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万寿曲》简介：行楷书，纸本;纵27.5厘米，横144厘米;作于1314年;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大家之所以被称为大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迷信大家，不盲目崇拜权威，启功先生是一个典型。

在启功先生的书论中批评权威、反对成说处俯拾即是。孙过庭、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等等，他都批评过，执笔法中的什么龙眼法、凤眼法、回腕法、紧执法，笔法中的折钗股、屋漏痕，书评中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等等一系列成论，他都表示明确的反对。而他对权威和成论的批评和反对，并不是为了表示他自己如何地高明，相反，在某些人看来，他这实在是不高明，他完全可以继续讲一些一般人不太明白的思想和理论，以显示书法的玄妙和他本人的高明，以维持他大师的地位。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该怎么批评还是得怎么批评，该怎么说话还是得怎么说话。

何绍基作品

其实，他只是在说真话而已，无所谓维护书法和他本人的虚荣。他说的这个真话不一定对，却是他自己的真话。真假和对错是两回事。很多人不愿意说自己的真话，是害怕说错，害怕出洋相。当然，就如季羡林先生说的，“真话未必要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要是真话”。哪怕是“说出来的一定要是真话”也不容易做到，启功先生应该是做到了。

何绍基作品

在《启功给你讲书法》(中华书局2012)最后一章即第十三章《如何才能写好字》的末尾，他这样说道：“我这次所谈的这些题目还没有想得很好。我的意思，是想敬告想学书法的朋友不要听那些故神其说的话，我是和想学书法的朋友谈谈心，谈我个人的看法，个人的理解，也可以说个人的经验吧。我已经被那些故神其说的话迷惑了多半辈子。我今年已经八十四周岁了，就算再活也是一与九之比了，所以让那些个迷惑的神奇说法蒙了大半辈子，今天我说些良心话。”

他岂止是到这时才说真心话，才说良心话，在八十年代出的《书法概论》里，他就是这个文风，像跟你谈心，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心话和良心话，那么地朴实无华，真到让你感觉他不是在讲书法理论。理论不是要讲得高明，让人难懂吗?启功先生这样讲话，这样讲理论，这样批评权威和成说，在许多明哲保身的名家看来，是有风险的。可是，这个所谓的风险在启功先生的真心和真话、良心话面前，一下就烟消云散了。

何绍基作品

我们看一例，看他是如何批评何绍基的，就知道他是如何地“真”。何绍基是何许人?清代道光进士，大书法家，有人甚至说他是清代第一书法家，说他的书法“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息轲杂著》)。这名头够大够响了吧。他有两件事最有名，一是他的执笔法最为奇特，叫“回腕法”，二是他临帖甚勤，晚年自课尤勤。可这两件“佳话”都被启功先生扫了兴。

回腕法执笔手腕示意图(图片来自启功《书法概论》)

回腕法执笔腕肘臂身状态全图

何绍基这回腕法，被启功起了个很不雅的名称，叫“猪手法”。启功先生这样描写道：“三个指尖捏笔管。拇指与食指中间形成一个圆洞，这叫龙睛法，像龙眼睛。……拿起笔来向怀里拳起来，转这么一个圈，然后对着胸口。这样一看就是猪蹄。在广东，猪的前蹄叫猪手，猪的后蹄叫猪脚。这完全就是猪手法。”(启功《启功给你讲书法》)对回腕法的批评，其实早在启功先生八十年代的《书法概论》里就提出来了，并且还附了一张执笔的照片，大概是他自己的示范。

何绍基作品

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曾考证：“唐人书皆回腕，宛转藏锋，能留得笔住。”(《画禅室随笔》)可见回腕是古法，但未必是执笔法，应该是回锋运笔之法。把“回腕”做实成执笔法并运用成功的大概算是何绍基的创举。此法若真如启功先生在书里的示范图片那个样子，真不知有多别扭，明显是与手的生理构造和机能相违背的。这没法写字。所以启功先生说：“这样只能使人越发迷惑，并不能指导人真正地去探讨这门艺术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故神其说，故作惊人之笔，故作惊人之说。”也许是启功先生对此法有些误解，但他说的自己的真话，他敢于说出来，这就了不起，这是有助于探讨的深入的。

