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持心甚严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终极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目标，并且他也臻达了这种理想境界。于书法一道，他将其与礼仪、学问作整合观，视为人生修养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地就书论书。

颜柳的雍容和挺拔，藏逆与收放，曾国藩总督完美地将婀娜刚健融为一体，小楷《曾白珩先生墓表》彻底让您感觉到这位清朝士大夫的翰墨功夫。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给孩子留一笔资产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每一个做父母的，不管家庭状况如何，都想对得起自己的子女，让孩子以后拥有一笔财富，希望孩子们离开自己的庇佑后能经得起风雨，保障他们过着幸福美满安康的日子。特别是富裕的家庭，这种观念更加严重，这种思想一辈一辈，周而复始，世代相传。父母好像为哺育孩子才来到世间，是为后代的幸福活在世上，一辈子都是做着孩子打工仔的角色，贡献自己的一生，即使自己在老弱不为丶风蚀残年的情况下，心中也在惦记着给孩子留些什么来保障他们以后生活更美好。中国一代一代的父母真的既伟大而又可怜。

直至现在，家庭传世收藏延续一千多年。国家昌盛经济繁荣，国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也繁衍了大量资本雄厚的家庭，这种观念在他们心中更加强烈。一是想在当前自已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投资收藏，好给孩子留下一堆宝物，供他们今生享用，保障孩子生活美满幸福，即使在他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度难解危;二是担心自己资本将来出现不测，留一批“宝贝”备急之用，给家庭今后生活也留个“底气。”

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4.255亿元，拍卖金额：4.255亿元

在一代一代的中国传统收藏中，因中国人具有深厚的文化情节，艺术品成为他们收藏的首选目标，特别是书法和绘画作品，因观赏性强，品格风雅，能够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以及具有传世资本价值的长久性倍受青睐。宋元至今，追求书法绘画艺术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时至今日，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书画艺术品已从历代的王公贵族丶官宦名流丶文人墨客家的专享藏赏之物，进入到现在的普通人家宋元明清时期玩收藏的人是以名人字画为主，而那个时候的收藏家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在每个朝代的各个时期，虽然也多灾多难，经济环境和各方面的条件与现在无可比性，但传承艺术收藏的一些家族，竟在二三百年家族能不倒，中间虽有危难，但几幅名人字画就会化险为夷，度难解忧。

在日本和西方一些国家，也特别讲究家族式的传承收藏，而且艺术品视角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特别讲究作品的传世意义，也为了达到传世的意义和规避风险，他们在选择画家上十分严谨，认真评判书画家的艺术水准，在投资收藏方式上，他们特别讲究“爷爷买，孙子卖”这种隔代卖的收藏投资理念和方式，而且这种隔代卖的时间差正好体现出爷爷那个时期的作品，到孙子辈时正好上升到一个良好价位。他们每年卖一两幅爷爷买的作品，然后，再用此款收一批当代优秀艺术家作品收藏流传。如果按我年龄算起，我现在卖得作品应该是我爷爷同期的艺术家作品，也就是齐白石到李可染这一年龄段限的画家。就这样，家族良性的传承艺术品投资收藏，使艺术品成为家庭最优质的传世财富。

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2.668亿元

文化艺术品收藏也是传承家庭文脉的一种优质方式。一个家庭没有文化是很可怕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大打折扣。文脉的延续对一个家族的品格和思想素质以及文化修养的熏陶极其重要。并且投资收藏的艺术品随着时间的延续价值不断的体现和放大。世界上也只有艺术品的价值具备永久性和很强的价值复活力量，多少战争和灾难过后，艺术品的价值能再次复活，而其它的一切荡然无存。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权贵富贾多如牛毛。就拿清朝山西票号银行来说吧，家家可是富可敌国。

那时，这些票号老板们高枕无忧的想，他的财富就是十代八代子孙也用不完，如果有先见之明者告诉这些票号老板们三年之后就会穷家荡产，就是杀死他他都不会相信;前些年，当代那些有几十亿的超级富豪，十年下来至今已所剩无几。他们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你对他说过几年他就会倒闭破产，他听了绝对不会相信，过几年他真倒闭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钱怎么没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位搞企业的浙江朋友，前些年经常从我和朋友那里拿画送人，当初他送出去的画虽没花多少钱，但目前已增值到两个亿左右，可是现在他的企业却面临倒闭。当初百万对他都不算钱，现在几十万对他都是巨款。假如他还有两个亿的艺术品，不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吗，那个时候我让他自己留一部分收藏起来，他置之不理。

