼同归于尽后，爨姓成为最强大的势力。汉族移民带进南中的汉文化在豪强大姓统治者中部分 地被长期保存下来，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爨宝子碑”则是这种融和的结晶。爨宝子是爨姓统治集团的成员，“爨宝子碑”是在他死后立 的。这样的渊源，不难理解《爨宝子碑》的古朴味和野蛮味。

通过碑文说说当时的历史背景

碑文记述爨宝子生平，系爨部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滇人袁嘉谷曾为碑亭撰书一联“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这里的“三 百”、“二千”，是为了语言对仗，取其约数。实际上立碑至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了，碑文共有388字。大亨是晋安帝壬寅年(公元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 改称元兴，至乙已(公元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的更迭，故仍沿用。爨氏作为南中大姓、豪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大姓叛乱后，“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就有“建宁爨习”，官至领军;诸葛亮又“移南中劲卒”，充实蜀汉军队，“分其羸弱，配大 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至南北朝，爨氏已称雄南中。1971年陆良县曾出土石刻一方，上书“泰(太)和五年岁在亲(辛)未正月八日戊寅 立爨龙骧之墓”。“龙骧”是晋将军名，地位略低于三公，晋南北朝在南中的统治者，多加封“龙骧”。这碑石虽仅寥寥数语，但证明在“爨宝子碑”之前80余 年，爨氏就有人做龙骧将军。其家族早已赫一时，称霸一方了。

关于《宝子碑》的学习

爨宝子碑的精髓，在于天然古朴，这也是宝子碑学习者在碑中所需吸取的精华。宝子碑，它不是名家所书，也不讲究什么笔法，具有的是刀味、石味、民间味、野蛮 味，和南朝正统的名人书家严守法度，笔意结构，书卷气形成强烈对比。学爨宝子碑就是要从这些“不法”“不名”“不笔”“不汉”中去体味一种别的什么东西, 这种”别的什么”才是爨宝子碑的精髓，这也是一种法度之外的华丽。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每个时期的艺术背景和文化主张，尤其是后人对书法的理解阈限不断拓宽，对于该碑的读、摹、听、想、创，都在不断的变化与升华。说不完，道不尽，这就是《爨宝子碑》。

柳公权(公元778年-公元865年)，字诚悬，唐代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

柳公权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玄秘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行54字。

柳公权学颜字，但能自创新意。世称“颜筋柳骨”，指出他们书法的不同点。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象刀切一样爽利深挺。他又吸取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真卿楷书结体的纵势,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其代表作有：大和三年 《李晟碑》(石在陕西高陵)，会昌元年《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石在西安碑林)，《苻嶙碑》(无立石年月，柳碑中最完全者)，敦煌石室藏旧拓《金刚经》,《神策军碑》等。“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就是以此取胜的。

1)金刚经： 是柳公权早期的书法作品，原石于宋代已被毁，现仅见敦煌石窟发现的“唐拓孤本”。柳公权早年曾广采众家之长，而且特别注意向前辈书家学习。从《金刚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取法诸家的痕迹。《广川书跋》云：“此经本出于西明寺。柳书谓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体。

2)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原碑久佚。《神策军碑》 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较人们熟知的《玄秘塔》的书法风格更成熟，更具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典型地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中见开阔的艺术特点。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读此碑可以使人加深对“颜筋柳骨”这句话的艺术特征的理解。“神策军碑”原石立在封建王朝的禁内，一般人难以进去摹拓，因此拓本传世极少。

3)玄秘塔碑： 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玄秘塔碑 》立于唐会昌元年 (公元841年)十二月，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行54字。刘熙载《艺概》谓：“柳书《玄秘塔》出自颜真卿《郭家庙》”，王世贞云：“柳法遒媚劲健，与颜司徒媲美”。《玄秘塔》是柳公权六十四岁时所书。王澍《虚舟题跋》说此书是“诚悬极矜练之作”。《玄秘塔》结字的特点主要是内敛外拓，这种结字容易紧密，挺劲;运笔健劲舒展，干净利落，四面周到，有自己独特的面目。 柳公權《玄秘塔碑》唐會昌元年刻，楷書二十八行，行五十四字，筆法上較為剛健，具有骨勁分明之感，也比較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