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
《书法》杂志主编
（“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专论之一）
群体的价值
—六十年代书家的书法高度与历史重负
杨 勇
没有一代书法人的崛起，就不可能有书法的真正复兴。书法的困境不在其本身，而在书法之外。没有比书法更保守的了，但现在又面临一个创新的时代，书法也需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伴随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书家的逐渐步入老年，书写当代书法史的重任无疑落在了六十年代书法名家们的身上。
六十年代书家的幸与不幸
“六十年代书家”特指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书法篆刻家群体，如今大都已是知天命之年。与五十年代或七十年代的书家群体相比，六十年代书家的成长阶段恰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政治运动、经济匮乏、文化单调等，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成长经历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书法家是经历过艰难磨砺的一代，自然灾害、“文革”、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几乎贯穿了六十年代书法名家群体的整个学习创作生涯。从六十年代书家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与五十年代书家或七十年代书家确实存在许多不同，这些不同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的。他们出生的六十年代及成长的七十年代，整个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运动，以致他们很少像七十年代书家那样接受完整而正规的书法训练。但六十年代书家的成长经历恰恰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界面，也带来了更扎实的书写。
时代大背景的影响，使六十年代书家的书法有了景深，使他们的书写和生活构成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得六十年代书家的书写生发出一种质朴的墨香，与当下很多书法青年的书写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审美路径，背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成长经历。正如“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的学术定位所言：六十年代书法名家群体以对传统书法深厚的体认积淀及对当代书法的创新推动，游刃有余地展现出各自的艺术个性及心中的超逸高迈之境。在艺术审美和风格追求上，成为了时代引领，构成了当代书法绚烂星空中耀眼的星群，为中国书法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时代审美风范，志气平和，技道双胜，成为当代书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实力派艺术家。
中国人普遍不信仰宗教，生活中的没有终极感，苦难便真的是无涯苦海。六十年代书家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焦虑”和“迷惘”，我们仍能从很多人的学书自述中品读出来。但经历的痛苦和迷惘，对于六十年代书家的成长是疾风苦雨，最终又是深深的滋养，当这些经历自然而然地融入进他们的生命底色，会让成长了的心变得异常饱满。苦难出诗人，这或许就是时代洪流冲击下，六十年代的书家的不幸与最大的幸运吧。
六十年代书家的历史使命
在当代书法史上，六十年代书家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对于当代书法所能达到的高度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书法之事恒永，书法之事又常新，传承与创新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书法家都需要终生面对的问题。在传承与创新的纠缠中，我们写下的每一笔，都隐含着对于书法传统的忠诚，同时，亦暗含着对于创新的期盼。以创作名义进行的书写，每天都在大量的产生，但在大量的作品中，能够把传承与创新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作品并不多。有人说，这是个时代难题，有高原没有高峰。其实，这可能是任何一个时代面临的难题，留存在历史长廊中的经典作品，理论家们从各个角度努力寻找其价值并做出阐释，但当我们退回到纯粹的欣赏角度，我们只会在意它能不能打动我们。
六十年代书家在书法学习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他们对古代碑帖的熟悉程度和对书写技法的训练，明显优于他们的师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也优于师长辈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所能达到的高度。然对于当代书法所交付的历史重任，并非所有的六十年代书家都能完全领受。继承与创新，置于书法史的长河之中，彼此缠绕，乃至寸进尺退。在这个意义上，虽然通过自身的长期努力，六十年代书法名家应当有机会塑造中国书法新的辉煌。然而，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如何突破自我，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应对书法职业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六十年代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与普通书法大众随风而动不同的是，六十年代书法名家必须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审美特质究竟是什么，二是如何保证自己的创作不断向前推进。这些追问首先需要有心力、有识见，能够拨庸见奇。当我们提起六十年代书法名家这个群体，陈洪武、张建会、鄢福初、梅墨生、朱培尔、张继、洪厚甜、郑晓华、王厚祥、王学岭、刘彦湖、张羽翔、于明诠、毛国典、白砥、汪永江、韦斯琴、王家新、李啸、刘京闻、叶培贵、陈忠康、龙开胜……如同镶嵌在书法天空中的明星此起彼伏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相信通过六十年代书家们的努力，他们一定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得到涵养，一定能在笔墨技法的锤炼上穷其奥妙，也一定能在书法的意韵上通其真诠。倘若再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六十年代书法名家中仍有很多人为后人所记取，并成为书法研究和取法的对象，那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才可以说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重负—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群体风流。
群体的价值
李修文在《山河袈裟》中说道：“只要时间还在继续，时间的折磨还在继续，寻找同类的本能就会继续，黑暗里，仍然希望有相逢，唯有与同类相逢，他们才能在对方的存在之中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对于群体的认同，并非通俗意义上的抱团取暖，而是类似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和《哈姆雷特》所表现出的飘零感和离散感。
对书法群体的关注是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往往能揭示对书法家个案研究所不能揭示的更具广泛意义的问题。像“六十年代书家”这样，把书法家按照具体出生年代（比如以十年为一个阶段）来作细分，从真正意义上的同龄人中选取代表性人物，进而对这个群体进行研究。当我们步入全新的时代，踏入全新的书法现场，应该以何种姿态进到书法的深处，寻找和发现六十年代书法名家群体心灵的幽微之处？我们关注的这数十位书家，均是近年来创作颇丰的六十年代的书法名家，他们在书写，他们亦在思考。
我们对六十年代书家所能表达的最大敬意，恰恰是不要将上述代表性人物的书法成就理解为无以复加。伟大的作品不是去抄袭古人，而是把经典解体，再适当地加以组合，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把传统表现得更富于多面性。缺乏这样的精神和勇气，或者缺乏相应的娴熟技法，都并不足以承担起反映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使命。
“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最出色之处是它重新解释了群体的价值。群体的价值不只是不同的超强个体形成一种合力，也不只是与其他群体形成比对，甚至也不只是使单独的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最为重要的是彼此都能感受到群体的力量。每位六十年代书家都能清楚自己及群体在当代书法史上的坐标，并进而认真地拿起了毛笔，进入到纯粹写作状态中。铁凝曾言：“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书法具有同样的能力和特质，只是不曾被我们记起而已。
当置身于一个群体，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环顾四方，想必每一位参展六十年代书家都会于“蹙蹙靡所骋”的局促中神奇地获得力量。如今，是否该像抵达时间的怀抱那样承担起当代书法史赋予六十年代书法名家的历史重负？即便这种承担的过程中有着太多的变数，但至少是一种具有宝贵价值的省察。
那么，什么是当代书法史赋予六十年代书法名家的历史使命呢？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承继中华文脉，陶铸时代审美。审视此次展览中的六十年代书法名家，他们身上“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又不乏冲破固有模式的不懈努力；既充满着对人生人性的价值关怀，又蕴藏着创新创造的无穷活力；既呈现出对现代审美的步步追寻，又体现了对历史传承的种种反思。”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周而复始之间，表现为继承与创新的痴缠，也蕴含着流水不腐、书法常新的神秘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