何绍基作品

其实回腕执笔法，除了要求回腕，同时还要求三指执笔、虎口形成龙眼朝上，腕肘皆悬空撑开端平。笔者小时候看祖母写字，用的就是回腕法。她说虎口掌心里要能放枚铜钱或小鸡蛋，腕上要能置杯水而不倾。其实前者就是要求“指实掌虚”，后者就是要求“腕平且稳”。这种方法还要求腕不要动，这样就有助于将整个手臂乃至全身之力送到笔尖。当然，这个不动，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这个回腕回到什么程度，也不是绝对的。若真如启功先生书里那图所示总那么弯着，确实没法写字。大字可以不运腕，小字不能不运腕。写大字固然可以不运腕，但腕部不能没有自然的细微的运动，否则就完全僵了，笔画就会死。所以回腕也不是要把手腕固定在某种形态上，只是叫人少运腕吧。如此执笔，则悬腕悬肘并撑开端平也就是必需的了，否则也没法写字。苏轼讲“执笔无定法”，他本人执笔用单钩法，就如同今天拿钢笔的姿势一样。也把毛笔字写好了。亦如启功先生自己所说执笔如拿筷子。拿筷子能如意地夹起食物来，就算拿对筷子了;同样拿毛笔能如意地写好字，就算执对笔了。这话是真的，也是对的。关键是灵活自然，不别扭，能把笔墨送到位就行。启功先生之所以批评回腕法，正是从大原则上说，它是别扭的，所以才反对。如果某人不觉得此法别扭，那就没什么可说的。现在通行的相传由王羲之传下来的五指执笔法，亦有人批评，如果此法执得不灵活不自然，当然可以有变化，这个有总原则，也有因人而异的东西。关键是自己体会和思考。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何绍基作品

启功先生还批评了何绍基的临帖。何绍基临帖之勤最有名。近现代书画家向燊说何绍基“回腕高悬，每碑临摹至百通或数十通，虽舟车旅舍，未尝偶间，至老尤勤”。可这种“临帖法”，启功先生可深不以为然，他说：“清朝后期的何绍基，就专临《张迁碑》。他临《张迁碑》就为凑数，他自己临过多少本《张迁碑》，我看是越到后来的，比如他记录第五十遍，那越写越不好为什么呢?他自己也腻了，他是自己给自己交差事。”“何绍基后来晚年写的字，那真叫不知是什么，哆里哆嗦的全都是画圈，那个时候他已经手也胀了，肿了，也没有精力再往好里写了。所以他那些个《张迁碑》的基础究竟起了正面作用还是起了反面作用，我真是很怀疑。”(启功《启功给你讲书法》)下工夫不等于花时间和数量的多，而在质量。书法临帖的质量，在于临得是否准确，是否临一字有一字的收获，在此基础上再谈多临、再谈熟。所以启功先生讲“‘功夫’是‘准确’的积累……功夫不是盲目地时间加数量，而是准确的重复以达到熟练”(启功《书法概论》)，这话既是真的，也是对。如此熟练起来，才能纠正过去不好的书写习惯，才能收到临帖的成效。为了表示或者激励自己坚持临帖，不想写的时候可能也会勉强写，不免怠惰而生交差生态，也算是人之常情，书法大家亦恐不免。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书法大家没有临得好的时候，临得好的时候必定居多，否则何以成家?书法大家的字好，但也有不好写字的时候，亦有写得不好的字，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又有多少人能不受大书法家光环的障蔽或不慑于其权威而说出自己的真实观感呢?

何绍基作品

书法理论中有不少玄虚的东西，有的是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个人的体验和观点，未必适合所有人，可以因人而异：有的是理论确实达到了一定深度，非一般人所可理解;有的则是纯粹的无内容的玄虚，毫无意义。不论是何种情形，首先要有一颗求真的心，才能不被迷惑。而求真的真有两种，一是客观的真，一是主观的真。客观的真，不但是真的，而且是对的，是每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主观的真，也许是错的，或者是只适用于个人的，但它一定是个人的真情实感。要通往客观的真，必先具备主观的真。启功先生正是以主观的真通向那客观的真，他不迷信权威，不拘于成说，他只是在讲真话而已，也许正是如此才成就了一位书法大家吧!

何绍基作品

中国画应该从整体看是一幅画，分开看，都不是画，是书法。

书法关过不了，画法关也过不了。金石、书法、诗文，画画的人都必须熟悉。

书法是艺术，因此与绘画一样，有真感情就美，矫揉造作则丑。

书法柔媚者，世以为美，其实极丑。大凡人无独立之人格，其艺术则柔媚，既无独立人格，何来美?

