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铎像
——启功
王铎是一个天才人物。他不仅是大书法家，还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和画家。王铎早年因诗名世。他与弟弟王青年时代活跃于洛阳一带，被称为「孟津诗派」。王铎在给王的信中曾说：「初为诗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仅十分之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6月影印了清顺治苏州刊本《拟山园选集》(共54卷)，其中载诗4900余首。以此类推，王铎的诗作应在两万首以上。从《选集》张镜心的序中得知，原书140余卷，乾隆时，经军机处奏毁，今残。《选集》共有21篇序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嗜书如命知识渊博的学人形象。
▲ 王铎行书《赠汤若望诗翰》
王铎的画作不多，与他的诗文和书法作品相比，只能算作是主业之余的副产品。据书史记载，他擅画山水和梅兰竹石。其山水画师承广泛，不专一家，脱却时习，饶有古意。他曾在一套设色山水册页的末页自题云：「用宋元人笔法作此山。」此画册浑厚雄劲，格调清新质朴，极富文人画情致。墙壁上悬挂一幅放大了的「枯兰复花图卷」。评家认为此画可视为王铎存世花卉画的代表作。卷末有王铎创作此画的记述。作品表面上如实记载祥瑞之兆，实际上是况花喻人，颂扬主人公宋权(商丘人，王铎的文友，亦是降清二臣)：「雨先生为国家发无穷光华，流磬千里，为王者笃材，不与凡卉伍。」以枯花比喻宋权，也许还有自况之意。会不会有更深一层的寓意，暗示大明王朝有朝一日还会复苏?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 王铎绘画《秋窗读易》
1645年，是王铎一生关键的转折口。
是年，清兵破了南京城，王铎在洪武门降了清，原明臣在一场雨中跪迎了侵略者。
默咽此等大辱，王铎接受了尊严扫地的现实。但这只是面上的辱，内心的悲更痛。在此之前，他的二个女儿、二个儿子、父母、妹妹、妻子相继离世，则是无人可抵挡的悲和无人可分解的忧。国破家亡，与王铎而言，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人生，满腔爱恨，沧桑无言。
正因这次的倒戈，就算死去百年，王铎还是被乾隆扣上了“贰臣”的帽子，自此削了谥号，彻底身败名裂。约从那时起，“王铎”成为了一个无限悲情的名字。王铎自己，或许也觉得这一生很失败吧，否则也不会在死后立下遗嘱：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回溯降清后的第二年，某日，内心苦闷的王铎一口气草书了十首唐诗，长卷末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不服，不服！是说书，亦指命，但终为纸上牢骚，清风不识，甚为奈何。
读懂了王铎悲情的人生，才会明白王铎卓绝的书艺。
▲ 王铎的笔墨理想，全部蕴藏在这些牵丝映带里
清末书画大师吴昌硕极为推崇王铎，称其「有明书法推第一」。享有「当代草圣」之誉的林散之评价王铎是「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辈所能抗手」。1966年林散之借到一本日本珂罗版《王觉斯草书杜诗》，1972年归还时在其尾特书跋语：「朝夕观摩，不忍释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亦随身携带……佳书如好友，不忍难别，因题数语，以志留连之意云耳。」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这样评价王铎：一生吃着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夫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启功先生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破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并在附注中写道：「……如论字字既有来历，而笔势极奔腾者，则应推王觉斯为巨擘。譬如大将用兵，虽临敌万人，而旌旗不紊。且楷书小字，可以细若蝇头，而行草巨幅，动辄寻丈，信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句，吾将移以赞之。」
▲ 王铎自作诗《吾洛与津为寇破》
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个以宗法王铎等明末清初书风而得名「明清调」的书法流派，风行一时。「明清调」的核心是王铎。村上三岛因写王铎书风而出名，后来成为关西书坛的领袖人物。书风是与时代相应而生的。也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明末清初长条幅书风，与日本战后开放自由的气氛十分协调，所以，一种时代书风就自然形成了。日本人认为王铎书法虽然个性很强， 但他的用笔仍属于正统的二王系统。王铎用笔的魅力在于，学习到他的笔法，就无往不利，无论改写什么牌帖都可以适应，而不用再从头学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书法出现了王铎热，一直持续至今。这与日本当时形成王铎热的背景，有某些相似之处。
书法，其实是一个民族的乡愁，而书者往往积聚了太深的情绪与感怀。明清易鼎的特殊背景造就了王铎辉煌的书法世界，而那无处安放的焦灼笔触，或许正是他心底欲罢不能的一曲悲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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