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徵明(1470-1559)是继祝允明之后吴门书派的领袖。提起文徵明的书法艺术,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他平正婉和、清润端方的小楷和法度谨严然意态生动的行书。王世贞曾评价其书法有言:“待诏(文徵明)以小楷名海内。”的确,不论是为人处世,还是绘画法书,文徵明所予人的感觉,通常是一派似其小楷般的温文儒雅之气。实际上,文徵明于书法一艺,诸体皆善,除了小楷、行草等“小字”外,他还有作有颇具气势的“大字”,平时所较少展现的洒脱率性的一面,亦在其“大字”创作中显露无疑。这件作于嘉靖戊申(1548)的《自书诗卷》,便是我们管窥文徵明“大字”成就及性格中另一面的窗口。
此作长11米,由数张纸拼接而成,可谓鸿篇巨制。书写上明显有来自黄庭坚(1045-1105)的影响,笔势纵横,点画开张,结体中宫收紧,大开大合,予人以气势开阔、风神洒脱之感,这都是黄氏大字行书的特点。遍览文徵明传世“大字”代表作,如《游虎丘诗卷》(苏州博物馆藏)、《风入松词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都可看出奇峭刚健的黄氏笔法。这样的影响何以发生呢?纵观文微明的学书历程,其早期书风并无明显特征,中期转益多师,面貌渐趋清晰。王世贞对其学书历程有如下归纳:“公书法无所不规,仿欧阳率更(询)、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海岳(米芾),抵掌睥睨。”实际上,文徵明主要的老师有两位,一是吴宽,一是沈周。沈周的书法,便是学习黄庭坚为多。对于文徵明仿黄的成就,王世贞亦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在书法方面,吴宽对于苏轼的学习、沈周对于黄庭坚的学习,都仅得其皮毛而已,文氏却得其真意。“吴文定之眉山,沈启南之豫章,仅得其似耳”,而文微明“真得豫章三昧者”。观此卷,可知王世贞所言不虚。实际上,文氏的“仿黄大字”,由于几可乱真,曾有被裁去款印,作为黄庭坚墨迹出售的经历,从中亦可见文徵明“仿黄大字”之成就。
从现存法书作品来看,文徵明的“仿黄大字”,始于60岁之后,足风其在书法创作方面不懈的探索精神。这件《自书诗卷》,作于文徵明78岁高龄时,然而纵观全篇,笔力苍劲老辣,气势大气磅礴,殊无老颓态。值得一提的是,文徵明对黄庭坚的学习,仅限于大字行楷,其“小字”,直至晚年仍保持着严谨雅正的本家面貌。


有趣的是,此卷的具体书写时间,卷末的款识言“正月晦日”,即农历1月的最后一天。由台北故宫卷的款识可知,是“腊月廿又七日”,即农历1月27日。这似乎并非仅是简单的巧合,或许暗示了文徵明的些许心境。《灯花》诗从内容上看,为节令诗,适合在正月书写。而观其文意,一方面有壮志未酬的伤怀之感,而“心憎积雨何当霁,事卜明朝喜可知”一句似乎又透露出对新的一年的期许。实际上,节令诗的书写,在文徵明的自书诗卷类作品中并不少见。在作于嘉靖丁酉(1537)的《元旦春阴等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同样书写了数首应景新年的节令诗,亦以大字行书书写而成。那么从1537-1548年,文徵明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从书作的气象中我们亦可窥见一二。对比《元旦春阴等诗卷》与此卷,书体中明显的山谷风味没有太大变化,然而无疑较之十年前之作,此卷更为厚重凝练,这一方面显示出随着年岁增长文氏心态的不断变化,由意气澎湃渐趋沉静内敛,一方面也是他在大字方面不断取得更高成就的体现。
在布局上,比较此作与文徵明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的“大字”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元旦春阴等诗卷》、《西苑诗三首卷》,上海博物馆藏《石湖烟水诗卷》,苏州博物馆藏《游虎丘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自书诗卷》等,皆采用两三字成一行式的布局,极富张力,纵观整体,字字独立然气息连贯,为其大字作品的典型面貌。其中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行书夏日漫兴诗》最为接近,皆作于戊申(1548年)此作为正月所作,故宫藏本为六月所作,书写内容皆随时令而变化。

“霜天”(《自书诗卷·鸡声》)“雪天”(故宫博物院藏《元旦春阴等诗卷》)
“灯前”(《自书诗卷·鸡声》)“灯节”(故宫博物院藏《元旦春阴等诗卷》)
“听”“窗”“壮心”(《自书诗卷·鸡声》)“愁”(故宫博物院藏《元旦春阴等诗卷》)
“端”(《自书诗卷·蛙声》)“端”(辽宁省博物馆藏《自书诗卷》)
“兰”(《自书诗卷》)“栏”(辽宁省博物馆藏《自书诗卷》)
“嘉靖”(《自书诗卷》)“嘉靖”(故宫博物院藏《西苑诗三首卷》)
“旧作”(《自书诗卷》)“旧作”(上海博物馆藏《石湖烟水诗卷》)
“还”(《自书诗卷》)“还”(苏州博物馆藏《游虎丘诗卷》)
文徵明的“大字”作品,在其存世法书中数量较少,其价值有待学界深入发掘。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收藏的文徵明法书作品中,多是小楷、行草书等“小字”作品。由是可知,此卷足称得上是难能可贵,曾经北京张允中(1881—1960?)和香港李启严(1919-1984)收藏。张氏为浙江山阴(绍兴)人,名致和,号补萝庵主。善贾饶资财,过手多巨迹。为民国年间北京著名收藏家。不仅精擅文物鉴定,还擅于修复,曾修复过毛奇龄《书法册》,当时引起轰动,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收藏家之一,其藏品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卷》,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除《五色鹦鹉图卷》外,沈周《有竹庄中秋赏月》卷、赵左《雪蕉图》、毛奇龄《书法册》、罗聘《鬼趣图册》(现藏日本)均为其收藏。
李启严为香港的大收藏家,好古博雅、收藏甚富,《淳化阁帖》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及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墨拓曾经其收藏。“群玉斋”为其斋名,历经岁月沧桑,幸得近代收藏大家宝鉴,此件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历史价值都难以估量。
张允中、李启严旧藏。张允中(1881-1960),绍兴人,名致和,号补萝庵主。民国年间北京著名收藏家,精擅文物鉴定和修复。曾收藏宋徽宗《五色鹦鹉图》。
款识:嘉靖戊申正月晦日,玉兰堂书旧作三首。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