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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即之（1186—1263年），南宋书坛的首要人物，也是南宋后期力挽狂澜、振兴书法艺术、穷毕生之力以改变衰落书风的革新家，称雄一时，且有“宋书殿军“之誉。

《敛襟谈老氏诗楷书册》为张即之晚年之作，雄劲豪迈，严整峭削，字多飞白。 王世贞《艺苑厄言》云：“张即之非不遒劲，而粗丑俗恶，种种可恨，是颜、柳之疎裔辱家风者。”

 

随着年纪的增长，才真切地感触到：练字，就是练心；写字，就是做人！练字，静心、静气、静神，让人进入灵魂妙境，享受纯粹的书写乐趣。喜欢写字，是心境、是情怀、更是寄托！

                                  练字、炼人

气质是人的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练字的人，长期以来，在临练字字帖读帖的同时，还要学习书法理论，研究诗词歌赋，培养审度情趣，以增加涵养，努力使自己的字有丰富的内涵、有浓厚的书卷气。随着书法水平的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学识水平、审美情趣也会随着提高。练字的人往往给人学养丰富、言行高雅、气度不凡的感觉和印象。

入静、调气

由于人在书写时精神集中，心无杂念，高度放松，凝神入静，心、脑、手完全集中在对点、画的揣摸和书写，呯吸会随着运笔的缓、急、顿、挫自然而然地将“丹田”之气调匀，气息通畅即“通则不痛”。唐代名医孙思邈认为“气息得理，即百病不生。”

书法，思想寄托

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可是却是一种寂寞的归宿，是一种空虚的载体。而书法，则是精神与思想的寄托。人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生活成了人生的主要支柱。精神的愉悦和精神享受是每个人面临的大课题。当你烦躁时,郁闷时，无聊时，伤感时，拿起毛笔任情挥洒,自然会心地净明而海阔天空,何其美哉实！

写书法，提升境界

如果你能更上一层楼，书法水平小有长进,加入到书法协会社团组织中，得到书法高手的指导而茅塞顿弁，在与书友互相切磋中技艺日进，进而你的作品逐步参加市、省、国展或获奖,作品被有识之单位和朋友所收藏，其喜悦之情非一般人所能体会。在长期临习古人字帖和与古圣先贤的对话中，你会被他们精美的书艺和崇高的人格所折服，从而提高自巳的优秀品格，会修练出与人为善、宽容社会的良好品质和儒雅之风。

                                      养心、养身

经过对书法的长期磨炼会不自觉地将“小我”与宏观的宇宙天人合一，使精神升到一个空无的净地，则更是彻底地休息了！心能静、神能远、才是真正“心”的休息，这就是养心，其终极目地是陶治出最完美的人格。练习书法时脑、眼、手聚于“点画”的入神，就会把尘世间的权欲纷争都化为“空无”，通过养心来促进养身有百利而无一害、那是多么高雅的一个境界呀！

                                      学习书法，广见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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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力，把它定义为笔毫在运行时与阻力对应的反作用力。既然它与阻力对应，那么笔力的强弱应与阻力成正比，即阻力越大，笔力越强。所以要想表现笔力就要在增加阻力上做文章。怎样才能增加阻力呢？

有三种方法：

其一，选择表面毛糙或质地松软的纸，以增加笔毫与纸面的摩擦力，摩擦力越大，阻力肯定越大；

其二，增加手对笔的垂直压力，即重按，这种垂直压力在笔毫作用于纸面时使摩擦力加大，因而阻力随之加大，但此法对提笔书写表现笔力没有作用；

其三，运腕，使笔毫呈逆势涩行状，即笔杆的倒向与笔画的走向相反。下面对之逐一分析。

选择表面毛糙的纸，书写时会有轻微的“沙沙”声，说明笔毫运行时在克服阻力，写起来感觉非常过瘾。当然在过瘾的同时笔的寿命必受影响。试比较，如果拿一块表面光滑的玻璃，在上面书写又是什么感觉？我写过，感觉是滑，笔留不住，总之感觉很糟糕。那是因为它表面光滑且质地坚硬，笔毫与它的摩擦力极小，阻力微乎其微，笔力就无从谈起了。而如果拿一张表面光滑但很软的塑料纸书写，感觉比在玻璃上好许多。这又说明笔力同纸的密度也有密切关系。想想当年王羲之要是在玻璃上写字，他能入玻三分吗？反过来说，只要你用笔得法，你也能做到“入木三分”。且听我进一步的分析。

