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自太祖开始，通过大力改革，以文立国，实行文人统治。太祖奉行此政策原为了制约百官军事势力和加强政权，但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全面发展。太宗赵匡义即位，文艺开始复兴。北宋时期的文化艺术非常发达。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见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北宋前有五代十国混乱。五代在唐之后，唐文化虽在混乱中遭到了破坏，但博大宏伟的艺术难以灭绝，俨然而存。况且动乱时代中“大一统”的思想被瓦解，文艺思想变得更为活跃。再者，北宋时期理学兴起，表现在书法领域，唐代法度森严的书风至此渐变为自然和自由，“尚意”书风兴起。林敏修无疑是“尚意”书风中的一位杰出书家。但由于其生前处于隐逸状态，身后存世书迹又少，故而人们对其关注不多。
林敏修(生卒年不详)，字子来，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北宋时期“江西诗派”诗人。林敏修所著诗文有《无思集》四卷以及《文献通考》等传世。其与兄长林敏功(字子仁，别字松坡)世称“二林”。林敏修终生布衣，“兄弟皆隐君子，不但以诗重”(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可以说，林敏修既是个文学家，也是个书法家。
林敏修的文学造诣很深，后人评价极高。南宋张孝祥在诗句中说“两林文章翰墨，只今尘上墙阴”(《德化漪岚堂感二林碑六言》)，足见其对“二林”的诗词非常怀念。明末清初顾景星在《咏三隐》中说到“子来实爱弟，豹席共床笔。湮没无思篇，零落蒙山集”。由此可见，林敏修和兄长林敏功经常一起探讨翰墨，并且顾景星对“二林”兄弟的《无思篇》和《蒙山集》的湮没和零落感到无比惋惜。
林敏修书法卓尔不群，所书《蒲元礼墓志》便是最好的例证。《蒲元礼墓志》存世不全，残碑高89厘米，最宽处38厘米，最窄处27厘米，厚3厘米。碑文款有“晋安林敏功撰，晋安林敏修书”。这是“二林”为黄庭坚的好友蒲远犹之子蒲元礼撰文并书。
从《蒲元礼墓志》观林敏修书法，文气跃然而出。自中唐以后，“古风”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平民的享乐主义，所谓市民文艺亦应运而生，因此书法被各种阶层广泛应用。到了宋代，政治制度、思想以及各种阶层精神文化的影响，使书法变得多元化。在这种形势下，书法意态更新，书家更多注重抒情遣兴。林敏修的书法体现出的正是这种文人韵味。《蒲元礼墓志》全篇稳重而含蓄，既具晋人之潇洒、唐人之法度，又有宋人之灵动。因为是块残碑，所以我们难以概览全貌。但从其现存的字迹来看，其书法笔力遒劲，纵意任能，得心应手，成熟精到。
《蒲元礼墓志》为行楷字体，笔法上从晋人出，多用中锋，转笔较多而多见圆润。其用笔可以说是“八面出锋”，严谨丰富，健爽潇洒，非常娴熟，深得王羲之书法之精髓，如此碑中的“穷”字和《集王羲之〈圣教序〉》中的“穷”字。此碑用笔上也有接近米芾的部分，如其中的“闽”字与米芾《多景楼诗帖》中的“闽”字。此碑字势上接近颜真卿，整体感非常美。章法上，行间疏朗，与米芾早期作品《方圆庵记》极为相似。凡此种种，足见林敏修书法功夫很深。
林敏修作为一个文人墨客，其书法颇得“尚意”之风，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崇尚晋风。晋代文人玄奥莫测、放浪形骸，林敏修的字多具率意天真之趣。二是饱含书卷气。“气”本来是一个哲学术语，用在书法里面即指作品中的主体精神，可看出书家的气质、情操、修养。从《蒲元礼墓志》可看出，文学修养很深的林敏修虽然书法原迹已刻成了碑，但不失书卷气，书风稳重工整中不乏灵韵，有一种文人风度。
