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帖》的来历与艺术特征
邓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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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帖》（图一）旧藏于清朝内府，乾隆皇帝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合称为“三希”，极为珍重宝爱，这件作品因此而富有盛名。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纸本，纵27厘米，横11.9厘米，共3行，22字，其文为“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难以释读。
若要知晓《中秋帖》的来历，需要对王献之的《十二月帖》有所了解，并综合二者进行考察。本文首先讨论王献之《十二月帖》与《中秋帖》的关系，其次以《十二月帖》为参照分析《中秋帖》的艺术特点。
一、《十二月帖》与《中秋帖》
在南宋曹之格摹刻的《宝晋斋法帖》中，摹刻有王献之《十二月帖》的两个本子。第一件（图二）较为完整，其文为：“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第二件（图三）残损程度很高，仅剩不到十二字。以那件完整的《十二月帖》和《中秋帖》相比较，可以发现，二帖文辞多同，只是《中秋帖》略去“十二月割至不”、“未复”、“恸理”诸字；另外，二帖的字形、章法有很大程度的相似处，亦有微妙的不同处。
北宋书家米芾因为藏有四件晋帖和两幅晋画，所以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宝晋斋”，自己搬迁到哪儿就把这个匾额挂到哪儿。他在任无为军使期间，曾经将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和王献之《十二月帖》刻石，置于官廨之中，这些刻石后来因遭兵火而残损。在南宋，无为守葛佑之根据火前善拓重新摹刻，亦置官舍之中。后来，曹之格通判无为，搜罗帖石，另增曹氏家藏晋人法书和米氏父子书迹，汇为十卷，另加刻石。曹氏所刻十卷法帖因刊米芾“宝晋斋”匾额于卷首，故名《宝晋斋法帖》。
在《宝晋斋法帖》的跋尾中，曹之格说：“蒐遗抉芳，独谢太保、王右军两帖石角剥鳞裂，丽暗壁间，漫不可摸索。及观前守葛佑之之跋，谓得火前善本重刻，则知火前亦仅三帖。旧石之不存者，惟王大令一帖耳。”看来，他只在官舍之中见到了王羲之《王略帖》和谢安《八月五日帖》的残石，至于这两块残石究竟是米芾所刻还是葛佑之重刻，则不得而知。依曹之格所说，他并没有见到王献之《十二月帖》的残石。《宝晋斋法帖》卷一收刻的晋人三帖，皆有两种刻本，第一种保存较为完好，第二种残损较多。有的学者认为第一种是葛佑之刻本，第二种是米芾刻本，唐兰认为此说并不足据。唐兰的看法是：“宝晋斋法帖完全是曹之格募工重刻的，根本没有收入过米芾原刻与葛佑之重刻的原石。那末，为什么晋人三帖会有两种本子，其中王略帖甚至有三个本子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搜集到两个不同的本子就刻两个，搜集到三个就刻三个。”唐兰进一步认为，“晋人三帖的第一种本子是从葛佑之重刻本的旧拓重摹的”，第二个本子因为上有《星凤楼法帖》的刻者曹士冕的印章，所以“显然是曹之格取之于星凤楼帖加以模刻的”。而《星凤楼帖》所刻晋人三帖所据为何，并不可考。笔者认为，唐兰先生的以上看法颇为有据。综上所述，《宝晋斋法帖》所刻《十二月帖》，第一个本子的来历是“米藏墨迹本—米刻本—葛刻本—曹刻本”，第二个本子的来历是“米藏墨迹本—？—星凤楼帖本—曹刻本”。
《中秋帖》的著录与评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众家对其真伪说法不一，综合起来大概有三种观点：王献之真迹说、唐人临本说、米芾临本说。董其昌在帖后跋中认为这就是王献之的《十二月帖》，只是“十二月割”等字被割剪而去，明汪珂玉《珊瑚网书跋》亦同此说。明人张丑（1577—1643）《清河书画舫》认为这是王献之《十二月帖》的唐人临本，只是卷首六字被节去。清初吴升在《大观录》中则断定其为米芾所临，今人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亦同此说。在这三种观点之中，米芾临本说最为学界所接受，现详述如下。