写字要真下功夫，不能光写字。沈寐叟就是写得多，想得少，偏于考据方面去了。我们学字则不必如是。

李方膺 潇湘风竹图

包世臣 临颜真卿争座位稿

写字有下苦功夫一派，所谓“闭户数年，埋笔成冢”，如邓石如、包世臣等到人。但不可忽视看帖功夫，多看多想，然后有得。如一味以为只要多写便可写好，则八字先生天天写干支，道士常年作阴骘文，可写成书家么?要之，苦功固不可废，而尤须多看多想，多看古碑帖，得其神理。古人所谓“心摹手追”，须心摹有得然后手追有成。

初学写字下笔要重，以后则要越写越轻，若不费力。如初学即轻，则会越来越轻，越写越浮了。

写字最初要求重、雄强，不要去追求清、隽永。

石涛 花卉册 局部

黄庭坚 跋苏轼黄州寒食帖

金石书画皆以雄强为第一。有人谓雄强即有气势，此不尽然。如黄山谷之字，剑拔弩张，可称雄强乎?《急就章》含蓄丰润，可谓不雄强乎?实则黄字骨多肉少，内蕴单薄，其心胸在柳公权之下，不能算雄强。雄强者，是内健，是生命力长久，比不垮。书法中，钟、张属雄强，雄强之反面是纤弱，一比就垮。

学写字既要学雄强一路的，也要学浑涵的，既要学粗笔的，也要学细笔的。如果全学豪放一路，则将失之于野。

一幅书法须有整体之妙。整体之妙在于风神。

初学书法绘画，重在大方，格局要高，好坏尚在其次。

字总要写得开展，要大方、华贵。只要悟通一种方法，即可以随便写都成。

八大山人 题画

八大山人 安晚册 局部

八大山人、石涛的书法好，根源在其胸襟开畅。与他们比较，颜、柳、欧、苏、黄、米、蔡诸人都是羁绊太大，即有佛家所谓“障”——名利障，各种障。

书与画，无论结体、用笔都要独特，要变化莫测，使人不可见其端倪。

写字需通六书。通六书则了解造字原料，可以把字抖得散，挼得拢，如以面做包子，可随意拿捏。能有组织五千字的功夫就了不得了。不能死抱住别人的字体，要能自己造形。

少时听陈步鸾先生言：写字是素养之一项，写字是习静。人一天动多时，要能静，写字虽也是动，然动中有静。长期写字，能变化人之气质而不自知。

颜真卿 刘中使帖

中锋，是笔毫直。即使笔管倒着，只要毫还是直的，也是中锋。

侧锋，是笔毫偏。即使笔管是直的，只要毫是偏的，也是侧锋。

过去论书法的人讲，某书家写的字对日观之，中心有一黑线，便是中锋用笔的典范，这是无稽之谈。

王珣 伯远帖

书法用凿笔倒锋向外行，运笔如刀，近人书法常如此。余见于右任、谢无量、马一浮写字都是如此。

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亦言其意耳，欲寻模范，仍当于汉分中求之。

常人写楷书慢，写草书快，其实要楷书写得快，草书写得慢，要达此境很难。草书行笔应裹行，不得直来直去。

写楷如写草，写草如写真。楷是楷模，本篆书而来。楷书，不能只就唐宋说，隶书、八分书也是楷。

颜真卿 自书告身贴

写行书要慢笔多，快笔少。

邓石如书法功力虽深，但缺少天趣，多技术性，缺艺术性。

伊秉绶《郙阁颂》，气度大，乍一看会觉得不好看，这是其美内蕴。一般的人写字，用笔总是躲躲藏藏，他写来笔笔丢伸，无一点取巧处。画画亦需如此，总要解衣磅礴，大气盘旋，不去着重细部才好。

何子贞以篆笔写隶书，很好。

伊秉绶 节录汉书郊祀志

学字学画都不能但求形似。何子贞写的《张迁碑》、《石门颂》，都不是《张迁》、《石门》本来的样子。这一点可以启发学画的人。

清杨岘山写《礼器碑》得其神，入化境。

杨岘山 隶书临西狭颂

吴昌硕隶书有天趣。

近世书家中学北魏碑的，公孙长子是第一人，此人有才气，富收藏，成就在赵之谦之上。

郑孝胥、丰子恺、于右任、谭延闿之书法，均属第一流，然就中较之，郑为最，丰次之，于、谭最后。盖郑、丰写来若漫不经意，似儿童;于字气势大，难点多。好的书法，应若佛祖，见之使人生恭敬之心而不觉可畏。只是气势大，则若睹大官，只见其容仪威严，尚看不出他的德。我们常叹道：“啊!这树多大!这山多大!”而从不说“这天多大”，“这地多大”。以其乃真大，而人遂不觉其大也。于德于艺均如此，使人不觉其大者乃真大。