宋代理学的兴起使文人更加注重内心的修养，在书法上强调精神气度，更加注重整体上的意境，使得宋代书法变得愈加重视抒情、倡导个性风格。毫无疑问，宋太宗令钩摹先帝明贤和“二王”墨迹于枣木为《淳化阁帖》，造就了帖学兴起，促进了书法的繁荣。然而刻帖此后辗转多次翻刻，无疑模糊了墨迹的用笔，所以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宋代书法的发展。马宗霍《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随帝王喜恶的风气下，书法家很难革新。林敏修书法从容不迫、气韵生动，虽有精心安排的艺术匠心，但又没有做作雕琢的痕迹，字里行间散发着闲雅之情，通篇气息淡和空灵、潇洒自然。这种个性在当时“趋时贵书”的风气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究其缘由，笔者认为林敏修的书法个性与他隐居而不受世俗所扰有关。隐逸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中国文人既向往庙堂之上，也向往江湖之远，“放浪于形骸之外”而“快然自足”。据记载，林敏功因进士考试落榜，曾曰：“轩冕富贵，非吾愿也!”自此不出。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卞路过蕲春，拜访林敏功并极力向朝廷推荐，朝廷下诏令蕲州官府派员恭送到京城，林敏功逃到三十六水(今青石镇高溪河)山中。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赐林敏功“高隐处士”。林敏功此后再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林敏修作为一个隐逸文人，与兄长林敏功比邻而居，时常一起讨论诗词。但是不能不说，林敏修对生活还是充满了追求且心境上有些躁动。从他的《次韵寄检讨公时在巨野》一诗可以窥见其心境：“济北淮南梦到稀，牢愁犹赖酒来微。欲知饭颗诗人瘦，政忆长须主簿肥。应世君方持手板，畏人我已著山衣。春来消息甚疏阔，徙倚高原惜寸晖。”这首诗是林敏修写给一友人的，先说到自己借酒浇愁，然后引出了自己“瘦”和“著山衣”，对比友人的“肥”和“持手板”，最后以“消息甚疏阔”和“徙倚高原惜寸晖”表达了对友人为官的羡慕和心里的不安。从此诗看出，林敏修的隐居好像有些无奈。但是从其一生来看，他还是以隐逸为主要人生倾向的。这种不安或许只是一时之态，反而更真实。
隐逸文化对中国历代文人有深远影响。其实质是个人自身、人的心灵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是默契的，人不能和自然对抗甚至超越自然。把顺应自然当作一个最高的准则，其结果就是自然的人情化、人格化，所以人在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以及在研究自身的过程中领悟世间一切。如是，书家的心胸得以开阔、境界得以提高。如前所述，林敏修作为一个文人，书法自然会是“气韵生动”。这里的“气”是一种流荡广远而又包含广远的整体性存在。这种“气”化解着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林敏修书法与自然的鸿沟。
在宋代，隐逸文化发生了转型，以庄子“自由原则”为依据的隐逸文化逐渐成主流，尤其是隐逸精神对宋代士大夫的审美追求影响至深。林敏修在隐逸中，对书法持有“自乐”的审美态度和“率意天真”的审美追求，把诗文书法当作一种娱乐遣兴、精神满足。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思想和修养的高境界。
林敏修作为“江西诗派”诗人，在文坛的名气很大。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也就慢慢被淡忘了。针对林敏修的书法，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发现其客观价值。可以说，其书法充分体现了“尚意”书风的美学情趣。对其书法进行研究，无疑会给北宋书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宋代还有一位林姓的隐逸文人林逋，号称“梅妻鹤子”，书法绝对一流，名气较之林敏修更大。这就表明，在整个宋代文化繁荣炽盛的背后，仍然有一种隐逸文化所折射的幽静之美存在。研究林敏修的书法，重要的是对其思想乃至对当时整个社会有充分的认识，把创作主体、对象和技巧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因而要深入地探索各种书史、书论以及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层面。除了要研究书家和其作品，阐述技法和审美之外，还要探索书家的精神世界及其社会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把握研究对象，作出有价值的探索，得出有价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