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的朋友圈被《中国诗词大会》浓浓的诗意刷屏,在综艺和鲜肉霸屏的今天,一档诗词类文化节目居然如此火爆,充分印证出“中国人诗心不死”的基因。关于诗词,中国人一直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从诗经开始,人们就非常习惯于诗词这种审美方式,中国历史始终伴随着中国的诗歌史。如今,一场诗词大会正把“诗和远方”的梦想真切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为何要读诗、提倡诗和礼?我们也找到国学大师南怀瑾的一段文字,从中品出诗的精神、悟出诗的道理。

1

诗的人生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今天中午有位学者,谈到很多人写作的东西,他说过去看了一些作品,马马虎虎过得去,还不注意。现在看一些作品可难了。他这话是真的。有些人有文学家的天才,随便写几句,从笔调上一看,就知道他在文学上一定会有成就;也有的人力学一辈子,也不能变成文学家。虽然写文章写得蛮好,但是他到不了那个程度,怎么下工夫都无法突破他们自己的那一个极限,他的文章始终只是一个科学家的文章。所以看科学的书,没有办法看得有趣味。

我曾经对学生说,你教化学的,如配合文学手法来教,会比较成功。科学本身很枯燥,所以最好把它讲得有趣味,比如对一个公式,先不要讲公式,讲别的有趣的;最后再说明这个有趣的事,跟某一公式的原理是一样的,听的人就可以贯通。结果有几个学生用这个方法教,的确很成功。但现在中国文学正在剧变当中,还找不出一个法则来。

至于诗,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人不是在小学(不是现代的小学)就开始学诗的。每一个人都会作诗,不过是不是一个诗人,是另一个问题。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对诗的教育这样重视,这是个大问题。一般人通常认为,作诗就是无病呻吟,变成诗匠。从前也有人打趣这种诗,所谓“关门闭户掩柴扉”,关门就是闭户,闭户也是关门,掩柴扉还是关门。平仄很对,韵脚也对,但是把它凑拢来,一点道理都没有。这就是无病呻吟,这样的文学,实在有问题,都变成“关门闭户掩柴扉”了。

过去还有一个笑话,在几十年前,有一种所谓“厕所文学”。在江南一带,像茶馆等公共场所的墙上,乱七八糟的字句,写得很多。这些字句,无以名之,有人就称它为“厕所文学”。有人看了这些文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也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文学的末流。原句是:“从来未识诗人面,今识诗人丈八长,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

这是当时批评“厕所文学”的滑稽之作,像这类衰败的情形,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很严重。所以当年不得不提倡革命。那时文学、文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那些无病呻吟的诗,衰败的东西太多了!像这一类含义的笑话,实在太多。

这里孔子对子贡说的话,点出了“诗”的道理是什么,作诗学诗的人,并不光是想当一个诗人,否则当诗人就要被骂“如何放屁在高墙”。所以诗的目的,并不是专搞文学,其中所含的道理非常重要。关于诗的文化,孔子告诉子贡,读了诗,并不是教你变成一个酸溜溜的书呆子,一定要“告诸往而知来者”。

岂但作诗,我们读历史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读历史?现在大学里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研读历史,虽然拿到好成绩,但对作人做事,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过去读历史,主张要学以致用,它的精神就是“告诸往而知来者”,懂了过去就要知道未来,这也就是诗的精神。

2

悠美的情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为什么在《为政》里谈这个问题?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是不可对人说,而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的流传开了。

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騷?“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做删诗书,定礼乐。

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追!”追女人的诗。或者说,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给我一杯爱的咖啡”什么的,这“一杯咖啡”实在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得曲折、含蓄。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

上次提到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要有礼制。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这也叫“为政”,正规的。那么他把文王——周朝所领导的帝王国度中,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为什么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诗经》归纳起来,有两种分类——“风、雅、颂”、“赋、比、兴”。什么叫“风”?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说法国的文学是法国的文风,法国文风代表法国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诗经》有《郑风》、《鲁风》、《齐风》等等。“雅”以现代用词来讲,是合于音乐、文学的标准,文学化的、艺术化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文学化、艺术化。“颂”就是社会、政府公事化的文学叫“颂”。