郑孝胥 节录文心雕龙

学习书法，选好一种范本要长期写，甚至写一辈子，以此为自己一生书法的骨干。此外再兼收并蓄其他作品的好处。用来丰富这一种。但不能仅注目于碑帖，殷周铜器、秦权量诏板、汉砖石瓦当文字皆宜究心取法。

写字应以古人某一种书体为基础，写熟之后，再写其他。写其他也是为了丰富这一种。如盲目临帖，见异思迁，不过白白浪费精力罢了。

写字要一种一种写上手，对其结构、点画、笔法都了解了，再放下另学一种。

要写好，总需从篆隶下功夫。“写字容易识字难”，先要认得字，要懂得一般的文字学。

吴昌硕 石鼓文

石鼓文讲疏密布白，小篆讲停匀安排。

写隶书者未能进入能欣赏殷周金文、秦汉砖瓦石刻文字的境界，谈不上高格。

李斯所书权量诏板，格调较汉人为高。

学书法可在汉简中受到启发。汉简境界高，首先是朴素，所以就高了。

写汉隶可变一下，变为篆体;也可用篆笔写隶书。

书法以秦、汉为最高。西汉高于东汉。从前我喜欢二王书，现在则不甚入眼。

汉以“言文书制”取士，故善书者众，前人云“二王后无书”，实则二王比起汉人已薄弱了。

祀山公山碑

我对《祀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碑》、秦权量诏板用功三十年。《三公山》、《天发神谶》实为中国书史上的两支雄笔。其中尤以《三公山》气度大，写得满不在乎。

写隶书须笔势滚动运行，谓之捻笔，须此法方得一波三折之旨。隶书源乎篆而异于楷，篆楷之间，隶书更近于篆，其笔顺先后亦与楷书不同而更似篆书，因此，习隶书不从篆书入手，终难得高古之意，此理知者盖寡。

蔡邕《篆势》、卫衡《隶势》，鲍照《飞白书势铭》讲书法之结构、变化、气势，极尽其能事，习书画者须熟读之。

不是所有的汉碑都好，如果书法少变化，无趣味，虽汉碑亦未必佳。

书法当然是汉魏六朝好，那是兴盛时代，隋唐是其余波，逊一筹了。

学古碑石文字在于体会古碑精神，《张迁碑》等汉隶，何子贞都临过八十次、一百次以上，他的心得都在此临本里面，我向何子贞学，等于跟他合作，他学的帮我学了，我少走许多路。

李白　上阳台帖

李白所书《上阳台帖》，落名“太白”，写得近似“大二日”，很象“大大白‘，很有启发性。艺术品须偶一望去易生错觉方有趣。若用此笔法画山水、花鸟，是为最高格。

北魏碑原本皆工整。我们学它，取“锋利”二字足矣，不必亦步一趋，不必模拟外貌。善学者，要反其道而行之，彼字形短，我则长，彼长我则短。彼是正楷，我临成行书，如此之类。

学字最低应写六朝墓志。

《爨龙颜碑》如浑金璞玉，然又精丽高峻。下笔如昆刀切玉，但见浑遒;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血脉源于《杨淮表记》、《石门颂》，于浑厚生动中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极则。昔人称李斯篆书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移以形容此碑。

张猛龙碑

《张黑女碑》如骇马越涧，偏面骄嘶，雄强无匹，颇带质拙。

《张猛龙碑》如周公制礼，事事美善;结构之长短俯仰，各随其体，隶楷极则，精丽精能。

《天发神谶碑》师王莽《嘉量铭》，奇伟惊世。

《衡方碑》丰茂凝整，为朱登所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

古代讲“虫书”，是说字写得象虫蛀纹，象蚕、蛇。陆机的《平复帖》写来如饥蚕昂首、蚯蚓钻泥，这是以画法入书法，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无一点着象。

陆机 平复帖

古往今来多少名人都是“因缘际会”而生，因为有几个人喜欢而捧起来的。《兰亭序》也无甚大了不得处，你临过去，我临过来，皇帝又派人去偷，于是名声大噪。讲写字，一说就是二王、钟、张，难道历史上除了二王钟张就没有人了么?

