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遗教经》
姚秦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译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阿若憍陈如;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所应度者,皆已


















触事有余,常无不足。有少欲者,则有涅盘,是名少欲。“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
《佛遗教经》
姚秦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译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阿若憍陈如;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所应度者,皆已


















触事有余,常无不足。有少欲者,则有涅盘,是名少欲。“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
康 熙:小玄子,听说有群 “现代书法大师”,看这作品,貌似都很厉害啊?
韦小宝:回皇上,微臣不懂书法,马上去请几位高人来瞅瞅。
1、欧阳中石
朱熹:老李,你又喝多了呗?这可是公认的大师书法。
李邕:本家说得对,线条油滑、光洁,留不住笔,还真像泥鳅。
李白:你看看,还是一家子支持我。回头买点大料烧铁板泥鳅。
文天祥:这是谁的字?一点不安分,乱蹦,上蹿下跳地。清汤寡水一样,还铁板烧,太白兄爱喝刷锅水啊?
朱熹:这刷锅水可不便宜,几百万一锅。
2、张海
郑板桥:切,官迷! 没用,你天生和尚命。县太爷我都回家卖红薯了……
范成大:跑偏了二位,说书法。
石涛: 咳咳,话题跑偏是因为这伙计写得跑偏了。轻飘飘地,有新意没古意,有形式没内涵,有俗气没真情。不会用笔,乱写一通,火柴棍开会啊。
郑板桥:我是“乱石铺街”,他是“朽木一堆”。不活、不透、不韧、不厚,就一个空架子。
范成大:是啊,一看就没什么修养,空洞无物。太脏了,我用84洗眼去!
3、聂成文
张裕钊:呵呵,文长兄高眼!不过这裹脚布很贵呦。他的名言是“放开写,我的新尝试”。
徐渭:放开?没有内气,中宫又很紧,根本放不开。线条轻佻、麻木、不入纸,花里胡哨地,大忽悠一枚。
羊欣:都是老祖宗了,给后人留点面子。
徐渭:面子?他们学我们,竟写这破字,给我们留面子 了吗?(开骂)@#¥%&*§※㊣⊙№
张裕钊:羊兄,要不报警吧?文长兄都骂了三天三夜了 ……
4、何应辉
欧阳修: 山人比喻太形象了。没什么气局,杂乱无章地,字形线条扭捏作态,小动作太多,不磊落、少光明、低胸次……哎,白兄,是你的诗作啊。
白居易:来了,我说最近怎么老是踩狗粪呢,可找到倒 霉的根源了——用这字抄诗等于画个圈圈诅咒啊。
八大山人:就是,就是……欸,刚才口吐白沫被120拉走的是谁?
欧阳修:徐文长吧?走,快去看看!
5、曹宝麟
米芾:在哪里?嚯,皮毛之外啊。毫无古气、亦无骨气、更无正气,一股子烂稻草味。我是真颠、他是装憨,我是八面出锋、他是八面漏风。老张你信不信,我喝三斤白酒、倒立用脚丫子都比他写得好。
陆柬之: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张即之:我也信。老米号称“集古字”,终成自家体格。学古不脑残,学而不古才脑残,学而不化更脑残。
米芾、陆柬之:你太有才了。
6、尉天池

唐伯虎:大师别喊了,王冕一边吐去了,徐渭还在抢救中。
智永:善哉善哉。要是把两个老头都气活了,这可咋整?
诸葛亮:那很简单,再让他们看一眼这作品,直接气死不完了?
7、陈振濂

蔡襄:能比你有才啊子健兄,《洛神赋》、《白马篇》 冠盖古今。
庄子:有才而性缓、纵深、静穆、高古、浑朴,斯为大才。看此书法的神采、魂魄和气象,小把戏、小才而已,尚不及曹子健一个脚趾头。
曹植:拿我开涮是不?我马上作《七步诗》骂你们。
庄子:呵呵,别着急骂,我打开iPhone6s录像,开始……
8、王冬龄
柳公权:老王,怎么上来就火了?这可是你们王家书法名家。
王珣:真是不肖、真是丢人。满纸燥气、匪气、烟火气,灵魂和心理躁动不安,玷污传统、愚弄百姓、误导后学、罪不可赦。
柳公权:心不正则笔不正。也就搞点歪门邪道,忽悠点名利,糊弄一些无知的观众和媒体,被某些投机者利用罢了。老王,这尺幅可比你的《伯远帖》大多了。
安道壹:咳咳。小儿科。
柳公权:吆,大字鼻祖安兄在此。不看这些精神垃圾食品了。今天海鲜城开业,王兄、安兄,走,吃海带去!
9、言恭达
黄庭坚:就这三句半还好几个错字,I服了You。观字扭捏作态、拥挤闭塞、妖气弥满,线条可知此人心胸狭窄,修养不足,思想层次很低。能作秀、善钻营、不厚道。
蔡京:这哥们人品大爆发,和太师爷有一拼。
皇象:你闭嘴,就你嘴硬。
黄庭坚:因人废艺,自古有之。思想颓废、道德滑坡,今人已远超古人矣,然今人多不识矣。皇象兄,把蔡太师捞出油锅吧,歇会儿再炸。
哇咔咔,卧槽,已笑晕……
在黄宾虹的作品中,有一种特殊的画作很值得重视,那便是大量存世的“勾古画稿”。所谓“勾古画稿”,就是黄宾虹在观画读画的过程中,将古画的山水轮廓用很简炼的线条,逸笔草草地勾勒下来,而不留意其设色和皴法。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作品”,和他的临古、仿古作品相比,从幅式上看,这些勾古作品是“微缩”的,比原作都小多了,在纵横比例上也不严格遵从原作,甚至还有“合幅式”,即将两幅画合为一幅。
黃賓虹擬古畫稿八開
应野平题跋
比如,他曾赠给老友许承尧十二帧这样的作品,其中一帧上有“两幅合一”的字样[1]。从笔墨面貌上看,勾古画稿和原作的差距很大,不管是临谁,黄宾虹都几乎执著用他那具有个人风格的线条,如果没有相关题字,我们不会认为它们是有所本的;而且这些画作的面貌更象黄宾虹成熟期的作品,而不像原作本身。
黄宾虹的这些勾古画稿有相当多的是完成于1925至1948年这二十多年间。而这二十多年中的后十年,是黄宾虹去北平鉴定故宫藏画,因战争滞留北平的十年,从黄宾虹的艺术进程分期来说,这二十多年——特别是这二十几年中的后十年,是他面壁求破的十年。浙江博物馆所编的《画之大者》将1925—1948后定为黄宾虹艺术历程的中期,所收这个时期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勾古画稿和写生稿,而完整的作品则占少数。这也提示出在九秩变法前,黄宾虹是如何以这种特殊的勾古画法参悟传统,思考画史,求脱求变的。
黄宾虹一生中勾画了大量此类的作品,大概因为此类画作更像画稿,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作品”,因此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但拙意以为,此类画稿对黄宾虹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画稿是理解黄宾虹画学、黄宾虹晚年变法的一个重要楔入点。对于这些画稿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先用黄宾虹本人的话做一个提示。他说:“观古名画,必钩其丘壑轮廓,至于设色皴法,不甚留意,有索观者,强而出之,见者辄避去不复谈,而鄙人不自暇逸也。”[2]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的“训练”和黄宾虹后期成型的画风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品味一下黄宾虹本人对这种画稿的不无自负的态度,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大师具有历史高度,大师在当时往往难于为人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今人便津津乐道陈师曾对于齐白石和傅雷对于黄宾虹的意义。傅雷是黄宾虹的知己,他在当时很推重黄宾虹的画,于黄八十岁寿诞时,针对时人对黄宾虹画的疑惑,专为写过一篇《观画答客问》。黄宾虹多次对傅雷谈到勾古画稿相关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这些画稿的重要意义。“观古名画,必勾其丘壑轮廓,而于设色皴法,不甚留意。
