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体楷书发展成熟之后，北朝后期书坛出现了一股复古书风。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业已式微的篆书、隶书大量复兴，而楷体风貌亦由“洛阳体”的斜画紧结转变为平画宽结，一些碑碣墓志将楷法与篆隶相杂，形成复古潮流。其成因复杂，与当时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密切相关，文章拟分五点探寻北朝后期复古书风形成的原因。
东汉熹平石经 拓片
北朝后期(534—581)，书坛出现了一股复古潮流。在北魏洛阳体楷书发展成熟之后，北朝后期铭石书风发生较大转变，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石刻中篆、隶书增多，打破了北魏楷书“独霸”书坛的局面。且楷书体势由“洛阳体”(北魏《元桢墓志》)的斜画紧结，转变为平画宽结的宽博疏朗面貌(东魏《元湛墓志》)。一些碑碣墓志将楷法与古体篆隶法相杂书写(西魏《杜照贤墓志》)，被称为“复古体”，亦称为“复古铭石书”。黄惇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也提到这种刻意的复古回潮：“北魏楷书进入高潮以后，又出现了楷隶交混甚至掺入古文字的复古回潮，貌似北朝初期的隶不隶、楷不楷的作品，只要仔细鉴别一下，它那种故意追求的隶书波挑和舍弃楷书用笔方法的复古意识，便可一目了然。”其对古体的有意追求和对楷书的舍弃意识，存有一定程度的自觉，符合“复古”的特征。这是在字体发展成熟之后的大规模复古潮流。复古铭石书的这种书风突变，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各个时代书法风格的变迁，总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朝后期书坛这种复古的风格转变，亦与当时政治、文化等诸种因素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五点：一为政治动荡造成的原正体即“洛阳体”的衰落;二为新兴政权政治复古的支持与推动;三为统治者对古体正脉的保护重视;四为北方高门家学古体文化传承;五为政治文化双重影响下北朝文人复古意识的自觉。
北魏高庆碑 拓片
一、政治动荡造成的原正体“洛阳体”的衰落
复古铭石书的书风“突变”，与前一时代稳固的风格“洛阳体”突然缺失有关联。而成熟的“洛阳体”在短时期内发展势头锐减，与政治动荡变迁关系很大。北朝后期铭石书风骤然转变所出现的“复古风貌”是相对于北魏“洛阳体”而言的，“洛阳体”即北魏时期多在洛阳地区出现的，具有“斜画紧结”面貌的成熟楷书。北魏时期，以楷书为主流的“洛阳体”，是吸收了南朝新风逐渐形成的符合书写习惯的新体，具有结构系统稳固，风格多样的特点，在北魏后期作为“正体”一直占统治地位。“洛阳体”顾名思义，多集中于洛阳地区，其书手多在洛阳，碑刻墓志的墓主多是洛阳上层显贵。随着东魏西魏政权的分裂，迫使原本相对稳定的北魏政权被打破，政权旁落，生灵涂炭，礼乐崩坏。《魏书·儒林传》记载“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社会各层面长久累积的矛盾接连爆发——政权内部众口难调，争权夺位，胡汉矛盾难以调和，南北矛盾横亘始终，因此刀兵四起，纷争错综复杂且愈演愈烈。政权极速更迭，短短四十八年间，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政权分别登上历史舞台又皆迅速陨落。这样的乱世，礼崩乐坏，文化遭到重创，而“洛阳体”的使用者和书写者—北魏贵族和镌刻工匠多遭遇被杀戮的悲惨命运。有关历史也印证了“洛阳体”的衰落与当时政治背景的关联。如在北魏后期的北方六镇暴乱中的“河阴之变”，胡人首领尔朱荣在洛阳集朝士于河阴行宫，将王公卿士一千三百余人全部杀戮。其后东魏迁都邺城，西魏定都长安，洛阳的都城地位也改变了，随着书写者和使用者的缺失，原本在书坛占主流地位的正体—“洛阳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温床，逐步衰微，这在客观上给复古铭石书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魏三体石经 拓片
二、新兴政权政治复古的支持与推动