而增加手对笔杆的垂直压力，即重按，也会加大笔毫同纸的摩擦力，从而增加笔力，但这种方法对提笔书写毫无意义，因为提笔书写，手对笔的垂直压力是微乎其微的，笔毫同纸面的摩擦力相比重按时产生的摩擦力小得多。这又如何表现笔力呢？请大家别忘了物理学上还有一个术语——压强（单位面积所受的压力）。

提笔书写时，笔毫与纸面的接触面是小了，纸的受力面随之缩小，但压强没有变(还可表现笔力，只是人很难感觉到笔毫对纸面的压力)，这种情况下要想表现笔力就要靠速度，提笔时笔锋抵纸，如果速度慢了，非常难控制（尤其是弹性很小的长锋软毫），无法表现笔力，写出的线如春蚓秋蛇。只有加快速度，如快刀斩乱麻，写出的线才能干净利索，才有力的感觉。

 

毛树棠（1779-1845），字荫南，号芾村，武陟木栾店人。毛树棠“学以宋儒为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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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务本——朱友舟、何康太草篆与刻铜、拓片作品展11月19日下午在清凉画馆（南京鼓楼区虎踞关清凉山公园内）火爆开幕。此次展览由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南京印社主办，由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清凉画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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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小楷是文人士大夫科举从政、治学为文的基本手段，也是一种最为常用和实用的字体，因此，历代书家多能写小楷，尤善小楷的大家也不少。小楷就像百花丛中争妍斗艳的小花，又似天幕之中闪闪烁烁的繁星，点缀着中国书法的长河。今之来看，小楷的格调古、雅、幽、静……，虽然各有侧重，但品之均可获得一番韵味，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语的审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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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南北朝

钟繇《宣示表》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人，出生于汉末名士之家，官至太傅。他同汉末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合称书中“四贤”。书法各体兼备，完成了古隶向楷书的转变，创立了楷书这一新的书体，在书法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作品中尤以《宣示表》最能体现其小楷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帖章法纵紧横疏，气势开阔，每行字的大小、轻重、正欹、宽窄，错落有致，极尽自然之趣，体现出一种雄浑厚朴、沉着高古的艺术风格。

王羲之《乐毅论》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东晋大书法家，官至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其小楷主要取法钟繇，而在完善楷书、丰富笔法、美化字形等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孝女曹娥碑》等。

《乐毅论》基本摆脱了隶书的痕迹，具备了完备的楷书法则。用笔沉着内敛，扎实劲健；点的姿态生动，细腻圆润。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端庄沉着、圆润峻拔、动静有致的中和之美、雍容之美。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善书又与其父一脉相承，并称“二王”，有小楷作品《洛神赋十三行》传世。

王献之的《洛神赋》将楷书艺术推向一个新高峰，被后世尊称为“天下小楷第一”“小楷极则”，标志着楷书艺术的完全成熟。从温润细腻、峻拔流美的气格来看，《洛神赋》颇得其父心法要诀，但又灵性颖出，创变有成，更讲求作品的遒丽、峻逸、疏朗之美，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隋唐

欧阳询《心经》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初学二王，又远承魏、晋、六朝隶书、楷书的特点，用笔险劲，法度严谨，独树一格，被誉为欧体。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家。楷书发展到唐代，已经达到完美境地，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欧阳询为楷书最早的代表。

《心经》是欧阳询小楷代表作，用笔犀利，刚柔相济，字字严整端庄，理法兼备。

虞世南《破邪论序》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人，赐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永兴”。他是由隋人唐的书法大家，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家”。其书法遒丽和雅，格调极高。

《破邪论序》为虞世南小楷代表之作。用笔丰润圆融，方圆兼备，柔中有刚，以韵取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碑在章法上形成了行距宽于字距的布局体系，给人以心旷神怡的艺术享受。这种章法特点到了五代杨凝式、宋代林逋那里越发夸张，一股萧散之气扑面而来，旷淡之情改变了有唐以来楷书章法森严茂密的气氛。

褚遂良《摹王羲之乐毅论》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博通文史，精于书法。褚遂良的书法初宗“二王”，后受欧阳询、虞世南的影响，博采众家所长融为一体，遂自成家。书法方圆兼备，楷书结体略方，在“二王”书法秀逸道劲的基础上，将欧书的峭拔、虞书的媚丽合二为一，形成多力丰筋、瘦硬通神的独特书风。