当游山中,途中车轮之迅,并以勾古画法为之,写其实景。因悟有古人之法,以写实而得实中之虚;否则,实而又实,非滞碍阻隔不可。”[3]可见,黄宾虹是以从古画中参悟到的理法画写生稿的,因为以古法写生,才不致使写生稿太实,才能“节节有呼吸”,由此我们可知勾古画稿与写生稿的关系。
1945年11月16日,黄宾虹在致傅雷的信中说:“拙笔所存旧作以法北宋为多,黝黑而繁,近习欧画者颇多喜之。然中国画仍当以元人为极则。惟明人太刚,清代太柔,皆因未从北宋筑基也。此后有纯线条之拙笔一种,当奉教。窍以为可成个人面目,尚未敢信。多收藏古画者亦许可。”[4]这里虽没有谈到“勾古画法”,但是从“纯线条之拙笔一种”的说法中,我们可以推测,其面目应该是和勾古画稿同类的。最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画法“可成个人面目”。1948年他又在致朱岘英的信中说:“近悟于古迹与游山写稿,融会一片,自立面目,渐觉成就可期,然全以笔墨用功为要。此中正轨,寰宇中认识之者已不乏人,共勉力可也。”[5](按:以上三段引言的着重号为笔者加)从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八十多岁的黄宾虹其实才真正着手建构自己的画风,简单地说,他晚年变法有两个重要的直接来源,那就是勾古画稿和写生稿,这个黄宾虹自己已讲得很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其实也能从他的画作中品悟出来。人画的俱老的黄宾虹终于在九十岁前后完成了他的“法古人,师造化”,成就了他的破茧成蝶,九秩变法。而我们从上面黄老的话又可知,他的写生稿也是以勾古画法画成的。可见,黄宾虹的“勾古画稿”蕴含着大量的画学资源,值得我们探索。
要充分理解这种勾古画法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要将它置于黄宾虹的画学体系中考察。
先从“画法”层次分析。参照一下黄宾虹的《画法简言》(见图三,为局部图)和《〈粉岭大埔墟〉用笔程序图》(见图二)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黄宾虹勾古画稿的画学内涵。(其中图一为“勾赵令穰、关仝画稿”)。黄宾虹的勾古画稿对原作做了最大限度的提纯和简化,最后简化到了只有点和线条,而线条不过是一勾一勒。参看《〈粉岭大埔墟〉用笔程序图》,我们就知他的勾古画稿也这样画成的。他还在《画法初基多秘而不宣》一文中以乳钵中调铅粉用“左旋”之理喻“书画逆笔法”。王鲁湘先生著《黄宾虹》中有这么一段话:“黄宾虹画中,不管是石头、树木,还是舟船、房屋及人物,都是一勾一勒。……看黄宾虹作过画的学生都说他运笔的节奏是左一笔后必右一笔,上一笔后必下一笔,总是一勾一勒……”以太极之理度之,黄宾虹所说的“点”,可视为象征阴阳之未分的画学符号,“一勾一勒”则为一阴一阴之代表。
[6]他的《画法简言》中以太极图示意画法,认为太极图是画法秘诀,说:“向右行者为钩,向左行者为勒。”可见,黄宾虹先生的勾古,已从早期“细宾虹”时期细致摹古中走出,已不满足于步趋古人形迹,而是用勾古这种方法直取古画理法,与古人进行心灵的晤对,甚至以“运太极”的方式,体证宇宙之理,自然之道。用勾古的方法打通古人之法与天地造化之理。王伯敏先生的几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他说:“黄宾虹认为太极图是天地图象的概括。他认为,图作圆形,可旋可转。凡能旋转者为动,物能动即能变。……黄宾虹以为太极图的制成,是对天地万物有了‘目识心动’之后的反映,不是出于空想。”[7]
又说:“总之,黄宾虹所说的太极图,意在直言画山水的方法。是理学家的太极图说被他所用,不是他被太极图说所束缚。他是用“太极图”这个概括了的,也是抽象化了的符号,来作为画理、画法的辅助形象。到山水艺术在表现方法上,需要怎样概括,怎么取舍,怎样加强或减弱,又需要怎样运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并使之统一等等,作了具体的说明。”[8]和明清以来的拟古摹古派不同,黄宾虹之所以能做到既师古人,又能超越古人,就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自由来往于古人和造化之间的“舟辑”,这个“舟辑”便是以太极之法勾古,我们现在也就能明白,为什么黄宾虹还要以勾古之法写生了。
黄宾虹的勾古画法当然不只是一个画法层面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到绘画史的座标中考察是必要的。黄宾虹的勾古画法是对中国画做出了一种“回归原点”的探索,也表现出对中国画“元问题”的思考。明末清初以降,中国古典绘画进入了集成和总结期,绘画上要想获得成功的创变,必须消化传统,否则传统则不能成为资源,而是成为包袱;作为拟古、摹古派代表的的“四王”便是如此。而能“回归原点”,对绘画传统作终极反思,则可能拨开历史的迷雾。石涛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石涛的画论中我们发现,他并不是津津乐道某一画家、画派,而是把理论起点推到了“原点“,他提出了”一画说”,重视“受”与“识”的关系,强调画家的“蒙养”。黄宾虹的画学讲求于传统求“本原”,于未来持“开放”。和石涛相比,虽然两人画论的哲学基础都是“太极——道”论,但石涛的出发点是“一画”,而黄宾虹回归到了最基本的原素——“一点”。
黄宾虹的勾古画法中运用的绘画形式元素就仅仅是点和线。他在《画法简言》的“太极图”中除了强调太极图中一勾一勒和中间的“S”形线这三根线,还于太极图中的“点”也有阐发,他在释语中说:“一小点,有锋有腰有笔根。”(图三)其实,黄宾虹正是以此为起点建立他的绘画笔法体系的;他也曾以此为标准,对明清以来画史作了深入检讨。比如批评他董其昌及其流弊:“山水自华亭开兼皴带染之风……以兼皴带染法一变文、沈之旧,因合古人勾勒、渲染二者,囫囵为之,四王、吴、恽,尤仍其意,于骨格笔法,稍稍就弱,后世承其学风,变皴为擦,非沦晦暗,即入轻薄,古法失坠,盖失已久矣。”[9]他批评董华亭及其后学,就是因为他们弱化了勾勒,失去了骨格笔法。而对于石涛他批评道:“过于放纵”,“用笔浮俗,殊少遒劲”,“未免浮烟瘴墨之弊,开扬州八怪江湖恶习,因用笔太快,轻率浮躁之气未能涤净,而学元人又多空廓软弱,不能实中虚、虚中实、兼虚中虚、实中实者,皆是笔不能压纸,何况入纸又透纸背耶?”[10]这里指出的石涛诸多毛病,就是批评石涛用笔不能“留”,不能做到“屋漏痕”,不能“积点成线”。
