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在版本学中归稿本，有其唯一性。书信一般只针对收信者或周围微量人群。书信往往更能显露写信人的真情实感，说的是实话，所记录的历史细节也更接近真相，可作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参考史料，允为信史。
读原始信札远比读回忆录与自传靠谱，更不用说他人所作的传记。因为所有史家都重视第一手原始史料。这就是信札的文献价值，如果作者系书画家，其书法还具有艺术价值。信札由于幅面狭小而易于保存和流传，而同时代其他大的纸质品就没有这么幸运。小有小的好处，不但精致且利于传承。
陈散原 尊公札
龙榆生为近代词学大家，与夏承焘、唐圭璋等并擅盛名。他曾与黄侃有过交往，又在上海暨南大学任职之时，结识了陈散原、朱彊村、胡适等，并拜在朱彊村门下，恩师殁后，秉承遗志，继续校词之业，他曾回忆道：“后来他(朱彊村)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惯的硃墨二砚传给我，叫我继续他那未了的校词之业。并且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画了一幅《上彊村授砚图》……”
邓椿《画继》云：“收藏古画，往往断缣寸纸，皆可珍惜。”古人已远，近人犹可追。民国时期的仁人志士，血脉中尚还留存着传统的情愫，小如信札，无论是书写格式，还是遣词用句，都依稀可见千年的传承，“榆兄大鉴：久违，疏笺为歉……弟湖(吴湖帆)顿首”“榆兄先生左右：前日奉手教……弟陈寅恪敬上”“榆生先生吟席：先后三次辱书，深荷盛意……赵朴初状”“忍寒仁丈教席：手书具审……后学钱锺书再拜”，恍然如见魏晋六朝人情貌，满纸雅言，读之令人唇齿生香。
钱锺书 数寄书来札
如徐悲鸿一札，徐氏改良国画颇多争议，但其书法观却与其绘画观不同，他受康有为影响，以碑学为主，笔画之辗转腾挪，姿态别具，信中言“承手教，惶愧无地”，从中可知，龙榆生向徐悲鸿索画，徐因此感觉惶恐而愧不敢当，何等的谦虚!但由于延无可延，不能再推脱，就为其“急就”一幅大画，说是“急就”，其实徐悲鸿还是很自信的，随即写道：这是第一次，虽然不怎么好，但还是可以“骄视人也”。然后，话锋一转，谈到请对方代为推荐老丈人蒋梅生。而其中“何日入都，幸过我一谈”，言简而情笃，文句之外，仿佛可见殷殷期盼之情和旧时士君子言谈之间敛衽谦恭之貌。
徐悲鸿 惶愧无地札
吴湖帆书法，平常所见多是规矩谨严的学宋徽宗瘦金书体，而在目下所及的数札信笺中，俨然两别，笔画随意而不失章法，且更见情性。吴湖帆作为画界中人，因家学渊源，传统文学素养颇高，比同侪似更胜一筹。他写给龙榆生的信札中，与徐悲鸿不同，多是切磋词学，而在论词之时，又不忘与画相联系，“拙词之刻本，儿戏而已，外篇之作，原与山水着色相同，引人注目罢了”。
吴湖帆 前日奉书札
其中颇有意思的是，赵朴初信笺上隐然有叶浅予的画作水印，为一孔雀舞女子，并有题字云“西双版纳的孔雀”，钤“浅予”名章;又有沈尹默“南京工学院札”，聊聊数行，言语无多，而情貌依稀可辨;黄宾虹则汪洋恣肆，名为书信，却俨然一篇论画文章;丰子恺最有情致，看到《光明日报》上有论词文章，就剪下寄呈，因为他知道老友对此“必感兴趣”;而陈散原在絮叨之余，仍不忘家国之虑，“和议不成，则苏杭恐亦成危地矣”。
赵朴初 以宿疾时发札
沈尹默 南京工学院札
黄宾虹 展诵手教札
丰子恺 光明日报札
君子之交淡如水，昔时的交通不如今日便捷，相见不易，相别亦难，往往又“别后不知君远近”。书信的互呈，或可慰藉彼此的相思之情，而在往来之间的一片片信笺之外，承载着的则是读书人的惺惺惜惺惺之意。最近，在北大观赏昆曲《白罗衫》，其中有两幕印象深刻，当徐继祖得知井边老妇的儿子是位进士，立即表示失敬，并作揖道：“原来是位夫人啊!”在另外一幕中，遇到府中乳娘(其实就是自己的母亲，不过母子二人从未见过面)，得知其夫也是进士，又再一次感叹道：“原来是位夫人啊!”相同的一句话，饱含着对前辈读书人的尊崇，继而连带对读书人家眷的敬意，相信这必定不是场面之辞，而是发自肺腑的谦恭与赞叹。
郭沫若 大函及书札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不凡，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