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绍彭《云顶山诗卷》等杂书卷，行草书，纸本，26.1×303.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由四帖所组成，含《云顶山诗》、《上清帖》等，其中有诗作有信札，内容都涉及到四川的风物，是薛绍彭在四川作官时与友人倡和之作。
郑孝胥(1860-1938)，近代政治家、书法家、诗人。福建闽候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1935年下台。
楷书四大家是对书法史上以楷书著称的四位书法家的合称，也称四大楷书。他们分别指是：唐朝欧阳询(欧体)、唐朝颜真卿(颜体)、唐朝柳公权(柳体)、元朝赵孟頫(赵体)。四大楷书，在森严细微与俊朗大气中见分晓。今天，我们分别为大家着重聊聊四大字体的区别和特点比较。
1、欧阳询(557一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险峻，世称“唐人楷书第一”，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欧体：字体以“二王”为基础，融和了汉隶魏晋书法余韵，吸收诸家之长，于平正中求见险绝，自创新意，独树一帜。在用笔上和点画上基本上以方笔为主，间用圆笔，落笔轻松自然，干净利落，行笔缓慢含蓄，有顿无蹲，收笔不苟。点画讲究呼应连贯之气，笔画追求变化，点像三角形，横竖起笔多用方笔，撇奈多用圆笔，笔势灵活生动。钩画取法于隶，仪态饱满，气势开展，转折又多是方中带圆势，既显方劲，又见浑厚。在结构上取修长，四面均匀停当，严紧欹侧，峰棱比较突出，左收紧，右舒展，竖为主干，横成图案，法度森严，于平正中求见险劲。中间匀集紧密(中宫较紧)，大都向右扩展，而字的中心一般多见稍偏左，险劲奇巧，沉稳严谨，无懈可击。
2、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一变古法，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代表作《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等。
颜真卿《勤礼碑》
颜体：广泛吸纳六朝、隋、唐书家的技法，兼收并蓄融为一炉，法前人而愚新意，开创新的风格，笔画劲挺肥厚，间架平整茂密，气势磅礴多变，上密下疏，似泰岳之高耸。行笔雄健，起笔藏锋圆转，笔笔中锋，用墨横轻竖重，奈笔有“蚕头燕尾”之态，转笔多长用提法，圆转直下，而不取折笔。转折处多呈现内方外圆。钩笔笔法多成鸟嘴状，字形结构宽博方正饱满，左右基本对称，端庄平稳，表现出雍荣度大、开阔雄伟的气概。颜楷特别加强了运笔用腕的作用，更多地运用藏锋，形成雄厚、丰润、劲健的特征。颜体的笔画一般对称，但是竖画大有向内环保之势，略呈弧形。造型隶书笔意十足，是整个字外观圆深，内含雄强，具有深厚的艺术效果。
3、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唐朝京兆华原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代表作《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柳公权《神策军碑》
柳体：晚唐著名书法。初学“二王”，后习隋唐各家笔法，后进一步把变用颜体，另辟蹊径创新独树一帜。书体结构严谨，疏朗开阔，格局方正，劲健挺拔，骨力洞达，神采俊发，因此成为后世楷模。其点画遒劲刚健，富有弹性，横竖撇奈笔势都向四面伸展，大局势开阔，“竖钩”“斜戈”，往往采用适当的上伸和下延的写法，使字显得昂首屹立，雄资磅礴。横画多采用方起园收，竖画多用逆峰起笔，顿笔之后引峰下行，收笔多采用悬针或者垂露法书。撇奈多有一定的弧度，虽然出锋挺拔，但有着内部的骨力。用笔行驻提按精悍出神。以颜体为基础，结字紧凑疏朗豪放，中宫收紧，四面开张，紧而不拘，疏而不散，规整中富有变化，平正中偶出险奇。
4、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今浙江吴兴人。他善篆、隶、真、行、草书，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楷书圆润清秀，端正严谨，又不失行书之飘逸娟秀，世称“赵体”，代表作《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赵孟頫《胆巴碑》
赵体：以楷书艺术成就最高。所做楷书，中锋用笔，平顺和畅。结构匀称，从而得妍媚丰满，婉转秀劲，之美，大与欧、颜、柳子的风格显然不同，其代表作《胆巴碑》。赵字特点是姿态繁多，圆活生动，顾盼呼应，其实连贯，横画竖下笔，中间稍提笔行走，收笔回锋，整个运笔沉稳果断，一般都是向右上取势。竖画大多垂直常常根据结体的需要微带左弧状，弧形向着字的中心环抱。折法在横竖交接处，稍顿一下，就势顺笔一拓直下，既不显棱角也不流于圆滑，绝无抛筋露骨之弊端。这和颜柳提笔另起，蓄势外拓的写法不一样。撇奈行笔较快，笔画犀利，大都锋不外露。结体匀称舒适，笔画疏密合度，边旁部件配合融和。但是应该着重注意，赵体字流畅圆润，但是行笔较快，书写时切忌浮滑笔力软弱，锋芒显露，不可只求外观圆润甜美，不查骨力内涵。
康殷，(1926一1999)，别署大康。男，汉族，祖籍河北乐亭，1926年4月出生辽宁义县。1944年入吉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西画。中国当代古文字学专家、古玺印专家、篆刻家、书法家、画家。曾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著有:《古文字形发微》、《文字源流浅说》、《古文字学新论》、《说文部首诠释》。编纂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
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右中允，入直南书房。少年读书刻苦，颇富才气。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著有《全秦艺文志》、《赋体丽则》、《秋泉居士集》等。授翰林院修撰，修纂《佩文韵府》、《全唐诗》、《渊鉴类函》等书。包世臣还将汪士鋐书列入“佳品上”。汪氏卒年六十六。