古体隶书的再度兴盛，尤其是北齐、北周的隶书大盛，应归因于新兴政权大力推动的复古政策。北朝后期，虽然政权更迭，长期由文化上较为落后的蛮荒异族统治，但是每一个政权在初步得到安定之后，都无一例外地采取措施，稳定政治，统一文化。如北魏政权较为稳定，就与孝文帝实施学习汉化政策有关。北朝后期政权极速更迭，较为动乱，但是我们发现，越是通过夺权新上台的政权，越欲竭力标榜其正统地位，力图采取稳定的政策巩固其统治，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恢复古法的方式。北周文帝说：“昔尧、舜之为君，稷、契之为臣，用此
道也。及后世衰微，此道废。”认为上古帝王用古代典制之法治理天下而使天下安宁，而当时文艺的新妍、浮华，都是造成社会动荡、人心不古的不安定因素，原因就是先王古法被人遗忘了，于是上溯古代，以求得正统之法。“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提出了鲜明的复古要求。在政治制度、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实行全面复古，“行周礼，建六官”，这样充斥全社会的复古风气不能不波及书坛。统治者还特别注重对古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如北魏太武帝曾感叹文字“传习多失其真”，而勘定文字;北周文帝也命赵文深等人刊定六体，颁布于世。《北史·赵文深传》记载：“文帝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这使得因新体的出现而被忽略很久的古体文字又以官方的方式颁布于世，流通使用，自然而然书写篆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这对复古铭石书的复兴古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魏高 碑 拓片
三、统治者对古体隶书正脉的保护重视
北朝后期政权对古体汉魏《石经》(东汉《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的推崇与保护，也是古体大兴的关键。在北方世代传承的古体中，洛阳的汉魏《石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北方传承卫恒一脉的“古篆八体之法”也对石经十分推崇。
北魏后期的江式所编纂的《古今文字》，就是根据石经编写。在复古风潮中，帝王们对于石经的推崇，无疑为当时复古铭石书中隶书正体的取法奠定了基调。北魏孝文帝巡游洛阳之时，常前往太学观看石经。而东魏、北齐政权对石经的重视有增无减。为了传承石经，统治者特意将洛阳的石经迁入东魏首都邺城。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记载了“石经迁邺”之事。“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迁于邺都”。
北齐政权更是连续下达诏令，将石经列于学馆内，命人进行官方系统的学习。《北齐书·文宣纪》载：“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北齐书·孝昭纪》载：“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
也就是说，尽管政权更迭，但每一个政权对于石经的正统地位和推崇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这些颁布的官方教育法令与措施无疑奠定了汉魏石经的统治地位，原本只由世家小范围传承的逐渐被人淡忘的石经隶书，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成为通行于世的“标准体”，地位有了根本提高。
于是，大批文人得以亲近正统，有意学习、摹写石经。因此大批隶书涌现的复古之潮也在情理之中了，这也正是这一时期隶书风貌多取自正统魏晋石经的最主要因素。
北魏元桢墓志 拓片
四、北方士族高门家学对古体文化之传承
北朝后期书法复古与北方世族高门的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胡族统治期间，北方士族高门家学传承篆隶古体。从记载看，北方高门以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为代表，他们主要承继锺繇、卫瓘之学，从十六国至北魏，一直“数世传习”，充当着文化传承者的作用，传承内容是汉魏书法传统的“古篆八体之法”，如北魏著名文字学家江式，家学深厚，其六世祖江琼就开始“与从父统俱受学于卫觊”，因此善写古体。
