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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散记

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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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书写,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律动,必然也是一种伟大的象征。书受之于天象,出入于人之心相,体现的是人格与精神,还原的是人的本性。

艺术当与人性、人格同参同修,方可开启灵慧之门。否则,纵然烟云满纸,色相万千,亦属空不见性。

道法自然,自然生变,变而通,通而达,达而能化,乃艺术创造终极所指。故智者之书,必然书道。

汉碑、北魏书风,在清代,得到广泛的重视,先后出现不少颇有成就的大家,伊秉缓、邓石如、赵之谦、何绍基、金农等。清人的探索,为书法注入了新的理念与模式,开启了唐宋以后书法的新疆域,功莫大焉!.然而,清人对碑派书法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们个人的探索与书写模式,无形中已成为同时代及后来人对碑派书法艺术学习的局限。

鲁迅的书法深受六朝碑版、墓志、北派书风的影响,其笔下的书作,已将北派书风化成自家独具的风貌,其小字行书,耐人寻味而又生动自然,不露痕迹。

此种境界,当属修出来的。谢无量(谢无量|像孩子一样写字)及当今湖北的吴丈蜀(吴丈蜀|怎样欣赏书法)亦是属于这一类。

何绍基技术熟练,病在书写的模式化。王觉斯书固可爱,纵横激扬,跌宕起伏,观其作如金戈铁马,无不如意。然其病在过于精熟,熟乃下,非书之高格也。若八大之书,淡逸空寂,不食人间烟火,于世无求却给人以震撼!清刘石庵亦师香光,然书作疏庸静穆,举重若轻,劲气内敛,誉为有清帖学第﹂高手。然其书沉稳有余,鲜活不足,二人均师香光,却面目迥异。纵观古人书迹,可见,学什么不重要,重在品悟。

一味提倡什么书风,显得比较偏颇。艺术是多元多彩的,写什么并不重要,而是要写出品味、意境与个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书尤不可俗。有些人盲目地把西方的观念,生硬移植到书法创作中,抓不到书道的本质,一味求得表面的张扬,乃至书坛“乱象”丛生。

简单否定过去不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新鲜感。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换个角度看会更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充满活力和朝气。

追求古朴的意境,对每位学习书道的人都是不可忽视的。“偶与野人相对语,夜来闲梦入西周”,可以间接地从文字里、碑帖里找到与古人相通的地方。今天,我们不是创新不够,而是“温故”不深。西方人敬畏的是吾华夏千古文化精神。面对《祭侄稿》这样的稿书,可以一下就把你带到那个年代,好像与作者面对面而坐,仿佛看到充满悲愤心情的颜真卿伏案疾书,字里行间能感受到笔下的率真旷达。如果对古人没有“入木三分”的领悟,是达不到这种高度的。此稿是“无意于佳乃佳”的典范。所以,古代文化传承的精髓,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得以延伸。

晋唐以后,小楷书法皆从“二王”范式,能颠覆 “二王”传统风格的小楷,稀如星凤。当然,八大、云林尚属例外。

《且二亭序》未必就是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写的《祭侄稿》《争座位》、苏轼《寒食帖》有真性灵,不为书而书,属于“无意于佳乃佳”的典范。《且二亭序》是后人做出来的,美化了,有媚气,千古鹰品而已。当然,这仅为个人看法。

《洛神赋十三行》如鹤鸣九皋,松秀停云,不像唐人以后小楷写得俗套。其字笔画健朴,线条俊秀,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一种神采,与晋人的那种风度接近,不难看到书写者的性灵,超逸自然,状态微妙,但并非无懈可击。唐人心目中只有“二王”模式小楷,更多是在追求一种技巧、法度,少的是灵性。

纵观历史,写小楷能有大气象者少见。如果我们今天的审美还停留在文微明时代,则很无趣。那时国界没打开来,所见有限,人们看到的就“二王”留下来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宇宙万物都是融会贯通的,你还局限于固定的小格局,一成不变的那样写,行吗,.审美在延伸发展,反观那些东西你会觉得很局促、小气。今天,提倡汉碑,实际上就是要学习大汉的气象,虽然,“大”和“小”完全是我们自己感觉上的问题,小楷能写出大的气象,确非易事。