钟绍京《灵飞经》

钟绍京（659—746），唐虔州赣（今江西赣州）人，字可大，与钟繇并称“大钟”“小钟”。书学二王、褚、薛稷。传世书迹有《灵飞经》等。

《灵飞经》深得“二王”遗法，笔势劲健，结字精美，气韵生动，形神俱佳，为后代学习小楷的经典范本。其风格能于秀媚中含古趣，结体能在舒展中有团聚，用笔善于在平易中显变化，以逆锋起笔，中锋行笔，回锋收笔，将唐人书法的特色表现无余。

柳公权《金刚经》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陕西耀县人。书法擅长篆、草，真、行，而对楷书致力尤深，是晚唐最著名的大书法家，和颜真卿并称为“颜柳”，范仲淹称誉为“颜筋柳骨”。书碑很多，以大楷《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小楷《金刚经》《归林寺》等最为有名。

《金刚经》为柳公权早期作品，字不大但用笔灵巧劲健，虽近颜法，但明显地摒弃了“蚕头雁尾”的用笔，而多融入魏晋及初唐楷意，并掺之以北碑的骨力，所以表面看上去感觉平常，有剑拔弩张之势，但仔细观察则富于变化，方劲中有清灵通秀之气，节奏明快，极富动感，整体法度森严而富庙堂气象。

宋

范仲淹《道服赞》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擅长辞赋文章，还善书法，主张与其政治革新的要求相一致。

《道服赞》用笔劲健而清整，笔触坚实，绝无浮掠懈怠处。此帖在清劲中有法度，但少肉，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得王羲之《乐毅论》的笔意，这正是范氏书作的特点，时人称其“文醇笔劲，既美且箴”。

苏轼《小楷黄庭经》

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具“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其书法成就，后人赞誉颇高。《小楷黄庭经》为苏轼64岁时所作，是其小字中的精品。

米芾《向太后挽词》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等。祖居太原，后迁襄阳，定居润州。宣和年间，迁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好收藏，书得王献之笔意，书迹传世甚多。

此词书法以行写楷，用笔极精，不仅笔圆锋中，而且笔致灵动，故笔画道劲，意态活泼，但绝不似唐楷的规矩端严，可谓宋代小楷之绝。

蔡襄《茶录》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宋代著名的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齐名，后世称为宋朝四大书法家。蔡襄书法艺术较全面，行、草、楷都很有造诣，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尤以小楷为上乘。苏轼说：“君谟小字，愈小俞妙”，朱熹称他的小字为宋朝第一。

此书小楷有千余字，但纵观全帖无一倦笔，颇有二王楷法。字字劲实端严，横逸飘发，既灵活又沉着，是蔡襄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作。

黄庭坚《金刚经》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工于文章、善诗词、工书法，其书取法《瘗鹤铭》和唐楷余绪，最大特点是重“韵”，持重风度，写来疏朗有致，如朗月清风，书韵自高。

姜夔《跋王献之保姆帖》

姜夔（1163—1203），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终身不仕，博学多才，无所不通。精于乐律，尤工诗词。工书，得魏、晋笔法，运笔道劲，波澜老成，一洗尘俗。

姜夔的书法作品极为罕见，《跋王献之保母帖》为其代表作。全文楷法谨严，又具潇洒秀雅之态。

张即之《佛遗教经》卷

张即之（1186一1263），字温夫，历阳(今安徽和县)人，爱国词人张孝祥之侄。官至司农寺丞。其书法在南宋末饮誉天下，连当时北方的金人都不惜重金来求购。其书学欧阳询、褚遂良，晚师米芾，遂自成名家，善写大字，作匾额如作小楷。其行、楷则清劲绝人。张即之的楷书作品用笔清劲，结构精严，通篇雅而劲、谨而厚，极具匠心。

此《佛遗教经》便是一篇著名小楷，远宗晋唐人写经，以骨力取胜，善用侧锋，灵动平和，风姿雅秀。前人说此作“如矮松偃盖，婆娑可爱”。

元

赵孟頫《汲黯传》

赵孟頫（1254—1322），元代著名书画家。善各体书，无不精妙。他楷书的成就很高，与颜、柳、欧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小楷《道德经》《汲黯传》，恬静秀丽，是学习小楷的好范本。

《汲黯传》楷法精绝，峭丽峻拔，清逸出尘，颇有晋唐遗风。笔法劲健圆润，结字大小随形，采取竖有行、横无列的传统小楷章法，错落有致，形笔飘逸，使人欣赏时不觉有呆板局促之感。