凡小楷，均须于朴实中寓风韵。晋人小楷只是古朴而无风韵，若以之题画，需稍加改变，增其妍丽乃可。晋人书体及后来之正楷被称为“公文书”，是比较古板的。

学王字容易落入俗套。谢无量善学，他先写二王，再加上《千秋亭》笔意，则自成一家风貌。

古人讲执笔用“拨灯法”，即用笔如拨灯芯一般。有人讲成以腿拨马镫，则非矣，拨灯用指，写小楷就靠指法。王羲之善小楷，当用此法。

王羲之 黄庭经

写小楷讲风致，风致在笔姿上体现。

中锋取质，侧锋取妍。王羲之用的是侧锋，因而王书妍美。

王羲之的字雄强妍丽，多侧锋。

《澄心堂帖》中有王羲之书《戒酒帖》，笔画粗者绝粗，细者如游丝，写得最好，临几十次也临不象的。

学一种碑，只需学它某一个优点就够了。如隋碑，可学其开展明朗。

颜鲁公学汉碑最用功，可从颜书中去认识汉碑，也可以颜书作桥梁去学习汉碑。

一般写写手熟，柳字及历代写得好的字都可以。

柳公权 神策碑

颜、柳、欧功力都很深。颜鲁公日书万字，写真书不界格而分毫不差，然则意趣却薄弱了。

苏东坡的书法好，但初一看，似乎看不出好来。不潜心体味就看不出的美，乃是真美。天地日月给予人无限好处，人日受之而不觉其好，反倒时时在抱怨，怨热怨冷，怨晴怨雨，其实没有四时冷热，又怎能有人?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才是真美。

宋人黄山谷、米芾、蔡襄的字，都还在受法的束缚，无器宇，无启发人处。苏东坡认真写成的字也是如此。

李建中《西台题杨凝式风子题壁字》诗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到寺一回看。”

第一句说笔势如霜天枯树，第二句说墨润，第四句说看一次有一次体会。最好的艺术品都令人百看不厌，因其内蕴无穷，启发人的智慧也无穷，看一次受一次启发。

李建中 土母帖

写瘦金书要在褚遂良上用过功，才知其来源。

书法离帖、画法离谱，洵非易事。明人书法直是门外汉。文、沈、仇、唐全未懂书法三味，只一味中锋。到明末，青藤、白阳中、侧并用，方始有变。

馆阁体书法是官书，是奴才对主子用的，必须写得恭而敬之。人皆有奴性，学艺术就是要求去掉奴性。我认为馆阁体书法是不必学的

写字作画均须事先胸有成竹，然后下笔无滞。清乾隆帝常以能书自负，游江南时，灵隐僧众求御书“灵隐寺”三字，跪列阶下，肃静异常。乾隆不假思索，提笔便写，才写“雨”头已占一半，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纪晓岚在旁，于手心书“云”字示意，乾隆方改写为“云隐寺”，纪于一旁急命僧众谢御赐寺名“云隐”之恩，这才下了台。大抵自命不凡妄胆大者，总是坏事。

王铎 诗稿

从古代的丛帖到现在的书法选本，大都选得不好，都是帝王喜欢的东西，后人也人云亦云地凑热闹。现在来选古代书法作品，要用功重新去“发现”。

唐人功力深。如颜鲁公日书一万字，虽长文，前后字体亦相一致，然功力虽深，意味不及汉人。但康有为说得唐人一无是处，是一种偏激的看法。初学书者写褚、薛，是通过他们往上溯。只看古人好是复古，说古人都不好是极端。

一、梅兰竹菊的人文含义及其主题独立的意义。

从古至今，无数的文人雅士以其曼妙的文笔为“梅兰竹菊”四君子写下许多传世的文章及诗词。之所以称他们为君子，是因为其风骨与气质都是中国文人墨客的写照：“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绝几回开。”中国文人以其孤傲的个性、倔强的性格、高寒超逸的韵致立世，将梅兰竹菊的特质融入血脉。

梅：卓尔不群，迎风傲雪，铁骨铮铮，枝干遒劲，老而弥芳，不畏寒实是出自天然，而寒香俱来更为生来造化，踏雪寻梅，呵气凝香，风雅无穷尽矣。花来之时，满谷幽香;花落之日，漫天飞雪;立梅之下，不知自己是否身置玉宇琼楼。

元 王冕 《南枝春早图》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兰：幽而不病，喜居幽谷，独爱明月清风，厌都市喧嚣，不以境寂而色逊，不因谷空而貌衰。艺兰之人，跋涉林壑之间，寻采野生之兰，驯其野性，育其良种，配山石衬其隽秀，置曲房显其香幽;兰叶，如挑破凡障睿剑，兰花，如指点群迷佛手，闻其香，瞻其容，如入禅境矣。兰香如檀，置兰之室不宜久坐，久坐而不闻其香，故痴迷呆滞者，实难见识兰之雅趣。

