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史补》云：“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得其神。’”后世多解读为公主与担夫争道，以此引申为书法中的穿插避让之理。然而仔细思考，小小担夫岂敢与堂堂公主争道？对“公主担夫争道”的解读必然存在一些问题。
很多学者解读“公主担夫争道”时往往不自觉地加上了一个“与”字，变成了“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唐国史补》并没有这个“与”字。一个“与”字，造成了对这句话的两种解读。
其实早在在唐代，就产生了“担夫与公主争路”的说法。《太平广记》中记载就是“公主与担夫争路”，多了一个“与”字，后世各种诠释也就应运而生。
与之类似，苏东坡在《东坡志林》卷二《桃花悟道》中也说：“世人有见古德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五十年转没交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气。欲学长史书，便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同属者还有宋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二“公主与担夫争道”，元陶宗仪《说郛》卷九二《书断》卷三“张旭”条下引《国史补》也作“公主与担夫争路”。可见，这种错误的说法由来已久，后世引用多有失察，以致出现今天错误的解读。
关于“公主与担夫争道”的症结，启功先生的反诘十分有力，他说：“公主出行，必有导从，骤遇担夫，无待手自对搏。”黄简根据朱长文《续书断·神品》论张旭的记载，得出了一个全新的见解。该文引《续书断》文为：“君草书得神品，或云君授法于陆柬之。尝见公出，担夫争路，而入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后观倡公孙舞西河剑器而得其神。”显然黄简是察觉到了苏轼等人的解读语义不通，因此才主观地认为“主”和“出”手写时形近，以致出现鲁鱼之误。然而黄文在解决了“公主不能与担夫争道”的问题以后，又出现了担夫自“争”的滑稽局面，这显然也是不符合文章本意的。
宋人黄庭坚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见解。他在《宋黄庭坚草书〈谈道章帖〉》中有“观公主家担夫争道”的记载，他的观点通过多出的一个“家”字体现了出来。又说，“公主担夫争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齐，而舆未尝不正”。这里提到了“舆”字，是个新鲜的提法，使得问题变得微妙起来，也确实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公主不可能与担夫相争，这是常识。
查阅相关史料，“公主担夫争道”实际与当时的出行制度紧密相关。《唐国史补》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后人用“与”字附会是对唐代公主出行制度的不了解所致。唐代官员出行以乘车为主，有时也坐人工“担子”。因为“担子”比较舒适，所以很受欢迎，抬“担子”的人叫做“担夫”，多则八人，少则二人。只因担子出行的成本较高，且易造成交通拥堵，所以政府鼓励坐车出行。
而公主身为皇族，自然享受优待，出行乘坐“担子”非常正常，看见“公主担夫争路”，可以理解为“公主之担夫”或“公主家担夫”与“行人”争路，这种说法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可见，“公主担夫争道”的用典与唐代的出行制度密切相关，与后世的曲解相去甚远。但把“公主担夫争道”用于比喻书法行笔（特别是草书用笔）中的穿插避让之理是没有问题的。至此，“公主与担夫争道”的种种争议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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