作品另三种型态,一种是“赋”,就是直接的述说。其次是“比”,如看见下大雪,想起北国的家乡来,像李太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因这个感触联想到那个,就叫“比”。“兴”是情绪,高兴的事自己自由 发挥;悲哀的事也自由 发挥;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七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零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就是“兴”。他在挽救自己的国家,挽救那个时代,而遭遇敌人痛苦打击的时候,无限的情感,无限的感慨。这也就是真的牢騷,心里郁闷的发泄,就是“兴”。

3

诗的伟大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

如果作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近的,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

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文学境界的话,要放到《为政》篇来呢?这不是次序乱了吗?一点都不乱,这就是“点题”了,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

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

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

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几句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

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

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

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 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

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

书法为何会和“江湖”扯上关系?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江湖就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多半指民间、退隐。江湖书法是没有任何书法基础,完全靠自创的书体。我们将符合前人书写经验的称之为“书法”,这种维度之外的、自创的字体就称之为“江湖体”。“江湖书法”为啥这么猖狂?

1民俗的泛化

1a人的内心深处具有信仰与敬畏的神性愿望。神性中不可避地包含神秘主义,利用书法所固有的神性,营造“神秘主义”,逐渐演变成一种扛着书法名义的“社会巫术”,为“江湖书法”的流行做了铺垫。

2世俗的名利

2a由于物欲的膨胀,江湖人士开始炒作,将自己包装成“明星”,成为“明星”,自然有商业价值,导致商业社会中由此滋生出各类怪胎。

3恶俗的伎俩

3a“江湖书法”披上民间卖艺杂耍的外衣,上演多管毛笔齐下,摆出各种奇特的姿势,铺开巨大的宣纸写,写几千米甚至上万米的长卷,申报吉尼斯纪录,显示非常人所能为,因而被视为“巨人”或“超人”。

4庸俗的看客,审美缺失4a

一些社会媒体对与“江湖书法”有关的现象或人物,不做分析和反思,趋之若鹜,大加膜拜,甚至将其捧为书法大师,营造轰动的“新闻效应”。

5书法正道难进,缺乏标准5a

现代社会,书法变得越来越热门,社会大众出现对书法理解的隔膜,不懂书法而附庸风雅,热爱书法却认识不到位。身处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追求肤浅和庸俗的需要,于是世人不再拒绝浑水式的大众快感,而是积极地去追求。那些时尚的、消费性的、松弛神经的娱乐也就成了主要的艺术消费品。评判的标准已不是公认,而是自我认定,想怎样就怎样,就要和别人不一样。

说穿了,“江湖书法”只是一种毫无门道的乱象。

江湖书法乱象:6a

下体夹毛笔7a

“巨笔”表演8a

左右开弓9a

腾空书写10a

十管齐下11a

仰泳书写12a

倒翻书写13a

以发为毫14

倒立书写15

再来看看江湖书法“作品”:

“华夏第一龙”

15“天下第一马”

16这种“流俗作品”较容易吸引:

1、一些书画艺术修为薄弱的爱好群体;

2、对书画艺术缺乏辨识能力的普通民众;

3、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企业主(一些企业或工厂会参与相关活动,有些企业老板将画着龙头的“天下第一龙”,或画着马头的“一马当先”这样的挂办公室,洋洋得意);

4、一些喜欢“新鲜事物”、但对艺术修养不高的老年人。

这些需求,成就了这种“恶俗作品”的消费市场。

17这些“作品”的共性是: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实质恶俗不堪,而“创作”这些“作品”的人自诩或互捧为“XX一绝”“XX双绝”“写意书法家”等,写的作品大多标榜为“天下第一X”“中华神笔X”等,他们粗暴地演绎了对书法的不敬。

18究其行为表现:

1、此类”大师“不临帖,一看笔法便露馅,字迹歪扭瞎颤抖,薄弱功底落款见;

2、章法毫无讲究,随意搭配胡乱来,盲目“创造”,自诩创新;

3、书画功底双无,丑不单行两不像;

4、印章一塌糊涂,错字频现,毫无刀法可言;

5、纸张不讲究,篇幅讲究大,越大越长越多越好。

19究其性情本质:

1、忽视临帖、创新第一;

2、夸夸其谈,自诩第一;

3、不求上进、名利当先;

4、性情狭隘、不容批评;

5、自以为是,孤芳自赏。

20近来,很多书法家都遇到过朋友发来询问同样或者类似的一些恶俗的“书法作品”,水准低下,见之恶心,却不忍拒朋友之意,又或者是不忍朋友无知懵懂,故强忍憎恶耐心讲解之。但这些破字既不能称为书法,也不能称为篆书,纯属胡写,篆法错、无笔法,作者纯粹就是个书法门外汉。系列“作品”如下:

21“飲鄉共舞”

22这个也是“飲鄉共舞”

23猜猜下面这个是什么?