吴升《大观录》认为“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又因米芾曾经经手过《十二月帖》，所以认为“为米元章所临无疑”。与吴升相似，今人徐邦达亦通过笔画的形态以及作品的气息否认其为王献之真迹，并进而认定其为米芾的“不全临写本”。他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说：“今以两本相较，《十二月帖》虽只见石刻，但书法劲逸，自是东晋风度。《中秋帖》笔肥墨饱，很象米芾书《秋深帖》真迹，此与前述王羲之《大道帖》是一类的米氏临书应无疑议。”除此之外，徐邦达还从《中秋帖》所用纸、笔方面提供了证据，他说：“且所用系竹料纸，据了解，这种纸要到宋代才能出现。又笔亦柔软无心，非晋人之迹，更不用讲了”。
这样的结论当然是历史的一种可能，然而其中依然留下蹊跷之处。为何米芾的临本将帖首的“十二月割至不”以及帖中的“未复”、“恸理”诸字略去，致使文句残缺而不可读解？这样的“节临”方式实在少见。笔者以为，《中秋帖》可能是宋人依据《十二月帖》某个刻石残本所临，遗漏的“十二月割”等字恰恰便是残损之处。《宝晋斋法帖》所刻《十二月帖》的第二个本子就残损颇为严重，若据此临摹，文字缺漏将更甚于《中秋帖》。既然《宝晋斋法帖》有这样的残本，我们就不能排除当时有其他残本存世的可能。米芾的书法在宋代影响极大，《中秋帖》的临写者在笔下呈现出米芾的风味，丝毫不奇怪。而如果一见到某件作品有米芾书法的风貌，便断定其出于米芾手下，似也失于简单。
二、《中秋帖》的艺术风格
《中秋帖》作为一件临作，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献之的书法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米芾样式的书法趣味。
首先来看《中秋帖》所体现的王献之的书法特征。
唐代书论家张怀瓘记载了二王父子的一件轶事：“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书估》）简洁而多变（“伪略”）、连绵纵引（“草纵”）、行草相杂（“稿行之间”），王献之的这些书法特征在他少年时期的话语中已经有所预示。《中秋帖》将王献之那种连贯纵引的特点传达得淋漓尽致。字与字之间连处多，断处少，相连的字形甚至多至四个、五个。字与字之间的相连极为顺畅，有的通过牵丝相连，如“不复不得”四字；有的顺势将上下两字的笔画串联为一体，如“如何”二字；还有一种情况是，将上字与下字本来相离的笔画写成相接，如“即甚”二字。这种“连属无端”的书写，真可谓“极草纵之致”了。米芾《书史》对《十二月帖》墨迹评述说，“此帖运笔如火筯划灰，连属无端，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那种“一笔书”的特征在《中秋帖》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此帖虽然连绵纵引，却并非草书，而是一件行书与草书相杂的作品。行与草的相杂不仅体现于字与字之间，还体现在一个字的不同部分之中，比如“还”字便写成上行下草。相较而言，行书繁而草书简，《中秋帖》恰在繁与简的对比中表现了一种奇特的趣味，正如张怀瓘评王献之所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书议》）
其次，我们分析一下《中秋帖》所展现的米芾样式的书法趣味。
在字的结构方面，米芾和王献之有所不同。米芾的结字紧峭而险峻，多呈纵势，而王献之的字势具有开阔、宽博的特点。米芾云“右军中含，大令外拓”，元代书家袁裒说“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外拓”、“开阔”、“散朗”都表明了王献之书法的这一特征。以《十二月帖》与《中秋帖》相对比便可看出，《十二月帖》结体开阔，字内空间多，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章法上形成的纵引之势；而《中秋帖》结字纵长，字内空间少，增强了纵引之感，狭长的字形连贯而下，真如垂虹飞瀑一般。
临帖与读帖一样，都是阐释前贤范本的方式。《中秋帖》是宋人所临晋帖，展现的毕竟是宋人的意趣。而当它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便又成了今人眼里的宋人之作了。历史总是在不断的读解中更加接近真实与丰赡，对于《中秋帖》的来历和艺术价值而言，同样如此。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