香骚遗意图 吴昌硕

竹：圆而浑厚，无心为虚，挺拔而不轻佻，性随和，山野庙堂随处可安，疾风劲节，弯而不折，沐日月光辉，泽山泉甘露，宋代苏东坡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文人爱竹之情，可代饮食。

清 罗清 兰竹石图 广州美术馆藏

菊：立于寒霜，丽而不媚，怒放于深秋之际，点缀于村野篱舍之间，不与群芳争春，却愿点缀高士白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闲适散淡的心境，实乃菊花的真实写照。不知士为花，还是花为士，花士两相照，此心留千古。

《桂菊山禽图》 明 吕纪

然在中国绘画史上，梅兰竹菊已成为了单独的画种。而且是以笔墨表现为主体的画种。

梅兰竹菊像京剧一样推到了程式化的高度。

京剧四大功夫，即京剧的表演形式–唱、念、做、打，也是戏曲表演的基本功，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表演程式。京剧的这套表演程式即规范，塑造了大量性格鲜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促进了京剧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京剧的表演艺术和运用舞台空间的方式极为完美，这是汲取前辈们长期创造的结果。

有人对程式认识不足，才产生对程式的否定。

程式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晶。

中国绘画也如此，前人通过大量的大量的笔墨实验及大量的梅兰竹菊的训练，不断总结和传承，才使后来者理解和认识中国画的笔墨规律。

潘天寿先生有言：画画就是用最少的笔墨把画面割裂成大小不同的空白，“画中国画的人其实就是画空白”。潘先生考验学生们的方法是，用最少的笔墨把一张宣纸割裂成最多的空白，而且空白的大小形状各不相等，实际上这是中国画家一辈子要做的事情。这个问题的含义就要求笔墨简练概括，越少越好。但是少的要求有个前提，就是一笔下去，它的内涵量必须得丰富，内涵量不足，你达不到效果。

而梅兰竹菊的训练可提炼笔墨程度。如兰草的破凤眼、梅花的枝干穿插、竹叶的重叠等，可使笔墨达到最简练最纯粹的程度。

潘先生明确要求：中国画以点线造型塑造形象，需要做很多功课：第一是解决书法问题，第二，传统梅兰竹菊的训练，第三是综合山水花鸟人物的传统法则上升至认知生活阶段。

古代画家必须先画梅兰竹菊。像元四家(黄公望、倪瓒、吴镇和王蒙)，倪瓚繼承趙孟頫的枯木竹石畫法，但在筆墨上更顯精到。追求筆墨靈動多變的韻味，形似不是他考慮的主要問題。而吳鎮的墨竹畫以簡逸取勝，多一枝數葉，構圖簡潔明快，運筆迅疾，以草書筆法入畫的韻味顯而易見。他畫有《竹譜》多冊，他十分注重总结画竹的各种程式，如：“墨竹位置，如画竹竿、节、枝、叶四者，若不由规矩，徒费工夫，终不能成画。濡墨有浅深，下笔有轻重。逆顺往来须知去就;浓淡粗细，便见荣枯。仍要叶叶着枝，枝枝着节。”他反对枝叶向背杂乱、叶似刀截、身如板束、粗俗狼藉，认为行笔要“驰骋于法度之中，逍遥于尘垢之外，从心所欲，不逾准绳”。

倪瓒《竹木图》

吴镇不但在总体上强调画墨竹的法度，而且对细微之处的研究，也精细入微。他认为画墨竹之法，可分为竿、节、枝、叶四个方面，“而叠叶为至难，于此不工则不得为佳画矣”。他说：画竹须“下笔要劲，节实按而虚起，一抹便过，少迟留则必钝厚不铦利矣。”他归纳了画叶诸病：“粗似桃叶，细如柳叶，孤生并立，如又如井，太长太短，蛇形鱼腹，手指蜡蜒等状，均疏密偏重偏轻之病，使人厌观。”