黄宾虹的“回归原点”,不只是从哲学的高度反思中国绘画史,还表现在他的“返朴归真”寻根意识。而他寻探的最核心问题则是“笔法”。黄宾虹是一个造诣深湛的金石学家,他常常将自己审视画史的立足点推回到三代秦汉,用金石学来阐发画学。在《国画分期学习法》一文中,除“绪言”外,全是论笔法,从三代秦汉谈起,而后六朝唐宋、元明近代。他认为笔法所存可以追溯到“古玉甲骨铜器”。在黄宾虹的画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道咸画学中兴”说。黄宾虹对道咸诸贤的推崇和以此为参照对明清以来诸多画家的批评,归根结蒂着眼在“用笔”上。道咸画学中兴的功绩主要在于引金石入画,洗革了自戴进、蓝瑛、董其昌、石涛、八大、扬州八怪以来的枯硬气、柔靡气、江湖气等用笔习气。联系我们讨论的勾古画法,我们看一下黄宾虹对勾古画法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绘画形式要素“点”和“勾勒”是如何追溯到远古的。他批评董其昌“兼皴带染”,竟和他从出土古玉上五色斑驳的斑点而悟出北宋人的点染之法有关,他说:“近代良渚夏玉出土,五色斑驳。因悟北宋画中点染之法,一洗华亭派兼皴带染陋习,此道咸人之进步。不知识者以为然否?”[11]对他常乐道的勾与勒,他说:“上勾下勒,此从云雷纹及玉器中悟得,写字作画都是一理,所谓法就是这样。此亦中国民族形式绘画之特点,与各国绘画不同之处。如花中勾花点叶,或完全双勾的,即用此种方法。但学者必须活用。”[12]可见,黄宾虹不但能以哲学思维对画史做一洞悉和反思,还能在美术形态方面将中国画史的很多现象做一个寻根究底的探索。因此,黄宾虹不会落于“法障”,因为他站在比别人更为超越的文化视点。
上文所引黄宾虹对傅雷和朱岘英说的话中都透出一个消息,那就是黄宾虹认为可以从“勾古画法”自立个人面目的。联系上面他对明清以来画史的反思和对一些画家的批评,我们也可以想见他的这种画法中所蕴含的画史反拨意义。那么,黄宾虹成熟期自成面目的画风与勾古画法有怎样的联系。我们认为他晚年作品是以勾勒立定骨格,以点皴达到“浑厚华滋”,他将这几个最基本的绘画形式元素发挥到了极高水平。黄宾虹主张学画,先学元画,接着学明画,然后学唐画,最后学宋画。黄宾虹的勾古画法广涉各家,但还是以唐宋为旨归的。黄宾虹的画既疏且密,疏处线条飞动,逸气满纸;密处蔚然深郁,浑厚华滋。从黄宾虹画学观点看,这两者都是渊源有自的。他在《明画尚简之笔》一文中,对戴进、吴伟、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简”作了反思,他以“简化”作为一个研究画史的方法论和画史中潜在的一条规律来观照明代画史。如果我们把《开元人尚意之宋画》与此篇结合来读,就发现在黄宾虹看来,明清各家、各派不过是对作为经典的唐宋绘画的不同的诠释方式。从黄宾虹的论画中我们发现,黄宾虹“勾古画法”这种典型的“疏体”的画史来源则是吴道子、苏轼、米芾等人的简笔逸体画。黄宾虹在1946年的一段话很能道出他作画一些“机密”,他说:“学唐画千遍而成,此王宰‘五日一水,十日一石’皆由点积成,看是渲染,其实全是笔尖点,就此是画家真诀,今已不传。明以后画多薄弱,失其法也。学宋画亦一二百遍,元画数十遍。若吴道子‘三百里嘉陵山水一日而成’即是第一遍白描。
画家重粉本,粉本即白描,西画名为速写。”[13]简单地说,黄宾虹画画,先以类似勾古画法笔法打稿,然后再以他说的“有锋、有腰、有笔根”的点子加皴,层层而加,以致密厚。他没有从董其昌的“兼皴带染”及其后学“变皴为擦”发展下去,而是回归到具有“原点”意义的“点”和“一勾一勒”。我想,要理解黄宾虹的晚年变法,一定要理解这种“勾勒”和“点皴”的画理内涵。另外,黄宾虹画的“浑厚华滋”、“密”、“黑”、“厚”还与他对宋人画背阴山、夜山的感悟有关的,这一点他曾多次论述。
黄宾虹的“勾古画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速临”“缩临”作品。这让人自然想起了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小中见大册》。《小中见大册》缩临宋人各家和元人赵孟頫、高克恭、吴镇、王蒙、黄公望、倪云林等人作品。这两册的作者归属在学界争论很大,但大多学者的考证集中到王翬和王时敏两个身上。另外据载,陈廉、王鉴、吴历等大家均曾临仿。《小中见大册》在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但可以反映宋元一些巨迹递藏过程,反映临摹者对于宋元各家接受心理和接受机制,而且提供了研究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活材料。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明清各家是如何阐释宋元经典,如何建立“图式”,提取程式的。《小中见大册》与黄宾虹的“勾古画稿”具有很重要的比较学意义。其实结合上文的论述我们也能明白黄宾虹是如何检讨和瓦解董其昌以来的主流画史观,而建立了更为宏阔和深刻的画史观。此两者比较学意义在这里只作为问题拈出,姑且不做展开。
0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唐)元缜《离思》之四

——(唐)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夜酒》

——(唐)李白《峨眉山月歌》
04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唐)王维《汉江临泛》
05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唐)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竹渲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唐)王维《山居秋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雾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唐)王维《过香积寺》
08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叶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君同。
——(唐)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唐)张旭《山中留客》
1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1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唐)杜甫《登高》
12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船风雨看潮生。
——(唐)苏禹钦《淮中晚泊犊头》

——(唐)李贺《梦天》
14 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如意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五代)李唐《七绝》
15 丑石半蹲山下虎,长松倒卧水中龙。试君眼里看多少,数到云峰第几重。
——(宋)苏轼《题王晋卿画后》
16 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
——(南宋)马远《踏歌图》
17 山色空蒙翠欲流,长江清澈一天秋。茅茨落日寒烟外,久立行人待渔舟。
——(宋)钱选自题《秋江待渡图》
18 东风一样翠红新,绿水青山又可人,料得春山更深处,仙源初不限红尘。
——(元)张圭题展子虔《游春图》
19 丰草茸茸软似茵,长松郁郁静无尘。相逢尽道年华好,不数桃源洞里人。
——(元)黄公望《题赵松雪山居图》

——(元)黄公望自题《秋山林木图》
21 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俑陂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
——(元)黄公望题倪瓒《六君子图》
22 屋角春风多杏花,小斋容膝度年华。金陵跃水池鱼戏,彩凤栖林涧竹斜。
闷闷清谈霏玉屑,萧萧白发岸乌纱。而今不二韩康价,市上悬壶未足夸。
——(元)倪瓒自题《容膝斋图轴》
23危栈粘天路不分,鞭丝帽影印斜曛。半程微觉驴鞍湿,记犯山腰一阵云。
——(元)林纾自题
24 客来客去吾何孤,山静山深事亦无。一卷《黄庭》看未了,紫藤花落鸟相呼。