另一方面，在传承古体的同时，世家高门的楷书面貌也已成熟，且很可能就是后来占主流地位的平正一路的楷书。当时楷书书风有洛阳体、平正楷书、俗体楷书。家学书风异于俗体，也异于洛阳体，而且由于家学尚古，其楷书结构方式、审美趣味也保留较多与隶书的相似度，即平正一脉楷书的平画宽结、疏朗的结构方式。此外，从平正书风多出现的地点—高门渤海高氏的碑刻系列，他们是在洛阳体风行时期即北魏时期的《高庆碑》《高珪碑》《高贞碑》和后来东魏《高湛碑》《高盛碑》及北齐《高淯墓志》。他们风格一致，皆是“平画宽结”一类面目，可见其一脉相承的家学书风延续。
因此由于士族高门一直是北方文化的“正脉”，在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文化艺术的主流，数世传习古体篆隶书之法，充当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并且在历代胡族政权对北方士族的拉拢政策下得以保留传承，在北方文化领域地位很高，这种地位从十六国时期一直延续至北朝后期都没有断绝过。其次，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相对封闭性和世代传承性，在北魏后期北方书坛第一次受南方“新风”影响，大兴洛阳体之时，北方士族高门书风仍然保留了自身的一脉相承，(即古体篆、隶和平正面目的楷书)，但地位由原来的“正脉”被洛阳体所取代，变成了“旧风”。但是，在洛阳体由于政治等因素衰微之后，也由于家学传承的自足性、相对封闭性和稳定性，相对受到政治动乱影响较小，依旧保持稳健的持续发展。又由于自身代表着北方文化正统地位，士族高门一脉撑起了北朝后期楷书的场面，家学古体传承也使古体篆书、隶书渐渐浮现，成为主流。
东魏高湛碑 拓片
五、政治文化双重影响下北朝文人复古意识的自觉
北朝文人以隶书正脉为尊，书体趋向复古，这是在政治主张和文化传承的双重影响下北朝文人复古意识的自觉体现。对于在北朝“胡族”政权夹缝中生存的士族高门文人群体来说，古体是他们维持高贵门风的载体，是可以重温“故国旧梦”的精神寄托，但在异族统治下，古体只依靠极少数士族高门家学传承的勉力支撑，生存十分艰难，而在北魏又受到南方新书风的冲击，被压制在洛阳体下，几乎销声匿迹，一直郁郁不得志，人们普遍对古体生疏，使其一直处于文字潮流的“边缘”。而北朝后期，有了政权大力撑腰，政治上好古之风大盛，传承古体的文人因势而起，扬眉吐气，“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汇成了社会的习古大风潮。原本被压抑的“旧”风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推崇，变成了“新”的时尚，本就传承正脉的文人们皆在创作思想上尽力趋近古体，于是“古体”“正统”自然地成为当时书法的崇尚标准。书家无不以诸体兼善为荣，无不以字体中有古体之意为尚。因为政治的影响，书家们对复古体的意识也是自觉的。这种自觉意识，既表现在大量使用隶书，对魏晋正体的极力追摹上，也表现为在正体楷书中加入隶笔、将楷书结构趋近隶书结构，以至于发展成将诸体进行大杂糅的“杂体”等，如北周赵文深的《西岳华山庙碑》，便是在以古为尚的风潮下，书家“诸体皆通”的尝试。将隶书的形体掺杂入楷书，甚至信手加入篆书形体，在一件作品里，同时使用多种元素，随心所欲地运用古体、新体，这体现了诸体皆备后，好古文人对书写风格的一种尝试。
北周西岳华山庙碑 拓片局部
综上，北魏“洛阳体”楷书发展成熟之后，北朝后期复古铭石书“复古”的风格转向，是当时的“新潮流”，是政治崇尚、家学传承、文人创作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北魏政权败亡的政治因素使“洛阳体”丧失了强大的温床，固定的风格体系出现了缺口，原本隐没的士族家学传承的古体隶书和平正楷书渐渐浮现，同时由于北朝后期政治的大力推崇复古，文化对古体的重视，引发复古大潮，魏晋风格的隶书正体大兴，而平正楷书也渐成正脉。文人自觉尚古，在诸体兼备后随之萌发杂糅的创作意识，汇成复古铭石书风的总趋势和崇尚标准，使得复古书风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