习修大令《洛神赋十三行》帖,宜平心静气,精神放松,方可外观气度,内接风神,魏晋气象当在其间矣。纵观书法史,笔下沉逸超迈,峻宕渊厚,神采焕然者,少之又少。而至万境空纳,高古而寓新意,藐空唐宋,直越魏晋,上揽三代,而入上乘之境,非唐宋以下能窥也。

古人谓:“各有灵苗各自探”。先人创立的各种书写规则与方法,看得见摸得到,而授人以技,颇类匠俗之为。法度的空间应随心相之变而变,岂外物能限、俗眼能窥焉。所谓魏晋风骨与气度,在当今,颇难切身感受。唐初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似得王氏之家传,气息纯然,秀逸端庄,笔法精雅纯正,然较之《洛神赋十三行》,则失其真率气度与超逸峻迈之气格。当然,《洛神赋十三行》亦非完美无缺,吾等假此或可探得魏晋气息之﹂二。虞书与后来颜、柳变革之书无关。变革,无疑是一种进步。然其形成的运笔、结体的本身,无形中又局限了艺术本身的创造与发展。作为艺术的探求,取法固然重要,然创法则尤为重要。变则生,不变则死。

唐宋以后,小楷多受制于“二王”,形制所囿,难有超越。云林、八大,皆有超拔之才,脱俗之怀,下笔直越 “二王”之外,其颠覆之意味,俗手难窥其境。其实,他们才是最懂得“二王”的。或许,他们原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的。

中国的书道文化传承千年,纳天地万物之变,融义理妙趣于其间,纵横不可端倪,何能以模式陈旧、了无新意、穷途末路等轻言妄断,.如何做到“起承转合”, “柳暗花明又一村”,直至“万类霜天竞自由”,才是吾辈应持的信念,也是时代赋予我辈的责任。时代的审美总是超前的,创造亦不可重复。传承无处不在,天人合一乃吾华夏艺术认知的最高境界。创见的高度合于心相。心相的融变则是天地万物变数之折射。由心相到笔端的过程,隐含无穷的造化因子与妙趣义理。因此,普通的书写与书奴般的传承,与书道的精神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从书法出发,直到对书道精神的追寻,无疑是认知的高度在不同时空的转换。因各人的机缘不同,故不可同日而语。先天存有的差异导致结果的殊同,承认与否都是客观存在。

晋唐以后,能颠覆“二王”传统风格的小楷,稀如星凤。

魏晋可看钟豁,大王黄庭尚有可观之处,但离真正的魏晋风度差之较远,且佳拓真本难觅。其实,在汉魏碑志、出土竹木简帛、砖铭等中尽可觅得众多“消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其实,学什么并不要紧,重在悟知也。天赋人工,两不可缺。研习书道,不仅要有超方的志向,还要具有超方的眼力、超方的品格与超方的悟性及境界,方可达通透、明性之境。

古人云:唯俗病难医也。气息高古者,百年难遇。有些人多少受时风笼罩,心智未明,不辨今古,往往不识古人高妙之处。故有以喜弄奇技以为时尚,或以熟练的书写惯性、超大的作品、怪异的手段炫人耳目;或以西方变异之术求之于书法之变革,以此误以为创新者大有人在。诚然,吾等亦时有难免。殊知,古人一笔二回,盖发自千年灵府,灵府空虚者谈何新意也。书道作品唯有雅俗之分。大凡持“新旧”之说者,若非浅薄,则多为无知所惑或偏激所致。所谓时尚者,一时之风尚也。世俗之见,媚俗之态,具在品下。道之存,无时不在,亦无处不道,所谓“目及道存”是也。大道之行,心无星碍。说之容易,行之难。有人一得“法”便“死”。有人不为法却“生”。起“死”回“生”,何其不易! 眼下有人将毛笔书写弄成一种近似绘画或行为艺术来表演,这些显然与书道无关。迎合只能媚俗,只能是一种浅俗与平庸。书画虽同源,却不同道。书道的精神及其内涵,具有天人合一之先天因子与后天的觉性内存于心相。故“万殊一相”“空纳万境”等并非无稽之谈。中国的书道艺术,从来就是书写者心相的外延,是完全个人潜意识中本然之美,在书写情趣启动下的超然映现,时间与历史才是最好的明证。一切有为化为无为,似空实有,万象归于零,发于始,明心见性,无间心手,至“空纳万境”“万殊一相”乃书道之崇高之境矣。