倪瓒《幽涧寒松图》款识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江苏无锡人。他是元末著名画家，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合称“元四家”，影响极大。倪瓒的书法，早期学王献之，继之学钟繇，其书迹主要在他的绘画题跋等中，且以小楷居多，古淡天真，活泼流畅，神韵飘逸，可谓“不食人间烟火而登仙者矣”。

《幽涧寒松图》作于1374年，画中款识小楷极为精彩，笔力清劲，简略冲淡，字的用笔极随意，有大有小，游弋于法度之外。通篇严谨蕴藉、端庄稳重，显示出作者旷逸清淡的情怀，同时又与幽涧寒松的画境相得益彰。

明

宋克《七姬志》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时与宋广、宋燧并称“三宋”。善章草，草书当时被誉为“国朝第一”；工小楷，不为时尚赵孟頫所囿。

明代书家擅长小楷者不知凡几，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宋克所书《七姬志》，其小楷能上窥晋唐，书风古雅，变化随意，一扫平板之气，启明朝小楷之先河。

文徵明《后赤壁赋》

文徵明（1470—1559），名璧，字文明，号衡山居土，明代著名书画家。在书法方面与祝允明、王宠并称“吴中三家”。文徵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其小楷笔颖清丽，节奏冲和，结体矫健，与其画风谐和。相传他80岁仍写蝇头小楷，后世称其小楷“有明第一”，传世小楷作品很多，有《离骚经》《老子列传》《前后赤壁赋》《出师表》《草唐十志》《千字文》等。

此卷结体秀密，用笔精意，一丝不苟。笔法极其精熟，锋芒所到，神气活现。静心观赏每个字的体势，无不具有玉质仙骨之体态、超尘出世之风神。

王宠《游包山集》

王宠（1494—1533），江苏苏州人，初字履仁，后改履吉，号玄微子、雅宜山人等。他的书法以楷书尤其是小楷最为精彩，主要得力于虞世南。他把这种温润含蓄的笔法用到古雅朴拙的小楷中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面貌，给人以空灵简远，静穆超逸的感觉。

此作为他的小楷代表作，气息高古，格调雅致，是其融会晋唐各家楷书之后摆脱唐法，趋向魏晋高古风韵的表现。

董其昌《孝女曹娥碑》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是晚明影响最大、最为杰出的书画家。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黄道周《孝经》

黄道周（1585—1646），字玄度，更字幼平，福建漳浦人，人称石斋先生。学贯古今．精天文历数，著述更富，以文章风节高天下。黄道周的书法以小楷和行草名世，小楷书独具一格，笔法简洁明快，于清劲中见腴。王文治评其“楷格道媚，直逼钟王”。代表作品有《孝经》《后死吟》《诗翰册》《曹远思推府文治论册》等。

此小楷《孝经》用笔简洁，结字宽博，气势舒缓，于凝重中见姿媚。

王铎《跋米芾行书天马赋》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好古博学，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以书法见称，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其小楷用笔险劲沉着，结体欹侧，章法变化，在苍劲老辣中又写出古朴来．不愧为大手笔。

此书中字就写得长，整体看来，字位散散落落，如满天繁星，极富书者个性。

倪元璐《家书》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能诗文，工书画。擅长行草，小楷亦精，其书理法俱备，形质相偕，有“三奇”“三足”之称，即笔奇、字奇、格奇，韵足、势足、意足。其小楷传世作品较为罕见，《家书》为其代表，用笔厚重质朴，直窥晋唐，功力之深．非同一般。

清

傅山《小楷千字文》

傅山（1607一1684），明末学者、诗人、书画家，书法广涉诸家和各体，最擅行、草书，特色也最鲜明，尤其所创“连绵草”，更富新意。傅山的行、楷书，则多体现笔锋凝重、点画披离、结体欹侧、章法错落，以及拙中藏巧、动中寓静、刚中含柔等特色。《小楷千字文》系49岁所书，直追钟、王，朴实古拙。

八大山人《临蔡邕小楷》

八大山人（1626—1705），清初著名书画家。他的书法没有固定师承，广采博取，无不涉猎。楷书有晋唐之风采，行书又有王羲之父子的书风，并参入自己修悟的禅理，作品超尘脱俗，气象万千。

金农《楷书吉金录稿册》

金农（1687一1763），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浙江仁和人。博学多才，善诗词，精鉴赏，喜收藏，工书画，用笔方扁，号为“漆书”。金农从篆书中取其神，变其形，又从金石文字中广泛吸收，形成了带有篆书气质和金石昧的隶书。其楷书又从隶书中来，以重为巧，以拙为妍，醇古方整。

