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1955—），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研究工作。研究之余，亦有书法创作。
♦晚清官员日常书法活动♦
文 / 白谦慎
我是研究清代的，晚清世界联系着中国的现代化，直接和20世纪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晚清官员日常生活当中的书法。
我关心的主要是在1850—1900年期间活跃在晚清政坛高官的文化活动。书法活动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想知道的是晚清的政府高官花多长时间研究、练习、“创作”书法。
我在研究中发现，晚清的官员要写很多的书法，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书法呢？
晚清官员的重要文娱活动：写书法
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大概分为三种：练习，自娱，应酬。这三种活动我都需要解释一下：练习，天天练毛笔，他们的日常书写用具就是毛笔；自娱，就是说我今天高兴了，我要写一张字；应酬，就是为朋友写，写了字送人，卖字的情况几乎没有，主要是送人，有的时候是主动送，有的时候是别人要，这称之为应酬。
先讲讲花多少时间写字？我讲的不是小朋友的习字，而是成年人做了官以后花多长时间写字？梁启超曾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这样评论书法，第一，书法可以独乐；第二，书法可以不择时，不择地；第三，费钱不多；第四，费时间不多；第五，费精神不多；第六，成功容易而有比较……第七，可以收摄身心。正因如此，晚清的官员一般都会练一些字。
打个比方，晚清的一个大官曾国藩，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一个课程的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存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学习老师每天练字。
李鸿章临《圣教序》 1892年
这是前几年拍卖的李鸿章临《圣教序》，里面都写了日期，每天临一篇，大概一百来字。
李鸿裔是曾国藩很重要的幕僚，晚年住在苏州，苏州的网师园就是他的。他每天要读、看、写，读一经一集，看一史一子，写汉碑、临集贴，这是他的日课，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况。
李鸿裔日记首页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中国派到欧洲的大使，他也写字，而且非常系统。看他的日记，他有时按照篆隶正草的次序临帖，亦即一天临篆，下一天隶，然后正，最后草，如此循环往复。曾国藩的练字也很有意思，今天只写一百个刑部尚书的刑字，明天写个大，后天写个夫，各种各样的练习方法都有。
日常的书法活动还包括朋友之间的切磋书法和独自领悟书法，曾国藩的友人何绍基，是晚清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曾国藩与其见面时经常切磋书法，据其日记记载，如：“酒后，与子贞谈字”，“至何子贞处，观渠作字，不能尽会悟，知平日所得者浅也”。李鸿裔是曾国藩的幕僚，他的日记里面记载，“与眉生论古人作字之法，至灯时散。”就是讨论如何把字写好，这在晚清当中非常普遍。
为什么晚清官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练字？这是一个问题，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张佩纶在致友人的书札中，曾专门提到李鸿章为人写对联的事：“合肥每年必写楹联一二月，藉以消夏。戊子（1888）后因病中辍，家人以解衣磅礴，出汗过度劝止，去年九月，因为兄旧居名致书屋榜，乃先君斋名，必欲亲书，恐手生荆棘，活腕十余日始书之。”多认真啊，练了十几天的字才下笔，为什么这么认真？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懂（书法），你还真不能随便写，一对别人马虎人家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加。中国的人口在清代有很大的增长，清初的时候差不多1亿，乾隆年间差不多2万，到了光绪年间大概有3、4亿。人口增加了，但有些官职并没有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晚清的官员其实很忙，放假也少，应酬也多。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人口多了，读书人也多了，那能不能分担写书法的人的负担？说起来在理，其实不然。中国书法的流动有三种模式，一个是同辈之间流动，一个是由上向下流动，一个是由下向上流动。而真正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官越大，名气越大，写字越多，所以增长量越大，他们就越忙。
当扇子不仅是纳凉工具：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
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称之为“扇对”），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