答案:闲的蛋疼。

正好,把这四个字送给垃圾字制造者。

随着朋友圈的快速传播,特别提醒大家:垃圾字再次卷土重来,请远离垃圾字,不问不睬,不当傻子!

24书法史上从来没有靠花哨成功的大师。面对这样的流俗现象,提升自身鉴赏与辨识能力更为重要,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深入传统,多看、多读、多汲取传统书法营养,从传统书法里建立起端正厚实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书法:“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深深扎根中华民族心中,其艺术形式之美,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星光闪耀、璀璨奇葩,永远渗透我们日常生活里。

我们知道,书法大致可分为、楷、行、草、隶、篆。而在千年书法长河里、博大的翰墨世界中,最具有影响表现力、最能表达情感、最能情动于衷而体现于外,一泻千里、激起千层浪,当属狂草为最。

1a狂草,书写简洁、变化无穷、龙飞凤舞、如雷鸣电闪、风云浪滚、气吞山河。寄情于笔墨与感情融汇,以点、线、面发兴,展现于作品之中。在其墨色上追求、浓、湿、干、淡、焦,在其速度讲究、抑、扬、顿、挫、轻、重、缓、急。

2a早在东晋,有书圣之誉王羲之在其草诀百韵歌开篇:“草圣最为难,龙蛇竟笔端,毫厘虽欲变,体势更须完”。毛泽东在练书法时也曾说过:“各个体我都研究过,我都不遵守,我写我的体”,最终选择了奔放、豪迈——狂草。毛体书法,神韵、气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千古绝伦,名垂青史。

清代大文学家、被称为东方黑格尔,刘熙载曰:“观人于书,莫如现其行草,行草尤以狂草束缚性最小、变化性最大、最能表达书者艺术构思、心的韵律、情感的宣泄与表达”。思想与线条相结合的艺术——狂草,它充分展示、表达了朦胧、强烈、变幻、进取、刚正、甚至于狂热。因此我认为,狂草乃是书法之中最高境界。

3a每一个有志向有高品味的书法人,都应该讴歌狂草给我们带来的绝美书法享受,向往、憧憬有那么一天,能迈入伟大的狂草殿堂。

1a 2a 3a 4a 5a 6a释文: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崇祯年末书于白毫庵中 果亭山人 瑞图。

张瑞图(1570-1644),明代官员、书画家。字长公、无画,号二水、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白毫庵主道人等。汉族,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人(今青阳镇莲屿下行)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第三(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崇祯三年,因魏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被定为阉党获罪罢归。他以擅书名世,书法奇逸,峻峭劲利,笔势生动,奇姿横生,钟繇、王羲之之外另辟蹊径,为明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有”南张北董”之号;又擅山水画,效法元代黄公望,苍劲有劲,作品传世极希。

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其诗、文、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文徵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

1a 2a 3a 4a 5a 6a

【译文】

△午门朝见。祥光浮动紫烟收,禁漏初传午夜筹。乍见扶桑明晓仗,却瞻阊阖观宸旒。一痕斜月双龙阙,百迭春云五凤楼。潦倒江湖今白绿,可能供奉殿东头。

△奉天殿早朝。月转苍龙阙角西,建章云领玉绳低。碧箫双引鸾声细,采扇平分雉尾齐。老幸缀行班石陛,谬惭通籍预金闺。日高归院词

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遥闻刻

漏长钤索萧闲静词头烂漫紫泥幽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

青琐 丙辰春日征明

1a张若强书法作品

墨法是书法技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浓、淡、润等不同变化,表现出十分丰富的艺术效果。墨色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作品章法——整体布白的艺术效果,而且对作者贯注于作品中的思想情慷及意境的表现均影响重大,明代书家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说:“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故尔历代书家都非常注重用墨这一书法技法的运用与研究,“浓墨宰相”刘墉与“淡墨探花”王文治即是指清代以用墨之法引人注目的两位书法家。下文笔者拟对传统