此小楷册墨浓笔畅，字字圆润厚重，且见起伏，古朴典雅，有一股奇气。

刘墉《小楷七言诗》

刘墉（1719—1804），清代书法家，字崇如，号石庵。在乾隆之际享誉书坛，当时人们称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为“四大家”，而以刘墉成就最高。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又精于小楷，其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

此册为刘墉78岁时所书。书法朴实沉厚，结体圆整，不难看出刘墉晚年书法吸收了北碑的某些特点，在原来圆润遒媚的书法风格中融入方硬刚健的笔法。此册可以代表刘墉晚年小楷的艺术水平。

陈继儒（左）与董其昌（右）像

明代有这么一对莫逆之交，他们均自幼聪颖过人，早负盛名，也一同参加科举，不同的是，一个落第后隐居，一个高中后官至一省学政、礼部尚书。不同的仕途选择并没有影响两者的交往，甚至后期，隐居成为了二人共同的人生追求。他们就是陈继儒与董其昌。二人终生相契，虽然人生异辙却艺事同心。所谓：“少而执手，长而随肩，涵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载，毫无间言。”

一个高居庙堂，一个隐逸终生

董其昌陈继儒却“磁石相连”

文／梁志钦

董其昌《佘山游境图》

纸本墨笔 98.4cm×47.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陈继儒隐居山林 董其昌为他“捐百万赀”

万历十三年(1585年)，陈继儒与董其昌一同参加了应天府举行的科举考试，然而双双落败。第三次科举考试还没有考中举人，陈继儒大为愤怒。再加上时至晚明，十分动荡不安，社会中各种新思潮也在不断孕育激荡。年轻的陈继儒明白再走科考一途已无多大意义，在这样一个局势中自己即使有才能也难以施展。因此，他毅然下定决心“谢去青襟”，隐居山林，从此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平静。

万历十五年(1587年)，陈继儒正式隐居，董其昌为其作《山居图》，并题：“郗超每闻高士有隐居之兴，便为捐百万赀办买山具，予于仲醇以此赠之。”而与好友陈继儒放弃举业隐居的选择不同，董其昌屡败屡战，终于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完成了从生员到举人的身份变化，打通了其鱼跃龙门通向进士登科的关键。

董其昌《墨卷传衣图》轴

纸本墨笔 101.5×46.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自题：己丑南宫墨卷五策（注：即为殿试卷），为好事者所藏，得岸上人袖以示予。风簷仓卒，书道殊劣，何烦碧纱笼袭之三十五年也。自予孙庭收之，则不啻传衣矣。以此画易之。癸亥三月念一日。玄宰。

第二年，董其昌到北京参加会试，在四千多人的竞争中，董其昌脱颖而出高中进士第二名，两年之内中举、登科。董其昌得中二甲头名即“传胪”，被赐进士出身。此后，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为官，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湖广提学副使、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注：南京六部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仍然在南京保留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放弃举业的陈继儒，则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受到道家长生不老思想的影响，他开始迷上了道教的方术，隐居小昆山，后移居东佘山，过着快意自适的归隐生活。在清静的环境，读天下书，写天下文，隐而不脱俗，为身隐心不隐，仍然针砭时弊，甚至一度成为“畅销书”作者，名声日隆，求见者不绝，所谓 “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在隐居的几十年中，或品评书画、或吟诗作赋、交朋结友，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

陈继儒《雪梅图》扇页

金笺设色 16.1×49.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自题：顽仙庐对月写此真景。

注：陈父亡后，陈继儒移居东佘山，在山上筑“东佘山居”，其中有顽仙庐、来仪堂、晚香堂、一拂轩等房舍。他在这里会三吴名士，以读书作画为乐，死后，亦在此葬身。

为方便与陈继儒相聚 董其昌专门建了“来仲楼”

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董其昌在持节封楚藩的归途中触暑重病，陈继儒前来看望他，二人在夹室中相对赏画。当日，一同赏画的还有吴门画家孙枝，在他的建议下，董其昌把雅集情况诉诸笔端，清晰写道：“仲醇挟所藏王右军《月半帖》真迹、吴道子《观音变相图》、宋板《华严经》《古尊宿语录》示余夹室中。惟置一床相对而坐，了不蓄笔砚。”

