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号岩夫民伯，河南洛阳人，祖籍陕西西安。李建中生活在五代十国至北宋时期，其祖父是前蜀的功臣。蜀被灭后，李建中侍奉母亲居住于洛阳。李建中进入仕途已经是北宋初年了，太平兴国八年(983)及进士第，历官著作佐郎、殿中丞、太常博士、金部员外郎等。李建中曾长期掌管西京御史台，故人称“李西台”。
首先我们应该为李建中正一下名声。李建中的书法在同时代及稍后的评价中是颇有微词的。文坛泰斗欧阳修认为李建中眼光狭隘，取法张从申导致其书格调不高。苏轼批评得更为严苛。对于李建中书法的格调与渊源，苏轼用比较激烈的口气说道：“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或许在这一点上，苏轼受到了老师欧阳修批评李建中书法的影响。苏轼在评价林逋的诗书时用了一句经典的诗：“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言外之意是说李建中书法的特点是肥厚。苏轼又说：“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说的还是李的书法舍掉险瘦而取肥厚。看来，李建中的字在苏轼的眼中就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其实苏轼的字又何尝不是扁阔肥厚，而最终博得黄庭坚的一句“石压蛤蟆”的谑评呢?黄庭坚对李建中的批评还是比较公允的，既肯定了李的书法是“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字中有笔”，也指出李“如法师参禅”“少(稍)病韵”的不足。用比较客观的历史眼光看，李建中在五代十国乱世到北宋初期大量书法资料遭兵燹损毁严重而导致书学颓废，几无后继之人的情况下，凭借着自己在洛阳寺院能够看到并学习大量杨凝式题壁书迹的有利条件，将杨凝式融合晋唐的书风传递到“书之废莫废于今”的北宋初期，为此后“宋四家”能够迅速找到吻合时代的书风追求(融合晋唐)，进而掀起一股强大的“尚意”书风树立了榜样。再者，李建中生性淡于名利，笔下总会有一种平淡虚静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又恰恰和源于唐、盛于北宋的“禅宗”的最高境界相吻合，所以李建中的书法无论外在的技巧路径还是内在的精神追求都为北宋“尚意”书风发了先声。因此，李建中在书法史上功不可没。
李建中的书法作品，传世代表作当属三件信札。其中两件(《同年帖》《贵宅帖》)藏于故宫博物院，一件(《土母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这里欣赏到的这件楷书诗帖册页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作为纸本，纵22.6厘米，横16厘米，4行，每行7字，共28字。其书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虚堂永昼来风长，石枕竹簟生清光。文园肺渴厌烦热，更要夫君在侧傍。”诗写得并不好，格律也有问题。相比于他的几件传世信札，这件作品太平淡了，一看就知受颜真卿的影响。其用笔的提按对比，捺、钩等收笔的处理方法，以及平正的结体方式等都直接脱胎于颜真卿，不过没有颜真卿结体的开阔气势，还显得有点逼仄。比如两处竖弯钩并没有往横向拉开的气魄，蜷缩在了一起;“园”“更”等字的外形比较瘦长，主笔也不是很舒展。用笔肥厚是此作的主要特征。仔细再看，此作隐隐地带有智永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开头几个字的笔法。还有“长”字也有《兰亭序》中“长”字的特点，在竖画的起笔处用了轻轻的曲笔，比较耐看。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建中融合晋唐的努力。虽然北宋初官方摹刻《淳化阁帖》是要越过唐人直追魏晋，但完全避开唐人是不可能的，就像清末民初碑帖融合是时代使然而任何人都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一样，唐人的“衰陋之气”只有借助晋人的风韵才能有转机。此作笔法也有细腻生动处，比如起收笔处精细的牵丝，行笔过程中轻微的出锋牵连等。
此作比较耐人寻味的也许就是平和的书写状态，从头至尾没有激越的气势，也没有故意炫技的张扬，有的只是循规蹈矩。黄庭坚所评的“如法师参禅”正好应在此作上。法师不是得道高僧，终日打坐参禅，亦步亦趋，为能够早日得道而不断苦修。这样来看，李建中的书写可能比较枯燥，但比较保险，不会掉到“俗”的深渊中，总比黄庭坚鄙薄周越的俗气要好很多了。
另，关于这件作品的作者有另外一种说法：清人顾复和今人徐邦达考证其为蔡襄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