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之后，“书法大师”这个称号似乎成了一个绝响，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书法的一个巨大的尴尬。繁荣的热浪背后是平庸，筛遍全国书法名家，百年西泠印社竟找不出一个能压众的掌门人，这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偶然吗？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的书法家似乎都存在这样那样的薄弱之处，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软肋。
当下是一个浮躁的泛文化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商潮，很难有人能静下心来，书法家也不例外。更不要说在书法、篆刻、国画等三个领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的潜心研究了。许多书法家成名后，就不临帖了，由着性子重复个人的书写习惯了。有的书家可能认为，临帖是初学者的事情，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临帖不光是学古人的笔法，还有比笔法更重要的深层次东西在里面。好多书法家临帖仅仅停留在技法层面，深入不到精神层面去，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技法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临帖的全部。一个经典法帖它之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流传下来，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技法只是打开精神大门的钥匙而已，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殊不知，连王铎那样的大师都是一日临帖，一日应酬呢？王铎之所以如此看重临帖，恐怕他对临帖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技法层面吧。精神层面的东西比技法要复杂得多，它需要慢慢的浸润，一点一点的沉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任何艺术走到一定的程度就必须从其他艺术门类汲取营养，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否则就会走向僵化。历史上的大师几乎都是不断地从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寻找外师造化的路子，他们的书法地位也是靠其他门类的艺术积淀共同来支撑的。一代书圣王羲之，更是一位具有很高文学造诣的散文大师，他的《兰亭序》每每被历代文人所钟情。旷世奇才苏轼，不但是举世公认的大文豪，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大师，他的行书《黄州寒食诗》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不仅大师如此，名家更是如此。我们回首一下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兼及书画”为宗旨，以篆刻书画创作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印学研究中心”、“天下第一名社”的百年沧桑，别的不说，就吴昌硕、马恒、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六位历届社长的综合艺术能力暂且不论，会员中的大师级人物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李叔同、黄宾虹、丰子恺、傅抱石、潘天寿、沈尹默、吴作人、李苦禅、黄胄等等。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中那一个不是在多个艺术领域有着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研究的大师级人物呢？他们的笔墨功夫经过了漫长的人生历练，是个人综合艺术修养的厚积薄发，展现出了浓郁的个人艺术风貌，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当下很难找出与其比肩者。笔墨功夫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没有广博的艺术积淀和艺术修养，没有漫长的人生阅历渗入其中，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这里面既要有个人的艺术风貌，又要有个人对人生的感悟和生命的体验。
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到了一定程度，它直接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水准有无突破的可能。艺术和哲学的距离最近，它最容易接近哲学的层面。胸襟和胸怀的开阔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严重的制约了一个艺术家的发展。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要打开胸襟，就必须采取非常态的办法。古往今来，这种例子很多，草圣张芝为了达到艺术的巅峰，达到了癫狂的痴迷的程度，引起了赵壹的抨击和时人的非议，当然张芝这种情况已经不是赵壹和时人能够理解的了。癫狂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态的个性超越，我们试想，自我所笼罩的苦闷已经严重的阻碍了张芝的艺术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癫狂无疑就是一种最好的释放。他要超越自我，在常态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苦闷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就要到达癫狂痴迷的状态，也许这就是一种艺术上的自由。这就不能用常人的眼光来审视了。张旭也是。每到恣肆狂放处，以头蘸墨疾书，绝叫不已。怀素更是一位狂者，他的草书有着极为严格的法度，能做到狂放而不失法度，到了“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后世有“张颠素狂”的美誉。米芾的书法走的是集古成家的路子，刻意做作过甚，打不开胸襟，同样他也选择了癫这样一个非常态的宣泄。杨凝式又是一个最典型的疯子，黄庭坚有诗赞曰：“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他的疯，一半可以理解为遁世的智慧，另一半则是艺术上的自我突破。当然，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相比之下，徐渭更典型一些。他被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的苦闷和艺术的苦闷煎熬着，最后作出了残人和自残的极端行为。其实，其他艺术领域里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画家梵高、诗人顾城等等。