书法用墨之法作一番浅尝辄止的探寻,权且为抛砖引玉之用,笔者学浅请诸方家教正。

一、浓墨

用浓墨创作给人以笔沉墨酣富于力度之感,篆、隶、正、行书之创作皆宜使用。宋代苏轼作书善用浓墨,东坡居士谓用墨“须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佳”,观其书违笔墨沉酣丰腴、神凝韵厚、力透纸背。使用浓墨时,注意应以墨下凝滞笔毫为度,用笔必须沉劲于纸内而不能浮于纸面。

2a张若强书法作品

浓墨在传统哲学范畴阴阳两极中属阳极,反之,淡墨则属阴极,故此浓墨作出较能表现出雄健刚正的内蕴气度,当需要表达一种端严、激昂、高亢的情绪时,选用浓墨采作出,可以促成这种意境的表现,颜真卿、康有为、沙孟海、陆维钊等大师的书作墨迹即是明证。

二、淡墨

淡墨作书予人淡雅古逸之韵,但淡墨不宜太淡,不然掌握不好易伤神采,一般宜用于草、行书创作,不宜作篆、隶、正书。明代董其昌、清代王文治最擅长用淡墨。董其昌书迹书婵一味,清淡古雅、秀逸淳和,给人飘然欲仙不染凡尘烟火的气息;当代学者书家沃兴华先生的书作,偶尔以此法“另逗人一种别想。”近代日本友人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喜用淡墨表现出和敬清寂的茶遭禅意与仙风遭骨;国内现代派书法的创作也较多借鉴用之。

使用淡墨有三种方法:一是用清水将浓墨稀释冲淡后使用;二是笔毫先蘸少许浓墨,再多蘸清水后运笔,三是笔肚饱蘸清水后,笔锋蘸少许浓墨使用。当想要表现清和静雅的意境时,不妨以淡墨法一试,或许能取得较为意外的效果。

3a张若强书法作品

三、枯墨

飞白、枯笔、渴笔是作者运用枯墨进行创作时较常出现的三种笔法(形态),能较好地体现沉着痛快的气势和古拙老辣的笔意,唐代孙过庭《书谱》中“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所指即为枯墨用法。飞白。其笔触特征为笔遭中丝丝露白。相传是汉代书家蔡邕于鸿都门见役人以垩帚

刷墙成宇得到启发,便心领神会用于书法创作中称之为“飞白书”,曾经广泛应用于汉、魏官阙的题字上。唐代武则天女皇喜作飞白书,其亲书(升仙大子之碑)的碑额,现收藏于浙江海盐县博物馆中。枯笔。指挥运中笔毫墨干用笔迅猛磨擦纸面,笔画所呈现出的毛而不光的笔触线状。宋代书家米芾善用此笔法。渴笔。是指笔毫以迅疾道劲的笔势笔力磨擦纸面而形成的枯涩苍劲的墨痕,其笔触特征为疾中带湿,枯中有润,似干而实腴,古人称之为“干裂秋风”。近代书柬徐生翁先生,当代书家王镛、张海等先生擅用此法张扬自我个性。山东的现代派书家邵岩先生在七后中膏展上的获奖作品“留得残荷听雨声”,是他运用枯笔与渴笔这两种主要笔法,赋予其作品中丰富的内涵、意境,给予枯笔、渴笔的运用以新的表现力与生命力。枯墨宜于表现苍古雄峻的意境,适用于这类风格特点的篆、行、草书的创作。

4a张若强书法作品

四、润墨

润墨指润泽的墨色从点画中微微漫润晕化开来,古人形容这种富于韵味的墨法为“润含春雨”。由于墨之润滋,’故尔润墨行笔需快捷灵动,不可凝滞,于墨色晕润中使点画有丰腴圆满而不禾+农肥的韵致。

明代书家王铎喜用润墨并创立了独树一帜的 “涨墨法”,加之“飞沙走石虎跳熊奔”的笔势,使人不难理解诗人杜工部:元气淋漓嶂犹湿”之意。“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融会书法、绘画、诗词韵律之理,妙用润墨创作出许多潇散逸仙的书法佳构成为后人取法的又一墨法经典。润墨适宜于表现外柔内刚、劲秀峻爽的意境,此类风格的行、草书创作适用。