吴大澂写的对联
这是吴大澂写的篆书对联，晚清一些官员写的对联数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共写了106副对联，同治七年（1868）二月写了146副对联。他每个月书写百余副对联是常态，而非偶然。
晚清官员写扇面也很多，数量上几乎可以和对联匹敌。扇子从明代开始就不是简单的驱暑用具了，它是一个饰物，冬天也带扇子。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各个阶级的男女两性都使用。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已应使人避风而不是搧风。”所以你可以看到扇子不只是用来驱暑的。
利玛窦和徐光启
这是一个欧洲的铜版画，每个人都拿了一把扇子，穿的衣服不是夏天的，而是冬天。
17世纪景德镇瓷器
这是一个17世纪景德镇的瓷盘，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拿扇子，四个人四把扇子。扇子是一个道具，一个装饰物，就像古代有人拿着玉如意，这是扇子的广泛用途。
对联是在清初才开始流行的，清代中期以后成为最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此之前，扇子应是最流行的书法形式，远远多于手绢和屏风。曾纪泽冬天一天写了26把扇子，早春一晚上写了30多把。
那么，为什么扇对会成为应酬书法当中最主要的形式？你可以看到对联有两个特点，章法上我已经讲到了它容易布局，写得更快。第二个是因为对联是尺寸最大，但同时字数又最少的一种书法形式。
吴大澂对联（1869年），124 x 28 cm，八平方尺
可见对联的装饰面积更大，而且写对联有一个好处，成功率高。所以书写对联能够满足用书法来装饰空间的巨大社会需求。
和条幅相比，对联在写错后更容易修改。扇面恰恰很不一样，它和对联有很大的区别。对联是公开的，挂在家里给别人看的；扇面是有一定隐私性的，它就是要打开又合起来，可以把玩的，而且它的章法更加活泼，可以是一个人完成，也可以多人完成，还可以写得很简单，像吴大澂写的这个扇面，只有两行。
吴大澂书篆书扇面，约1868-1870年
吴大澂等书扇面
这是五个人完成的扇面。反面可以画画，可以携带，可以把玩。它可以写的很简单，也可以写的非常的细腻，可以少到仅仅一行，十来个字，甚至四个字，也可以上千个字。
比起对联，扇面不仅在视觉的丰富性和精致性上更胜一筹，随身携带，它还是使用者社会身份的证明。正如清初涨潮所云：“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中国文人其实都备有很多的扇子，我的老师跟我讲过，他们在苏州开会的时候，每一次就等于一场书画展，所以书法扇面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清代的影子写手都有谁？：如何提高书写效率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那么多的写字量，就要提高效率。像何绍基那样要写107副，效率不高的话怎么行，提高效率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就是联语的准备。对联不能当场作，作107个多难啊。
吴熙是晚清时期楹联名手，辑刻作品有《绮霞江馆联语偶存》宣统二年刻本。
咸丰十年（1860），潘祖荫（伯寅）向郭嵩焘出示了一册其祖父、曾任大学士的潘世恩（1769-1854）“手录联语，属书数字。”郭嵩焘题了两首诗后跋曰：“岁丁未，曾乞文恭公师楹书，十年兵火，旧藏书帖多残毁散失，而此书独存。伯寅理卿出吾师手录联语一册，敬题二诗于后。”
吴大澂手录自己所集大篆联语一百七十五句
这个是吴大澂写的大篆，他也准备好了联语。在当时还有出版各种对联的书，另外中国八股文当中的对偶句，拿出来就是对联，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第二个提高效率就是代笔，幕僚代笔的现象非常普遍。幕僚就相当于秘书，有的时候是账房先生代笔，账房先生一般写字都挺好的。
据曾纪泽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廿七日日记记载：“楷书则皆请锦堂代笔”，这也给我们做研究的提供了参考，鉴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也有可能字是假的，款是真的。
为了提高效率，落款也有技巧。最主要的是正文和落款分开书写。比方说曾国藩，“巳刻写对联三付，下款十余付，皆送竹屋者”。这里的“下款”亦即落款。
为什么不落上下款呢？这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还有称谓中的礼数问题。比如张三要的时候，他要根据张三的辈分来落款，是要考虑落款的称呼变化的。
当时的求字者一般会自备纸张，因为量太大，官员的收入，特别是京官也不高。在送去纸张上面一般会写明上款应如何写，这是书法史的一种习俗。
梁俊，同治四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再有就是买对联纸。晚清就有各种对联纸，这种对联纸很多背后有一个花纹，对联的章法相对容易，只要把字填进去就好了，这样书写既增加了效率，又比较好看，而且庄重，高低又一样。
对联纸
科技的力量：磨墨机
还有就是墨汁的准备，磨墨是非常耗时的，特别是写大字，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张穆描写他的好朋友许瀚为书所累，家童奋力磨墨的情景：“家童靡（引者按：“靡”即“磨”），墨声隆隆然，掔为之脱。”磨墨要磨到腕脱，说明对墨的需求量很大。