书画等艺术品的价值久经不衰是它自身的文化艺术价值的体现。别看一幅小小的作品，它是国家文化艺术的传承元素，它是体现国家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的重要力量，它是宏扬国家文化艺术的中坚。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收藏，最终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和家庭受益，试想，如果没有民间收藏，国家的文化艺术不可能良性延续传承，历代的文化艺术珍品就不会保留至今，中国文华就层层断代。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什么样：国家文化无源如人无脉无宗，孤魂野鬼。所以，家庭收藏对家庭对国家意义是重大的，艺术品价值的永久性就体现在这里。

书法作品的创作，不仅影响人们对书法的欣赏，更是作品是否值得收藏的关键因素。因此， 书法创作中所遵循的“古”“雅”“静”“正”，是书法作品是否具有欣赏及收藏价值的基础。

古

宋曹在《书法约言》中说：“学书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悟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

入古就是要扎根传统、深入学习古人书法。不仅要懂得古人的笔法和墨法，更重要是要通过临摹、体会并融会贯通，用心去体悟书写之道和自然之道。这些都要经过大量的临摹，技法训练并用心体会才会有所得。从侧面体现出书家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态度和掌握的深度、广度。

雅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概括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书法有雅俗之说。黄宾虹也曾说“艺有百病，常病皆可医，唯俗病难医”。书法如何达到雅的境界?我以为无外乎三条途径：一曰做人，二曰读书，三曰追摹古贤。

所谓做人，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所谓读书，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因此，可能有不善书法的读书人，但决没有不读书的书法家。书法是一种以汉字为载体，以笔墨为手段，以性情为灵魂的艺术形式。因其具有极强的民族性，所以更注重传承。未有不临摹古人而成书法家的，不古必不雅。也体现了一个的修养与层次。

静

王筠句读：“采色详审得其宜谓之静”。审美之“审”字的本义是——色彩思维，或视觉思维。因此，“静”的原意不是安静，而是：色彩安排很合理，很有章法。静的本意是不争，不争则能知足常乐。不争意味着不贪求名利，顺守自然。

“静”的引申义是指一种悠远的境界，宁静可以致远，可以获得智慧灵感;一个静字，蕴含了古人圆融通达的智慧，更让我们感念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哲人云：“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如果能不争，心就能静，静是一种安详平和之态，是一份怡然自得。所以古人赞赏：静居则安。这大概也是养生学主张的观点。体现了人处世的一种泰然心境。

正

唐柳公权有“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之说。欧阳修以为：“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正，也是现在所倡导的正能量，是中国书法的灵魂。学习书法，当以陶冶性灵为宗旨、以正本清源为要义，立正义、扬正气、弘正法、见正艺、行正道。也是书家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集中体现。

当今社会迅猛发展，尤其是进入高科技时代的二十一世纪，随着家用电脑的普及，人们对于文字的处理应用既方便又快捷，手写的时间或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但是，作为传统的思想交流和传递信息方式之一的手写文字，并不会被完全取代，或者说永远也不会被抛弃。特别是具有欣赏价值的书法艺术，它将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古人云：字如其人，字是人的脸面。人人都想写一手漂亮的字，可是很多人又苦于写不好，究竟如何才能写好字呢?这里就学习书法途径之临摹谈一些初浅的看法，以便与同道切磋。

一、惟妙惟肖是临摹的基础

学习书法首先要临摹，这一点已经是无可争辩的共识。所谓临摹就是要把历代书法作品中的精华拿到我们自己手里，再变成书法家独具个性的面貌。学习前人首先要毕恭毕敬，他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要弄懂他的含义，学习他的形态。一是不要有私心杂念，要抛开自己习惯的写法，一笔一画地依葫芦画瓢;二是不要随便乱造，不要自认为某一笔画不好看，给他改一下吧。记得多年前，某单位请林散之先生写了几个招牌字，一位领导拿过毛笔将其中一个笔画根据自己的意向作了修改，令在场的人为之乍舌。临摹还应该注意方法，不能死临，熟能生巧这句话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来说是可以的，但对艺术来讲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熟练，但不能“俗”，熟能生“俗”，熟能生“死”。曾经见过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酷爱王羲之的《兰亭序》，且临池不辍，所临书稿简直可以乱真。可是再看他的创作书稿，一点《兰亭序》的影子都没有了，而且是俗不可耐。所以，要带着脑子去临摹，确切地说要“带着‘贼’脑子去临摹，做人要诚，做艺术要‘贼’”!(孙伯翔语)不能认为只要天天写、天天练，写来写去就能写好了，不见得!多写固然是写好字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不用心去揣摩，将永远被拒之于艺术殿堂的门外，古人强调“心摹手追”、“字为心画”的道理大概就在于此吧。