——(元)王蒙自题《茅屋讽经图》

父亲画画的做派是,先疾风骤雨地画一通,挂起来,开始抽烟,这时他画出来的只是一个大体格局,然后在里面寻找需要添加的东西。所以他经常说,画画要会加,会加才叫画;那个地方,你能看见有东西了才能加,看不见就不能加,不是随便加的,我就是要看出来这张画怎么加。

母亲说,有一次,父亲画了一张很大的画,一会儿就搁笔挂起来了,初看上去什么也不是。母亲就说,你这不是喝醉酒了,鬼画符吗?


不少人问过母亲,傅公的老师是谁啊?母亲就会笑着说,是张天师!张天师是谁?是画符的。


父亲的画粗看起来虽然很乱,但实际其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规律,可以让人一直追寻下去。父亲一直跟我们讲,绘画里有一种生命的奥秘在里面,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没有你的画也能过,为什么有人要不断地去追求它,不断地在它身上花功夫?有句行话说:“十年栽树成林易,百年画树成林难。”栽树十年它就成林了,但是一百年画树也可能都画不出一片好的森林来。这就是因为其中有生命的意义在,一个人精神上没有这个追求,画里就永远不会有这个东西;有了这个追求以后,你不管画什么东西,慢慢就会汇成一条线。这个也是我现在常常用的一种办法。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天命论在书法思想中多有反映。“成事”,既指“事”本身之成,也指“事”在世人心目中所获得的成功。前者好比是千里马,后者即是千里马遇到伯乐。然而,伯乐也还有遇与不遇的问题。伯乐以知马著称,鲍叔牙以知人著称,──伯乐只有遇到知人的鲍叔牙才能被世人公认为知马的伯乐。在现实生活中,千里马或遇伯乐,或不遇伯乐,或伯乐被贬为凡人,因而所遇的千里马也贬为凡马,或凡人被认为伯乐,因而所遇的凡马也被认为千里马……情况是极为复杂的,是因为“天”呢,还是“人”?况且千里马受委屈尚可跑给世人看看,成功的书法作品不能在世人心目中获得成功,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在这里,我们本着“君子谋道不谋食”、“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不谈这些,而只讨论“天”对于书法本身成功的关系。
天赋,作为先天的生理素质与书法的关系如何?
东汉赵壹说:“书之好丑,在心在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非草书》)唐张怀瓘对自己的书法天赋颇为自信,他在进御之作的《评书药石论》中写道:“鸡鹤常鸟,知夜知晨,则众禽莫之能及,非蕴他智,所禀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于鸡鹤乎!”明项穆说:“若下笔之际,枯涩拘挛,苦迫蹇钝,是犹朽木之不可雕,顽石之难乎琢也已。譬夫学讴之徒,字音板调,愈唱愈熟,若齿唇漏风,喉舌砂短,没齿学之,终奚益哉!”(《书法雅言》)以为学书过程中下笔拘挛、蹇钝有如讴者“齿唇漏风”,必定是生理有缺陷;以为作者笔下书法的好恶正如各人容貌的美丑不可改变;以为书法的才能有如鸡鹤“知夜知晨”,完全出于“禀性”,这些都是唯天赋论。
其实,在学书过程中,拘挛、蹇钝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否则信笔为之,反而无所得益;其实,即使是“人颜”,也是可以经后天的涂脂抹粉加以改变的,甚至单眼皮变双眼皮,塌鼻梁变高鼻梁,现成的美容医院都能办到;其实鸡鹤的天赋无非是“知夜知晨”而已,哪里比得上经后天训练而能说话的鹦鹉、八哥!唯天赋论显然是不对的。
古人相信神仙,因此又有笔法神授之说,使得学书者既为自己的天赋不足而苦恼,又埋怨神仙不来传授笔法。董其昌就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说:“书家有自神其说,以右军感胎似传笔法,大令得白云先生口诀者,此妄人附托语。天上虽有神仙,能知羲、献为谁乎?”高其佩曾说自己的指画是得于梦中仙人的传授,但从他自刻的“画从梦授,梦自心成”一印来看,乃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结果。神授之说是谎谬的。

卫砾《笔阵图》云:“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瞻,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她所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师古”。所说的“通灵感物”,显然也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否则卫砾不会自信“通灵感物”者能同意她所说的因“不师古”而“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的“斯道”。这是后天决定论。
历代书家的成功,评者以为或多因敏于天资,或多凭笃于力学。譬如项穆说:“张之学,钟之资,不可尚已。逸少资敏乎张,而学则稍谦;学笃乎钟,而资则微逊。伯英学进十矣,资居七焉。元常则反乎张,逸少皆得其九……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学号深矣。子云飘举,资称茂焉。至于唐贤之资,褚、李标帜;论乎学力,陆、颜蜚声。若虞、若欧、若孙、若柳,藏真、张旭,互有短长,或学六七而资四五,或学四五而资六七。观其生熟,姿态端妍,概可辩矣……君谟学六而资七,子昂学八而资四……元章之资,不减褚、李,学力未到,任用天资……大抵宋贤资胜乎学,元贤学优乎资……若下笔之际,苦涩寒酸,如倪瓒之手,纵加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又说:“书有体格,非学弗知。若学优而资劣,作字虽工,盈虚舒惨,回互飞腾之妙用弗得也。书有神气,非资弗明。若资迈而学疏,笔势虽雄,钩揭导送,提枪截曳之权度弗熟也。”(《书法雅言》)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凡舍体格,凡恣肆、飘逸、大起大落者,多被认为资胜乎学;凡尚体格者,凡庄严、厚重、平正含蓄者,多被认为学胜乎资。于是,篆、隶、楷,容易让人感到资不及学;行、草容易让人感到资优乎学──如果是狂草,那简直是非天才莫属了!这正如论画,若工笔,往往以为学胜乎资,若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往往被认为才气横溢。因此,同一倪瓒之手,于画,则资可比米芾,(董其昌曰:“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也”。)于书,则“纵加以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因此,以“集古字”著称,力学不倦的米芾也被认为“力学未到”了。这样来论资与学,当然是很不确切的。况且我们未尝听说这些古人有什么智力测验的记录,这么具体的资与学的比例数据又是如何计算出来呢?当然是仅仅根据书迹效果,毛估估的,并非科学的结论。
项穆又云:“子敬资禀英藻,齐辙元常,学力未到,步尘张草。惜其兰折不永,踬彼骏驰,玉琢复磨,畴追骥骤。自云胜父,有所持也。加以数年,岂浪语哉!”(同上)既然献之有钟繇之资,所书却不及学胜乎智的张芝,我们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天资呢?资胜乎学的献之“加以数年”即可“胜父”,资学“皆得其九”的羲之“加以数年”当然又复胜于献之──既然“加以数年”有如此神力,那未我们还是将希望寄托于“学”吧!
