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应佺知恤诏卷》，纸本，纵35.9厘米，横254.7厘米，由五纸连成长卷，内容是敕令毛应佺该如何体恤犯人。这件作品载于《石渠宝笈》卷三十一御书房贮书次等，题为《唐明皇赐毛应佺知恤诏》，定为李隆基书。卷尾有张雨、文徵明等人跋语，上有鉴藏印数十方，经项元汴、乾隆内府、宣统内府等收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知恤诏》卷后署“十七日”三字，正文前又有“敕”字，但未署作者名款，因而素来争议颇多。元代张雨和明代文徵明、项元汴诸跋皆认为是唐明皇的真迹。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及清代顾复《平生壮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虽将其归入唐明皇名下，但张丑认为“诏文原属中书秉笔，止‘十七日’三字御手(宋太宗)书之”，顾复对此件书法持否定态度，高士奇亦对其提出疑义，而吴升《大观录》定其为宋仁宗书。当代学者陈明洁、徐幼良、徐邦达、王家葵诸先生都曾对此作品有过考证。
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认为此敕是在北宋徽宗朝颁发给提点刑狱一类的官吏毛应佺的，书写则出于尚书省省吏之手。王家葵先生根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祖宗重郡守遍赐敕书”条中载有的《知恤诏》全文及其始末，认定该作品为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写给毛应佺的诏书无疑。览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确有“天圣中，毛应佺守窦州，朝廷赐虑囚敕书云……”这样的话。“天圣”是宋仁宗的年号，自然此作品就与唐明皇、宋徽宗无关;另由《鹡鸰颂》与《知恤诏》对比可知两个“敕”字差异较大，故而王家葵先生的论证最为可靠。王家葵先生还将《赵模千字文》与《知恤诏》进行了对比，发现《知恤诏》受到《赵模千字文》的影响较大，进而提出了从北宋到南宋，内府一直以《赵模千字文》作为习书范本的观点。
此卷书法宗法“二王”，的确受到《赵模千字文》的影响较大，字形方整，整体上以平稳取胜;但相比那些经典法帖而言，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厚重的用笔与疏朗的章法本来是此作的长处，但其纵向用笔有些短促，并不像苏轼的字形一样左右开张，横画也不像苏字一样右肩高耸，这样会导致整体上有很强烈的窒息感。用笔上也偶有毛病，常常在转折时还没有调整好笔锋就已经写下一笔了，如“不”“有”“然”等字。字形也并不十分完美，如第二行的“典”字、第五行的“长”字和“与”字等，都有进一步美化的空间。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幅作品的字形风格并不统一，像是集字而成，有些是来自《兰亭序》或像其风格，有些是来自《圣教序》或像其风格，有些像《鹡鸰颂》的风格，有些像蔡襄字，还有的竟然与赵孟頫字极似。个别字形在明代以前并不常见，如“水”字的写法到了唐伯虎、文徵明二人时才经常使用。总之笔者认为，从风格上而言，此作绝非唐明皇所书，根本没有进一步鉴定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