二、形神兼备是临摹的关键

形神兼备就是不仅笔画写的像，就连每个字的间架结构和通篇气势都写的像。要处理好笔画与结构关系，首先应从前人那里得到它，再从前人那里变化它。要做到这一点，第一重要的就是点、线、笔画，点线过关，笔画得法，从点画至结构，从形到神。

古人一贯强调以形写神，如果形都不像，又谈何神似?往往初学写字的人会有这种情况，第一个字写的比较像，第二个字写的有点像，第三个字写的不太像，第四个字写的更不像，第五个字就一点也不像了。要想结构好，一定要先在点画上下功夫，达到精熟的程度。就是要作到落笔成型，这些都要建立在兴趣和爱好上，只有酷爱才能去追求!庖丁解牛，他天生就爱解牛，他不是把牛看成整牛，而是把牛看成是每个大小不同零件的组合，所以，他对每个部位的骨骼都很熟悉，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我们也要把每个字的笔画看作是合格的零件，创作时灵活运用，想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临摹练习后，争取做到第一个字写的不太像，第二个字写的有点像，第三个字写的比较像，第四个字写的非常像，第五个字写的就分不出你和他了。还要背临，就是合上字帖也能写的和他一个样，才算是基本掌握了。我们经常会看到书法水平较高的人，无论什么字，经他们的手写出来总是好看的，这与点画的精熟以及深谙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

三、碑帖选择是临摹的根本

初学书法选什么碑帖?这要看自己的喜好，中小学生也可以有老师帮助选择。选择什么碑帖也就意味着学习那一家书体，也就意味着学习或将要继承某一书法家的风格。如著名女书法家萧娴，曾受教于书法家康有为，她的书风就很像康有为的风格，书法家舒同曾入手于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他的书风就像何绍基的风格。当然，也有一些书法家在学习和掌握前人书风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但绝大多数或多或少会流露出继承自哪个碑帖和某个书体，还没听说过(恐怕根本也找不到)哪一个人没有临摹过碑帖而成为书法家的。相反，凡是著名的书法家都是临摹碑帖的高手，历代临摹《兰亭序》成就为书法家的人不计其数。选择好碑帖后，就要脚踏实地的学习，有一句话叫做“咬住青山不放松”，盯住一家碑帖练习，一定要真正掌握后，再换换其它碑帖临写，吃透一家终身受益，做到精致就不错了，切不可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有人说过，先临百家，后成一家，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是，不要片面地理解为临了一百家以后，就成为书法家了。历代流传至今的碑帖都是经过几千年的大浪淘沙的瑰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临写，不要人云亦云，欧、颜、柳、赵、褚各家皆好，又各有特色，任选一家都可以，既不要尊柳贬颜，也不要尊碑贬帖。

四、继承创新是临摹的目的

临摹好比战士演习，摸爬滚打，每一项战术要领都要掌握，否则到打仗时再去瞄准就来不及了。学习书法，每一点画都要精致，竖要竖到家，捺要捺到位，学龙像龙，学虎像虎，学习颜真卿就要像颜真卿，如果写的不像还谈什么继承。要“脱胎换骨”，就是要把自己的写法甩掉(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完全按照碑帖中写法练习。更要紧的一点是运用，学了不用等于没学，以上说的那位老先生为什么创作的作品就没有《兰亭序》的影子呢?那就是把临摹和运用割裂开了，学用不能很好地结合。很多学习书法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学来学去仍然写不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能把碑帖里学的写法用到具体创作作品中去。那就是要做到，离开字帖你也能写出和字帖一样的字体来。否则你守着自己的写法不放，又如何能够学到别人的东西呢?那就更谈不上继承了。另外，还应多读帖，认真研究所学碑帖的特点。读帖和临帖起码各占百分之五十，甚至是六比四，通过读帖悟出其中的奥妙，从而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据传，毛泽东的案头经常摆放一些历代书法家字帖，可他日理万机的事务不可能有时间临帖，但是他那气势磅礴、独具风格、带有醉素体貌的堪称一绝的毛体草书，无不是从读帖中悟到的真谛。总之，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够创新，才能够逐步形成自己的面貌或风格，不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要学好书法，除了以上这些方法，还应具备多方面的修养，时刻注意观察生活，如历代书家有观夏云、飞渡、摇橹、舞剑……从大自然中发现美，做到落笔成型，成竹在胸，随心所欲。只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甘寂寞，自然会水到渠成。