书道玄妙,非语言、文字所能穷其精微,即如刘有定所说“求于书,不若得于言,得于言,不若会于意”(《衍极注》),所以书家多有“自悟其旨”之说。但是,能自悟者,并非因为天赋,而是因为“倍加工学,书法当自悟耳。”(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传为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有云:“生而知者发愤,学而悟者忘餐。”这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又云:“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按:指献之)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笔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云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羲之是通人达士,不可能说出这种狭隘自私、孜孜于名利的话,所以孙过庭认为此文“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书谱》)然而,其中强调“学”的重要,尤其是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不重要就没有必要秘不示人),并说这一方法,即使“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这些话是令人鼓舞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说掌握方法,也不是说探讨方法,而是“知”某家所说的方法,“百日”确实足够了。方法包括学书的指导思想和书法技法。
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学而不能”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因此往往以为天赋不及或功夫未到,其实不然。发愤忘餐的勤奋,“几石皆陷”的功夫,所书却没有进境,徒费了精力,其原因首先还是卫砾《笔阵图》的那句话──“近代以来,多不师古,而缘情弃道”。这个“道”具体体现在前贤的法帖之中,所以只有“师古”才能得到它。这个“情”字含意很广,它指一切自以为是的、不切实际的、与“师古”背道而驰的学书指导思想,当然也包括盲目自恃“才气横溢”。所以“学而不能”并非就是天资愚钝,或功夫未到,而是因为“不师古”。
“师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数十年仍不见其功,然而也并非就是因为天资愚钝,而是因为没有切实有效的书法技法理论作指导。张旭的老舅彦远就是因为“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而向褚遂良请教笔法的。古人十分重视这种口传手授的书法教学。虽有前贤法帖,却不是墨迹,虽有技法理论,却并无真知灼见,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口教传手授(当然是传授如何“师古”)就尤其显得重要。
以上所说的正确的学书指导思想和技法理论好比是途径,勤奋好比是速度,功夫好比是路程,书法艺术好比是目标──如果没有途径,或虽有途径,却是一条错误的途径,那么南辕北辙,即使速度最快,功夫最深,其结果只能是离开书法艺术越来越远。所以学书无效,并非就是天赋不及。
然而,在同一技法指导之下,同一天“师古”,又有同样的勤奋,各人进步实际上也有快慢,因此就被认为天赋有高低,其实不然,而是由于后天的基础有深浅。握过几年毛笔的手比从未拿过毛笔的手毕竟稳健得多──虽然“不师古”跑错了方向,却锻炼了“腿功”,一旦回头,进步当然比没有拿过毛笔的人快一些。
如果以上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也仍然有快慢,于是又以为是天赋高低的关系,其实仍然有后天基础方面的原因。学书之前,各人手的基础实际上已有差别──譬如说,会不会抚琴、弄笛,手的灵敏度毕竟不一样,所以学书效果也就有差别。成人如果真正决定抛弃原来不正确的书写习惯,那么学书必然比小孩进步快,这就是因为成人的手经过训练,灵敏度比小孩要高得多。
如果以上所说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仍然有差别,也未必就是天赋的关系,而是由于各人的学书兴趣有高低。如果某人对学书怀有极大兴趣,那么与学书的有关神经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他的进步当然就比那些无可奈何地学书的人要快得多。或说这种学书的兴趣也是出于天赋,其实这种兴趣是可以因后天而改变的。或认识到学书的重要意义,或得到精神鼓励,或得到物质奖励,或自己看到了进步,都可以提高学书兴趣。
如果以上所说的学书指导思想、书法技法理论、勤奋、工夫、兴趣,以及由后天形成的与学书有关的手的灵敏度和眼的观察能力都完全一样,所书仍然有优劣之分,那当然就是由于天赋的差别了。然而,要在世上找出除书法天赋以外所有与学书有关的以上所说的后天条件都完全一样的两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其人天赋如何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寄希望于天赋,而只寄希望于后天的学习。


此帖宋、明两朝皆在民间,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入内府,咸丰、同治年间赐予恭亲王,后归日本广岛安达万藏所有,内藤湖南曾为安达氏书跋。
此帖经过多次装裱,前后隔水缝间的收藏鉴赏印模糊不清,有乾隆御玺、恭亲王印多方。前隔水外题签为“晋会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游目帖》真迹”,题签下有一无名题跋:“此真晋泠金纸,紧薄如金,索索有声,与笔阵图相类,载在襄阳待访录。” 帖尾有守和审定题跋:“有钟绍京书印二字小印。钟盖唐之越公也。晋谢奕、谢安、桓温三帖,并黄素《黄庭经》上,俱有此印。见米元章《宝章待访录》。而《黄庭经》今藏韩雷州处,予屡见之,尤可据证耳。”此帖安达氏有影印本。摹本毁于火灾,现只有照片存世。
此信札是王羲之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中表达了王羲之对西土山川奇胜的向往。周抚,字道和,东晋中兴名将周访之子,原籍汝南安成,后移家浔阳。永昌元年(三二二年),为王敦爪牙。太宁二年(三二四年)王敦失败,周抚等逃入西阳蛮中。太宁三年朝廷大赦。咸和初(三二六年)周抚为王导所用。兴宁三年(三六五年)六月卒于益州刺史任上。王羲之与周抚关系亲密,多有问讯。
此帖书法妍美而不柔媚,矫捷而不轻佻,求雄强而不强作怒张,得巧妙而不矜持造作。明方孝孺称赞云:“《游目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释文: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2007年12月3日,失传已久的王羲之书法作品《游目帖》终于如期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摊放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览台上,它栩栩如生,一如1600多年前王羲之书写的真迹,人们不禁感叹现代高科技的复原魔术。然而,《游目帖》颠沛流离的“一生”更加令人唏嘘:出生于东晋乱世中,历唐、宋、元、明、清五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纷纷将其收为囊中宝物,不料世事无常,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未能幸免流亡海外的命运,终于在二战期间焚身于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