写碑不宜用长锋。恕我寡闻,不能断定过去长锋笔存在与否。近代绘画中裹锋效擦之手法,似从黄宾虹始创,但黄用的并不多,而用长锋写草书好像应从林散之始,故而现代长锋盛行,但长锋有自身之局限。写汉魏者若以长锋笔,只能以短用长勉力而为。从张旭、怀素及“二王”们所写草书遗迹来看,俱非长锋却达到草书的理想境。所以研习书道者不宜跟风从众。当然,主者是人,笔墨皆为我用。

清以后文人将隶书过于“概念”化了。汉碑传达的是一种整体的大汉精神与苍茫雄阔的气度,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丢弃,不是再现古人。如何将自身养成参天大树,大凡持有悟性的弟子,应该这样想、这样去做。因为成就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

平时众多的感受,点点滴滴,忽明忽暗,然抓起毛笔的刹那,俱已烟消云散。只有长年的惯性动作,老滋老味地爬上心头,牵着你的毛笔横竖撇捺着昨天以前那一套,我们都是小学生,由不会到会到熟练直到无法回头!你熟练吧,是的,大众喜欢吧,是的。你就是米南宫,王觉斯,你就是“二王”就是颠素,就是董其昌,如何,书法史就是这样教导众生的。

艺术创作源于心灵的“像素”,流于笔下的也只是沧海一粟。

创作家的成熟期应在五十岁以后,趁年轻时多多实验锤炼,让心灵丰满起来,切勿在意世俗的流变,远离 “江湖码头”,远离污染源。以平常心事人待己,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德是智慧的化身,人太聪明并非好事。

在今后未知的岁月,我们或许掌握了某些的技法,心境也会因之由淡变浓,直至最终丧失最初的纯朴与本真。天才的至敌,往往在过程中产生。

意识具有穿透力,是能量的即现。觉悟便如“莲花浮水”。

人体是一个完满的小宇宙,研究探索人之生命奥秘与研究宇宙空间一样有意义。作为人类本身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开发的只是生命宇宙的微乎其微。肉身的局限与灵魂的无限,构成生命相反相成、阴阳互补、气血交融、情思辉映、天人合一的血肉之躯。大自然的一切奥秘与人体的奥秘似无二致,气聚成形,气散若空,均在虚无之间显现而已。

书写的快乐,只在写的当时拥有。而这样的拥有不是恒常的。当你深深观照的时候,便会发现与明白这样的实证,这是让我们的生命与意识逐步过渡到单纯、简静、从容、自在的唯一方式。这便是真理。作为“结果”的作品本身,便是过去阶段的结束。未来未知的结果又会在某一时刻造化显现,故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乃宇宙永恒不变的真实。

不断重复的惯性书写,仅能获得书写的快意,却很难体验到创造的乐趣。太熟练,是反复操练的一种程式化书写。生到熟再回生,是一个基本规律。一般人由生到熟,便止步。而艺术的生命力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境域,笔墨当然应情生变。语言的丰富性,随机生发的变数,让书写生动有趣,一日有一日之不同。当然变化是随机的生发,不是事先安排或设计。宁可无变,不可强变。渐变是常态,顿悟只在刹那。今天看古人,要有敬畏之心,要看到古人的普遍问题所在,才能更清醒地认识传统,从而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及该如何去做好自己,多读、多看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古人创造的一切模式,既是入门的先导,亦可能是前景创造意识的障碍。人们习惯用古人的书写模式解决今天的创作问题,那么有没有更新的可能呢?我们有兴趣讨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古人创造了可以学临的惯性书写,以此达到传承的目的。古人用心就如父母对孩子一般。今天,我发现可及可传的都是死法,更应发觉关注人的内心气象,关注潜意识的光明显映。这是我们有别于先辈的崭新的一面。这一点的发现与探索,应是中国书法创作与意识转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凡追逐风尚者,必然笔下多见俗气。浅层次的交流,均在“品”下,无品,何评之有。即便让时下所谓的高手名家到汉代去交流,恐怕连当时的匠人都不如。