为了方便二人相聚，董其昌在宅中更为陈继儒建造了“来仲楼”，他们时常登楼阅览书画终日不下。董其昌于书画裁鉴通明，凡有批驳真伪皆可悬笔立就，陈继儒往往与之相互切磋激扬。后来董氏所鉴由其门人张圣清掌录成编，亦名为《来仲楼随笔》。董其昌的随笔中，比较少提到与朋友一起鉴赏书画，但是陈继儒却勤于记录那些活动，尤其是与董其昌共赏的时光。在陈继儒的笔下，经常可以找到与董其昌相似的艺术观点，特别是品鉴书画的语言多有重合之处，这刚好可以为董其昌《容台集》做出补充和诠释。

董其昌《山水画》（选二）

纸本水墨 20.1×12.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上图自题：黄鹤山樵学王右辖，虽繁实简，简在更不可及也。

下图自题：米老画派出吾家北苑，当其工细不减李思训，余见竹溪峻领图。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董其昌离京回老家赋闲，为了排遣郁闷心情，七月，他与陈继儒泛游春申之浦，“惟吾仲醇，壶殇对引，手著翰墨，固以胸吞具区，目瞠云汉矣。”两人一起游览之状，董其昌多次游后作画，一是记录两人游历的美景，另一个应是为了见证他们的友情。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董其昌持节赴长沙封吉藩朱翊銮。当时官船正在池州江中航行，董其昌突然挂念起陈继儒来，心想他最近的读书生涯不知如何了，于是，他给陈继儒绘了《小昆山舟中读书图》，湘楚风景令董其昌赏心悦目，他又另画了一幅画寄给陈继儒，画上题诗云：“随雁过衡岳，冲鸥下洞庭。何如不出户，手把离骚经。” 董其昌在诗中以雁、鸥与衡岳、洞庭的关系，描述了自己前往楚地的行程，但是想起正在书斋中手把《离骚》、吟咏赋诗的高士陈继儒，自己的奔波劳顿要远逊于他的性静情逸。第二年秋，董其昌回到松江已经十月，他又立即前往小昆山访问陈继儒，下榻在新筑的读书台，为其绘制了《婉娈草堂图》。

董其昌《婉娈草堂图》 私人藏

董其昌与陈继儒一起的集会、出游与鉴赏活动不胜枚举。董其昌盛年时，因在朝为官经常外出，但是只要稍有闲暇或回到松江，他都会与陈继儒相会。也可以理解，为何陈继儒在记录自己藏品时谈及董其昌则言“玄宰，不暇记”。可理解为，他收藏董其昌作品不计其数。

82岁董其昌仙逝时 79岁陈继儒主持丧礼

董其昌在当时位高权重，为翰林院编修，后为小皇子讲官，但他却花大量的时间研习书画，并时常与陈继儒切磋画艺，政治生涯对他来讲已不再那么重要，倒不如“全身而退”。他更羡慕陈继儒的隐士生活，陈继儒在《妮古录》记：“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陈继儒《七律诗》轴

纸本  237.5×5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小春节物过重阳，忽送黄花到草堂。秋色门篱犹自绮，孤松三径未全荒。茱萸带紫方成酿，枫叶初丹薄有霜。思向尊前辞酩酊，诗人自此夜偏长。十月十日有载菊送至山居者，练川后长丈也。赋此谢之并博笑正。陈继儒。

董其昌与陈继儒往来频繁，都享有高寿，在他们的晚年，同辈逐渐调零，二人的友谊则日益弥坚而尤显珍贵。他们常一起请苍雪大师讲《楞伽》于白龙潭，弘扬佛法。

1636年中秋，81岁高龄的董其昌与78岁的陈继儒相约在天马山熏塔游玩，并作《书雪诗轴》，给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题跋，之后不久，董其昌即与世长辞，卒年82岁。79岁的陈继儒主持了丧礼，“仆送之入棺，主张道装，不腰玉带”。唯有他最了解董其昌，三年后，同样是享年82岁，陈继儒仙逝。他们正如孪生兄弟一般，志同道合，形影相随，虽然一个为官，一个隐逸，但对艺术上的贡献却是殊途同归。

其董其昌《高逸图》轴

纸本墨笔 89.5×51.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八十余岁，毫无间言

1555年，董其昌生于松江，少时聪颖，早负盛名。在他三岁时，松江的另一位明代文人也随之出生，同样自幼聪慧，“五岁大父膝上授书，辄成诵”，后进学堂学习，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这里说的，就是陈继儒。