12月8日,北京的周末,王府井大街上购物的人群熙熙攘攘。
大街东侧的校尉胡同,一批“国宝级”中国古代珍品字画正在美术馆展出。
赵力华一早从家中赶过来。如他所料,这一天这里聚焦了众多的书画专家和爱好者,他们为的就是目睹一下王羲之的手迹——《游目帖》。
展现在眼前的《游目帖》,除了帖子正文,右起首写着“得之神功”四个大字,这是乾隆题写的跋(注:跋指题写于书卷之后的文字),跋的四周盖着乾隆的玉玺。帖子上首留白处,有“贞观”二字,这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印章,另一页上两跋之间印有“皇六子”和“恭亲王”两印,乃是道光皇帝死前谕封的皇六子奕之印。尾处另有日本汉学家内藤虎于1933年题写的新跋。这些历史的印记分明在表明,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将相,都曾经与这个帖子有不解之缘。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游目帖》颠沛流离的传奇“一生”:作为王羲之的重要作品,游目帖一经问世就成为世人觊觎的对象,该帖真迹早佚,仅存的摹本出自唐代,清内府于乾隆十二年收得此帖,八国联军入侵时流出恭王府,后流入日本;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它被储藏在广岛市的一座仓库里,和14万生命一起化为尘埃。
然而,2007年的这一天,它以一种现代高科技的形式获得重生。经过文物出版社的文物复制专家赵力华和他手下四五个年轻人一年多的反复试验,《游目帖》最终得以原样复原。让现场专家感到惊讶的是,帖子上墨迹深浅、印泥疏密,甚至污渍、老旧之处都栩栩如生。书画鉴定家傅熹年观看之后说,《游目帖》“起死回生”了!
最后的亮相
王羲之《游目帖》又名《蜀都帖》,纸本摹本,11行,102字,是王羲之信札中字数较多的一件。此帖书法一向广受赞誉,被认为是王羲之草书最杰出作品。有书法爱好者评价此帖:“妍美而不柔媚,矫捷而不轻佻,求雄强而不强作怒张,得巧妙而不矜持造作。”明代方孝孺更是评价道:“《游目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让众多书画收藏者痛心的是,这一珍品却毁在二战的炮火中。
1945年8月6日早晨,日本广岛。三架飞机飞过广岛上空。
8时15分,一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爆炸,火球迸出比太阳表面温度高八倍的辐射热,在爆炸中心1.6公里半径内,钢架软瘫,混凝土化为齑粉,砂子熔结为玻璃体,树木变成焦炭,人体化为灰烬。爆炸三分钟后,天空中落下黏腻乌黑的辐射雨,带来致命的核尘。
住在广岛的安达万藏一家,被政府提前疏散,逃过一劫,却来不及将仓库里储存的物品带走,《游目帖》就在其中。
《游目帖》经历了中华帝国最辉煌的唐、宋、元、明、清五朝,在清末,它的命运如同这个民族一样苦难深重,流落异国他乡,最终在以原子弹爆炸为标志的二战终结篇中留下了最后一个身影。
这幅曾经在京城的楼阁殿宇中存放,被无数人守护、观赏、临摹、觊觎的作品,同清王朝保存的众多文物一样,由京城流向天津、上海、广州,再由这些港口漂流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它们的主人也由留长辫穿长衫的中国仕人变成西装革履的欧式上流人物。义和团期间,它流出北京恭王府,被日本商人收购,流入日本后,又被广岛的安达万藏氏购得。
1913年4月9日,日本京都的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兰亭诗会”,纪念东晋永和九年癸丑(公元353年)在会稽山阴的兰亭盛会。到会人士纷纷拿出收藏的珍品公开展览。安达万藏也带着他的《游目帖》赴会,当这幅帖子在桌上摊开时,全场震惊。来自中国的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当时也应邀到场。
然而,这是《游目帖》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在公众中露面。
有资料证实,《游目帖》此后一直由安达万藏收藏。1933年,他曾携原件走访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请求题跋,1934年又印行“珂罗版”的复制品。但是,这是后人所能知道的《游目帖》和它最后这位主人的一切。今年初,日本二玄社在广岛的报纸《中国新闻》上寻找安达万藏后人,最终找到安达家的孙媳妇。老太太也已经80多岁,神志不很清醒,她确认安达的藏品确实都在那次人间惨剧中尽数消失。
至此,《游目帖》毁于原子弹已成定论,留在世上的仅为三件《游目帖》珂罗版黑白复件(注:珂罗版是一种感光技术,它最大的优势在于没有通常平版胶印产品无法避免的网点痕迹,因而更为接近原作,尤其在表现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上更是细微逼真)。
在原帖已毁的情况下,其价值已同真迹。
前世
《游目帖》本是书信,是王羲之中年时期与益州刺史周抚往来书信中的一封。全帖102字为: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译为白话,大意就是:“您信中所说的巴蜀山川的种种奇胜之处,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都没有记叙。贵地山川奇异,更使人感到游览观瞻才能意足。可以成行,当请阁下迎接,如果迟误这一机会,真当度日如年了。足下镇守巴蜀,朝廷不会有调动之理。真想趁阁下在巴蜀任上时与您一起登汶岭、峨眉山而还,那才是不朽的盛事。”
这封普通信件,由于主人书法之精湛,一完成即顿成珍品,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任何执掌中华帝国政权的帝王将相觊觎之物。
唐贞观初年,太宗李世民下诏命人拿出内府金帛到民间广泛搜集王书真迹,最终找到三千多张,其中就有《游目帖》。
北宋淳化三年,太宗赵光义下旨镌刻的一部古代书法丛帖,《游目帖》也被收录其中。
明初洪武年间,《游目帖》为一个名为郑济的人所得,邀请方孝孺为其作跋。方孝孺称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跳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明末,《游目帖》又流传到收藏家徐守和手上。此时的《游目帖》几经颠沛,灰尘蒙蔽,受损已经非常严重。徐守和收得此卷时“印识累累,眯目难辨”,洗去浮垢,重新装裱。徐守和在题跋中写到,此帖用晋代冷金纸写成,洗去浮垢后方见“贞观‘印’硃晕沉着,深入纸肤,隐隐不没”,其余唐宋间诸印也一一辨明。
到清朝乾隆十二年时,乾隆帝又从民间重获此帖,刻入《三希堂法帖》。乾隆最喜《快雪时晴帖》,得此帖后称其与《快雪时晴帖》“难为伯仲”,并多次题跋钤印。咸丰、同治年间出赐恭亲王奕,后又传给奕次子载滢。
至此《游目帖》结束了它长达1300多年的颠沛流离,入住恭王府,重登庙堂,被重重看护,和这个帝国共享最后一个半世纪的太平岁月。
义和团期间,《游目帖》流出王府,其间原因已无迹可查。在几经转手后,飘零东瀛,最终随二战的尾声消失于历史深处。
寻帖
半个世纪后,很多人对《游目帖》依然念念不忘。恭亲王奕之孙溥心畲在解放后回忆当年恭王府内藏品,依然对《游目帖》被毁耿耿于怀。
1997年,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赵力华在一本画册上看到了王羲之的《游目帖》,这个帖子传奇的经历令他十分感喟。