5a张若强书法作品

以上笔者的一番浅曼之说,并非一成不变,只有在掌握其法后,沉酣墨池,漫润先哲,工夫精熟自然水到渠威。在具体创作中(特别是行、草书的创作),几种用墨方法臂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使作品墨色淋漓,变化多端,尽显墨法之趣味,意境之韵致,方能让作品展现作者的心灵流露,呈现作品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

我们在欣赏唐代颠鲁公的名作《祭侄文稿》时,就可以发现其墨丰富多变之特色,其作品第一行使用润墨;第二行、第四行用墨润中带枯;第三行用墨则枯中有润。墨色的交替变化真实地映现出颠真卿痛失亲侄秀明后,时而悲伤痛楚、时而愤激痛恨的内心情状。

总言之,用墨之法关键在于创作时对立统一、自然完美地运用。

1a张大千,名爰,四川内江人。现代中国画艺术大师,除了擅长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和精鉴赏,富收藏及能诗文以外,书法也极有造诣。

张大千的书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山水画的意境,达到了艺术上的精深境地。仔细鉴赏张大千的墨迹,看上去笔笔有力,但这种力并不是一味求其表面上的张扬外露和剑拔弩张,而是使力与感情相融合的,藏于笔墨之中的锥沙印泥之妙,可以说是达到了“骨力”与“内美”的和谐统一。2a 3a 4a 5a 6a 7a 8a 9a 10a 11a 12a 13a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书法有几千年的应用史,要对艺术性和实用性进行区分是不容易的。首先,书法创作与实用(日常)书写在古代是联系在一起的,书法处在从属地位,而今天书法独立为一个艺术门类,书法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区分书法的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前提,也是作此区分的必要性所在。把艺术性和实用性二者进行对照和区别,就是要从艺术身份上来认清书法的本体。其次,由于古代经典大都是在实用中产生的,古人在学习汉字时便开始接受了严格的书法技法训练,这又给区分带来了难度。再次,我们对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区分是为了从传统中学到更多更纯粹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辨析来确立日常书写与艺术创造有根本不同这一观念。艺术是有门槛的,它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1a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途径切入,展开对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辨析。

第一,从文字史、书法史的历程切入。首先,古代汉字书写的目的是进行信息的交流、沟通、传递,其起码标准是可识、可读。要落实这个标准,就需要法则做保障,包括字法和书写的技法,满足了这些要求就具备了可识、可读的基础。因此,技法在实用过程中带有某种制度性。其次是结构原则与书写顺序,比如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等等,其目的也是为了便于书写和识读。再次是要建立流通的标准。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同文”是一种统治秩序的需要。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更是推动了汉字书写的规范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三种手段交织在一起,给各个时期的书法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化手段的作用也是双面的,既推动实用,也带来了艺术的发展,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要善于辨析。

第二,要从理论和观念上进行切入。书法艺术在古代的发展虽然始终伴随着实用,但在实用的同时,各个时代也出现了丰富的书法理论,甚至在书法史上的低潮时期都有理论建树。早在东汉时期,在关于书法艺术性的认识上,就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文献,堪称书法理论的奠基石。比如赵壹的《非草书》和蔡邕的《九势》,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非草书》是一篇谈艺术和实用区别的文章,虽然作者的立场是基于实用的,他所赞赏的东西可能跟我们现在所谈的书法艺术关系不是太大,但他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反倒是跟书法艺术很接近,或者说直指书法艺术的本质;而蔡邕的《九势》,则是站在艺术的立场来进行阐发的,它提出了书法艺术性的一些具体表现。这两篇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书法的艺术性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我们要通过总结前人对书法艺术性的认识,使我们对书法艺术性的追求更加自觉。

第三,从书法具体的形式要素切入。比如说点画,点画是笔法的体现,理论上说,实用的书写虽然也有技法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可以是不严格的,它只需要达到可识可读的标准即可。而实际上,善书的古人往往都经过了严格的技法训练,与此同时,也有“修身”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书写就具有艺术的某些属性。而对今人而言,实用与艺术已经分离,要检验是不是艺术性的书写,就必须从具体的形式要素考察,检验其是否具备作为一门成熟的艺术所要求的技法与形式规范。现在教育部门在讲书法要进中小学课堂,到底是书法笔法、书法审美、书法艺术进课堂,还是识字进课堂,这是进课堂的关键问题。

