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胎息于《天发》，书从印入
除去邓、吴一路的篆书以外，徐三庚与吴让之一样，也有效仿《天发神谶碑》风格的作品传世。此类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很大，大约有三十年之久。与吴让之的偶然为之有所不同，徐氏之作不但数量较多，且在这一类书作间呈现出丰富细腻的变化：或清雅爽峻，姿态矫健;或苍茫老辣，舒展遒涩。随着年龄以及艺术领悟力的不断增长，他笔下的点画形貌和韵味逐渐丰富，境界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50岁以后，其用笔更显纷披老到，结字舒宕夸张，可谓笔随心动、变幻自如。若非谙熟古法、功力深厚者，绝不能至也。《天发神谶碑》风格奇诡，于篆书中独树一帜。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评曰：“若篆若隶，字势雄伟。”清张廷济跋云：“吴《天玺纪功碑》(即《天发神谶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这种在篆隶之间的雄奇惊世气魄深深地吸引了徐三庚，其遂以此碑为一安身立命之处。
此碑的临习在技法和整体气息的把握上是颇有难度的。其字形宽博，内部空间较为疏朗。横画的起笔处呈纵势，极似镰刀状，与随后的横线似断若连，收笔处方峭坚实。纵向点画挺拔有力，中截丰满而挺拔，到收尾处徐徐提锋，形如“刀尖”。作为取法此碑的第一人，吴让之的艺术实践为后来的众多书家拓宽了学书道路，徐三庚、赵之谦、齐白石等人都因此而受益匪浅。但吴让之模仿《天发神谶碑》之作在笔法上显得较为理性，走笔小心翼翼，用墨亦实，虽能得其形貌，也不失高古气格，然终究于神采上略显拘谨，自由发挥的成分不多。客观地说，这是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遗憾。
然而徐三庚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碑学无论在技法还是理论范畴都已日趋成熟，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等碑学名家的典范作用对他有莫大的启迪之功，他眼前要做的就是沿着他们已经开辟出的大道继续前行，并凭借自己新的领悟加以深入、延伸。徐氏学篆主攻邓、吴两家，对他们的各类创作风格可谓了如指掌，故而他在吴氏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强化了作品的表现力。可以说，在对《天发神谶碑》神采的摄取和发挥上，徐三庚显然是更胜一筹的。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篆书《仪表瑾瑜八言联》(见上图)领略其远过常人的才华与艺术风范。此作书于光绪二年丙子(1876)夏四月，上联落款中有“拟吴《纪功碑》”之语，内容集庾信、屈贾句而成联：“仪表外明风神内照，瑾瑜比絜日月争光。”作品浑穆大气，老辣沉雄，结体方严，上收下放。虽有朱栏界格作为装饰，但字的下部多有舒放之笔，往往逸出其外，不受拘束。如“仪”“争”“光”三字，笔势恣肆悠长，极具张力，笔端毫无尖锐羸弱之气，飞白苍涩斑斓，似虚而实，笔短意长，有意犹未尽之趣。其点画多用侧锋，铺毫慢运，横粗竖细，饶具隶意。在行进的过程中强调顿挫，积点成线，这样可有效地避免点画薄弱弊端的产生，增加其厚重感。其稍显夸张的涩意与飞白的运用瞬间塑造出浓郁的金石气息，在艺术效果上比吴让之塑造的光洁线条更具观赏性，使观者有“如见古碑”的感觉。形成这种笔法的具体元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原碑及其他篆隶石刻的深入研习。碑派作品是以“拙”“涩”“力”为艺术主旨的。徐三庚于篆隶一隅多有涉猎，通过长年的积累学习，在笔法的塑造能力上自能与之靠近，把握住碑学精神。第二，对于金农的借鉴。徐氏学古并不是机械地崇古，而是能敏锐地关注本朝名家的创作成果，使其为我所用。其点画的外部形态即与金农“漆书”多有近似处，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第三，将篆刻中的“浙派”刀法融入笔法。徐三庚是篆刻名家，其印作多得益于“浙派”切刀法。这正符合徐三庚所服膺的邓石如“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创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