后来有一次,他在东京参观一个展览,现场有12扇日本江户时代的屏风,其中有两扇毁于二战,传世的只有屏风的黑白照片,日本书画界对剩下的10扇屏风色彩进行分析,运用技术手段将另两扇屏风复原。看完后,赵力华深受启发,他决定尝试修复《游目帖》。
经过几年的尝试,2006年初,任文物修复复制中心主任的赵力华向日本二玄社(注:二玄社是日本一个出版社,从70年代开始做中国古字画复制,曾经给台北故宫复制过400份文物)表示了复原《游目帖》的愿望,希望对方帮忙寻找《游目帖》珂罗版。
赵力华的想法和二玄社一拍即合。
经过一年的查找,通过朋友在日本书画收藏界四处打听,2007年3月,二玄社竟然找到了1934年安达万藏氏委托京都的小林写真制版所用的珂罗版。让赵力华喜出望外的是,这份珂罗版不但是原件大小,还包括全部的题跋。
重生
然而,复原《游目帖》的难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复制。赵力华和他手下四五个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小组需要做的,是将一个《游目帖》的黑白复件,还原为彩色,除了笔画,墨汁浓淡都要和原帖一模一样。
仅是浩大的考据工程就能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中国古代书画材料历代变化很大,赵力华举例说:“宋代的绢织得非常密,经线和纬线都是一根,后来的朝代有时候经线一根、纬线两根,或者经线两根、纬线两根,不同的纺织方式,着墨的效果就会不同。”
宣纸也有不同,现在标准的宣纸实际上是用檀皮和稻草做主要原料,以前造宣纸采用的是桑皮、麻皮。唐代的纸薄但结实,明代的纸软如丝绢,现在的纸又不一样,一抖哗啦哗啦响。
纸和墨的耐光性和耐水性也是试验的重点。在长期的展览中,光线对字画有很大刺激,容易导致变色。
为了找到合适的纸,赵力华和他的工作小组从最开始就进行实验,他们把做好的纸遮住一半,粘在玻璃上晒,晒了两年,最终选用了一种两边色彩没有任何变化的纸张。传统中国字画需要装裱,需要往字画上喷水,对作品伤害很大,为了找到合适的墨,测试的时候他们就拿开水烫,甚至拿肥皂搓。
复原的《游目帖》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黄庭坚《寒山子题居士诗》引首所用的纸张作为乾隆所题引首部分纸色的依据;以台北故宫的《远宦帖》作为本幅部分纸色确定的依据;其余部分的纸张、绫子参照同时代的材料进行复原。
除了材料,如何着色也是一个难题。
仅存的《游目帖》是黑白色的,从世上现存的资料已经无从获得原件的色彩信息。而且《游目帖》原件离开中国已经100余年,被毁也已经60余年,世上更无人亲阅过原件。
纸面上深颜色处是墨迹还是污渍?很多只能靠专家们分析,凭经验试做,最后拿结果与珂罗版比对。
在印章方面,确定以存世作品相同人物的相同印章的颜色为准,其他无考的印章根据珂罗版的深浅浓淡和时代特点,仿照其他古字画上的印章处理。乾隆等人的题跋墨色则是参照传世品处理。
所有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之后,《游目帖》复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工作人员首先使用专门订制的机器将《游目帖》珂罗版扫描到计算机中。如今运用新的数码科技扫描图像仅需几十秒钟,但70年代日本二玄社在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制字画的时候,为了将字画成像,特制了一台长5米,宽高各2米,重达3吨的照相机,闪光速度降低至万分之一,拍一张照耗时数小时。
数据输入后,赵力华他们根据前期研究的资料给帖子的不同部分上色。普通印刷过程中采用的四色已经远远不够,最终使用12色的印刷。除了分色非常繁琐之外,水分的控制也非常关键。水喷到纸张上面之后会散开来,水分过多画面就会变样,太少表现力又不足。
最后的校色环节也是最考验制作者的经验和艺术功底的。色彩和原作相比,要增几分减几分,亮度是否有差距,墨迹是否标准,需要技术人员一丝一毫比对。
经过十几次的校色调整,耗时数月,2007年7月10日,《游目帖》复原成功。
恭王府文物去向
《游目帖》的“老家”恭王府,在近代以来一直为艺术界的专家学者所瞩目。这座宅邸先后入住过一代权相和王申、乾隆之女和孝公主、庆郡王永璘等权贵,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誉为“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恭亲王奕之孙溥心畲是这座宅子的最后一位主人,他曾这样描述恭王府的收藏:“余旧藏晋陆机《平复帖》九行,字如篆籀。王右军《游目帖》,大令《鹅群帖》,皆廓填本。颜鲁公自书《告身帖》,有蔡惠、米元晖、董文敏跋。怀素《苦笋帖》,绢本。韩《照夜白图》,南唐押署,米元章、吴傅朋题名,元人题跋。定武本兰亭,宋理宗赐贾似道本。吴傅朋游丝书王荆公诗。张即之为《华严经》一纸。北宋无款山水卷,黄大痴藏印。易元吉《聚猿图》,钱舜举跋。宋人《散牧图》,纸本。温日观《葡萄卷》,纸本。沈石田《题米襄阳五帖》。米元晖《楚山秋霁图》,白麻纸本,有朱子印,元饶介题诗。赵松雪《道德经》,前画老子像。赵松雪六札册。文待诏小楷唐诗四册。周之冕《百花图卷》。”
恭王府所藏字画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些字画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都被溥伟或溥心畲零零散散售出。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去向不明。去向为后人知晓且有据可查的,只有少数几件作品:
宋·易元吉《聚猿图》,1927年溥儒将该作品售予日本人,先由阿部房次郎收藏,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明·文征明《园池图册》,1928年时由日本斋藤悦藏收藏,现收藏地不详。
唐·颜真卿《告身帖》,至少在1930年前,此作品便由溥伟以高价典给日本三菱公司,后一直无力赎回。1930年7月,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以三万日元从三菱公司买下。该作品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
明·祝允明《临黄庭经卷》、《和陶饮酒诗册》,明·仇英《梅花公主图立轴》,清·方琮《设色山水图》,清·李世倬《仿赵千里听泉图立轴》,清·张照《临米天马赋帖》,此六幅作品1931年时都曾藏于山本悌二郎,现收藏地不详。
北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1931年时曾藏于山本悌二郎,后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
南宋·陈容《九龙图卷》,1917年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
宋·无名氏《群牛散牧图》,先由阿部房次郎收藏,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西晋·王羲之《游目帖》,义和团事件时从恭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后到日本,被广岛县安达万藏收藏,1945年被毁于原子弹轰炸,现仅1925年复制本留下。
