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的颈部饰有三组变形兽面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这种兽面纹的颜面和体躯形象已严重变形，仅兽目仍保持了原先的神采。鼎腹饰宽大的波曲纹，这种纹饰旧称环带纹，意为带状与环状的结合。现在有的学者认为波曲纹乃是一种变形兽体纹饰，是龙蛇体躯变形后的图案。波曲纹的出现是青铜器纹饰的一大发展，也是西周时期审美观念的一大变化。
商代及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多以威严神秘、狰狞可怖的兽面纹为主，它一般是以独体对称的形式将动物的颜面装饰于青铜器的主体部分，产生出庄重肃穆的宗教气氛。（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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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亚fu方罍腹部花纹特写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上海博物馆藏
波曲纹 的出现打破了兽面纹的对称规律，摆脱了长期以来青铜器纹饰的静态装饰。它运用两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形成连续反复，产生一种韵律感，给人以活泼舒畅的感受，并成为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上非常流行的装饰主体。
克鼎大立耳 的外侧饰有相对的龙纹，龙纹的结构比较新颖。（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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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大克鼎耳部纹饰
它以S形作构图，两端是两个俯首的龙头，中间也有一个龙首，在其头顶有一条俯首曲体的小龙歧出，作为该龙首的角，在上端的龙首和中间的龙首之间，盘绕了一条小龙。这种结构的龙纹，被此后的青铜器装饰广泛运用，并逐渐发展形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行的蟠龙纹、交龙纹等。（图10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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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组：蟠龙纹（上）交龙纹（下）
大克鼎的制作 ，沿袭商代以来的陶制块范法铸造工艺：整体设计、分块制模翻范，小范合成整体范，一次浇铸成型，其范线痕迹至今犹清晰可见（图11组）。这种工艺一器一范，从选料塑模翻范到花纹的刻制均极为考究，成品质量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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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组:大克鼎范线痕迹
辉煌巨篇
青铜器作为商周时期的礼器，其价值之高，地位之重，很大程度是源于器物上的文字。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有系统的成熟文字之一。在汉字发展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商代铭文内容都大多比较简单，只有少量较长的记事性铭文。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铸铭器物骤然增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长篇铭文的增加，铭文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古代历史及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克鼎内壁铸铭文28行，基本为每行10字，仅有一行为11字，其中合文2字，重文7字，共计290字。（图12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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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组：大克鼎铭文拓片及释文
内容大意可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克赞扬其祖师华父有谦逊的心地、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能够保安其君主恭王，辅弼王室，施恩惠于万民，能安定边远，和洽内地。所以周王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
第二段则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仪式是在宗周的穆庙中举行的，赞礼官引导克进入宫廷，周王命尹氏册命膳夫克。在册命辞中周王重申了对克的任命，并赏赐以礼服、土地和奴隶。周王还命令克要日夜谨敬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而不能忘记周王的命令。于是克跪拜叩头，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了这件鼎来祭祀其祖师华父。
青铜器铭文的书法也是青铜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图13组），如大克鼎器内壁铭文就被公认为西周中期书法之典范的。（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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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组（1/2）:小子省壶(上)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上海博物馆藏 从书法上看，商代金文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明显，被称为“波磔体”。
小子省壶铭文拓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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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组（2/2）:保卣（上）
