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都是用笔墨来创作来体现的,但是无论古今之中国画家在谈述时,往往是对笔墨之技法讲的比较多,而对用水则论述得较少。这对中国画之创作及发展来说,不能不说是个疏漏与遗憾。
余以为,水之用法是否得当,着实是影响一幅画之意境与神韵的,似鱼与水之关系。 本文就想结合中国画之发展历程,与自己创作之体会,谈点儿水与中国画之关系。当然,中国画作为一门博大精深之艺术,用水之法又变幻无穷,尚难以作系统之论述,无非是想抛砖引玉而已。



我们综观前人之作品,虽历经数百年,如徐青藤之《芭蕉图》和《葡萄图》、石涛之 《山水烟云图》,以及八大之《墨荷图》,那纸虽因年代久远而显得破旧了,可画中之芭蕉、葡萄、荷花还是湿糖糖的,一派生气盎然之气象依然如故,原因就是用水得法。是因为笔墨之变化,使画之意境和画之神韵永远凝固在纸上,才使后人神往不已。
中国绘画史上凡自成一派,形成独特风格而成为大师者,作品无不是笔精墨妙。一笔之中,笔有三折,一点之墨,墨分五色。这笔墨之变化,关键全仗妙于用水,水墨神化,才使得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跃然纸上而显神韵,栩栩如生。得其要诀者方为高手也。
我从事中国花鸟画创作,对花鸟画创作在用水上尤为关注。回顾中国花鸟画发展之历史就可以看到水在笔墨中之重要性。
中国花鸟画从两宋 “院体”发展到元代,逐步向写意画发展,自赵松雪主张 “书画同源”,以书法入画后才真正由工笔向写意画深人发展。到明代各种流派纷呈,除林良、吕纪还是继承两宋“院体”之外,无论是周之冕之勾花点叶法,还是董其昌之“松江画派”,或者是文徵明、沈周之“吴门画派”,戴进之“浙派”写意画,尽管他们流派风格各异,但都十分注重水在笔墨中之表现。到了明清,写意面之笔墨更趋成熟,出现了青藤、八大、石涛等人之水墨大写意,他们更为注重水之妙用。无论是花鸟、山水、人物都大气磅礴,气韵生动,水墨淋漓,让人耳目一新,一开中国画雄奇浑厚、高迈雅逸之风气,他们开天辟地之成就与他们在用水上之大胆是密不可分的。
明清时代中国画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在于他们张扬个性、直抒胸中之丘垫,不为先人之传统笔墨所拘。对笔墨进行了大胆之革新。

中国画笔墨尚有如此之重要,如何能掌握笔墨,又让水之妙法通过笔端而得心应手呢?
南齐谢赫有六法之说:即气的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摹写。
这六法都需通过笔墨来完成,俗话说画形易而画神难,其神韵就得靠笔墨之表现,水法之妙用,方可得其意境,超以象外。
用水在于墨,更在于笔,墨法之妙,全从笔出。笔含水多称湿笔,反之则称渴笔。
初学者往往很难用好水,即使笔中含水不多,由于方法不当,也易笔落纸后,化开流溢,成为一团墨水。

画家用水需要胆略与气魄,意在笔先。如果没有胆魄慌乱地落笔,就用不好水,画成后会与自己之心愿相违。
大胆用水,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此非一时之功,需经常摸索,多下功夫,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我作画时常以泼水法破枯笔或以淡墨破浓墨,用枯笔法擦湿笔,以干湿互用之笔擦纸,使枯湿相得益彰,方能出神奇效果。
我在创作大写意花鸟画时,常作忘我状,解衣盘礴,大胆用水,时时把握好水与墨、水与色以及画面水分之干混和运笔速度快慢之关系,这样才能成竹在胸而潇洒自如,从而出现水墨交融、色墨辉映的神妙境界。因此无论是泼墨还是泼彩都能得心应手。前辈画家李可染、谢稚柳、陆抑非先生对我的用水都有较高之评价。李可染先生观我之泼彩《牡丹图》时曾云:“神韵卓显在于用水大胆,得其妙法。”陆抑非先生看我创作之水墨荷花后提笔写道:“休言泼彩是新路,水法通时八法通。”可见画家用水与中国画创作这种血肉相连之关系了。

以上之愚见,未知识者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