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
1850年，生于北京。1873年，乡试中第二十二名。
1880年，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识康有为、朱一新等学者。
1889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
1901年，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
1917年，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
1922年，逝于上海。
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是“学术所寄”、“邦家之光”；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内藤湖南称他为“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清文人金蓉镜称其草书“三百年来第一人”；沙孟海赞其书法“游龙舞凤，奇趣横生”……
他就是沈曾植，集诗人、学者、官僚等种种复杂角色于一体。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沈曾植所追求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难觅痕迹；但他毕生力行的儒家风范仍在影响着后来者，尤其是他晚年倡导的振兴亚洲儒学的口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并为世人所接受。
“三百年来第一人”
金蓉镜称他的书法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有人也许会因其是沈氏弟子而心有不服，而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
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沈曾植早年的作品受包世臣的影响，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喜欢张裕钊的书法。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
他书风的转变，与当时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嘉庆、道光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出现“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他将金文、小篆、隶、章草、魏碑、楷书的笔意笔魂，相对自然地化入行草。采取萧笛一体的方式去结字造型，横吹为主，直吹为辅，波诡云谲，笔尖笔腹，偶现飞白，干而不枯，即古人所赞美“润含春雨，干裂秋风”。
沈曾植独特的书风，来自于包世臣所述方法，转指正锋是其特点和关键。转指一法，曾遭不少非议。有人觉得不停地转动毛笔，把笔毛绞成绳子一样，如何作书？沈曾植的转指法，弟子王蘧常曾在《忆沈寐叟师》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那是在运笔过程中笔锋行将失去中正时所用的纠偏还正之法，并且是在运行过程中不停顿的情况下且运且转，不是为转而转。捻指转锋，为的还是求得中锋。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的书法以古为变，以古为新，新意十足。放眼历史，米芾、赵孟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有敢于勇猛精进的心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如其分。
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书写，一贯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婉拒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
沈曾植心目中非常向往魏晋冲夷淡泊的境界，毕生均未实现过。他投入书法的时间毕竟有些晚，更何况身处书道衰落的时代。但他依然影响了一大批20世纪前中期的书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风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他用实践昭告着南帖北碑其实诸水同源，终归于大海。
“道情拯溺平生意”
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凄凉与萧杀。在思想史上，他居于“保守”，不过他并不是不谙世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新政的后果忧心忡忡，而熟读律法的沈曾植在1901年写给张之洞的信中提的四条建议中仍有“奉行新政”；新思想与旧思想在当时争论激烈，他在1906年访日时，对伊藤博文的宪法理论表示理解，并称赞这是“冶新旧思想于一炉”。因此说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似乎并不恰当，他在《海日楼诗集》中自喻：“道情拯溺平生意，岂问迂儒抱一经。”
在沈曾植的为官之路上，有几件事是值得一书的：1895年，与康有为、陈炽、王鹏运、袁世凯、徐世昌、杨锐及其弟沈曾桐等在北京开强学会，开风气之先；1900年，因义和团起义闹事，沈曾植与刘坤一、盛宣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密商保护长江之计；1901年，出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兴办教育，被奉为上海交大第五任校长；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及文物制度，接触了许多新思想；1907年，在安徽设存古学堂，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的教学方法。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
沈曾植还有个“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有些故意考校中国人学问的意思。沈曾植看后，写了三篇精彩的考证性跋语，使俄国人大为佩服。
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曾为其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但在行动、性格上两人又颇多不合。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较务实，又兼有儒家学者的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反对狂飙式的社会变革。他曾劝翁同龢开学堂讲新学，主张开设银行，开矿挖煤，派遣留学生，办造枪炮厂等等，均是赞成新政。
事实上，在晚清接二连三的政治活动中，他喊不了多大的声响。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留给沈曾植的空间也已经很狭窄了。
及至1917年，沈曾植参与张勋复辟事败，终日隐居于上海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寓所“隐谷”， 以吟咏书画、校藏图书消遣度日。
王蘧常在《沈寐叟年谱》中称其晚年：“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阈，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欹觑不能自己。”凄凉、无奈的晚景跃然纸上。
“世间原未有斯人”
1912年，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经辜鸿铭介绍来见蛰居海日楼中读书的沈曾植，大为感叹，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之后，除了王国维来请教音韵、伯希和来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和摩尼、婆罗门教源流，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等有限几人时不时提起他外，他的经世之才、满腹经纶，却因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被学术史渐渐遗忘，这遗忘，或许是无意，或许是有意。
1918年，沈曾植写给自己的《自寿诗》中有这样一句：“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没想到一语成谶，如今世人对这位“一代大儒”大多知之不多。
沈曾植祖籍嘉兴，世代为官，出生于北京。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是曾国藩的老师。可惜沈曾植八岁时，父亲逝世，家道衰落。沈曾植兄弟四人从小只有跟随母亲诵读唐诗，或在父亲生前好友家中跟读学习。最困难时，家中只有一件长衫，谁有事外出就由谁穿。
他23岁那一年，才在成都与父亲一位生前好友的女儿李逸静结为夫妻。这对患难夫妻举案齐眉，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不过这对伉俪夫妻终身没有生育，按照家族传统，四弟曾越的一个儿子沈慈护过继给沈曾植，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在隐居上海期间，每年清明节，沈曾植都会来到嘉兴姚家埭的老宅，并前往王店祖坟祭祖。
越到晚景，沈曾植心境越是明白，心情逐渐从激愤转为悲凉，从悲凉转为旷达，他在佛教思想中已经找到了自我平衡的心理方式，“世界是空还是色，先生非有且非无”。1921年，生活已经无以为继的他，开始卖字为生，这一时间，也是他书法的高产期。
不过沈曾植的书法高峰并没有持续多久。1922年，73岁的老人病情开始反复。当年六月十一，是他与夫人结婚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按照老家风俗，两人重偕花烛。此后沈曾植又开始生病，并且“每日至戌、亥、子时，神情特定”，每到晚间，反而清醒起来，作为一个老人，似乎有些反常。医生说他，“心血太少，脑血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经之用太强”。而他自己也明白大限将至，在五年前写给康有为的一首诗后写下了一段跋语：“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
十月初二这天，他起得很早，向人说起昨夜“梦境极佳”，并写下了两副对联。甲联写在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乙联书于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绣断肋薪纰。”
几小时后，一代硕儒带着所有的赞扬与非议与世长辞。
虽然沈曾植生前曾在学术界博得了盛名，可后来随着他众多手稿的散失，和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记得起他的人并不多。只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提到他时会流露出对长辈的尊崇，内藤湖南、伯希和等外国人提起他来会表现出对中国学术的一份敬意。最终，是一个俄国人卡伊萨林、一个日本人西本白川和一个中国人王蘧常给他写了介绍、传记和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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