西周早期成王（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上海博物馆藏
西周早期的金文，除了笔画仍有显著的波磔外，还有就是线条已有了粗细的变化，并注重书写的行气和章法，铭文渐趋整齐。
保卣铭文拓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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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大克鼎铭文
西周中期的金文书风有了很大的变化，笔画均匀，饱满圆润，布局完整，字体结构较为简化，早期凝重雄浑的风格，逐渐转变为质朴。
其字体特大，字形方整，行列整齐，舒展流畅，秀丽典雅。用笔圆转自如，线条挺拔饱满，既稳重端庄又静中有动，具有伟岸与雍容的态势。铭文前半部分划有整齐的长方形格子，一字一格，布局严谨；然于整齐中亦有变化，大小错落，富于自然之趣，生动之态、庄严之象。在用笔方面，修饰性的肥笔、波滐多用线条取代，棱角锋芒以及折笔直划也不复存在，没有西周早期字形的跌宕起伏，已被纳入规范之中。通篇章法鲜明严谨，以套语“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结尾，表现了周人礼法秩序的完善和确立。至此，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的风貌基本形成。
大克鼎铭文不仅字体工整优美，且内容详实具体，历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周奴隶制的重要史料。西周时期的职官授受，采用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因而青铜器铭中往往可见长篇赞美祖先功绩的文字，这种习惯，既是出于礼仪的要求，亦宣扬继承资格，表达效法祖先，继续尊奉王室的决心。贵族的官职虽出于世袭，但必须经过天子郑重的重新册命，以显示王权的威严。
克鼎的铭文中记载，克承袭其祖师华夫之官职，被周王授予“膳夫”（图15延伸阅读）一职，并获得诸多田地人口。由此可反映出，西周中期世官世禄的现象依然存在，贵族靠他们祖先的余荫仍享有种种特权，并可获取大量的财物赏赐。
出土流传
大克鼎，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村，为一任姓村民挖土时偶得，属膳夫克家族器物，一同出土的还有仲义父器、仲姞器等窖藏铜器，共计百二十余件。这批器物品种丰富，纹饰精美，其中膳夫克家族器物中目前见于著录的包括大克鼎1件，小克鼎7件，克钟5件，另有克鎛、克盨等数件器物，而今这些器物分散于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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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列表：膳夫克家族出土器物归属列表
扶风县与邻近的岐山县同属周原遗址，乃周人之发源地，三千多年前曾是周王朝最早的都邑所在。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周人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至此地，开始轰轰烈烈地作廟围城、造屋筑室，建立都城。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周文王迁都丰镐后，周原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多年来曾出土大量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图17），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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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周原出土器物分布图
大克鼎 的出土的具体时间，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过去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说明牌上也是如此标注的。此说源自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克鼎”条 ：“克钟、克鼎及中义父鼎均出于一窖中，于时则光绪十六年也。”但亦有学者认为：大克鼎收藏者潘祖荫本人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二月，如果克鼎出土于1890年，以当时的运输条件，从出土、再转手到北京为其所得，实为不可能。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研究员周亚等人也曾亲赴苏州博物馆，查阅该馆珍藏且尚未发表的潘祖荫《滂喜斋日记》手稿。日记中虽无大克鼎出土的相关记载，但记录有光绪十六年“四月辛巳朔庚子，仲客来携克鼎册去”一条，反映出在光绪十六年的四月初，大克鼎的拓片已装裱成册，也从侧面证明大克鼎不太可能在光绪十六年出土，并在短期内归潘祖荫所有。
而据《潘文勤公年谱》光绪十五年条记载：“是年得善夫克鼎，大几与盂鼎埒”。此外晚清另一位收藏家李文田所撰《西周大克鼎金文拓片挂轴》（图18）也记录：“郑盦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文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 可知大克鼎的出土时间，可能在光绪十五年或十五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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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裱有大克鼎全形及铭文拓片的挂轴
由于大克鼎的出土时间目前尚无法确切考证，为慎重起见，上海博物馆青铜陈列室内说明牌标注的大克鼎的出土时间已改为“清光绪中期”。
大克鼎 出土不久即由晚清最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图19延伸阅读）收藏，至此，当时最著名的两大鼎——大克鼎和大盂鼎齐聚潘府，双鼎生辉，可谓壮观。
盛名之下，不免引来诸多文人显贵求睹二鼎的尊容。但潘祖荫奉二鼎若拱璧，不予示人，即便当时位高权重的直隶总督端方（图20）向潘逼诱出让，也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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