陈独秀扇面书法

200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了39位书法名家，评定“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原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先生也入秩其列。沈尹默(1883—1971)的书法成就，以行书最高。郭绍虞教授生前评论沈尹默书法时说：“运硬毫无棱角，用细毫有筋骨，得心应手，刚柔成宜。用笔粗处不蠹，细处不弱，骨肉停匀，恰到好处。”沈尹默的书法誉满天下，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沈尹默当年的书法练习与陈独秀对他的一次批评有密切的关系。

1909年底，陈独秀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时，和高君曼同居，过着隐居式的生活。在陆军小学，他又遇到了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1878—1938)。刘季平自名“江南刘三”，是陈独秀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窗。《苏报》案后，邹容死于狱中，遗体被弃置“化人滩”荒冢地。刘三冒杀身之祸，将邹容遗体运回自己住宅“黄叶楼”，为其营葬。此举被章太炎誉为“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刘三确实是古道热肠的知识分子，“尚气谊，重然诺，与人交肝胆相照，人多喜与为友。”陈独秀认识刘三以后，经常到他家里闲坐谈论。有一天，陈独秀在刘家见墙上新挂了幅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沈尹默”。“沈尹默是什么人?”陈独秀问刘三。刘三回答：“沈尹默也在校任教，去过日本。”陈独秀说：“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刘三说：“昨日，沈尹默在我这儿喝酒，回家乘酒兴写的。他爱好书法，15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不足。仲甫若有兴趣，哪日我带他去你处坐坐?”陈独秀忙说：“不必，不必，还是我去看看他吧。”

沈尹默书作

第二天，陈独秀敲开沈尹默家的门。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听了，觉得真是刺耳。天下还有这样的人，素不相识，见面便把人贬一通。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字确实平常，忙招呼客人坐下。

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尹默情绪受了感染：“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尹默很虚心，就乘兴和他谈起了书法。

沈尹默说：“前日，刘三请我和哥哥沈士远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时，乘酒兴写了那幅字，让你见笑了。”陈独秀赶紧摆了摆手：“我是快人快语，你别介意啊!”

从此，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以及谢无量等常在一起以诗酒自娱。陈独秀1910年在一封致苏曼殊的信中说：“去岁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尹默，……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1914年7月，陈独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便在其编的《甲寅》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有天留巨眚，无地着孤身。大火留金铁，微云皱石鳞。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可见杭州的这一段生活给陈独秀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沈尹默也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写到：“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谢无量等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学书都是从“馆阁体”开始。但陈独秀的字却是以能见天质为指归的，天生的反叛性格在陈独秀初学写字时就有所表现。十几岁的他就坚决反对学习“馆阁体”，而只是一味在碑帖上下功夫，因而他的字线条洒脱、流畅，行笔不拘，行、草、篆、隶皆能达信笔挥洒，纵结缠绵，并臻妙境。诚如清代书法家赵所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

陈独秀以专家的眼力对沈尹默的尖锐批评，如楞严棒喝，令后者倏然警醒，沈尹默此后发愤异常，“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两三年后，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板，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始学行书。1914年起，沈尹默任北京大学教授。1916年秋又被蔡元培委为主持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沈尹默的苦练当时可说已初见成效了。

沈尹默《曼殊上人诗卷》

沈尹默非常敬重陈独秀这位诤友。1916年的11月27日，汪孟邹、陈独秀同车赴北京。某日，他们走访北京大学，在校园内路遇沈尹默。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沈尹默便把陈独秀在北京的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随即赴陈独秀住处，诚邀他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30年后，陈独秀飘零沦落于四川江津。沈尹默其时也在四川，曾写诗赠陈独秀。可是陈独秀仍然称沈尹默的字与30年前无大异也。他明确反对死学二王，就沈尹默学二王一事提出他的看法：“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抗战胜利后，沈尹默辞去监察院监察委员之职，专力临池赋诗。但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沈尹默的书法才真正进入了全盛期。由于沈字法度精严，气息典雅，圆润秀美，清雅遒健。不作怪奇之体，在平正中求变化，在变化中见姿致，因而雅俗共赏，从者众多，也成就了沈尹默一代书法大冢的地位。

宋徽宗赵佶酷爱写字画画，于是他在上台后的第四年，做出一件前无古人的举动：兴办书学、画学。这在中国的书法、美术教育史上，值得记上一笔。

那是崇宁三年(1104年)的六月，他下令在国子监设置书学、画学、算学，各“学”类似现在的专科学校。给算学的招生名额是210人，同时给书学、画学的名额也定了下来。下一步就是选择各“学”的负责人和教授人才了。