2a古人有在实用中产生的作品,也有为创作而创作的作品,如果我们从书法本体切入,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尤其是在可识性和艺术性上。比如,当古人在给某人写信时,可识性肯定要放在第一位,此类作品几乎字字独立,点画与结体都交代的比较清楚。我们再看那些专门创作的书法作品,可识性相对困难一些,行列比较模糊,跌宕幅度大,各种夸张手段表现的比较任性。我比较研究过几件古人在不同书写情境下书写的作品,在字间距、行间距以及结体内的空白都有较大的区别,实用书写中特别讲究规范,而在有意创作时,点画、结体、各种组合就显得轻松自然。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具体形式要素进行切入。

第四,可以从认识、评价书法传统切入。我们要对传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书法的传统不仅仅是一门一派,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书法方面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书法的传统。因此,帖学是传统,碑学也是传统,官方的是传统,民间的也是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视野更加开阔,创作的胸怀也更加开放。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断重复自己的惯性思维与惯性书写,从而使我们失去了正确判断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传统的能力。惯性使我们失去了反思的勇气,名利使我们失去了反思的动力,这种状况与中国书法所面临的形势不相匹配。

3a我们要把传统的理论、观念、作品等进行分类梳理,这样做便于对传统有更深刻、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现在有很多人对古代书论的理解只停留在字面上,缺乏深入的解读。对书法史上不同书家的风格评价往往是翻来覆去几个词:飘逸、浑厚、古朴等。古代书论博大精深,只要我们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其中有永远研究不完的命题。同时,研究问题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如果人云亦云,跟着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这样的研究就没有什么价值。做学问不能假,不能装,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维,多读书,多研究新问题。一个人只有知识面宽了,理论视野宽了,才能分得清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

还可以采取一些个案分析的办法,比如对怀素的《自叙帖》和《千字文》进行对比,分析作者在不同的情境下的不同书写状态,从情感与形式、传统与创新、法度与表现、风格与意境等问题出发,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从而产生新的见解。

还可以从古人的批评文献入手,去分析其批评的立场。比如米芾批评欧、褚、颜、柳,认为颜楷是俗书,认为柳是恶札之祖等。米芾为什么批评这些人俗、恶,他说的俗、恶指的是什么?事实上,米芾自己也是饱受批评的,朱熹就曾经说米芾、黄庭坚把字都写坏了,在他们那里法度已经荡然无存,朱熹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朱元璋有个孙子叫朱有燉,他认为赵孟頫的书法最好,飘逸、潇洒、古雅,比宋四家都强,对于这些观点我们怎么看?怎么悟?我们要在前人的批评文献中去发现问题,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问题自然会泾渭分明。

第五,从汉字的功能切入。中国文字学、文学、书法学等都依赖于汉字而存在,那么,汉字在这些学科中分别被赋予了什么样的功能?如果我们的讨论聚焦在汉字的形、声、义的不同功能上,我们的讨论就有了一个原点。对于以汉字为媒介的艺术门类而言,汉字提供的功能不同,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尤其是在文学和书法之间有着相当多的交集,不辨明这些区别就会产生普遍的误解。

对于文学来说,需要一定数量的语言方可进行意义的传达,一个字一般情况下是难以传达一个完整意义的,需要几句甚至一段话才能传达完整的意义。如果拿一个字,半句话让人去猜,往往会传达不准确的信息。文学重在汉字的语义构造,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除了格律、声调和平仄的形式美之外,它还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情感,让你读了后感到绝望,一个人有多少愁?无法计算,“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文字词义的组合很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所思所感。文学以字词、短语为结构单位,重在文义的表现上;书法对汉字的依赖是它的形,往往以点画、结体为单位进行组合,通过提按顿挫、粗细长短、大小正侧等这些造型的变化与对比,来传达书家的情感。二者的本质区别显而易见。

4a张怀瓘说:“文则数言乃知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对文学家而言,“数言”是汉字音和义组合的文学形式;对书法家来说,一个字的结构与用笔形式就能完成一种艺术上的表达。当文学作品成为书法家书写材料的时候,作为文学内容的文本将转化为有待于进入书法造型表现的素材。欣赏者对文本造成的意境有些依恋,难以割舍,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书法家来说不能这样,文本内容只是原材料。钢铁公司的优质钢在钢厂是产品,一旦到了建筑环节,它在设计家眼中就是原材料,性质发生了变化。