一、战国古玺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下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划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秦印指的是战国未期到西汉初流行的印章,使用的文字叫秦篆。看其书体和秦汉量,秦石刻等文字极相近,所有较战国古文容易认识。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为多,低级职官使用的官印大小约为一般正方官印的一半,呈长方形,作“日”字格,称“半通印”。私印一般也喜作长方形,此外还有圆和椭圆的形式,内容除官名、姓名、吉语外还有“敬事”、“相想得志”、“和众”等格言成语入印。
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的统称。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典重。西汉末手工业甚为发达,所以新莽时代(“新”为王莽的朝代名)的官印尤为精美生动,汉代的印章艺术登峰造极,因而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
两汉官印以白文为多,皆为铸造。只有少数军中急用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这在后面还要介绍。
汉私印即为汉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不仅形状各异,朱白皆备,更有朱白合为一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
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辅助文字,钮制极为多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两汉私印仍以白文为多,西汉以凿印为主,东汉则有铸有凿。
将军印也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又称“急就章”。
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佩玉”在古代也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雅风尚。一般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划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使传世下印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
魏晋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传世的给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字较多,用刀如刻如凿,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南北朝各国传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凿款比较草率,官印未见铸印。
八、朱白文印
朱白文相间的印式在汉印中很见巧思,据说起自东汉。它的方式极为多样,朱白文字的位置安排及字数均可灵活变化不受局限。这里例举的数印就可见一斑。朱白的原则大致根据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较少,白文则相反,从而达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谐效果,这类印大多工稳的私印,未见用于官印。
九、子母印
子母印又称“玺印”,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六朝,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人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二方小印,形成母怀子的形状。也有套进一方两印(如右栏“郭意”印)成一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可见。
传世六面印实物较少。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
缪篆印及与它相近的鸟早虫书均是汉印的“美术字”,前者屈曲回绕,?后者则在基础上加上了鱼形鸟头等装饰。这种文字最早多见于古代的兵器上或乐器的钟上,有的还依文字的笔划嵌以金丝,很有独特的风格。鸟虫书印只见于私印,以白文为多。
战国以来的印章中,杂形玺也是甚为别致的一类。其式样没有定例,大小从数寸至数分不等,变化极为丰富,除了方圆长宽更有凹凸形印、方、圆、三角合印,二圆三圆联珠,以及三叶分展状等,朱白都有,不胜枚举。杂形玺因其独特的谐趣与官印的庄严、沉着的要求不同,故只用于私印。
十三、图案印
图画入印自战国到汉魏都有,以汉代为最多。又称肖形印或象形印。形式多样,简练生动,除了人物、鸟兽、车骑、吉羊、鱼雁等图案外,常见以吉羊的四灵(?龙、虎、雀、(凤、龟)入印的,这类印又称为“四灵印”。
十四、成语印
成语印自战国开始就有,使用的格言、成语达百余种。如“正行”、“敬事”、“日利”、“日入千万”、“出入大吉”等,成语字数不等,自一、二字始,多达二十字,其用途除了表示吉祥之外,也有为死者殉葬之用。
十五、花押印
花押印又称“押字”,兴于宋,盛于元,故又称“元押”。元押多为长方,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从实用意义上说历代印章大都有防奸辨伪的作用,作为个人任意书写,变化出来的“押字”(有些已不是一种文字,只作为个人专用记号),自然就更难以摹仿而达到防伪的效果,因而这种押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直到晋以后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书信的来往,才有可能不使用封泥。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基本训练与创作
古代的玺印大多有钮、以使在钮上穿孔系绶,系在腰带上,这就是古代的“佩印”方式。自汉代开始,以龟、驼、马等印钮来分别帝王百官。例如高级官史使用龟钮、驼钮、蛇钮则是汉魏晋时授与兄弟民族等官印常见的钮制。历代钮制形式为丰富,其中以坛钮、鼻钮、复斗钮为最常见。
官印到了隋唐时代,印面开始加大。随着纸的普遍应用,朱文逐渐替了白文。许多官印印背上开始有年号凿款。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屈曲的“九叠文”入印(古代的“九”为数的终极,故有此名,并不一定要九叠,可以随笔划的繁简而变化)以便填满印面。
唐宋时代开始以隶楷入印,清代官印满文,汉文两体兼用,同刻于一印之中。无明清代各代农民政权留下的官印,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革命文物。
十九、宋元圆朱文印
魏晋以来,纸帛逐渐代替竹木简札,到了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于纸帛,到文人画全盛时期的元代,由文人篆写,印工携刻的印章已诗文书画合为一体,起到了鲜艳的点级作用,为书画所喜爱。
对篆刻艺术人力提倡,由于书法上受李阳冰篆书的影响,印文笔势流畅,圆转流丽,产生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一“圆朱文”的印,为后世的篆刻家所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