画梅兰竹菊并非要成为专门的画家，是为了解决中国画基本功的问题。如今画梅兰竹菊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难度太大，“半世兰一世竹”，很少有人想在这方面下苦功夫。而这四种题材能把中国画需要的笔墨技巧都能体现出来，可作为中国画笔墨的代表。兰草的起、行、收和书法笔法的运转是接近的且和中国绘画的发展相辅相成。宋以前，人物山水花鸟湿笔较多，只强调线条的粗细变化，如游丝描、铁线描等，点线与书法有严格的统一。元以前“理法合一”，形成有特点的刚柔相济的线条，元以后由于“书画同源”理念的提出及文人画的兴起，线条开始出现了干湿、粗细、浓淡上的变化。画家有意识地把中国画的笔法和墨法拿出来与书法对比，并以此来检验中国绘画。恰在这个时候，梅兰竹菊画法兴起。梅兰竹菊独立地表现画家的主题意识。

要想把中国画更好地传承下去，应该将梅兰竹菊当做重要科目来训练。这个任务在当代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中国画笔墨结构的严格性，很多从这里头产生。而且，梅兰竹菊的笔法从书法中来，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笔墨规律为：

兰：草本笔墨的代表，如芦苇等

竹：非草非木，竹节挺拔，叶子狭长、锋利，用笔刚挺，

梅：木本枝干的代表，如玉兰

菊：勾画点叶，解决牡丹、月季等类同植物笔墨问题。

花鸟画需要的笔底表现方法最复杂最多，不同对象有不同的笔墨，多训练几组表现方法，提高手头绘画能力，就算从未画过的东西，也能找出方法来表现。这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下笔后能找准点、线形态的基本规律，入木三分。这就需要通过书法和梅兰竹菊的临摹手段来解决。

二：眼中之竹、胸中之竹，笔下之竹

刚讲过，学中国画的人，以梅兰竹菊为基础训练课程，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了解他的发展概况，不能盲目学习，应端正学习态度，掌握技法规律。

历代画家各有各的风格，不能只学一家。如果喜欢画竹子，就得了解竹子绘画的历史，从文同、苏轼、至管道升、吴镇、柯九思、李息斋、顾安至宋克、王绂、夏昶、再至徐渭、郑燮、蒲作英、吴昌硕等。

板桥、昌硕的竹子明显带有个人风格，应该放到后期去学。板桥的竹子家喻户晓，形式化的东西较多，难于变化;昌硕则多以晴竹为主，中锋转侧锋，如刀出鞘。早期主要以基础训练为主，如吴镇、文同、石涛等，石涛竹很有弹性，笔下变化多，比较强调内在笔墨，有晴有雨亦有风，表现手段多样，学习时容易变化、发展，可变性强。

眼中之竹：即为自然界中的竹子，竹竿越粗，竹叶越小，竹竿越细，竹叶越大;弯节不弯杆。吴昌硕家乡以竹子为主，他对风竹的感情尤为深厚。吴昌硕画竹即是写气、写神，画气不画形，主要画风中竹子的态势。画面当中粗看竹叶悬空，实际上法度严谨。神不脱离形，神更高于形。写意画难度在于既不违反生长规律又能把“意”表达出来。所以，对物体生长规律的把握很重要。画家对客观规律把握很深，训练成熟，胸襟开阔，既能入化。夏昶画竹叶短，石涛画竹叶稍长，吴昌硕则把叶拉得很长，组织关系在大的势上发生变化，并非每个叶都长在枝上，但势及意是连在枝上的。其笔墨关系更加严谨，笔断意连，意到笔不到。

中国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松动，有如围棋，善弈者松。

徐渭的雪竹是松动的代表，画面当中的白都是空出来的，从笔墨的角度上来说，竹叶并未画全。但是由此而留出了空白，显得很松动，其小枝和叶子都是自然天成。这是他长期观察自然的结果，其眼中之竹已经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

胸中之竹：表现手法与思想格调及修养息息相关。法无定法，物有常理，用形来表现神，而神又要服从主题规律。客观美通过主观实现。中国画家要通过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思想来提高审美能力。审美能力越活跃，感受到的美的物体就越多。审美能力决定能否找到美、发现美，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又关系到了画面的格调。

写意更注重观察，所以写生很重要。客观事物经过主观加工，从而形成成熟的笔墨结构。这个笔墨结构须通过笔墨形式来表达，于是，胸中之竹变成了笔下之竹。这是中国画的关键。其手头功夫即笔墨表现力一定要强，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

从胸中之竹到笔下之竹需要成熟的基本功，每天练习书法和梅兰竹菊即为此服务。一笔下来要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神来之笔非偶然，产生这一笔绝对不容易。化腐朽为神奇也要手头功夫到位。

所以，“胸中之竹”为画家的要害。

从眼中之竹至胸中之竹，从胸中之竹至笔下之竹称为中国绘画的两度神化，这两度神化是中国写意画创作的基本环节也是关键环节。

第一度神化：把客观物象变化为成熟的笔墨形象(即客观物象，加前人经验，再加自己的绘画体验)

