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两行一味费思量，笔啮毛边锋欲藏。戏缀闲章留古趣，但依倾倒醉何妨。”(见图一)这是我日课之际乘兴戏题，并跋曰：“夜来偶拟王子敬《鸭头丸帖》，书后无意倒钤一印，姑且存之，不知者或以为余醉后为之，聊博一哂耳。”想及前贤书赠友人，曾有醉后倒钤印章之事，书者当时并没有执意改之，而言以此可证得对主人有倾倒之意，有机趣，见真情。记得当时对所书所记拍照置诸朋友圈，引起不少书友共鸣。现在读来，犹觉有点味道。因为它不在于诗，也不在于书，而在于一种诗书交融之境也。
即兴诗并即时书，当可遇不可求。历代诗人即兴吟咏多有妙句，但少见即时入书，而历代书家即兴所写亦较多录自前人诗词联句。今时创作提倡自作诗书自是正确导向，而因为展览的一些规定性，也使当下书者很难把偶尔乘兴所得诗句即时入书。应该说，这种即时性，不论对于诗句的锤炼、意境的营构，还是对于自然性书写等等，确属兴之所至。也正是这种不可重复性，或有诸多神来之笔，见出书家笔墨之纯与性情之真。
于是文思与笔墨也就在此时此刻有了一种极为惬意的衔接与过渡，思之所至、笔之所宗、墨之所达在几乎不需过于用心斟酌文字的时空中而有了笔墨的畅达。加之少了抄写古诗词之时的移意于书之过渡，从而能达到落墨行文的直抒胸臆。这也是砚边杂咏的快意所在。如果砚边无佳句，或者有佳句而远离文房之境，则诗书衔接受阻，笔墨也就可能少了一些自如意味。
应该说，这也是情境独特性所致。若没有恰当合理的情境，纵然搜肠刮肚凑得几句，书写亦难免鼓努为力。故唐代孙过庭《书谱》所言“五合”之境，其中的“偶然欲书”一直令人向往。试想琴音袅袅之际，一杯清茶，一帧法帖，数张花笺，不闻窗外车马喧，独居斋室悟古人。会心处，思接千载。一个点画，悟出一道妙理;几行虚实，慨叹风雨人生。偶然灵光闪现，吟哦推敲几行小诗，不欲示人，但显自我真心。便会再借砚边余纸，乘兴落笔。间或磨墨之时，稍作推敲。花笺之上，随行布势，随字生奇。此情此境独属一人，于是笔墨也就不计工拙矣!
如此，斗室之内，笔墨与诗句共相融合。所思、所书、所悟一并见于宣纸之上，似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心无挂碍，正是得奇句、出无意之时。有了如此心境，也就不会绞尽脑汁觅诗材，不会处心积虑搞创作，机心似已远离，或许也就接近了一种“诗意的栖居”之高境吧!
图二
当然，虽曰诗书不分家，但诗与书作为两门艺术也定有各自的独特性所在，无须赘言。我生性愚钝，诗未及门，书尚不工，诗书之间融通之境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不妨再录往昔砚边偶拾《久旱逢雨夜半临池》一首，以求共鸣：“叹有田家久盼雨，一窗笔砚待氤氲。欲随此夜透犁止，半是修持半礼君。”(见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