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史上，颜真卿(709—784)是享有赫赫大名的。其墨迹历经千年的天灾、战乱、人祸，存世者凤毛麟角。其中考为大历十年(775)所作的墨迹有两件——《湖州帖》和《刘中使帖》。二者的书写时间相差3个月，今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其著录皆首见于《宣和书谱》卷三，当为同时进宫之物。《湖州帖》又称《江外帖》，纵27.6厘米，横50.2厘米，共8行48个字。内容为：“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诸州水，并凑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没溺，赖刘尚书□抚，以此人心差安。不然，仅不可安耳。真卿白。”此札文意简单，是感谢时任尚书刘晏对水灾后的湖州的支援，字里行间体现出身为湖州刺史的颜真卿对治下百姓疾苦的体察与关切。
颜真卿《湖州帖》(传)，故宫博物院藏
在《湖州帖》与《刘中使帖》这两件作品中，《刘中使帖》流传有绪，根据其鉴藏、著录的情况可断为颜字真迹无疑。而《湖州帖》，据朱关田《颜真卿年谱》称，刻本与墨迹本不同，“拯”字写作“抚”。徐邦达先生说，此帖用笔侧媚多姿，完全不像颜书中锋多“屋漏痕”之意，倒是和米芾行书很接近。他认为，若从书体上来看，此帖完全可以定为米书。笔者感觉徐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但似乎缺少文献资料作为证据。不过《湖州帖》与《刘中使帖》确实表现出了不同的风貌特征，将两者予以比较便可发现。从整体而言，《刘中使帖》更多表现出颜字的跌宕、雄浑、大气。这一特征是大唐盛大气象的体现，当然也与颜字的“屋漏痕”用笔有很大的关系。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记载，怀素与邬彤为兄弟，常从彤受笔法。彤曰：“张长史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自是得奇怪。’草圣尽于此矣。”颜真卿曰：“师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屋漏痕”技法可从两方面理解。一者是运笔中锋，墨自锋颖入纸，不偏不倚。颜字的浑厚博大与其中锋用笔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草隶篆籀的笔法。这一点，颜氏是有家学渊源的。颜真卿《草篆帖》称：“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二者，“屋漏痕”在笔画运笔中如雨水下泻，在墙面因遇到阻力且行且停，并非一带而过，笔画的中间充满变化，笔画的两边呈不规则形状，没有后世笔画的单调、光洁之感。关于这种笔法的使用，唐代是分水岭：唐前用笔丰富复杂而笔画内蕴丰富，唐后用笔趋于简化而显单调美观。颜真卿是这一分水岭时期的代表。颜字整体体现的是刚正雄壮、浑厚遒劲的阳刚之美，《湖州帖》在这种气概上是略逊一筹的，显得巧有余而拙不足，篆籀气也显得略少了一点。相对而言，《湖州帖》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温文尔雅的气息。这正是宋代书风的特征。宋代文人在统治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维护统治的主导群体，养成了文人的自尊意识，个体意识上的审美感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及广度，在创作中尤其注重意趣的抒发和个人感情的宣泄，脱离了唐代“法”的束缚，形成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尚意”书风。《湖州帖》从整体风貌上体现的是颜字风格;但细品起来，尤其将其与《刘中使帖》相比，温文尔雅的气息十分明显。这也是“尚意”的时代气息在《湖州帖》摹本上留下的烙印。这件作品据传是米芾所临，苦无实证，但细微处仍能透露出一丝信息。以“耳”字为例。《刘中使帖》中，“耳”字的左竖，第一笔横画书写完成时笔上挑，在空中沿原笔势上行，于该横画下方侧入纸，入纸后捻管或运腕，在笔画下行时迅速调整为中锋，尔后中锋一拓直下，雄浑有力。实际上，这也是颜字行书竖画的特征。而《湖州帖》最后一行“耳”字的竖画，在左侧竖画书写完成时提笔上行，右下方稍斜落纸，锋颖不加调整，顺势直下，形成的笔画左侧墨重而右侧墨轻，左边光滑而右侧毛糙，明显为侧锋所为。第一行“湖”字的“蟹爪钩”、第三行“凑”字的“奏”部，以及第四行的“常”字等，都是典型的米字特征。通观此帖，其行笔速度较之《刘中使帖》略快，米字“八面出锋”的飘逸显现其中。《刘中使帖》骨感强，而《湖州帖》肉感强。
对于《湖州帖》而言，无论是颜真卿的真迹也好，米芾的临本也好，抑或是宋代他人临本也好，无疑都是书法史上的一件佳作。或许托名于颜真卿、米芾会令其价值倍增，但并未改变其在书法史上的价值。《湖州帖》通篇节奏较为平和温润，在章法上处理得相对随意，没有险怪之处。或许由于临摹的原因，前三行略显拘谨。第一行“江”字起笔稍低，“江外唯”单字字形较大，“湖州最”三字小且挤在一起，自第四行逐渐放开，第五行起挥洒随意。最后一行“耳”字的一竖更是占了两字的位置，对章法起到了调节作用。此帖用笔随意而没有逸出法度之外，厚重而不失巧妙。在笔画的转折处，或方折，或圆转，没有颜字楷书中的“耸肩”;钩的笔画在竖画下行至下端一踢而出，并未如其楷书，竖画下行至下端后沿原方向回行，然后踢出。这也是颜字由行入楷所必须注意的。还须注意的是《湖州帖》中对于枯笔的处理，显得苍茫而有意趣。此帖在书写过程中明显有懈怠之笔。如“湖”字“月”部之一撇，收笔处枯干，散锋没有聚拢;“州”字左侧一撇，笔锋侧切后未及时调锋，侧锋一扫而下，显得软弱无力。
这件作品屡经递藏，能自清内府进入故宫博物院，不言而喻，后款“真卿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宋之际，颜字已不多见，何况后来。但《湖州帖》所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可能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帖“用笔与《刘中使帖》绝相类”(《墨缘汇观》)，所表现的是颜字的精神;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用笔侧媚多姿，墨色温润清雅，正是临摹年代的特征。米芾善于学古，自谓“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临古正是他的拿手好戏。此帖一如其临摹的《中秋帖》(传)，表现出了典型的个人特征。这是不是也告诉我们，所谓的个性特征，本性无时无处不在?即便临摹得惟妙惟肖，书家所得到的也仅仅是表象，而不是深入内心的本性。对于传统书法，如果能够优雅地继承，辅以心性，不失为好路。若一味地强调当代性，会不会变得像某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当代艺术不是艺术，是骗术”?