办这种专门性很强的艺术类学府，而且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选择领导人才和教学人才当然是第一位的事情。书法方面的人才这时特别不好选。当时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大家有的已经故去两三年，健在的也不能任用，因为他们都属于“元祐党人”，是徽宗皇帝镇压的对象。

就在成立书学、画学的同一个月份，徽宗还在恶狠狠地下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这块“奸党碑”由徽宗亲笔书写，列入奸党名单的有309人，宰执以司马光为首，尚书以苏轼为首，黄庭坚也名列一般官员之中。同时徽宗还下令，对“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

但书学、画学还是要办的，于是书学的领导人选初步选定为米芾。

继苏、黄之后，当时米芾的书名已属全国一流。虽说米芾是苏轼的朋友和学生，但元祐年间他尚年轻，官职也低，也没乱讲话，所以没进“奸党”名单，这是他的一大幸事。此时的他正在“知无为军”(今安徽无为)，治理无为、巢、庐江三县。宋时“军”的职级与下等州的知州相同，为“副厅级”，正好各“学”的领导人也是这个级别，所以调米芾来书学任职，倒是顺风顺水。米芾是个艺术种子，本来就不爱做官，突然有这么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差事落到头上，他自然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好觉。

米芾来到京城开封时，画学的领导人选还没物色好。这时有人建议说米芾不但字好，画也是全国一流，就让他一人做书、画两学的博士算了。徽宗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人选，让米芾一人兼着倒也可以，于是米芾就成了“书、画两博士”。

一边忙着招生，一边忙着制订教学计划，新官上任的米芾甚是忙乱了一阵子。当时米芾给书学的生员规定了主要课程：专业课是习练篆、隶、草三体;理论课为《说文》、《尔雅》、《大雅》、《方言》;政治课为《论语》、《孟子》等。对楷书、行书的教学，规定以二王、欧虞颜柳的字帖为教材;草书则以章草、张芝为法。考试的要求分为三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韵清古，老而不俗”为上等;以“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为中等;如果写出的字“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这就只能定为下等了。考试成绩为下等的生员即不得毕业，不能授官。

米芾给画学学生规定的专业课是学习画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理论课是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政治课与书学大致相同。学习《说文》是为了让学生会写篆字，练习笔下的线条，学习《方言》、《释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考试学生的画作，“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

书、画两学的工作正在进展着，一件令米芾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第一届生员刚刚开学不久，即在崇宁五年(1106年)的正月，朝廷突然又下令废除书、画等学。书学、画学刚刚成立就被废除，着实叫人摸不着头脑。好在过了十来天，朝廷又把它们恢复了。

就是在这次“兴废不常”的混乱中，米芾成为短命的“书、画两博士”：他被平调到礼部任“员外郎”去了!宋朝的六部各设尚书(正部长)、侍郎(副部长)，各部下属部门各设郎中(正司长)、“员外郎”(副司长)。这“员外郎”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呢?《宋史》说：“凡郎官，并用知府资序以上人充，未及者为员外郎。”这也就是说，米芾当这个员外郎，级别属于平调。这样的调动，明显是朝廷对他在书学、画学工作的不满意。

又过了几个月，朝廷对米芾新的任命又下来了：让他回到外地，“知淮阳军”去，级别还是“副厅级”!这“淮阳军”管辖下邳、宿迁两县，米芾的官职是越来越小了。

一年后(1107年)，可怜的米芾就去世了，年仅49岁。米芾的官场经历非常不顺，而他创办的书、画两学命运也不好，到了大观三年(1109年)，书学、画学被徽宗彻底解散，尚未毕业的生员被安置到了不同部门，书学生入了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了翰林图画局。到此为止，宋徽宗首创的书学、画学就算寿终正寝了，前后只存在了四五年时间，此后再也没有谁去恢复它。

米芾在书学、画学的任职经历竟然如此短暂，3年中竟经历了3次工作调动，史称米芾“从仕数困”，当然也包括这一次在朝中的大“困”。后人不明就里，一提起米芾任“书、画两博士”，就想当然地以为他很受徽宗欣赏，很受奸相蔡京重用，否则不会有这样的“美差”落到他头上。其实从他的这段真实履历当中，可以肯定地看出，这次进入中央部门，宋徽宗并不喜爱他，奸相蔡京也没关照他，否则他不会如此窝囊地来去匆匆，从“知无为军”平调而来，最后又“知淮阳军”平调而去。

是何原因让米芾在朝中如此不受重用?不是他艺术能力不高，也不是他领导能力不强，我想还是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和他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导致他无法与这昏君、权臣长期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