今天能见到的众多简犊、墓志,大部分为匠隶所写。书以品为上,气息决定品相,心相存于心宇。心中已有,何必方外求,.所谓“相由心生”“万殊一相”是也。

我们被当代众多“大师”“名家”所包围,初习者搞不清,被“忽悠”是不奇怪的。从大汉入手,上窥三代,下视晋唐,这是难得的机缘。

写字要有风骨,横平竖直,意在“杀纸”。尽管毛笔是软的,可一笔下去,要感觉像金刚杆,这个力量不是鼓努作力,而是自然行笔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圆融而通透的力。心象与意识瞬间融会,一笔下去,便能做到心随意,意随笔,以致“忘我”。

艺术创作要见风骨,这是一种精神内涵的实践。书法尤甚。一笔下去,一切都融在里面了,你的所思所想、性格气息都在里面了。书写就是写你自己,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自然笔下通达、透彻。故“书道”的研修,当偏重于精神的修持,须在平常生活中“澡雪精神”,养和充达,无为而至。

做人要有风骨。风骨在,精神便有气象,笔下才会洞透传神。

艺术创造崇尚的是一种“自然观”,符合天地自然之精神。以此观照内心,作品的内涵才会丰富、生动,气机才会流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可能往往过于执著于技巧,而忽略了艺术本性,这是一个过程,该时常自醒。今天我们如果一出手便是米莆、王铎,就是书写与审美的“惯性”延伸,反复的操练直至熟练,再以这样的动作搞所谓的“创作”,其实,就是按照惯性去重复别人,真的与创作无关。

打破成见,打破历史的陈规,打破地域的局限,打破自身的局限,只有打破了,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独立的空间,尝试新的感受。艺术创造最怕人云亦云,跟风媚俗。

人之气脉与心性是决定一件作品气韵生动与否的关键。不同风格的作品,流露不同心性,乃心相之显现。随机而生,随缘而至。要重在过程的体验,在体验中品尝、发现、认识自己。不在于写什么,看是何人写。临写只在于认识、发现、证得,因而只在过程。“果”是证悟实修得来的,是未来的过去。心慧则明,心明则慧。

艺术境界最难的就是超越自身。养气、修心,领悟自身内在的气象。对于作品本身,只有艺术家本人心里最清楚。看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的,能看到表象后面的东西,眼力一定要高。后面的东西是忽隐忽现的,那是真的东西。表象就像一个人穿的衣服,看上去也许很漂亮,但不一定适合这个人。艺术应强调“返璞归真”。

一定要训练自己的眼力,以眼观心,通过眼,看到心里的“东西”。写横画就像一团“气”,推过去。写 “点”,要如高山坠石。

写字画画都不应有“计较心”,一笔写坏了,就不写了,其实不要怕,继续往下写,也许就救过来了。坏的是落叶,可以衬托出好的。艺术需要有慧心,需要即时生变,不断地有新的“芽”发出来。

一个“字”也是一个“构成”。汉碑拓片里面看不到笔墨。笔墨在我们手上。笔墨体现的是一种内在修养,表现的是一种美的状态。古人写的章草有法度,有功力,但也可能缺乏灵动与诙谐。古人所谓的气韵生动,是修出来的高妙。目光不能总是停留在表象的追逐,而忽略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纯然高古的气韵。字无论大小,气息最重要。

乐泉|号拓园,万千莲花斋。1950年生于南京。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首批研究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九三学社社员、主持拓园书道雅集。先后应邀在上海美术馆、北京今日美术馆、河南省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艺术展览。出版有:《乐泉书法集》《当代书法家精品集——乐泉卷》《中国名画家精品集——乐泉卷》《当代画坛六人之约》等多种专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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