举了这么多例子，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艺术家的胸襟和胸怀问题。因为书法这种艺术门类似乎稍微特殊了一些，说到底，也就是书法家本人的自我精神写照。书法家要取得艺术上的突破，最关键的就是实现自我的觉醒和自我的突破。因为笔墨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法帖也只不过是一个桥梁而已，最重要的是书法家要实现一个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个人的胸襟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毛泽东的草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一个境界，如果抛开笔墨功夫而外，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的个人胸襟和胸怀，我们都知道，毛是一个历史的巨人，他是一个有着广博的国学知识、哲学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圣者，他的胸怀和气度也不是一般的艺术家能够企及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毛的草书才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他比我们都站得高。这个例子也最能说明问题。一代草书大师于右任也是一个例子，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开阔了他的艺术胸襟和胸怀，从而奠定了他的艺术突破。我们都知道，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等，一方面他们是优等的士人，另一方面是他们独特的政治胸襟开阔了他们的艺术视野。从而导致他们能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能够熠熠生辉。我们可以这样说，胸襟和胸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书法家的艺术成就的高低。气息问题，说到底也就是胸襟和胸怀问题的衍生。我们还可以回味一下林散之教导黄宾虹的那一番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无非是为了长见识，开胸襟。当然黄宾虹后来的成功也就应验了这句话。
现在一提到这个问题，一些书法家就急啦，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似乎是批评家和社会对书法家的诘难，甚至认为和书法创作关系不大，更有一些书法家，为了博得一个学者书法家的美名写一些半通不通的打油诗附庸风雅。大家都知道，书法，中国书法，是以汉字的发展、演变为基础的，它里面有深层次的文化体验，而且书法是随着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繁荣而产生、发展、繁荣的，它行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中国文化背景。我们搞书法，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
中国书法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必备技能，它的发展经过了几千年历史沧桑，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不能简单的割裂理解。中国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艺术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委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内涵的支撑才决定了它的艺术地位，为全世界人民所推崇。如果脱离了这个精髓，中国书法恐怕也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一样，仅仅只会流落成一种文字符号而已，不会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历史上的书法家，他们首先是文人，是学而优的仕（其实仕从广义上来说也是文人），他们凭着满腹的锦绣文章和一笔好写（书法）一步一步考出来的，有着坚实的国学基础和独特的人文情怀。至于书法，似乎只是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副产品。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现代的书法家和古人相比，和先贤相比，是多么的单薄啊。尤其是人文素养这一块，和古人简直没法相比。
自启功那个时代终结以后，中国书法就沦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境地了。传统文化断裂了，国学大师若凤毛菱角。就书法教育这一块而言，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把书法专业开在了美术系，好多导师招不来学生，勉勉强凑合几个吧，质量也是令人唏嘘。许多能写字的不会写文章，能写文章的不会写字，还有一些学子把选择书法作为过高考独木桥的终南捷径了，当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我们再看一看我们高校培养出来的书法人才，许多是只会玩弄笔墨技巧而没有艺术思想的泛泛之辈，大多数只盯着时风做文章，捞一点虚名薄利，静不下心来深入的钻研经典，正儿八经的做学问。浙美当年招第一个书法班的时候，这个班是设在中文系的，学生也是从全国选出来的，后来这些学生大多都成了全国的书法中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它可以给我们高等书法教育许多启示。
人文素养和国学基础这两个方面，在过去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根本的立身条件，是一个书法家必备的基础，现在由于西学的冲击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虽然书法申遗已经成功了，但是中国书法要被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可和接受，要取得艺术上的振兴和繁荣，中国书法家就必须补上这一课，从而才能彰显中国书法的独特文化地位和艺术地位，才能不被别的艺术门类所同化，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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