第二度神化：不脱离主观形象，但个人修养、绘画状态、品格更是中心。修养第一，个性次之。忘我忘法，旁若无人。忘我忘法的同时，还不能忘记胸有成竹。

由此可引申成为中国绘画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有理有法，清楚物象生长及存在的结构，以便形成成熟的笔墨结构。

第二阶段：重视趣味和格调，并且将水与墨发挥到恰如其分的地步。

所以，在此可将中国写意精神理解为：一味地强调技巧不是高度，其精神高度由文化思想及格调决定。要想提高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首先要在思想上有清醒的认识，扎根本土文化;其次由意象造型来提供中国画以生命力。纯抽象画、行为水墨及现代水墨没有了笔墨，缺乏中国画基本元素，应该与之拉开距离。中国画不可能发展成为纯抽象，边缘艺术可以发展，但不能称为中国画。

《化度寺碑》

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贞观五年立。欧阳询书。用笔瘦劲刚猛，结体内敛修长，法度森严。

楼 兰

曾是西汉西域36国之一，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罗布泊的西北岸上。地处中西交通之要沖，“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我国封建王朝经营西域的门户。

楼兰汉文木简、残纸文书先后有五批出土，历时一个世纪。这些文书除了数量较少的第五批外，其余各批均分藏在国外，其资料著录陆续刊布，目前旧著已很难寻觅。这种情况对国人研究这些文书墨迹，造成了很大困难，或知之甚少，或无法窺其全貌。这次发表的木简残纸文书墨迹，经过侯灿先生二十多年用心搜集积累，从中遴选出来。

就书法艺术而言，魏晋之际，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上承汉末隶书成熟阶段，并进而达到顶峰时期;下启由隶书蜕变产生的草书、行书、楷书今体书系统。

魏晋文书的书写载体，正值我国由简牍向纸质过渡的交替时期。从曹魏开始，木简文书逐渐减少，纸质文书不断增加，到前凉时期纸质文书几乎代替了木简文书。楼兰出土简纸文书墨迹，非常真实地展现出了这一时期复杂多变而又极具研究价值的情况。

这些书风资料，正反映了这个时期书写载体的发展规律，木简与残纸已经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系列文书群体。

清 · 华嵒《朱菊秋禽图》

作品鉴赏

扁豆花开，秋菊吐艳，画眉飞鸣，拳石剔透。新罗此幅，笔畅墨饱，妍丽秀雅，信手拈来，有生香活色之概。戊辰为乾隆十三年，新罗六十七岁，正是其画艺大成，精力犹旺之时，兴托毫素，神韵遂绝。

华嵒(1682-1762以后，一作1682-1756)，清代著名画家。字秋岳，一字空尘，号新罗山人，又号白沙道人，离垢居士，东园生，布衣生。福建临汀人，侨寓扬州。工诗善画、山水、花鸟、人物皆精，尤以人物见长，随意点染，无不佳妙。他年轻时做过工匠，据说曾为景德镇绘过瓷器。他在继承明清写意花鸟传统的基础上，受恽南田影响，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善用粗笔、渴笔，所画花鸟，草虫和小动物，形象都自然逼真，活泼生动，秀丽出众，富有生趣。画人物以简取胜，纵逸趣脱，标新立异，空中有画，着处无痕，独开生面。他寓居扬州较久，扬州人遂得传他的画派，最著名的有朱本、管希宁、李梅生、虚谷和尚等，其画风对清代和近代的花鸟画颇有影响。

旧藏者章绶衔(1804-1875)，字紫伯，别号瓜卢外史，浙江归安人。博学多闻，精于鉴别。

题识：园居怯困雨，层阴冒凝寒。景气忽疎远，篱蔓欲阑珊。鸟鸣下归翼，晚菊含清丹。流目猎四运，寄兴役毫端。戊辰十月新罗山人写于解弢馆。

局部高清

北宋 · 米芾《新恩帖》

米芾《新恩帖》 纸本 行书 纵33.3厘米 横48.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芾顿首再拜，

新恩吏部侍郎台坐。春和，

恭惟

神明相佑，

台候起居万福。芾即日蒙

恩。

大贤还

朝，以开太平，喜乃在己。芾

薄留泗滨，烝然来思，岂

无念哉?谨奉状上

贺，不宣。门人米芾顿首再拜。

新恩吏部侍郎台坐。

三月三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