比如,温庭筠的《菩萨蛮》这首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思妇的形象,但这种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显然不能与以这首词为文本内容进行创作的书法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同日而语,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体系。作为文学作品的《菩萨蛮》尽管十分成功,但到了书法家的笔下却不过是书写的材料而已,跟其他诗词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是把其中的汉字拿过来了而已。我们要用这首词创作一幅书法作品,有待于书法家赋予它新的形式和情感。我们这样认识问题,并没有否定文学作品价值的意思,主要目的是为了书法的本体性质所在。一般情况下,书法家往往是以经典的诗词作为书写的文本内容,也有的是书写自作的诗词或者文章。在后一种情况中,作者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这容易导致这样的认识:书法的情感和文本的情感是一致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书法的情感是诉诸于字形组合还是诉诸于语义构造?

《祭侄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祭侄稿》作为一篇散文抒发了颜真卿的家国悲怆。而通过书法作品的笔墨形式,它同样也表现了这种情感。可以说,《祭侄稿》的文本内容和笔墨形式在传达情感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但是,如果换一个没有相同情感经历的人来写《祭侄稿》恐怕就不一样了,文字依然是那些文字,但情感显然不是同样的情感,笔墨形式也就不是同样的形式。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书法作品,形式和情感都是互动的,这是艺术的共性。但它们表达情感的方法和途径是不一样的,不能因为共性而混同了文学与书法的本质区别,以造成认识上的错位。书法家通过字形组合,而不是语义构造实施创作。书法家的情感一般不是跟着文学作品走的,而是在点画、结体的组合关系中得到体现。正是对这些关系的处理表现了书法家的修养和素质,我以为这一点应该要分辨清楚。书法家的创作就是要把自己选定的诗词文字从文本材料转化为笔墨形式。

5a书法艺术在今天面临着可能被泛化的问题,每一个会识字、写字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天然优势接近书法艺术,既没有文化的隔阂,似乎也没有技术的隔阂。但也正是这种“天然优势”加重了人们对于书法误解的程度。而事实上,我们所要强调和呼吁的是:书法艺术显然是有技术规范、形式规范和艺术规范的。所以,我们必须辨明书法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区别,这是对中国书法传统、中国书法艺术负责的大问题。

1a吴昌硕《集石鼓文七言联》纸本篆书 114.7×25.3×2 1917年 江苏省美术馆藏

释文:贤如宣子识嘉树,古有栗里多黄花。

款署:集阮刻天一阁北宋本石鼓文字,时丁巳春仲。安吉吴昌硕,年七十四。

钤印:归仁里民(白文)、俊卿(朱文)、仓硕(白文)

附录:清 吴昌硕 石鼓文贤如七言联 纽约苏富比2016亚洲艺术周预展

2a吴昌硕《石鼓文贤如七言联》 133.6×27.9cm×2 纽约苏富比2016亚洲艺术周预展

释文:贤如宣子识嘉树,古有栗里多黄花。

款署:左君仁兄属篆集猎碣字请正,时丙寅(1926)冬。安吉吴昌硕呵冻,年八十三。

钤印:雄甲辰、昌硕、俊卿大利

估价 USD  45,000-55,000

专场 中国古代书画

拍卖时间 2016-03-17

拍卖公司 纽约苏富比有限公司

拍卖会 2016纽约亚洲艺术周

注:现藏家直接得自吴昌硕家属

吴昌硕临摹《石鼓文》数十年如一日,深研细品、渗融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吴昌硕之篆书,貌似石鼓,但其体势已变,其下笔的烂漫恣肆,体势的左低右高,将石鼓文圆方结体,转变为长,形成气酣势奇的纵意。其线条笔划的遒劲凝炼、醇厚郁勃,于拙朴古貌中显出新时代墨气,这是最出新意之处也。而其用笔的圆转精熟、刚柔并举,都在体现着一种时风的气格品质。

书必合为时而作,而后可言创新,吴昌硕在65岁时,言其临石鼓文的体会:“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年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这才是大师之学习境界,如果一有所成就固步自封、千篇一律,这是时代的馆阁体也。吴昌硕篆书的气势激越之情,正是来源于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