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墨生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余生也晚，未赶上那场轰轰烈烈的“兰亭辩论”—实际上呢，这场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争论可谓旷日持久，迄今也未彻底“了断”。
关于《兰亭》之真伪，关于《兰亭》之有无，笔者无资格多言，我不是专家。但我是王羲之乃至晋唐书法的爱好者，从热爱书法的角度说几句外行话。千余年聚讼纷纭的《兰亭》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一个时迷蒙时清晰的艺术象征，今世人欲一辨其真妄，实也必要，实也不十分必要。
如果说《兰亭》真迹根本不存，那么多文献全都在以讹传讹，一起跟唐太宗等编故事骗后人？那么今世流传的“冯摹”“虞临”“褚临”就都是集体造假了，这些前人也差不多都是制造历史假象的人。
从本人内心感受而言，这种求证不免有厚诬古人之嫌。这还不是本人特想说的，本人想说的是，为什么古人那么爱造假呢？我觉得不是古人太爱造假，而是今人生活在了一个“假”太多的时代，于是便老是怀疑古人都是“故事大王”，都是“造假高手”，甚至君臣名宦“集体造假”。
但古人想造假得千余年天衣无缝也忒难了。于是今人只好穷尽脑汁去找历史证人以证古人之妄。本绝对不反对且坚决支持学术打假。不过本人认为历来的“学术”研究都有时代背景，没有时代的倾向性是不可能的。
仅以现代的几十年视野之内的文学与艺术研究、历史与政治研究的事实，便不难证明我的浅见。从冯友兰、范文澜、吴晗乃至胡适到顾颉刚、郭沫若……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各方面专家都不免曾经打上“时代烙印”。
说了这番梦呓般的话，目的是关心我们对“传统”的阅读与阐释到底是为什么？
当年顾颉刚先生疑古考古成果卓著，但是老人暮年也有了一定省思。当年陆维钊力倡碑学，完全是受时尚之影响，但临终前却悔悟未认真对待晋唐帖学。傅斯年作为“新文化旗手”，但晚年绝口不提“五四”的当年勇……个体生命与整体民族历史生命一样，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
今天，我们太喜欢剥离经典了，以至于连《兰亭》的艺术价值也不屑一顾，甚至《兰亭序》的书法水平也成了被嘲讽的对象……我在想，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有一天把祖先的文化彻底“阐释”得一文不值就心满意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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