董其昌在为陈继儒《白石樵真稿》所作序言中写道：“余与眉公少同学，公小余三岁，性敏心通，多闻而博识。”而陈继儒则在《祭董宗伯文》中也说道：“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函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注：董其昌贵为礼部尚书，故称“钟鼎”，陈继儒则自称“山林”，是他们两人的精简概括。)

▎本文部分内容据颜晓军《九峰三泖白首至交——董其昌与陈继儒的艺术交游》、李微微《陈继儒旅游活动初探》、郝锦绣《晚明书画家陈继儒之交游考略》等著作文章。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

绢本水墨 110.4×54.6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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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也叫布局，是安排整幅作品的艺术方法。它包括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标题、名款与正文之间，相互照应的方法。

一幅行书作品，安数可多可少，少者一字或数字，多则数百字或数千字，甚至几幅作品，几本字帖，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清刘熙载《艺概》说：“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或几行，一帖及数帖，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应之妙。”他所说的相避相形，是指相互避让，互相对比，互相映衬之意。他又说：“几点画要竖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所谓“竖而浑”，是指点画要健劲而厚重，所谓“奇而稳”，是指结构要奇险稳重，所谓的“变而贯”，是指章法每字每行既要有变化，而整体的精神则是贯通一致的。这就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点画、结构和章法之间的辩证的关系。

对初学者来说，在章法处理上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写前准备

写前要根据纸幅的大小和字数多少，来决定字的大小。

纸上下要留下天地头，左右留白边，可叠竖格，或影竖格，打格可用红蓝铅笔，不要用圆珠笔，因为圆珠笔笔遇水容易扩散，影响托裱的效果。

2、关于行列

楷书作品，安要竖成行，横成列。从整体上看，从纵横看，都非常地整齐。行距较大，字距略小，只要写在正格里，就会有这样地效果，因为楷书的字形，大多是长方形的。

行书作品，大多是竖成行的，如李邕的《岳麓寺碑》、赵孟頫的《胆巴门碑》。一般行书比楷书较为自由，字随形而变，可大可小，每行字的数目不一，这就显得整齐自然有变化，如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颜真卿的《祭侄稿》、《争座位帖》等。

行书竖有行，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法：有的书家以中心取直，即每字的中心都要落在中心线上，如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的行书，皆用此法；有的书家以错落取直，在一行中有的字向左取直，而有的字则向右取势，错错落落，不直而直，如黄庭坚、王铎的书法多用即法取势。

草书作品中，一般多是竖成行，横无列，如王羲之的《十七帖》、孙过庭的《书谱》。但也有横成行的，行不直者，如黄庭坚的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卷》，共五十二行，第行四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不等，以第六字（共十八行）、七字（共十五行）、八字（共九行）为多。字形有大有小，有长有短。长者为短者的五六倍，如第三十八行的“晖”字，长于第四十四行的“不”字、“山”字六倍。又如第九行的“楼”字，比下边的“上”字大六倍。从纵势看，或引带或直连，或笔断意连，显得上下呼应，字相连属。从横势看，左右相避，自然容与，如第二行的“一”字，左右极长，下行的“明”字略向左偏，让出位置，容纳其左端，而其右端又伸到上行的“城字等之间，其布局疏密有致，纵横得法，正如宋徽宗所说：“黄书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高下，无不如意。”

3、关于标题、年月、署名和印章

展览的前言或说明，标题要大而醒目，字在正文之前，低四格，或居中，如俄文的格式。年月、署名（主办单位）要写在最后，靠下些；如果是横式，就靠右下。

书法作品，标题、年月、署名，要写在正文之后，字大小与正文相同，或小一些。印章盖在名下，占一个字的位置。不要太靠下，如果署名与正文末行齐平，印章则打在署名的左侧。

4、首字与尾字

一篇文章讲究开头和结尾，一幅书法作品也要注意首字和尾字。因为这两个字决定一篇的始终。首字的大小和姿势，关系到全局，以下的字要以首字为基准，依次写下去。首字在全篇起领袖的作用，古人叫“管领”。中间的字要上下应接，既有之妙，而总体精神又贯彻始终，最后一个字是全篇的终结，要收得住，不可松懈。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说：“凡作字者，首写一字，其气势便能管束到底，则此一字便是终篇之领袖矣。假使一字之中有一二懈笔，即不能管领一行，一幅之中有几处出入，即不能管领一幅，此管领之法也。”