汪士鋐书法宗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在康乾时期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其自述学书历程云：“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
汪士鋐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与姜宸英齐名，时称“姜汪”。著有《全秦艺文志》、《赋体丽则》、《秋泉居士集》等。
汪士鋐在书法上有一定的造诣，与姜宸英、笪重光、何焯、称“康熙间四大家”。其在书法上得姜宸英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因被友人讥为木板黄庭，后来一变学赵孟頫得其弱，再变学褚遂良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
汪士鋐书法作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汪士鋐的手札《东坡评语》，这是汪士鋐书录苏轼写在《唐氏六家书》后的一段题语。《东坡评语》纸本，行书，纵91cm，横50.9cm。释文为：余谪居黄州，唐林夫以书遗予，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次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右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汪士鋐。下钤“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钤“秋泉”印。无鉴藏印。
汪士鋐书法作品
《东坡评语》文中“唐林夫”即宋代唐坰。其书法主要以行、楷书见长，存世作品中行书较为多见。此幅行书书法作品瘦劲挺拔，疏朗有致，分间布白分寸均衡，点画波澜翻飞，笔笔送到。有着“瘦劲”、“老劲”、“书绝瘦硬”之态。
汪士鋐还有手札《乞鹤名扎》，此札不足50字，共8行，行间布白上，第5行与第8行起，似有意跳出半格起笔，以形成错落之势。释文为：公事有费清神。谢谢。鹤铭有友在此欲看。乞暂付来。若老长兄不嫌拙恶。容日再奉上。年门世弟鋐顿首。勉斋门长兄。札上钤有“廷济”、“郑照”、“松斋”三枚鉴藏印。
汪士鋐书法作品
从《乞鹤名扎》作品中看出“事”、“有”、“友”、“老”、“不”等字皆以方笔入纸，厚实果断。行笔率意直往，能感受褚遂良秀俊与赵孟頫圆熟两种风格的融合，而最能打动人的，牵丝萦带而直至笔渴。如“在此”、“看乞”、“容日再奉”等处。汪氏书法瘦劲的风格，与其善用枯笔是分不开的，作品中“年-门世弟”、“勉斋门长兄”两处的枯笔瘦劲如万岁枯藤，耐人寻味。
汪士鋐书法作品
《乞鹤名扎》札后有嘉庆三年解元张廷济的跋语：陈沧洲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张廷济。我们从张廷济的跋语可知信札的内容与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募工打捞出五方《瘗鹤铭》残石一事有关。
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与汪士鋐等命工起残石于江中，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残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汪氏所著《瘗鹤铭考》即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张弨《瘗鹤铭辨》折衷之，搜罗汇考颇称详尽。碑派书法经典《瘗鹤铭》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说明清初书法由帖学转入碑学之过程是渐变而非剧变。
汪士鋐书法作品
这种帖学转入碑学渐变是由于清代书法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彼消此长，各领风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来帖学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清初书法仍承继明代帖学的余绪，代表书家为由明入清的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人。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致使清代前期董书弥漫书坛，为一般帖学书家顶礼膜拜。这看来汪士鋐的书法学董只是受到时风左右。
汪士鋐在书法上与姜宸英齐名，并称“姜汪”。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进士的那一科当属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闻名，屡试不中，后因康熙帝识其书法风格而被特擢一甲探花，而汪士鋐举一甲状元，此科状元、探花皆当时书坛名家，学董高手，一时传为美谈，并将清初崇董书风推向极致。作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却尚慕篆、隶，书法观念开始逐渐转向碑派，在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
汪士鋐书法作品
上海图书馆举办明清名家手稿展览，出示馆藏《汪士鋐致勉斋书札》一通，内容涉及借阅《鹤铭》善本之事。其后有张廷济跋语：“陈沧洲(鹏年)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此札书法虽无法摆脱董氏藩篱，但却蕴藏着帖派向碑派渐变的思路，还承载着一段《鹤铭》运转佳话，可谓集数美于一札，眼福!