磨墨太慢，于是出现了墨汁，中国的墨汁就出现在19世纪的上半期，主要是用来印刷的，对于写字来讲还没有这么精细。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八日，叶昌炽“偕允之奔厂东一得阁购墨汁”。但是墨汁还是不如新鲜的墨好，新鲜的墨颗粒比较大，滑动感更好些。于是就发明了磨墨机。
最早的磨墨机是苏州的职业书法家姚孟起发明的。王学雷曾撰文证明，姚孟起在1879年已经委托钟表店制作了一台发条驱动的磨墨机，用姚的话说，“较手磨可快十倍。”两年后（1881）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的谢智卿也制造了磨墨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关心磨墨机了。虽然磨墨机有它的问题，因为固定好发条以后它会发热，发热以后就会容易起渣子，起泡，还需要不断改良。但是起码你可以看到书法家们在巨大需求量的压力之下，为提高效果也在考虑买墨汁和用磨墨机，这是当时的现状。
卖字能够跻身富贵阶级吗？
这是今天的观念，晚清官员不卖字，都是送。现任官员不卖，退休以后可以卖。
1855年的时候何绍基已经退休了，他在一封家书中提到，“人们都劝我写字要笔资，老年窘状，我就收点吧”。大约在同年六月致何绍京的一札中云：“此次沪上笔资，足资盘费”。这说明朋友之间还是不卖字的。
杨葆光（ 1830－1912）， 《订顽日程》
读杨葆光的日记，可以知道他除了画画收钱，字是不收钱的。
不卖字什么原因呢？这跟当时做官的收入比较高有关，特别是地方官。还有一点为官期间润格很难订。书写的日常性也使润例难订，而恰恰这种不收钱，也就维护了他们的文化地位。正因为不收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只有认识人才能求到，不认识的为什么要给你写，所以这跟金钱的买卖是不一样的。
不卖字可能是书写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得文人文化得以维护。由于没有市场价，所以在书法应酬中出现了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
索书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由索要方提出的，而且是不付钱的。官员的字什么时候就会成为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呢？一般在他晚年的时候就变成商品了，或者去世以后二、三十年就开始在市场上流通。这和今天很不一样，中国过去的文人对字确实是非常珍视，“见钱南园对极佳，价极昂”。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为创造而写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日常书写的很多东西最后都变成了我们认为的作品，所以用作品这个词定义中国古代的书法是不太恰当的，这是西方的观点。很多东西比如说信札，还有药方、笔记等，我们今天都把它当做书法来看，但是把这种大量的日常书写当做书法来看，有时候也会遇到问题，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晚清的官员写了这么多字，人们是不是都把它当作“书法”呢？其实未必。
打个比方，在古代，著名人物收到的寿幛、寿联和祭幛、祭联有时真有多到成为负担的地步。那么大量的信札是怎样处理的？据曾纪泽的日记记载，他只保留书法好的信札：“将挽联三箱清检一过，留书法佳者数副，馀分与诸妹，且赏宅中婢仆。”当然今天幸存下来的，拍卖公司都把它当作书法来看待，古人“书”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模糊的。
怎样评价晚清官员的艺术爱好？
去年我到加州大学去演讲，有人问我中国打不过别人是不是因为写字写的太多了，玩物丧志？你说一点没道理吗？也很难讲。但是实际上我所提到的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还有吴大澂也好，恰恰是晚清最能干的一批官员，而且他们也非常注重西方的知识。并且在传统中国，书法一直是维系传统政治集团的社会凝聚力。这种传统的惯例还不会由于外部形势的巨变而迅速地产生变化。它的变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的下半期。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书写工具、丧葬文化、匾牌文化、书信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精英整体性地退出书法，书法不再是精英的艺术，这对中国书法史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晚清的官员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观察他们文化活动中的一些细节，自然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来发生变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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