5、多字、丢字和错字如何处理

一幅书法作品，如果写完以后发现多写了字，就在那字的右侧点两三个小点，如果写错了字或丢了字，就在后边注明应是某字或落某字。这样就可以避免涂改之乱，以保持作品的整洁。

6、格式范例

正文从左向右，署名在左边；如果正文是自左向右（现在通行牌匾的格式），署名就在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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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书法有时也不能太聪明，一开始就想抄近路，结果只能无路可走。有些书友痴迷草书数十年，焚膏继晷，矢志不渝，“坐则书空，卧则画被”，不可谓不用功、不勤奋，但就是无实质性的提高，交流中发现，该作者往往没写过楷书，或者写得还没过关，这也许就是行草写不好的症结所在，不是根本原因也应该是主要原因。

黄庭坚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草书不难工矣。”不妨回过头来，放下身段，补上楷书这一课，磨刀不误砍柴功。《菜根谭》曰：“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草圣林散之走的也是由唐入魏的道路，主张“先写楷书，次写行书，最后才能写草书”，60岁以后才开始写草书，一举成名，饮誉世界。

每个人对书法传统形态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但对书法本源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赵孟颊说：“用笔千古不易。”学习楷书可以使初学者了解、掌握最基本的笔墨语言构成，正确认识和熟练运用正侧、藏露、衄挫、轻重、疾涩、曲直、转折等笔法和运锋要则，培养规行矩步、严谨审慎的逻辑思维和起止有度、法正完满的点画功夫，锻炼良好的控笔能力。

所以，楷书不仅能使我们掌握基本的字形结构，而且能使我们储蓄丰富的用笔体验。是初学者理想的入门书体，也是向行草书进发的滥觞。

当然，历史上楷书典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从何入手，合该有一个明晰的思路，科学的规划。从前人成功案例以及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应该选择从唐楷入手为善。

正如梁嵫《学书论》中所谓：“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健时，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俱骨气，否则一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然唐楷中尤以褚体为首选，清代秦文锦有云：“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褚遂良是隋末初唐人，又出任过起居郎等要职，期间唐太宗大量搜集的王羲之法帖都要由褚遂良鉴别真伪，同时参与整理了内府所藏钟繇、王羲之真迹。可以说褚遂良是见到王羲之真迹最多的初唐楷书大家，他深谙王氏笔法、体势，直接承继晋人风度，形成了自己瘦硬清腴、遒丽绰约书风趋向。

颜真卿、柳公权等唐代楷书大家都在褚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所需的“动能”“养料”，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颜真卿则直接取法褚遂良，进而马首是瞻，守正达变，卒然成就了自己方严正大、整饬凛然的艺术特质，实现了自己楷书追求的个性化风格，遂成一代楷模。同时，褚体属大楷范畴，卫夫人说：“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

明丰坊《童学书程》又说“学书之序，必先楷法，楷法必先大字。”尤其拟向帖学特别是“二王”一路行草发展的（事实上综观历代行草名手几乎没有人能绕过“二王”的），褚体更是不二选择。因为“二王”几乎没有大楷作品存世，借助褚体揭橥“二王”笔法奥旨和晋韵真脉洵为明智之策。

王虚舟《论书剩语》谓：“魏晋人书，一正一偏，纵横变化，了乏蹊径，唐人敛入规矩，始有门法可寻，魏晋风流，一变尽矣，然学魏晋必须从唐入乃有门户。”是谓至理。先写《雁塔圣教序》，端庄清丽，蕴藉简静，容易上手，再写《大字阴符经》，锋棱劲峭，朗润畅然，浓郁的行书笔韵为以后向行草书过渡、发轫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换言之，如果以后无意于往行草发展，只想把精力集中在楷书上，褚体也是很好的发力点。故而，褚体退可作为立根楷书的依怙，进可作为游弋行草的发端，是可塑性强、包容性大的楷书书体。

需要解释的是，古人所述的真书、楷书、正书都是比较模糊和宽泛的，这是每一个历史时段不同的称谓，我们通常所说的楷书其实也已经包括了真书、正书，从汉末隶书演变而来，将“形体方正，笔画平直”者统称为楷书，所以从广义上讲，楷书还包括篆隶、魏碑等，从狭义上讲楷书特指唐楷。

但无论怎样，学书之初从比较规正、端庄的楷书入手都应该是正道。当然，学习书法的道路有千万条，没有一个绝对化的统一的标准，但寻找一些被历史认可并被广泛传用的相对成熟的规律性的方法还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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