形神兼备与否，是评价书法艺术水平高低的的标准。所谓“形”，是指一幅书法作品的点画结构、篇章布局等;所谓“神”，是指书法作品所展现的神采、气韵等。作品中缺少神采，就好比缺少风采、徒有美丽外表的少女;自然，如果作品中缺少“形”的精心制作，那就是鬼画符，更谈不上“神”了。
古人对书法创作中的“形”与“神”的问题十分重视，特别是注重“神”。南朝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米芾的书学之路，可谓典型例证。一开始他苦学百家，自谓“集古字”，但米芾不愿停留在重复前人书法这一层面。他秉承宋代“重意”的书风，以神采为上，以“神”统“形”，终于创作出有个人面貌、神采飞扬的书法作品，奠定了他作为历史上少数杰出行书大家的历史地位。
杰出的书法家注重神，并非不注重形，他们深知书法的神，体现在点画章法中。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不仅有神韵，而且点画、结体、章法均耐看耐品，技艺精湛。当代书坛有不少书家一味追求个人面貌，不大注重字体线条、结构的力与美，有的甚至软、散、粗、鄙，遑论书法神采了。
因此，若使自己的书法作品富有神采，就必须在大量临摹经典书法作品的同时，细心揣摩杰出书法家作品的一点一画，从中悟出他们是怎样同通过线条、结体和章法体现书法的神采的。否则，如果一味注重形质，而忽视神采，写出的书法作品肯定是机械呆板、了无生气。
松华，生卒年不详，字月秋，晚号庸臾，昆明人。曾任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秘书，云南民国时期的名人。善书法。
在直线贯气的办法中，作品更多地显示出的波澜不惊的平和气象。为了增加行书的动势，更能有效实现笔墨达情，在行书创作中，更多的作品使用的是曲线贯气法。书家在营造行气时，有愈打破单个字的端正平稳的排列模式，使字在体势上左欹右侧，这样单字的中轴线就不是垂直的，而是倾斜的。一行之中的单个字的中轴线的连线自然成了一条摆动的曲线，通过它将字与字联系起来，这种贯气法能使作品的行气流畅，又起伏多变。
此种贯气法使用十分广泛，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写内容.不同的风格取向，不同时代文化影响，使得这种手法的表现千姿百态，它在行书的章法布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深人细致地分析和应用。
王羲之的《兰事序》通摘使用的都是曲线贯气法，似斜风细雨.小幅振动、平和的外在形式中班含了无限丰富的奇异内容。
颜其卿《争座位稿》换动的幅度明显加大，加之笔势加强了呼应和连带，整个行气酣畅流转，势不可挡。
王铎《忆过中条语轴》单字的倾斜度进一步加大，字与字的中轴线的对接的吻合度降低，冲抽性增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折线型对接，如第1行的“至”与“河”之间，第2行的“吾”与“乡”之间便是。王铎在用笔和行气的处理上。有愈减缓了纵向上的流畅度，使整幅作的张力在这种减缓的压缩中得到，积奇崛而又雄强的气，息扑面而来。
附录：邓石如隶书册小说
文/韩天衡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少敏颖，好刻石。经梁巘介绍至江宁梅镠家，观秦汉以降金石善本，客梅宅八年，笃志摹习，不舍昼夜，成其印艺及书艺大业。印艺上探秦汉魏晋，下法梁衮——程邃，且以书入印，刚健婀娜，开印坛皖派，与浙派相颉颃，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功莫大焉。书法精四体，且皆有独特面目。其弟子包世臣称：“怀宁布衣篆、隶、分、真、狂草，五体兼工， 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清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高傲的赵之谦，对邓氏也极服膺，称： “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
邓石如不愧为清中季的杰出书家。千秋帖学，至乾嘉已成强弩之末，正是在解人哀叹书艺江河日下之际，邓氏以独有的天赋，顽强的探索，成功的突破开辟了篆隶书艺的新风尚，南水北引，滋润八极，为之后的篆隶书艺起八代之衰而直逼秦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故而，以为晋唐以降、书艺一代不及一代的式微说是有其片面性的。公允客观地说，帖学自唐以下陈陈相因，是走下坡路的，而以篆隶为主干的碑学书艺则以乾嘉为拐点，呈现出勃兴的势头，领此风骚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物，若邓石如、伊秉绶、何子贞及先前的金冬心，都是振兴书坛的功臣。
诚然，邓氏四体皆擅，毕竟有文野、雅俗之别。他的篆书以隶笔发势，得前所未有的纵横捭阖之妙，一洗先前作篆描划纤弱之弊。隶书杀锋取劲，若钢刀之刻石，自具精气弥满， 一洗明清人刻板做作之弊。篆隶以其最强项，开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也巨。故赵之谦有“山人书以隶为第一”之誉。诚然，笔者以为其行草，似少了些清狂之趣，而稍涉俚俗，这或许是才人多艺，不免有其精力不逮处;也许是对篆隶书过于追求雄强，而在行草上衍生出率意轻漫的心态。这也是不可苛求的。
这本隶书册，作于嘉庆己未(1799)年。体势值由雅驯而趋开张，笔意由温润而趋劲豪，气格宏阔而无纵横习气。是一件由厚积走向勃发之际的别致的佳作，多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